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萍，四川崇庆县人，投奔延安之前是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的学生。1935年秋，十四五岁的她考上了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并改名叫余硕卿。在这个女子班上，有位瘦瘦的姑娘，叫车崇英，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军委领导车耀先的女儿。张露萍与车崇英的座位挨着，张露萍（当时名为余硕卿）天性活泼，爱唱爱跳，人又长得漂亮，自然得到同学们的异常关注，车崇英对她当然也很关注，后来慢慢地将其引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作为好同学的车崇英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张露萍的回忆：“我和张露萍都是成都建国中学的学生。1935年秋，张露萍也考进这个学校，我们同在初女五班。她聪明、刚毅、天真、活泼，爱唱歌，喜欢打乒乓。我们常常谈论人生的向往，讲妇女的社会责任。由于我们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后来，同我坐在一起的周玉斌、杨梦萍，也常常在一起摆谈，特别是东北三省失守、平津沦陷，‘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迅猛发展，成都的抗日气氛越来越浓，我们唱起了流行的抗日歌曲，又到校外参加救亡团体的活动。这样，我们四人便结拜成姐妹：周玉斌年长，是大姐；露萍其次；梦萍行三；我最小，行四。1936年秋，北大学生韩天石到四川搞学生运动，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姐妹四人平时就受我父亲的革命熏陶，懂得只有反帝、反封建，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因此，韩天石在成都组织秘密报告会时，我们四人都去参加了。记得那一天的天气特别好，秋风拂面，气候宜人，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那一天作报告的还有从根据地来的肖玲大姐，她向我们讲了革命形势，革命的任务。也就在这一天，我被批准参加了‘民先队’；后来，我又介绍玉斌、露萍、梦萍加入了‘民先队’，从此，我们不仅是姐妹，而且又是同志了。1937年，我父亲车耀先主办了《大声》周刊。这时抗日烽火弥漫全川，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投降的阴谋已经暴露，父亲便在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制造摩擦，枪口对内，以达到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父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声疾呼，并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姐妹四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尽我们的赤子心，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愿望，并要求我向父亲转达她们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亲的帮助。我非常赞同，只是由于我幼年时右腿残废，不能同行。后来，由我父亲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露萍、玉斌，还有同班同学李隆蔚、刘苹非等四人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说，革命家车耀先是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为他的原因，张露萍和车崇英、周玉斌、杨梦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离开成都之前，她们四人手握车耀先办的革命刊物《大生》1937年1月，车耀先创办《大声》周刊，该刊出到13期被国民政府查封。
车耀先随即将其改名为《大生》周刊继续出版，仅发行5期，即又被取缔。车耀先再以《图存》周刊取而代之。后几经周折，《大声》周刊于1937年11月复刊。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张照片，在那张相片后面，张露萍写下了如下诗句：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亲爱”时刻从心弦弹出，胜利更是充满了她们的内心，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这些礼物是谁送的呢？是谁？就是手握着的它，可爱而可敬的《大生》呵！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张露萍已是个志向明确、热血沸腾的进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向往革命，是她当时的全部理想。
在张露萍与几个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几位重庆高工校的男生与他们同搭一辆车到延安参加革命。一路上他们遭遇了国民党军官的追踪与督察的惊险经历。当年与张露萍一路同行的重庆高工校的男生之一、后任江津白沙川南工业管理学校领导干部的胡代华，在1983年10月3日回忆了与张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们重庆高工校的几名青年学生决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门汽车站。重庆学生的装束一眼就能认得出来，都是穿着卢作孚公司出的那种三峡牌芝麻呢布做的学生装。这时汽车站来来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准备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个人，其中一个女的穿的服装很朴素，她就是张露萍，当时的名字叫余硕卿。这学生齐耳的短发，十六七岁，大方端正，红红的苹果脸。她主动招呼我，说她是成都建国中学的，我看样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头，别人叫她“姐姐”、“二姐”什么的。我就把我们三个高工校的同学介绍与她认识了。开始都没有谈到去延安这个话题，后来大家熟悉了，一谈，原来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声说：以后互相关照。之后我们一起坐上一部从成都至宝鸡的客车。
汽车直开宝鸡，车上一位川大的教师，看样子四十岁上下，河南新乡人，姓什么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们就主动与他交谈，他说他喜欢我们年轻人。车到第一站广元后，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那个川大的教师告诉我们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们注意安全。第二天，车换成了敞篷车，没有座位，我们也不好多问，司机还是原来那两个人。车到川陕交界，叫作朝天驿的地方，是一个小镇，来了几个国民党的兵，不买票强行乘车，也不和谁打招呼就坐进驾驶室。我们赶快叫余硕卿等几位女同学坐到车角去，我们几个男同学围坐在她们的外面。可那几个国民党兵却故意从女同学的身边踩过去，还说下流话，大家只好忍受着，不理他们，车行一小时后，这些兵下车去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时天已下起小雪来，就只能在一个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来一看，漫天大雪，司机说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说，我们只好多待了一天。没事干，大家坐在一起就开始摆龙门阵。