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从中国去到美国，上学、毕业、获得学位、打工、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取得了在美的居留权，再回到祖国服务报效，前后有十七八年时间了。有一次我们谈到祖国这十几年的突飞猛进与变化幅度之大，他用“隔几年就认不出来了”形容他的感受，再谈起“文革”“反右”“大跃进”诸旧事，更是恍如隔世。
我问他：“这十几年美国的变化如何？”
他说：“当然也有些变化，但美国这个国家已经相当定型。”
是的，我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不仅是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对于中国来说，整个二十世纪就是一个转型剧变的世纪。
剧变中的人，不同的时期乃至年头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命运；有时候年与代的差别超过了其他差别。例如“文革”中北京的中学生，有一届初高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去云南，去黑龙江，最近的也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但次一年的毕业生全部留在了北京市当工人，两届学生的故事就大不一样了。
拿我们的作家来说，也有“代”的区分。有五四当中成长起来的德高望重的元老一代，如冰心、巴金，硕果仅存。他们的健在，不但是中国新文学的福分，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医疗保健事业的辉煌成就。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老作家才能得到这样好的医疗服务。他们青年时代的经历，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对他们的世界观与文学观的形成与人生道路文学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青年时代的主要文化背景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基本上是启蒙主义者，他们通过文学手段呼喊和争取民主、科学、幸福、反帝反封建、醒国醒民并救国救民，他们有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们受到了大家的尊敬与爱戴。
我不太了解这一代作家中的持相反文学价值观的人们的命运，例如被称为“封建余孽”或“洋奴”“叭儿”的人们，他们都已作古，但是非功过仍可评说。倒是现今有些年轻人持“断裂”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颇多非议，于是“五四精神”的传人们，不得不站出来为它的理念与旗帜辩护。
后来有我称之为革命和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年代拿起笔来的一代作家、持积极投入革命和战争的态度的一批作家，他们充满献身精神，信仰坚定，立场分明，富于自信，敢于也善于斗争，他们隶属于胜利者与（新中国的）缔造者的光荣行列。建国后相当一个时期执文坛之牛耳者当然是这一些作家。他们的名字群星灿烂。有许多巨星已经陨落，也还有一些人仍然健在。他们当中的一些同志，特别富于一种政治敏感、主人翁意识、整体（包括事业整体与文坛整体）意识、主流或中流砥柱意识、党与人民的代言人意识、方向意识乃至开国元勋的责任意识。例如最近我就看到这样一位老同志，声言有了谁谁谁来“接文学的班”，他老就放心了。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群伦的情怀溢于言表。这一代作家是新中国文学事业、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崭新的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和主力部队。他们虽然也逐渐变得高龄，他们中的许多同志，仍然笔力不减，新作迭出，尤其是正言谠论甚劲（包括公开发表的或上书言事的），人们会时时听到他们中一些同志的正气凛然的声音。
每个时期都有主流，这些老作家拿起笔来的时期的主流是革命与战争。同时每个时期也都有积极投入主流或不是投入而是黯然疏离的不同选择。选择了疏离主流的作家在革命大获全胜后受到了主流的疏离，坐了相当长时期的冷板凳，乃至受到了批评直至冲击。一开头倒也事出有因，当然后来就做得太过了。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无倾斜的，历史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微笑抚摸捧抬装点，同时历史的秋千又常常荡来荡去。最近一个时期，一些疏离了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主流的作家在某些圈子之内颇有些时来运转的气象，再现辉煌，行时得很。这大概也很符合中国式的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因为中国少有那种一个时期的互补共存互相制约也互相激荡的多元平衡，而多半在某一特定时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目前有些学人对待“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的态度发展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疏离的不要、不边缘的不爱，红过的都贬、贬过的都红；从不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要求的不行，到沾上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就不行（这实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即反对前一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标准），从唯周扬的马首是瞻到唯海外某种舆论或学术思潮的马首是瞻——的程度，令人感到仍然是一阵风一股潮一大哄，仍然是非艺术的思路在起决定性作用。
