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很拥挤，两边都有玉米秆和草席搭成的屏障，头顶也盖有席子，看起来像马戏团或土著村落的入口。我们的车在这草席覆盖的通道里慢慢行驶，出了通道，便来到一块清理过的空地，这儿原是火车站。这儿的路比河岸还要低，沿这条下沉的路的一边，河岸上挖了好些洞穴，步兵们就藏在里头。太阳在下落，车子在前进，我抬头朝河岸上观望，看见奥军的侦察气球飘浮在对面的小山上，在夕阳辉映下，一个个黑乎乎的。我们把车子停在砖厂那边。过去的砖窑和一些深洞已被改造成包扎所。我认得那里的三名医生。我和少校聊了聊，听说进攻一开始，我们的救护车一装好伤员，就将沿着那条用草席遮掩的路往回送，一直开上沿着山脊而上的大路，那儿有一个救护站，另有车辆把伤员送走。他希望这条路可别阻塞不通，因为这是唯一的通道。这条路被遮掩起来，因为正好处于河对岸奥军的视野范围内。在砖厂这儿，我们有河岸掩护，步枪和机枪打不到我们。河上有一座桥被炸毁了。轰炸一开始，意军准备再搭一座桥，有的部队打算从上游河弯处的浅滩渡河。少校是个小个子，留着向上翘的小胡子。他在利比亚[44]打过仗，身上挂着两条证明他受过伤的条章。他说如果战事顺利的话，他会保证我立功受奖。我说我希望战事顺利，还说他待我太好了。我问他有没有大的掩蔽壕，可以让司机们待在里面，他便派一名士兵领我去。我跟着士兵找到了掩蔽壕，那地方倒蛮不错。司机们很满意，我就把他们安顿在那儿。少校让我跟他和另外两名军官喝一杯。我们喝的是朗姆酒，彼此非常融洽。外面，天渐渐黑下来了。我问什么时候发起进攻，他们说天一黑就开始。我回到司机们那儿。他们坐在掩蔽壕里聊天，我一进来，他们就默不作声了。我给每人发了包香烟——马其顿香烟，烟卷装得松，烟草都露出来了，抽之前需要将两头拧紧点。马内拉打着了打火机，挨个儿递给大家。打火机的形状像是菲亚特汽车的引擎冷却器。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我们刚才下来时怎么没见那救护站？”帕西尼问。
“救护站就在我们拐弯的地方过去一点。”
“那条路会弄得一团糟。”马内拉说。
“他们要把我们轰得××××。”
“可能吧。”
“什么时候吃饭，中尉？一打起来，我们就没工夫吃饭了。”
“我去看看。”我说。
“你看我们是待在这儿，还是四处转转？”
“还是待在这儿吧。”
我回到少校的掩蔽壕里，少校说马上就会有战地厨房，司机们到时可以来领饭了。如果没有饭盒，可以从他这儿借。我说他们想必是有饭盒的。我回去跟司机们说，吃的一到，我就拿来。马内拉说希望在轰炸开始前吃上饭。我出去后，他们才开始说话。他们都是机械师，憎恶战争。
我出去看了看救护车，摸了摸情况，然后回到掩蔽壕，跟四名司机坐在一起。我们背靠着墙，坐在地上抽烟。外边天快黑了。掩蔽壕的土又暖又干，我双肩向后靠着墙，腰背贴地坐着，放松休息。
“派谁去进攻？”加沃齐问。
“意大利狙击兵。”
“都是狙击兵？”
“我想是的。”
“这儿的兵力不足，难以发动一次真正的进攻。”
“也许只是虚张声势，替真正的进攻打掩护。”
“士兵们知道派谁去进攻吗？”
“恐怕不知道。”
“他们当然不知道，”马内拉说，“他们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出击了。”“会的，他们会出击的，”帕西尼说，“狙击兵都是些笨蛋。”
“他们勇敢，守纪律。”我说。
“他们一个个胸肌发达，身体健康，但仍然是笨蛋。”
“掷弹兵们个子都很高。”马内拉说。这是个笑话，大家都笑了。
“有一次，他们不肯出击，结果落得每十人被枪决一人的下场。当时你在场吗，中尉？”
“不在。”
“确有其事。后来，人家叫他们排好队，每十人处决一个，由宪兵执行枪决。”
“宪兵，”帕西尼说，朝地板上唾了一口，“可是那些掷弹兵，个个身高六英尺（约1.83米）以上。他们就是不肯出击。”
“要是人人不肯出击，战争就结束了。”马内拉说。
