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费许·费雪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著
蔡昀伶 译
在美国历史中很难找到一个亚洲产物、人民或思想不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刻。先说美国革命：当年史密斯带领“自由之子”倒进波士顿港的那四十五箱茶叶来自中国。[2]接着是美国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梭罗都曾受亚洲经典译本的启发。[3]再看美国印象主义：画家卡萨特（Mary Cassatt）最著名的画作受日本版画传统影响。[4]那么被海明威誉为20世纪美国文学经典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呢？马克·吐温首次实验以讽刺文类抨击种族主义之时，正是他在1860年代以年轻记者身份揭发旧金山歧视华人现象的报道遭受查禁之刻。[5]甚至早在哥伦布起航前往新大陆之前，亚洲就已在引导世人对美国的想象。正如冲広（Gary Okihiro）提醒我们，“美洲的发现起因于欧洲自古以来锲而不舍地找寻通往亚洲的路线”（17）。从一开始，亚洲地理、人民、产物、文化就已被织入美国肌体。
我的童年既不典型也非特异，纯粹是我个人的童年。我的祖父母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从一个东欧犹太小镇移民至纽约，然而当我的母亲决定要买她生平第一件古董时，她买的竟是一套中国古董麻将，如今正摆在我家客厅里。我母亲自己不玩麻将，但我外婆玩，而且似乎她那一代来自东欧之移民的犹太女性都玩。为何麻将会受到美国犹太女性如此喜爱？但愿有朝一日我能解开谜底。我的母亲是音乐家，在大学任教，记忆中她总是在授课。不过我却记得她修过一门课，是在布鲁克林植物园里学习培植小盆景、植物。布鲁克林植物园里有一条林荫步道，夹道栽植日本赠送的樱花树，是我晴天时的游乐场。每当我为母亲对中国或日本文物的热爱感到困惑时，我总想说她这些爱好其实很“美国”。古董麻将和小盆景、植物培植距离她父母在东欧犹太小镇的老家十分遥远，像距离美国一样遥远。母亲在美国享有欣赏与学习亚洲习俗的这种自由，这可否和我祖父母从旧大陆移民到新世界所获得的自由相提并论？四岁那年，我参加夏令营的合唱表演，那时我才刚开始学习阅读。某天我从夏令营坐车回家，一路上努力辨识新学歌曲中的字词，却在到家之前哭了起来。母亲问我怎么了。“我永远不可能学会阅读了，”我哭着说，“即使念得出来也弄不懂什么意思！”然后我一边啜泣，一边念出歌词：“Miya sama，miya sama/ On n'm-ma no maye ni/ Pira-Pira suru no wa/ Nan gia na/ Tokoo tonyare na？”母亲越过我的肩膀瞥见印在纸上的歌词，忍住笑说：“宝贝，你念得很好。这也难怪你看不懂，这些都是日文！”[6]毋庸置疑，我们当时在排演的正是吉尔伯特（Sir William Schwenck Gilbert）和苏利文（Sir Arthur Seymour Sullivan）创作的音乐剧《天皇万岁》（The Mikado）。但是为什么1950年代在纽约北部参加犹太社区中心夏令营的一个四岁女孩，会被要求学习两个英国人在1868年创作的音乐剧中的一首日本战争歌谣？希望有一天我能找到答案。
许久以来，美国人总在与亚洲人、事的斡旋中了解何谓美国人。当然同时美国文化也在亚洲文化中留下印记，影响所及从日文、中文诗歌，一直到泰国佛教。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更须逐步认清、了解亚洲与美国的互动、交错、接触、冲突、挪用、协同、联结——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固有的或新生的——每一时刻。这都是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们的一项重要任务。理解美国和亚洲文化交汇如何形塑美国，已逐渐成为当今美国研究学者的任务。
美国研究这个领域在过去四十年里有了重大转变。学者们挖掘女性与弱势族群的声音，洞察美国和其他西方强权一样拥有帝国扩张的野心，不再天真地视美国为西方霸权中的例外。但即便如此，美国研究仍保留美国地理与政治上明确的国家疆界：世界依然被划分为“我们”和“他们”、“本国”和“外国”、“国内”和“国际”。然而，我们目前所理解到的美国研究领域的复杂性其实更鼓励我们关注思想、人、物、文化、资本在整个世界版图的过去及现在如何流动，不论是以实体或虚拟的形态，或是以我们预知或不可预知的方式。诚如刘戴维（David Palumbo-Liu）所言，我们必须将美国看作一个“不断在变动”的地区（389）。我们必须把美国内/外、本国/外国、国内/国际视为互相影响渗透的空间。[7]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主张人人都应从事跨国研究，也无意贬低其他研究的重要性。例如日本学者对马克·吐温的研究就相当出色；他们并非以跨国研究的观点切入，却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复杂的作家。