重新认识我们自己
助人者通常指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及社会工作者。我的出身背景是精神科医生，做精神科医生之前做了两年神经科医生，现在在做家庭治疗工作。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加强自己的心理健康建设很重要。我每天的工作是帮助他人，如果自己心理不健康，那就没法开展工作了。
医学教育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作心身医学模式，就是要求我们不要只把来访者当作客观的研究对象，还要把他跟我们之间形成的关系和系统当作研究对象。有一句古话，“正人者先正己，助人者先自助”，即我们要有办法帮助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需要经常补充、修养和保健的对象。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正视危机，这既是讲给别人听的话，也是我们自己需要注意的问题。正视危机促使我们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成长。在心理咨询中，我们自己就是治疗工具，所以我们要在人格特点中加上心理技巧，这样才能构成治疗条件，达到特定效果。我们在强调重视来访者和社会意义的同时，还要明确我们帮助的人和社会对我们自身有着怎样的意义。
从事心理卫生工作，有几点心理素质比较重要。
第一，既有自我意识，又有价值立场。自我意识涉及哪些问题呢？——我是谁？我跟别人的界限在哪里？我为什么成长为现在的样子？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事情？什么事情对我重要？我做的事情有什么社会性意义？我对别人抱有什么样的信念？这些问题都涉及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助人者先自助，这主要涉及我们头脑中的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视野和格局，知道我们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工作，对于对、错、好、坏的看法会影响我们对来访者说的话、做的事，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好心做坏事，甚至导致医源性损伤——帮助人的时候给人造成困扰和伤害。
自我意识让我们对自己和来访者诚实，避免不道德地利用别人谋取私利；用健康价值观来防止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的价值观一厢情愿地投射和强加于人，会影响我们建立正常的医患关系，因为在建立关系中，对别人产生的幻想会影响对方的形象——敌意制造敌人，善意制造友人。
教育心理学中有个重要的实验——罗森塔尔效应，古希腊神话中有个重要的典故——皮格马利翁传说，它们都反映出“自我应验的预言”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对人性比较悲观和消极，那就会经常看到不顺眼的人。
想要增进健康的自我意识，就要有意识地促进心理的适度分化，在情感、认知上跟别人有适当的界限和交集。有一句话叫作“处人于若即若离之间”，这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如果我们低分化，没有独立性，不能经常保持中立，有很强的受暗示性，就会很容易受人影响，做任何事都没有主见；如果我们分化过高，就会显得刚愎自用，跟人的感情疏远淡漠，出现社会性的不适切，而这在高背景文化中（high-context culture），属于不成熟的表现。
怎样获取健康的自我意识呢？
我们要作为求助者去体验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找有经验的治疗师来做自我体验，这在精神分析中叫作自我分析。第一，我们要有督导制度，把自己的案例和问题交给上级治疗师，获得指导；第二，参加同辈小组并且互相讨论；第三，沉思反省，检点自己；第四，提高技能，增加知识；第五，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生活体验。
中德班（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很受大家欢迎，是因为它有很好的传统，即参加培训的人除了学习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外，还要做自我体验，处理自己的问题。现在，中德班专门为学员开设了团体自我体验的课程，用5个整天的时间让72名学员分为几个小组做自我体验。我在苏州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次，我们的德国老师丽兹·尼古拉（Liz Nicolai）教授上课时，让学员观察环境里面的物体：“请你们看环境里面那些红色的东西！”然后她又说：“现在闭上眼睛，告诉我，你们看到的蓝色东西是什么。”没有一个学员能回答出蓝色东西，因为大家提前接收到的指令是只看红色，尽管蓝色就在旁边。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我们平时受到别人的诱导和指示去关注一些东西，而后把这些观察留在脑中，那些没有引进我们脑中的东西就成为盲区，再用的时候就会想不起来。自我体验就是尽可能减少这些盲区，减少头脑中沉睡的、没有用处的经验。
