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教师》在陈映真的小说世界中留下一个原型人物——年轻的男老师，这个角色一直有着浓厚的作家本人的身影，通过他来观看世界，包括《贺大哥》（1978）中的美籍青年贺大哥，《云》（1980）的张维杰，《赵南栋》（1987）的赵尔平，而后来这些年轻老师中唯一左翼面貌比较清晰的就是《铃铛花》（1983）中的高东茂，1960年的《乡村的教师》之后，到了1983年左翼分子才又再次回到作家笔下，当然高老师最后跟吴老师的结局一样，只是这次是被当局枪毙的。
《乡村的教师》的历史场景设定在1945年到50年代初期的山地农村，《铃铛花》可以说是《乡村的教师》的延续，起点是1950年，结尾落到80年代初期，地点从山村搬到了小城莺镇。故事的韵调是通过叙述者庄源助的视野，追念幼时的好友、穷人家小孩曾益顺，读来与鲁迅在《故乡》中写的闰土有几分神似。情节环绕着阿顺与阿助孩子间的玩耍世界展开来，对于生活极其细腻的描写让读者贴近于50年代小镇中的点点滴滴：废弃的砖窑厂，养着小蛇的破水缸，日人留下的弥勒佛像，小女孩身边的黑土狗，盘旋在空中慵懒的老鹰，相思林下长满月桃花的小山丘，光复后被涂掉部分文字的日军征台纪念碑，通往外界的火车道，偷摘花生米烤了果腹，私藏的石榴树……小说的生活环境由这些童年细物构成，夹带着正在转变中的政治社会：中年级唱说课的陈彩鸾老师，弹着风琴用她的闽南腔教学生唱着刚学来用普通话发音的爱国歌：“太阳出来亮晃晃，中国的少年志气强，志气强唉……”（陈映真，2001c：5），阿顺踩着光亮的铁轨，哼着《台湾光复歌》，当然，作家也在爱国歌曲类中安插了阿顺从高老师那儿学来的《救国军歌》[17]：“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陈映真，2001c：16）。经查证，这是共产党动员爱国群众的歌曲。
高老师在整体叙事中一方面主体面貌不明，一方面又跟幽灵一样绘声绘影地盘踞着关键的位置，他的在场是通过阿顺烘托出来的，阿顺连逃学都会提起高老师会不高兴的担心。阿助比阿顺稍微年轻，出生在1937年左右，家庭状况相对可以。阿顺大约是在1935年出生，作为穷苦佃农家庭的小孩，因为家里穷，念不起书，到了十岁还没进小学。光复后，抗日入狱的远亲释放回来后跟阿顺老爸说：“现在是咱中国的时代，人人都要读书识字，建设中国什么的……”（陈映真，2001c：30），脱离殖民地要学国语、为国服务的帽子一戴，这才进了小学。后来该是被“二二八”卷入，这远亲就不见了，阿顺的老爸看到念书念到被抓，觉得这书不念也罢：“读书做读书人，做官有分，杀头也有分，阿爸说了，我们还是戆牛，戆戆的过日好些。”（陈映真，2001c：31）念书是上升，是通往政治的捷径，好事坏事都可能，“二二八”肃杀地登场，老爸认为农民还是本分点，就要阿顺休学跟他去学种田。一年后，跟父亲换帖的二甲高家的儿子东茂从大陆回来了，在外面世面见得多，说服了阿爸再次把阿顺送进学校念书。在阿顺的记忆中，这个高老师当初是被拉去当日本兵而去到大陆的，去了就投奔对方，替中国做事，虽然没细说是做什么事，替谁做，隐约中对照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看，高老师有可能是从大陆那边潜伏回台做工作的。对阿顺而言，高老师的所作所为都深深鼓励着他这样的穷人家小孩。高老师不只反对放牛班与升学班的划分，后来强制分了，便自愿做放牛班导师，还叫阿顺当班长，让他深深感受到“庄里人，并不就是没路用的人”。（陈映真，2001c：31）后来老师被抓走了，就“再没人把放牛的当人看哟”。（陈映真，2001c：32）跟吴锦翔一样，高东茂对穷苦农民的孩子有强烈的亲和力，不仅教他们一些实在的生活技能，像打算盘、记账，也教他们画画、唱歌陶冶性情，还在校方反对的压力下带他们去穷学生家帮忙种地，整理卫生环境，传授耕作的知识。少不了的是灌输不少以前没有的思想：“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阶级歧视；说穷人种粮食却要饿肚子；说穷人盖屋子却没有房子住……”（陈映真，2001c：17）以上这些“左倾”的思想估计是高老师后来被抓走的黑材料吧。
