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我父亲的人，都叫他阿源。
如果光凭记忆，我还能记得的是他皮肤黝黑，一张圆脸上挂着浓眉大眼和塌鼻梁。他的身材矮胖矮胖，常年理着五分头，总是脸带油光，还有胡茬。
他身上的气味混杂，有汗水、油垢、尘土、酒气、槟榔、香烟、油漆……这些那些混合成一种无法形容、让人想别过头去的味道。
父亲是个油漆工，和其他底层建筑工人一样都是做一日、领一日的工资，只是他领到的那些钱从来进不了我们家门，全都缴给了赌场和烟酒摊。我们家里的所有开销，全都靠我妈做牵亡歌阵赚取，或是向亲戚邻居朋友借来，父亲连一毛钱也没分担过。
妈妈总是说我的油漆工父亲好吃懒做，而且比好吃懒做更加恶劣。
土匪强盗般的形象
我出生时是所谓经济起飞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个时候的建筑业大概是台湾地区生产总值（GDP）的主要贡献者。城市里的新房子一栋接一栋直直竖起，旧房子也不落人后地拼命往顶楼加盖，为了制造内需刺激经济，也为了容纳乡村大量外移到城市的劳动人口。
房子盖得多，油漆工的需求自然也就多，每天只有工头怕找不到工人，没有工人怕找不到工作的。但我父亲不知道是乐观还是纯粹懒惰，总之，他通常都是做一两天工就休两三天，要等到把工资花完、吃空、输光了才会再回去工地做工。
还有些时候，他连工地都懒得回去，不是直接在家搜刮我妈藏在各个角落的现金和首饰，就是跑到上游业者葬仪社那里去拦截我妈还未收回的工作报酬。
好几次我妈不肯把钱给他，他二话不说，直接拳打脚踢，打到我妈没力气再阻拦，他才肯停手。
记得有一次，妈妈让我帮忙去向葬仪社收取出阵的演出款，她本以为我父亲不会料到小孩出门是去收钱，应该比较安全，结果却还是一样。
我从我们的住所中山路步行到庙美街的葬仪社，穿过店门口摆放的几具未上漆棺木和纸扎金童玉女像，顺利向坐在葬仪社里泡茶的老板拿到几千元款项。对年幼的我来说，那些钱是一笔好大的数目。我把那些纸钞卷成小圆筒，紧紧攥在手中，藏进裤子口袋，快步走回家。
还走了不到一半路，在一座小桥上，我看见我父亲等在那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个短暂过程所发生的细节，只知道当钱被他拿走之后，我呆立在原地好久好久，等到回过神来才开始觉得焦急，想到自己没能完成任务，又害怕又难过地一边哭、一边走回家。
父亲好像从没想过我们母女没钱该怎么过活，又或是他认为我妈为母则强，总会想到办法养活我们。不管怎么想，那实在都不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应该有的作为，更别说是为人父亲了。
那时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恐怕跟土匪强盗相去不远，只能期待他不要伤害我们，完全无法奢望他会照顾我们，疼爱我们。
平日他不在家是常态。对我来说，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家才比较像个家。每当他回来，不管是清醒或醉酒，我总觉得像是一个外来入侵者，破坏了我们家庭的完整和安全。
现在再回头去看，我猜想那时的他，或许也有类似的感觉。
死没人哭
在我十岁之前，我们母女三人与他还同住一间屋子那段时间，记忆中，我从不曾开口叫他爸爸。
“死没人哭”是我妈给他的代号。父亲不在家时，我们都这样叫他。只有偶尔因为我妹年纪太小，还搞不清楚“死没人哭”是什么意思就当着他的面说：“死没人哭，你回来啦！”平常他回家的时候，连代号也消失，他就只是“他”，一个我们能躲多远是多远、能不靠近就不靠近的人。
许多年之后，当我在《哈利·波特》里读到伏地魔，总是会下意识地联想到我父亲。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却又像幽魂鬼魅般纠缠着我们，挥之不去。对我们来说，他是恶的化身，拳脚暴力、语言恐吓就是我们对抗不了的黑魔法。
那些年我们与父亲同住的地方，是在中和一处约三四十坪（坪，台湾地区房屋商积单位，1 坪约合3.3 平方米）的五楼出租公寓，那里用三夹板隔成五六个小房间，其余空间就是公用浴厕、厨房以及穿堂。用薄木板分隔出的每间房间大约都只有四五坪大，我们家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和所有家当都安置在里面。
