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远房地产有限公司总裁任志强
土地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当消费升级时，这些稀缺资源才能用价格进行调整，否则中国永远无法解决资源的稀缺问题。
因此资源的稀缺并不能成为限制消费升级的理由，恰恰是消费升级中的财富创造，消费升级中的价格修正才能让稀缺的资源回归到合理的配置中，在升级中让消费者能接受合理的资源价格。
住房消费的升级必然成为今后市场中的主流，对住房消费升级的限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合时宜的。用消费升级中的价格来衡量市场则更是一种无知。
从一瓶水的价格变化看消费升级
一瓶纯净水的生产利润大约一分钱；进入零售的利润就增长了十倍，大约一角钱；当这瓶水进入了餐馆价格就大约变成了一元钱；当这瓶水进入了大饭店，利润还会涨十倍，大约就变成了十元钱。同样是一瓶水，进入市场之后价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利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水的质量、包装都没发生变化，但利润却翻了约一千倍，简直是不可思议。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交换并不创造财富，因为交换的过程中被交换物并未发生变化。如一只兔子换一只鸡，交换之后兔子还是兔子、鸡还是鸡，并未因交换而产生增加值。但实际上养兔子的人也许不会养鸡，或者养鸡的成本会比养兔子还高；反之养鸡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于是才有了交换，并且通过交换让各自的利益得到满足，各自得到自认为满意的享受。交换同样会有交易的成本，这个成本也会在交换中产生价值的创造，并获得应有的利润与财富。之所以一瓶水的生产者的利润最低，因为对无特殊技术含量的产品而言，生产者的自动化生产程序会形成连续的作业以降低成本，并且不承担面对社会提供零售的交易成本，可以用低利润为竞争条件换取批量销售的成果。零售环节增加了运输等成本、价格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得到了方便、享受了服务、零售商换取了高于生产者的利润率。
当水进入了餐馆，消费者除零售环节之外还享受了餐桌、杯具等服务，因此支付给了餐馆更高的利润。当水进入了大饭店，则消费者还额外享受了更好的服务，包括大厅、温度、干净的桌布等等。一瓶同样的水支付的价格与利润都增加了，水仍然是原来的水，但消费者自愿支付了面对不同服务的享受所对应的价格和利润。
消费者有享受不同服务的选择权，因此当交易完成时，一方得到了消费的满足，另一方得到了服务的利润。利润在整个消费选择中的升级和价格在交换环节中的变化就是财富创造的过程。一瓶水的标的物未发生变化，但交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已从单纯购买一瓶水变成了水只是整个生活享受过程中的一部分。
从一瓶水的交换过程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当水从低级消费向高级消费转化过程中增加了服务增值的享受，消费升级的同时所创造的利润与财富价值就会高，反之就会低。第二，生产与交换中劳动者的工资随着服务等级的上升而上升，交易成本的增加要求获取更高的利润来支付交易成本和提供消费升级。
看来劳动收入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长与消费的升级密切相关。人们收入的增长同时与物质需求的增长密切相关，收入决定着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升级的水平。内需的基础看来重在消费的升级。
土地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当消费升级时，这些稀缺资源才能用价格进行调整，否则中国永远无法解决资源的稀缺问题。
因此资源的稀缺并不能成为限制消费升级的理由，恰恰是消费升级中的财富创造，消费升级中的价格修正才能让稀缺的资源回归到合理的配置中，在升级中让消费者能接受合理的资源价格。
住房消费的升级必然成为今后市场中的主流，对住房消费升级的限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合时宜的。用消费升级中的价格来衡量市场则更是一种无知。
鸡毛令箭
