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有时把自己的笨鹅都看成天鹅，但鹅只能是鹅；尽管有时真理不合自己的口味，令我们讨厌，但真理就是真理。
——富兰克林
有些作家天生就愤世嫉俗，他们始终对现状不满，对人们所抱守的信念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他们是那类性情极其偏执的与大众社会格格不入的天才。法国的“诗魔”波特莱尔即嘲骂那些终日只知道蠢蠢营营的人为“蛆”：
这些像潮水般汹涌起伏的蛆子
哗啦哗啦地乱撞乱爬
好像这被微风吹得鼓胀的身体
还在度着繁殖的生涯
似波氏这样的唾谇是颇有些恶意了。以其孤傲不羁的心性和放浪形骸的为人，骂出这样不敬的诗句来，并不奇怪；怪就怪在那些受骂者始而忿然，继而漠然，终而欣然。受骂者是颇为健忘的，虽说人子不为父受谴，但波特莱尔诗中的诅咒不仅落在他同时代人的头上，而且落在后世的“粪坑”中，那些涌动的蛆子蛆孙一个也跑不掉。究竟有几人在阅读他的诗作时能有这样的警醒和自觉呢？读者的惰性极大，总以为经典之作不复具有文学意义之外的东西，那些冰冷的字词，就如同标本一般，早已尸居余气。其实不然，他们完全忽略了作品中鲜活的精神含量。在诗垅里如在麦地中趱行，只看到风景而听不见谴责之声的人是不幸的。
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的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受到英国保守派的舆论围剿，不少人将污水泼在他头上，将其作品一棍子打死，斥为淫秽小说而加以禁锢。他有足够的理由以笔为枪，但他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于一己之恩怨，而是基于一位作家应有的社会良知，对人类整体精神的堕落痛心疾首。他用“手术刀”毫不留情地解剖大众，也解剖自己：“我是一切，一切都是我，我们千人一面，如同世上的鸡蛋一样，这是臭蛋！”
人类以抹杀个性为代价来形成相对牢靠的群体，乍看起来，大家在庞大的社会体系中如鸟投林，如鱼得水，实则已不自觉地蜕变为无用的臭蛋。千人一面，千人一辞，千人一心，多么可怕的气浪啊！然而，这只不过是迷失自我，是本真的灵性的消亡，是蜉蝣般生死一大梦的幻灭。
我们真的心甘情愿做“蛆”做“臭蛋”吗？我们最缺少的乃是自省和自觉。我们活着，百年迷寐，很难自足为人。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是一个大写的“我”，而不是小写的“我们”。
哲人的思考总是比常人更深入一层。他们的目光具有如此非凡的洞察力，为芸芸众生所远远不及。很多人都只能在生活的表面浅尝辄止，得到一丁点的喜怒哀乐，然后就无端地放大，自寻烦恼。他们害怕来自生活的冷雨寒霜像仲秋的一片树叶，侥幸留在枝头。“要是能够不随风零落就好了。”对于那些先期飘坠的黄叶，他们则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他们牢牢地抱紧了树枝，殊不知这样子自救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我怎么敢去爱？我自己的这一份都不够，我要时时处处省着，才能聊以卒岁，你说，我怎么敢去爱？”
短视的人在小小的圈子里转，犹如拉磨的驴子，老想着，这是最后一圈了。他们累死了，也不会明白，究竟是怎么累死的。
很多人都离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还有相当远的距离。他们像气球一般游离在生活状态之外，想象自己只是脆弱的鸡蛋，而生活是坚硬的石头。
“我怎么敢去以卵击石？我要学会保护自己，我害怕涉入深水区后，生活会突然抛弃我，像潮水抛弃一只贝壳那样。”
这种担心妨碍了他们去开始实性性的生活（高于生存意义之上的人性自足），他们只是冷冷清清地活着，而不是热热烈烈地生活着。他们像核桃一样内敛自己的感情，一刻也不外露。
“我获得了心灵的平静，这是最好的。”
真是这样吗？正是这些人，最容易以自虐与自亵去伤害和污损自己。
“没有生活之绝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
