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澄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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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解读《论语》的首篇首章

孔子是先秦时期儒家的创始人,他当之无愧的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有名的政治家。他曾在鲁国为官,因难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曾带了十几个弟子周游诸侯列国达十四年之久,始终未能施展其抱负。《论语》中记载了许多他关于为政的主张。孔子自然还可以称得上许多其他的“家”,但他影响最大、最为人所称道的恐怕还是一个教育家。他晚年退居鲁国,除了整理修订文献,就是设帐授徒。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诸侯各国的人都慕名而来求学其门下。他是私学的创设者,为打破“学在官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为人谦逊的孔子却曾不无自豪地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正是这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使他获得了长久的尊崇,被奉为“万世师表”。虽经过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的“批孔”“批儒”的重大劫难,但始终不能消弭孔子的现实影响和历史地位,倒是那两股批判潮流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思想和言行,它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根据。作为一本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必然会记录孔子有关这方面的许多言论,事实也确是如此。《论语》的篇章结构表面上似乎显得比较松散而不严谨,但认真加以考察又并不完全如此。《论语》共二十篇,试看它的第一、二篇《学而》和《为政》,讲的便是治学与治国之道。这正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据此推而论之,首篇《学而》的第一章理所当然更是应该集中在“学”字上做文章。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且看看《学而》第一章的原文。它只有三句话: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三句话从表面文字上看,是说了三件事,一是说学习,二是说朋友,三是说君子的气度,这三件事孤立地存在,彼此之间没什么关联。历来众多的《论语》注家、甚至是名家,大抵也是这么看的。试分别举古今各一例:

古代的如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这是注解“四书”的权威著作,对后世影响甚大,它在注解该章第二句时说:

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

这意思是说,朋友之所以会从远方来,是因为这个人能够“以善及人”,是个很好的人,所以远近的人都愿意接近他。可见和第一句“学而时习之”的事毫不相干。对第三句的解释也主要是说如何通过“成德”而成为君子。

今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2008年出版的《名家批注论语》,主要集中了朱熹、何晏等名家的批注,还配以“译文”和配图。其“编者的话”中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强调学习,重视人情,追求君子风范——《论语》开篇就给出为人处世的内容和原则。

这里说得十分清楚:孔子的三句话,说了三件事,虽然都重要,却互不相干。它的看法,其实也是继承了朱熹等人的传统说法,只是表达得更为简单明白罢了。因此可以说,这些名家的观点,就代表了从古以来对这三句话的解释的主流看法。

这种看法从字面上来说,自然说得过去,但却未必能得其要领,即未必能说到点子上。因为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自必非常重视学习,正因为如此,全书二十篇,单把《学而》(即“学而时习之”的简称)放在全书之首,就不是偶然的了。《学而》篇居首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该篇共十六章,却有五六章都谈到“学习”或与之相关的内容,正是要突出该篇之所以居首的重要根据。既然如此,怎么可以理解首篇居首章地位的三句话,只一句说到学习,而第二、三句却与之无关,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这样就完全冲淡了作为首篇首章的意义,是不符合《论语》一书编者的本意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学而》篇首章的三句话就可以得出与历来看法完全不同的全新理解:这三句话说的不是互不相干的三件事,而是一件事,以及互有关联的三个方面,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以“学”为中心的有机体系。对此,我们需要逐句加以阐释并串联起来才能说得明白。

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个“学”字,占了全书第一篇第一章的首位,足见它在孔子心中、《论语》书中的主要地位。事实也是如此,在《论语》全书中,从不同角度说到“学”的重要性的地方还有许多,如: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孔子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指出:空想无益,还是学好。还具体告诉学生,说如果去学《诗》,就不但可以获得一般的知识,甚至还可以因此获得正确的“事父”、“事君”的本领,将来可以担当重任。在这同时,孔子又从相反的角度告知学生,你如果只有许多良好的道德、修身方面的美好愿望,却不好学,也只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这一切正说明学的重要性。

孔子在强调学的重要性时,还很重视学的方法,这在《论语》中有不少论述。但在全书开篇着重突出的一种、其实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却是“时习之”,学过后要经常复习。

