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代人都有这样的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我父母的那一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和战后重建的奇迹。我哥哥和姐姐的那一代，经历的则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抗议运动，以及民权和妇女平权运动的胜利。到了我这一代，则是经历了冷战的结束。
在1989年的那个秋天，人们很难不去相信，这个世界上将要发生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东欧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骚动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似乎是一个宏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只是历史轨迹的发展走向仍不明朗。当时，我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11月9日，我在电视上看到民主德国拆除柏林墙的画面时，立即和几个同学跳上了前往柏林的航班，去亲眼见证一个帝国的瓦解。当我们第二天到达柏林的时候，柏林墙两侧充斥着派对的气氛，几乎要爆炸。汉莎航空的空乘人员向集会者派发沙发。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很多人当时只是第一次出国采访——吊在临时搭建的转播台上做“现场直播”。那个时代最敏锐的西方观察家，英国记者兼作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则将11月的那一个时期形容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街头派对”。[1]的确如此。据估算，民主德国有将近200万人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个周末前往西柏林——他们中的大多数花光了联邦德国政府送给他们的欢迎礼物：100德国马克。当回家的时候，我带上了一块柏林墙的残片，上面绘有涂鸦。我不禁有一种身处历史中心的喜悦感。
剧变发生得如此之快，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
受这些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影响，美国的政治评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作“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他的中心观点是，1989年东方和西方对抗的结束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同样也是人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进化终点的信号。他预测，我们将会看到传统权力政治和大规模冲突的衰落，这会将我们引向更加和平的世界。
10年之后，冷战的结束和自由民主国家数量的持续增加，的确显著降低了国家间战争和种族间战争的数量，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数量也大大减少。在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曾经的超级大国携手推动德国重新统一，终止了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Proxy War）。美国也减少了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推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东扩，接纳原先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加入北约。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拥抱民主制度，并被纳入逐渐扩张的欧盟（EU）的轨道——欧盟最早只是作为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存在，但是在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签署之后形成了统一货币，在外交政策、司法和移民问题上也加强了政治协调和合作。
多亏有了团结的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联合国也从冷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国际和平和安全领域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一改变最初的信号，是1990年8月应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时的联合国安理会——不再受制于美苏对峙——一致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对美苏两个曾经的对手而言，这一合作程度堪称史无前例，用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话说就是，“在半世纪之后……冷战咽下了最后一口气”。1992年1月，安理会举行了第一次首脑峰会。大使和国家元首们齐聚一堂，共同发布声明，重新确认对《联合国宪章》最初确定的集体安全目标的承诺。他们同时还授权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要求他就如何提升联合国能力、解决后冷战时期的冲突并维持和平提出建议。在名为“和平议程”（An Agenda for Peace）的报告中，加利指出，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结束长达数十年的紧张关系，给了联合国“新的力量源泉”，可以用来应对国际安全中的新威胁，并发展出新的机制和能力。[2]其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合国成立了人权高级专员公署（UN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用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保障人权，同时还成立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用以增强联合国应对人道主义灾难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就我自己而言，我继续沉醉在1989年神奇而又和平的革命荣光之中。在那些国家里，出现了民主选举。中央计划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宝贵的消费品——远离普通民众很长时间——出现在街头巷尾的货架上。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相信未来注定将会和过去不同。
冷战的结束，同样也为结束跨越数十年的危机外交、核军备建设和花费巨大的干涉他国行动提供了可能性，生活在铁幕后的人也有了开启新生活的可能。在整个1992年的夏天，我在布拉格，向来自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热切的学生们传授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新的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捷克的首都，在由曾经的异见分子和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领导的新生民主国家里工作也让人陶醉。回首往事，这无疑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个夏天。
