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徐远举毕竟也是人，是人就会怕死。他一直认为自己欠共产党的血债太多，不杀难平民愤。特别是当他读到报纸刊出的公审中共叛徒并处以极刑的消息后，如坠冰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他想，那些与他“合作”过的中共叛徒都见了阎王，他这个大特务还能活多久呢？
离第一个“11·27”大屠杀周年纪念日的日子越来越近，徐远举估计自己的死期快到了，于是他越来越惶恐不安，像一只惊弓之鸟。凑巧，1950年11月25日晚上，一个预审员把徐远举从监房里提出来对笔录。在搬动桌椅时，预审员不慎把一只茶杯打落在地，徐远举当场吓得面容改色，“你，你要干什么？”后来笔录完成后，徐远举在签名和盖指纹时，双手一直在发抖。晚上，徐远举仍心有余悸，睡着后几度惊醒坐起，他认为对笔录就是为了赶在“11·27”要处死他。然而时过多日，他发现仍然没有人要杀他，他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地问审讯员：“为什么不杀我？”监狱工作人员奇怪地反问他：“你在这儿改造得蛮不错，为啥要杀你？”徐远举愣在原地，百思不解。后来他终于明白了：人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杀他嘛！是希望他接受改造，戴罪立功，重新做人！
徐远举真正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做人的道理和行为了，在以后的教育改造中，他都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交代历史问题，认识自己的罪行。然而，徐远举毕竟是特务出身，性情暴躁，情绪容易激动，思想反复也大。1956年初，人民政府组织战犯参观时，出于安全考虑，派了便衣警卫。在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徐远举又发起牢骚来，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还是不相信我们，怕我们逃跑！”在旁的工作人员当即反驳道：“当年先生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吗？就是你们的住地，原军统乡下办事处，‘11·27’大屠杀一次就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那么多孤儿寡母，如果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们工作失职呢？”“失言！失言！”工作人员的一席话，说得徐远举羞愧难当，哑口无言。
1956年初，有一天所长找他谈话，说为了更好地改造他，上级决定明天送他去北京，并找来理发员为他理发。他是个络腮胡，理了好半天，他始终笑眯眯的，喜形于色。回房后他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对同组人说他明天要去北京改造了，当晚又没睡好觉。当时战犯们的心态是：能到北京改造是幸运，认为那是中央所在地，至少说明政府重视他。另外还认为北京改造条件一定比重庆好，管教干部政策水平更高，好像只要能到北京改造，就等于迈向新生的第一步。人人都盼着这一天。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徐远举的编号是12号。在这里，他更加积极进步，主动痛悔罪恶，改造思想。
1959年12月起，国家开始分批特赦国民党战犯。到1966年4月，已特赦了6批。国家特赦战犯，使徐远举更加坚信共产党的转变思想、给出路的改造政策，面对一批批送走的同狱战犯，他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太深，只有安心改造，以实际悔改行动才能赢得人民的最终谅解。特赦战犯的政策，也使他对自己今后的新生道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1964年，政府组织几个特赦人员到秦城监狱给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在押犯争取早日特赦。报告会后，徐远举拉着第二批特赦出去的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向他了解外边知不知道沈醉就是《红岩》小说人物严醉的原型。沈醉告诉徐远举说，外边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自己去介绍有关的情节，没有一点歧视。徐远举听后竟然高兴得拍起手来，因为他心里在想：一旦自己从战犯管理所出去后，也可以毫不避讳地放心对人说他就是“徐鹏飞”。与沈醉分手时，徐远举十分激动地拉着对方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这一年，他写成了彻底认识、反省自己罪恶的交代材料《我的罪行实录》，1997年，公安部档案馆将这份材料以《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编辑出版。他在文中说：
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我沉痛地悔恨自己过去的罪恶。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之罪，也难慰革命烈士及其死难家属的英灵于万一。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我逐渐恢复了人性……使我分清了是非善恶，认识到谁恩谁仇。
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我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德于万一。
正当徐远举努力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即使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也感受到了风暴震撼。徐远举曾经一度很悲观，后来慢慢又恢复了信心。他坚持熟读毛主席语录，练就自己的记忆力。1971年9月，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党的优良传统又开始回到监狱管理中，使战犯们重新看到了希望。徐远举也不例外，精神又显得乐观起来。他再三写报告，请求多派给自己劳动任务，并在报告中注明是体力劳动。军管人员问他为什么要争取额外劳动呢？他回答说：“我是犯人中较年轻的一个，应该多争取一些体力劳动。我学习过《从猿到人》这本书，懂得劳动能创造一切，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经他再三请求，军管人员便分配他打开水和送饭。打开水要挑着大铁桶来往走两里路，送饭要过9道门坎，还要爬上3层楼。他不但干得乐呵呵，还夸口说：“我从此可望练成劳动人民的本事，否则哪里能叫做脱胎换骨的改造呢？”他还在生产劳动中抢重活脏活干，有一次在砖瓦厂抢装砖瓦时，由于窑温太高，有3人休克，其中就有徐远举。这个时期，徐远举呈现出崭新的姿态。除加强政治学习外，他还拜师学理发，拜师学农艺，拜师学缝纫，拜师学作古典诗词……总之，他门门都钻，样样都学，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徐远举跟人学作古典诗词，数年不懈。开始时，他连平仄韵律都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全无古意，很不通顺，念起来味同嚼蜡。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和练习，加之他的天赋，慢慢地写得像那么一回事了。他曾写了100多首诗，其中一首叫《盼赦》：
人间无永寿，
天地有常情。盼赦如饥渴，忧忧不欲生！
真可谓，当年杀人如麻，而今亦能柔情求做人！此时的徐远举，已经彻底地从昔日的恶魔，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狱中平民。
但，这位生性脾气急躁的人，并没有以平常心对待一些日常小事，竟然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命亡归天：