阿顺跟阿助深厚的情谊，除了在溪边坦诚相见，看到了有些青春萌动的小鸡鸡外，与笋龟有关。有钱人家小孩跟阿顺订购了夏天盛产的昆虫笋龟，到放牛班找阿顺，阿顺交不出货，产生争执，被高大的谢医生的儿子介杰推倒，要他还钱。此刻高老师进了教室，讨钱的人一哄而散，只剩下想替阿顺解围的阿助还呆站在那儿，糊里糊涂地被生气的高老师狠狠打了一巴掌，脑子直冒金星，跌坐在地的阿顺当然很歉疚，怎么会这样。下午回家的路上，老师带着阿顺表达了误解的歉意，用他忧愁的眼神对阿助说：“分班是……大人做的坏事”，“老师的错，在于用一个坏事来反对另外一个坏事。啊，不懂吧？总之，老师对不起你了。”（陈映真，2001c：19）动手打人对付有钱人的小孩，当然不对，而没有阶级意识的阿助却是很难理解为何无故挨了一巴掌，但是老师放下身段的道歉，不仅让阿助含泪释怀，也让阿顺理解到老师对他的呵护而下泪。老师接着说：“我们都不要让别人教你们从小就彼此分别，彼此仇恨”，“啊，彼此……”（陈映真，2001c：19）高老师教孩子们不要用出身背景的差别来分彼此，这也是他反对分班的原因，分班会造成更大的阶级分化，违反了有教无类的原则，会让家庭物质条件不好的同学更为弱势。其实，阿助对阿顺的羡慕，正来自阿顺丰富的生活知识与野孩子的兴味：阿顺带他偷看小学教室改成的禁区军营；白头翁的聒噪是受伤吐血的二叔不祥的征兆；到哪儿可以偷摘花生，摘完该怎么烤；等等。现在经过这次高老师有心化解误会，不仅恢复而且更深化了两人的情谊，这大概也是阿顺特别对高老师感念的地方吧。
寒假后开学，高老师不见了，阿顺听说是过年前的雨夜里，吉普车载来了三个人去家里抓人，高老师撞破后窗飞出，奔逃藏匿在大湖乡间的稻田里。这件事，阿顺深锁心中，深感迷惑不解，从此高老师三个字成为大人提醒的禁忌。对于高老师的思念，于是只能化成隐喻来出场，这段文字准确地描绘了左翼分子50年代的存在方式：
翠绿色的小蝗虫从我们走过的茅草床中，向着两边飞窜，在空中留下噼噼啪啪的振翅之声。
“看！那只红衣的！”阿顺叫了起来。
一只硕大无比的，湛绿色的蝗虫，正从我们的眼前飞跃而起。粉红色的内翅，在阳光中变成一团明媚的粉红色的彩球，悠然地飞向远远的茅草地上。（陈映真，2001c：21）
阿顺大概会激动地把那只红衣的蝗虫幻化成高老师的替身，能够展翅向远方自由地飞去，但这都只是童心的期盼，遮掩着作家的懊恼。
《铃铛花》里有一个奇怪的角色，满口金牙的大个子外省人老金，他一个人来到莺镇，没人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工作，但是有钱有势的人都买他的账，像镇里从上海回来的余义德不只把房租给了他心存厌恶的外省人，连才二十岁的大闺女都嫁给了老金。这位余先生是典型的亲日派，在上海替日本人做事，家住日本区，只准儿女讲日语，现在日本战败，发现站错边了，回台攀附了老金的关系，当上镇里的户政课长，开始用上海土腔大谈三民主义建设中国。故事发展到最后，老金大陆上的大太太跟女儿居然来台湾了，结果老余被遗弃的女儿上吊死在“后壁山”，老金大概是托了关系才帮岳父调升农会总干事，算是还死债吧。作家没有细说，一种阅读方式是，老金是特务机构的象征，地痞头子都怕他三分，不义不德、卖女求荣的余义德先生，就是依靠着国民党恶势力步步高升。估计，高东茂被抓，老金大概脱不了关系。作家在1983年没法公开谴责威权体制的倒行逆施，只能嬉笑怒骂地讽刺了告密者老余跟杀千刀的老金。
破窗逃跑的高东茂，落得没路可走，回到学校附近，藏匿在小山丘上废弃碉堡旁的山洞里。逃课在山上玩耍的阿顺与阿助，用力地拉完野屎后，探险式地来到这个杂草丛生的碉堡，正要进洞，突然一个人影快速夺门而出，阿顺第一时间就认出来那是高老师，惊叫了一声，等他慢下脚步回过头来，阿助还是不能确认，“脏脏的长发，深陷的面颊，凌乱而浓黑的胡须，因着消瘦和污垢而更显得巨大、散发着无比的惊恐的，满是血丝的眼睛”（陈映真，2001c：44—45），这能是高老师吗？阿顺没法自持地开始低泣，痛心老师沦落到这样不堪的地步，愣在一边的阿助才慢慢看出，这“鬼魂一般的人”（陈映真，2001c：45）的确是高老师。高东茂“开始以极度恐惧的神色，左右顾盼着”（陈映真，2001c：45），要他们二人躲进洞再说，所发出的声音，像是“一个极其老衰的老人”。（陈映真，2001c：45）高老师弯腰入洞，衣着破烂单薄，身上发出臭味：