我们的一位男同学就请“二姐”余硕卿说说成都的事，余就介绍说：这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动很热烈，街上演剧、唱歌、跳舞，各学校都办了壁报，车耀先办了个叫《大声》的刊物，这半年来，她说她因为一直看这个刊物，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看清楚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她越说越气愤。接着我介绍说：我们重庆救亡运动有个《新蜀报》编辑叫漆鲁鱼，有40多岁，带个眼镜，是从新四军部队中受伤回到重庆的，地下党是他先搞起来的，他写社论，组织我们搞读书活动。“西安事变”后，重庆的救亡活动就搞起来了。这时，大家又谈起“西安事变”。余硕卿说：“西安事变”的内部情况不清楚，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十多年，抓住蒋介石不杀，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看上去余硕卿十分佩服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大家又谈到范长江的通讯。余硕卿说，她早听车耀先说过，还说毛泽东对抗日救亡都有著作论述，抗日救亡是共产党提出来的。看起来她的消息比我们灵通，道理比我们懂得多，后来才知道她经常与车耀先等地下党领导人接触，受他们的引导和教育。谈到“卢沟桥事变”，谈到蒋介石不抗日，大家越说越气愤，余硕卿说：蒋介石就是卖国贼，他把东北三省卖了，现在华北四省又危急，我们到延安，就是为了抗日。她的抗日激情和对延安的向往，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相互之间也变得亲切与亲近了。
次日天晴了，车开前来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地坐上驾驶室，对我们好像不放心，大家感到紧张起来，不敢再提到去延安的事，只说到西安考学校。第二站等汽车发动时又来了一个军官，比昨天那个年轻些，穿着整齐。这两个军官在一边嘀咕一边朝我们看，后来前一天来的那个军官下车了，看来他们是在轮换监视我们。
车到第四站是凤县。我们在叫做双石铺的地方找旅馆住下了，偏偏那个国民党军官就住我们隔壁，大家不敢多说话，吃了饭就睡觉。
到了宝鸡后，余硕卿悄悄对我们说，要找个便宜点的旅馆住，这样好甩掉那个军官。他果然不来住，但此人很狡猾，很快又把我们找到了，并很凶地对余硕卿说，小姐为什么要找这么个很脏的地方住下呢？余硕卿说，我们都是穷学生，没钱住好的。那军官似乎信了，就走了。我们以为这样就摆脱了盯梢，结果第二天乘宝鸡到西安的火车时，发现那家伙也在我们身边坐着。这时，那个军官向我们摊牌了，他说他也赞成国共合作，有意想套我们的话。余硕卿很聪明，忙给我们递眼色，于是大家都不理他。后来那军官死缠着要问我们到底干什么去？我们只好对他说是到西安考学校，他连忙说好、好，并说：“我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办了个复光大学，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他自己吹自己是校官推荐的，可以介绍去。但我们不敢随便理他。到西安已是半夜了，又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那军官仍跟着我们。余硕卿就悄悄对我们说，“我来应付他，你们几个男同学拿介绍信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联系。”于是，我们陆续摆脱了那军官的纠缠，后来机智的余硕卿也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对我们很热情，表示欢迎我们去延安，但提出要考试。结果是个别口试，题目是共同的：延安很苦，吃小米，风沙大，你们去怕不怕？我听余硕卿抢先勇敢地回答道：“我不怕苦！要革命连命都舍出来了，还怕啥苦？”我们都这样回答，结果全被收了……在这个时候，张露萍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黎琳”，这一次改名是她出自对革命的追求和告别旧世界的一种境界的提升：琳，美玉，女性；黎，黎明，朝霞。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美丽女性。
到延安后的张露萍（改名为黎琳），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自由鸟，她兴奋，欢乐，充满着幸福感。虽然那里条件艰苦，但张露萍依然整天生活在快乐之中。有时也会耍点小脾气，尤其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她吃不惯小米和窝窝头时，会像所有爱撒娇的小女孩一样，在朋友之间发发牢骚。她曾写信给革命的恩师车耀先，说：“我多想吃成都的米花糖啊！”车耀先热情地回信教育她：“思想改造是长期的。青年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炼，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后来她进了抗大，直接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张露萍的学习成绩很好，她聪明机灵，又爱唱爱动，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每次学校和延安有什么大活动时，经常有她出面指挥唱歌。抗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在这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和同时到达延安的革命青年陈宝琦后改名李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结了婚。新婚不久，突然有一天她对丈夫说：“宝琦，领导要派我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哪位领导？”丈夫宝琦以为年轻妻子跟他开玩笑。“是……是陈云同志。”张露萍不想瞒着自己的丈夫，虽然她接受的是一项特殊任务：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间谍任务。“陈云同志？那……那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任务。”陈宝琦马上明白，正是因为明白年轻妻子要去接受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他有些担心道：“你一个人去，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张露萍搂着丈夫的脖子，温柔而又不舍地：“是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任务很特殊，我们两个一起去反而会不好的……”宝琦明白了，说：“可我很担心，你还不到20岁的四川娃儿。”张露萍立即小嘴一撅，说：“哼，小瞧我！”宝琦笑着用手指顶着娇妻的鼻子，说：“看你这样，不还是娃儿嘛！”说着，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第二天，延安兵站上，张露萍对自己的丈夫留下这句话后，便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这一幕，对她的丈夫来说，是记忆中他们夫妻俩的最后一次定格。几十年后，张露萍的丈夫回忆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张露萍的心却热乎乎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难忘！”
从这一天开始，曾经名扬一时的“干一场”，再也没有在延安出现过。不过，几天后的成都街头，则多了一位异常洋气和美丽的年轻女郎。她就是张露萍。
不久，张露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快抵达了山城重庆。这里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此地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这一天，一辆从成都方向来的汽车，满载乘客驶进车站。车子刚停稳，稽查处检查哨的几个特务便快步过去，挨个盘查下车旅客。一位头戴法兰绒小帽、露出披肩的长发、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靴、手提着精致小羊皮箱的时髦女郎出现在特务面前。她那目中无人的傲气，竟然让一向狗仗人势的小特务们看傻了，呆呆地接过她递来的证件，一定神，才发现那位傲气凌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