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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扫过三江平原，给田野和草原镀上一片金黄，宝力山依然孤零零地在松花江南岸静静矗立。山上低矮的柞树林和灌木丛中参差耸立着高大的桦树和落叶松，夏日里曾经郁郁葱葱的山坡，现在秋叶在轻风中飘落，斑斓的色彩向原野奉献着入冬前最后的烂漫。
松花江闪着粼粼波光从山的北面平缓流过，黑褐色的沙土公路从山腰东边穿出来绕过半个山转到了山脚下直奔县城而去。公路两旁那一排排低矮的黄色土坯房、红色砖瓦房鳞次栉比地从半山坡向山脚下伸展。这里原是黑龙江农垦局下属的一个农场，随着大批知识青年的涌入，现在成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团部。
夏钢站在宝力山山脚下一片用木栅栏围起的院子——团部酿酒厂外的岔路口，焦急地注视着团部这条唯一的街上过往的车辆。昨天接到指导员的电话，连队的酒坊准备开工了，让她结束在团部酒厂的培训，今天尤特车（一种四轮拖拉机）到团部办事，顺便把她接回连队。
秋意渐凉，夏钢在咖啡色灯芯绒外套里加了一件红色的毛衣，宽大的草绿色军裤掩盖了她略微偏瘦的身材，她微微蹙着眉头顺着公路向东面宝力山的山腰望去，这是尤特从连队过来的方向。蓝绿色的卡车、红色的尤特车像变魔术似的从山腰背后转出来，在黑褐色的公路上卷起滚滚烟尘；四匹马拉的大车在车老板响亮的鞭哨声中“嘚嘚嘚”地从她眼前跑过，马儿气喘吁吁地喷着响鼻。夏钢没有看到自己连队的尤特，她又转身向西望去，尤特可能先到团部办事，团部机关和大多数部门在酒厂西边。
今天街上显得比往日喧闹，身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的军人——那些团部的领导成员，正登上吉普车下连队检查秋收准备工作；已调入团部机关的知青们也提着行李、煞有介事地在路口等着搭车下连队蹲点；到团部办事的人也大多行色匆匆。夏钢望着一辆辆车从身边驶过，不时眯起眼睛回转身子以避开阵阵扬尘，好不容易有一辆车拐进酒厂岔道，是一辆拉酒的运输车，与她无关。她叹了口气，走回酒厂门口，坐到紧紧捆扎好的行李上，翻开挎包拿出一本红色的硬面日记本。
下乡已经三年多了，夏钢断断续续地写日记。今天正好是她21岁的生日，早饭吃的是大粥和咸菜窝头，除了爸爸妈妈会在来信中向她祝福生日快乐，只有她在日记中才记下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21岁也许是一个新的开端，因为从今天开始，她回到连队将在酒坊做酒，不必再下大田风吹日晒，这微不足道的转折给她带来一小点满足。她坐在行李上低头写日记，直到有一辆红色的尤特从大路上拐了进来开到面前，她才突然站起来。车门上探出一个人头，她并不认识，说：“姑娘，跟你打听一个人。”
“我不是这儿的人，你上里边去打听。”夏钢用一只手挥赶尘土没好气地说，尤特突突突地从她身边开了进去。她继续坐到行李上写日记。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夏钢，夏钢，你们五连的车来了。”只见哈尔滨知青小王、大丽领着刚才那个小伙子走了过来，大丽对小伙子说：“你看，那不是你们连的夏钢吗，她已经等了半天了。”
夏钢站了起来，慌乱中把日记本往行李旁装脸盆杂物的网线袋中一塞说：“可是，我并不认识你。”
“噢，我叫李平原，才调到五连几天，”他对夏钢咧了咧嘴，勉强表示笑意，“今天指导员让我来接你回连，刚才办了点事又到木材厂拉了些木板，所以来晚了。这是你的行李吧？”说着他抓起行李一使劲托上了车斗，又拎起网线袋放上车，然后跳上车斗将这两件东西在木板中间放平整了，跳下车斗，对夏钢说：“上车吧，赶到连里正好吃午饭。”夏钢登上车，返身向女伴挥手告别，在尤特的突突声中离开了团部酿酒厂。
尤特绕过宝力山腰沿着团部通往连队的公路颠簸地行驶着。夏钢歪过头来悄悄地打量着新来的尤特驾驶员，他穿着机务排战士常穿的土黄色的带着油腻的工作服，显出他那宽宽的肩膀、结实的头颈；他只管注视着前方，好像也并不想与她讲话，是不是刚才夏钢没搭理他，他心里不高兴？到连队还有挺长的路，夏钢可不想一路闷着不说话，再说与尤特驾驶员混熟了以后搭车可以方便些，于是主动与他搭讪：“你是从哪个连队调来的？”
“二连。”
“你叫李平原？”
“是的。”他的眼睛仍然注视着前方。
“你有兄弟吗？”
“怎么，你想认识一下？”
“不是，我在想，你叫李平原，那你兄弟的名字，该不是叫高山或者盆地吧？”
他转过半个脸瞅了她一眼，又转过脸去说：“你还真猜对了一半，他叫李鸿川，有那么一点高山大河的意思。”
她不禁有点得意，咯咯地笑着：“那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取的名字不是平原，就是高山。”
“你不是会猜吗？”他仍然没有看她。夏钢并不介意他的冷淡，依然颇有兴致地说：“我听你口音肯定不是南方人，也不带北京、天津味儿，我想你可能是哈尔滨的知青，你父亲是搞地质工作的吧。”
“不对。”
“那就是齐齐哈尔或者牡丹江的？”
“我看你算了吧，猜了三次都没猜对，我是本地的。”
“本地的？”夏钢又歪过头仔细地打量起他来。浓浓的眉毛，眼睛不是很大，但与他那紧闭的轮廓分明的嘴唇相衬，显得俊朗。确实，和她平时相处的男知青相比，他似乎更结实更成熟一些，但她觉得与那些当地的青年职工相比，他更像个知青。“那你父母兄弟都在二连吗？”
“不，他们都在××团。”
“那你为什么不在××团老实待着，到我们这来干嘛？”
“你是在查户口？那我也问你，你为什么叫夏钢？原来我还以为是个男知青。”他总算又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她正在窃笑：“这个嘛，是个秘密，无可奉告。”
于是他不再问，毫无表情地望着公路前方。
“你既然说我像查户口的，那我还想调查调查，你一顿能吃几两？”
对这个问题，他觉得可笑，瞪了她一眼：“我也无可奉告。”
“我想，我们连队的八大饭桶需要重新调整，我看你这样子可以荣升饭桶之列。”
“什么？”他又回过头来瞪了她一眼。
“你不知道吗？我们连有四大才子、八大饭桶，那才子呢，都是些能说会道、笔杆子硬的人，比如上海知青沈浩明，特别能讲故事，上次给我们讲梅花党的故事，吓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宿舍门去上厕所。那饭桶呢，首先是那些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家伙，其次就是那些干活还行，但特别能吃的家伙，比如三排长冯舰吧，他是哈尔滨三中毕业的，能说会写挺有才气的，干活也行，当然干活多吃得也多，有一次往地里送饭，他一口气吃了八个大包子，又喝了三碗豆浆，说是溜溜缝；他既是才子，又是饭桶，是双料的。”
“冯舰已经不是排长了，上星期宣布的。”
“那他干什么去啦？调走了？”
“听说他在学校时组织过什么反动组织，现在回到二排六班脱坯盖房。”
夏钢一怔：“这不可能，他不是这样的人。”她说话声音轻了下来，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李平原望着前方没有搭话。
难道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她为这个才子兼饭桶的人感到惋惜。记得去年不知什么地方受灾，动员大家捐粮捐款，冯舰捐出大部分粮票，一顿只吃二两饭，每天还得照样干活出大力，有一次竟然让这个饭桶饿得晕倒在地头，夏钢从心里佩服他。本来干得好好的，怎么一转眼一切都变了？夏钢叹了口气，尤特拐进了一片草甸子中。
从这里走要比走公路近得多，草甸子中的这条道也许并不是一条真的道路，只是车开得多了、人走得多了，野草被压进了泥土中而土也被压实了就变成了路。秋天的野草已开始枯黄，草甸子中那一堆堆草垛被打草人码得方方正正，有几堆草垛旁停着马车，人们正用长长的叉子将一捆捆草挑起来，将马车上的草垛码得高高的，拉回家去作为冬天的烧柴。夏钢望着茫茫草原，一派“碧云天，黄叶地”的浓浓秋色，只有这条小路上两条黑色的车辙曲曲折折伸向远方。北大荒的秋天是短暂的，只要下一场雪，冬天马上就会降临，草甸子将变成一片茫茫雪原，她害怕冬天的寒冷。夏钢心中涌起一阵惆怅，是因为冯舰的意外消息，还是希望冬天晚一些到来？
“你怎么不说话了？”他问，但并不看她。她抿了一下嘴：“说什么？”
“说说你的连队呗。”
夏钢来到北大荒就在五连，三年多没动窝。五连有七八十名原农场本地职工和几十名职工家属，还有一百多名三年来陆续下乡的知青，他们大多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跟她一起到连队的上海知青有不少调走了，孙丽丽能歌善舞，调到团部宣传队去了；陆美华到北大荒不久，参加知青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她那声泪俱下的忆苦思甜感动了连队和团部的领导，下乡半年就抽到团部机关当干事了。然后是张宪国调到保卫股，后来李秋娣调到团部话务班，还有几个调到武装连，骄傲地扛起了真正的枪杆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根正苗红出身好，红五类的后代、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是他们值得骄傲的共同理由，而这又正是夏钢所不具备的。她不知道自己还将在连队待多久，一辈子？曾经想过，现在她再也不愿意想。她将脸转向窗外，望着那在秋风中摇曳的枯草，心中升起一种茫然的荒凉感。
“咋的？不愿意讲？”
她回过神来，笑了笑说：“你想调查什么？”没等他回答，又轻声说：“你见过我们连队的徐连长吗？外号徐大牙，听说现在已经调走了。如果他再不调走，可就要‘飞机炸茅房’了。”
“噢，你们的意思就是要激起民愤（‘民粪’的谐音）了。”
“对，女宿舍里谁不知道他这个下流胚，他只要一进女宿舍走廊，就有人说：当心，老太太喝粥来了。”
“干嘛叫他老太太？”
“嗨，你这还不知道？老太太喝粥——无耻（‘无齿’的谐音）下流呗。”
李平原没有继续发问，夏钢也就不再将徐大牙的故事继续下去，听说徐大牙把哈尔滨知青张永红搞得打胎了，就把她调到团部商店去了。现在他调到一个新建连队，还当事务长，手里握着好吃的，还不知道要害谁呢。但是这些话不便对一个还不熟悉的男青年讲，停了一会儿见他不吭声，夏钢就换了一个话题说：“我问你，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又转过头望了她一眼。
“你先回答，我再告诉你。”夏钢开始卖关子。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深奥，……应该是时势造英雄吧。”
夏钢心想他的回答跟沈浩明、陈立成一致，便接着说：“去年协理员到我们连蹲点，有一次开大会就提这个问题。那天以姚梅雪、王春波为代表的一派的观点是英雄造时势，他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是毛主席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大英雄，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造就了新中国，这就是英雄造时势。可是以沈浩明为代表的另一派的观点是，时势造英雄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说，恩格斯说过‘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也是会有另一个人来扮演的’。结果大家群起而攻之，说拿破仑怎么能跟毛主席相提并论，毛主席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可他又说，马克思说过‘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搞得大多数人都没有整明白，但是谁也不敢说马克思不对。大家看沈浩明眨巴着眼睛开口马克思、闭口恩格斯，后来就管沈浩明叫沈克思。”