再往下就要说到笔者这一代人了。我们的基本背景是新中国的诞生，这一代人信仰革命信仰苏联，无限光明无限幸福无限胜利无限热情无限骄傲自豪。我年轻时常常觉得过往的老一辈实在活得冤——他们竟然那么多年活在旧社会，旧社会的生活岂能算是人的生活？后来的人也不如我们幸福，他们完全没有见识过新旧社会，没有新旧对比，没有见识过革命的凯歌行进与美丽光荣的新中国在旧中国的废墟中诞生。因此唯有我们这一代——后来通常称为五十年代起来的作家——是历史乃至上天的选民。但后来这些人中的许多遭遇到了“反右”运动的蒙头盖脸的试炼，于是又形成了一种难以消除的对极“左”的警惕乃至“恐惧”。“文革”结束后，这批人活跃了一阵子，有的还颇成气候，但也有些人由于锋芒太露战线太长而受到了这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包括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夹击，被指责为不够革命、干脆不革命、十分危险或者是相反——始终没有脱离开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太过革命。有的年轻一代指出，五十年代这一批作家的成长背景太过单纯，完全是新中国、马列、苏联那一套（后来苏联也不灵了），不如以前的与以后的一代代作家学人见识广博——例如到西方发达国家留过学。就是说我们当年引为自傲的，恰恰是被某些人诟病的。这很可叹却也公平、现世报——谁让你们自我感觉曾经那么好？我们曾经那样热爱革命热爱苏联以至于那样警惕或曰“内心恐惧”极“左”，也曾被某些年轻人嘲笑，觉得太没出息，有些讨厌和啰嗦。年轻人大概想“现在都什么年头了，还怕（或防）极‘左’？”看来是幸福的、但仍然觉得自己太不幸太不走运的新一代人不理解上一代人怎么会那么轻信、那样自找苦吃、又那样地摆不脱放不下，尤其是上一代人留给他们的这个世界离他们的要求还太远太远。大概穷人的儿子都会埋怨老子未能留下可观的遗产吧。他们批评上一代人说，那是被扭曲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苦难中生产出的不是能够使下一代人现成接收受用的光芒四射的真理，而是破铜烂铁。这不是很有趣也很讽刺么？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时期拿起笔来的这一批作家当中找不到几个疏离者呢？莫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疏离的反衬的年头成长起来的吗？这倒真有点扭曲的味儿了。至于极“左”云云，那倒是除了警惕者恐惧者外也还有意犹未尽者，还有意欲一“左”到底虎视眈眈跃跃欲试者，事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
现在在文坛上最活跃最有能量的还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所谓共和国同龄人、所谓“从红卫兵到作家”（这是一位旅加华人女学者的一本著作的题目）、所谓青春无悔、所谓“六八人”（指某一个特定年级的学生，论者认为这个年级要出思想者或这个年龄段要出人才）、所谓“喝狼奶长大的”（此话不够友好和全面，但也多少同样事出有因）等等。他们中的某些人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又在盛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他们热情洋溢，勇于高瞻远瞩，富有正义感和悲壮感，富有精英意识乃至提出向世俗化宣战的口号。他们富有火气和冲击力，他们声音洪亮颇有气概。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文革”后期或上山下乡时拿起笔来写作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们都是热情投入努力奋斗的，他们从而有效地汲取了当时的与后来的最新鲜最生动最丰富先进的思想营养与人生及世界信息，他们确是继往开来者，他们痛感到战斗正未有穷期。他们是当今文坛的主力。
同样我也不太找得着这一代中的疏离群落。时至今日，倒是有人特别敏感于新条件下同行们的礼崩乐坏、精神失落、道德颓败，他们举起了抵抗投降的大旗；而另一些人显得温和一些，他们忙于自己的写作即个人写个人的，易于认同（投降？）一些。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分化？
同时，更新的一代人正在崛起，应该称他们为改革开放的一代，他们更少条条框框，更喜欢张扬个性与公开追求物质利益……我不想多谈这一代作家，因为我对他们的作品的阅读和理解还很不够。但他们与过往的几代作家又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发表对于共和国同龄人不敬的议论了。
代与代的沟通并不那么容易。例如我前面举的那个五十年代作家热爱至少是热爱过苏联、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例子。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喀秋莎》这支我们那一代人的圣洁的歌曲，是作为小流氓们在“老莫”——莫斯科餐厅聚会的背景音乐出现的。我试图教孩子们学我们年轻时喜欢的苏联和中国革命歌曲，然而我失败了。一位孩子说：“你从前唱过的歌原来这么水。”而我认为他们爱唱的流行歌曲才水。不知道这算不算代沟一例？
