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开始进攻闸北的那个夜晚，我正在由沪开京的火车里，所以我很安全地给火车从丹阳载回南京了。是的，我是很安全的，虽然南京方面的朋友曾写信到上海去打听我的下落，上海和各地的朋友又耽心我会葬身在闸北的火窟，但是我终于把这个身体和这个生命保全下来了，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惊恐。
一月二十九日早晨四点钟，我在寒气的包围中进了下关的火车站。天还没有亮，电灯光显得暗淡，一些失望的男女乘客缩着头坐在长凳上等候天明，另一些人集在一处激昂地谈论上海的事。我找不到一个座位，就在各处徘徊一直到七点钟。这三个钟点的时间在我一生里恐怕是最长的了。我有几次竟然疑心我是在做梦，我问自己：“这些人在这里究竟干什么呢？我为什么也在这个地方？”
有一次我在一个警察的身边站住了。这是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北方人，他带着激动的表情用激昂的声音叙说上海的冲突：“在电话机上听得见机关枪的声音，在上海北火车站上正有人在喊救命！”这几句话沉重地进到我的耳里，我的心痛着，我觉得整个的世界都在动摇了。在和平的地方用机关枪屠杀和平的人民，有人在喊救命。无论南京和上海隔了多少远，无论我的眼前现出了怎样和平而凄凉的景象，这个消息也可以使我的血沸腾。憎恨迷了我的眼睛，我在心里发出恶毒的诅咒，在一个短时间内我几乎忘记自己了。但是过了一些时候，冷气打击我，使我渐渐地清醒起来。我偶然埋下头去看我的身子，我看见右手拿的那根朋友送给我的手杖和左手拿的一本书。失望猛然来袭击我的心。我第一次发见了我自己的脆弱。在这个时候书本还有什么用？啊，你读书的人有祸了。
天终于亮了。在晨光熹微中我回到了那个冷清清的旅馆。一路上尽是安闲的景象，我所看见的一切都给我否定刚才的消息。看见缓缓地走着的行人和车辆，听见各处的笑声，我不禁放了心安慰自己道：“很安静的，没有什么事，那不过是梦魇。”于是我走进旅馆睡觉了。
下午醒来，到一个朋友那里去。朋友看见我便惊喜地说：“原来你回来了！我们正在替你耽心。”我很感激朋友的关心，但是我看见桌上的一张《新民报号外》，我的心又被沉重的石头压紧了。“闸北大火；居民死伤无算。”我固然安全了，但是那许多人呢，那许多住在闸北的人呢？我三年来朝夕看见的人，朝夕经过的地方如今怎样了？这时候，在这大灾祸来临的时候，我还能够为自己的安全庆幸么？
“你的地方恐怕烧掉了，真可惜！不知道还有些什么东西？”朋友惋惜地说。
“不过一些旧书，索性烧掉了也好，我已经被书本累了一生了。”我带笑地回答说。这一次我骗了自己了。那许多书是我十多年来辛辛苦苦地搜集起来的，难道我能够没有一点痛惜的感情么？
“看这情形，上海是没法回去的了，天津恐怕也危险。你还是准备在南京多住几天罢。住旅馆不方便，搬到我这里来住好些。”这是朋友的殷勤的劝告，在平时我很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这时候它们却把我的希望杀死了。上海有我的许多朋友，有我的住处，有我喜欢的那些书；那里还有……而且，在日兵用大炮轰击、用机关枪扫射、用炸弹炸毁上海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安静地住在南京。我没有回答朋友的话，我只有苦笑。我却在心里说：“如果找不到机会牺牲我的生命的话，我至少也应该回到上海去经历那许多人在这些日子里所经历的痛苦。在南京太安静了，太寂寞了！”
在朋友那里所谈的只有愤激的话和痛苦的话。朋友也是一个有心而无力的人，他的身体比我的坏得多。他患肺病，最近还吐过血。他是需要静养的。[2]我和他多谈话，只有增加他的痛苦。我看见他那没有血色的脸上怎样燃起了愤怒的火。然而他和我一样能够做什么呢？他有一张口、一双手，和我一样；但是我们的口只能够在屋子里叫，我们的手只能够拿笔。总之，我们太软弱了。我不能够安慰他，我也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力量。我们就这样凄凉地分别了。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甚至疑惑这是否我们最后的一面，我疑惑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是否还有机会继续生存在这个时代里面。