“噢，沈克思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沈浩明是机务排的，看来他对沈浩明还是比较熟悉的，“那协理员怎么说？”
“到最后协理员说：散会。不知道他是什么观点，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夏钢为这个问题还写信问陈立成。陈立成在回信中很认真地作了回答：英雄是顺应历史潮流产生的，时势的需要才是英雄产生的根源，时势为英雄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他的看法与沈浩明一致，夏钢出于对陈立成的信任，当然也赞成沈浩明的观点，现在看到李平原的看法与他们相同，她觉得挺高兴。她接着打开话匣子说：“喂，你到我们连队也好几天了，你知道我们连一把手到六把手都是谁？”
“不清楚。”
“那你知道我们连一把手是谁吗？”
“这还用问？肯定是指导员啦。”
“才不对呢，是看菜园的老李头，他只有一条胳膊，号称‘一把手’。”
“你们这不是拿别人的缺陷在开玩笑吗！”
“这不是开玩笑，是对他的尊称！其实老李头是挺老实的，解放前是国民党部队开汽车的，后来到了解放军部队当汽车教练员，听说有一次他带领几个战士学开车，学车的战士经过火车道口时一紧张熄火了，正好就被火车撞了，当场撞死一人，他也少了一条胳膊，谁让他曾经是国民党的兵呢，被判刑六年，刑满后就被流放到北大荒来了。他是夏天看菜园，冬天看菜窖，对我们知青倒挺和气，就是过于认真，不管是谁，不经连队同意不能拿走一棵菜，所以大家都管他叫一把手。有了一把手就有二把手，那张木匠不是让电锯锯掉了两根手指头吗？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二把手。那三把手就是张木匠的老婆，她爱贪小便宜，喜欢顺手牵羊。有一次我们宿舍门前晾的一条裤子被风刮到地上，她就捡回家去，说那不是偷，是捡的。上海人叫小偷是三只手，于是大家就把三把手的称号封给她。有一回，她在菜园干活，下班时偷了几个青椒和柿子揣回家去，让一把手铆上了，硬要她拿出来，她不干，就吵了起来。正巧张木匠路过，帮着他老婆一起吵，可到头也拗不过老李头，只得把那几个青椒、柿子交了出来，所以大家说二三把手联合起来也斗不过一把手。”她顿了一下，感觉到李平原虽然没有看她但确是在听她说话，于是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那第四把手可是名副其实的，他就是我们的张副连长，他这人倒是好人，就是说话水平差了点，开大会只要他上台讲话，那台下保准有打呼噜的。对了，他的眼睛是斜眼，你知道吧？”他点点头。“老职工管他叫夜猫子。有一次晚上开大会他在台上讲话，下面呼噜声又是此起彼伏，那天正好停电，他举起台上的马灯说：谁在下面打呼噜？！那马灯正好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一只向左、一只向右。台下左边的人说：快别睡了，夜猫子说你呢；右边的人说：别打呼噜了，连长要点你的名了。可是他左手拎着马灯，右手往台下中间一指说：笑什么笑？就是说你呢！结果是全连的人都大笑起来，原来他的眼睛左右开弓，一下子就把左中右的人都看到了。”
她看到李平原也咧嘴笑了一下，又接着说：“他处理事情要是别人不服，他就说我好歹也是连队第四把手吧，于是好些人不叫他副连长，直接叫他四把手。第五把手是事务长，就是那个哈尔滨青年，这也是名正言顺的五把手，事务长官不大却有点小权力，知青回家探亲都想从他手里买一点黄豆、豆油什么的，所以都要跟他搞好关系，拍拍他的小马屁。那第六把手呢，你知道有个上海青年叫阿六头吗？大名叫陆林根，在大车班赶马车，他左手有六根手指头，在学校时的外号就叫阿六头，在这里就被称为六把手。”
他皱着眉头望了她一眼：“你怎么老是喜欢拿别人的缺陷来取笑。”
“这怎么叫取笑？大家都这么叫，这是爱称！你懂吗？”她噘起嘴来，“是你让我说连队的事，要不我才不愿意跟你讲呢。我们连机务排的人都挺爱开玩笑的，他们说现在光是算手的还没有算到脚呢，要是算上脚那吕瘸子也算一个，吕瘸子的脚趾头在山上伐木时被冻掉了。他们看到张副连长总是取笑他‘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张副连长从来也不生气。我们叫陆林根‘阿六头’、‘六把手’，他顺口就答应，也不动气。”夏钢撇了一下嘴没好气地说：“我们连机务排的人谁像你这么严肃，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像领导着世界革命。”
她有些委屈，眼睛转向窗外，不愿再跟他说话。他却突然笑了起来，转过头来仔细看了她一眼，说：“你挺厉害。”他使劲一踩油门，尤特颠了几下，夏钢从座位上弹了起来，大叫：“你报复我！”
尤特在颠簸中拐上了大路，公路南面望不到边的黄绿色田野中出现了一片简陋的黄泥草房，其中夹杂着几间红砖瓦房和一排随风摇曳的小杨树，连队就在不远的前方了。
车停在连部门口，正巧文书于涛拿着饭盒走出来。李平原对文书喊道：“小于，帮夏钢拿行李。”
“哎，夏钢回来啦。”他热情地跑了过来，李平原已跳上车斗，把行李和网线袋递了下来。文书把行李扛在肩上，夏钢拎着网兜，另一只手拿着文书的饭盒，女宿舍就在食堂的旁边，于涛笑嘻嘻地说：“你回来得正好，昨天连队杀猪，今天食堂吃肉包子。”
“是吗，我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夏钢一边走一边说，耳边传来路边上几个玩耍的小孩子在大声唱着：“蛤蟆蛤蟆气鼓，八月十五杀猪……”连队杀猪职工家属也有肉吃，连小孩子都欢欣跳跃，夏钢不由得高兴起来：昨天杀猪、今天吃肉包子，这是在给我过生日呢。
走进宿舍大家都围上来问长问短。“夏钢回来啦？”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一个梳着两根羊角辫的姑娘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两个大碗，包子在碗里摞得高高的。“哎，胖玲。”夏钢从她手中接过一个碗，放在床铺前的箱子上，这箱子上铺着塑料布，就是她们平时吃饭、写信的桌子。
胖玲的大名叫徐文玲，是夏钢中学时的同班同学，长着圆圆的脸、圆圆的大眼睛，伶牙俐齿，还特别爱笑，当她咯咯咯地笑起来的时候，好像一串清脆的铃声，也许她小时候就长得胖，在家里叫小胖，于是班里女同学都叫她胖玲。胖玲放下碗对夏钢说：“知道你今天要回来，桶里有热水，快去洗把脸，我再去打三碗豆浆回来。”说完一阵风似的出去了，过不多久又一阵风似的端着两茶缸豆浆回来了。
“那，姚美丽呢？”
“不用等她，她哪回准时回来过？老是让我给她打水买饭，她当官了，我倒成了她的勤务员了。我已经给她下了最后通牒，再这样我们跟她散伙了。”
“算了算了，这不我又回来了嘛，我们工作不像她那么忙，就多做点吧。”她们三个人合伙吃饭，每个月发完工资，各人买12元饭票合在一起，谁先回宿舍就先去打水买饭，胖玲是连队的出纳，不用每天下地干活，显然比较轻松，在三人中她做得最多。
夏钢一边吃着包子，一边打量着四周：“呵，宿舍又重新粉刷过了，真够亮堂的。”
“你还不知道呢，徐大牙调走了，又调来了新连长，听说是佳木斯农机校毕业的，也就比我们大个三四岁，原来是二连副指导员。这新连长还挺有魄力的，到宿舍转了一圈就提出了一个改建方案，把炕改成铺，铺上铺草垫子，铺下走火道，这下用不着在屋子里烧炕又脏又呛人的，炉子都安在走廊里了，他说等天冷了安排一个有经验的老职工来烧炉子。你看窗户里层都钉上了厚实又透光的塑料膜，好比双层窗户一样暖和。这两天我们也没干别的活，就是搬来搬去的。连长说了，让知青安排好过冬，再参加秋收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正说着姚梅雪回来了，齐耳的短发、黑里透红的瓜子脸、单眼皮的丹凤眼、眼睛不大透着精明。她原名叫姚美丽，是学校在“文革”开始最早起来造反的革命小将之一，根据毛主席诗词中一句“梅花喜欢漫天雪”，她将名字改成了姚梅雪，寓意要像梅花一样傲雪凌霜。她最向往的是参军当一名女兵，但是她那解放前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父亲，也有一点小小的瑕疵，因而断了她当兵的梦。那是他当车间仓库管理员时少了两颗金刚钻的钻头，工厂的“四清”工作队派人到她家来搜查，她家简单的家具和被褥一目了然，再说那钻头那么小，工作队什么也没搜出来。姚美丽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大姐已在两年前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边了，她升级为家里现有子女的老大，工厂保卫科的人临走时对姚美丽说：你是一个革命青年，要协助工厂查清问题，注意家里的动向，劝说父亲老实交代，发现问题及时向工厂保卫科汇报。那时姚美丽刚上初三，在积极争取加入共青团，工厂里的人走后，姚美丽对着父亲厉声喝道：“你到底有没有拿金刚钻，拿了你就老实交代，拿出来交回厂里去！”一直低着头的父亲对她的厉声大喝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又跺着脚说：“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我的政治生命就断送在你的手里！我要跟你一刀两断！”父亲明白了自己对女儿的前途无法交代，老泪纵横地甩下一把把鼻涕：“美丽，我也不知道金刚钻到哪里去了，我向你保证没有拿，确实没有拿呀！”姚美丽相信并原谅了父亲，但15岁的她也没有能力帮助工厂来查清问题，从此她那工人阶级出身的美丽外衣上被染上了污点，父亲从仓库管理员贬为翻砂车间的工人，干着最脏最累人的工作。她还是积极参加每一次运动，以示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改了名字参加红卫兵造反派，又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写了血书要求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现在她已经是连队的副指导员。
“夏钢回来啦，”姚梅雪一边说一边用茶缸从水桶里舀出一杯水，倒在脸盆里开始洗手，“等吃完饭李连长让你到连部去一次。”
“谁？！”
“就是新来的连长。”胖玲补充说。
“对，他可能要跟你谈工作安排的事。你知道吗，这两天正在收拾酒坊呢，明天你就可以去看看了。”洗完手，她拿起包子咬了一大口，胖玲瞪了她一眼：“一吃饭就像个饿死鬼，又没人跟你抢。”
看到姚美丽狼吞虎咽样子，夏钢忽然想起了那个才子兼饭桶的人，她问姚美丽：“听说冯舰现在不当排长了？”
姚美丽吧唧着嘴来不及说话，只是点点头。
胖玲接话说：“团支部已经对他开过批评帮助会，要他交代他组织的‘全无敌’战斗队到底干了哪些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他一声也不吭。大家就开始瞎说八说地批评他，有的人说他骄傲自满，有的人说他对战友不热情不真诚，有的人批评他自以为是，还是美丽说他那个战斗队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我们也搞不清楚，冯舰一声不响地在记录大家的发言，最后说了句‘我接受大家的批评帮助’就结束了。”