一个国人在境外的言行会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文化、礼仪与精神，但一个普通的国人却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政治与政策倾向。一个国家部委的下属部门，如果没有得到授权就只能代表本部门而不能代表部委，如果是一个部门中的课题组就只能代表这个小组。不管这个部门隶属于多大的部委，没有授权也决不能代表这个部委的权威，尤其是带有国家政策倾向、决策能力的部委，其权威性就更容不得课题组用于招摇撞骗了。但总是有些媒体，总是有些个人为了让自己引发社会的注意，就常常拿着鸡毛当令箭，借助钟馗而试图打鬼，也想借此将课题组中的个人变成似乎能代表这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于是谁的鸡毛所依附的部委牌子越大则令台越高、令箭的作用越大，就不再将精力用于收集一些好的鸡毛了。
发改委从来都是中国最重要或优先的政策导向机构，同时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管理机构。但发改委似乎也从来没有授权某个研究部门来代表自己的机构，更不可能让某个课题组来发布信息，从来不会将令箭随意交给只能生产鸡毛的人来掌控，但这块招牌却常常成为被鸡毛占用了的资源，成为让鸡毛高飘的令台，起码媒体中的标题常常这样标注。
其实许多的宣传都是媒体故意为之，但却从未见到鸡毛公开去纠正媒体的这种故意，而是用默认来沾沾自喜，巴不得想让鸡毛真的变成令箭。更可笑的则是本来只是个鸡毛的人，却把自己打扮成凤凰，借着令箭而升级，大言不惭自我标榜为专家，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专家就应有专家的知识基础，就应有理论的基础，就应有实践的证明与检验。但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却常常让这些自称和被一些媒体称为是专家的人们屡战屡败。在不断的用已经发生过的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大事、小事来嘲弄着这些专家，在用民众的经济损失搭起这些专家的令台，反而让他们更以为鸡毛也可以当令箭了。
国际上有许许多多并不拥有国家级、部委级招牌的民间公司或研究机构，都拥有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一些经济学家、分析专家，并拥有世界各国首脑都不得不关注的报告。他们之所以能拥有世界的认可与好评，不是因为他们被冠以了一个国家级部委的名头，而是因为他们的报告多次经历史与正在发展着的经济所验证是正确的。恰恰是这些预言、预测被以后的发展证明是正确的，才因此获得了民众、机构和受益者们的尊重，尤其是受到因未听取这些意见的被害者的认可。他们的价值不是体现在令台的高低上，而是体现在报告或研究成果本身。
这些组织对外宣称时从来都自称为鸡毛，但市场的无情竞争，让这些鸡毛必须承担自身成果错误的损失。这种利益无情的相关性则反过来成为了促使鸡毛们不得不努力让这些预言、预测有更强的针对性、可靠性和准确性，迫使鸡毛要上天就首先要让自己无懈可击，让民众信服和买账。正因为这种竞争把这些鸡毛放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就使鸡毛最终靠实力、诚信与专业上升为了令箭。这种令箭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也并不是因为带有管理机构的高帽，而是以理服人的一种自愿接受。人们自愿选择和自愿服从于这种理论或预测，使鸡毛具有了令箭的作用。
权威不仅仅来自权力，同时可以来自人格的魅力。麦克斯 ·韦伯把权力定义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从而使这个人有了权威性。但莫里斯 ·迪韦尔热则认为“权力是一种规范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地位：他有权要求他人在一种社会关系中服从于他的指示，因为集体——这种关系在其中发展——的标准和价值体系确认了这种权利，并赋予该享有这种权利的人”。这就是一种人靠权力或部门的权威性来试图号令民众，而另一种人则靠报偿的说服力来建立这种追随或号令的权威性，而报偿则来自听从与信服之后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收益。
鸡毛与令箭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真正的令箭来自权力的前者，而鸡毛能变成的令箭则来自后者。如果假借前者的权威试图将鸡毛变成令箭却又不具备后者的能力，就变得可笑了。那么鸡毛能给民众的则不是报偿而是损失了。如果一个机构或课题组，并不为误导民众而承担责任，他们并没有因失误而损失利益与生命，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对其发表的成果同样不负责任。那么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价值，这也就是他们不得不将没有价值的东西冠上令箭的名头以招人瞩目的原因。
社会的公平就在于，最终人们是会弄清楚什么是鸡毛，什么是令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