第二，我们要有文化及亚文化经验意识。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社会背景的人会互相往来，每个人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在这些文化差别显著的交流对象之间，就需要有文化意识，知道自己跟别人的相似性和差别，知己知彼。简单来说，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经历和价值观。想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多元文化的意识，心态宽容，不要少见多怪，不要惊讶于或排斥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要抱着好奇心，虚心地向别人学习。
我们经常对别的文化、民族、地方及人群抱有刻板印象和偏见，这些偏见来源于文化屏障。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本民族的根源、优势和缺陷，也不去了解别的民族，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对人产生偏见。
所以，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包容度，就要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培养良好的语言能力，了解自己的社会性质和性别角色。比如，我们初次跟来访者接触时，要注意他的邻里关系、宗教信仰、家庭背景、对人性好坏的定义、自然秩序、社会关系、价值观及在时间维度上对过去、现在、将来的看法等，这样可以避免形成自我中心的思想。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简称DSM）非常强调文化因素在诊断、治疗中的影响，提出“文化构成”（Cultural Formulation）概念，即在面对我们的记录、分析，以及总结来访者的个人史与临床问题的关系时，要十分关注与文化相关的多方面内容。
第三，我们要有分析和调节自己情感的能力，学会调控情绪。帮助人的过程就是不断引起情感反应的过程，有时候会有积极情绪，例如满意、惊喜、好奇、得意等；但大多数情况下，来访者因为痛苦前来咨询，所以我们体会更多的是消极情绪，即紧张、焦虑、困惑、无助、厌倦、受挫折、厌恶、克制、压抑等；有时候分不清楚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比如受到诱惑时。不管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控，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很好的情感品质，也就是高情商。事实上，情感反应跟职业倦怠和职业枯竭密切相关。
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的情感反应呢？
1.除了我们的内在个性和价值观外，从事助人职业的动机会影响我们的情感反应。我在招收研究生的时候经常要问学生喜欢精神科的原因。我常常听到的回答是，觉得心理学很好玩，可以探索人心灵的奥秘，或者小时候被寄养在姥姥家，跟爸妈相处不好，所以想了解亲子关系的真相和奥秘，等等。所以，不同的学生选择专业的动机很不同。同样是从事助人行业，有些人是因为家里有人遭受痛苦；有些人是自己有心理问题，希望通过学习和培训来帮助自己和他人；有些人是为了盈利；有些人是为了从中获得快乐；有些人是为了获得优越感……
2.工作的应激程度和强度。超负荷的劳动常常让我们情绪不好；过于频繁的生活、职业方面的变化及高强度的劳动对我们心情都有影响。
3.所在机构的背景和声望。大多数人都喜欢到有名望的机构工作，这会增加自己的自豪感和声誉，感觉到被人尊重，不容易感觉到自卑或不受欢迎。
4.职业优越感，即对职业有没有很强的认同。例如，有些人当医生，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父母觉得这个职业好。随着医患关系的紧张，很多医生压力大，收入不乐观，这会助长职业倦怠的产生。
5.个人能力。有能力的人不容易受挫，自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而且学习能力和各方面业务能力都很强，更容易自信、自由、满足。
6.经济状况，即赚钱能力。如果太穷，做事情总是没有回报，基本生活都有问题，那工作动机可能就不够积极。
7.权力感。有些人喜欢掌权，喜欢控制人、帮助人，这样会有一种权力感。
8.人际关系方面，特别是自己的婚姻家庭是否有问题。我身边有些同事的家庭关系处理不好，便带着消极情绪工作，对病人态度恶劣。
9.内心冲突。大家都学过冲突理论，有时候祸不单行（双避冲突），有时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趋避冲突）。正如你想摘鲜花，可避免不了被刺扎到的危险。
这些因素常常影响情绪状态，有些人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将职业中的不良因素带到家庭里面，甚至下班回家就把爱人和孩子当成出气筒。由此可见，情绪调控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学会过普通人的生活，适当远离社交网络，发展体育文化兴趣和幽默感，多跟家庭成员相处，少抽烟、少喝酒。我们医务人员是产生瘾君子的很大群体，如果自己问题较大，不能处理，就要寻求其他专业心理卫生人员的帮助。