姚美丽总算吞下了一个肉包子，喝了口豆浆，舔了舔嘴唇说：“连队党支部已经准备发展他入党了，团里还有可能要调他到其他连队当副连长，组织股派人到哈尔滨外调时，发现他在学校组织的‘全无敌’战斗队曾经参与‘炮打张春桥’，还参与过打砸抢，是反革命组织，已经被取缔。他是这个组织的头头之一，因为他上山下乡走得早才没有追究，另一个头头已经被关进监狱了。”
“可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夏钢说。
胖玲瞟了一眼夏钢：“学生怎么了？三岁就可以看到老。我说人不可貌相吧，他那点笔杆子在炮打张春桥时一定没少用。唉，可惜了一个才子，笔杆子没有用到正地方，现在入党提干都泡汤了。”
姚梅雪不紧不慢地吃着第二个包子：“组织股王干事找他谈话时，他要求调到三师新建的煤矿去，上面已经同意了，他很快就要调走了。”
胖玲撇了撇嘴：“当煤矿工人啊，在地底下不见天日，有什么好的？”
“可以换个环境。”姚梅雪说。
夏钢默默吃着包子不再说话，为什么前几年曾经同样扛着“造反有理”大旗的人，有的成了飞黄腾达的“革命左派”，有的却成了反革命分子，她不相信冯舰会是反革命。
吃完饭，夏钢既好奇又有些忐忑地走向连部办公室，不知道新来的连长什么样子，会对她说些什么。她想起去年协理员在连队蹲点时搞红色家信活动，会上许多知青慷慨激昂地朗读了写给父母或同学的信，信的内容大多是扎根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和豪言壮语，夏钢觉得最豪迈的还是曾经的三排长冯舰给父母的信中引用的诗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也许他真想在北大荒一辈子，准备将尸骨也埋在北大荒。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还会这样想吗？协理员在大会结束前总结时有一句话让夏钢印象深刻，“红色家信像一支支利箭射向敌人心脏”，而自己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家书像利箭呢？
会后协理员把夏钢叫到办公室，让她当夜就写一篇有关红色家信活动的报道，明天让邮递员带到团部。她摊开纸、拿起笔，看到现役军人的协理员正坐在对面桌子边直愣愣地瞅着自己，红色的帽徽领章衬着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她心里感到一阵阵发毛，一点思路也没有，一句话也写不出来。于是她对协理员讲，她想还是回宿舍去写，协理员走了过来，把自己的手搭在她的手上，用一种使夏钢感到奇怪的神情说：“你好好写，这篇稿子写好了，我让指导员把你调到连部当文书。”当文书可以坐在办公室里，不必每天下地风吹日晒，是每一个女知青梦寐以求的岗位。可这时她对文书的岗位已没有任何感觉，只感到自己的手背上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她抽出手来像逃一样离开了办公室。当天晚上，她在宿舍里冥思苦想，却写不出一句像样的句子，眼前老是晃动着协理员那只汗毛粗壮的手和那奇怪的眼神，还有那一封封像利箭一样的家信在眼前飞舞。几天以后，邮递员从团部宣传股带下话来：你们连那篇关于红色家信活动的报道，光有骨头没有肉，不予采用。连队文书的岗位从此与夏钢失之交臂。
夏钢走到办公室门口，见门没有关紧，就径直推门进去，屋里很安静，只有刚才接她回来的李平原正坐在简陋的桌子旁边看报纸边吃包子，夏钢见了笑嘻嘻地说：“李平原，你真好学啊，吃饭还到办公室看报哪。”
李平原将最后一口包子塞进嘴里，嚼了两下说：“你先坐下。”
“不了，我找连长。”
“我就是。”他把嘴里的食物咽了下去，端起碗喝了一口豆浆。
“什么，你是新来的连长？”夏钢一时惊讶得不知说什么。
“怎么，不像？”
“那……你就是连队的二把手？”
“不，二把手是张木匠，这可是你告诉我的。”他故作正经地说。
“不是，我是说……怪不得你总那么严肃。”夏钢有些语无伦次，她后悔在路上无所顾忌地说连队那么多人的绰号，给新来的连长留下不好的印象。
“好像领导着世界革命？”说完他笑了起来，“你给我扣的帽子还真不小。来，坐下吧，先给你看一样东西。”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封面的日记本扔到她面前：“这是你的日记本吗？”
她翻开看了一眼，立即用双手抱在胸口：“我的日记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看过了？”
“我刚才在卸木板的时候，看到木板底下有一本日记本，可能是刚才车子颠的时候掉出来的。要说看么，我只看了一点。”他把一点两个字说得很重，“要不，我怎么知道是你的？”
“谢谢，还有别的事吗？”她已经没有刚才的底气，说话声越来越轻了。
“明天你就到酒坊上班，酒坊现在正在改建房子，就在猪舍和豆腐坊中间，你是在酒厂学习过的人，明天去看看还需要添置什么东西，告诉副连长。还有，你们酒坊四个人和豆腐坊两个人编成一个班，班长是老高，除了你以外，还有刘继峰和北京知青刘玉琴；技术上的问题以你为主，可大事情上你还是要听老高的，向贫下中农学习嘛。”
“知道了，连长，那我先走了。”
“好吧，祝你生日快乐！”他站起来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夏钢突然愣住了，他显然看过自己今天还没有写完的日记，夏钢尴尬地咧了咧嘴，迅速转身走向门口。
走出连部，夏钢觉得她对这位新来的连长似乎有了一点点好感，“文革”以来除了为毛主席祝贺生日，普通人庆贺生日那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可李平原并没有忌讳。如果从团部回来的路上算第一印象，胖玲的介绍算第二印象，现在是第三印象，那一二三印象还都不错。
当天晚上，夏钢坐在小凳子上以床铺当桌子，继续写完自己21岁生日的日记，在她的日记本中第一次出现了李平原的名字，她为下乡以来第一次有人向自己祝贺生日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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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夏钢和小刘一起来到酒坊上班，这是一排黄色的土坯房，好像已经有年头了，房顶上披头散发地盖着茅草，房子前面斜撑着两根圆木，像一个老人拄着拐棍防止跌倒。酒坊就在猪舍旁边，这猪舍离连队宿舍区大约二里多路，酒坊、豆腐坊建在猪舍旁边，就是为了用酒糟、豆腐渣喂猪方便。酒坊也就是两间房，外面一间已经砌好了一个大灶台，占了近一半的地方，两口硕大的铁锅架在灶上，还有那硕大的蒸笼、蒸馏管道和装酒的大木桶，一口压水井就是在寒冷的冬季也不会影响用水。里间是发酵间，进门的一边已放好了一排排发酵用的坛子，搭好了一排排木架、木盘用于拌料、晾凉，一张工作用的桌子；另一边用木头搭了一张窄床，那是给她和小刘值夜班时休息的。地上还堆着一堆红砖，老高和刘继峰已经在屋里忙乎了。见她俩来了，老高站起来说：“人都到齐了，咱先开一个班务会吧。”
大家来到了隔壁的豆腐坊，大灶上大铁锅里的豆浆正冒着滚滚热气，豆腥味在房间里弥漫。胡子拉碴的老赵正坐在旁边吧嗒吧嗒地抽着自卷的旱烟，那烟丝呛嗓子，他不断地咳嗽吐痰。小刘和夏钢拉了条长凳坐下，吕瘸子坐在她们对面，撩起裤腿使劲抓挠，腿上的皮屑纷纷扬扬落下，夏钢看到他黢黑的手指和指甲缝中的皮屑，不禁恶心地想：原来他们就是用这么脏的手在给我们做豆腐、舀豆浆啊。头脑中立即又有另一个声音驳斥道：你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怕脏不怕累是贫下中农的本色，你不应该嫌他们脏。于是她不再看他俩，转过头望着老高班长和刘继峰。原来在农一排时老高就是夏钢的班长，夏钢知道老高虽不善言辞，但为人厚道，干活更是一把好手。只听他干咳了一声，搓着两只手像背书似的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现在酒坊和豆腐坊是一个班，我们的目标就是为革命做好豆腐出好酒，大家要互相团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豆腐坊呢，有老赵和吕瘸子，他们俩是老做豆腐了，也不用我多说了。酒坊呢，有我们四个，我、小夏，还有一个男小刘和一个女小刘……”
“嗨，什么男小刘女小刘的。”老赵往地下吐出一口口水，一边将装烟丝的荷包递给老高一边插话说，“刘继峰岁数大一点，就管他叫大刘、管刘玉琴叫小刘，这不就分开了吗。”
“对、对！”大家都笑着附和，刘继峰黝黑的脸膛变得通红说：“管我怎么叫都行。”
老高从老赵递过来的荷包中捏出一小撮烟丝放在一张小纸条上，慢条斯理地卷着烟说：
“夏钢呢，刚从团部酒厂学习回来，你和小刘在里面一间，负责酒曲的培养发酵，我和刘继峰负责蒸料出酒。虽然我是班长，酒坊的事呢还要夏钢多出主意，咱不能辜负连队战士对我们的希望，要多出酒、出好酒。”大家鼓起掌来，老高点燃自制的烟卷用力吸了几口说：“我的话说完了，夏钢，你来说几句吧。”
“我也没什么可多说的，我一定和大家搞好团结，该我干的我一定干好，协助班长把酒坊的工作做起来，多出酒、出好酒。”趁夏钢讲话，老高又使劲吸了几口烟，扔到地下用脚蹍灭后抬起头宣布：“散会。”
他们四人回到酒坊，老高说：“里屋还要搭个炉子，夏钢你看搭在什么地方合适？”夏钢说，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均匀，最好在炉子后面跟一段火墙。确定了位置，老高说今天我砌炉子，你们仨把墙给粉刷一下，明天再把里屋的顶棚糊一遍。
夏钢见大刘拿起一个土筐要出去，便说：“小刘，你先帮班长递砖，我和大刘去捡些石灰。”说完跟了出去。
大刘对她笑笑：“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路挺远的，两人不省点力吗。”夏钢原来在一排以干农活为主，大刘在二排以烧砖盖房为主，俗话说：脱坯打墙，活见阎王。可刘继峰在二排时，什么活重他就干什么，他仿佛永远都有充沛的体力，而且从来不多说话，大家都愿意和他搭伴干活。这会儿，大刘在前面迈着大步，夏钢简直要一溜小跑才能跟上。
到了二排盖房的工地上，夏钢在几个搬砖的人中看到了冯舰，他正搬着一大摞砖从她面前走过，夏钢咧开嘴对他笑了笑，想对他说一句道别的话，可他对夏钢的招呼视而不见，只管往砌了一半的墙头走去，夏钢尴尬地怔在那里。
这时大刘已经往土筐里装了几大块生石灰，起身对夏钢说：“够了。”挎起筐就走，夏钢回过神来悻悻地往前跑了两步：“咱俩一起拎。”说着，伸手拎住土筐的另一边，刘继峰笑了：“我有劲，就这点东西还用两个人？”
“既然我来了，总不能看着你干，要不我先提一段路，你再提。”夏钢不再去想冯舰的事，她憋足了劲，挎着筐一口气走了两三百米，已是气喘吁吁，手也疼了。
“你歇会儿手吧。”刘继峰接过土筐，稳稳当当地走了起来。
夏钢跟在后面使劲甩着疼痛的手臂，一边说：“大刘，你真有劲，能分给我一小半就好了。”
刘继峰说：“力气是干活练出来的，从小学开始一到农忙季节我们就下地干活，初中毕业也有好几年了，连队干活我一天也没拉下过，这不，越干越有力气。”
“你是哪一届初中毕业？”
“六六届。”
“噢，咱俩同届，原来我们一样大？”
“我属牛。”
