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为编辑《史料与阐释》[32]，我邀请王观泉先生著文介绍香港收藏家许礼平先生提供的三幅书信手迹。王观泉先生认定这三封信件均与现代史上“《新青年》分化”事件有关，他特意撰写了有关《新青年》思想发展及其分化的研究大文《光芒四射之余辉，也光芒四射》，浩浩瀚瀚，势不可收。我读之怦然心动，勾起进一步探幽析微的兴趣，于是把有关《新青年》分化的信件文献重新系统阅读，现把阅读体会及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整理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新青年》阵营“分化”书信的文献来源
王观泉先生在文章里提到学术界研究“《新青年》分化”的资料来源时，有如下介绍：
上世纪50年代，出版界大佬张静庐主编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分甲、乙、丙、丁（上下卷）四编出版，在第一卷《甲编》第7—16页题为《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开启了对于早已被遗忘了三十多年的《新青年》的研究。……又等候了四十年，于2001年，出版了由另一出版大佬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两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在上册第10—17页刊登题为《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几封信》的一组信件。从标题看是，张编是没有倾向性的史料汇集；宋编陈辑的资料却有倾向性，指为“分化”，必有“左”、“右”之分。此为一。二，陈江的辑注多出一封信。现在，我因为要考释许礼平先生提供的李大钊致胡适的一封信和周启明致李大钊的两封信，再广收遗漏，列出一份清单……[33]
我在编辑时，出于校对文献的需要，参考了欧阳哲生的两篇文章：《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与《〈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34]前一篇文章里叙述了作者2002年在美国胡祖望家中获得《新青年》同人书信十五封的经过，并且发表了这些信件的抄件，其中包括许礼平收藏的三封信件。这些书信中有些内容后来被学界引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书信原件依然保存在胡祖望家属手中。2009年5月，这批信件首次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公开拍卖，6月，国家文物局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于同年7月整体移交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正式公布这批书信，共十三封[35]，其中有十一封陈独秀致胡适等人的信件，两封钱玄同信件。对照欧阳哲生发表的十五封信件，有十封陈独秀信件是重合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的陈独秀信件中多了一封1932年10月10日陈独秀致胡适的信[36]，为欧阳哲生发表的信件所无。两封钱玄同信件与欧阳哲生发表的信件也相重合，只是其中一封因为钱玄同用罗马拼音签名，被专家误认为是陶孟和[37]。唯有欧阳发表的信件中李大钊致胡适一封、周作人致李大钊两封尚无着落。那么现在清楚了，这三封信件的原件已经被许礼平先生所收藏。
欧阳哲生在《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一文中，除了公布十五封信件外，还提供了一组有关“《新青年》分化”的资料来源，十分详尽，比王观泉提供的资料目录更加丰富。如下：
第一批为1954年2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内收《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一文。这篇文章共收入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的六封信。这些信注明原件保存在北京大学……
第二批为1979年5月北京中华书局“内部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内又增收了七封与《新青年》转折时期相关的信……这些信来源于保存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在“胡适档案”中还保有陈望道致胡适（1921年1月15日）一信，当时没有公布，后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第三批是鲁迅博物馆于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38]、《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两刊发表了一批与《新青年》有关的信件。1980年鲁迅博物馆为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再次公布其收藏的一批书信（内含此前在《历史研究》、《复旦学报》两刊公布的信）[39]。此外在《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里还收有一封李大钊致钱玄同信（1921年1月）。
此外，“第四批”就是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十三封信件加许礼平收藏的三封信件，其中陈独秀致胡适信中有三封信件的时间分别为1925年2月5日与2月23日、1932年10月10日，内容无涉《新青年》分化，今姑且不计在内。四批信件，可以说是目前研究《新青年》从一个坚持启蒙主义立场的同人刊物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及其阵营由此分化的最重要的资料文献。
根据王观泉与欧阳哲生提供的文献目录，汇总起来大约如下：
（一）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陈江辑注）所收《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几封信》七封：
001[40]，陈独秀致李大钊等（未注明日期）[41]
002，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1920年12月16日）
003，胡适致陈独秀（未注明日期）
004，鲁迅致胡适（1921年1月3日）
005，胡适致李大钊等八人（1921年1月22日）
006，李大钊致胡适（未注明日期）
007，陈独秀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