把“学”与“时习之”这两个步骤紧密地联在一起,并入到一个短句中,以致后来“学”与“习”便成为一个独立的单词而广被接受,正说明这两者有同样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不“学”就无从“习”起,学而不习也等于不学。这是一条被实践广为证明了的真理。

因为“学”了,又“时习之”了,经历了反复的过程,便能逐步深入了解、体会、领悟,最后把原来不懂的、本属他人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甚至进一步加以深化和提高,岂不是自然便会产生一种愉悦之感吗?所谓“不亦说(悦)乎”便是这种精神状态,只有当事人才能亲身体会得到。

事实上孔子的许多学生都有这种体验,因此都非常重视这种“学习”方法。同在《学而》篇中就记载了孔子的著名弟子曾子的话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时习之”是否做到了,成为他每日自觉检查自己行为的重要内容。

这便是“学而时习之”收到的明显效果。

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历来对这句话的注解都显得简略或不得要领,如《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本人的注解是:“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意思是远方的人都来过从,则近处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但却没有具体说明,这些远近的人是为何而来?又为何因此便“不亦乐乎”起来了?朱熹在上文之后,又紧接着引了他所尊奉的程颐的话:“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从信者众,故可乐。”但这“以善及人”云云从何而来,却令人摸不着头脑,让人不知所云,等于没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乃是在朱、程等人的眼里,这句话是一句孤立存在的话,与其他两句毫无关联,果真如此的话,那注解不出什么明确、实在的内容来,也就完全不奇怪了。不过这样一来,这句话孤独地出现在这个地方,就实在没多大意义了。谁能想象得出,《论语》的编排者会做出这样一件没水平的事情来呢?

但如果把三句话视作一个整体,那么这句话就非常好理解,自然也很重要,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我们且继续第一句话说下去。

“时习之”体现了一种勤奋的学习态度,但一个人的学习效率,如果只靠自己个人的刻苦努力,往往未必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因为每个人的知识基础、思维方法以及悟性等等,都必然会受到一些限制,如果经常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切磋交流,效果就必然会好很多,所以《礼记·学记》便说: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可见“独学”是有多大的局限性。那么,什么人最适合共学呢?古人早已有了答案,《周易·兑卦》说:

君子以朋友讲习。

孔颖达对它的“疏”又说: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

也就是说,出自同一师门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才称得上为朋友;朋友在一起,就要读书学文,讲习道义,缺少这种精神,便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条原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真正的读书人遵奉着。《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为我们记录了一则曹魏时人有名的故事: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我们且不去评判管、华二人行为的对错是非,只想指出一点,即这里透露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直到那个时代人的意识里,朋友乃是能志同道合、共同学习、互相提高的人,而不是后代那种吃喝玩乐之徒,否则,便“非吾友也”。即使原来是好朋友,也必然要“割席”分离,毫不含糊。

搞清楚了上面这些原委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当一个人天天埋头独自苦学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有朋自远方来”,这“独学”变成了“共学”,能不叫人“不亦乐乎”吗?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果我们上面对前两句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顺理成章,第三句的意思便应该是:在互相交流研习的“共学”过程中,如果别人对某些问题还不够理解的话,便应耐心解释,说清道理,而不应该不高兴,甚至动怒(愠),这样,不就显示出自己具有君子的风度么?

但是这一言之成理的解读,却和从古至今承传的主流说法完全不同,关键就在“人不知”这三个字上,历来是把这三个字解释成别人不理解我。所以有代表性的《名家批注论语》对第三句话的“译文”便是“别人不理解我,我却不埋怨,不也是一位有教养的君子吗?”这比起过去的许多注家说得十分明白易懂了。然而这种解释符合实际吗?却未必,这里必须对它做一些辨析,才能肯定我们上面说法的正确性。

孔子的确是不在乎也不计较别人对他的不理解,这在《论语》中多有表现。试举数例:

1.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

2.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3.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

4.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患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

将它们和第三句话相对照,我们便可明显地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

第一,四例中都毫无例外地有“不己知”字样,意思十分清楚,就是不了解自己,而第三句中只有“人不知”三个字,缺了宾语,就让人不明白它是“不知”什么了,怎能确定它就是说不了解自己呢?

