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皇权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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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明朝(6)

五位大臣虽然对王振的所作所为不满,但王振得宠于幼帝,为了取悦于皇帝、为了自己的后路,也都跪了下来。太后经众人求情才缓和了脸色,沉痛地说,皇帝年少,绝不可用这样的人祸国,今天看在你们的面上先饶了他。

从此,每隔几天,张太后就要派人到内阁查问王振有没有不通过内阁而自作主张的事,一旦发现,即加痛责。

英宗并不把张太后的话放在心上,对王振更加宠信。朝廷内外的一些人见此情景,或畏服于王振,或趋炎附势,投靠他的门下,使得王振权势日重。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故。在这之前,杨荣也已去世,杨士奇则因为儿子杀了人,早已不理朝事。“三杨”中只剩下一个杨博,但已年老势孤。王振再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

明初,朱元璋见历代宦官利用亲近皇帝的有利地位,干预朝政,酿成祸乱,便对宦官立了许多规矩,诸如不许读书认字,不许兼外臣,不许超过四品,等等,并在宫门挂了一块铁匾,上写“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王振每当看见这块铁匾,总觉得后背冷飕飕的。张太后一死,王振便立即打着英宗的旗号摘去了这块牌子,破了明朝的戒律,去了他的一块心病。

张太后死后,英宗更加无拘无束了。他在王振的怂恿下只管游玩享乐,哪里还管什么铁匾、什么祖宗训诫,朝事全交给了王振。

一旦大权独揽,王振便明目张胆地广植私党,打击异己。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金事。凡是触犯他的人,稍不如意,他就横加迫害。御史李锋碰到王振不跪,被贬谪铁岭。驸马都尉石憬仅仅因为骂了自己家里的阉人,王振便恨他伤害自己的同类,把他逮入狱中。

在王振的淫威之下,公侯勋戚常呼王振为翁父,畏惧灾祸的也都争相攀附于他。有的甚至蓄了须又剃去,拜王振为父,并发誓要学王振终身不蓄胡须。而王振这时不过30多岁。

朝官的谄媚,王振的专横,英宗不仅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而认为王振忠心耿耿,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对他宠眷益深。

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珍宝等物品,作为对他的奖励,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神益实至”。为王振唱了一曲赞歌。

英宗的昏庸,王振的擅权,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祸。

就在王振弄权的同时,北方蒙古瓦剌部的脱欢及其儿子也先逐渐强盛起来,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死去,也先嗣位,执掌了瓦剌的实权。也先上台后,开始扩张势力。他先是向西北方向发展,到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设置了甘肃行省。第二年又率兵攻打明朝所封的忠顺王倒瓦塔失里,并逐步控制了西域要道哈密。与此同时,他又向东发展,攻击兀良哈三卫。

面对这一系列的扩张、侵扰,朱祁镇和王振不但不反击,就是遇到求救也从不派兵。渐渐地也先的势力向东扩展到了辽东地区,向西扩展到了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从而构成了对明王朝的威胁。

对此,明朝有识之士纷纷向英宗上书,提醒他警惕瓦剌以崛起。正统八年,侍讲学士刘球针对当时的弊政提出了10件应该改革的事,其中一件就是防范瓦剌。然而,王振看后,认为这是对他的谴责,竟将刘球逮捕,并私自派锦衣卫指挥马顺书将其杀害在狱中。

从正统四年以后,瓦剌每年都向明朝进贡。也许这也是英宗放松警惕的一个原因。瓦剌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一般都在2000人左右,但常常虚报人数,冒领赏赐。王振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加以庇护。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再次向明朝进贡马匹。像往常一样实派贡使2000,却谎称3000。不知为什么,王振突然心血来潮,一面让礼部按实有贡使人数给予赏赐,一面自作主张将马价减去了五分之四。

贡使回到瓦剌,也先勃然大怒,以明朝曾答应将公主嫁给他的儿子又失信为借口,于这年七月起兵,分四路向内地进攻。

由于多年战备荒废,塞外明军不堪一击,城堡很快一一陷落,只剩下一座大同城,孤零零地被也先围了个水泄不通。前线战败、告急的报告频频传到北京,有时一天多达数十次。英宗顿时慌了手脚,他先是匆忙派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率兵万人前去迎敌,但很快全军覆灭。英宗不得不又找来王振和群臣商量对策。

贪鄙的王振为了讨功邀宠,动起了劝驾亲征的念头,极力劝说英宗亲率兵马抗击也先。英宗仍像过去一样,只要王振说了话,他就谁的话也不再听信了。他当即传下命令,让太监金英辅佐成王朱祁镇留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郊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渊、张益等文武官员护驾随征。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英宗和王振却视若儿戏,仅通过两三天的筹备,就于七月十六日仓促率领50万大军,踏上了艰难的征程。随征的文武大臣只不过是为英宗壮威的摆设,一切军政事务均由王振一人专断。