（二）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的信件六封：
008，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等（1920年4月26日）
009，陈独秀致胡适（残）（1920年8月2日）
010，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9月）
011，陶孟和致胡适（1920年12月14日）
012，胡适致陈独秀（稿）
013，钱玄同致胡适（残）（1921年1月29日）
（三）来自《胡适、刘半农、陈独秀、钱玄同、郑振铎、傅斯年、陈望道、吴虞、孙伏园书信选》中相关信件十五封：
014，陈独秀致周作人（1920年3月11日）
015，陈独秀致周作人（1920年8月22日）
016，陈独秀致周作人（1920年9月28日）
017，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1921年2月15日）[42]
018，陈望道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6日）
019，陈望道致周作人（1921年1月28日）
020，陈望道致周作人（1921年2月11日）
021，陈望道致周作人（1921年2月13日）[43]
022，陈独秀致周作人（1920年7月9日）
023，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1920年8月13日）
024，陈独秀致周作人（1920年9月4日）
025，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8月24日）
026，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9月25日）
027，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6日）
028，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7日）[44]
（四）来自《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的信件两封：
029，李大钊致钱玄同（1921年1月）
030，钱玄同致鲁迅、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
（五）来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书信一封：
031，陈望道致胡适（1921年1月15日）
（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文整理注释》公布的信件十封：
032，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1920年5月7日）
033，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11日）
034，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19日）
035，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25日）
036，陈独秀致高一涵（1920年7月2日）
037，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9月5日）
038，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1920年12月21日）
039，钱玄同致胡适（约在1920年12月21日至1921年1月3日之间）
040，陈独秀致胡适等（1921年1月9日）
041，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2月1日）
（七）《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首次公布、原信为许礼平先生收藏的三封：
042，李大钊致胡适
043，周作人致李大钊（1921年2月25日）
044，周作人致李大钊（1921年2月27日）[45]
全部信件44封。[46]
二、《新青年》阵营“分化”的背景
这44封信件中，最早是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致周作人信（编号014）。陈独秀于2月19日除夕之日定居上海后才22天，就围绕《新青年》稿子筹划致信周作人。其内容有：策划七卷六号（五月份出版）的劳动节专号、代周氏兄弟向群益书店联系出版《域外小说集》、向周氏兄弟索稿等等。信中透露，之前他还有一信致钱玄同，但未见回信，内容不外是索稿。当时京沪之间邮路时间较长（书刊邮寄时间五天，信件可能快些），陈独秀在3月11日信中催问此事，估计他在3月上旬已经开始《新青年》的正常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战斗生涯尚未进入建党阶段，也不存在《新青年》编辑部内部的分裂。陈独秀编《新青年》还是依仗北京同人，在信中，对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都充满怀念之情。
这组信件的最后两封都是周作人致李大钊的信，时间是1921年2月25日（043）与27日（044），内容差不多，主要是声明他赞同《新青年》的分裂：“《新青年》我看只有任其分裂，仲甫移到广东去办，适之另发起乙种杂志，此外实在没有法子了。”但他不希望胡适在北京办刊继续用“新青年”之名：“适之的杂志，我也狠是赞成，但可以不必用《新青年》之名。《新青年》的分裂虽然已是不可掩的事实，但如发表出去（即正式的分成广东、北京两个《新青年》），未免为旧派所笑。”（043）周作人的态度，大致也代表了鲁迅。周氏兄弟此时对《新青年》转向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是有思想准备的，表示同情的理解。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底线：“如仲甫将来专用《新青年》去做宣传机关，那时我们的文章他也用不着了；但他现在仍要北京同人帮他，那其内容仍然还不必限于宣传可做了。”（044）这话表明，周氏兄弟虽对陈独秀的“专用《新青年》去做宣传机关”表示理解，但他们并不准备介入这种转变。这两封信是写给李大钊的，之前李大钊似乎是反对《新青年》分裂的，但在周作人的信里可以看出，《新青年》阵营之分裂已经成为定局了。也就是说，1920年3月11日到1921年2月27日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思想文化阵营——《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之间发生了极为深刻以致影响20世纪中国走向的“分化”[47]。