即便是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和残忍的种族清洗行为，也没有挑战“新世界秩序”这一说法。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新教授，我继续分析和传授新秩序所带来的新结构和机制，包括联合国维和角色的不断扩展，以及欧盟合作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增加。
福山论文的核心，是对历史中的进步这一观点大胆而乐观的情绪。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他对19世纪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著作的理解。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进步是通过一系列观念冲突和技术变迁引发推动的新纪元导致的。福山的观点是，历史（至少是历史学家们记载的斗争史）将终结，或者至少达到斗争的顶点。自由民主的胜利必须由三个关键因素组成：自由选举的政府、促进个人权利，以及相对宽松的国家监管。福山指出，理想的模式是“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和经济上物资的极大充裕，可以很容易买到录像机和音响”。[3]一旦达成了这一目标，其他的矛盾和冲突都会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框架下得以解决。
自由民主的崛起
自由民主的胜利毫无疑问是意料之中的结论。事实上，福山理想中的政体是伟大政治力量和特定历史时刻的产物。民主本身自然是非常古老的政治原则，这一原则似乎基于由人民（又称dēmos）统治的朴素观念。中心观点是个人不应该被看作暴君皮鞭下毫无权力的个体，而应该可以参与制定统治制度和规则。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要有机会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
纵观人类历史，这种民主制度被很多种方式以及一系列政治制度阐述。这些方式中有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所有的法律都是由社会成员直接普选决定，就像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公民通过召开集会实现的那样。其他的方式是间接民主（indirect democracy）。比如说，我们选举议会议员，议会议员代表的是选区内人民的观点，并代表他们参与制定法律。但是不管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由人民直接统治（rule by dēmos）不总是被看作最好的或是最成功的政府形式。事实上，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看，民主曾经被很多人批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谴责民主激发暴民统治，通过歧视和压迫的方式，多数人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少数人。当公元前400年，雅典人被马其顿国王征服时，民主成了一种荒谬的政治制度，并非广受赞赏。尽管有改进政治决策机制的案例——最著名的是13世纪以来英国“议会”（parliaments）的创立和扩张，数个世纪以来，政治权力都被集中在不负责任的统治者手中。在16——17世纪的欧洲，当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刚刚出现，最具吸引力的政治主张并非“人民的权力”，而是保证王权只需对上帝负责，以此获得绝对的权威。在新教改革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绝对的主权（absolute sovereignty）才能战胜肆虐欧洲的无序和暴力，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4]相反的是，民主则被普遍看作混乱和危险。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美国宪法的主要设计师，一直避免使用“民主”这一定义，相反，他将民主贬低为“争论和动乱”，“通常在动乱中短命”。[5]
大约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民主才将自己确立为政治组织中具有吸引力和切实可行的选项。对于民主的复兴而言，有两个时刻至关重要，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和新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另一个则是法国大革命（1789—1799），革命者不仅限制国王路易十六的绝对权威，而且要将支撑王权的贵族统治制度彻底终结。根据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邓恩（John Dunn）的说法，就是在革命期间，“民主”从最初用来描述统治制度的名词，扩展到概括一类人的名词（“民主主义者”，democrat），表示支持的形容词（“民主的”，democratic），以及用来描述转向由人自治这一政治制度的动词（“民主化”，to democratize）。[6]
但这一过程并不完全一帆风顺：当法国大革命的主人公们在要摧毁什么样的制度上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们却在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他们中的一些人，受19世纪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启发，相信真正的民主只能通过统治者直接实现人民的意愿来实现——广义上被认为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同一个社会的统治者对待所有人都要平等。在这里卢梭用了两个关于民主的概念——“一致”和“平等”——来挑战国王在制定法律和主权权威方面的神圣权力。相反，只有人民之间的自由、平等、互惠共识，才能构成政治共同体中合法性权威的基础，并提供法律的来源。[7]因此，立法权并不属于统治者，而是属于人民，在此之后也被称为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更重要的是，国家再也不被看作自然或神圣秩序的一部分，而是人类的创造，用以促进它的公民们的集体利益。[8]
当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时，这一模式的潜在危险通过一种血腥的方式彻底显现出来。在广为人知的恐怖时代里，他假模假样地进行公审，判处数以千计的公民死刑。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主的支持者们要竭力解决两个主要问题：第一，由谁来决定人民的意愿？第二，如果多数人的意愿，是奴役和大规模屠杀等在道德上无法被接受的行为，应该怎么办？
第二类革命者，受到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父们的启发，坚信多数人的意愿并不一定能确保好政府的实现。还有其他两类因素必须要考虑。首先，他们借鉴现代自由主义之父、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观点，认为人民主权必须要由一系列基本权利加以完善，这样可以保证少数人免于多数人的暴政。第二，他们认为三个政府分支——立法、行政和司法——应该分权制衡，以避免任何一个分支滥用权力。在这一制衡体系中，独立的司法机构被看作政府架构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用来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对于个人的尊重，被看作基本的民权和政治权利，以及对于法治的尊重都成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重要基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都有宪法，将之作为国家行为的基础性纲领，并明确区分了政府各个分支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做出了安排。