从朋友处出来，天已经黑了，晚风吹着我的脸，我坐在黄包车上，任车夫把我拉过荒凉的街道。我伸起颈项向天空望，我想看见上海的大火，我想听见被屠杀者的挣扎的呼号，我想听见大炮的怒吼。然而天空中只有黑漆漆的一片，周围又是死一般的静寂。于是车子又走进了热闹的马路。是辉煌的灯光，是笑语的人群，是安闲的行人。我用力注视这一切，我想证实这不是假象。我的心似乎得了一瞬间的安慰。然而一个孩子的叫喊又把我的梦惊醒了，这是叫卖晚报的。“看东洋人在上海打败仗！”他大声叫道。他的身边马上聚集了一小群人，于是晚报一张一张地散布出去了。我想买一张来看，可是我的车子已经把卖报小孩抛在后面了。我的脑子里还留着“东洋人在上海打败仗”一句话，而我的车子已经走过一家灯光辉耀的电影院门前了。
不用说，卖报小孩带来的并不是坏消息。对于屠杀人民的日兵的败亡，我是万分欢欣的。然而这个消息同时却给我带来一幅悲惨的图画：烧毁的房屋，残废的尸体，逃难的居民。这样的图画对我来说，并不是新鲜的。我这一生已经见过不少这样的图画了。然而像这一幅侵略者有计划的大屠杀的图画，我却是第一次见到。我的耳朵已经被凄惨的哭声充满了。我的眼睛也不能够分辨周围的景物了。我在一家书店门前下了车，呆呆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柜台上放着晚报，几个店员聚在一处埋下头热心地读着。我也把头伸了过去。报上的重要消息都是《新民报号外》上刊载了的，只多了一些日兵暴行的记载。
“这一次非打个死活不可，这是我们唯一的生路了，”一个年轻店员挣红脸说。
“今天十九路军开拔赴前线，经过这里，我们首先放鞭炮欢送。兵士自动地喊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年纪较大的老板说。
我默默地望着他们。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日本兵到南京来屠杀的时候，这些和平的市民也会跟敌人拼个死活的。这些手看起来似乎软弱，但是有一天它们拿起刀来，也会向屠杀者的头上砍去罢。我虽然是一个反战主义者，但是为自卫、为抵抗强权的战争，我却拥护，而且认为是必要的。
中国人也并不尽是阿Q主义者罢，只要我们能够不顾一切的牺牲、起来为反抗强权而战斗，我们还是有望的，也许比帮助本国军阀去屠杀异国人民、或者在这时候还袖手旁观的日本人更有望罢。——我去找另一个朋友的时候，他对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二十九日过去了，三十日也过去了。在南京我还没有看出什么大的变化。人们依旧在准备过旧历新年，电影院依旧在开映什么巨片，饭店酒楼里依旧坐满了客人。所不同的是装有无线电收音机的商店的门前，在一定的时间内站满了带着严肃表情的群众，因为中央党部每天要播送两次上海的电讯。《时事新报》分馆的门前也是非常拥挤，在那里贴满了许多新到的“电讯”。我住的旅馆离那个地方很近，我也常常去看“电讯”。它们带来的自然是好消息，但也有坏的，如日军残杀和平市民、焚烧市房之类。当我读到“日兵大败，死伤无算……”这一类句子的时候，我也和那许多的观众一样，差不多要欢叫起来。我并不曾想到那些人也有家人父母，他们的死也会给某一些和平的人带来不幸；我只感到痛快。我是被憎恨迷住眼睛了；憎恨不仅迷住我的眼睛，而且还种了根在我的心里。
找朋友谈话是我在这些日子里的唯一的事情，我们所谈的全是关于上海的事件。朋友中没有一个不主张跟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到底，没有一个不希望日本兵在上海败亡。然而大家都觉得这里离开战地太远了，不能够听见大炮的怒吼，不能够听见兵士的呐喊。在冷静的环境里，热情只有使我们痛苦，我们第一次感觉到隔岸观火的痛苦了。“回上海去！”差不多成了我们几个朋友的口号，这些朋友都是因为种种事情从上海来的，他们被这次事变阻留在南京了。