也不知道是我父母的要求，或是房东本来就这样规划，我们租的那个原本就已经不大的房间又被一片木板再隔成两半，还配有一扇木门让相隔的两边能互通。被分割出的两半分别放了一张单人和双人木板床，双人床这边睡的是母亲、妹妹和我，单人床那边睡的则是我父亲。
我们和妈妈睡的这一半空间里，除了床和床头柜，还有一张附有带锁抽屉的桌子、一个达新牌衣橱，以及一个红色塑胶小尿桶。因为我们住的是距离厨房和浴厕最远的那一间，有了这个尿桶，我们就不必在半夜因为尿意醒来时，还要离开房间出去上那个不太干净的厕所。
在属于父亲的那一半里，单人床尾放有一张矮柜，上头放着电视、电话，紧挨着床侧边的则是一张印有注音符号及九九乘法表可折叠的小方桌，外加两张上面透明图画贴皮已经破损脱落的彩色塑胶小圆凳。父亲不在的时候，我们母女三人就在那里吃饭、看电视，这个小空间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客厅起居室，而不是父亲的“房间”，所以我总是希望他不要回来占用我们的活动空间。
我们房里那片将空间隔成两半的薄木板，高度并未顶到天花板，上头还留下大片的空间，看起来就像是面不完整的墙。我实在应该要感谢那片薄弱不堪一击的薄木墙，因为它让我跟妹妹不用直接目睹我们家的“全武行”；虽然，它并没能挡住其他的噩梦和恐惧。
我不确定是因为父亲或母亲有意识地将我和妹妹隔开来，又或是我跟妹妹因为害怕而自己闪躲过去，只记得几乎每次父亲动手打妈妈，都是发生在我们睡觉的另一侧，而我跟妹妹都是跪坐在父亲的床上或床边，捂着耳朵，一边哭，一边祈祷那仿佛永无止尽的叫嚣声赶快结束。
“你叫啊！我今天一定要打到你不敢叫，你再紧闭嘴巴我就把你的牙槽都打歪！”
咚咚碰，父亲用脚踹着母亲。
噼噼啪，父亲扇着母亲巴掌。
嘶嘶唰，父亲扯着母亲的头发。
乒乒乓，父亲推倒母亲撞到了床、撞到了桌子、撞到了布衣橱、撞到了灰灰花花的磨石子地板。
呼呼哼，父亲狂怒气急地吸气吐气。
也许是因为房间真的太小，也许是因为我父亲咒骂的声音真的太大，尽管紧紧捂住耳朵，我还是能清楚听到每一个声响。那些话语、那些声音从我的指缝钻进耳朵，在我的身体里面乱窜回荡，直至今日。
在我记得的那么多声音里，我母亲的声音是静默。
每次当我父亲动手的时候，我妈总是不吭一声。真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仿佛就是要那样咬牙忍着，忍着痛，忍着恨，她才能为自己保有一丁点的尊严，才能撑着让自己不至于完全瘫倒下来。
但那无声，偏偏更激怒我的父亲。
在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只能看见我父亲的暴烈与无情，要到自己也有了孩子，我才有能力去看见他的局限与无力。
如果当初，就算只有一次就好，我妈愿意开口对他说“不要再打了”；如果当初，我跟妹妹愿意亲近他，叫他声“爸爸”，他会不会因此就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台阶下，不必一直用暴力去维持，或说去确定他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和尊严？如果当时有人能够试着去理解他，也帮助他去看见、理解自己的状态与暴力来源，他会不会也有改变的可能？
我不知道。也没有人有机会知道了。
当年在嘉义那场相亲里的两个年轻当事人或许都不想、也不适合进入婚姻，要不是为了迎合家人的期待与传统价值观，他们也许能有其他选择，不需要去承担没有准备好要承担的责任，也不需要遇到这样的困境。
他们，其实都无奈。
不会回头的逃离
小学三年级下学期刚结束的那年，一个寻常的午后，妈妈带着我和妹妹离开家。是永远不会再回去的那种离开。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个有阳光的好天气，外面马路车来人往，从我家窗户看出去的那几条黑色电线上还有小麻雀停在上面叽叽喳喳叫着。这原本是平淡无奇的日常，却因为我们的离家而变得令人非常难忘。
父亲就跟平日一样，白天几乎都不在家。原本我跟妹妹坐在父亲床前挨着电视看，突然我妈出声叫我们关掉电视，进去我们平时睡觉的房间。我们听话站起身把电视关了，走到房间另一侧，看见我妈拉开衣橱在翻找东西。她把所有藏在里面的现金都搜了出来，另外还有她的身份证。原本也拿出来的户口簿看一看之后又放了回去，决定不带走。