基本权利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宣称这些权利是普世的——属于全人类。这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18世纪晚期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开启了定义和关注“人性”的历史进程。这一良知和关切延伸的转折性时刻始于18世纪80年代，直至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正式宣告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付诸实践。废除奴隶贸易运动是现代人道主义行动的起源——这不仅仅是一国之内的慈善行动，而且让那些生活在遥远地方的正在受苦的人得到解脱。支持这些的，就是我们的普遍人性。[9]18世纪晚期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提出，被英国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描述为“思想的革命”：它使得人们彻底改变了看待和思考社会组织的方式，从一个科层制的模型转向更为平等主义和包容主义的范式。[10]
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民主十分特别——是代议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民主”这个定义也并不是一定指按字面意思那样，组成一个由人民直接实施统治的政府——就和古希腊通过公民大会和公审实现的那样，而是人民通过选举选出政治代表，委托他们实施统治的权力。詹姆斯·麦迪逊指出这一政治阶层会“提炼和扩展公众的视野”，摒弃普通民众的偏见，通过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提炼出更为广泛的公共利益。而且，“思想的革命”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转化为平等这一可见的表述，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民主的第一种形式，雅典城邦，等级制特征就十分明显：大约有30000个成年男性（约占人口总数的10%）拥有政治权利，而奴隶、外国人和女性则没有投票权。最早期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同样将大部分人排除在政治参与的范畴之外。
尽管理想的政治愿景是由人民统治，受到权力制衡的制约，但继续主导政治的，是狭义上的“人民”。还有三类群体被排除在民主之外。第一类是那些无产阶级者。富有的民主主义者，虽然人数少，但在政治上却是强有力的少数群体，他们害怕贫穷的大多数被赋予选举权——后者的诉求与富有群体完全不同。举例来说，在英国，直到20世纪早期，选举权才扩展到英国人口中的大多数。第二个导致政治权利被严格限制的原因是性别。尽管自19世纪中期以后，妇女参政的鼓吹者在政治上就十分活跃，但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妇女才获得在英国和加拿大投票的权利。在美国，有一些州单独采取行动，赋予女性投票权，但直到1920年，这一基于性别的管制才被撤销。美国在当时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在其他的西方国家，妇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获得投票权。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限制因素是种族。尽管诸如反对奴隶贸易运动这样的早期人道主义，大多是基于人类共同尊严的理想，事实上他们只是提升了对“他者”的同情，而非实现了真正的平等。18世纪废奴主义运动中的奴隶们距离成为“人”、拥有各项民权和政治权利还有很大距离。根据美国文学历史学家林恩·费斯塔（Lynn Festa）的说法，他们没有真正的权利，“只有被剥削的权利”。[11]少数族裔被剥夺政治参与权的情况又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这后来也变成了战后美国民权运动的焦点。尽管宪法修正案使得非洲裔美国人在理论上拥有了参与美国政治的权利，但是官僚机构的障碍依然高不可攀，只有很小一部分比例的黑人真正参与了投票。直到1965年《投票权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通过之后，非洲裔美国人才完全变成了“公民”。
因此，民主的巩固不仅仅需要一次思想的革命，而是需要很多次。民主在全球的扩张是不稳定的，也遇到过很多挫折。在20世纪初，全世界大约只有10个民主国家（根据当时的定义[1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数字翻了一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此做出了那条著名的论述，“对于民主国家而言，这场大战使世界更安全了”。但是在短短几年之内，由于经济危机（加上大萧条）和政治动乱，形势发生了逆转。波罗的海的新生民主国家和波兰均被瓦解，初生的民主在欧洲的核心地带——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受到重大挫败，法西斯政府向人民承诺提供更好的秩序和更多的繁荣。与此同时，在拉丁美洲，军事政变推翻了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的民主政府。
在20世纪30年代，与民主对立的政治制度，比如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的制度，看起来都比置身孤立主义的美国，以及法国和英国摇摇欲坠的民主制度更具活力，也更为成功。“人民倾向于跟随赢家”，卡根指出，“在两次大战之间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看起来很虚弱，并处于守势。”[13]这导致的结果是，到1941年世界上仅有九个民主国家，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不禁感叹一旦英国被纳粹德国征服，世界将进入“新的黑暗时代”。
正是在军事上对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对日本、朝鲜半岛南部和德国等国家的占领，才使得民主在1945年之后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次浪潮。[14]可能替代民主的社会制度都黯然失色——特别是在许多西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产阶级不断扩大，国家福利制度不断加强的对比之下。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崛起直接巩固了民主制度。这一现象同样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高教育水平、人口流动顺畅、法治和获取信息的便利，同样支撑了广泛而平等的政治参与。此外，到20世纪60年代，去殖民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发展中世界里新的民族国家不断诞生，涌现出一些新的民主政权，使得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了四倍。
然而，直到80年代，民主才能宣称，自己比竞争者更好地满足了人类的需求。[15]回过头来看，随着南欧国家（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专制政权的民主化，民主开始了第三波进程。
西方国家还面临着“滞涨”（stagflation，即高失业率、高通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的诅咒。在这个阶段，民主制度的替代者似乎还具有活力，也有很多理论家开始谨慎探讨，民主制度是否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16]
又过了10年的时间，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类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国家的数量也超过100个。自由民主——加上人民的统治、对人权的保护、法治以及自由市场——是全球政治经济主导权竞争中当之无愧的胜利者。这一胜利也使很多西方国家的政治阶级试图将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以加速推进形成福山所描述的“普世的同质化国家”的进程。