“掷弹兵们可不这样想，他们是害怕。军官们家庭出身都很好。”
“有些军官独自冲锋上阵了。”
“一名中士枪毙了两个不肯上阵的军官。”
“有些士兵也冲锋上阵了。”
“那些冲锋上阵的，倒没有被人家列队每十个枪决一个。”
“被宪兵枪决的人中，有一个是我的老乡，”帕西尼说，“他是掷弹兵，长得又高又大，还很机灵。老是待在罗马，老是喜欢泡妞，老是跟宪兵在一起。”他笑起来。“如今，他们派了个挎着刺刀的卫兵守在他家门口，不准任何人去见他的父母姊妹。他父亲还被剥夺了公民权，甚至不许参加选举。他们全都不受法律保护，谁都可以拿走他们的财产。”
“假若不是怕株连家人，谁也不会去冲锋陷阵。”
“会的，阿尔卑斯山部队就会。还有那些志愿兵、狙击兵。”
“狙击兵也有临阵脱逃的。现在，大家尽量装作没有这回事似的。”
“你可别让我们这样谈下去，中尉。Evviva l'esercito[45].”帕西尼挖苦地说。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说话的，”我说，“但只要你们肯开车，守规——”
“而且说话别让别的军官听见。”马内拉帮我把话说完。
“依我看，我们总得打完这场战争吧，”我说，“一方停战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假如我们停战了，那只会更糟糕。”
“不会更糟糕的，”帕西尼用恭敬的口气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
“战败会更糟糕。”
“依我看，不见得，”帕西尼还是用恭敬的口气说，“战败算什么？你回家就是了。”
“人家追着你来了，占领你的家，奸污你的姐妹。”
“不见得，”帕西尼说，“他们不可能对人人都这么做。让人人守住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姐妹关在屋里。”
“他们绞死你，逼着你再去当兵，不让你进汽车救护队，让你去当步兵。”
“他们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绞死呀。”
“外族人不可能逼你去当兵，”马内拉说，“刚打第一仗，大家都跑光了。”
“就像捷克人那样。[46]”
“我想你压根儿没尝过被征服的滋味，所以你认为这没什么残酷的。”
“中尉，”帕西尼说，“我们晓得你让我们畅所欲言。听着，没有什么事比战争更残酷了。我们汽车救护队的人根本意识不到战争有多残酷。即使有人意识到，也无力阻止，因为大家都疯了。有些人永远意识不到，有些人怕军官，战争就是由军官造成的。”
“我也知道战争残酷，但总要把它打完的。”
“战争是完不了的。战争是打不完的。”
“不，打得完。”
帕西尼摇摇头。
“战争不是靠打胜仗来取胜的。即使我们拿下了圣加布里埃尔山，那又怎么样？即使拿下了卡索、蒙法尔科内和的里雅斯特[47]，又怎么样？那时我们在哪儿？你今天看到那些遥远的群山了吗？你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们都拿下来吗？只有奥军停战，才行。总有一方必须停战，我们为什么不停战呢？敌军要是开进意大利，就会感到厌倦，一走了之，他们有自己的国家。但谁也不肯让步，于是就有了战争。”
“你是个演说家呀。”
“我们思考，我们读书，我们不是农民，我们是机械师。即使是农民，也知道不去相信战争。人人都恨这场战争。”
“一个国家有个统治阶级，这统治阶级是愚蠢的，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得。因此就有了这场战争。”
“而且他们还借此发财。”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发不了财，”帕西尼说，“他们太愚蠢了。他们毫无目的地打起来，只是出于愚蠢。”
“我们得闭嘴了，”马内拉说，“即使对中尉来说，我们也说得太多了。”
“他喜欢听，”帕西尼说，“我们会改变他的。”