也先得知英宗亲征,便佯装败退,诱使明军深入。英宗率领大军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八月初一,英宗率领部队进入大同。他还想继续北进,追击也先。这时,王振的同党,曾藏在草丛里捡了一条命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真情密告了王振。英宗和王振又吓得异常慌恐,不知所措,便匆匆决定班师回京。

开始,他们准备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撤退,这样就可经过王振的老家蔚州,从不放过耀武扬威机会的王振,更想借机邀请皇帝“临幸”他的家乡以光宗耀祖。

然而走着走着,他忽然想到,如此众多的兵马经过蔚州,一定会将家乡田里的庄稼踏坏,因而遭到乡人的唾骂。这时大军已走了40多里,王振却让英宗下令改变行军路线,掉头向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得知这一情况,建议英宗仍按原定路线走,这样可确保安全撤回,可英宗没有采纳。

也先闻知英宗退兵,立即派大队骑兵日夜追袭。明军本来有较充裕的时间从容撤退,但由于改变行军路线耽误了时间,很快就被瓦剌骑兵追上。明军殿后部队虽一再力战,但难以抗敌,很快便溃散。

十三日,英宗在明军且战且退的护卫下来到土木堡。这时,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但仍挡不住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被瓦剌生擒。

英宗被俘以后,消息传到京师,朝野震惊。但是,国一日不可无君,在群臣的督促下,太后降旨,由英宗弟弟朱祁钰继承皇位,是为景帝。

朱祁钰是一个英明亲王,他采取断然措施,以堵塞瓦剌的勒索。任命于谦当兵部尚书,积极整顿已腐败透了的武装部队。指挥各路大军展开急攻,取得节节胜利,蒙古部也先一败涂地,只得无条件送还英宗。

2.发动政变,暗杀皇弟

英宗返回京师,还不断做着皇帝梦,总想着其弟朱祁钰会主动把皇位让出来。没料到朱祁钰却把英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名义上把他尊为太上皇,实际上软禁在南宫,不许他召见百官,不许他过问朝政,不许他和宫外联系,甚至昼夜派人看守,不许他走出南宫宫门半步。

英宗面对此情,只好忍气吞声地过着“富贵囚徒”的生活。

朱祁镇在瓦剌手中时,曾向前往探望他的明政府使节礼部侍郎李实,痛哭流涕地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政府,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

李实问他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说:“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责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

然而,这只是赌徒失败后乞求同情的话,他内心的想法并非如此。朱祁镇被赎回之后,对他弟弟朱祁钰没有马上把宝座还给他,大大不满。他积极地谋求复辟,一些野心家也准备把赌注下在他身上。

一转眼,6年过去了,英宗再也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暗地里使尽伎俩,决心筹划政变,除掉景帝,自己重登皇位。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景帝重病缠身,英宗朱祁镇感到时机成熟,立即举行政变。

正月十四日夜,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到了,北京城里灯山火海,全城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朱祁镇偷偷地溜出了南宫,躲开一道道封锁线,来到了奉天殿,登上了皇帝龙座,按照事前策划好的,由亲信太监假传圣旨,把文武百官召集到大殿前,随即钟声齐鸣,司礼太监宣布:

“太上皇重登金殿,文武百官进殿朝拜。”

景帝陵墓——景泰陵(北京玉泉山)

莫名其妙而又惊恐万状的群臣,只好向朱祁镇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万岁”之声传进内舍。卧病在床的景帝朱祁钰,惊闻钟鼓齐鸣,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在百思不解之时,朱祁镇派来的亲兵闯进内宫,把朱祁钰带走,被幽禁在西宫。

景帝朱祁钰一夜之间失去皇位,成了阶下囚,心中闷闷不乐,加上病魔缠身,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英宗虽然幽禁了朱祁钰,心里总是不踏实。想起自己被幽禁6年,最后还是夺了皇位,朱祁钰会不会也这样干呢?如果自己百年之后,皇太子的皇位保住保不住呢?想到这里,下决心彻底消除这个隐患。

这时,景帝朱祁钰还在生病,卧床不起,虽不见好,可也不见坏。于是,英宗就想了个主意,在重登帝位的第三天,召来司礼太监,下了一道圣旨,废除朱祁钰景帝帝号,恢复其郕王封号。太监到朱祁钰幽禁的西宫,传达了圣旨,一下把朱祁钰气得口吐鲜血,四肢疲软,头晕目眩,病情加重,生命危在旦夕。但是,经过御医诊治,贴身太监精心调养、服侍,过了一段时间,景帝不但没有死,反倒慢慢好起来了,开始吃些流食,并能起身坐在床上。

英宗看自己“废帝复王”的手段没能把朱祁钰置于死地,便变本加厉地施展出更加狠毒的另一招。

一天,早朝散了之后,英宗叫来贴身太监,附耳轻声交代了一番,只见那个太监疯也似地向殿外厢房跑去。不大一会儿,和一个四十开外的男子急步走进殿来。原来这人叫蒋安,是英宗的心腹太监。

蒋安奉了英宗的旨意,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便伙同御医来到西宫,假装给朱祁钰看病。蒋安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望闻问切之后,就示意身边侍奉的太监去倒杯水来。那太监转身刚走出房门,蒋安立即从衣襟里抽出一条早已准备好了的麻绳,从景帝身后往脖子上一套,用力狠拉。景帝还没寻思过味来,就一命呜呼了。