他靠着比较阴暗的一面石壁，坐了下来。他几次躲避了我们两双疑惑、哀伤而又同情的眼睛，终于低下了头。
“走吧。”他微弱地说：“走吧。”他忽然惊醒似的抬起头来，睁开寓藏着无量数的惧怖和忧伤的眼睛，“不要告诉别人好吗？不要告诉任何人。”（陈映真，2001c：45）
在这场师生不期而遇的场景中，双方都没说太多话，但是情绪激动，不能自已。这个眼神中充满着恐惧的鬼魂，已经失魂落魄，得躲在幽暗处才能维系最后的一点自尊，他已经没有能力以老师的身份正视心爱的学生。作为一个被追捕的逃犯，你要他跟学生说什么，只能闪躲着对他们发出同情的眼神。不只是无言以对，更是担心连累了阿顺跟阿助，两次发出的“走吧”，其实是那样的无奈与不甘，在躲避追捕的情境下连多跟学生讲几句，都变成了奢侈品。突然惊觉他们出去后若走漏消息，不仅自己陷入危机，也会株连他人，更不愿意阿顺把他败落的处境让其他学生知道，高老师带着充满了恐怖与哀伤的眼神，恳求他们保守秘密。离开山洞前，满脸热泪的阿顺把身上仅有的财产，一口袋的花生，留给了高老师，阿助也跟进掏出所有的花生，并且允诺明天一早送饭来。第二天，两人回到山洞时，发现高老师已经走了，虽然不完全意外，阿顺依然再次下泪，舍不得落难中的恩师。也就是在这个与高老师生离死别的场景中，阿顺与阿助从此分道扬镳：
阿顺只是沉默地走着。我就这样跟着他一前一后地走在清晨的大汉溪埔上，看见他久久就抬一次手拭泪的背影。一直到我跟过了那满开着铃铛花的花树做篱笆的，“客人仔番薯”的女人的家，不知为了什么，忽然觉得我不应该再这样跟着阿顺。让他一个人吧，我忽然对着自己说。我缓缓地立定了脚，在那欣然地开着粉红色的铃铛花的篱笆下，目送着阿顺一边拭泪，一边走远了。（陈映真，2001c：48）
这段延展性很强的浓缩文字中，通过与作家年龄相仿的阿助的眼睛，高老师所彰显的是整个50年代流亡、逃跑中左翼分子的形象：鬼魂一样，在惊吓、惧怕、恐怖、忧伤中，藏匿在不见天日的洞穴；从老师身上得到尊严的阿顺们，除了不停地拭泪，其他无所可为。阿顺后来的发展方向不明确，但是最后在盛开着的粉红色的铃铛花篱下的分别，他的含情远去似乎暗示着他会是高老师路线的承袭者；或许，没有想到的会是后来考上台北的C中，在车站的告示牌上看到被红笔划过的高东茂名字，最后考上大学工科的庄源助，他在碰上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文字时，就会唤醒“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情怀”，遥想着高老师那双“仓皇的、忧愁的眼睛”。（陈映真，2001c：49）阿助如果后来没有直接参与左翼运动，至少也会在心中默默地支持社会的民主改革吧。
在追念50年代左翼处境的前提下，象征意味极浓的“铃铛花”，到底该如何理解？
篱笆上开满了一朵朵标致的铃铛花儿。五瓣往上卷起的、淡红色的花瓣，围起一个婴儿拳头那么大的铃子。长长的花蕊，带着淡黄色的花粉，像个流苏似的挂在下垂的花朵上，随着风轻轻地摆荡，仿佛叫人听见“叮呤，叮呤”的铃声。（陈映真，2001c：23—24）
左翼思想在50年代，就跟山上筑成的铃铛花丛一样，飘逸地随风荡漾，然而“丁零，丁零”的声音，是没法听到的，只能在心中敲响，相互感应，听到铃声的阿顺，也只能隐忍着高老师召唤中的无奈，带着感念、怨恨而去。
“铃铛花”素描了50年代左翼抑郁苦闷的心/情。
1960年的陈映真借由吴锦翔投射了左翼无路可走的死境，部分原因在于吴老师的热情没法唤醒学童的生气，最后还用死尸的眼神回报他的苦心，失去了对孩子们的希望，走不下去了。1983年的大变化在于陈（重新）发现了高东茂老师与曾益顺同学之间的深情连带，化身小学老师的左翼分子还是在起作用，唤醒了阿顺的社会意识，也身教了阿助对反共文宣的疑惑。虽然高东茂丢了脑袋，曾益顺却含泪前进，这时的陈映真是抱持着希望的，山路虽窄，还是得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