“不过，现在可得闭嘴了。”马内拉说。
“我们可以吃饭了吗，中尉？”加沃齐问。
“我去看看。”我说。戈尔迪尼站起身，跟我一道走出去。
“我能做点什么，中尉？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他是四人中最安静的一位。“你要来就跟我来吧，”我说，“我们看看去。”
外面天已黑了，探照灯长长的光柱在山间晃动着。这条战线上，有些军用卡车上装了大型探照灯，有时夜间赶路能碰得见，就在挨近前线的后边，卡车停在路旁，有名军官在指挥着灯光，他的部下惊慌不已。我们穿过砖厂，在包扎总站前停了下来。入口的上面有绿枝搭成的小屏障，黑暗中，夜风把太阳晒干的树叶吹得沙沙作响。里边亮着灯，少校坐在一只箱子上打电话。一名军医上尉说，进攻提前了一小时。他递给我一杯科涅克白兰地。我望着那些木板桌、灯下闪闪发光的医疗器械、脸盆和盖好的药瓶，戈尔迪尼站在我身后。少校打好电话，站起身来。
“现在开始了，”他说，“又推后到原来的时间。”
我望望外面，一片漆黑，奥军的探照灯在我们身后的山上照来照去。不过，还是安静了一会儿，接着我们身后的大炮都响了起来，轰炸开始了。
“萨伏伊王室[48]的部队。”少校说。
“汤呢，少校？”我说。他没听见我说的话，我又说了一遍。
“还没送来。”
一颗大炮弹飞来，在砖厂外头爆炸。又一声爆炸，在这大爆炸声中，还能听见砖头和泥土像雨点般落下时发出的细小的声响。
“有什么可吃的？”
“只有一点干面。”少校说。
“有什么，我就吃什么好了。”
少校对勤务兵吩咐了几句，勤务兵走到后边去，回来时端了一铁盆冷的煮通心粉。我接过来递给戈尔迪尼。
“有干酪吗？”
少校很勉强地对勤务兵吩咐了一声，勤务兵再次钻到后边的洞里去，回来时端了四分之一块白干酪。
“多谢了。”我说。
“你们最好别出去。”
外边有两个人在门口旁边放了一样什么东西，其中一个还朝里面张望。
“把他抬进来。”少校说，“你们怎么啦？难道要我们到外面去抬他？”
抬担架的两人抱住伤员的腋下和腿，把他抬了进来。
“撕开他的外衣。”少校说。
他拿着个镊子，镊子底下夹着块纱布。两个上尉脱下外衣。“出去。”少校对抬担架的两人说。
“走吧。”我对戈尔迪尼说。
“你们还是等轰炸过了再走。”少校扭过头说。
“他们想吃东西。”我说。
“那就随你便。”
出来后，我们冲过砖厂。一颗炮弹落在河岸附近，突然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不过我们没有听见，直至猛然有一股气浪冲来。我们两人连忙扑倒在地，先是爆炸的闪光和撞击声，然后是火药的气味，我们听见一阵弹片的呼啸声和砖石的坠落声。戈尔迪尼跳起身朝掩蔽壕跑去。我跟在他后边，手里拿着干酪，干酪光滑的表面已蒙上了砖灰。掩蔽壕里，三位司机正靠墙坐着，抽着烟。
“给你们，爱国者。”我说。
“车子怎么样？”马内拉问。
“挺好。”
“你受惊了吧，中尉？”
“你他妈的说对了。”我说。
我拿出小刀，打开，揩揩刀口，刮去干酪表皮的灰尘。加沃齐把那盆通心粉递给我。
“来吃吧，中尉。”
“不了，”我说，“放地上吧。我们一块吃。”
“没有叉子。”
“管它呢。”我用英语说。
我把干酪切成片，放在通心粉上。
“坐下来吃吧。”我说。他们坐下等着。我伸出五指去抓面，把面提起来。一团面松开了。
“提高点，中尉。”
我提起那团面，把手臂伸直，面条总算离开了盆子。然后，我再放下来往嘴里送，吸到头就咬断，然后咀嚼，接着咬一口干酪，咀嚼一下，喝一口酒。那酒的味道就像生锈的金属。我把饭盒还给帕西尼。
“差劲透了，”他说，“放的时间太长了。我一直搁在车子里。”
大家都吃起来，下巴紧贴着面盆，头往后仰，把面条全部吸进嘴里。我又吃了一口面，尝一点干酪，用酒冲一冲。外面有什么东西落下，大地震动了一下。
“不是四二零大炮，就是迫击炮弹。”加沃齐说。
“山里头根本没有四二零。”我说。
“他们有斯柯达大炮[49]。我见过这种炮弹炸出的大坑。”
“那是三零五。”