进步还是反复？
福山提出这一大胆断言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在西方社会内部，他的很多观察还都是正确的。一些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所有政治活动都处于模糊的中间状态，这样能在基于基本社会福利“安全网”的自由经济政策，以及宪法保证的基本权利及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达成普遍共识。正如德国裔美国政治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所说，自由主义已经被证明在政治领域极具韧性。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发展出了这样一套复杂的能力：向它的批评者们提供条件自由阐述意见，并在细枝末节之处做出改革——以此排除更为极端的反对意见。很多人指出，从内部对自由民主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批判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极左或是极右等两极化的立场都会被反对。奥巴马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于2009年1月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著名讲话，呼吁“脱离意识形态……的独立宣言”，而前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曾经自嘲，自己是“‘什么都做不了’主义”。党派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少，政治更关注的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优化”。[17]
在全球层面，乍看上去，“历史的终结”似乎也颇具说服力。民主依然是最为常见的政府形式，对于那些生活在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人同样极具吸引力。推进民主和人权发展对于很多欧洲和北美国家，甚至拉丁美洲以及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而言，都是外交政策的基础议程——至少是在纸面上。
但如果让我们放宽视野，这一图景似乎就不太一样了。事实上，看起来历史似乎回归了。
在中东，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对于平民不加区分的、野蛮的袭击，对于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的清洗，以及大规模饥荒都变成了交战方战略举措的一部分。这个地区的自由民主制度非但没有巩固——这是乔治·W. 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最初动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还面临着重大的统治失败。一些人认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冲突已经冲击了1916年的塞克斯-皮克特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而正是基于这份协议，崩溃的奥斯曼帝国才被瓜分成了英国控制区和法国控制区，日后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国家。[18]
同时，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分歧再次阻碍了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作用，双方更多是相互指责，而不是开展建设性外交以寻求共识。
实际上，90年代初联合国的重生所带来的乐观情绪，也让那些成员国在无力呼吁对冲突、不稳定和大规模逃亡采取集体的决定性行动时，平添诸多困惑和失望。全球逃亡的人口数量——在2015年为6530万——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难民数量。[19]在叙利亚问题上，国际社会缺少集体行动所带来的悲剧显现无遗。五年以来，有超过25万叙利亚人死亡，超过60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内流离失所，有将近500万人离开叙利亚成为难民，而武装冲突却愈演愈烈。
但我们评估民主的总体健康程度，有一些关键的信号同样让人感到不适。一些在不久之前，还因成功实现民主转型而饱受赞誉的国家——比如说泰国或土耳其——现在出现了向专制主义倒退的迹象。即便是欧洲和北美的自由民主国家，也受制于失业率高升、经济增长放缓、日益明显的财富两极分化，因而对移民和难民越来越不宽容。2016年1月，丹麦政府再次碰触了欧洲国家的底线，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丹麦警察在难民抵达丹麦时进行搜查，没收其有价值的随身物品作为安置费用。但是，最具象征性的可能是匈牙利民粹主义政党领导人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而欧尔班在25年之前，正是匈牙利共产主义和平转型的关键人物。2015年秋天，欧尔班投入1亿欧元在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边境上设置电网，以阻止难民入境。正如加顿·阿什悲哀地指出，“欧洲原本以拆墙闻名于世，但现在墙又一次被建立起来”。[20]
当然，有些人会指出——即便福山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当我们观察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势时，不应该被短期内的现象，或是前进道路中的曲折所固化印象。一个持久的政治体系的特征就是长期的可持续性，而不是在任意一个特定时间节点的表现。[21]
尽管2008年时全球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过去的40多年里，经济产出总体上保持增长——不管是在哪个大洲。这一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市场的力量进入之前的共产党国家。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10年，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数量增长了几乎四倍。这一增长不仅是因为1989年东欧发生的革命，还因为从拉丁美洲掀起的政治浪潮，并一直扩展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
从好的一面看，我们在中东看到的并没有驳斥“历史的终结”理论，而仅仅是路至中途。在自由民主发展历程的这个阶段，国家内发生的冲突还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这就是说，并不能归咎于自由民主），或是过渡过程中导致的冲突——比如伊拉克——抑或介于历史国家之间或者“后历史”的原因。这一观点认为，尽管这些冲突很让人烦恼，但不应该使我们质疑到达终极终点的必然性。
然而，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这一乐观的论证——或是这一论证反映的线性思维。冷战结束25年之后，我们正在经历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负面趋势，似乎是在通往后历史世界的道路上发生了偏移，变得更像是历史的回归。
民主在国内外遇到的危机