比如永原诚（Makoto Nagawara）对《一个真实的故事》（A True Story）的研究相当著名。此外，许多日本学者提出的重要美国历史研究不一定带有跨国观点，如片桐康宏（Yasuhiro Katagiri）于2002年获得“密西西比历史学会麦克勒奖”的著作《密西西比州的民权与州权》（The Mississippi State Sovereignty Commission：Civil Rights and State Rights）；同样，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从事美国印第安人和美国黑人文学研究的成果，也不以跨国研究为重点，如王建平研究厄德里（Louise Erdrich）和刘亮雅研究莫里森（Toni Morrison）。其他还有很多相关的例子。在此，我只是想要正面地看待和讨论近年来我在美国研究这个领域中发现的重大转变。
我的观察奠基于许多专论和专著。这些著作强调我们必须把“美国”视作“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以劳特（Paul Lauter）的话来说，“在这个世界体系中，举凡商品交易、资本流动或是文化复制均无国界”。[8]过去十年以来，一个往来频繁的世界网络已然成形，逐渐取代“个别国家”而成为“分析研究的基本单位或框架”（Porter 470）。若干“边界”（borderlands）学者如沙迪瓦（Jose David Saldivar）将研究重心放在抗拒“国家传统”的空间里。其论点启发了其他学者，使他们共同关注类似的跨国交融与流动，如何塑造一些在领土及文化层面上比我们所预期的更不稳定的空间。[9]我在此关注的焦点是美国研究与亚洲各国及地区——包含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大陆、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的交汇。就如同很多学者目前正在做的那样。当我们将美国研究的焦点摆在跨国关系上，会有哪些议题和问题变得鲜明？这些比较、协同、跨国界的研究又会在这个新构的领域中扮演怎样的角色？[10]
当跨国关系在美国研究中变得益加重要，我们应该会更注意到美国与亚洲之间人民、思想、货物的多向移动已经超乎预期地广泛重塑美国研究领域的课题。墨西哥裔美国人在美国西南方的地位看似和美国研究中的“亚洲交汇”主题无甚关联，但是近年来由余亨利（Henry Yu）和纳盖（Mai Ngai）等学者所做的研究，显示美国与亚洲的交流和此议题的关系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密切。余亨利2005年秋于《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发表的《太平洋地区移民活动中之洛杉矶和美国研究》（“Los Angeles and American Studies in a Pacific World of Migrations”）一文，指出在20世纪中叶前，墨西哥移民劳工已逐渐取代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菲律宾劳工，因为美国的排亚政策使亚洲劳工人数逐减。这些墨西哥人和早期的亚洲移民一样遭到种族歧视，被视作外国人和廉价劳力。一如反黑人政治将各种持种族主义观点之欧洲裔美国人结合为一个白人威权群体，反亚裔与对墨西哥移民偏见的政治也促成相似效果（539）。
余亨利点明，“如果不先了解将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东岸等地移民带到美国太平洋之区域性网络及其影响，我们就将无法理解美国各地区种族画界的不同模式”（539）。纳盖在《不可能的主题：非法移民与现代美国的形成》（Impossible Subjects：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一书中做了类似的研究。这本著作植基于骆里山（Lisa Lowe）《移民政治》（Immigrant Acts）一书中对美国排亚政策的历史概述，深入探讨了种族、劳工、移民和公民权种种议题。纳盖的研究显示，美国的亚洲移民政策长久以来影响了美国对许多其他地区移民的态度，也影响了移民在美国的遭遇。加利福尼亚州墨西哥移民与墨裔美国人的种族化，与美国人对“非法移民”概念的种种复杂联想都可以在早期排华、日、韩、菲律宾的相关史实中窥见端倪。
种族如何构造民族和公民权的概念是美国研究长久以来的中心议题。但过去几十年里，注意力一直环绕在跨大西洋和黑人与白人两个种族之关系。现今有些学者则以跨太平洋的观点重新探讨这些主题，以期对美国的过去和现在有更完整细致的了解。学者们研究亚裔美国人如何挑战与重塑“美国公民”的身份，并探讨国家如何“塑造”个人，以崭新的观点诠释交错纠缠的议题，如种族和公民权、国家、性别、种族化的身份等。[1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和美国的学者都渐渐跳脱出黑人与白人或黄种人与白人对立之关系来探讨种族议题，如李健钟（Kun Jong Lee）检视了韩美文学对美国黑人的回应，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探讨美国黑人在美国华语文学中扮演的角色，小城（Yukiko Koshiro）则检视了美国黑人对日本的影响。