王观泉先生是一位学术视野宏大的学者，他在论文《光芒四射之余辉，也光芒四射》里论述了《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从发展到分裂的过程，正是折射出一战前后国际形势变化的大趋势对中国思想精英的深刻影响。他把1914年9月5日《青年杂志》的创刊日与欧战中第一次马恩河战役英法联军击溃德军、促使中国加入协约国同盟并宣布“绝德”（1917年3月14日）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如此描述：“《青年杂志》以民主和科学为远程目标。眼下全线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之命运。从一卷一号起，选择政治和军事进展的顶级论文和战场信息和报导，如透视日本绝德的《大隈内阁之改造》以及《巴尔干半岛之风云》、《德意志邻近中立国之态度》、《波斯湾排除英法势力之风波》、《英法阁员会商军事》等等。大概由于《青年杂志》的走向，特别登出如《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战云中之青年》、《德国青年团》、《英国少年团规律》、《巡视美国少年团》、《青年论》等等，迟到的《青年杂志》不说超越，至少是跻身于名刊《东方杂志》、《晨报（副刊）》等，并且与梁启超、梁士诒、刘彦、伍廷芳父子以及张君劢等朝野时贤多共同语言，更不必提及在全国名牌大学中的影响了。”[48]王观泉注意到当时笼罩欧洲大陆的战争已经吸引了急于想走进世界格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无论梁任公、梁士诒、刘彦、伍廷芳父子以及张君劢，“朝野时贤”政治立场未必相同，但是对于欧战的关注显示了他们思想的超前性和宽广度。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正是在这一时代“共名”的维度里后来居上，成为一个携带着较多国际视野和信息的广受欢迎的思想刊物。
近期学界论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时期，往往强调其“是一本青年文化修养的时尚读物”[49]，或者说“是一本以当时的中国青年为预期读者的杂志”[50]，说它是本青年读物总不会错，但是作为一本自觉引领青年文化潮流的读物，陈独秀的“自觉”，首先是在培养青年获得世界视域的制高点，而不是其他。他在创刊之初就向青年读者公布了自己的办刊方针：“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51]为了这个目的，前有陈独秀、高一涵、李亦民等人，后有周作人、胡适、陶孟和等人，或写或译，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想学术潮流，“国外大事记”、“世界说苑”等栏目重点介绍世界形势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围绕着欧战的进展而展开。1918年11月11日欧战以德国战败宣告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曾扬眉吐气于“列强”之中，北京的学校宣布11月14日、15日、16日连续放假三天，市民学生集会庆祝，学者教授登台演讲，欢腾一片；李大钊、蔡元培、陶孟和都在公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讲，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撰写文章，与那些演讲稿一起刊登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这一期刊物几乎成了庆祝一战胜利的专号。如果说，从《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撰文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华沙战役”等开始，到第五卷第五号庆祝协约国的胜利，《新青年》同人中有一部分人始终密切关注世界战争的情报，紧跟着世界大势探寻中国的出路何在；那么，整个世界大势走向也将反过来影响《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再进而论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紧接着又爆发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都不能不给以《新青年》同人以深刻的刺激。
我以前曾经讨论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性因素[52]，主要是体现于《新青年》同人倡导的“文学革命”和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艺创作实绩。而“先锋”的文化意义绝不局限于文艺思潮，它的彻底反现状、反传统的姿态和立场，必然要以更为直接与社会变动发生关系的形态展现出来，政治斗争往往成为先锋运动最终选取的领域。这也是当时世界大势所致，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俄国的未来主义等文艺运动，最终都与正在新兴过程中的激进的左翼政治思潮相结合，成为革命浪潮中的弄潮儿。相反的例子是意大利的未来主义领袖马利内蒂最终走向了法西斯主义。但不管最终目的怎样，先锋运动的政治指向是一致地反对平庸的、物质的、死气沉沉的中产阶级社会生活。所以，《新青年》作为一种先锋运动的旗帜，其同人中最激进者必然会把注意力转向正在崛起的俄国革命。而李大钊、陈独秀是其中的佼佼者，先锋运动中的急先锋。俄国爆发的革命对这个先锋运动群体多少都有一点影响，包括鲁迅、钱玄同和胡适等，但是站在先锋立场上最坚决最敏感的是陈李二人。陈独秀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紧紧盯住了欧战大势所趋，1917年中国朝野热议加入协约国参战时，陈独秀就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发表《对德外交》，呼吁“绝德”而加入协约国，刊物出版日期为3月1日，到3月1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与德国绝交，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又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针对刚刚发生的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以后是否会与德国单独媾和问题发表见解，他说：“吾国民所应觉悟者，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53]陈独秀所说的“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相对立，“侵略主义”与人道主义相对立，陈独秀站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歌颂了俄国革命的世界性意义。