过去的10年中，如果以选举的真实性、言论自由以及媒体自由的程度来评估，全球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以及质量都在经历持续的下降。[22]更令人担忧的是，根据政治推动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统计，民主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形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到达了近25年以来的高点。专制政权公开嘲笑民主的价值，并认为民主是缺乏信心和能力的体现。美国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将这一趋势形容为“民主的衰退”。由于公开的政变或者民主价值和制度的不断凋零腐败，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自10年前开始下降。现在出现的不仅仅是腐败和滥用职权，而是通过先进审查技术——感谢科技的发展——实施的政府压迫，以及通过法律挤压反对派或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23]
在“阿拉伯之春”期间，我们看到埃及的民众大量聚集在开罗的塔希尔广场（Tahrir Square）上，反对穆巴拉克的专制压迫政权时，激动得几乎难以呼吸。但今天，我们看到埃及仍然是一个新闻自由被压制、政治反对派人物被监禁或被处决的国家。到今天，只有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开始的地方——成功建立了稳固的民主政权。但民主依然脆弱，并不断遭到攻击。事实上，记者也已经指出，突尼斯是参加“伊斯兰国”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24]与之相似的是，10年前，非洲国家因为政治制度改革，转向多党制和限制行政机构权力而广受赞誉。但今天，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比如布隆迪和民主刚果——要求推翻宪法中对于总统任期的限制，扼杀任何阻碍他们继续享有权力的反对力量。
这一系列的发展说明，尽管民主政府——基于自由和民主选举这一最基本的定义——仍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他两个组成自由民主的关键要素——尊重人权和法治——已经供给不足。20年前，作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曾经警告“非自由的民主国家”（illiberal democracy）的崛起，这一类型的政府有着大众支持的合法性，但是对于行政机构滥用权力，或是对侵犯个人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没有强有力的制衡和约束机制。[25]他总结道，如果只关注政府是如何被选择出来的（比如说，是否通过投票选出），我们就会忽视一些更为重要的基础问题，比如政府追求的目标和政策是什么。“如果民主不能维护自由和法治”，他写道，结果就是“民主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26]今天，不自由的民主不仅仅践踏本国公民的民主，还经常直接开展，或是支持相关行动，以威胁其他社会民众的安全和福祉。
随着这一顽症不断发酵，自由民主也受到更多的挤压。在很多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对于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已经降到历史性的低点，民粹主义政党无论是在影响力还是选举投票上，都在占据史无前例的优势。这些政党已经从国家政治的边缘地位迈向舞台中央，这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正常看待民族主义和排外言论的大讨论。民粹主义政党——不管是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荷兰自由党（Freedom Party），还是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国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纲领对西方政府及其创立的国际机构的合法性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民粹主义崛起的最新表现是英国全民公投中“脱欧派”的胜利，他们成功获得了（主要是）英国工人阶级投票者的支持，而这些人相信主流政党和精英官僚阶级忽视了他们的关切。右翼民粹主义同样影响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典型表现就是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迅速崛起。
民粹主义政客夺取了民主的两大核心理念。第一个是人民主权。他们都认为，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是由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他们又指出，在官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民被剥夺了统治和决策的权力，并被转移到所谓的专家和国际组织中的精英手中。今天，每一个民粹主义政客的公开言论中都包括“夺回控制权”。在英国脱欧公投的第二天，奈杰尔·法拉奇宣称结果是“真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正派的人民”的胜利。
民粹主义者挟持的另一个民主思想是公正。正如著名的美国政治科学家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解释的，民主需要两种形式的平等。第一种是政治参与平等，或者是他所说的“平等的政治声音”。要实现这一点，不仅仅要通过普选权的普及，还需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以及政治结社自由来体现。但是平等的声音只是平等的一部分，民主同样需要对公民利益的平等考量。简而言之，所有的声音都需要被政府听到。[27]否则，立法者的决定就不会被视为公正或合法的。民粹主义政客坚持认为，今天的自由民主政体，已经忽视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仅仅是满足那些富有的精英阶层的需求。
他们有一点说对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财富的扩散——如果说得稍微客气一点——很不平等。在过去的20年中，尽管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崛起，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每个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却从80年代以来迅速增长。事实上，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贫富差距都达到了近30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最高者的财产总数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到2014年年底，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富有的10%的群体的财产是最贫穷群体的10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80年代这一比例为7：1）。[28]更严重的是，金字塔尖的那一部分群体——即所谓的1%——占有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30年来从未有过的高点。
