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崇祯皇帝派兵部尚书洪承畴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南军务，率八总兵13万人与清军在松山（今锦州南部）会战大败，次年洪承畴被俘至沈阳降清，关内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北京。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乘农民军政权尚未巩固的时机，利用明山海关总督吴三桂的请求大举入关，在北京建都，当时顺治帝福临只有七岁，由摄政王多尔衮辅弼朝政。
在清兵入关以前，凡被攻占本属明朝统治的地区，都按满族习俗令当地官民前额剃发后脑留发梳辫垂于后背。清兵攻取大凌河，山海关，也都下令军民剃发留辫。但强令军民薙发留辫，刺激着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在清太宗皇太极执政时，就已有儒臣谏劝，请他采用汉族服饰制度。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十一月在翔凤楼集合诸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等重要官员，让弘文院大臣给大家宣读金世宗完颜雍的历史（金代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弃女真冠服，改服汉人冠，至金世宗始复女真旧制），训告大家说：“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即博士）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指雄鹰一般的勇士）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人俗，故常切此虑耳。”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皇太极又在命令中提到“有效他国（指汉族）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可见皇太极对推行满族服装是十分坚决的。
顺治帝在北京建都时，距皇太极去世才一年，当然不会改变推行满族服制的既定方针，但顺治元年南方尚未平定，清廷为了稳住人心，就暂在服制方面维持原状。 顺治二年六月，因江南平定，就命令豫亲王多铎：“各处文武军民，自应尽令薙发，倘有不从，军法从事。”据《东华录》记载，同月又谕礼部：“向来薙发之制，所以不即划一，听令自便，盖欲天下大定，始行此制，今者天下一家，岂容违异，自今以后，京师内外，限旬日尽令薙发。”并称：“遵依者为吾国之民，迟疑者为逆命之寇，若惜爱规避，巧言争辩，决不宽贷。”由于服饰文化牵动着人民的内心，此令一下，引发了轩然政治风波，后来清廷被迫采取“十不从”的妥协政策，已见前述。
清朝为了巩固政权，也把汉族统治者所用以标示王权尊严的“十二章”纹样运用到皇帝冠服上去，并承袭明朝官服上的补子纹样，作为标识官吏官位高低的标志。“十二章”的纹样始用于乾隆皇帝，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乾隆帝御用朝服和吉服上面，以及乾隆帝的朝服像中，都发现了汉族皇帝衮服所必有的“十二章”纹样，而且“十二章”所摆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在乾隆帝以前，如顺治、康熙、雍正帝的朝服、吉服和朝服像中，则没有发现“十二章”。自乾隆帝以后，诸帝的朝服、吉服则依据乾隆帝的成规也都加饰“十二章”。可见乾隆帝尽管十分强调恪守满族遗风，但只在服装款式上坚持，在纹饰方面，却主张“润色章身，即取其文”，把汉族传统的“十二章”和补服纹饰，一概转用到清朝服制中去。
清代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代仕女服饰内容主要以旗装为主，包括：旗袍、大衫、大褂、宽口裤、宽褶裙，等等。这类服饰多为合领、右衽，领、襟、袖使用宽大的襕边作为修饰，袖子短而口宽，长及手；袍在身侧开高衩，下穿宽口大裤，足穿花盆鞋。部分清代的服饰沿袭明代的风格，以大褂和大衫为外衣，合领右衽，短袖而宽；下穿宽大的百褶裙，裙长及足，内穿宽口大裤，脚穿绣花鞋。
清代的服饰融合汉满两族的风格，大襟长褂，以满族的高领、大襟缘边、宽口袖、衣长至膝的长褂配合汉人的发型、长裙、绣花鞋，有时外套长褙子，有明代的遗风。有些外套坎肩，形式为高领右衽、无袖的夹衣，领、襟、衣缘同样饰有宽大的缘边，下穿宽口长裤，足穿尖头绣花鞋。这些都是清代典型的穿着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