移民相关议题向来在美国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今跨过旧有观点渐成显学。我们除了关注背井离乡来到美国建造新家园的传统移民，也应有更多机会重视在国与国之间不断往返，进而创造出家族、文化、语言、经济等跨国联系的例案（Yu 531）。这些联系正是徐元音（Madeline Hsu）在其著作《梦见金山、梦见家乡：跨国民族主义和美国与中国南方之间的人口迁徙，1882—1943》（Dream of Gold，Dream of Home：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S.and South China，1882—1943）中关注的议题。她的研究追溯了在排华时期，身处美国的华人移民和家乡亲友间密切的联系。尹晓煌的论文《美籍华人对中国慈善援助之变动与延续：华人跨国民族主义个案研究》（“Changes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American Philanthropy to China：A Case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ism”）也探讨了这些主题。另外，这些主题还出现在尹晓煌和柯秉德（Peter Koehn）主编的论文选集《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跨太平洋的联系和互动》（The Expanding Roles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U.S.-China Relations：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Trans-Pacific Interactions）一书之中。这部论文选集着重强调了美国华人在中美关系和跨太平洋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从美国—菲律宾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到现今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引起的争议，这些军事行动和跨国接触创造出美、亚之间的辐射与交汇点。当跨国观点在美国研究中逐渐重要，学者们开始用多角度检视这些特定的时空，获得比以前更深刻的洞见。举例来说，美—菲战争可被视为马克·吐温写作生涯的转折点，激励他重新检视诸如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宗教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帝国主义的本质、白人优越感等议题。马克·吐温的战争作品虽不至于全遭埋没，长期以来却鲜有人问津，其中的深远意涵也未曾被仔细研究。其中一篇特别重要的作品《战时祈祷文》（The War Prayer），是他受到战争激发而写的一则寓言，辛辣、精确又残酷地探讨了宗教在战争中的作用，这点之前很少有人加以评析。毕孝之（Takayuki Tatsumi）和我合作主编的《战时祈祷文》国际论坛，即将在日文期刊《马克·吐温研究》（Mark Twain Studies）发表。其他美国研究的学者也渐渐肯定以多重角度研究这些军事行动的学术价值，指出这些军事行动既增进美、亚接触，也带来冲突。刚出版的论文选《战争遗集：1899年到1999年美—菲战争与帝国梦的余波》（Vestiges of War：The Philippine-American War and the Aftermath of an Imperial Dream，1899—1999），由肖（Angel Velassco Shaw）和法兰西雅（Luis H Francia）共同主编，其中就包含美国与菲律宾双方看待战争的两种角度，而当初正是这场战争让马克·吐温对美国在世界所扮演角色的幻想彻底破灭。当然，不是非得这样一本庞大的文选才能包含歧异观点。张少书（Gordon Chang）在他评论1871年美韩战争的论文中，就同时参考美韩两国的档案资料：他观察到双方相互控诉对方野蛮、背信，于是各自开火攻击（虽然美国的攻击更为猛烈），最后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凯旋而归（Chang 1331—1332）。
张少书于2003年在《美国历史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发表的文章《谁“野蛮”？谁“背叛”？1871年美韩无名战争中的种族和文明》（“Whose ‘Barbarism’？Whose‘Treachery’？Rac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Unknown United States — Korea War of 1871”），探究了1871年6月美韩军队在韩国汉江流域（Rock of Gibarltar）的一场战斗，当时美军尝试以派瑞（Matthew Perry）在1853年“开放”日本的模式打开韩国。张少书指出，“美国对战争的说辞全然异于韩方，两方的差异不在于陈述的事实有出入，而在于两国诠释事实的观点不同”。