这是加缪的话，可谓一语中觚。投入生活漩流的人，不免于遭逢旦暮间的绝望，但这并非是他的终点，而恰恰是他的起点。绝望时仍不改初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绝望使我们有了更新的超越自身的机会，过了这一沟坎，你就能永远凌驾于某些悲欢之上，生活将因此铸就你百折不挠的心灵。
“那些誓不下水的人将被溺死，那些出没于波涛间的人必然获救。”
你若处在生活的边缘地带，就应信奉这句箴言。
我不知道在性善性恶的分野中理应如何区处。
世间不乏劝导“善”的哲学和宣化“爱”的哲学，但总觉是一杯蜜汁，不是口渴时急需的那种饮料。人性的趋善力究竟有多大？以实例证之，文革已有极其充分的表演，举国而趋恶，善与爱成了人间奇缺的奢侈品。谁还会经此一劫后，仍幼稚如七龄童一般地相信性善论呢？
“在人群中，我以为比在兽群中更危险。”
尼采是一位真正具有诗意的哲学家。他虽然没有劫后余生的悲惨经历，但他早已洞悉人类性命之情中日趋饱和的“恶”。猛兽只在饥饿时才掠食弱小的动物，而万物之灵的人类即便在志得意满时也暗藏杀机。弱肉强食，这是自然界最残酷的法则，人类则进乎此，没有恒定的强弱之势，只有“吃法”的不同，就看你的心肠狠不狠，就看你的刀法快不快，就看你是否已将牙齿磨砺得比别人更为尖锐。
“他人是你的地狱！”
但愿那些与虎谋皮的人能记住萨特这句真实不欺的誓言。但愿那些与啮草动物一样荏弱的人能有更高的警觉性，他们不能搏猱暴虎，但可以逃离险地，有好的足力将是幸运的。
我们不否认也不怀疑这世间有“善”与“爱”的遗存，但在恶的环伺之下，它们的处境始终危险。除非我们是白痴，或是未更世事的小儿女，否则，我们绝不会认为这世界是一片阳光灿烂的乐土。
我一直认为，视钱如命的人，其命也贱。诚然，金钱可以带来许许多多的好受用，但飞鹰的羽翼上不可以缚上金条。金钱只是精神与物质的媒介，金钱固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但人们很容易逾越这个界限，走到愿望的反面去。一个人若变成了钱奴，他就很难再有恢复自由身的机会，如十八世纪美国南方种植园里的奴隶，想摆脱镣铐，必须经历一场战争，付出血的代价。
金钱，通常作为贫富的最可信赖的标尺和准绳，然而作为一种量器，它只能检验物质生活的好坏，却不能检验人精神品格的高低。
“我们最初是没有思想，才发现金帐们没有钱；我们最初是耽溺于肉欲，所以才觉得一定要有钱……面对伟大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是豪阔的；只有面对自私的目标时，我们才是贫穷的。”
爱默森的话不可能打动那些汲汲于享乐的世人。在他们的人生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伟大的目标，一己欲望的满足才是最紧要的。
“是啊，我穷得只剩下钱了，但毕竟我还有钱！”
在金钱的矮檐下，这些鼠目寸光的人一辈子都低着头，伛偻着，甚至匍匐着，他们永远都无法站直身子，他们的精神只是侏儒。
我在人群中时，常常生发出异想，那些或喜或忧或平静的面孔下，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东西。它们是值得我去好好探究的。但我对此总取一种谨慎的态度，不愿与那许多无甚相干的人事发生纠葛。我可以在心中不被人觉察地细细地打量他们，但我往往为自己所得出的答案感屋痛苦。想从每日所见的这些人中交到朋友，比从河沙中淘到金子还难。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每天早晨都说：“今天我又要见到一个爱慕虚荣者，一个说谎者，一个处事不公者，一个讨厌的饶舌者。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无知。”
若仅仅是无知，恐怕还不至于此，他们活着，就像蚂蝗一样制造出一片细微的水响，这就是他们活着的全部意义。马可奥勒利乌斯要日日面对这类倒胃的臣仆，就像一个儿童要应付一大堆可恶的家庭作业一样，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身不由已地周旋于这些讨厌鬼当中，他真是一位可怜的君主。
我们又能好到哪儿去呢？我们的“功课”也同样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