三十一日的早晨，天落着微雨，我刚刚起床，一个朋友就从中央研究院打电话来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坐车去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政府搬家了”。于是从他的口里我知道了本日报纸上的一些重要消息。他又约我同去看另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新近被选做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我们想从他那里打听那些报纸上不能够发表的消息。然而我们失望了。那个朋友连政府搬家的消息也不知道。他又去把同住的另一个中央委员找来，那个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候报纸来了。大家读着报。我读了国民政府迁都的宣言，没有说什么话，心里想：这也许就是在准备“长期抵抗”罢。
我别了那两位中央委员，跟着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到他的未婚妻那里去。她已经准备回家了。据说昨夜迁都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有人“宣传”日本飞机要来炸毁北极阁的军用无线电台，害得中央大学的女生一夜没有睡，今天早晨就有许多人动身回家了。
我们从那里出来，一路上看见来来往往的搬运行李的车辆。南京人骚动起来了。市民虽然没有发表宣言，实际上也开始在迁居了。到了另一个朋友那里，我们遇见了一位青年政治家，他得意地解释迁都之必要。我笑着回答道：“洛阳太近了一点，最好是迁到迪化去，那里军舰开不到，飞机也要飞两天才到得了那里。那里才是安全的地方。”青年政治家没有说什么，他似乎觉得我太过虑了。
我又到患肺病的朋友那里去，房间里已经坐了同住的四五个人，我在他那里耽搁了许久。我们叫人去买《新民报号外》，据说这一天没有号外，因此我们疑心上海方面一定发生了不利的事，或者无线电报也不通了。有人打电话到各处去问消息。后来消息来了：日兵和美国兵在虹口冲突；日军派飞机三十架向长江上游飞来；南京下关原有日本兵舰三艘，中国政府限令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日方不但不答应，反而增加了四艘军舰。这些都不是好的消息。南京似乎马上就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巨变。那个送手杖给我的朋友是有家眷的，他显出了焦虑的样子。我安慰他说：“不要紧，就是日本飞机来丢炸弹，也未必就会落到这里来，况且南京也还有中国飞机。”这位朋友苦笑道：“我是不怕的。”
临去的时候我还向那个患肺病的朋友借了一笔路费，因为我回到上海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我本来还想到天津去看我的哥哥，他或许以为我已经葬身火窟。但是“回上海去”四个字无一刻不在我的脑子里盘旋。
这一次别了这几个朋友，心里倒很感伤，我想该不就是诀别罢。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谁能够保证自己会活到明天，况且我又要回到上海的火窟去！
在黄包车上看着周围黑暗模糊的景色，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眼前的一切都已经和我不生关系了。我的脑子里只有火花；我的耳边只有炮声。荒凉的街道走完了，我看见了灯光辉煌的马路。我望着，我茫然地望着。忽然，我的眼前什么也没有了，马上就出现了一个黑暗的世界。“电灯熄了，”车夫惊讶地说，于是放慢了脚步，他害怕撞到迎面来的车子。我的车上虽然点得有油灯，可是灯光很暗。车夫在黑暗中摸索着。我在短时间内竟然分辨不出路的方向。偶尔有铃声在我的耳边响起来，我明白有车子在我的身边走过。忽然车子停了。我才知道现在到了鼓楼的一个旅馆。
我有两个从汉口来的朋友住在这个旅馆里。他们本来要到上海去，现在也给阻留在南京了。我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一会儿，才走到他们的房门口。没有灯光，我想我也许白跑了。但是我叫了一声。男的在里面答应，一面擦了火柴出来。随后他点燃了洋烛，我看见女的还在吃馒头，桌上摊开了一个纸包的冷肉，现在只剩下几片了。这就是他们的惨淡的晚餐。这位朋友告诉我：另一个朋友已经带了家眷到河南去了；还有一个朋友就要搭船到上海去。火车只通到苏州，他曾去下关问过。我想既然有船开到上海，还是搭船回上海去罢，纵使冒一次险也值得。于是我和这两位朋友决定了一块儿到上海去，就由他明天到中国旅行社去打听船期。
