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这样地歌颂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这一连串光辉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许多人在平时，尽管修身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尽管如何标榜“为圣人立言，为天地立心”的大志；尽管如何养性、敦品、慎行、守信……但是一遇到“富贵”就瘫痪了；只好闭起眼，昧着良心去升官发财了。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谈道理口若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膝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个缩头乌龟“闭门读书”去了。
叛国事敌的汉奸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们，不都是些“修养有素”的一时俊杰吗？到了是非黑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他们变了，他们抖着双手，厚着面皮，装着猫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满血污的盆里去分一杯羹了，汪精卫就是这类“英雄”们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鲁纳；为“不自由毋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瞑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著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心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陈然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充满革命豪情和英雄气概的文章，是与他铁骨铮铮的做人品质和他内心所拥有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远大理想有关。也正是因为他把共产党人的个人视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所以才有可能当敌人将他押赴刑场时还能高声吟诵着“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这般豪气冲天的光辉诗篇。
《彷徨》和《科学与生活》社址先后设在重庆市枣子岚垭72号蒋一苇家里；同时，分别还在邮局租用信箱。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让陈然等几个办刊人立即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蒋一苇来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三楼我的住处，笑嘻嘻地从提包里取出一卷东西交给我，并说：‘这是《彷徨》信箱收到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编印的油印新闻稿，我和陈然都看过了，现在给你看，以后收到新闻稿，先让你看。’当天晚上，我将新闻稿反复读了好多遍，几乎全部文句都能背诵了，还爱不释手，犹如重逢久别的亲人。”当年《彷徨》的办刊人之一的刘镕铸回忆说：“读着新闻稿，我想到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是把新闻稿翻印若干份，秘密散发给群众，让群众知道我军在东北、华北、西北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该多好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凡是有利于革命的事，就应该挺身而出。但又想到，党组织对这项工作又是什么态度呢？我没法向组织上汇报，更无从听取组织上的指示——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赖卫民转给王焕新，‘二二八’后，王焕新一直没有来找我，因而组织关系还未接上。当晚，我一夜没有入睡。翻来覆去地思索的结果是，我认为，翻印党的新闻稿，把它散发给群众，以揭露国民党的无耻谣言，扩大党的影响，不仅没有错，而且非常必要。当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我是组织上用党费抚养成人的，现在，革命需要我去冒风险，难道我能畏缩不前吗？于是，我决定一个人先干起来。或许组织上看到这份无名小报，猜出一些线索，会立刻派人来找我联系。这很有可能！第二天，我找做镜框的工人制做了一个能放进半张蜡纸的木框，代替油印机，削了一块楠竹片代替滚筒，当夜就动手刻写蜡纸。我把新闻稿刻印成16开大小的小报，字虽然写得不好，却还清楚整齐。经过通宵工作，无名小报出版了。发行的准备工作也完成了。天刚麻麻亮，我用提包装着百多卷写好地址的印刷品，从民生路出发绕遍全城，沿途投寄，然后回店，在路上，我边走边想：如果这份无名小报又转回我的手中，说明没有人怀疑我，这证明，这份‘无名小报’可以幸运而生了；如果没有一张转回来，那可就要小心了……”转载新华社新闻的“无名小报”发出的第三天晚上，陈然抱着四卷新闻稿，兴冲冲地跑到刘镕铸、蒋一苇面前，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油印小报，指着上面的文章，说：“你们看看，有人已经抢在我们前面了，这张小报上的新闻全是新闻稿上摘录的。”然后，他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该办一张这样的报纸，专门转载新华社的电讯。老刘，你赞成吗？”刘镕铸内心窃笑，心想：自己的“无名小报”竟然连陈然这样聪明的人都瞒过了，证明非常成功。“好是好，可风险太大，不出事则罢，只要一出事，可就是剃头匠掷骰子，要输几个脑壳的。”陈然一听便急了：“老刘你啥时候变成胆小鬼了？”刘镕铸这时更装得一副害怕的样子，说：“我反正是光棍汉，大不了进敌人的监狱也没啥牵挂的，陈然你和老蒋可不一样，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得三思而行啊！”陈然更急了，红着脸：“你老刘这是不相信我们，是吗？”这时，书店正好有人来找刘镕铸，于是，他便推说有事先走了，临别时表情怪怪地对陈然说：“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啊！”说着便到家住枣子岚垭72号的蒋一苇那儿去了。不一会儿，陈然也随之而到。在这里，几个《彷徨》的办刊人正式就办一份油印小报问题进行了磋商。
