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以“邀请的方式”提出了基辛格访韩的请求。
基辛格早年曾经多次访问过韩国，但这一次是代表美国并关心韩国如何把握与中国及朝鲜发展关系而来。而同时，韩国也想借此机会打探一下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当时，中国正在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变化对朝鲜半岛有多大影响，这是基辛格访问韩国所真正关心的。
就在基辛格访问韩国前两个月，韩朝第八次红十字会谈在汉城举行。该会议取得了巨大成果，定于8月15日南北双方互换离散家属访问团及文化艺术团，而且还决定在平壤召开下一次北南红十字会谈。
不过，郑周永尤其关注基辛格的这次访问。中国市场的开放，包括郑周永在内的大多数韩国企业家都一直特别关心。但其中实际变化的内幕是什么，美国等强国将对此采取何种立场，韩国经济界将采取何种对策，存在何种危险等一系列问题，不得不让他仔细思索。
由于基辛格与中国高层领导之间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不仅成了世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角，而且可以说是在一个时代曾主导世界外交舞台的人物。
两年前，郑周永因故被迫取消了访问中国的计划，现在，他又继续独立寻求访华的途径。
基辛格作为出色的外交家、政治家，一开始就表现了对韩国经济的关心。他与郑周永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首先，我们想请郑会长详细介绍一下韩国经济的整体情况。尽管我们对韩国经济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我们还是想聆听一下郑会长的意见。”
郑周永也不客气，坦诚说道：“如果用一句结论性的语言来概括韩国经济，那就是韩国的经济正在持续发展。正如博士您了解到的那样，目前我们的经济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主要原因是世界上先进国家均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特别是以美国和欧洲为首的国家借口国内的失业、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设立贸易壁垒。这给以出口贸易为经济重心的韩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很可能会使韩国经济增长率降低。”
基辛格问道：“经济增长率降低后会保持在什么水平？”
郑周永严肃地回答：“大约6%至7.5%。”
基辛格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即使是美国，经济增长率也不过6%。”
郑周永听了笑道：“哈哈！谢谢博士。但是，韩国与美国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果说把经济比作一个人的话，美国的经济是一个成年人，相反，目前韩国的经济则正如一个孩子。美国迈开一步，韩国就需数10步也未必能赶上，韩国增长率的1%与美国增长率的1%不是显著不同吗？”
基辛格听了，不由赞赏地点了点头：“听了郑会长的话，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朋友曾对我讲过这么一段话：‘您瞧，日本人是否是特别勤勉？但是也存在使大和民族相形见绌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大韩民族。’可见，韩国人更加勤奋。”
郑周永谦虚地欠了欠身：“您太夸奖我们了。身处困境，也只有勤奋了。目前日本已成了世界级的债权国，换句话来说，他们不工作也有吃有喝。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世界上最为勤奋的民族之一。想到这些，我们更应该付出比日本人多倍的热情和努力才对。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一点也没有做第二个日本的想法。”
基辛格听了很感兴趣：“您是说不喜欢做第二个日本，为什么？说来听听。”
郑周永说：“从经济问题上，特别是从它与世界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日本所设置贸易壁垒甚至比西欧国家都高，看样子日本并不是乐于与世界共存而是独自生活下去。与此相反，我们韩国则是一个开放的国度，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也必定会更加开放。”
郑周永的话说得很含蓄，但里面却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义，他在婉转地告诉美国：针对美国商品，日本所设置的关税远远高于韩国，因此美国不应该向韩国施加压力要求开放市场。
基辛格当然很明白郑周永话里的意思：“是吗？但是在我们美国人看来，韩国日本一样麻烦。”
郑周永进一步解释说：“这是由于韩国和日本的经济情况相差悬殊而造成的，韩国的海外债权、经济规模、内需市场等都无法与日本相比。目前，韩国的GDP还不及日本的1/5，与25年前的日本差不多。25年前，日本市场进行了多大程度的开放？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韩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已远远超过我们应该开放的程度。不仅如此，我们正在为进一步开放韩国的大部分市场做出积极的努力。现在，我们正在承担着美军所留给我们的安全保障任务，同时我们的政府也正在逐步确立自由民主体制，所以美国最好能在安保方面及经济上给予帮助。”
基辛格把身体向椅背上靠了靠：“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但美国很快就会对日本采取措施。据我所知，美国政府内部正在针对美日贸易摩擦制定相应的法规、措施。”
基辛格这句话里也隐含着一层意思：“美日之间存在着贸易摩擦，美国便对日本进行制裁；当美韩之间存在贸易摩擦时，美国自然也会制裁韩国。”
郑周永早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但他接着说道：“说起市场开放，我知道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忌讳谈及‘对韩国投资’这个话题，我不太清楚是否是受了上次DOWCHEMICAL出口韩国市场遭到惨重失败的影响。其实，当时DOWCHEMICAL失败的原因仅仅在于它没能对市场作出正确的评估，而且当时由于市场的不景气才导致了销售萎缩。从表面看来，好像是因为韩国国内存在问题才导致了那种结果，其实不然。目前，就连经历了一次失败的DOWCHEMICAL也正谋求机会向韩国市场挺进。”
这时，基辛格把话题转移到了中国身上：“郑会长您想过没有？在世界市场上，既是韩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时又提供一个新契机的是哪一个国家？”
郑周永马上领会了基辛格所指：“主要是新加坡和中国等。我想这些国家是韩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中我们对新加坡尚存在一丝疑虑。此外，马来西亚拥有丰富的资源，因而肯定会成为我们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同时，中国轻工业的兴起也必然会引发其全面进军国际市场。由此看来，我们的处境将会变得非常吃紧，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尽快开放市场并向国际市场挺进。说真的，我们对中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基辛格故意问道：“不是韩中之间已经存在交流了吗？”