因为想知道一些更确实的消息，朋友便约我去看一个在某某部做事的友人。我们辛辛苦苦地从城北坐车到城南，快要到了那个人的寓所时，我的车夫忽然迷失了道路，只有那位朋友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一点也不能给车夫帮忙。这时我们在一个泥泞的巷子里，黑暗和寒冷从四面包围过来。我的车夫拼命用他的疲倦的声音喊他的同伴。没有一点应声，也没有人出来问话。我焦急地坐在车上，我只得叫车夫回转去慢慢找寻。后来在十字路口两个车夫碰见了，他们互相抱怨。朋友告诉我，我们拜访的那个友人在一夜的功夫搬走了，只剩下一间空屋子，不知道他一家人搬到了什么地方。这时候电灯突然又放光明，我们心里也轻松了些。
二月一日早晨，汉口的朋友到我的旅馆来。他说刚刚到中国旅行社去问过，说一日、二日都没有轮船开往上海。但是我翻看当天的报纸，上面又明明载着二日有下水船开。我对朋友说，最好是亲身到下关轮船码头去看看。我们约定明天同去。但是朋友却有点迟疑，他说中国旅行社一定知道得更清楚。
过了一会儿，中央研究院的朋友来了。他本来约定昨晚上在一个地方和我见面，然而到那个时候中央大学的电灯突然全灭了，整夜没有亮，他的未婚妻非常害怕，要他留在那里陪伴她，所以他失了约。他现在要送未婚妻回家去，就在京沪线上一个大城市里。他们两个都希望我到那里去暂住几天。他的邀请不消说是十分恳切，但是我谢绝了。这个时候我只想回上海去。他扫兴地走了。临行他还嘱咐我在南京等他，说是两三天内就回来，不过我想一定不会有这样快。
我送走了这两位朋友，便出去看一个城北的友人。他的夫人正在收拾行李。他对我说，打算出去在城南找一家旅馆，搬过去暂住几时。他说昨晚上房东招呼他们在十点钟就熄灯，说是怕有日本飞机来丢炸弹，这一番话把他们夫妇吓坏了，所以他宁愿牺牲预先付了的一个多月的房钱马上搬到城南去。城南究竟安全得多。我又陪着他出去找旅馆。一路上许多载行李的车子在我们的身边跑过。城北的人络绎不绝地往城南搬。旅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住满了客人。我们费了许多功夫，问过了许多家旅馆，才找到了两个房间，房里没有光线，而价钱却不便宜。
我又会见了几个朋友，有两三位好几年不曾见面了，却想不到在这里遇着。我还应该感谢一个在贫儿院做事的年轻朋友，在这几天里他给我帮了不少的忙。后来我对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朋友说起回上海的话，他便告诉我，下水船一定不会开，因为一则过吴淞口会被日本兵舰开炮轰；二则上海租界当局怕界内粮食缺乏会禁止搭客登岸。我并不相信这种话。我说，只要有下水船开，即使冒危险，我也得去试一试，留在南京太没有意思了。
回到旅馆已经是夜间十点多钟了。我接连打许多次电话找人，都没有打通。我很疲倦，便早早地睡了。我刚刚上了床电灯突然灭了。恰恰在这时候一个处在和我同样情形里的朋友进来了。他本来约定在我这里睡，却来得这样迟，我还以为他不来了。这时我便叫茶房给他铺了床。我问他外面有什么消息，他说：“不知道。”我就不再说话了。
二日早晨我打电话，依旧打不通。汉口的朋友来了，他告诉我昨晚下关的日本军舰向城内开炮。鼓楼方面落了一个炮弹。许多人一晚没有睡。而我和朝鲜朋友（就是昨晚上睡在这里的那个人）简直不知道。《中央日报》上并没有战事的消息。我们出去，市面上的景象似乎有些不同了。店铺没有开门，行人的脸上带着慌张的颜色。沿途搬行李往南走的黄包车和汽车接连不断。时事新报分馆的门前贴了大张的号外，说昨晚十一时日本军舰向下关和城内开炮，下关的时事新报分馆也中了弹。日本兵竟然在南京开炮了！在国民政府迁走以后，难道还有轰击南京市民的必要么？这个消息使得许多人愤怒。是的，昨晚下关的炮声打破了南京市民的沉默了。我亲耳听见身边的一个市民说：“为什么炮台不还炮呢？难道还要坚持不抵抗主义吗？”我默默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这是一张瘦削的脸，微微有几根胡须，衣服穿得并不好，看不出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如果日本兵真要把上海的惨剧搬到南京来重演的话，即使政府仍然不抵抗，人民也会起来保卫自己跟侵略者拼命的。中国人究竟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猪羊。