“我属虎，你顶多大不了一岁，原来我还以为你比我大好几岁呢，别人都说你是干啥像啥，我真佩服你。”
刘继峰的父亲刘喜奎是连队的老职工，原来在大车班专门负责饲养马和牛，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查出是土改的时候从山东逃亡过来的漏网富农，于是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隔三岔五的批斗会上，他和其他几个四类分子必定要上台，穿着黑衣黑裤，弯腰耷拉着脑袋。每次批斗会上他们都要先自我批判，刘喜奎的开场白是：我是漏网富农分子刘喜奎，我是阶级敌人，我有罪，罪该万死。革命群众要他交代解放前他是怎样剥削压迫贫雇农的，他总是支支吾吾避重就轻，于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他属于死不改悔的四类分子。现在他已被清理出大车班，每天清晨打扫厕所，然后下地干活。对夏钢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冬天刘喜奎得了流感，孙大夫确认他发烧39度以上，他请了几天病假，没有人打扫厕所，厕所里的粪便冻成了一个个尖山，眼看就要冒出厕所的踏板碰到屁股了。姚梅雪叫了同宿舍几个人去打扫女厕所，她们用镐头使劲刨粪便山。包晓莲和侯苏文是六九届北京知青，“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小学还没有毕业，便懵懵懂懂地停课闹革命、参加批斗老师，才16岁就被“上山下乡一片红”了。她们比夏钢晚一年多到北大荒，刚到连队的第一个星期，他们天天开会学习不用下地，一切都很新鲜，男孩子一有空就围着马号转，为的是有机会骑上高头大马跑一圈，女孩子们还在宿舍门口跳皮筋玩捉迷藏。可是经历过第一个农忙的艰苦劳动后她们开始想家了，尤其是想到有可能一辈子在这里生活，她们害怕了。在北大荒的第一个中秋节，她们插上宿舍门闩，集体放声大哭，像孩子那样一边哭一边喊着爸爸妈妈。她们的哭声带动了比她们早来几个月的上海六八届初中女生，大家此起彼伏地大哭起来，那哭声冲破房顶在连队上空回荡，任凭指导员、连长打门敲窗都没有人去开门，她们用集体放声痛哭来表达对家庭父母的思念、来宣泄对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的恐惧。那年中秋节女宿舍六八、六九届女生的“嚎啕大合唱”已成为连队老职工和男知青中经久不衰的笑谈。
现在她们一边刨一边叹着气嘟囔说：“谁生病都可以，就是阶级敌人不能生病。”
姚梅雪瞪了她们一眼：“别说反动话！”
胖玲直起腰说：“我看她们说的有道理，要是阶级敌人都生病了，我们革命群众就要帮他们打扫厕所了。”
“就是嘛！”夏钢和她俩齐声附和。
小侯刨了两下又问：“要是阶级敌人都消灭干净了怎么办？谁来打扫厕所？”
姚梅雪停下刨粪，拄着镐头义正词严地说：“阶级敌人就隐藏在革命队伍中，永远也不会消灭干净。哪怕地主、富农、资本家都消灭完了，党内还有他们的代理人企图替他们翻案复辟，还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都解放这么多年了，‘刘邓反革命集团’怎么又跳了出来？今后的阶级斗争主要体现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这就是说……”
还没等姚梅雪讲完，胖玲抢着说：“这就是说，阶级敌人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永远也割不完。”
夏钢接着回过头对小侯说：“小侯，这回你不用担心没人扫厕所了吧。”
包晓莲还是不理解：“那等我们老了，我们这些人当中是不是也会出阶级敌人？”在她的心目中阶级敌人一定由老头老太来充当。
胖玲说：“那你就不要乱说乱动，再说反动话就是你来扫厕所了。”大家都起哄笑了起来。
这时夏钢又叹口气问：“扫厕所的问题倒是解决了，可是阶级敌人老也消灭不完，阶级斗争永远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共产主义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啊？”
姚梅雪瞪了夏钢一眼，这个问题报纸广播中没有明确讲过，她想了想说：“共产主义是远大的理想目标，阶级敌人都消灭干净了，才会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那时候没有阶级斗争但是还会有两种思想的斗争，斗争永远不会停止。”
夏钢一直记得这一幕，虽然姚梅雪的厕所理论、斗争哲学只是报纸广播理论的翻版，他们每天都像和尚念经似的听着念着，她心里当然也是希望刘喜奎这个富农分子不要再生病，可以每天为大家打扫厕所。现在她真为刘继峰有一个富农爸爸感到惋惜，批斗他父母时他心里会难受吗？还是像他嘴上说的那样，与父亲彻底划清界限？
下午，夏钢穿了一套洗得褪了色的兵团战士服，把齐肩短辫塞进军帽里，拿着刷子蘸着石灰水刷墙，刘继峰站在梯子上刷上面一半，她刷下面一半。她觉得刷墙这活很轻松，心情愉快，还不时哼几句歌。有时候她抬起头，看看刘继峰的刷墙动作，经过比较再调整自己的动作。忽然，从上面掉下一滴石灰水，正好掉在夏钢脸上，她用手背擦了一下脸又接着干了起来。小刘笑着说：“夏钢，瞧你变成大花脸啦。”
“没事，反正干完了要洗脸的。”夏钢满不在乎。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墙快刷完了，听见门口传来一个声音：“你们干得挺快呀。”只见张副连长和李连长一起走进来，张副连长一见夏钢就乐了：“夏钢，想要打扮也不能把石灰当香粉往脸上抹呀。”
夏钢有点羞涩地笑了笑，看见张副连长眼睛一左一右斜视着，右眼望着自己，左眼对着小刘，她忽然明白张副连长的右眼是正视的、左眼是虚视的，以后要确定他往哪里看以右眼为准。夏钢见李平原也在冲着她笑，便不好意思地用袖子使劲擦着脸。
老高迎了出来，搓着两只大手说：“两位连长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改进？”
李平原说：“夏钢，你在这里算是内行，你看还缺什么。”
夏钢说：“中午我到科研班去看过了，他们那儿有些东西现在也用不上，我可以先用，还需要买一些试管、温度计、湿度计和零星的东西。我想明天这里的事差不多了，后天我到佳木斯跑一趟，把该买的东西买来。另外还要抽空到团部酒厂拿一些菌种、琼脂。”
“好，就照你说的，大概需要多少钱到出纳那儿先预支一点。”
老高说：“炉子搭好了，刚才试了一下，还挺好烧的。还要领一把水壶、一个盆，外屋呢，还要水桶、铲子和一口大缸。”
张副连长说：“你到保管员那儿去领，要是还缺什么，我会叫他三天内买回来。”张副连长又指着大刘对李平原说：“你认识他吗？他在年轻人中干活可是数一数二的。”
“知道，你叫刘继峰。”大刘的脸像大姑娘似的红了起来。李平原又转向小刘：“刘玉琴是北京知青，今年还不到20吧？”
小刘腼腆地说：“虚岁20了。”
“呵，那可是大姑娘了。”张副连长右眼瞪着小刘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3
第三天夏钢一早搭车到团部，再从团部坐班车到新丰镇，那里有一个铁路小站，可换乘火车到佳木斯。到了佳木斯夏钢急急忙忙把要买的东西买齐了，在兵团招待所住了一晚，准备坐第二天中午的火车回团。于是一个上午都是空闲时间，夏钢到佳木斯最大的食品商店买了2斤小人酥糖果和1斤饼干，她的一个大挎包已经装得满满的。还有剩余时间，夏钢看到有一幢房子挂着佳木斯图书馆的牌子，想进去看看书消磨时间，可是大门紧闭，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周四政治学习”。怪不得一路走来冷冷清清，不少商店都关着门，门上挂着告示，原来今天是星期四，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日。夏钢信步来到了松花江畔，这是她到佳木斯最爱逛的地方，这也是佳木斯最整洁、最漂亮的地方。
高高的防洪纪念塔矗立在江边，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用热血和生命从洪水中挽救这一美丽城市的动人故事。江岸用一道道粗铁链拉成栏杆，那两根柱子之间弯弯下垂的铁链，在江岸柳树的树荫之间画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夏钢觉得这里与杭州西湖的湖滨同样使人感到浪漫。她走上防洪纪念塔底座高高的台阶，倚在白色石栏杆上眺望松花江对岸茂密的树林，还有远处黄绿色的原野、更远处隐约可见的山峰。她不知道那儿是农场还是公社，那儿有没有北京、上海的知青，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和自己一样？抑或对岸也有荒无人烟的大草甸子、野狼在那里出没？
秋风带着寒意撩拨着她的头发和衣襟，她打了个寒战走下台阶，沿着滨江大道慢慢地走着，江边有一幢尖顶的俄式小楼，刷着鲜艳亮丽的色彩，去年夏天她曾经和胖玲一起在这里吃过冰糕，那甜甜的浓浓的牛奶味，使她到现在还直流口水。可不知为什么眼前这座可爱的小房子也紧闭着大门，是不是里面的人也在政治学习？夏天这儿曾经是那么热闹，人们沿着江边的台阶走下松花江，在江水中嬉闹搏击；现在却是那么宁静，偶尔有船只鸣着汽笛从江面上驶过，还有那粗壮的原木扎成的木排正在顺流而下，江边偶尔走过几个路人也大多面无表情。柳树和梧桐树上落下的残叶，在秋风中打着转飘进松花江，随着江水向下游奔去。江水东流带走无垠的秋色，她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忧伤，过不了多久江面就会结起厚厚的冰层，不会再有船只航行，也不会有木排漂流，松花江面会白雪皑皑，江中心将变成一条供汽车通行的冰上道路。
夏钢找了个稍微避风的地方，坐在江边的长椅上，望着那滔滔的松花江水，突然两句唐诗涌上心头：“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似故乡。”她想家了！小时候妈妈教她背了许多唐诗，随着“文化大革命”批判封资修，她自己以为早已把唐诗忘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把毛主席的诗词和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她想家了，唐诗又不由自主跳了出来，原来她并没有真正遗忘，只是被埋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封存了。松花江水和黄浦江水多么相像，她感到自己非常想家、想念爸爸妈妈和小妹妹，她曾经有多么幸福的童年、多么慈爱的父母、多么温暖的家。
在她心头第一次烙上惶恐印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正在房间里看书，对了，她记得是在看《牛虻》，当她正在被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感动得唏嘘不已时，楼下传来一阵阵口号声。她看到妈妈疾步走进她和小妹的房间，走到窗口向外探了一下头，又立刻返身向大房间走去，在她转身的一刹那，夏钢看到了妈妈眼睛中的惊恐。夏钢放下手中的书，跟着她走进大房间，听见妈妈用惊慌的声音对爸爸说：“他们来了！”爸爸慢慢放下手中的报纸站了起来，仿佛在迎接他们的到来。接着就是“砰砰砰”的敲门声，保姆张姨开了门，一伙手臂上戴着红袖章的钢铁研究所的造反派冲进他们的家，高呼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她顿时吓得心惊肉跳，就从这一刻开始，她跟妹妹的幸福童年戛然而止了。
