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满脸愁容的商人对智慧老人说：“先生，我急需您的帮助。虽然我很富有，但人人都对我横眉冷对。生活真像一场充满尔虞我诈的厮杀。”“那你就停止厮杀呗。”老人回答他，商人并没有从中得到启示，他带着失望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商人的情绪变得糟糕透了，与身边每一个人争吵斗殴，由此结下了不少冤家。一年以后，他变得心力交瘁，再也无力与人一争长短了。他再次来到智慧老人面前，他说：“哎，先生，现在我不想跟人家斗了。但是，生活还是如此沉重，它真是一副重重的担子呀。”智慧老人依然回答：“那你就把担子卸掉呗。”
商人很气愤，怒气冲冲地走了。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他的生意遭遇了挫折，并最终丧失了所有的家当。妻子带着孩子离他而去，他变得一贫如洗，孤立无援，无奈之下他再一次向智慧老人讨教：“先生，我现在已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生活里只剩下了悲伤。”“那就不要悲伤呗。”生意人似乎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回答，这一次他既没有失望也没有生气，而是选择待在老人居住的那个山的一个角落。
等到商人伤心了很久之后，他问智慧老人：“先生，生活到底是什么？”老人抬头看了看天，微笑着回答道：“一觉醒来又是新的一天，你没看见那每日都照常升起的太阳吗？”
莎士比亚说：“自我控制是人类与纯粹动物的根本区别，不能进行自我控制，就不是真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被困难吓倒，而是被自己遇到困难所引起的愤怒、后悔、内疚等不良情绪吓倒。控制情绪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保持理智，与情绪斗争，只有做好自我控制，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和人生的真谛。
放下身份，坦诚相待
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想法，身份相近的人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而面对那些身份比我们低的人就不用坦诚相待，甚至蔑视。其实很多时候，身份不重要，哈克·阿布巴卡说过：“人与人之间，只有真诚相待，才是真正的朋友。谁要是算计朋友，等于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身份相交的人并不会有真正的交情，如果没有利益的支持，这种关系就脆弱不堪。而我们放下身份，放下架子，和任何人都坦诚相待，那么就能让所有的人都尊重我们，甚至带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人生在世，我们会接触到贩夫走卒，也会接触到达官贵人。李嘉诚从一文不名到功成名就，有谁能预料到一个人能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无论面对什么身份的人，都要放下身份，坦诚相待。李嘉诚对待员工从来不摆架子，他认为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这些普通员工的努力才得来的，应该感激他们。李嘉诚说：“用人要看他的忠诚度和可靠度，归依企业的程度，希望跟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意向有多少，如这三样东西都是对的，我们会给他很大的机会发展。”
美国著名的演说家迈克尔·奥康纳博士曾经提出：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必须怎样对待别人。身份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内心，如果与人坦诚相待，遇到大风大浪，就能够相互扶持；遇到利益冲突，就能够相互忍让。坦诚对待人，可以说是立身之本。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不论是何时何地，只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结成群体，不可能独来独往。一味注重身份，会给自己套上一个无形的枷锁，将自己和大部分人隔离开来，将自己孤立。
我国著名的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身居高位，成就斐然，但是待人接物从来没有架子。香港回归前夕，有一位农民魏林海，他与六郎庄村里的几位书画爱好者，组织了一个书画展。起初，他们去请一位有名的画家题词，却遭遇了“闭门羹”。一气之下，魏林海跑到了北大朗润园季羡林先生的家，与季老说明了缘由，请求帮忙。季先生也不以为忤，爽快地为他的书画展题写了横幅：“六郎庄农民书画展”，并在自己的一本散文集上题了“梅花香自苦寒来”，送给魏林海。当时魏林海真有些受宠若惊，心里暖洋洋的，有说不出的感激。
魏林海与季羡林结交有10多年，季羡林先生从来没有看不起魏林海的身份，魏林海也被季老的学问和人格深深吸引。24卷本的煌煌巨著《季羡林文集》出版后，他节衣缩食花上千元购买了一套，珍藏与研读。每年的除夕，他都要去季老家拜年。季老也常送他些阿胶和西洋参等保健品，让他带回家孝敬年迈的父母。
后来，他获悉季先生住院了，非常难过。有一次，他带了季先生最爱吃的栗子去医院探望。不料，被护士挡在了门外，留下了遗憾。2010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魏林海悲痛如割。他说：“我终生难忘季老对我的无私帮助与栽培之恩！”这段学界泰斗和清洁工交往的故事广为流传，折服了很多人。
荀子说：“君子贤而能容霸，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与人交往贵在以心交心，坦诚待人，别人才会坦诚待你。对方心有成见，你肝胆相照的坦诚也能使对方畅所欲言。坦诚对待每一个人，放下架子和身份，就会体会到生活中更多的乐趣。
生活中，任何人都喜欢坦诚信得过的人，讨厌说谎不老实的人。一个坦诚的人，即使他有很多缺点，同他接触时心情也会感到愉快。一个坦诚的人，一定能找到幸福，在人生上有所成就，因为以诚待人，别人也会以诚相见。一个人只要真诚地待人处世，就容易获得他人的帮助和回报。坦诚地做人，则更容易让人接纳，能得到更多的朋友和支持。