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所在缝纫组交活，负责检验的人员认为徐远举做的成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要求他返工。个性倔犟、急躁难改的徐远举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埋三怨四，怀疑别人捣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过不去。当别人好意安抚他，并提出要帮他返工时，徐远举不但不领情，还暴跳如雷，大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说罢，如痴似呆，一言不发，好像万念俱灰一般。当晚，徐远举饭也没怎么吃，一直怒气冲冲，烦躁异常，当时是三九天，从来没有冷水洗身习惯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结果，半夜里他开始在床上翻滚，浑身滚烫，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继而进入昏迷状态。同室发现后，立即报告，监狱领导迅速率领医护人员来抢救，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但用药降低血压，未见效。21日上午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为脑溢血，于22日死亡，时年58周岁零1个月。
徐远举病故后，由其侄子徐兴楚领回其骨灰，安葬于湖北汉阳县新农镇。1991年3月，徐远举在海外的女儿徐继蓉回大陆，请求有关方面开具证明，证实徐远举是在监狱关押期间病亡的，以便向台湾当局注销户口并申请抚恤金。她的请求得到了满足。
一代奸雄，两种人生。解放前后的同一个徐远举，其思想和灵魂上的变化，也折射着另一种人生的“忠诚与背叛”……第五章忠诚之忠诚
到今天为止，关于“11·27”大屠杀中还有几十位牺牲的难友只知其名，却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来自何方、逝于何时，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谁，他们为何被关在监狱，又该不该像“江姐”式的英雄被刻在我党的光荣史册上？他们或有名，或无名，甚至有的连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单上……这是为什么？
什么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没有假象的存在？假象中难道不会隐藏着真相？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地下工作和异常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凭一个简单的“证据”、旁人看法和敌特分子的一份“审讯”材料就轻率地认定谁是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据像罗广斌这样的脱险者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敌特机关当时留下来的现场“审讯”材料，你又能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关于“红岩”的故事，小说的版本仅仅是革命先烈们在狱中的一段艺术再现，而围绕“红岩”那段革命历史的真实故事，其实远远比小说要复杂得多，它包括了“11·27”大屠杀之后的几十年来甚至今天还在继续的故事……无法想象，当我走进那段历史，与那些曾经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坐过牢的脱险难友——虽然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及其那些烈士的亲属们接触之后，给我内心带来强烈的震撼：“红岩”真是一座血红血红的丰碑，在这块血红血红的丰碑上，凝结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甚至难以理解的撼天动地的故事。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在“11·27”大屠杀中英勇牺牲的一些相当数量的革命志士一直没有被政府和组织认定为“革命烈士”身份，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们长期忍辱负重，以另一种忠诚，演绎了对党的信任和期待。而且我知道，到今天为止，关于“11·27”大屠杀中还有几十位牺牲的难友只知其名，却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来自何方、逝于何时，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谁，他们为何被关在监狱，又该不该像“江姐”式的英雄被刻在我党的光荣史册上？他们甚至有的连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单上……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关部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身份。许多共产党员，由于当时都是地下工作，又是单线联系，而且不少人用的是假名。被敌人逮捕后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们有的继续编一个假名来蒙骗特务的审问，因此直到牺牲后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现存的“红岩”革命烈士的评定，也是经历了几个过程。最早的一批是根据罗广斌等脱险难友们出狱后提供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应该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但谁能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会在敌人的监狱里相互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另外的同志呢？因此这一部分人一旦被敌人残害后就再也无法有人来证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在狱中的真实表现了。另一个渠道是有关部门从缴获的敌特机关的档案中查悉的材料得出某种历史性的结论，比如有人在敌人的审讯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不屈不挠的英勇表现，但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审讯材料中把一些自己担任的职务、做过什么事等等都如实地“交代”了，这部分人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和“坚定的共产党员”，过去一直存疑。
《红岩》小说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邓惠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关于邓惠中的事迹，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介绍。对这样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除了小说里有一个传说般的故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叫“邓惠中”，而且她是跟自己的儿子一起牺牲在监狱里的。但由于解放初期在评定烈士时，有关部门发现在敌特机关保存的审讯材料里有一段邓惠中的“交代”，她把自己在党内干的什么事、曾经与敌人打过的几次战斗经过都说了，这样她就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文革”中，更是有人拿着敌特的审讯“证据”说她邓惠中是“叛徒”，因为在过去，我们一般在认识历史时总把是否向敌人承认自己身份或“交代”什么事，作为判别“革命的坚定者”还是“叛徒”的基本标准。所以，邓惠中这样坚强而又为华蓥山游击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女英雄，在被敌人杀害后的30多年里，一直被误认为是“大叛徒”。
过去对“革命烈士”和“叛徒”及“不确定身份遇难人士”的认定，一直是相关部门的“核心机密”，外人常常一头雾水，有冤情也无法申诉，即使申诉了也不太容易获得纠正。除了极“左”时代的政治因素外，更多的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宁可将问题模糊一些，也不愿让那些曾经给革命带来极大伤害的叛徒获得一点点“解放”的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许多像邓惠中这样真正的革命烈士却蒙受了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