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时许，廖雄和邓培新召集行动组书记金刚，原交警一旅十中队队副、1949年11月由廖雄介绍任行动员的马相时和临时拉来的南岸稽查所服务员李家骅、稽查处朝天门检查所服务员饶振邦、稽查员麦育平、王燕开会。另外，周养浩还从“乡下”调来交警总局直属大队七中队副队长王跃彩任行动组副组长，另加一个杨进兴。他们在“新世界”底楼看守所的库房内开会，讨论屠杀地点。由于时间紧迫，会上众说纷纭，有的提议就在“新世界”防空洞内处决，但又怕枪声会惊扰军警，误认为共军已进入市区；有的提议押到大坪处决，但这无异于公开杀人；有的提议押往化龙桥、小龙坎一带的防空洞里密裁，但也怕造成误会。最后，周养浩、邓培新、廖雄商定29日一早在白公馆附近执行，邓培新负责组织押解。会后，周养浩即通知“乡下”留守人员负责在刑场挖坑。
1949年11月29日。
一早，交警直属大队七中队黄光书等7名队员奉中队长陈国清、副中队长王跃彩之命赶到新世界饭店。廖雄派王跃彩和杨进兴、李家骅、马相时、黄光书先到屠杀现场布置；廖和看守所长王汝璧点名并指挥特务将32名“政治犯”一一上绑，并押上一辆从街口临时抢来的大客车。
“你们想干什么？”这时，“政治犯”们一边上车，一边疑惑地责问特务。“送你们到法院去解决问题。”特务只好扯谎。“走走！快出发！”廖雄紧张地命令车子马上开向刑场。随后，大客车在饶振邦、麦育平等的押解下离开新世界饭店。车子进入大营门，经过白公馆，直奔通往松林坡的右侧山坡。“下车！快下车！”屠杀开始，第一批四人，第二批十几人，他们刚被押到敌人事先已经挖好的土坑旁，还没有来得及停下脚步，罪恶的子弹便从不同方向扫射而来……第三批的十几个人听到枪声，见战友们纷纷倒下，知道敌人下毒手了，立即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面向敌人，愤怒地向前冲，却被敌人无情的子弹猛烈地扫射着……“狗日的，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反动派不得好死——！”
“中国共产党万岁——！”悲愤的怒吼伴随着咆哮的松涛和凛冽的山风，顿使那些平常飞扬跋扈、冷酷无情的特务们那一双双握枪的手不住颤抖……
年仅27岁的钟奇，是《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1949年10月他带电台准备去黔东南参加武装起义时，于11日晚不幸被捕。一个多小时前，他离开新世界饭店时，急匆匆地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信：“亲爱的：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至爱的贤妻！”此刻，他中弹后仰天倒下，那双不瞑之目却死死盯着苍天。
年仅21岁的女青年黄细亚，是一位美丽而充满热情的姑娘，她先后在《西南风晚报》和保育院幼稚院工作，并一直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9月13日被捕。她在被捕前送给同学的一首《一个微笑》的诗中这样表达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以你诗的镰刀，去收割人类的幸福。牢记着吧，诗人！在凯旋的号声里，我们将会交换一个微笑……”现在，她在敌人的枪口下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当鲜血浸红了她的衣衫的生命最后时刻，姑娘的脸上依然充满了胜利的微笑。
血泊中倒着的单本善，他用手指着特务怒目而视道：“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新世界饭店总经理艾仲伦，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0月12日被捕。在被作为临时看守所的新世界饭店底楼地下室，当时关押着100多名“政治犯”。国民党反动派忙于逃窜，使这些被关押的人一天连一次饭都吃不上，看守的特务最后只好让当过饭店总经理的艾仲伦出去找吃的。在特务的看押下，他每天上街凭关系找人借钱，赊米、油、盐、煤炭，为“政治犯”找粮下锅。他的妻子和表弟见只有一个特务看押他，就劝他趁机逃脱，但艾仲伦却表示：“我不跑，新世界里还关有100多人，还等我借钱买米回去下锅。我跑了，他们怎么办？”他本来有机会跑出去，却为了更多同志的安全而放弃了生的可能。现在，他也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哒哒、哒哒……”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共军快进城啦！跑啊——”特务们顿时大乱，他们连刚刚枪杀的32名“政治犯”的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
此刻，在重庆城内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从即日起迁至成都。中午，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召开在重庆的最后一次会议，布置全面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事宜。
晚上10时，蒋介石住所后面已枪声大作。“父亲，再不走就太危险了！”蒋经国急出一身冷汗，催促其父蒋介石“早早离此危险地区”。当蒋家父子两人所乘汽车开出山洞林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蒋介石不得不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当夜，“蒋总裁”就睡在“中美号”专机里，据说一夜未眠。
11月30日。天明，“中美号”载着蒋介石一行，带着绝望和不舍之情飞离重庆，前往成都。蒋介石从飞机往下望，机场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一片混乱情景和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的败兵溃勇。
“娘希匹！”蒋介石愤怒地骂了一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骂谁。同一天，人民解放军47军和11军指战员分别进入重庆市区。中午时分，重庆地下党领导下的重庆电信系统党支部起草并以全体职工的名义，以当天第一封电报，向北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向党中央报告了重庆解放的喜讯。下午，川东地下党代表和重庆工商界代表过江到海棠溪，欢迎解放军正式入城。傍晚，解放军从南纪门、储奇门、朝天门等处全面进入市区，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至此，重庆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日，北京。新华社发布了一则重要消息：
\[新华社北京1日电\]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匪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匪首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两匪早于28日即已逃蓉。其他匪首大部逃蓉，小部逃往台湾。虽然陈纳德的“民运航空队”使用了它所有的飞机整日整夜地来往于渝蓉之间，但逃命唯恐落后的高级匪官，在机场演出了紧张的争夺战。路透社29日报道九龙坡机场最后一架飞机逃时的情形称：约有30名乘客丢弃了行李，争先恐后地登机，但另外有27名乘客没有挤上飞机。在陆上，成渝公路上车辆拥挤，交通阻塞，内江附近渡口待渡的车辆达数百辆。与匪官溃逃的同时，残余匪军也争相逃命，据美联社报道，多数溃逃的匪军都着草鞋或打光脚板，30%仍着夏季军服……至此，关于重庆“11·27”大屠杀也画上句号。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广义上的重庆“11·27”大屠杀，不是单指1949年11月27日那一天或那一天的前后发生的屠杀，而是包括了有资料记载和经调查确证有名有姓的，从抗战后期至1949年11月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地区及贵州息烽集中营的遇难人员。“11·27”大屠杀中的死难人数，已经包括解放后经各级人民政府审定、正式公布为烈士的人，同时还包括少数因各种原因目前尚未能定性者。经核实和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为321人，其中，经审查已认定为革命烈士的有285人，加上5人是随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另有未定性者（含叛徒）计31人。
“11·27”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黑色而悲壮的一幕，它是国民党反动派残暴本性的一次赤裸裸的表现。而在白色恐怖下的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为什么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和牺牲，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的沉痛教训。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忠诚与背叛”这个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