李大钊对俄国革命更为敏感。在1918年11月欧战胜利的庆祝期间，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文章，热烈歌颂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随之他的世界观朝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变，在由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他不但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还策划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专号，发表了不同立场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很显然，李大钊、陈独秀的立场一直在往前推进，由先锋立场走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列宁主义，也就是从事实际的革命运动了。
再回过来看《新青年》杂志同人的本来立场，一般来说，民国初期的知识精英都经历了从传统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但相对于梁启超的研究系、章士钊的《甲寅》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等带有浓重庙堂气息的学术派系而言，《新青年》的立场更接近知识分子的“广场”价值取向：《新青年》阵营基本上采取了拒绝庙堂的立场，偏重思想启蒙、民众教育，批判社会上种种落后和愚昧现象，从事文化领域的“革命”。这一群由留日、留美、留法的海归知识分子构成的新思想阵营，携带了国外引进的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思想方法，也包括西方的民主精神和自由思想，独立于传统庙堂与民间社会之外，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力量。这才是《新青年》阵营所显示的区别于别的学术团体的新气象，也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最吸引人的新鲜活泼、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力量。胡适在1917年回国时“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54]的计划就是从这个背景而来。“不谈政治”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也不是《新青年》同人必须遵循的约束，只是他们自觉拒绝庙堂的一种姿态。客观环境不利于谈政治，或者说，政治黑暗到无从谈起，才迫使知识分子放弃谈政治，发奋在思想领域努力。而作为一种先锋运动，其本质就在于对当下社会环境的批判，先锋文化团体即使在艺术领域或者思想领域做工夫，最终目的仍然在于调整与社会的关系，指望通过先锋运动来激化社会批判和社会冲突，先锋运动导致政治介入是有其内在规律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屡屡发表有关世界大战的报道、讨论中国的外交立场、对欧战、“绝德”以及俄国革命，难道都不是谈政治吗？待到欧战结束，全民沸腾，中国第一次在列强面前有了面子，谈政治更加受到社会欢迎而变得自然而然了。《新青年》催生了《新潮》、《每周评论》等卫星刊物，非但不再回避谈政治，反而大张旗鼓地领导了民众爱国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总不外乎唤醒人们对于自己命运的自觉，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最终导致社会变革、政治动荡甚至改朝换代，是必然的结果。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流血，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启蒙导致了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历史的先例。因此我们讨论新文化启蒙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无法将两者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从思想启蒙发展到社会运动，继而唤起实际革命，都是由其内在的逻辑发展所决定的。
所以，我们今天谈论《新青年》的“分化”，其实就是《新青年》阵营中几位文化先锋走出了原来的鼓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革命藩篱，从《新青年》阵营中分离出来，单独前进，从而促使了原来阵营的瓦解。为什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欢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时候没有引起《新青年》的“分化”？为什么1919年下半年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争论的时候没有“分化”，而要到1920年陈独秀南下以后才出现了无可挽回的分裂——完成了所谓的“分化”？事实上，只要把“主义”分歧停留在思想理论的讨论范围，坚持民主、自由和尊重对方的立场的《新青年》同人就不会走向分裂。《新青年》不是一个政党，更不是权力机构，只是一个基于民主理想、先锋做派而自由结合的文人团体，更何况从这个团体建立之初，同人之间就充斥了善意的互相批评。胡适有在《新青年》上宣传实验主义的自由，李大钊当然也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所以“问题与主义”争论并没有影响李大钊与胡适个人之间的关系，在陈独秀南下，与胡适发生“短兵相接”、分裂几乎无可避免的时候，李大钊依然苦口婆心地做和事佬，希望弥合两者的关系，维护《新青年》团结，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过去把“问题与主义”争论的意义看得过于严重了。