我们接着吃。有人咳嗽了一声，好像火车头在开动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
“这掩蔽壕挖得还不够深。”帕西尼说。
“那是一门大迫击炮。”
“是的，长官。”
我吃完我那份干酪，喝下一口酒。在别的声响中，我听见一声咳嗽，接着是“嚓——嚓——嚓”的声音，再然后是一道闪光，仿佛熔炉门被突然打开。紧接着是轰隆一声，先是白色，后是红色，跟着一股疾风扑来，持续不停。我使劲呼吸，可又无法呼吸，只觉得灵魂冲出了躯壳，往外冲，往外冲，我的躯壳始终在风中往外冲。迅即间，我的灵魂出了窍，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如果以为是刚刚死去，那是大错特错。随后我就飘浮起来，不是往前飘，而是退回来。我吸口气，回到原地。地面已被炸裂，在我脑袋前面，就有一根破裂的木梁。我的脑袋在摇晃，听见有人在哭。我想是有人在尖叫。我想动，但是动不了。我听见河对岸和沿河上下的机枪声和步枪声。随着一阵响亮的溅水声，我看见照明弹在往上升，接着炸裂了，一片白光在天上飘浮着，随即火箭也冲上天，还听见炸弹声。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随后我听见附近有人在嚷：“我的妈呀！噢，我的妈呀！”我又是拔，又是扭，终于抽出了双腿，便转过身去摸摸他。原来是帕西尼，我一碰他，他就尖叫。他的双腿朝着我，我在明暗交错中看到，他的双腿膝盖以上全都炸烂了。一条腿不见了，另一条腿仅由肌腱和裤腿的一部分勉强连着，残余的一截在抽搐，在痉挛，好像脱了节似的。他咬咬胳臂，哼叫道：“噢，我的妈，我的妈呀！”接着又说：“Dio te salve[50]，马利亚。Dio te salve，马利亚。噢，耶稣，打死我吧打死我吧我的妈我的妈噢最纯洁可爱的马利亚打死我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噢耶稣可爱的马利亚结束这痛苦吧。噢噢噢噢。”接着，是一阵哽噎声：“妈呀，我的妈呀。”然后，他安静下来，咬着胳臂，腿的残肢在抽搐着。
“Porta feriti[51]！”我将两手合拢成杯形，放在嘴边，大声喊道。“Porta feriti！”我想接近帕西尼西给他腿上绑根止血带，但我根本动不了。我又试了一次，我的腿稍微挪动了一点。我可以用双臂和双肘撑着往后爬。帕西尼现在安静了。我坐在他旁边，解开我的外衣，想撕下我的衬衣后摆。衬衫撕不动，我就用牙齿咬住布的边沿来撕。这时，我才想起他的布绑腿。我穿着羊毛袜，而帕西尼却裹着布绑腿。司机们都裹着布绑腿，但帕西尼只有一条腿。我解开布绑腿，可我这么做的时候，就发觉没有必要再绑止血带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确认了一下，他是死了。还得找一找另外三个人。我坐直了身子，这才发觉我脑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就像洋娃娃的眼睛上压着铁块，我眼球后面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双腿又暖又湿，鞋子里面又湿又暖。我知道我中弹了，就俯下身子去摸摸膝盖。我的膝盖不见了。我把手伸进去，才发现我的膝盖原来在小腿上。我在衬衫上擦擦手，又有一道照明弹的光慢慢地落下来，我看着我的腿，心里非常害怕。噢，上帝，我说，让我离开这里吧。然而，我知道，还有另外三个人。本来有四个司机，帕西尼死了，还有三个。有人抱住我的腋下，另有一人抬起了我的双腿。
“还有三个人，”我说，“有一个死了。”
“我是马内拉。我们去找担架，可是找不着。你好吗，中尉？”
“戈尔迪尼和加沃齐在哪儿？”
“戈尔迪尼在急救站接受包扎。加沃齐，抬着他的双腿。搂住我的脖子，中尉。你伤得很厉害吗？”
“伤在腿上。戈尔迪尼怎么样啦？”
“他没事。是颗大迫击炮弹。”