“商议结果：小报定名《读者新闻》，暂定每周出两期，每期印8开版面一张或两张，确定蒋、陈负责开信箱取新闻稿；蒋负责编辑和刻蜡纸；陈负责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术之前，由我带徒弟；我负责筹集经费购买蜡纸、油墨和纸张。”刘镕铸回忆说：“一切商妥后，陈然说：‘我们三个人现在都没有党组织关系，最多只能算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共同创办《读者新闻》，总得有个规矩，还得有个头头。’蒋一苇说：‘老刘有秘密工作的经验，我提议老刘当头头。’而我却推选陈然当头头。陈然说：‘还是你当比较合适，少数服从多数，不必推辞了。’我说：‘既承两位信任，甘愿效劳。不过，丑话得说在前头，办地下刊物，随时都有杀身之祸。我们切不可将中统、军统都看成饭桶，他们的反革命嗅觉还是灵敏的。俗话说：未曾行兵，先寻败路，我们得有精神准备，以便临事不惊。’为了严守秘密，我们三人还订出几条约束的纪律：一、未经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将《读者新闻》的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也不得透露；二、三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只要敌人没有拿住证据，就坚决否认与《读者新闻》的关系，如果敌人拿住真凭实据，个人就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三、小报的编印和发行，一定按共同商定的办法办理。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过问。”
小报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末后，陈然一把拉住刘镕铸的袖子，问：“老刘，我有一句不该问的话，可否领教？”刘镕铸佯装惊诧地说：“什么事？问吧。”陈说：“外面流传的那份无名油印小报，是不是你搞的？我断定是你。”刘问：“何以见得？”陈说：“理由是：今天我给你送新闻稿，拿出那张小报，你处之泰然，毫无惊异的表情，我就猜出了几分。后来跟老蒋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来，我们马上对笔迹。”刘镕铸知道事已至此，再也瞒不住聪明绝顶的陈然了，便做了个投降状：“不用对了。真神面前不烧假香，我认账就得了。”“好你个狡猾狡猾的老刘啊！”陈然气得真想挥拳“揍”一顿刘镕铸。不过，最后还是和老刘与蒋一苇彼此哈哈大笑了一番。
“今天我好高兴，证明‘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有的。”临别时，陈然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
《读者新闻》出版了两期，一天，蒋一苇从太平门取新闻稿回来，路过在开明图书局的刘镕铸那儿，跟他谈了两件事：一是他和陈然推荐吕雪棠和吴盛儒（后改名吴子见）参加《读者新闻》，征求刘的意见。二是想把《读者新闻》的报名改一下。“缺乏战斗力，最好改个更有战斗力的报名。”蒋一苇说。“吕和吴都是进步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彷徨》的热心作者，尤其是吴盛儒，他在《彷徨》上发表的那篇《我俩走向结婚》的文章很不错。我对他们两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没意见。改报名嘛，我也同意。”刘镕铸建议道。“那就明天下午到我家开个会吧。正好我把两位新同志介绍你认识认识。”蒋一苇说。其实，蒋一苇与陈然之所以动议改报名，是因为在这之前，吴盛儒曾把一期油印小报《读者新闻》给了好友、共产党员刘国看了。刘国当时就指出，最好把报名改一改，这样更突出其在敌占区的战斗力。同时刘国还指出，不能在报上注明出版日期，否则，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容易被追踪。
第二天下午，陈然、刘镕铸和新加入《读者新闻》的吕雪棠、吴盛儒准时到了蒋一苇家，就改报名展开了热烈讨论。吴盛儒首先提出：“我建议改名为《挺进报》，因为‘挺进’二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用以纪念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飞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恰似一把钢刀插入敌人心脏。二层是我们都是革命者，应当挺起胸膛向前进，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我们向前挺进的步伐。”吴盛儒其实是重复了刘国的意见。
“好，《挺进报》这个名字好！”陈然第一个赞同。“我也赞成！‘挺进报’很有战斗力。”蒋一苇等都表示同意。“吴兄，你的隶书写得好，我们《挺进报》的刊头由你来完成。”蒋一苇提议道。“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吴盛儒笑笑，欣然提笔，随即写下了“挺进报”三个大字。“我认为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陈然一边踱步，一边思忖道：“我们应该给这份报纸找个‘靠山’。”
“是应该有个‘靠山’。”吴盛儒立即附和道。众人纷纷点头，因为他们都知道陈然说的“靠山”，就是指党组织。
是的，可党在哪里啊？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忧心的事。自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出重庆后，我地下党组织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多数共产党员几乎都处在无组织的“自由”状态。他们多么期待党组织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然而，党在哪里呢？山城重庆的春季，总是雨雾茫茫。陈然他们在蒋一苇家开完会十天左右、《挺进报》出版二期的一天，在开明图书局门市上班的刘镕铸正忙着整理书架时，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刘镕铸回头一看，见一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头顶咖啡色礼帽的“绅士”站在他身后。
“你是刘镕铸先生吗？”“绅士”礼貌地问。刘镕铸默默地点点头。
“我们学校图书馆准备买一批图书。”对方在说暗号。刘镕铸明白了，便警惕地与其对暗号：“书单带来了吗？”
“刘先生可以另找一个地方吗？”暗号已经对上。“请上楼。”刘镕铸将“绅士”带上阁楼。
“你们办的油印报纸，每期我们都收到了。组织上认为你们做得对。我叫彭咏梧，市委委员，今天，特地来找你接组织关系。”“绅士”脱下礼帽，放在写字台上，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请拿来！”刘镕铸突然严肃地对“绅士”说。“拿什么？”
“拿组织关系。”“要是拿不出呢？”“绅士”看看刘镕铸，淡淡地一笑。“那就不接。”刘镕铸的表情立即沉了下来。小阁楼上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