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替代的评估手段，即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说的财富不平等（wealth inequality）——即不仅仅是工资差距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多年来资本积累引发的不平等——在发达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甚至更为尖锐。在1945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保持乐观态度，并认为知识和技能的扩散可以防止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在很多发达经济体中，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就业率和实际工资下降，这也意味着他们提升技能和资格的努力并没有转化为在经济上更好的收益。其结果是，皮凯蒂预测，我们继承的财产——而非我们通过工作取得的收入——是决定我们生活状况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很类似18和19世纪时的情况。[29]机会平等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都会更为严峻。
在国际舞台上，自由民主的表现——在解决争端、建立和平和推进人性价值方面——同样惨淡。我们看到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大量战争难民流离失所，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又越来越多地重新出现。[30]尽管今天战争数量在减少，但是在2008—2014年间，由于暴力升级，以及对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的漠视，各类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增长了三倍。仅2014年这一年，各类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达到100000人——这也是20年来的最高水平。[31]国际人道主义法确立于1945年之后，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未来有人发动“全面战争”，特别是针对普通平民的战争。国际人道主义法包含一系列的限制原则，确保军事行动时充分考虑到普通人在武装冲突期间的生活。更具体的是，它要求冲突中的各方鉴别平民（以及学校等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确保给予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的人士保护和通行的便利，并尊重保护医院设施的地位。
在最近的一系列武装冲突中，平民遭遇的暴力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闻所未闻的程度，冲突各方还在相互较劲，看谁更能突破底线。[32]在今天的武装冲突中，下列事件越来越常见：在人员密集区域使用爆炸性武器，对学校、市场、医院和医护人员发动袭击，针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包括水处理设施），以及拒绝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补给物资进入平民集中被困地区。平民所遭遇的这些伤害，不是由所谓“战争迷雾”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悲惨后果，而是交战方刻意选择的结果——其中一些还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支持。2016年1月初，叙利亚迈达亚（Madaya）瘦骨伶仃、饥饿的儿童的照片被媒体披露，让很多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叙利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的施压力度，推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是这些平民的境遇仅仅是冰山一角：2014—2016年间，叙利亚每天被武装冲突围困的民众数量在45万——65万。
历史回归了，却又与以往有所不同
过去五年发生的这些现象，不仅仅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坎坷，以及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特定案例。事实上，这些现象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同时也给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了困难但很重要的问题。同时，这些现象也给冷战的结束，以及“历史的终结”理论所承诺的和平的未来打上了问号。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提醒我们，重新回到过去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所经历的艰苦奋斗，以及做出这些决定和妥协——不管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以保证能够有效管控不平等、尊重不同意见、限制战争、权力服务于集体利益而非某些狭隘的目标。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会着重介绍21世纪历史回归的几个不同层面。在下一章《野蛮的回归》中，我会分析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势力采取的战略和战术，是如何无视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原则，并将普通平民的生命置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在第三章《大逃亡的回归》，我将分析当前史无前例的难民危机的本质，以及展示新的墙是如何在欧洲大陆内外建立起来的。第四章《冷战的回归》，将讨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地缘政治的回归，以及他独特的“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是如何通过复苏冷战的方式挑战西方。在最后一章《不平等的回归》中，我会讨论历史是如何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回归。我将指出经济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以及其对于公正价值的打击，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对我们持续稳定和繁荣最为严峻的威胁。
当我们重新回顾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描述，需要记住的是，福山的观点并不完全是胜利主义者的论调。有些时候，还带着一点点的忧郁和悲伤。在后历史时代，他认为史诗般的奋斗塑造了历史，并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气和理想主义，最终也将被笨拙的官僚主义和更为复杂的消费主义形式所取代。一旦政治上所有的大问题都得以解决，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指出的，人类看上去就开始类似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描述的虚无主义的“最后的人”：“限于自我陶醉中的消费者除了去商城之外，没有更大的渴望”[33]（或许在很多情况下，是去网上购物）。
然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一方面，与社会共存的自由民主核心理念仍然深深地根植于历史之中。正如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观察到的，那些似乎已经超越历史的人没有能力理解那些“历史的太阳依然照耀着的国家”的动机，同样也无法采取反制战略。[34]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在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电话中，据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曾经说过，弗拉基米尔·普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普京确实是我们这个星球和这个世纪重要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和领土的重塑再次变成了“活生生的”范例。另一方面，正如我所展示的，历史正在敲自由民主的门——通过不断扩散的暴力和贫穷的形式——并威胁从内部实施颠覆，所用的手段则是极端的不平等和愤怒的民粹主义政治，西方国家一些城市里发生的外部势力刺激的恐怖主义袭击也是典型案例。