汉口的朋友走了。他回去收拾行李，约定我吃过中饭到鼓楼去找他，再同到下关去看船。我又去看一个湖南朋友，他住在我的旅馆的斜对门。他告诉我说，他的夫人昨晚听见炮声吓得哭起来，一夜不敢睡。他详细地向我叙述昨晚的恐怖的情形，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应该感谢梦，它使我免掉了这些多余的恐怖。他约我一道出去，在夫子庙一个茶楼里吃了作为中饭的点心，同去的一共五个人，谈到上海战争的前途，我和朝鲜朋友热烈地争论起来。这争论使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忘记了我和汉口朋友的约言，等我回到旅馆退了房间再到鼓楼去会那位朋友时，那里只剩下一个空房间了。朋友并不曾给我留下一张字条。我失望地在这个空房间里站了一会儿。我摸桌上的茶壶，里面还有热茶。我想他们走得不会远。但是我在什么地方去追他们呢？我到账房里问去，据说：“某先生已经搬走了，不过等一会儿还要再来。”这答话又使我踌躇了，他们究竟把行李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既然搬走了，为什么又会再来呢？我便留了一张字条在房间里，说我到下关去看船，等一会儿再来。
在去下关的平坦的马路上，搬运行李的黄包车和汽车排成了一条长线，简直没有尽头。到下关去的车辆并不多。只有一些装载行李的汽车，大概是比较阔一点的人离开南京了。车夫拖着车子慢慢地走，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我拉到了下关火车站。车子经过城门的时候，我看见人们正在堆沙袋，跟我在上月二十五晚上离开上海时在宝山路上看见的情形一样。
火车站里人很拥挤，卖票的洞口挂了“客满”的牌子。我去问一个站丁，据说京沪线的车只开到苏州。我又到江边轮船码头去看，道路泥泞，我走得很慢，一路上尽看见关了门的店铺，也有一两家商店开了门在搬东西。江边很少行人，白茫茫的水面上不见一只轮船。我问一个站岗的警察，他说恐怕没有下水船开，叫我到一个票房去问。但是那个票房已经关了门。我没有办法打听到消息了，只得怀着失望的心回到火车站，然后再搭公共汽车到鼓楼去。
在汽车里挤了好久，我才被挤到鼓楼来了。进了那个小旅馆，我在空房间里发见了先前我留下的字条，并没有人动过它。我又到账房去问，据说：“某先生已经搬走，不会再来了。”答话的是同一个人，却说了两样的话，害得我白跑一趟。但是那两个汉口朋友的踪迹就这样地消失了。下关今天没有船开，下关的旅馆里也没有人，他们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坐车到中国旅行社去。在那里人们告诉我今天有下水船开，但是船还没有来，而且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没有得到电报。我要先买船票，他们又不肯卖给我。我在三个钟头以后再到那里去，门已经上锁了，外面贴了一张告白说：现在交通情形变化莫测，只得暂时停止办公。这一次我是步行到那里去的，走了很多路，而且肚里又饿。但是我仍然不停地问自己：回上海去的希望果然断绝了么？
我回到旅馆，又到斜对面湖南朋友那里去，在门口遇见他出来说要去借一辆汽车把家眷送到杭州。我吃过晚饭，再去看他。他回来了，据说他跑了许多地方都借不到一辆汽车。在外面租一部车子到杭州租价涨到了五百圆以上，便是搭京杭路的长途汽车，一张票也涨到了几十圆，而且又挤得要命，他身边只剩有五六块钱，所以连逃难也没有地方可逃了。
这一天的晚报上刊载了飞机投弹的防御法。一个朋友来看我，他说，政府准备今晚解决日本军舰，警察向各家店铺吩咐十点钟熄灯，免得日本飞机来投炸弹；他又说五圆钞票已经不用了。后一个消息我也知道，因为我拿了一张五圆钞票，找不到地方换，去买东西说是找不出。
三日是一个阴天，早晨就落起微雨，风刮得厉害，天气突然变得很冷了。我走出去，外面空气很沉闷，没有什么消息。依旧听不见炮的怒吼和人的呐喊。日本飞机并没有来，军舰上的大炮也未见施放。我们太安全了，安全得自己惊扰起来，自己造出谣言来扰乱人心，又借这个来谋利。钞票不容易使用了。交通工具涨价了：几十块钱租一辆汽车从下关搬运行李进城；几百块钱租一部汽车到杭州，也成了极平常的事；便是人力车夫的索价也涨到了五六圆。有钱的人把交通工具垄断了。贫穷的人只有留在危险的区域里挨炮弹，或者等着做难民，让所谓慈善家来收容。旅馆自然会乘机涨价。只要有机会可以赚钱，谁也不肯放松。