那时她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逃离这个家了。但我心底知道。
妈妈牵着我跟妹妹走出家门，走下楼梯，走到外面的马路拦下一辆当时还未统一颜色的出租车。我们母女三人坐上车，妈妈请司机开往一个我们可以暂时避居的地址。
出租车开得不快，但我感觉自己心跳很快，妈妈一定也是这样吧。在那个似梦似真的模糊印象中，车子开了一段路，我回头望一眼刚刚离开的那个房子，不是因为不舍，而是为了确定我真的没有被留在那里。
我们离开家之后第一个暂时的住所，是莲姨的房子。莲姨和我妈是在同一个村子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一样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北部工作。她的兄弟姐妹不多，只有一个弟弟，非常有美术天分，他手绘的千元钞逼真到令人难辨真假，据说还曾因为这样而吃上伪造钱币的官司。
在我妈那个年代，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上学的机会，尤其是在资源比较少的贫穷农村，家里如果能有一点钱让小孩念书，当然是优先让能传家的儿子去。于是，身为长女的莲姨理所当然一肩扛起负担家计的责任，我知道她一直都没有结婚，努力工作赚钱供养她一家人。
说来人口少也有好处，那让莲姨能够多存一些钱，再加上贷款，就能在北部买下一间小公寓准备以后老了可以安居。也还好有莲姨，不然当时匆忙离家的我们无处可去，可能就要流落街头。
刚逃离的前几个礼拜，妈妈都不敢带我们出门，我们母女三人几乎整日都窝在莲姨的公寓里。每天到了吃饭的时间，妈妈都是自己一人下楼去面摊自助餐买现成的食物，她连要走远一点到菜市场买菜都不敢。
几个礼拜过去，我妈带在身上的现金也差不多都用完，她不得不开始出去找钱。可能找朋友商借，可能靠打牌赢点赌金，或是去当其他团牵亡歌阵的临时工。
妈妈出去工作才知道，原来我父亲在我们离开后就疯狂地寻找我们。
北部做牵亡歌阵的人不多，圈子小，彼此都互相认识，所以也多少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妈妈就是透过同行的朋友得知，父亲三天两头就会跑去问他们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母女的去处。他们还说每回父亲去的时候，总是两眼睁得老大，眼睛里布满红色血丝，十分吓人。而且，他身上一定都会带着用报纸包住的刀，所有见过他的人都叫我们一定要躲好。
当时的我虽然还小，但已经能感受到死亡威胁的恐惧。我很怕哪天妈妈出去工作时若是真的被父亲碰见，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应该是为了安慰我们，妈妈总是说不用担心，因为大家都知道父亲是怎样的人，没有人会眼睁睁看着他伤害我们的。
妈妈的话好有力量，我总是相信她。将近三十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当时她比任何人都害怕。
再见，再也不见
是在我们逃离家过了几年之后，我才又见到父亲。
那个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跟着三重一个歌团一起工作。团长是一对老夫妻，非常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几乎让我寄养在他们家。平常有出阵头的时候，我都跟着这对老夫妻和他的一双儿女一起吃住，没有工作的时候才会回家跟妈妈妹妹一起。平均一个月里，我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老团长家里度过，那样可以为我们家再减轻一些经济上的负担。
那天，我也是跟着团长夫妻出阵。记得丧家是将告别式场的铁皮棚架搭在一个四周都有铁丝网围篱的篮球场内，我就在涂上绿漆白边的球场上，踩着排练好的步点，跟其他两位牵亡歌舞者一起下腰、劈腿、翻筋斗，还有对着陌生人的灵堂焚香、祭拜、奠酒。