她不敢在家里看造反派批斗她的父母，当她噙着眼泪从人缝中溜出家门的时候，父母亲正在低头接受造反派的厉声喝问。她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路旁围着的一群人传来闹哄哄的声音，她走过去看到人群中站着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正被两个红卫兵一左一右拽着胳膊，他声嘶力竭地叫：我是工人！我是工人阶级！一个看上去像红卫兵头目的人说：“你他妈的什么工人？工人阶级有穿小脚裤子的吗？你是流氓阿飞，他妈的工人阶级的败类！”“你凭什么说我是流氓阿飞？这哪能算小脚裤子？”这个男人争辩。“小红，你看他的裤脚超过六寸半吗？”小头目回头问旁边的一个穿军装扎腰带两手叉腰的女红卫兵。女红卫兵穿的是裤腿肥大的军裤，她两手叉腰，向前跨出半个弓步，低头看了看这个男人的裤腿说：“肯定不到六寸半。”“要不要剪？”小头目举起一根手指直指男人的裤脚大声问围观的人群。“剪，剪掉它！”人群发出疯狂的叫喊声，一个拿剪子的红卫兵弯下腰“咔嚓咔嚓”地把那个男子的裤腿剪开直到膝盖以上，人群一阵哄笑，夏钢看到站在旁边的一个老先生摇摇头走开了。
“让开让开！”还没等被剪裤脚的男人离开，围观的人群中又被推进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短发齐肩面容姣好，穿一袭浅蓝色的连衣裙，脚下一双白色的小丁字平跟皮鞋。推她进来的两个红卫兵说：“她穿尖头皮鞋！”红卫兵小头目对她上下打量了一番问：“什么出身、什么职业？”女人吓得瑟瑟发抖低声回答：“出身职员，我是幼儿园教师。”“看你这身打扮就不像劳动人民出身，幼儿园教师穿尖头皮鞋，向小朋友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你有资格做教师吗？”他大声喝道，又抬起头对围观的人群喊，“应该怎么办？”“剪掉它、剪掉它！”人群又开始起哄，一个红卫兵开始领喊口号：
“兴无灭资！”
“彻底铲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夏钢忽然想起自己家里也有一双白色的高跟鞋，虽然她从未见妈妈穿过，但妈妈说那是她跟爸爸结婚时买的鞋子。现在造反派在家里一定也抄出了这双鞋子，他们会因此批斗妈妈吗？夏钢闭上眼睛不敢再往下看，转身离开了正在对年轻女教师狂喊口号的人群。
傍晚时分夏钢回到楼下，大门口贴着列举父亲反动学术权威罪行的大字报，爸爸名字上的红色大叉像鲜血一般醒目。回到家中只见满地狼藉，父母亲毫无表情地整理着残留物品，从夏钢小时候就跟她们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张姨，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唠唠叨叨地说造反派不是好东西，是强盗。夏钢看到那双白色的高跟鞋已经跟一堆废纸片和被打碎砸烂的残破物件堆在角落里，那鞋子一定被谁踩过几脚，白色的鞋面已污秽不堪。自己和小妹睡的房间也被翻得乱七八糟，看了一半的《牛虻》已不知去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小妹过来告诉她，还是张姨最“勇敢”，当造反派要翻她放在自己床铺底下的木箱时，她一屁股坐在箱子上大声嚷嚷：“我是贫农，你们不可以抄贫下中农的东西。”那帮人果然没有再去碰她的箱子。妹妹年龄尚小，不知道被抄家的后果。可夏钢已在担心：被抄家后自己的父亲是否会划入反动之列？自己会不会成为“狗崽子”？夏钢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她的心从此再也没有天真和宁静。
在“拿起笔做刀枪”的歌声中，学校已经变成了战场，红卫兵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大大小小的对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会连绵不断，教师被戴高帽子、剃阴阳头已是家常便饭。到处都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醒目标语，最“时髦”的打扮就是穿军装戴军帽、手臂上一圈“红卫兵”或“造反派”的红袖章；在学校、工厂、街道上到处是这些举着红宝书高喊口号横冲直撞的人群。年年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的夏钢开始以为当选红卫兵跟当选三好学生是一样的，因而积极投身运动，热切盼望自己手臂上也可戴上“红卫兵”的袖标。后来，她知道了不是出身“红五类”是不能加入红卫兵的。随着父母受到冲击，她开始害怕被划入另类，害怕进入“老子反动儿混蛋”之列。以夏钢稚嫩的阅历，她并不知道一场灾难已经降临中国大地，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人性的邪恶、丑陋在连续几年的运动中暴露得淋漓尽致，但是她从内心开始感受到了腥风血雨的冲击，她想为自己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夏钢像所有的青年学生一样，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毕业分配时她自愿报名到远离家庭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那个闷热的晚上，爸爸把她叫进父母的房间，关上门郑重地拿出一本《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硬皮照片纪念册和一张全家合影，她打开纪念册看到第一页有爸爸妈妈的亲笔签名。爸爸对她说：“给你留个纪念。你这次走和过去下乡劳动不一样，一是离家更远了，碰到问题要靠自己来解决；二是劳动和生活会更加艰苦；三是时间会很长，甚至有可能是一辈子，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你们放心，我有准备，我经得起艰苦的考验。”夏钢坚决而轻松地说，她知道现在爸爸在单位里也是每天接受劳动改造，而她自己在学校每次组织的下乡劳动中，从不怕吃苦受累，劳动算什么，苦一点累一点算什么，她完全可以勇敢地面对。
接下来父亲的语气显得更加凝重：“还有一件事，爸爸妈妈怕你背上思想包袱，一直没有告诉你，但从今以后你将踏上社会，你不再是中学生，我们必须把全部事实告诉你，如果组织上向你提及这个问题，你要心中有数，如实向组织讲清楚。”父亲讲到这里停顿下来，汗水从他额头渗了出来，他拿起桌上的扇子。
夏钢虽不知道是什么事，但就像已经有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她的心头。妈妈接着说了下去：“小钢，妈妈年轻的时候在重庆中央大学读化学系，和高年级的一个男同学恋爱了，毕业后我们还住到了一起。全国解放时，他跟随父母去了香港，后来我去香港找他，因为我肚子里已经有了你，到了香港发现他已经有了新的女友，并已准备结婚。我离开他回到上海，那时我找不到工作，生活很困难，是你现在的爸爸帮助了我；我生你的时候大出血，差点丧了命，你爸爸卖了他值钱的东西救了我和你。”妈妈说到这儿好像有些透不过气来，她停了下来。
夏钢用颤抖的声音低声问：“妈妈，我亲生父亲叫什么名字？你有他的照片吗？”
“小钢，他叫什么名字对你还有意义吗？你从出生到现在他从没有看到过你，甚至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世界上还有你这么个女儿。而你现在的爸爸才真正爱你、疼你，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
“是的，爸爸，”夏钢转过来面对父亲，“我知道你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我永远是你的亲生女儿。”
父亲咳嗽了一声，慢慢摇着扇子，声音沉重：“这些事情你妈妈在三反五反运动时，已经向党交代清楚了。可是最近所里的造反派冲击了档案室，如果他们在档案中看到你妈妈毕业于中央大学，又有刚解放时到过香港的历史，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也许很快就会对你妈妈进行批斗。你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爸爸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身上会有资本主义和旧社会带来的烙印，也犯过不少错误，受到运动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爸爸妈妈能够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你看我们钢研所的党委书记、所长都是老革命了，现在也被关在牛棚里反省认罪。现在我们担心的是你，你还年轻，一个人离家那么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能不能正确面对？”夏钢的眼泪正在向眼眶聚集，停顿了一会儿，父亲接着说：“但是无论怎样，小钢你要相信，你父母是清白的，是爱国的，是一心跟共产党走的。”
“我相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爸爸是研究室主任，妈妈好几次都评上所里的三八红旗手，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呢？”夏钢竭力忍住眼泪，不让它从眼眶中流出来，闷热的天气和闷热的气氛已经让她的后背汗水流淌，“我会正确对待的。”
这一夜夏钢久久不能入睡，她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什么样子，记得小时候她跟着母亲到单位去，母亲的同事说她有多么像妈妈，她总是很高兴，因为在她眼里妈妈是最漂亮的。现在她觉得自己身上一定还有那么一部分像另外一个人，像那个遥远而陌生的父亲。“我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父亲，我恨你。”夏钢愤愤地想着，因为他而使妈妈和自己有了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妈妈因此要挨批斗；而这件在她出生前发生的事还将缠绕自己一辈子，成为她永远也抹不去的污点。闷热的天气使她更加透不过气来，她在床上不断地翻来覆去。
隔壁父母房内的电灯始终亮着，她听到父母一直在小声说着话，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她知道一定与自己有关。他们放心不下才18岁的女儿将戴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迈出她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她听到妈妈的脚步声向她和小妹睡的房间走来，她赶紧翻身面对墙壁。妈妈走到她的床前，轻轻坐到床边上，透过窗外照进的一点亮光，默默地望着她，然后对着她轻轻地摇动手中的扇子，徐徐的微风吹散了夏钢心头的烦热，妈妈不顾自己出汗，还在床边不停地为她摇着扇子，夏钢终于忍不住转过身来轻声说：“妈妈，你去睡吧，我已经不热了。”