汉口朋友仍然没有消息，他们一定离开南京了。今天我听见人说还有一条路通上海，就是乘火车到苏州，由苏州搭小火轮到嘉兴，再由嘉兴乘沪杭车到上海南站。他们也许就是走这条路到上海罢。不过，沪杭车现在能否开到南站，还是问题。我害怕陷在中途，不愿意走这条路。但是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坐津浦车到天津去看我的哥哥。我本来打算到天津去，我要找他商量家里的事情，而且我还可以从天津搭海轮到上海。我把这个意见告诉朋友们，他们都不赞成。他们劝我留在南京，说是天津也许比南京更危险，在南京毕竟方便得多。遇到什么事情，还有朋友们照应。他们又说，也许下关江面已经封锁了。然而我还是坚持我的主张，我要到江边去试一试，看究竟有没有渡轮把我载到浦口去。
雨已经住了。我在旅馆门口雇了一辆黄包车。到下关的车价很便宜，因为这时候，只有人从下关搬东西进城来，到下关去的人却很少，凡是可以离开南京的人都已经走了。一路上风很大。我只得把大衣领拉起来，不去看迎面过来的那些搬运行李的车子。下关到了，是一个荒凉的下关，除了车辆和警察而外，还有稀少的行人。先前走过中国旅行社时，我看见那里的告白说，浦口的渡轮照常开驶。我便放心地走了。车夫把我一直拉到江边。我本来打算在津浦小火轮码头停住，忽然走过来一个湖北人，问我是不是要到上海去。我顺口问他今天有没有船开。他说有船，不过靠在江中，他有小划子可以把我摇过去。我问他是什么船，他说是太古公司的“武昌”。
我马上改变了计划：我不到天津了，我回上海去。我和那个湖北人讲好了价钱，便跳上划子。船上还有一个半老的人，两个人划着船，在风浪中前进。这一天风浪很大，船夫一下桨，便激起很高的水花打进船来。有一两次船摆动得很厉害，一个大的波浪打过来，几乎把船淹没。我这一天只有在上午吃了点心，我的空肚皮里这时候起了一阵绞痛。我抬起头望轮船，还隔得很远，不过轮廓已经看得分明。又经过了一些难堪的时候，我们的划子才到了轮船的边上。我把船身的题字望了一下，“大英国。武昌。”我心里更不好受，又羞又气：我现在竟然托庇在帝国主义的屋宇下面了。
轮船上的人不肯放下梯子，我费了大力才跳上去。一个茶房看见我，便说：“什么时候开船没有一定，要等上海的电报来。”我问道：“要是上海的电报来了。船几时开呢？”他回答说：“大概三四点钟。”好，我就在船上等着罢。我便成了这个茶房的主顾了。他把我领进统舱里，租了一个铺位给我。因为我没有行李，他又租了一床又脏又臭的铺盖给我，要我出一圆的代价。
我很疲倦，好像要生病的样子，在船上没有事情，舱外风又大，只好在铺位上躺下来。舱里空气沉闷，没有阳光，只有几盏黯淡的电灯。几个湖北人在谈宋美龄的故事，一个妇人在叙述她的不幸的遭遇。我没有心肠去听他们，我模糊地睡去了。
吃晚饭的时候，那个茶房来把我叫醒。我问他开船不，他说今天开不开没有一定。乘客们已经在抱怨了，大家盼望早点开船，可是上海的电报还没有来。后来有人说，电报已经来了，不过要等“安庆”船开到后开船。总之，今晚是不会开船了。舱里摆好了两桌麻将，一个军队里做事的和一个上海大学生都参加打牌。大家玩得很高兴，不知道怎样发生了争执。我被他们吵得不能睡觉。后来那个照应我的茶房出现了。他对我说他的家在闸北川公路某里某号，家里有一个妻子，不知道她如今逃在什么地方，又不知道房子烧了没有。他耽心这个旧历新年过不好，他说话时露出焦急的样子。但是几分钟以后他的同伴们约他在我的铺位下面掷骰子，他又高兴地在那里叫喊了。
船依旧不开。我没有到外面去。舱外很冷，据说已经落雪了。但是我们还在南京。
四日早晨我到舱外去看，只看见一片白色。下关被雪盖住了；紫色的山横在一边，现在积了雪，白白地在发亮。依旧刮着北风，依旧漫天地飞着雪花。我立在甲板上往四面望去。我几乎认不出来我昨天分别的南京了。“安庆”就停在前面，英国国旗在那里飘扬，“大英国”三个字又一次映入了我的眼帘。
“‘安庆’已经到了，为什么还不开船呢？”一个中年的乘客不能忍耐地抱怨起来。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问话。外面很冷，我便回到沉闷、黑暗的舱里去，几个广东人正在跟茶房吵架，他们说船许久不开，他们不能够再等了，要上岸去。茶房却一定要他们付出讲好的铺位钱。这争执不知道怎样解决了，我只听见人的吵闹声。我心里想：今天再不开船，恐怕就没有开船的希望了。我颇后悔不该改变了去天津的计划，不然明天上午就可以到达天津了。现在我却躺在这里白白消耗时间！我又沉沉地睡去了。