当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不同国家的报道通常以本国的立场来界定谁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在美韩冲突中，“双方各自宣称自己击败邪恶敌国，赢得光辉胜利。两国皆在国内发布胜利新闻，追封战死的军人为民族英雄……唯有极少数的学者（和少数美国外交历史学家）对1871年美韩冲突有所认知。对今日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不为人知的战争。而知晓此事的人可能读过《我们与异教徒的小型战争》（‘Our Little War with the Heathens’）、《美国与隐士的战争》（‘American's War with Hermits’）、《我们击溃韩国那一刻》（‘When We Trounced Korea’）等文；这些文章标题里的轻蔑字眼反映出美国看待亚洲敌国的一般历史观点。”相对于美国，大多数的韩国人，无论南北，都熟知“1871年蛮夷入侵事件”梗概。从此事件的命名可看出韩国人对西方的敌视和韩军的奋力抵抗。一位深受敬重的韩国学者徐大肃（Dae-Sook Suh）颂赞这场战役为“韩国有史以来打过的最惨烈的卫国战争之一”（Chang 1331—1332）。但是即便亚洲有如此论调偏颇的文章，在整合不同国家对亚洲战争的论述上，美国学者屈居下风。中、韩、日历史学者最近联手完成一部新的教科书《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分别以中、韩、日文出版，此书尚无英文译本。这是三国历史学学者们合作撰写两次世界大战亚洲历史的成果。书中容纳不同国家对战争的不同诠释。东孝（Julie Higashi）将于最近发表有关此书的英文评论，我衷心盼望能先睹为快。
当跨国观点在美国研究领域中日渐重要，我们可以不再把美国视为稳定不变的一块土地与一个民族而加以分析探究。我们更该做的是将美国看作参与全球人口、资讯、产品流动的一员。骆里山就指出，“当坐落于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成衣工厂雇佣墨西哥、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中国香港、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地的移民女工之时，美国的跨国公司也正在那些地区进行成衣装配”。她还写道，即使“国籍、文化、语言不同”，“生产线联系了在美国的墨裔与拉丁裔女工”（Lowe，“Work，Immigration，and Gender”363—364）。这些生产线的相连和商品流动一样，都值得我们从跨国观点来研究。[12]
当跨国观点渐成美国研究的主流，我们还可以重新挖掘过去受到忽略的重要文献。例如马克·吐温1870年到1871年间连载的讽刺美国排华现象的作品中，有一个虚构的华人移民角色阿宋（Ah Song-Hi），从加州写信给他在中国的朋友秦富（Ching Foo）。马克·吐温自称他是根据真人实事来书写华人移民在美国所遭受的歧视。[13]但现在类似阿宋和其他华人移民这样的家信都遗落何处？大多数移民华人是文盲，其中有些也许通过识字者代写家信寄回中国故乡。但就目前的文献来看，美国没有任何图书馆藏有华人铁路工人寄至中国的家信影印本。[14]广东省境内有没有华人移民家族资料的相关收藏，或许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些家书？我所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是斯坦福以他投资铁路所赚财富创立的。这些铁路大多由华人劳工建造，但是这些工人的家书信件如今却不知去向。如果这些书信算是以往被忽略的重要文献，另外在中国还有很多唾手可得的史料等待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去发掘、翻译、分析。举例来说，美国在1904年决议无限期延长1882年《排华法案》，拒绝赋予华人公民权，不但引发次年中国大规模抵制美国商品的运动，还掀起中国反美文学创作之风潮。
1960年，一部集结了各种文体的反美文学集在中国发行。但时至今日，这一文集只有一小部分被译成英文。《苦学生》这本以华人在美国生活为背景的中文小说尚未有英译本，虽然它比目前公认的第一本美国华人小说朱路易（Louis Chu）的《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还早五十多年。黄秀玲表示《苦学生》是一部出色的小说，叙述“一位爱国学生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取知识”，以重振衰败祖国，推翻腐败清朝，抵挡列强经济与军事入侵。黄秀玲又说：“主角在回国之前接受一位特殊老人的资助；这位老人是个富有的华人移民，在充满敌意和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成功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家园”（Wong，“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43—44）。