贯穿接下来几章的主要是三个主题。第一，如果历史正在回归，那么必然带着当前的特色。历史从来不会完完全全地重复自己。所以当“伊斯兰国”（ISIS）用刀割下敌人的头颅时，这一行为是中世纪野蛮暴力的回归。与此同时，“伊斯兰国”还利用社交媒体招募“圣战”分子，并传播其罪行的照片。当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跋涉数日以抵达边界，或是乘坐破旧的小船横跨大海的照片提醒我们历史上出现的大逃亡时，这些难民们也同样在用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准确及时地获取信息，以躲避边境管控，或是了解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我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当前如何使用历史。冷战的结束使我们加速进入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在超越其历史的时代，今天的全球体系却给那些积极想回到历史的人提供了便利。
当前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分子同样有着怀旧气氛，他们想重绘中东地区的地图，并重建由他们18世纪的英雄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统治的哈里发帝国（他们故意忽视了这个哈里发帝国是以对什叶派和其他宗教少数派的宽容著称）。[35]在其他地区，比如在印度这样的被定义为和平的国家，历史正在为保守派针对现代化的反击推波助澜，典型案例就是对少数族裔的仇恨以及对妇女自由的限制。为了保持过去的记忆，今天历史的使用者们并不直接宣称他们有什么或是他们失去了什么。相反，正如英国小说家和记者阿蒂西·塔西尔（Aatish Taseer）指出的，他们制造出了一些更为激进和更不稳定的事件。[36]
尽管当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础出现了裂痕，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品，所有潜在的候选政治制度——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的信用都已破产。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真正反对制度的社会，即便是想象另外一种经济和政治体系，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那些拒绝承认自由，并对他们的政治对手采取暴力手段的人，在口头上还是经常使用民主一词。所以尽管“我们还没有到那”，相关观点指出，我们需要记住福山的主张最终是关于统一标准规范的，即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会传染。在观念层面，他确实可以宣称胜利。正如他在2014年时所写的，“俄罗斯和阿亚图拉的伊朗都对民主理念表示尊敬，即便他们在实践中践踏民主制度”。[37]
但是民主这一观念却变得静止和僵化。如果每一代人都不去理解巩固这一观念的基础，民主也很难彻底实现。因此，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是历史的回归应当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自由民主社会并不是应得的——同样需要牺牲、妥协和领导力，作为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维护这一制度，并促进其发展。
归根到底，在人类历史上占据时间最长的政治形式，是专制而非民主。从过去的经历中，我们也知道自由是可以被逆转的。1848年——一度被称为“人民的春天”，自由主义革命席卷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帝国，把国王和王子们赶出王宫，胁迫他们退出政治。但是革命成果是短暂的，王权发动了迅猛的反革命。革命的失败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支离破碎，专制王权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摧毁革命的决心（特别是俄国和普鲁士），以及英国和法国的中立态度，即罗伯特·卡根指出的，“更在乎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而非为自由主义同伴们提供支持”。[38]
20世纪初，当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临法西斯主义的挑战时，也只是少数国家的决心，使得自由民主得到复兴。但是自由民主的演进过程，同样也离不开勇敢的个体所扮演的角色。
通过《新闻周刊》（Newsweek）记者迈克尔·迈耶（Michael Meyer），我们现在知道在11月9日那天，有两个人做出的关键决定，无意间导致了柏林墙的开放。[39]第一个是民主德国政治局的发言人，他原来要在新闻吹风会上宣布民主德国的每个公民都被允许持有一本护照。就在晚上7点前，当被记者问到这一决定何时生效时，发言人——之前一直在休假——大吃一惊。他稀里糊涂地说，“立刻”。这一新闻当时正在被电视媒体现场直播，立即被民主德国民众（一向从反方向理解政府意图）理解为政府允许他们离开民主德国。因此他们蜂拥出发，冲到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各个检查站点。在其中的一个检查点，“查理”检查点（Checkpoint Charlie），另一个人——一名民主德国的边境守卫——做出了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同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时，他一边紧张地注视着那些正在向柏林墙检查站行进的人群，一边着急联系上级试图获取行动命令。过了晚上11点，数次电话联系未果以后，他耸了耸肩，下令“开门”。剩下的，正如他们所说，就是历史了。
诸如“历史的终结”这样的宏大叙事，并没有很好地评价个人在其中的作用。他们同样也忽视这样一些事实，即倾向于认为很多历史事件是不可预测的，或是不可能预测的（即便是在复盘时，他们也认为历史是不可避免的）。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重新统一就是两个典型案例。另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罗马帝国的崩溃。如果我们一直这样模糊地处理下去，被“我们的模式是最好的”这样的假设所麻痹，以为当下的这些挑战或许最终并不会击溃我们，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也会“想要我们所想要的”，那么我们最终将无法做好准备，以应对未知的冲击，或是业已显现的政治制度衰落的信号。
在相对短暂的历史上，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克服了很多危机。但是由于西方社会的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的自鸣得意，这一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已经被麻痹。[40]我们在过去的相对成功导致了盲点的出现，并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将我们带入更大的政治及经济混乱之中。历史回来了，回来复仇。
注释
[1]Timothy Garton Ash,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19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London, U.K.: Random House, 1990], p. 62.
