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2月至1987年2月，郑周永10年来连任五届“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成立于“五一六”军事政变之后。当时，新执政后，总是以抑制工商为手段向国民示威，控制民心。首先，他们以漏税为名，拘禁了李庭林、金容完等20多位企业家。后来，在美国等自由经济国家的干涉下，才把他们释放出来。
经济界痛定思痛，决心成立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第一任会长由大家推荐李秉哲担任。
从第二任会长开始实行竞选制度，李庭林顺利当选为第二任会长。
朴正熙上台之后，正确地把握了当时韩国经济实际状况，为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目标，采取了大胆的改革措施。他对企业家们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并以政府为担保为各企业引进外资建立产业近代化工厂，再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第三、第四任会长分别是金容完和洪在善。第五任由金容完再次竞选成功。
1977年2月，郑周永由于现代集团的发展壮大，成功当选第六任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
虽然当选，但由于事务太忙，郑周永开始推辞了好几次。他当时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代的发展上。不过由于人心所向，他也不想辜负大家的心意：“既然坐上了这个位置，那就全力以赴地干好。”
上任之后，郑周永首先建起了规划已久的会馆。两年后的1979年11月，会馆竣工。
郑周永认为：“联合会不但要发展国内经济，而且还要提高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为了巩固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他又成立了“韩亚协力事务所”和与欧洲各国联系的经济协作委员会。
郑周永还在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内部设置了研究完善各种规章制度的机构，对原来那些不合理的和过了时的制度进行不断修改完善。
为了提高本国企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郑周永带领联合会同仁向政府反复建议，将银行利息降到周边国家的水平，后来政府终于答应了这一要求。
1977年末，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废除了对企业的合理收税制度，加强了对交纳法人税后剩余资金所得的控制。
郑周永心里很不舒服：“这样的税制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在最高所得税的70%之上，还要再加20%的防卫税；如果营业达到一定标准，另外还要交89%的税，这还让企业怎么搞下去？企业家的收入都是用自己的心血和资本得来的。这根本说不通。”
郑周永在1977年年底和1978年年初，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组织动员了会长团，让经济界团体也参加，依次访问了副总理和财务厅、工商厅、国税厅等厅长，对不合理的税法进行讨论，努力说服他们：“国民有自主权和财产权，增加他们意想不到的额外负担，这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是不应有的，是扰乱基本秩序的行为。”
同时，郑周永还带领大家访问了国会议长和财务委员长等有关部门的长官们。
1978年9月，开完国会之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召集起更多的大小企业家，向财务部和法事部强烈抗议税制变更的不合理性。
1979年2月，郑周永第二次当选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继续组织财界人士对政府提出抗议，与权力部门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多，许多官员都对他恨之入骨。
1981年2月，郑周永第三次当选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这时，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干涉联合会事务，让郑周永让出会长的职位。
郑周永毫不让步，干脆地拒绝了：“会长是会员们选举出来的，不是政府权力所能任免的！”
郑周永在任联合会会长期间，一贯以保护和贯彻财界的自律性和独立性为宗旨，他说：“时代需要的是小政府和市场自由竞争的自由企业主义。”
可在那时，政界人士和官僚们却对企业强加规定，粗暴干涉，只要遇到不合他们意的企业，就不择手段地进行打压。
郑周永根本不在乎同政治权力之间的摩擦，他一有机会就向那些经济官僚和政治家、经济学家们讲：“我们的路就得是自由企业主义的路。政府要减少对企业的干涉，要尊重企业的创意和自由。强行规定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只能导致企业效益滑坡。”
郑周永在一次题为《政府和企业的职能》的演讲中，大胆指出：
企业不景气是由政治金融和官治金融导致的，政府的干涉会限制竞争，因此会削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活力。
这次演讲的听众大多是经济官僚，听了郑周永对他们所制定、执行的政策的批判和否定，更是把他当成了眼中钉。现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在国内屡屡受挫。
但是郑周永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丝毫没有因为受到打压而放松批判和建议，他说：“只要坚信我的想法是对的，那不管有多大困难，我都要站出来为祖国的经济发展讲实话，这也是作为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应尽的职责。”
不仅是对上层，郑周永看到有些企业只追求利润而不顾社会责任，对这些企业也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反驳和批评。他表示：
企业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利润，用企业交纳的税来发展社会福祉事业。优化分配政策，这就是政府的职能。主张把企业的全部利润还原于社会，是不懂得企业本质的说法。由小企业发展成中等企业，再发展成大企业，甚至发展成为跨世界的企业，这才是国民经济的发展。
企业只能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政府才能在此基础上办好社会福祉和分配。只有全力以赴搞好自己的企业，帮助国民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福祉和分配的基础，才是企业的职能。把企业的所有利润都还原到社会，这是出自于反企业主义潮流的说法。
在郑周永的领导下，联合会的成员们也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大家齐心协力，坚决地抵住了政府的各种压力。
在他担任会长的10年间，也是韩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韩国民间企业人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了，民间企业人也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为韩国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