“帕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一颗炮弹在附近落下，他们俩都扑倒在地，把我也摔在地上。“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搂着我的脖子。”
“让你再摔倒我呀。”
“刚才因为我们受惊了。”
“你们俩没受伤吧？”
“都只受了一点伤。”
“戈尔迪尼还能开车吗？”
“恐怕不行了。”
到达救护站之前，他们又摔了我一次。
“狗娘养的。”我说。
“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不会再摔着你了。”
在救护站外面，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躺在黑暗中的地上。他们把伤员抬进来又抬出去。在军医们把包扎所的门帘打开，把伤员抬进抬出时，我看得见里边的灯光。死了的就搁在一边。军医们把袖子卷到了肩部，一个个浑身是血，跟屠夫一般。担架不够用。有些伤员吵得厉害，大多数人都很安静。包扎所门上用来遮荫的树叶给风刮得沙沙作响，夜越来越冷了。时不时有担架兵走进来，放下担架，卸下伤员，随即又走出去。我一到包扎所，马内拉就找来一名中士军医，给我两条腿都扎上绷带。他说伤口里的灰尘太多，所以没流多少血，他们会尽快给我治疗。他回到里边去了。马内拉说，戈尔迪尼不能开车了，他的肩膀骨折了，头部也受了伤。他没觉得怎么疼，但现在肩膀不听使唤了。他坐在一垛砖墙边。马内拉和加沃齐各自送走了一批伤员，他们还能开车。英军派来三辆救护车，每辆车上配备两个人。其中有一名司机由戈尔迪尼领着，向我走过来。戈尔迪尼看上去面色煞白，一副病容。英国人弯下腰来。
“你伤得严重吗？”他问。他是个高个子，戴着一副钢边眼镜。
“腿上受了伤。”
“希望不太严重。抽支烟吧？”
“谢谢。”
“他们告诉我说，你损失了两名司机。”
“是的。一个死了，还有就是领你来的这位。”
“真不幸。你愿意让我们来开车吗？”
“我正想请你们来开呢。”
“我们会好好照料车子，用完还到别墅去。你们是206，对吧？”
“是的。”
“那是个迷人的地方。我以前见过你，他们说你是美国人。”
“是的。”
“我是英国人。”
“不会吧！”
“是的，英国人。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吗？我们有支部队里有些意大利人。”
“你们肯替我们开车，那太好了。”我说。
“我们会十分当心的，”他挺直了身子，“你们的这个伙计急巴巴地就想让我来见你。”他说着，拍了拍戈尔迪尼的肩膀。戈尔迪尼身子一缩，笑了笑。英国人突然操起流利纯正的意大利语来。“现在一切安排好了。我见过了你们的中尉，我们来接管这两部车子，你们现在不用操心了，”他顿了顿又说，“我得设法把你送出去。我去找医务人员，把你一道送回去。”
他朝包扎所走去，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脚步，唯恐踩着地上的伤员。我看见毛毯帘子被掀开，里面的灯光透出来，他走了进去。
“他会关照你的，中尉。”戈尔迪尼说。
“你怎么样，弗兰哥？”
“我没事。”他在我身边坐下。不一会儿，包扎所门上的毛帘子掀开了，走出两个担架员，后面跟着那位高个子英国人。他把他们领到我跟前。
“这位就是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语说。
“我还是等等吧，”我说，“还有比我伤得更重的人。我没事儿。”
“得了，得了，”他说，“别充该死的英雄啦。”然后他又用意大利语说：“抬他的时候，要当心他的双腿。他的腿痛得厉害。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嫡亲公子。”他们把我抬起，送进包扎室。里面所有的桌上都有人在动手术。小个子少校悻悻地瞪着我们。他认出了我，挥了挥镊子。
“Cava bien[52]？”
“Cava[53].”