但是到了1920年4月陈独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秘密组织建党以后，一切都发生变化了。1919年是陈独秀命运急剧转变的一年。那年3月26日，蔡元培在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怂恿下，决定变相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原因是陈独秀的嫖妓风波引起了媒体舆论的关注，但这事件正值新旧势力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容易被人理解为社会新旧势力冲突的结果。后人叙述中也未免夸大这个事件的性质，汤尔和几乎成了千古罪人。[55]也有学者把汤尔和、沈尹默等人怂恿蔡元培罢免陈独秀，视为浙江籍与安徽籍之间的派系斗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陈独秀为人桀骜不驯，对周围人群可能多有得罪，他主编《新青年》的先锋立场和激进态度也让周围在场的知识分子感到不舒服，所以被小人落井下石是可以想象的。至于说到嫖妓，民国初期还保留晚清社会的遗风，文人嫖妓并未触犯法律，北大延续了京师大学堂的许多恶俗风气，只要想想一个文科学长、一个理科学长为嫖妓闹出风波，甚至大打出手，校园风气之污秽可想而知。但作为社会名流、新思想领袖，陈独秀在私德上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蔡元培为端正校风特设进德会，陈独秀是骨干，明知故犯又惹出媒体风波，蔡元培免其文科学长是必要的措施，但为了顾全两位学长的面子，蔡还特意将早已在议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提前实施，用教务长来取代两科学长，而夏元瑮出国放洋，陈独秀留任教授。应该说是一种稳妥的处理方法，体现了蔡元培与人为善的厚道与原则。汤尔和、沈尹默都是当年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的人，对陈独秀素有厚望，如今风波骤起，舆论危及北大声誉，两人急于摆脱干系，建议蔡元培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被免职以后的陈独秀并未因此降低其作为思想明星的声誉，这从两个月后陈独秀被捕而激起声势浩大的社会营救事件可以证明。而且，陈独秀这样一个大无畏的人，生命欲望必有异于常人之健旺强烈，他既是清政府也是北洋政府的不妥协的敌人，生命都在所不惜，哪里会把陈腐道学、媒体舆论放在眼里？即使不当文科学长，他依然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思想界的大明星，《新青年》的主编，照样叱咤风云。如果以为被免职事件刺激了陈独秀，让他脱离自由主义而变成共产党，胡适也太低估了陈独秀。在我看来，真正刺激陈独秀的，还是越来越激进的社会环境，当时的社会风潮推动了他走向社会前沿，从书斋走向监狱。五四运动骤然爆发，作为一个文化先锋走向街头散发传单，唤起民众，不管是不是文科学长，陈独秀都会作如是选择。被捕入狱也是他早有思想准备的，他发表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才几天[56]，就以身试法被捕了。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被保释出狱，还是受到警察的监视，人身行动都不自由。经过这三个多月的狱中考验和社会营救，陈独秀从思想明星变成政治明星，其思想在特殊环境的刺激下日趋偏锋，同时政治活动也深深吸引了他，不能想象这时候的陈独秀还能沉住气在书斋里做一个稳稳当当的教授。既然从研究室走到了监狱这一步，等他出了监狱以后，就再也回不到研究室了。这是典型的先锋做派。这时候唯一能够把他拴在研究室的工作就是编辑《新青年》。10月5日，陈独秀在胡适寓所召开《新青年》同人会议，会议决定《新青年》自第七卷起仍归陈独秀一人主编。据胡适说，陈独秀在上海失业，编辑部同人请他专任《新青年》的编辑，给他一个具体的职业。[57]胡适这话似不完全准确，因为1919年10月5日陈独秀收回《新青年》的主编权，还没有到上海定居的准备。[58]编辑部同人之所以同意他一人主编刊物，还是从道义上鼓励他重回研究室的努力。《新青年》的同人刊物性质没有变化，仍然由编辑部同人提供稿件。所以第七卷前几期的内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第七卷第一号的《本志宣言》更加强调了编辑部同人的统一立场，议论政治的倾向更加明显。到了第二年2月，陈独秀去上海定居，《新青年》也被带到上海去编辑，胡适的回忆材料可能针对这个阶段暗示了一个事实：陈独秀离京南下后是否还能继续担任《新青年》的主编工作，编辑部同人对此有过讨论意见，可能在这个时候，胡适强调陈独秀的生计问题。陈独秀到上海后主编《新青年》是有薪水的，一百五十银元。[59]
1920年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商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具体日期已无考。当时的情况是，十月革命后不久，联共布尔什维克政权还处于欧洲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出于稳定大后方的战略，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远东局（又称西伯利亚局），负责领导远东各国革命的工作。维经斯基就是这个组织派往中国的，任务是建立中国共产党和考察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东亚支部的可能性。当时列宁领导的联共（布）政权和第三共产国际派出许多人秘密深入东方各国（中国、朝鲜和日本等）[60]，寻找那些国家内部的反叛力量，组织革命政党来推翻或牵制本国政府，稳定俄苏政权的大后方。[61]联共（布）政权以及第三国际派往中国的人员起先并没有具体的对象，他们在混乱形势中广泛接触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物色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为此，他们对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都产生过兴趣，维经斯基这一路从东北到北京、天津主要接触当时社会革命力量中最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以及知识分子领袖李大钊。那是1920年4月，李大钊身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北大教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公开宣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维经斯基对他肯定抱有期望。但那时候李大钊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十分复杂，在具体的政治主张里，还是比较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62]。这一点陈独秀也一样[63]。他们对于十月革命之“庶民之胜利”高声欢呼，但对于列宁强调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并非心仪。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的会晤似乎没有产生具体成果，于是李大钊推荐他去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可能是李大钊认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未来途径的判断更具有敏锐性。