[2]An Agenda for Peac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UN doc. A/47/277, 17 June 1992.
[3]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4]比如，参见关于主权国家最早的理论家之一：Jean Bodi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The Six Bookes of a Commonweale], edited by Christiane Frémont, Marie-Dominique Couzinet and Henri Rochai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6], Book I, Chapters 8 and 10。
[5]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Paper No. 10,“The Same Subject Continued: The Un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Domestic Faction and Insurrection,”November 23, 1787. 参见 ers-10
[6]John Dunn,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U.K.: Atlantic Books, 2005].
[7]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edited by Maurice Cranston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68], Book I, Chapter 6.
[8]Christian Reus-Smit,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28.
[9]Lynn Festa,“Humanity without Feathers,”Human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Humanitarianism, and Development, Vol. 1, No. 1 [2010], pp. 3-27.
[10]Jonathan Israel,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Lynn Festa,“Humanity without Feathers,”Human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Humanitarianism, and Development, Vol. 1, No. 1 [2010], pp. 3-27.
[12]此处分析使用了牛津大学整理的《我们世界的数据》中的相关内容。参见
[13]Robert Kagan,“Is Democracy in Decline？: The Weight of Geopol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1 [2015], p. 23.
[14]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15]John Dunn,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U.K.: Atlantic Books, 2005].
[16]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17]Eliane Glaser,“Bring Back Ideology,”Guardian, 21 March 2014.
[18]Walter Russell Mead,“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19]流离失所者的数量，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参见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Global Trends 2015”： unhcr.org/news/latest/2016/6/5763b65a4/global-forceddisplacement-hits-record-high. html
[20]Timothy Garton Ash,“Europe’s Walls Are Going Back Up — It’s Like 1989 In Reverse,”Guardian, 29 November 2015.
[21]Francis Fukuyama,“At the ‘End of History’ Still Stands Democracy,”Wall Street Journal, 6 June 2014.
[22]Freedom in the World 2016. 报告全文参见https:// freedomhouse. 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6
[23]Larry Diamond,“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1 [January 2015], pp. 141-155.
[24]Michelle Shephard,“The Daesh Files: Database Provides Snapshot of Recruits,”Toronto Star, 30 May 2016. 参见 thestar. com/news/atkinsonseries/generation911/2016/05/30/the-daesh-files-databaseprovides-snapshot-of-recruits.html
[25]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6 [1997], pp. 22-43.
[26]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6 [1997], P.40.
[27]Sidney Verba,“Fairness, Equality, and Democracy: Three Big Words,”Social Research, Vol. 73, No. 2 [2006], pp. 499-540.
[28]OECD, Focus 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December 2014.
[29]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0]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rmed Conflict Survey 2015. 参见
[31]Eric Melander,“Organized Violence in the World 2015: An Assessment by the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Uppsala, 2015. 参见
[32]“Civilians Under Fire,”Interaction, Policy Brief, February 2016. 参见
[33]Walter Russell Mead,“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参见
[34]同上。
[35]William McCants, The ISIS Apocalypse: The History, Strategy 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36]Aatish Taseer,“The Return of History,”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12-13 December 2015.
[37]Francis Fukuyama,“At the‘End of History’Still Stands Democracy,”Wall Street Journal, 6 June 2014. 参见 com/art icles/at-t he-end-of-historystill-stands-democracy-1402080661
[38]Robert Kagan,“Is Democracy in Decline？: The Weight of Geopol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1 [2015], p. 23.
[39]Michael Meyer, The Year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Untold Story Behind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40]David Runciman, The Confidence Trap: A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Crisis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