英宗得知景帝已死,心腹之患根除了。便喜出望外地给蒋安和御医分别升了官、赐了宝物。

景帝被害以后,英宗下诏,只让以王礼治丧,不许埋进早已修好的景帝陵,而只让埋在京西的金山。

就在埋葬景帝时,有个太监叫王应顺的,曾建议让给已死的景帝穿上笨重的靴子,以防止来世步履轻盈作乱朝廷。英宗是个非常迷信怕鬼的人,听了点头赞成。于是便给景帝换上了一双笨重的靴子,并将两只脚紧紧绑住,以免他的鬼魂跑出来。一切搞好之后,英宗才批准下葬。

除去景帝后,还必须除去景帝的大臣,于是新皇帝便指控于谦和都御史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远在襄阳(湖北襄阳)的朱厚骢亲王的儿子承大统,把于谦、王文二人逮下诏狱。

徐有贞跟于谦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镇说:“不杀于谦,我们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顺。”于是被判死刑。王文仍据理分辩,于谦叹息说:“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法庭问题,千言万语,又有何用。”二人同被处斩,家产抄没。

景帝葬后的第二年春天,一个漆黑的夜晚,英宗批阅完了奏折。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他刚睡下不久,蒙眬中似乎自己和妃子一起,在御花园中游玩,正玩得高兴,猛然发现有个穿着大皮靴的人,从一个大匣子中走了出来,也在御花园中漫游,大皮靴发出“咚咚”的响声。这时,这个穿着大皮靴的人发现了英宗,一个箭步冲上来,用手解下自己的腰带,冷不防套在英宗脖子上,越勒越紧,起初英宗还大声喊叫“救命”!喊着喊着就出不了声了。

皇后听见英宗在叫,急忙唤醒他,问及何事梦中叫喊?英宗把梦中情形讲了一遍。皇后说:

“皇上忙了一天,太疲劳,思想够紧张的啦,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待明天我去烧个香,许个愿,祭奠一下菩萨和列祖列宗,让神和祖宗保佑皇上安宁吧!”

说来也真巧,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的某一天,英宗真的发现有个穿皮靴的人在宫中出没,正待差人过问,这个人却不见了踪影,让太监到处寻找也没有找着。于是,英宗发出一道敕令,严禁民间穿皮靴,发现者严惩不贷。一时间,锦衣卫在城中四处搜查,把穿皮靴的人全都逮捕,关进了监狱。

英宗在这种恐慌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六、嘉靖:皇帝不问政事,奸臣严嵩当道

明朝很多皇帝大都信奉黄老“无为”之术,他们虽身居帝位,但从不关心政事,只醉心于求仙问道,祈求长生不老,大建醮坛,热衷祷祀;至于临朝听政,能敷衍就敷衍,将朝廷中的大事小情都交给一些宠臣代为处理。

明世宗—嘉靖皇帝走得最远的是嘉靖后的万历皇帝,在他执政的第十五个年头,即公元1587年以后长达30多年的帝王生涯中,他推行一种彻底的“三不主义”:不批奏章,不与群臣见面,也不再有任何反应。大约从1600年起,万历皇帝对内廷和外廷的日常工作都干脆不理;1603年都察院的13道监察御史有9道长期空缺;1604年国内几乎有一半知府的职位空缺。此外太监机构中如司礼太监这样重要的职位也一直空缺着。被逼无奈的群臣有好几次甚至跪在宫殿前齐声呼号,但最终也都徒劳无益。

明世宗,即大家熟悉的“嘉靖”皇帝,也是一个典型的“无为”皇帝。他一心修仙炼丹,不问政事长达30年。由于他不想握有权柄,于是造就了历史上一位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严嵩。让我们来看一看严嵩是怎样一步一步逼近权力最高峰的。

1.寻找靠山,严嵩苦练官场“厚黑功”

幼时的严嵩很有些小聪明,他的父亲是一位醉心于功名,而又久试不果的读书人,他把自己未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悉心栽培、苦心教养。孝宗弘治十八年,严嵩25岁时中了进士,一举成名,先被选为庶吉士,后又被授编修官职。就在他踌躇满志、雄心勃勃、渴望大展抱负、飞黄腾达的时候,一场大病,迫使他告病回籍,过起了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严嵩隐居的十年间,正是刘瑾当权时期,朝野上下,一片乌烟瘴气,迫于形势,严嵩只得耐着性子等待机会。

刘瑾及其党徒伏诛以后,严嵩于武宗正德十一年北上进京,还朝复官。这以后的十多年里,他先后在北京、南京翰林院供职,虽然没担任过什么重要的官职,但宦海中的恶风险浪磨炼了他,他对权力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体验,同时,也学会了厚颜无耻、口蜜腹剑、欺下媚上的一套做官术。严嵩时刻不忘向上爬,他四处钻营,相机而动,一心想找个靠山、寻个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