曾经的美国总统林肯非常注重自己情感的坦诚，林肯说过：“一滴蜂蜜比一加仑的胆汁能吸引更多的苍蝇。人也是如此，如果你能赢得人心，首先让他相信你是最真诚的朋友。这样，就像有一滴蜂蜜吸引住他的心，也就是一条坦然大道，通往他的理性彼岸。”1958年，林肯在一次竞选中也说：“你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但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所有人。”
自古以来，我国历来提倡用人要德才兼备。有德有才要重用，有德无才可以培养使用，无德有才的人坚决不能用。坦诚的人，让每个遇到的人都感到他是最可靠的。很多人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接受别人的帮助，而当自己功成名就之后，顾忌身份，放不下架子疏远别人，这样的人最终会让所有的人都远离他、排挤他。
明代大政治家吕坤在他的《呻吟语》一书中写道：“精明也要十分，只需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今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虽然每个人都非常需要聪明、精明，但关键是要在浑厚中悄悄地运用，重点是要给别人坦诚的感觉。一个没有架子、坦诚待人的人，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低下头，成功和快乐其实很简单就能得到。
让别人由衷地喜欢你
成功的人身边总是不乏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辈，但是这些人的赞扬总是言不由衷的。他们的赞扬并不是因为真心的佩服，而是因为你的财力或者权力。很多人总是会被这种言不由衷的赞扬迷惑，晕头转向，开始飘飘然。殊不知，这种甜言蜜语里却包含着让你一败涂地的危机。言不由衷的赞美并不值得我们欣喜，让别人由衷地喜欢我们的品格才值得骄傲。
财富和权力上的成功并不代表做人的成功。只有这些都成功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事业成功不是最难的，难的是做人的成功。李嘉诚说过：“做人最要紧的，是让人由衷地喜欢你，敬佩你，而不是你的财力，也不是表面上让人听你的。”李嘉诚就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他不仅拥有巨额的财富，同时，他的人格魅力和品质也赢得了众人真正的尊重。
李嘉诚能够成功地领导他的商业帝国，就是因为他做人的成功，他凭借自身的能力，赢得了别人的认可，赢得了员工的真心跟随，而不是凭借自己的财力使人屈服，才能赢得合作，让更多的人追随自己。许多人愿意到李嘉诚的公司上班，看中的也不仅仅是高薪，还有李嘉诚个人散发的独特魅力和可贵的品质，以及卓越的领导才华。
有的人认为，出得起价钱，就会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虽然钱财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对于很多人而言，能否心情舒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已经超过金钱多少和地位，成为许多人选择去留的衡量标准。因此，李嘉诚努力给员工营造一个快乐的环境、氛围，在与大家相处中建立互信互助的企业文化，打造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团队。其实，这是李嘉诚做人原则在企业管理上的延伸。
李嘉诚诚恳待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征服了众多的合作者，让很多人趋之若鹜，都积极主动寻求跟他合作的机会。李嘉诚曾经说过，他的生意70%都是别人主动来找他的，所以生意才好做。生意场上，无论与合作伙伴打交道，还是带队伍，人格魅力是很重要的。试想一下，为什么同时有两个经理，别人只愿与其中一个打交道，这是有原因的。商道上讲信义，做人不要黏糊，要豪爽。即使不豪爽，也要憨厚。处处耍小聪明的人，成不了大气候。由衷地让人喜欢、让人敬佩，成功也就不远了。
李嘉诚的身上有着众多良好的品质，如善良、谦恭、随和、助人为乐等，这些良好的品质使他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他正是凭借着这些散发出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自己的员工，也征服了生意场上的对手与朋友，成就了他的人生。
李嘉诚在生活上向来都非常小气，但是在慈善事业上却十分大方。他的善举为他迎来了全社会人的赞扬，人格魅力再度凸显。不论日后他的生意会怎样，他都会被人永远记住。李嘉诚的成功是做人的成功和做生意成功的结合，是真正的成功。做人的成功，是他做生意成功的重要因素。
天下没有真正的傻子，只有厚道做人，通过我们本身的品质和人格去折服别人，让别人由衷地敬佩，这样的人才会更加成功。那些看似精明，时刻算计着别人为自己获取利益的人，始终不会得到别人的真心帮助。
人格魅力和道德品质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金钱和权力只是成功的附加产品。让别人由衷地喜欢我们，真心地对待我们，就少了很多尔虞我诈，互相帮助的生活总比互相算计的生活显得更加美好。品质和人格是一个人的基础，一个本质邪恶的人，即使有再多的金钱和权力，也不值得我们敬佩。
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夹道十里的群众为之悲伤，举国悲痛，并不是因为总理的身份和地位，而是总理的人格和品质影响了所有的人，让我们衷心地敬佩和缅怀。周总理革命工作数十年，从不争权夺位，即使在他本来可以受任于更高的职位时，他都让位给他人。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自动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的作用。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次机会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可他虚怀若谷，甘居次位，从不谋取那些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20世纪30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同志，退居朱德和刘少奇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