[15]我在2004年6月到上海参加第一届美国研究网络讨论会时，遇见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他们戏谑地谈及《苦学生》在美国被译为《辛勤的学生》（The Industrious Student）。实际上，应译为《辛酸的学生》（The Bitter Student）才贴切。这本小说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使我们看到20世纪初一个华人作家对中美双重身份认同这一主题如何并置、融合。若能透过中美学者联手合作翻译这部小说，并就其社会脉络加以评析，《苦学生》很可能成为美国研究的重要作品。[16]此外，尹晓煌的专著《美国华裔文学史》（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50s）也唤起我们对其他以中文书写之美国文学的重视，提醒我们这些作品还未完全被纳入美国研究的范畴。尹晓煌对以中文和英语书写的美国华人文学的精辟讨论，对作品创作历史背景的探究，启迪了我们对针对不同读者以双语写作之作家的了解。他的研究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多元的美国文学始终被忽略的一章。[17]
另一部发掘早期美国华人文学的著作是由华裔历史学家麦礼谦（Him Mark Lai）、林小琴（Genny Lim）和杨碧芳（Judy Yung）主编的《艾伦诗集》（Island：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1910—1940）。这部选集唤起读者注意以非英语书写之美国文学。随着这股学术思潮出版的还有薛尔（Mark Shell）以及索罗斯（Werner Sollors）主编的《多语言的美国文学选》（Multilingual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以及索罗斯主编的论文集《多语言的美国》（Multilingual America：Transnationalism，Ethnicity，and the Languag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后者指明了我们应认清不该在文学和社会其他方面继续“独尊英语”，并应重新关注以往被忽略的那些非英语作品有何贡献。[18]不过非英语书写的美国文学虽已渐受重视，但还有很多尚待澄清的部分和值得努力的工作。例如《多语言的美国文学选》格局虽恢宏，书中却未收录以韩文书写的美国文学。我们已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文学作品以韩文创作，但尚未被译为英语。我再次到高丽大学拜访李健钟时，他展示了6册1945年之前创作的韩美文学作品，1999年由赵逵克（Kyuick Cho）结集，后于首尔出版。[19]
现今仍不断有人以英语之外的语言创作美国文学。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也在诠释这些作品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冯品佳2000年评析严歌苓《扶桑》的论文便是一例。严歌苓生于上海，她在中国的求学历程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13岁那年，她加入解放军赴四川成都，之后就读于北京大学，1989年离开中国，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艺创作硕士学位，专攻小说创作。严歌苓30岁开始学英语，之前已是优秀的中文小说家。在她以中文书写的20多部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和剧本中，有些在台湾（她的许多作品首先在台湾出版）和中国大陆获得重要的文学奖项。[20]她最杰出的小说《扶桑》1996年在台湾出版，但英译本一直到2001年才在美国面世，题名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译者是西尔柏（Cathy Silber）。《扶桑》讲述了一个史诗般的故事，叙述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子在1860年代被绑架并贩卖到旧金山的唐人街为妓女。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真实的历史人物，探讨了19世纪旧金山排华法案阴影下的一段跨种族恋情。此书在美国甫一出版即跃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其实这部小说英译本出版前一年，台湾的美国研究学者冯品佳就在《国际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期刊介绍过此书，并在文中附有她自己英译的长篇段落，标明《扶桑》在美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根据冯品佳的说法，“严歌苓在1989年移民美国后获得许多台湾文学奖项，这使她在台湾的文学版图上占据重要位置，却也使她在地理区域或语言层面上变得难以归类”。