郑周永说：“是啊，尽管有交流，但不充分。韩国与中国都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贸易国家，地理上相互毗邻，资源上存在互补。特别是从仁川乘船到中国只用不到9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我们很大的优势。”
基辛格这时说出了他的见解：依我的观点来看，中韩的经济合作的重点不在物质上的贸易，而是在于技术的转移。这种合作无疑将大大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一旦能认识到这一点，韩中的贸易发展将会迈入一个繁盛期，而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也正是这些。
“虽然日本也会很快进军中国市场，但日本曾向韩国输出过技术，而后来韩国却成了日本在亚洲最为强有力的对手，所以说日本在向中国市场靠拢时必然会谨慎从事。基于以上这种原因，在向中国市场挺进方面，韩国将会比日本更加成功。”
郑周永点头赞同：“嗯，这话不错，日本确实一直对外奉行封闭的经济政策。”
基辛格沉吟了一下，然后说：“其实这也无可厚非。目前在日本经济中唱主角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人物，他们以战争的模式运营经济，只会用进攻和防守的理念来对经济设置贸易壁垒。”
郑周永问道：“我们会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进军中国市场，可是我仍然不是很明白应该怎样接近中国。博士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市场明天的？”
基辛格若有所思，谨慎地答道：“在今天的中国，虽然邓小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令人拍手叫好，但对其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少。所以说，中国的明天依然不是很明朗。”
郑周永追问道：“既然不是很明朗，您说会不会再度回到封闭的状态？”
基辛格摇了摇头：“最近，邓小平频频在正式场合的公开发言是对您所提问题的最好解答。他说：‘中国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进行伟大的实践，如果取得了成就我们就坚持下去，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就重新进行思考。’在此之前，邓小平还从未说过类似的话，近期他反复表示这个意思，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的不同意见还是很明显的，邓小平不得不使用这种以柔克刚的对策。当然，邓小平采取这种对策还有其他的原因。”
郑周永紧盯着基辛格：“既然如此，依博士您的观点，对立的双方将在什么地方进行较量？”
基辛格说：“今后3年这段时间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能坚持3年连续推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中国将不可能再次回到原来的封闭体制。换句话说，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即使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都将很难恢复到中国过去那种‘铁饭碗’的时代。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回到原来体制的‘回归点’已经过去了。”
郑周永与基辛格的谈话随着中国话题的结束而结束了。
基辛格通过这次访问提供了一个使他从整体上认识韩国经济的机会，也使他确立了对韩国经济独到的看法。
而郑周永通过与基辛格的会晤，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使他获得有关中国市场有用信息及见解的机会。
而当时郑周永的情况是，1975年开始实行的综合贸易商社制度更为韩国财阀兼并其他小企业提供了机会。综合贸易商社制度的实施目的实际上是想利用大企业拥有的贸易公司加大出口力度，扩大出口数量。根据这项制度，对于年出口额达到规定水平的贸易商社，政府将给予进出口贷款方面的高度优惠。而政府规定的水平只有大企业才能做到，这就使那些中小企业和中小贸易公司的生存成了问题。大财阀们乘机吞并了大批中小企业和贸易公司。统计显示，就在1974到1978年的4年间，现代集团的子公司由9个增加到了31个，三星集团则由24个增加到了33个，大宇集团由10个增加到了35个，LG集团由17个增加到了43个。
再看同期财阀们的资产增长，速度更是惊人。1971年到1983年间，5大财阀的资产年增长率均为两位数，其中现代集团为32.1%，三星集团为19.1%，大宇集团更高达46.3%。无论是“现代”、“三星”，还是“大宇”、“LG”，无一不是在1970年搭建了财阀帝国的模型。1970年的扩张是建立在牺牲众多中小企业基础之上的，但这种扩张的效果却令韩国政府相当满意。1970年，韩国的出口规模不过8亿美元，到1979年已达到150亿美元，而1987年更超过了470亿美元的水平。
与此同时，韩国10大财阀的销售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1980年已达到48.1%，1987年则上升为68.8%。到80年代，郑周永麾下共有80多家子企业，现代集团达到鼎盛时期，成为韩国数一数二的大财团。韩国部分企业集团规模的超大被形容为“从土豆片到芯片全都生产”。据一项调查，1997年韩国制造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0.3%，而同期美国制造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8.3%，日本是3.4%。另一份材料显示：到1997年年底，韩国28家最大的财团总负债为1775.7亿美元，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449%。而现代集团1999年债务曾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从80年代后期起，韩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新上台的全斗焕政府从1980年开始实施“自由化”与“民营化”的经济政策，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培育财团经济，专给财团吃偏心饭，盖庇护房。失去了政府输血的现代集团维持着外形上的庞大身躯，而其内在体质出现了虚弱的征兆。
现代集团是典型的家族企业，郑周永的至尊地位和由他个人专断的经营体制，在按照市场原理运营的商业经济海洋中逐渐显露其弊端。郑周永办企业习惯于在政府支持下，利用国有银行提供的贷款和融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样的企业十有八九获得成功。可是，80年代郑周永投巨资设立现代电子公司的时候，政府不再成为靠山，国有银行也不再是后盾。
在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后起的现代电子公司在技术、产销等方面被抛在后面，经历了关停的阵痛。此外，现代集团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石油化学、证券、信贷领域的投资，也经历了挫折和困难。也是在这个时候，现代集团的两大台柱子企业现代汽车和现代重工业公司长期闹工潮，成为韩国劳资双方角力的中心。
工潮使现代集团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阻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