维经斯基在上海与陈独秀有过多次商谈。当时的陈独秀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因为主编《新青年》、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因散传单被捕入狱引起全国性营救的不平凡经历，把他从思想明星一步步推向政治明星，他迫切需要寻找到一种可靠的政治力量来支持他从事社会活动。在1919年11月，陈独秀对他的学生陈钟凡说要离开北大，离开北大后做什么？陈独秀明确表示：“专心从事社会运动。”[64]这表明陈独秀对北大教授岗位已经无心恋栈，决定转向“广场”，从事更为直接的政治运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书斋里奢谈社会主义比较容易，一旦离开北大跑到上海，等于跃入社会运动的汪洋大海，而那时社会上主要的反抗组织大多是倾向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陈独秀没有扎实的社会基础，具体能够做什么？怎么做？都是需要实践的未知数。唯一能够被他紧紧抓在手里的，就是《新青年》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这种压力对陈独秀来说可想而知。但是在与维经斯基见面以后，这一切都变了。陈独秀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他立刻抓住从天而降的机会，迅速调整自己的行动目标，坚决反对与无政府主义组织合作，要求独立地成立中国共产党。他的第一举措就是向昔日盟友无政府主义者[65]开炮，以清理自己的阵营。
在这个问题上，不仅维经斯基及时地支持了陈独秀，陈独秀也及时为维经斯基提供了中国革命的途径。[66]以陈独秀的果断强悍、富有革命经验以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状况，他无疑成为维经斯基最理想的革命领袖人选。我们现在从维经斯基1920年6月致组织的信件里所汇报的工作情况来看，他已经明确选定了陈独秀为领袖，但是维经斯基对他在中国接触到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保持了好感，所以他开始着手进行的工作，是让陈独秀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谋求联合。维经斯基给组织汇报工作的信件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描绘了1920年4月到6月期间他在上海的工作情况：
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在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67]
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找出三层意思，与本文要解读的文献有直接关系：1.维经斯基确认了陈独秀在未来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安排陈独秀出面来整合“活动分散”的各派革命力量；2.他之所以选择陈独秀，是因为陈独秀在中国“享有很高声誉和有很大影响”，而这些声誉和影响来自《新青年》，所以出现了“群益书店（社）”为核心的意思；3.当时着手协调和集中各派组织的目标中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广义上说，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者，所以这里特指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指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可能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
在俄国十月革命初期，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也有过短暂的联合，但不久，无政府主义者遭到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镇压，克鲁泡特金从欧洲回到俄国，曾经企图说服列宁放弃暴力镇压，列宁拒绝了。克鲁泡特金遭到软禁。但在中国，为了组织反叛力量必须调动一切可能参与革命的因素，那些涣散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也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团结目标。据书信的注释者说明，信里说的这个会是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召开的“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唐宝林在《陈独秀全传》里认为维经斯基信中筹划的那些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活动最后都没有落实，原因是陈独秀的抵制。后来的事情显然不是按照信中的设计进行的，1920年5月，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的东亚书记处，指导东亚国家的革命运动，这以后，“钦差大臣”频频降临，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指导中国革命。8月，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式成立，真正地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1920年8月2日，陈独秀致信胡适（009）约稿：“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这时候《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已经付印，陈独秀正在筹备第二号的稿子，《新青年》的经费已经落实，陈独秀心情大好，摆出一副大干一场的姿态，他希望得到好朋友胡适的支持，把古代思想史的老子批判与现实斗争中无政府主义批判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把胡适推为“司令”。显然，陈独秀这时候意气风发，又恢复了1917年与胡适联手发起新文学运动时期的勃勃雄心。由此也可见陈独秀成功地改变了共产国际原来联合无政府主义的想法，独立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从这时候开始，《新青年》阵营的分化才渐渐凸显出来了。
完稿于2015年2月24日
初刊于《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