当时年纪最小的我另外还要负责烧金纸，在团长夫妻每一段唱念暂歇的空当，我就得走到铁皮棚架外，靠近篮球场围篱边，将金纸放进金炉焚烧，那是牵亡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程序。
在将金纸点燃放进金炉后，我仍站着确认金纸是否顺利烧尽，要是没燃烧完全，金炉会冒出呛人的浓烟，影响老团长夫妻唱词念口白。我有些出神地看着橘红火光晃动，但眼角余光发觉身旁的铁丝网外站着一个人，他的视线投向我。
真实人生总是比虚构戏剧有更多的巧合与张力。我转过头看见的，正是我的父亲。
如果当时不是隔着那道高耸的铁丝围篱，我不确定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我非常庆幸当时有那道围篱存在着。距离不超过一公尺，只有一网之隔的父亲两眼直盯着我，他的表情看起来既激动又疑惑，因为当时我脸上化着浓妆，身上穿着演出的服饰，他或许没能完全确定眼前的女孩是不是自己的女儿。
但我却第一眼就认出他来。有那么几秒钟，身边的时间仿佛像是冻结了一般，我动也不能动。最先有反应的是我的双腿，原以为它们就要瘫软下来，但想到父亲被挡在围篱外，还有时间逃跑，于是我赶紧提起脚，快步走回其他人所在的铁皮棚架里。我很紧张地告诉团长夫妇，我看见父亲了。团长太太叫我不要再回头看，她说这里头有这么多人，我父亲不敢进来把我带走。
我听她的话一直待在告别式现场的棚架里，我也只能这样做。忍住紧张害怕和不断涌上来的种种情绪，装作没事地继续跳着牵亡的舞步。丧家家属没有人知道，我这个牵亡的舞者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一直到整个仪式结束，我都不敢再望向篮球场的边界。等到我们收拾好道具准备离开，我走在老团长夫妇和所有团员的中间，才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刚刚父亲站着的地方。他已经消失，不在那里。
在那天之后的十多年间，我们谁都不曾再见过我父亲。包括妈妈的朋友们也说没再看到他带着刀出现追问我们母女的行踪。
人活着总是需要点什么去支撑或驱动生命，不管那是爱，或是恨，都行。我不知道父亲那天看见了什么，或想通了什么，让他决定放弃找寻我们。但不管那是什么，我想都不是让他好过的东西，因为，那让他最终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最后的确认死亡之旅
那一天接到电话的是我妹妹。
“请问你是阿娟吗？你爸爸叫作阿源对吗？”电话那头传来的陌生男声这么问道。那时已经结婚的妹妹突然被这么一问，又惊讶又摸不着头绪，但还是本能地回答说：“是。”
“我是你阿叔，你爸爸的弟弟。我找好久，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
我相信这很不容易，甚至觉得神奇。如果不是在台湾地区这样有“人情味”的地方，我父亲的家人应该不太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
在离开中和之后，妈妈、妹妹及我三人的户籍一直都还在那本没带走的户口簿上。当了近十年的“幽灵人口”后，妈妈贷款在新北市芦洲买了房子，才得以在她和我父亲婚姻关系仍然存续的情况下，将我们三人的户籍都移迁到妈妈名下的房子。我妈说，这是当初刚逃出来时，户政事务所的小姐教她的方法。
芦洲的房子后来因为缴不出贷款卖了，我们人也搬离了，但户籍却一直没有迁走，我跟妈妈又再度成了幽灵人口，只有结了婚的妹妹将她的名字迁移到夫家，真正落籍在居住地。而这也就是那位叔叔能够联系上我们的原因。
“我跑了好几个户政所，一直找你们都找不到，后来终于有个户政所的小姐愿意帮忙，才查到你的电话。阿娟，你爸爸过世了，他上吊自杀。你们要回来拜他，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爸爸……而且，你爸还欠了人家一些钱，他的身后事都是我帮忙处理的，希望你妈可以帮忙把他劳保的死亡给付领出来，还给债主，还有我垫付的丧葬费用。”
妹妹后来跟我和妈妈说了这通电话的事，以及我父亲的死讯。我当时除了很惊讶我们居然这样被找到之外，得知父亲自杀身亡，内心也有些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