“是我把他带来的，”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生子。就让他待在这儿吧，等你们一腾出手，就给他医治。然后，我把他随第一批伤员运回去。”他朝我弯下腰来。“我去找他们的副官给你办病历，这样事情会快得多。”他弯着身出了门，走了。少校这时取下镊子，把它们丢进盆子里。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手移动，现在他在扎绷带。随后，担架员把人从桌上抬走了。
“我来负责美国中尉吧。”一个上尉军医说。他们把我抬上桌子，桌面又硬又滑，有许多刺鼻的气味，既有化学药品味，又有甜滋滋的人血味。他们脱下我的裤子，上尉军医一边检查，一边对中士副官口述起来：“左右大腿、左右膝盖和右脚上多处负伤。右膝、右脚伤势较重。头皮有裂伤，”他用探针探查了一下，“痛吗？”“基督啊，痛呀！”“头盖可能有骨折，值勤时受的伤。这样一来，军事法庭就不会说你是自残了。”他说，“想喝点白兰地吗？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你打算干什么，自杀吗？请给他打一针防破伤风疫苗，在他两条腿上都画个十字记号，谢谢。我来清理一下，清洗干净，扎上绷带。你的凝血功能相当棒。”
写病历的副官抬起头来问：“你是怎么受伤的？”
上尉军医问：“什么击中了你？”
我闭着眼睛说：“一颗迫击炮弹。”
上尉做的手术很痛，割裂了肌肉组织，问我：“你肯定吗？”
我尽量躺着不动，肌肉组织被切割的时候，我感觉胃在颤抖，便说：“我想是的。”
上尉军医找到了什么东西，很感兴趣地说：“敌军迫击炮弹的碎片。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再查查看，不过没有必要。我把这些都涂上颜色——这儿痛不痛？好了，这比起以后的疼痛，算不了什么。真正的疼痛还没开始呢。给他来杯白兰地，一时的受惊可以减轻点疼痛。倒也没什么，只要不感染，就用不着担心，再说现在也很少感染。你的头怎么样？”
“仁慈的基督啊！”我说。
“那你还是别喝太多的白兰地。要是骨折了，还要防止发炎。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浑身是汗。
“仁慈的基督啊！”我说。
“我想你还是骨折了。我给你包起来，免得你的脑袋东碰西撞。”他给我包扎，动作非常麻利，绷带扎得又紧又稳。“好了，祝你好运，Vive la France[54].”
“他是美国人。”另一位上尉说。
“我以为你说他是法国人。他讲法语，”上尉说，“我早就认识他。我总以为他是法国人。”他喝下大半杯科涅克白兰地。“把重病号送上来，多拿些防破伤风疫苗来。”上尉冲我挥挥手。他们抬起我，出去的时候，门上的毛毯打在我脸上。到了外头，中士副官在我躺的地方跪下来。“姓氏？”他轻声问道，“中间名？教名？军衔？出生地？级别？军团？……”问完，他又转过头对我说：“我为你头上的伤感到难过，中尉，希望你感觉好些。我现在用英国救护车送你走。”
“我没事儿，”我说，“非常感谢。”少校先前所说的疼痛现在开始了，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激不起我的兴趣，也与我无关。过了一会儿，英国救护车来了，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再把担架抬上救护车，推了进去。我旁边还有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个男人，他的整个脸都扎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像蜡像一般。他的呼吸很沉重。又抬来几副担架，挂在上边的吊索上。高个子英国司机走过来，朝里面望望。“我要稳稳当当地开，”他说，“希望你们感觉舒坦。”我感觉到引擎发动了，他爬上前座，松开刹车，踩下离合器，接着我们就启程了。我静静地躺着，任凭疼痛肆虐。
救护车沿着山路爬行，开得很慢，有时停下，有时倒车拐弯，后来终于跑起来了。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滴。起初滴得很慢很有节奏，后来就滴滴答答地流淌起来。我向司机嚷叫起来。他停下车，从车座后的窗洞望进来。
“什么事？”
“我上边担架上的那个人在流血。”
“离山顶不远了，我一个人没法把担架弄出来。”他又开车了。血流个不停。黑暗中，我看不清是从他头顶上方帆布的哪里流下来的。我试图把身子往旁边挪挪，免得血流在我身上。有的血流进我衬衫里，又暖又黏。我忽然浑身发冷，腿又一阵剧痛，难受得直想吐。过了一会儿，上边担架上血流得少了，又开始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我感到上面的帆布在动，担架上的那个人终于安定下来。
“他怎么样了？”英国人回头问，“我们快到山顶了。”
“我想他是死了。”我说。
血滴得很慢，就像太阳落山后冰柱上滴下的水珠。我们沿着山路往上爬，沉沉夜色中，车里寒气袭人。到了山顶救护站，他们把那副担架抬出去，把另外一副担架放进来，我们又继续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