第二,孔子在表达这个意思时,思想很明确,必须标出“己”这个关键词,所以四例中都以相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而且为了强调这个“己”的重要性,还特别使用了古汉语中才有的宾语提前的方法,即把宾语放在谓语之前。如果“人不知”也就是“不知己”,它不但没有强调、突出这个“己”字,而且干脆把这个字都省掉了,这可能吗?

第三,四例中共同说到的不怕别人“不己知”乃起一种陪衬的作用,它们强调的是“患不知人也”和“病无能焉”等等,而不是“不己知”,否则的话,嘴巴上老在反复说自己不怕别人“不己知”,那反而是真的害怕别人“不己知”了。如果把“人不知”理解成就是“不己知”,那恰恰便是在强调和宣扬自己不怕“不己知”,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第四,在四例中,孔子对不怕别人不知道用的都是“不患”一词,它的含义大致上就是不计较、不在乎、不在意、无所谓等的意思。可是在第三句中用的却是“人不知而不愠”,“愠”比之前者就厉害多了,它可以从小到不高兴、不满意,到大至发脾气、动怒的地步。这完全不符合孔子在这件事情上明确表示过的心态,所以“人不知”绝对不是“不己知”,两者是毫无关联的两码事,硬要把它们等同起来,那只是胡牵乱扯。

第五,既然那“人不知”并不是“不己知”,却又要把第三句当作孤立的单独句子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个句子无解或者文句不通,因为谁也无法明白它“不知”的是什么。它成了一个病句。在《论语》的首篇首章的简短句子中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它把人们对首篇首章会有含义的期待破坏殆尽了。但谁能相信《论语》的编辑者会在首篇首章里弄出一句文理不通的句子来呢?

要消除这个困惑其实也很简单,只需如前所说把这三句话当作一个有机整体,互有联系,这样来解读,它就会显得文句顺畅,内容丰富,完全是一个十分优秀、精彩的好开篇。且听我们的串联解读:

孔子说:把学到的东西反复进行复习,必然会有收获,心里自然会感到很喜悦;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大家在学习上可以互相切磋交流,收获一定更多,内心的喜悦因不断增加而外露出非常快乐;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意见,往往会认为对方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心平气和,不动怒气,善于包容别人,这样一来,自己便同时显示出了一种君子的风范。

这样的解读,“人不知”乃是承上句而来,自然便不成其为病句了。

把这三句话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作如此的解读,是否符合孔子的本意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还可以在《论语》中找到其他类似的论说,如: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这两章话完全包含了首篇首章那三句话的意思,可以说,它只是用更简洁的方式呈现于最突出的位置罢了。

孔子的发奋勤学,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比如他晚年学《易》,便达到“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的地步。孔子还非常注重学习方法和态度,他主张“就有道而正焉”(《学而》),还很有识见地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并“不耻下问”(《公冶长》)。只要能学到东西,孔子是任何手段和方法都可以做出来的,所以他虽不无自豪其实又是实事求是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正是这种无人能比得上的刻苦学习精神和努力,才造就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孔子,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以其无比的博学,通过“诲人不倦”、“循循然善诱人”以及“人不知而不愠”的态度,培养了大批学生和人才。其中最为拔尖的如颜回,可以说深得孔子的真传,孔子曾赞扬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在别人难以承受的艰苦环境下,颜回却能在坚持读书中获取自己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深入其境的人是无法体味得到的。

孔子及其弟子们为后世树立了好学、苦学、善学的良好榜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这种优良传统似乎并未得到始终如一的传承,出现过一些相反的情况。宋代苏轼在其《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说道:“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又说,以前的人要获得一本书极其艰难,现在则很容易,“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所以他写此“记”,就是要“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可惜苏轼的这个愿望并未得到完全实现,至少在今天,书籍比他那个时代何止多出千倍万倍,但主动想读书的人却十分之少,愿读书的人当中不知道该读什么书的又非常之多,大量阅读行为成为无效劳动,甚至具有负面作用,对这些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却习以为常,怎能不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