她记得今年春节，这是她下乡三年第一次回家探亲，家里已经变得冷冷清清。从她出生开始就一直在她家里的老保姆走了，因为雇佣保姆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本来父母都要到位于崇明岛上的五七干校去劳动，可妹妹还在读初中，无人照顾，爸爸被安排到一个钢铁厂参加劳动，每天可以回家，妈妈则在五七干校管制劳动。家里没了保姆，妈妈又回不了家，原本不会烧饭做菜的爸爸，现在又当爹又当妈，使家里维持着最简单的生活水准。夏钢回家后，立即担负起买菜做饭的任务，可她做饭的水平还不如才15岁的小妹。反正是“停课闹革命”，妹妹在学校里没学多少数理化，却跟同学的山东妈妈学会了烙饼、蒸馒头，并且能炒几个像样的菜。不过，她和妹妹吃得最多的还是一碗米饭加上一盘青菜挑上几筷子豆瓣辣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
几天后妈妈终于被造反派准假回家看望从北大荒回来的女儿。夏钢看到妈妈好看的脸上已被这三年的岁月划下了一道道皱纹，头上也生出了些许白发。造反派只给母亲三天假期，必须在大年三十赶回崇明。
母亲回家的第一天，带着夏钢到南京路、四川路逛了一个下午，尽管夏钢一再说明下乡还不满三年，什么都不缺，但妈妈还是帮她买了一件绿底带浅色小花的棉袄罩衫，又买了3斤大白兔奶糖，这是过年和给她带回黑龙江的。“你口渴了吧？”妈妈一边说一边把夏钢带进路边一家小食品店，买了一杯热牛奶递给她。
“妈妈，你也喝一杯。”
“我不渴。”
夏钢执着地把杯子举到妈妈的嘴边：“那你先喝一半。”
妈妈拗不过她，拿起杯子抿了一小口，又递回她手里：“听话，你快趁热喝了。”夏钢捧起杯子一口气喝完了，她觉得从来也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牛奶。
第二天妈妈清早4点钟就起床，冒着凛冽的寒风，到菜场排队购买春节特供的副食品。尽管鸡鸭鱼肉、豆制品，样样都要凭票供应，但不起大早排队仍然会买不到。到了6点钟，天还没亮，闹钟响了，夏钢和小妹来不及洗脸梳头便在清晨的寒气中缩着头颈袖着两只手匆匆赶到菜场。菜场已是人声鼎沸，好不容易在拥挤的人堆中看见穿着深蓝色中式袄罩的妈妈，她的头发已被寒风吹得凌乱。她很佩服母亲，竟然一个人用两个篮子、一块砖头排了鱼、肉、家禽三个队。等买完菜回到家已是8点钟了，她和小妹帮妈妈打下手，又洗又切忙了一天。过去家里有保姆，但是一到过年过节或者来了客人，妈妈还是要亲自下厨做几道菜，她做的鱼圆、粉蒸肉、八宝鸭都是大家最喜欢吃的，张姨永远也做不出妈妈的味道。
到了晚上终于端上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爸爸拉着妈妈的手，笑着对姐妹俩说：“感谢你们的好妈妈，让我们提前过年了。”妹妹高兴得直拍手：“好啊，今天我们家最热闹了。”
爸爸从商店买了一瓶杨梅酒，给妈妈倒了半杯、给夏钢和妹妹各倒了一点，剩下的都倒进自己的杯子中，夏钢过去从来也没喝过酒，也不知道爸爸能喝这么多酒，可今天冲着妈妈辛苦了一天做了这么多好吃的菜，她也非常乐意喝酒。爸爸端起酒杯说：“小钢两年多没有回家了，你们的妈妈去干校也快半年了，今天是我们家难得的大团圆，我们就当是庆祝团圆吃年夜饭了，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大家高兴地举起酒杯庆祝好不容易的团聚，夏钢看到妈妈眼里噙着泪花。
第三天一早妈妈又去了菜场，等夏钢起床时妈妈已拎回一篮不到两个手指宽的小带鱼。
“妈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们昨天不是刚买过大的带鱼吗？”
“这种小带鱼不用凭票供应，妈妈给你炒鱼松带去。”于是母亲又开始在冷水中洗那一篮子冰冻的小带鱼，然后蒸熟了去骨头，放上盐和味精在炉子上不断地翻炒……到了晚上，妈妈已经为她炒好了两瓶肉丁辣酱、两瓶鱼松，妈妈把盖子封紧了放进她的旅行袋中。“小钢，辣酱上面封着一层油，鱼松也已经炒得很干没有多少水分，带到黑龙江放一两个月都不会坏。”
“妈妈，我们俩一人带一半吧，你在干校也要吃得好一点，否则身体要吃不消的。”夏钢边说边从旅行袋中拿出一瓶辣酱，妈妈伸手挡住她：
“妈妈在崇明有新鲜的蔬菜吃，不像黑龙江到了冬天就没有菜了，妈还觉得给你带少了呢。”
夏钢看到了妈妈那双变得红黑粗糙的手，看到她穿着深蓝色的中式袄罩、外面套着油迹斑斑的厨房围裙，看到她眼睛中的几丝忧伤和鬓发间的几丝白发，这一切跟她小时候眼中那穿着条纹旗袍或蓝色列宁装、充满书卷气和勃勃生机的妈妈已全然不同，夏钢顺从地拉上旅行袋的拉链。
三天过去了，第四天就是除夕，清早下起了雨夹雪，天气阴冷。工厂虽然早已半停产，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天天在喊，造反派的工作是“抓革命”，剩下那些老弱病残、老实巴交的工人和下放干部、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成了“促生产”的主力军。大年三十父亲还要照常上班，小妹与同学相约出去玩了，夏钢送母亲回干校。
从他们家到吴淞码头要换三部公交车，一路上夏钢不停地给妈妈讲黑龙江的事情，妈妈是那么认真地听着。夏钢为使母亲高兴，尽挑有趣的讲。她告诉妈妈，他们在割大豆的时候，大豆地里窜出一只黄鼠狼，大家都围上去截它，眼看就要抓住了，它放了一个臭屁，恶心得大家捂着鼻子逃窜，小东西趁机溜走了，胖玲还为此扭伤了脚脖子，两天不能走路。
冬天的时候每个连都要抽几个人在团部组织下到山上伐木，去年冯舰带着几个哈尔滨知青上山了，不知怎么有一个连队的帐篷着火了，将里面十几个人的衣服被褥烧得干干净净，团里动员大家捐款捐物，夏钢把自己的新毯子捐出去了，那是要凭上山下乡证明才可以买到的毯子，夏钢平时都舍不得盖。现在夏钢怕妈妈担心，没有把自己捐出毯子的事情说出来，只是告诉妈妈去年寄给家里的那1斤黑木耳就是让他们从山里带回来的，收到木耳后爸爸回信还直夸黑龙江的黑木耳又大又好，在上海的商店里看都看不到。
“妈妈，你知道我在黑龙江害怕什么吗？”
“什么？我不知道。”妈妈笑着摇摇头。
“老鼠，北大荒的老鼠有这么大，一尺多长。”夏钢用手比画着，其实她并没有见过一尺多长的老鼠，只是听姚美丽在养猪班的时候说的。可是北大荒的耗子无处不在这是事实，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能听到顶棚上耗子在“通通通”地奔跑追逐。尽管在糊顶棚时糨糊中放了六六粉，可绝对毒不倒耗子，一晚上都能听到它们“咔嚓咔嚓”啃吃顶棚的声音，那纸屑碎末纷纷扬扬地落在她们的铺上、被子上，报纸糊的顶棚已被耗子们咬得千疮百孔；还有那墙角旮旯里耗子在“吱吱”地撕咬打架。夏钢在半夜里醒过来，总觉得有耗子在她的铺上窜来跳去，吓得她毛骨悚然，大气不敢出，她用被子蒙住头一点缝隙都不敢留，生怕耗子钻进她的被窝。
一天晚上她们刚关电灯，还在被窝里说着话，那耗子便迫不及待地扑腾起来，顶棚上不断传来耗子们“通通通”的跑步声。突然“扑通”一声，一只耗子从被它们自己咬出的洞中掉了下来，落在西边炕上。随着一阵尖叫，西边炕上的六个女生像弹簧一样跳到地上，她们穿着内衣内裤在地上打转，谁也不敢上前抓耗子。她们想到了姚美丽，她在猪舍时曾经与大耗子共舞，现在她已经是二排长，睡在另一个宿舍。夏钢接受大家重托，把姚美丽请了过来。姚美丽不慌不忙地说：“你们谁有手套？”“我有，我有。”大家不仅拿出手套，而且将袖套也给她套上。“耗子在哪里？”姚美丽问，现在耗子已不知潜伏在何处，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去抖动自己的被子，随着一声尖叫，耗子现身了，姚美丽不慌不忙跨上炕，向着耗子现身的方向扑了过去，耗子“嗖”地一下窜了出来。“跑到我的被子里去了。”一个人带着哭腔大叫，于是姚美丽在一片尖叫声中，左一扑腾、右一扑腾，终于在某个人的被子下捂住了耗子，她用戴着手套的两个手指掐着耗子后背的皮拎了起来，那耗子“吱吱”地叫着，四肢还在扑腾挣扎。
“怎么处理？”姚美丽问。
“砸死它！砸死它！”
“绞死它！绞死它！”
“放到桶里淹死它！”
“吊起来，开批斗会！”
大家七嘴八舌好像谁也不怕耗子了，终于一致采纳了最后一条意见。姚美丽用一根细绳掐在它头颈处，把它吊在屋子中间的灯绳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列数耗子的罪行，总结出三大罪状：1.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祸害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2.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它老是闹腾，让知青不能好好睡觉；3.传播疾病，杀人不见血，北京知青张智就是吃了耗子啃过的馒头，得出血热死了。
姚美丽临回自己宿舍前，义正词严地对着顶棚说：“顶棚上的耗子，你们听好了，谁要是再敢乱说乱动，再敢乱啃顶棚、打架扰乱治安，它就是你们的共同下场！”可怜的耗子被吊死了，这天夜晚出奇的安静，顶棚上的耗子真的没有乱咬乱动，宿舍的女生都睡得很香。夏钢在给妈妈讲这一段事的时候，没有把张智得出血热死亡的事说出来，她怕妈妈担心。
“妈妈，你说顶棚上的耗子是不是真的有感应？”夏钢问。
“也许它们能闻到同伴死亡的气息，”妈妈说，“不过耗子是真的容易传播疾病，小钢，你一定要当心。”
“我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把吃的东西盖得严严实实，你放心吧。”
她还告诉妈妈，有一次姚美丽肚子疼得很厉害，大家把她送到团部医院，一查是得了急性阑尾炎，要立即动手术。于是她被送进了手术室，送她的同学都在手术室门口等着。护士在给她消毒时，叫她把裤子全给褪下去，她拽着裤衩问：“给我动手术的医生是男的，还是女的？”
护士说：“就是刚才替你检查的那个男医生。”
于是她顾不得肚子的疼痛，跳下手术台说：“要脱裤子我就不开刀了。”
“再不开刀，你的阑尾就要穿孔了。”护士吓唬她说，“你还要不要命了？”
送她的同学并不知道手术室内发生的事情，他们以为她正在经历开肠剖肚的痛苦，他们在手术室门口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为她打气：“姚梅雪！坚持住！”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主席语录的诵读声传进手术室，给姚梅雪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她对护士说：“我死都不怕，还怕阑尾穿孔？！”
护士哭笑不得，指着她肚脐眼下方说：“手术时我就把你的裤衩褪到这里，保证不再往下拉了。”才把她又哄上了手术台，而上了麻药以后一切都由医生、护士说了算了。
不过姚美丽确实不愧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战士。医生给她开了两个星期病假，她才休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要拄着锄头下地干活，说是“轻伤不下火线”；干了不到半天就觉得伤口疼了，于是大家都吓唬她要变成“女破肚子”了。连队有一个老职工王二，外号叫“破肚子”，他在年轻的时候开了阑尾手术，伤口还没有长好的时候被马踢了一脚，结果伤口裂开了，从此再也愈合不了，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相连，皮肤下的肌肉咧着口子，稍一用力肚肠就会鼓出来，被大家称为“破肚子”，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能干重活，在连队负责打更。姚美丽虽然连死都不怕，可她却害怕变成“女破肚子”，终于又乖乖地在宿舍休息了一个星期，伤口也终于恢复得不错。