现在，有一些心理督导师提供自我体验，如果不愿意找国内督导师处理自己的问题，可以通过网络或参加中美精神分析联盟（简称CAPA）找国外老师做自我体验，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
第四，榜样的影响。无论是好榜样还是坏榜样都会对别人产生很大影响，身为心理专业人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行为举止会成为求助者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所以，如果你达不到别人的期望，就是在做坏榜样。榜样的力量表现在文明礼仪、社会成熟度、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上。我们把自己认同为什么样的人，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观感。人们在跟领导、法官、慈善家、传道士、艺术家、商人、公务员这些人打交道时，风格都会不同。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要有专业人员的形象。
我曾批评过我的一个同事，有一段时间他不太注意自己的形象。我跟他说：“一个患者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人做治疗，如果看到你邋遢、苦大仇深的样子，他可能会想死。”一个人的形象会影响别人对他的期待；个人卫生不好，不讲文明礼貌，会让人觉得没有正面仿效的作用，来访者会很失望。
第五，利他主义。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乐于助人，有爱的动机，对人的兴趣大于对物的兴趣，能从帮助人中感到快乐。帮助人不是满足自己低层次的需要，也不是追求奖赏或怕惩罚，而是发自内心。
第六，道德感和伦理意识。心理健康的工作人员要有很强的道德感、伦理意识，但我们在这方面训练太少，伦理意识薄弱。伦理意识和道德感的核心是不损害求助者的利益，不应该有反社会行为。
现在社交媒体和新媒体已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伦理面临很多新问题。有一次，我们用三个流派进行了三个小时访谈的直播，专业领域对这种行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既担忧又批评，认为我们没有尊重来访者，触犯了伦理道德。我对此非常理解。其实，我们访谈的来访者并不是真正的病人，而是非常熟悉我们专业的扮演者。这是艺术的创造，是一种表演。伦理是规范我们做好事情的原则，规定在某个特定情境下应该做什么；伦理也体现了价值观体系，可以用来判断事情的对错。
伦理跟法律有区别，伦理主要涉及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依赖于理性的权衡和判断，是谴责批评的级别；而法律是哪些事情禁止做，有严格的底线规定，有强制性和刚性，是处罚和制裁。
伦理在临床医学上有四大原则。一是不伤害，在医疗过程中，我们不能让病人身心受到伤害；二是行善，为病人谋取最大的利益；三是自主性原则，尊重病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四是公平，用公正和合理的态度对待病人和家属，老少无欺，不能因为病人的背景进行区别性对待。
第七，责任感。做心理治疗，除了要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之外，还要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很多人不注重责任感，不清楚自己干预别人事务的界限在哪里，自己的权力或能力的局限性在哪里，对自己工作要求太高，负担过重，这样会非常累，甚至会把自己搞垮，不利于身心健康。
我们真正的责任感是，要在助人的过程中慢慢让求助者负起自己的责任，助人者的角色要逐步淡化。最好的治疗就是不治疗。我在治疗中应用的是积极心理学的资源取向——不把来访者说的问题当成天大的问题。而在实际的咨询中，我也会给来访者布置家庭作业（比如，让来访者在未来三年做十件可以表明自己与过去的不幸和内心纠结告别的事情）。
第八，权力意识。我们不能过分看重权威感，权威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威严魅力，它不代表权力的滥用。对于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同仁，在与来访者的关系上，我要提倡以下四点。
1.谦卑、宽容、慎用权力和权威。
2.摒弃技术至上的观点，不要认为自己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就什么都不在话下，常常表现出说话不留余地的样子。