十二点钟光景，听说要开船，我起来到舱外去看，仍然没有一点消息。后来账房出现了，他回答一个人的问话道：“现在就要开船，直放上海。”他开了账房门进去了。他的话使得舱里起了快活的骚动。几个茶房在叫：“要开船了！”一些客人惊喜地互相询问。我走进舱里又走出来。船依旧没有动，也没有人来起锚。几个茶房在那里谈论，为那个上岸去买小菜的厨子担心。一个说：“要等厨房回来才开船。”另一个翘起大拇指说：“你想，外国人会等中国人吗？”这时候正有一只划子向着轮船摇过来。茶房们欣喜地说：“买小菜的回来了。”等到划子近了，他们才发见“原来是几个客人”，就是起先闹着要上岸的广东人。
我回到舱里睡了。茶房来把我叫醒，要了一圆七角钱去买船票。但是一刻钟以后又有人来把船票收去了。这时是两点半钟，船已经开了。舱里充满着希望。麻将牌又响起来了。茶房在谈论怎样到上海去过年。他们又在我的铺位下面推“牌九”了。
沉闷的空气，黯淡的灯光，不和谐的闹声，呆板的、狡猾的面孔，失眠的夜……时间是这样地长！
我过了一个焦急的夜晚，轮流受到希望和疑惧的折磨。第二天早晨我非常疲倦，躺在铺位上不想起来，一直睡到吃中饭的时候。听见有人大声说：“到吴淞口了！”我才走出舱去。
轮船缓缓地前进，岸上有树木、有房屋，有几只狗在跑，也有一两个行人，似乎并没有战争的气象。看了这些，我几乎不相信上海的灾祸了。我安静地在甲板上散步。我沉溺在思索里。
“看，那边的房屋打得一塌糊涂！”一个茶房大声叫。我跑过去看。许多人的头遮住了我的视线。但是我也能够看出被弹毁、被火烧的房屋的废墟。船不停地往前面走，而且在转弯。
“看，飞机！”几个人齐声叫起来。我也抬起了头，在天边现出了一些黑影，好像是老鹰在飞翔。一只，两只，三只，在炮台的上空盘旋，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看见炮台了。“一共有九只飞机，”有人断定地说。“六只，”另一个说。我却只看见了三只。我抬起眼睛在天空中搜寻，居然在一个角里又发现了三只。它们接连地飞翔，和先前的三只隔得并不远。我忽然听见了响声，三只飞机正从后面飞过来，渐渐地飞到了我们的头上，飞得很低，使我们看得清楚两只翅膀下面画的红太阳。先前还有人疑心是中国的飞机，现在谁都在说“东洋飞机”了。这三只飞机一直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好像要侦察这只轮船似的。一个人无意地说：“东洋飞机要来丢炸弹了。”舱面上马上起了小小的骚动。有些人跑进舱里去了。一个茶房镇静地说：“不会的，船上插得有大英国旗。这是大英轮船，东洋人不敢丢炸弹。”他的话生了效，大家都站住了。不久三只飞机也飞到后面去不见了，只剩下隐约的机声。我再看那边，还有三只飞机在炮台的上空盘旋。
这三只飞机渐渐地向后面飞去，似乎要离开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它们又飞回到原处。我正走进舱里去拿东西，忽然听见外面在叫“丢炸弹！”我连忙跑出去，看见岸边的水溅起来有一丈高，好像鲸鱼在喷水。水花落下去了，水面平静了。前面的一只飞机上又落下来一粒黑点，我的眼睛几乎迷失了它。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落到了水面上，水花又向上面溅起来。接着后面的一只飞机又掷了一个炸弹，这一次炸弹落在沙滩上，把沙石向上抛起来。飞机马上就往后退了，好像要逃走似的，可是炮台方面并没有开炮。
我们以为飞机不会再来了，谁知几分钟以后又看见它们飞到了炮台的上空。它们接连地掷了三个炸弹，两个落在水里，只有一个落在树丛掩盖的房屋上，把断枝碎瓦炸得在空中飞。它们还不肯走，还在那里盘旋。于是炮台开炮了。轰的一声巨响进了我们的耳朵，只有这一声。三只飞机很快地转换了方向逃走了，飞得很快，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赶似的。在短时间以后天空中再也看不到飞机的踪迹了。
我忽然埋下头看水面，我才惊奇地发现船已经停了。我问茶房，说是因为轮船拖带了一只小船，要等到公司派小火轮来把小船拖去，轮船才可以进口。问小火轮什么时候会来，回答说没有一定。茶房是这样说，他的话是否可信，谁也不知道。事实是船不走了。它拖带的小船安静地靠在大船的旁边，上面有人在吃饭。这一天来不为人注意的小船，这时候却成了抱怨的目标，众人都叹气说被小船害了。