夏钢一边说着一边笑着，妈妈听得很认真，随着夏钢的笑声不时露出微笑与不安，她嘱咐女儿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劳动不怕艰苦是应该的，但不能透支身体。夏钢点头称是，她知道妈妈对远在边疆的女儿还是有点不放心。
不知不觉间她们已到了吴淞，站在码头边，雨夹雪已变成了小雪，细小的雪花静静地随风飘落，夏钢望着妈妈那疲倦、憔悴的脸，不禁一阵心酸，她背过身擦去流出眼眶的泪水，她不愿意让妈妈看到自己流泪。
妈妈手放在夏钢的肩膀上平静地对她说：“小钢，你回黑龙江时妈妈不能送你了，等你下一次回上海探亲，妈妈也许能回所里上班了；你打个电报回来，我会到火车站接你，一定多陪你几天，还要亲自送你上火车。”
夏钢哽咽着说：“下次回家，我一定先打电报给你。”
寒风吹起妈妈那有些凌乱的头发，夏钢帮她掸去雪花、理顺头发。码头上的人已走得差不多了，她向妈妈挥手告别，看着妈妈一步一步走向船舷……渡船在长长的汽笛声中慢慢离开码头向长江口驶去，她看见妈妈一直站在船舷向她挥手，虽然泪水早已使她的视线模糊，她心中在呼喊：“再见了，妈妈，过两年我会回上海看你和爸爸的，我一定给你打电报！”
“妈妈，妈妈”，孩子的叫声打断了夏钢的思绪，回头一看，一个两三岁的男孩摔倒在地上，伸出一只手，企求得到搀扶。旁边那个年轻的母亲并没有去拉他，而是站在原地不动：“明明是个勇敢的孩子，明明自己起来。”那孩子果然收回那只伸出的手，使劲撑地站了起来，夏钢羡慕地看着母子俩在欢快的笑声中向前走去。
夏钢看了看手表，离开车不到一个半小时，她站起身来慢慢向火车站走去。她挥挥手想赶走记忆中使她心酸的一幕，虽然现在连队同学还不知道她的出身历史，但她知道在她的档案中，早已填上了这一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像一个魔鬼缠绕着自己，每当她一人独处或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这个魔鬼就会出来，在她心头又刷上一层阴影，让她永远战战兢兢。“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父亲？我恨他。”夏钢知道任何事情都瞒不过党组织的，冯舰因为在学生时参加过“全无敌”战斗队而犯下错误，让他不能入党，连排长也撤销了，而自己也终究会因为这个从未谋面的父亲而倒霉。
4
下了火车，已是下午3点多钟，火车给这个佳木斯东北部的小站扔下了十多个等汽车的人，大多是从佳木斯回团的兵团知青，也有少数沿途村子的老乡。夏钢看了看都是男青年，其中并没有她认识的人，于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焦急地向通往小镇的方向张望。过了3点半仍不见团部的客车过来，几个穿兵团战士服的人——好像是北京知青在说：镇上有一个团部转运站，去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今天没车了。又过了十多分钟，去打探情况的两个人回来了，大声说：“团部的大客车坏了，回不去了，待会儿坐4点半的火车回佳木斯，等什么时候有车再回来。”于是那一帮人往那只有一个小房间的候车室走去。夏钢愣愣地站在路口，她实在不愿意再回佳木斯，她害怕兵团招待所那肮脏的带有脚臭和烟臭味的被褥，还有在被褥里潜伏着的不断爬进爬出的虱子，这使她晚上在招待所睡觉时从来不敢脱衣服。再说，她只想早点回到连队，早点回到酒坊。她回头看了看，那几个往候车室走的人也正回过头来望她，她多么希望他们中有一个人说：走，咱们走回团部去。那她会立即加入他们的队伍，与他们结伴而行。但他们还是转过身向候车室走去。夏钢看了看手表，已经快4点了，容不得再犹豫，她迈开大步走了起来。汽车开三刻钟，沿路还要绕停几个点，她步行三四个小时也许够了吧，兴许半路还能搭上便车呢。她一边走一边想。
穿过小镇，眼前一片刚收完的玉米地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下，地里有几辆大车，正往车上装刚掰下的玉米棒子。在地广人稀的北大荒，能看到有人在地里劳作，她不再感到寂寞荒凉：今晚到大丽那儿住一宿，明天就可以回连队了。她使劲迈着大步，心里也踏实起来。
太阳渐渐落下，给西边天空抹上了一片绚丽的彩霞，“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预示着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一辆辆装载着玉米棒子的大车从她身边驶过，车老板使劲甩着响鞭，玉米棒子上坐着一群收工回家的青年男女，不断嬉笑打闹着。夏钢知道这些都是附近屯子里的农民，大车走不多远就将拐进屯子。
晚霞慢慢褪去了绚丽的色彩，屯子里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了缕缕炊烟。暮色悄悄地降临，田野笼罩在一片灰色的暮霭之中。夏钢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四周的空气也渐渐变凉，但她顾不得这些，她得尽快往回赶。身后又传来响亮的鞭梢声和车老板的吆喝声，夏钢转过身去，见一辆大车，车上没有装满东西。于是她站住，冲着车老板扬起手：“大叔，能带我一程吗？”“吁……”车老板停住车，看上去有三四十岁，“你上哪儿？”
“我到××团。”
“那我捎不了你多远，上车吧。”
她坐在车沿上，车老板甩起了响鞭，三匹马扬起蹄子一路小跑起来。车老板问：“你们团不是有车吗，你是没赶上趟还是咋的？”
“今天团里的车没来，好像是坏了。”
“你为啥不找个伴？一个人走黑道不害怕？”
“天不是还没黑嘛，不害怕。”她嘴上这样说，但望着四周寂静的田野，只有黑暗在悄悄地弥漫，她心里真有些发怵，幸好搭上一段路的车，让她可以早些回到团里。车老板不停地摇着鞭子，不一会就到了前面屯子的岔路口，车老板一声吆喝大车拐进岔路口。夏钢说：“大叔，停一下，我该下车了。”谁知车老板并不理睬她，甩起了响鞭，吆喝着牲口，那三匹马扬起蹄子急奔起来。夏钢大叫：“你干什么？我要下车，停一下！”车老板哈哈大笑：“你不是不害怕吗？自己往下跳呀。”夏钢闭上眼睛使劲往车下一跳，像一个包袱被重重地甩到路边，她坐在地上慢慢抬起头、睁开眼，听见狂笑声和马蹄声越来越远，马车夫在恶作剧的笑声中赶着大车进了村子。
夏钢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摸了摸大挎包，里面的东西还整整齐齐，没有损坏。她试着走了几步，腿和屁股都有些痛，但还能走路，她一瘸一拐地走回大道。
天渐渐全黑了，月亮爬上了天空，幸好今天的月亮又大又圆，天上布满了星星，清清楚楚照亮了大路。夏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走，已经没有退路，必须快点走。”腿好像也不那么痛了，她使劲甩开双腿走了起来。
静悄悄的夜晚除了蛤蟆、蛐蛐远一阵近一阵的叫声，田野黑魆魆的，只有这条田间的大道在月色下泛着白光。她心里开始有点紧张，好几次她都觉得有一个脚步声紧紧跟随着自己，回过头去，空无一人，她才知道这是错觉，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咚咚作响。渐渐地她觉得一个人在旷野里走反而更安全，虽然她的心一直紧绷着，但她已不再怕黑暗、不再怕寂静，她只怕遇到人，怕遇到坏人。她把挎包从右肩换到左肩大步走着，什么也不想，心里唱着歌为自己壮胆。
走了一阵，她仿佛又听见了身后的脚步声。“别紧张，不会有人的。”她在心里安慰自己。但那分明不是自己的脚步声，那脚步比自己走得更快，好像正在追赶她。“是个男的。”顿时，她觉得一阵寒气向她的后背袭来，她背后的汗毛全竖了起来，她不敢再回头，她的头颈已经僵硬。“怎么办？怎么办？”她不停地问自己，心怦怦地跳，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不要怕，不要怕。”她把两只手揣进衣兜里，握紧了拳头，可手心已经在出冷汗。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她听出来了，他们俩是走在路的两边，她在左，那人在右，渐渐地她眼睛的余光瞄到了一个身影，那人已经快要和她走在一条横线上了，她觉得自己的腿已经发软、手在发抖。
“小姑娘，你到哪里去？”说话声音清亮，带着浓浓的北京口音。好像不是坏人，她不再那么紧张，慢慢转过半个脸，在清白的月光下看到一个高高的穿着兵团战士服的人。
“回××团。”她强制不让自己的声音发抖。
“噢，我也是××团的，咱俩同路。”
她的心开始松弛下来，他俩不约而同地走到了道路中间。“我是一连的，叫高布尔。”夏钢觉得这人的名字挺熟，一定是在团部小报上经常出现的名字，他说话的声音带有磁性，很好听，还有那标准的普通话可以到广播电台去当播音员。
“我是五连的。”夏钢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名字。
“你是哪儿的知青？”
“我是上海人，你是北京人吧？”
“是的，我是六六届高中，你呢？”
“我也是六六届，只不过是初三。”
“我可比你大三岁。噢，李平原是不是调到你们五连当连长了？他原来是二连的副指导员，我跟他挺熟的，回到连队代我向他问个好。”
“好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夏，叫夏钢，钢铁的钢。”
“嗬，这个名字像个男的，怪不得你胆子这么大。”
“我爸爸在钢铁研究所工作，从年轻时就与钢铁打交道，所以给我取名字就带钢字。”
“哦，挺有特点。”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说实在的，我本来也想回佳木斯了。在车站看你像我们团的人，看见你一个人走了，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正好我也想早点回连队去，所以就来追你了，没想到你还走得真快。”
“我搭了一段马车。”
“哦，是这么回事，不过你也够勇敢的了。”
“其实，天一黑我就开始害怕，刚才听见你的脚步声，我心里直发毛。”夏钢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不用害怕了。”
“是的，不害怕了，你到佳木斯出差吗？”
“不，是我父亲到哈尔滨出差，我请了假到哈尔滨跟他见个面，谈点事。”夏钢听他说话的口气一本正经，好像是个大人物。“你呢，怎么一个人到佳木斯去？”
“我帮我们连酒坊买点东西。”
“噢。”
又沉默了一会儿，夏钢问：“你会讲故事吗？”
“怎么，想听故事？行，梅花党的故事听过吗？”
他清了清嗓子，夏钢马上阻止他：“别，别讲这个。”在连队沈克思讲这个故事时，吓得那帮女生天一黑就不敢单独外出，连上厕所也要一个宿舍集体行动。现在，在这黑暗的旷野中听这个故事不是更加瘆人了吗？