3.不要总是强调弱势地位。在医患关系中，不要带着敌对心态跟人打交道，交流时不要充满敌意，而是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4.把患者当人看。我们不要把患者当成坏掉的机器，也不要把他们当成敌人和对手。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把患者当成亲人，这样也会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地处理与患者的关系。从伦理道德方面来讲，很多时候要求我们把患者当亲人来对待，但这存在问题——如果我跟服务对象变成亲人关系，患者对医生会有对亲人一般的期待，互动关系就会没有界限，医生就不能坚守专业原则，以致产生纠纷。
德国精神病学家克劳斯·多讷（Klaus D?rner）写了一本书——《疯狂是人之常情》（Irren ist menschlich），在这本书中，他给每一大类病都起了一个名字，例如，神经官能症——烦自己也烦别人。所以作为医生，从生物性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病人的病理机制，但在心理社会层面上，我们要把他们当成平常人。
我的导师何慕陶说，精神科病人有一定危险，因为他们在病理性精神症状支配下会攻击人。但有些时候，他们会在病好之后攻击人。这种情况就提示我们，如果平时对待病人不好，他们在病好后可能会寻求报复。因此，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虐待病人。
我的德国老师海尔姆·史第尔林（Helm stierlin）读过两个博士学位。他在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期间，研究的方向是历史上医生的权威和权力与受到暴力攻击之间的关系。我看过这篇博士论文的概要，结论是：历史上医生权力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这个结论对中国医生也有启发，即在某些方面，我们是不是无意中忽略了对患者权利的尊重。
如何改善自己的助人能力
第一，要有同理心和共情的能力。心理素质的核心能力，就是设身处地和投入地理解他人。“共情”（empathy）这个词是受到德文启发发明出来的，德文里面那个词叫作“Einfühlung”，即让来访者感觉到他被理解。虽然基础是同情心，但共情、同理心有更多的理性和认知的成分。
最近神经科学有个很大的进展，科学家在人类和高级灵长类动物脑中发现了跟同理心有关的神经元——镜像神经元，它使我们能对别人进行感同身受的反应，同时可以预测他人的意图、痛苦和动机。
第二，温暖地表达对别人关切的能力。助人者要常常有适切的微笑，并且与患者目光接触。非言语行为和说话的方式都可以营造友好体贴的氛围。例如，在家庭治疗中，要设置亲切的治疗场所，治疗师不穿白大褂，家庭成员可以自己选座位的位置。
第三，让人感觉到开放性，这是跟别人建立信任感的基础。双方要开放，互相提供信息，互相接纳，这是人本主义中来访者中心疗法的原则。该疗法非常强调真诚、言行一致、不虚伪，重视来访者，把来访者的事情当回事。
第四，跟别人交流分析问题、讨论和做计划的时候，要让别人感觉到你是一个有的放矢的人。不要高谈阔论地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给别人的信息要简明实在、措辞得当、接地气。
第五，要有清晰交流的能力。在互动过程中，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话语，让对方对自己的话语表现出你期待的反应；也要注意别人说话时你能否适当回应。这跟文化背景和具体交流环境有关。
助人者的职业倦怠
前几年，我带德国同事到中国三甲医院参观，当时我们在医院大厅很自豪地说一年会接诊上百万病人，他们瞪大了眼睛说：“我估计你们的医生和护士不会很爱你们的病人，甚至会恨他们。”当时我听不懂，但后来慢慢体会到，高强度工作确实会让人出现倦怠的职业模式。
助人者很容易出现职业倦怠。职业倦怠包括三个维度——情绪疲惫感、工作冷漠感和工作无成就感。工作冷漠感只是换了一个说法，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不把服务对象当人看，即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
职业倦怠的形成一般是这样的：觉得我还行→继续投入忘我的工作→然后开始做一些忽略自己身体需要及超出身体耐受的事情→压抑自己的情绪→回避冲突→否认问题存在→不堪重负→行为开始改变，躲躲闪闪、犹豫不决→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失去积极感受，导致内心空虚→社会交往减少，言不由衷→从空虚走向抑郁，心情低落，打不起精神→进入职业倦怠阶段。
德国人非常重视职业倦怠问题，他们为职业倦怠的人提供临床心理卫生服务，以提高其适应性。职业倦怠涉及生理状况、认知模式和情绪，任何阻抗、不情愿和压抑都会产生社会性的不良后果。不管是在临床工作中，还是在督导培训和自我体验中，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和医生产生职业倦怠，表现为疲乏、厌倦、力不从心、无能感、淡漠、对服务对象抱有敌意、情绪抑郁、焦虑、注意力涣散、工作动机削弱、睡不好觉、饮食和体重改变等，再严重就会发展为抑郁症和焦虑症。
服务工作者有时会带有敌意，甚至虐待他们的服务对象，有时候则是让自己变成需要被帮助的对象，严重者甚至会过劳死和自杀。通常情况下，职业倦怠和职业枯竭会严重降低生活质量。
无论是大机构还是小机构，都需要对员工进行人性化的激励和关爱，不要让工作人员在枯竭状态下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