又过了一个钟头还不见开船。我想难道是日本兵舰不许商船进吴淞口么？但是我们只看见两只英国军舰停在那里。吴淞口外很安静，没有谁开炮。一只中国的商船从后面驶来，经过我们的身边向前面走了。这是招商局的“江安”。中国船既然还可以进口，那么决不会有日本兵舰封锁吴淞口的事情了。但是我们这只船又为什么不进口呢？真的是等小火轮么？
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起锚。我失望地走回舱里，我想今天多半不能上岸了。我倒在铺上，把那幅又脏又臭的铺盖拉来盖住头。我怕见那阴暗的电灯光，我怕听那些抱怨的话，我已经把一切的希望抛弃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茶房从外面进来大声叫：“马上就要开船了。”有人问：“小火轮来了么？”回答说：“小火轮没有来，是大菜间的外国客人等得不耐烦了，逼着船主开船。”一个下江人接口说：“外国人真是刮刮叫。”我苦笑着。大餐间楼梯上八个字的告白又在我的脑子里现出来：“洋人在上，闲人止步。”我对自己说：这一次“闲人”又沾了“洋人”的光了。
船进了吴淞口，没有遇到一点阻碍，而且依旧走得很快，似乎要补偿先前浪费掉的时间。走在中途，小火轮就来了，把小船拖了去。小火轮上面的人从上海带来了一个消息：北四川路已经烧光了。许多人惊恐地叹息说：“上海滩真个要变成地狱了。这个新年怎样过？”北四川路烧光，租界上拥挤着十五六万失业的人，闸北的居民一部分还陷身在火窟里，这时候还耽心着新年过不好！放心罢：租界上很安全，在外国旗下面舒服地过新年的人多着呢！
船渐渐地走得慢了。江面并不很宽，两旁的建筑物看得很清楚。那都是外国公司的工厂和堆栈，以及别的建筑物，上面有各种国旗在飘扬。我看见了几只日本兵舰，有几个中国人在搬运东西上船。英、美、意三国的军舰都看见了。美国的小军舰最多，每一处停着三艘，很有好几处，上面写着号码。号数是二百零几到二百三十。船上的茶房热心地找寻英国军舰，看见了，便指着它得意地说：“这是大英兵船！”
船在慢慢地转弯。现在我看见上海了。许多高楼大厦耸立在那里，安然无恙。外白渡桥上行人拥挤；外滩马路上载行李的车辆往来不绝。我站在甲板上，我仰起头向天望。北面的天空被黑烟遮住了。这黑烟不住地向南扩张，一层盖上一层，快要遮蔽了整个的天空。炮声隆隆地怒吼，中间夹杂着机关枪密放的声音。许多人发出了惊恐的叫喊。一个女人的尖锐的声音说：“天呀，怎么得了？”我冷静地看着黑烟的蔓延。我咬紧我的嘴唇，不让它们发出声音。我觉得我的血已经冷了，冷得结冰了。漫天的黑烟！上海真正成了一个大火窟。烧罢，让它痛快地烧罢。让它烧热我的血，烧热我的血来洒到那些屠杀者、侵略者的脸上。我不再为我的被烧毁的书本痛惜了；我也不再为那些被屠杀的人民和被烧毁的房屋痛惜了。我只听见大炮的怒吼和机关枪的密放。我只看见火势的蔓延。我知道一个大的变动快要来了。烧罢，你屠杀者，像尼罗王那样把整个上海当作罗马城来烧罢；杀罢，你屠杀者，像尼罗王那样把中国人民当作初期的基督徒来杀罢。历史上没有一次的血是白白流了的。我们的血会淹没了你。我们的血会给我们带来解放。为了求得自由，没有一个人害怕流血！没有一个人害怕战争！
轮船停在浦东的码头。我不等船靠定，就跟着三个水手离开船，又和他们一起上了小划子，很快地我们就在外滩太古码头上岸了。
一辆电车在我的面前驶过。我默默地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我用力抖动我的身子，我要证实我不是在做梦。我如今确实回到上海来了，回到上海来看中国人的血怎样地流；看屠杀者的刀是怎样地锋利；看我们的房屋怎样被烧毁；看我们的弟兄怎样地被杀害！
“这时候你跑回上海来干什么？”一个朋友和我见了面就关心地这样问道。我苦笑着。我淡淡地回答道：“不是打算在必要时交出自己的生命，就是准备做一个难民，等候慈善家来收容。”我再没有第三句话了。
1932年2月10日在上海写完。
这篇文章在当时上海的一种短期的抗日救亡的日刊上连载过，后来作为附录印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海的梦》的后面。以后我编印《控诉》（1937）和《旅途杂记》（1945）时，又把它收在这两本小书里面。这几本书的印数都很少，因此这篇文章的读者并不多。（一九五九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