中国近百年风云变化，每隔那么十几年二十年乃至三年五年就“当惊世界殊”“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回。不同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同背景、不同的惯用语言——包括俗话套话俏皮话、不同的精神风貌、不同的服饰做派——现在的西服革履如果放到“文革”中穿会出现怎样的情景，连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想不出来。一代一代人也会有不同的歌曲书籍思潮被青睐。这样，隔上一段时间人们在发现世界之“殊”的同时也会发现他的同类——人也已经“殊”了又“殊”，叫做时惊世界异，自觉彼此殊；殊，也会成为一种隔膜吧。但不这样中国岂能由鸦片战争时期的大清帝国发展到突飞猛进的今天的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在每一代人之中，对历史提出来的中心任务与活动舞台，也有积极投入与消极疏离的态度的区别。积极投入者叱咤风云，活得写得都充实红火，但也可能在历史的风暴中跌断脖颈，或失误受挫。至于因投入历史的中心任务而顾不上乃至损害了文学的某些艺术层面的精雕细刻，更是不在话下。疏离者常感困惑，常受冷落，常貌似无所事事，苍白空虚，向隅独吟。但在边缘状态下他们常常反而显得清醒，反而更纯洁更温柔更逍遥更迷人地经营着精美的文学瑰宝。待到风息浪止，沉淀寂静下来以后，他们就会被挖掘出来一放异彩。
选择了红火的人应该不拒绝为红火付出代价。选择了寂寞的人应该不拒绝为寂寞付出代价。至于历史走了什么弯路，那是另一个问题。寂寞了还要人家歌颂你的伟大，红火了还要人家歌颂你的高洁，然后为自己的寂寞或红火而骄傲，而自我欣赏自吹自擂或互相吹捧不已，再加上排斥不同的选择，未免显得太贪太满（太唯一）太发烧友。
也许我们不喜欢“代沟”这样一种来自西方国家的语言，那么看了几代人之间的不同乃至他们中某些龃龉，恐怕也难以否认差异存在的事实。其实各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机遇与历史舞台，有自己的历史业绩历史性贡献与历史局限历史遗憾，人们被历史成全被历史厚爱又有时被历史捉弄乃至被历史牺牲。比如我们那一代作家中缺少留洋的缺少有学位的，年轻时也很少有人读过海德格尔。对此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并努力跟上，我早就提出过“非学者化”的问题。但我们这一代人革人家的命与被革命的经验也还有它的宝贵之处，如果善于总结经验也还不无价值。人生是一部大书，社会是一部大书，这恰恰是沈从文先生最爱讲的。一味害怕自然不足取，宋人吕东莱却议曰：“天下之事胜于惧而败于忽。”何况，这一代人的所谓“内心恐惧”，又被理解了多少，超越了多少！再说，真正有作为的人一方面为自己的时代所囿，一方面也还应该有所突破超越。尤其是，整个百年中国，代与代之间有它的连续性、传承性、一致性。各代作家之间有许多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也有代而不沟或有沟也可以架桥的因素。没有必要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对立起来，除非是加上了个人的私利动机。没有必要把自己这一代想得太美太悲而把上一代或下一代想得太差太丑。动不动自我作古、自我纪元、怨父恨子，是幼稚的。当然幼稚并不是大恶，我自己就那般幼稚过。
因此我希望，每一代作家除了看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好处以外也正视这一代人做过的蠢事，除了悲剧的精神也不妨具有一点喜剧的精神，除了执著的态度也还有一点自我的超越。除了自恋自怜自我咀嚼也不妨有一点自嘲自省自审，除了热度也可以有一些冷度——清醒度，除了大字报式地痛骂痛批别人也还可以搞一点与人为善。我过去这方面也常常做得不足，我在近年的作品中追求的也包括这个。我希望人们除了相信自己这一代人的生辰八字必有异彩——这很可爱很能鼓舞人——以外，不妨相信旁的年头也能出人才出好人。这也与任何年头都会出小有所知、不太明理而又喜欢自吹和轻率地抹杀旁人的人——直至不怀好意、陷人于罪，相信同行是冤家的人一样。人们可以审父教子，还可以研究与理解乃父乃子，与乃父乃子沟通交流。谁也无法割断历史，只有无知者才会以为整整另一代人智商都远远低于己辈。最好是去理解代与代的差异的客观依据与历史依据。有了理解，有了善意，有了那么多共识和统一，有了清醒与自知之明，那么不但你上学那一年流年极佳，他上学那一年、现在与今后的子孙后代上学的许多年，都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你能学到的东西比你老的或小的人也很可能学到。遇到不同代人的不同意见，不必立即悲壮亢奋，也不必把对方立即视为妖魔丑类歹徒阶级敌人。君子和而不同，几千年前的孔夫子的话说得真好。我相信各代作家都是或愿意是君子，我盼望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不同性别不同背景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作家，都能和而不同，不苟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同时不苟敌苟恶苟贬，尽可能地保持和谐，能和谐也是一种精神文明，我们也还可以讲一点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学习实事求是的老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