“行，那就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吧。”他顿了一下，似乎在整理思路。“在××团的一个连队中有一个姓齐的副连长，四十来岁，60年代初入的党。干活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吃苦在前，在连队中有很高的威信。只有一件遗憾的事，在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了一年半国民党的兵。兵团组建后，考虑到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现实表现，任命他为副连长。那年秋天，连队战士正在地里收玉米，忽然听到一阵女生的尖叫声，原来玉米地里蹿出一只熊瞎子。那熊瞎子啊，要是追上你打你一巴掌，都能把你的眼珠子给抠出来，用它那舌头舔一下你的脸，就能把你的脸皮带头皮都给舔下来。”
夏钢心里又紧张起来，下意识地向四周看了看，高布尔笑着问：“怎么，你也害怕地里蹿出个黑瞎子？”
“不，不，你接着讲。”夏钢不好意思地说。
“知识青年见了一个个都惊慌失措、四处逃窜。只见齐副连长迎了上去，抓起地垄沟里的玉米棒子，使劲向那狗熊砸了过去。那狗熊被激怒了，顾不上去追别人，朝齐副连长扑了过来。齐副连长不惊不慌，一边灵活地躲着熊瞎子，一边顺着风的方向跑，那愤怒的熊瞎子紧追不舍。可是风一吹，它那长在眼睛四周的长毛把眼睛给糊住了，真的变成了瞎子，再也没追上齐副连长，大家都得救了。打这以后，知青更加敬佩他们的副连长。”
“到了冬天，他带着一个排的战士上山伐木，遇上了几天不断的暴风雪，与山下失去了联系。他们带的粮食越来越少，眼看要断粮了，齐副连长把大家叫到一起合计说：‘我下山到连队去运粮，保证两天以内回来，这两天你们就喝稀的，一定要坚持到我回来。’说完，他揣上一个玉米面饼子，冒着风雪下山了。凭着他的经验和勇敢，知青战士对他们的副连长绝对信任，他们在山上等待着他回来。可是两天过去了，暴风雪也停了，送粮的人并没有来，他们的齐副连长也没有回来。他们终于等不下去了，派了两个青年蹚着雪摸下山去，才知道齐副连长并没有回连队，他失踪了。于是一个排的战士上山寻找，终于在下山路上一棵大树的树洞里找到了已经冻得僵硬的齐副连长，只见他坐在树洞中，手里还拿着一个玉米饼子。全连上下为失去这样一位好连长而悲恸不已，他们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而且到上级为他请功，要求追认他为烈士。”
“有几个青年对副连长的死感到不甘心，怀着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他们认为凭连长的经验，绝不会迷路冻死在半路上。于是他们又来到齐副连长死掉的地方，刨开白雪，发现底层的雪地上竟是一片殷红的鲜血，还有一把剃须刀和一只沾满鲜血的棉手套。这件事马上报告了团部保卫股和县公安局，又重新开棺验尸，发现在他手臂静脉处有一细小的切口，那是用剃须刀割的。显然他不是在暴风雪中迷路而冻死，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为什么被杀？成了一系列疑点。有人回忆在他死前的一段日子，有一个老头来找过他，以后他的情绪就一直不好，这是不是与他的死有关，是不是有人威胁和杀害了他。查来查去公安局得出这样的结论：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他在解放前的那段历史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更不愿因此连累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儿女。他一直在伺机寻找自杀又不留痕迹的方案，在暴风雪中下山，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在下山途中，他割开自己的静脉，让血流出来，剩最后一口气时，他用棉手套擦净鲜血，爬进树洞，拿出大饼子，造成冻死的假象，而连夜的暴风雪早已掩盖了他的鲜血和自杀的痕迹。”
“你别讲了。”夏钢已是毛骨悚然，她紧紧地拽住了高布尔的衣袖，害怕一松手会被黑暗吞了进去。
“怎么，你觉得害怕了？”他的声音冷静而带有磁力。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他是被人谋害的。”她的眼睛向两边望了望，仿佛杀人凶手就在他们旁边。
“为什么？”
“因为齐副连长是一个刚强的人，他不害怕熊瞎子、不害怕暴风雪，也就是说他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这样的人不会自杀。再说，这种自杀方法需要多大的毅力，他为何不直接让暴风雪把自己渐渐冻死呢？一定是有人杀了他，再伪造冻死的现场。”
“你挺聪明，可以当侦探，不过你的胆子还不够大。”说完他看了看夏钢那紧紧拽住自己衣袖的手，夏钢不好意思地将手松开。
“其实听到这件事后，我也在想他为什么会自杀，”高布尔接着说，“人能够经得起艰难困苦，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前途还充满希望，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但人不一定经得起另一种压力，一种摧毁他精神支柱的压力。”他顿了一会儿：“最终保卫股对他作出的结论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不过，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我觉得齐副连长是个好人，他不会轻易自杀。”夏钢说，“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是我们连长，我也会敬佩他。”
不知不觉他们走上了通往团部的公路，公路上经常有夜行的汽车闪着刺眼的灯光从他们身边驶过，他们终于拦了一辆开回团部的汽车，坐进了驾驶室。驾驶员也是北京知青，一路上与高布尔聊着北京的事，说话之间就到了宝力山的山脚下，沿着山腰上去是一片星星点点、参差不齐的灯光。司机问：你们到哪儿停车？夏钢说：我上酒厂同学那儿去住。“你跟他说好没有？今天团部可是放电影啊，《沙家浜》，他要是看电影去了，你连门都进不了。”
“那我就在门口等着。”
“我看这样吧，”高布尔接上话，“你还没有吃晚饭，不如去住招待所吧，招待所管理员是我同学，明天一早你再去酒厂。”
“那也行。”夏钢说。
团部招待所是一幢红砖瓦房，车在门前停下，他们走进大门，里面很安静，大家都去看电影了。高布尔问第一个碰到的女服务员：“鲁英杰在吗？”服务员对着办公室的门一指：“在里面。”高布尔把门一推，冲着门里大声喊：“鲁智深，快出来！”随着一束灯光，一个圆头圆脑、浓眉大眼的人走了出来，好像还有些络腮胡子，夏钢心里一笑：叫他鲁智深还真有点像。“吃洒家一拳。”鲁英杰毫不示弱，边说边对高布尔的肩膀重重捶了一拳。
“别这么重手重脚的好不好！”高布尔边说边走了进去。
“我以为你还得过几天才能回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办完事就回来了，在哈尔滨有什么可多待的，又不是回北京。”
鲁英杰用眼睛瞟了一下夏钢，好像在问：她是谁？
“噢，她叫夏钢，我们在路上认识的，五连的上海知青。他叫鲁英杰，是我的好朋友，你看他圆头圆脑的，我们都叫他鲁智深。”
“你好，你好。”鲁英杰对夏钢说，“别听他老叫别人的外号，你知道他自己的绰号吗？在学校时我们都叫他戈培尔，离希特勒只有一步之遥。”
“为什么？”夏钢好奇地问，她怎么也不能把这位和蔼可亲、说话声音那么好听、像大哥哥一样的人与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宣传部部长联系在一起。
“算了算了，肚子都饿坏了，快给我们弄点吃的吧。”高布尔打断了他们继续谈戈培尔，鲁英杰叫来服务员，让她给夏钢安排好床位，并嘱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被子，然后对她说：“你先把钱付了，然后去洗把脸休息一下，开饭了我来叫你。”夏钢真有些累了，洗完脸靠在刚换的被褥上。房间里有四张上下铺，可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去看电影了。到底是回到自己团了，比在佳木斯嘈杂的兵团招待所强多了。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员进来对她说：管理员让你上伙房吃饭。夏钢走进厨房，桌子上已放上了热气腾腾的粉条炒肉片和白菜干豆腐，夏钢这才觉得肚子饿极了，她偷眼瞄了高布尔和鲁英杰，见他俩并没有特别注意自己，便抓起馒头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这馒头是今年的新麦磨的面粉，有一股诱人的香味，夏钢觉得比上海的面包都好吃。高布尔不紧不慢地吃着菜、嚼着馒头、和鲁英杰说着话。
鲁英杰问：“你父亲身体好吗？”
“还好，只是头发白了许多。像他这种人只要出来工作，就会变得年轻，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你自己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问题不大，快了。”
“那林清呢，她怎么办？”
“以后再说吧，等我办完了看有没有机会，先易后难。”
高布尔见夏钢注意地听他们说话，便笑着对她说：“你看这个鲁智深长得五大三粗的，心比大姑娘还细呢。他的手风琴拉得可好了。噢，你应该认识他，他原来在宣传队里拉手风琴。”她是看过几次宣传队的演出，可她注意的是在台前又唱又跳的人，从未注意台边上拉手风琴的伴奏者。
“可现在不行了。”鲁英杰伸出左手摊在桌子上，夏钢见了心头一颤，这是一只残缺不全的手，食指和中指只有半截，手背上也布满了疤痕。“我们宣传队下连队体验生活，在采石场劳动时，一个哑炮响了，石头砸了下来，我的左手就成了这个样子。”
“他已经把两个手指，不，是一部分血肉献给了北大荒。”高布尔说，“不过，他的手风琴仍然拉得很棒，吃完饭让他拉一段。”
“你别瞎吹捧，现在只能是拉给自己听听了。”
“还有就是拉给杨琳听。”高布尔诡异地对夏钢笑了一下，“杨琳是老鲁的女朋友，上海知青，现在在我们一连学校当老师，她听老鲁拉琴那是如痴如醉。对了老鲁，杨琳最喜欢听你拉《打虎上山》，那个曲子显示了你的最高水平。”
“那不是京剧吗？应该用胡琴拉。”夏钢不解地问。
“嘿，你可不知道，那改编的手风琴曲，比胡琴有气魄多了。”
吃完饭，鲁英杰果然背出一架手风琴，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两位观众拉了起来，《打虎上山》那铿锵有力的旋律从琴箱中跳跃出来。夏钢看到他右手的手指灵活地在琴键上滑动，京剧中那一段快节奏的过门从他手指间欢畅地流淌出来，而他那左手的三个残余手指正顽强地在贝斯键盘上有力地跳动。在夏钢看来那是用顽强的意志在弹奏着一首斗志昂扬的旋律。
拉完《打虎上山》，鲁英杰对夏钢说：“想唱歌吗，我拉你唱怎么样？”夏钢笑着摇摇头，她不好意思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唱歌。但鲁英杰没有放下手风琴，而是继续弹奏着一曲深沉而缓慢的旋律，随着琴声他和高布尔一同唱了起来：“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面上跑着三套车……”夏钢瞪大着眼睛，痴痴地听他们俩唱了几首俄罗斯歌曲，其中有些如《喀秋莎》《小路》《山楂树》她也会唱，但她只是在心里和着琴声跟他们一起哼唱。
渐渐地走廊上人声嘈杂起来，是看完电影的人回来了。
这一夜，夏钢睡得很香，在她的梦中出现了很多人，有爸爸妈妈，还有高布尔、鲁英杰、李平原、齐副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