她追问：“严歌苓究竟是一个中国大陆作家？一位台湾作家？或是美国华人作家？”冯品佳提出有力论证，说明《扶桑》的文本本身、写作和出版过程都牵涉错综复杂的政治和语言议题，使之成为重新界定亚美文学的重要文本（61）。与此相关的部分议题，在冯品佳论文发表前两年已由另一位台湾学者单德兴提出。单德兴发表在《多语言的美国》中的精彩论文也讨论了严歌苓的作品，并为冯品佳引用。单文和冯文同样精辟但较偏重理论。与之相比，冯文由于专论《扶桑》，并包含小说重要段落的英译，对英语读者更生动地强调了这些主题。比如现在《扶桑》在台湾出版的版本，以图像学延伸讨论小说封面和封底插图的重要性。冯品佳注意到插画家成功地“以视觉语言为我们转译文本内容”，突显出女主角“在不同空间地点的变化”，探索她与中国及旧金山唐人街地理空间的关系。冯品佳精细描述的这些插画，后来的英译本中并未包含，因为当此书在英、美出版时，出版商以他们对当地市场的了解，选择了不同的封面图案。[21]
跨国研究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以英语书写的美国文学之多元文化与多元语言的传统。举例来说，日本学者儿玉实英以其日文、中文与英文造诣，在《美国诗与日本文化》（American Poetry and Japanese Culture）一书中提供了创新见解，探究美国作家如何使用（或其实是误用）中文与日语资料。同时，李健钟以韩国萨满教（Shamanistic）传统为社会背景，研究了凯勒（Nora Okja Keller）的《慰安妇》（Comfort Women）。李松爱（Sung-Ae Lee）也检视了4部近年来韩裔美籍女作家小说共有的文化脉络。两位学者的评论都提醒我们，如想更加了解韩裔美国作家的创作，就必须熟悉韩国的宗教、语言、社会与文化传统。韩美文学在韩国扮演何种角色？当代作家与读者如何看待韩、美两国之间的离散经历对话？在探究书写其他族裔移民经历的作家时，类似的问题也会出现。例如萨曼（Niaz Zaman）研究了巴基斯坦社会对巴裔美国作家西德瓦（Bapsi Sidhwa）的反应。萨曼在《孟加拉美国研究期刊》（Bangladesh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发表的《巴布西·西德瓦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Bapsi Sidhwa”）论文中，研讨了巴基斯坦读者从西德瓦以美国为场景书写的小说中有何收益。西德瓦目前定居美国，从事写作，萨曼认为她是“首屈一指以英文创作的巴基斯坦小说家”。萨曼观察到西德瓦的小说《美国顽童》（An American Brat），“将犹太人和犹太教仪式介绍给她的巴基斯坦读者”（205），同时还“引介了女同性恋这个南亚大陆一般所谓‘好’女孩不愿触碰的议题”（208）。
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华人作家所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促成美国、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三地的读者与评论家间进行对话。例如，谭恩美（Amy Tan）、徐忠雄（Shawn Wang）和林玉玲（Shirley Lin）等人的作品，近年来都被译为中文并在台湾出版。[22]台湾第一部研究美国华人文学的英文专论是林茂竹发表于1997年的《赵健秀的反击》（Frank Chin Writes Back）。其他专著有张琼惠的《转变中的美国华人文学：历史、性学与族裔研究》（Transformi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A Study of History，Sexuality and Ethnicity）和冯品佳的《美国华裔的性别化：阅读美国华裔女性小说》（En-Gendering Chinese Americans：Reading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Fiction）。此外从1990年代中期起，有很多美国华人文学的相关论著陆续以中文出版。[23]日本的美国文化学者也以英语和日文发表对日裔美国作家的研究。野崎京子就是一例。她在2000年以英文书写的《唱自己的歌》（Singing My Own Song）是一本研究Janice Mirikitani、小川乐（Joy Kogawa）和森京子的专著。她的另外两部专著《亚美文学：耙梳过去、现在和未来》（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Treading Past，Present and Future）和《阅读日美文学：三个世代的传承》（Reading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The Legacy of Three Generations）则以日文创作。
亚美作家拥抱两种传统——他们同时从美国文学先驱和亚洲祖先的生活经验中继承了书写的形式与主题。当跨国研究在美国研究中成为显学之时，我们珍视从亚洲和美国两地评论家中获益的机会。黄秀玲在最近发表的《亚美文学离乡时》（“Whe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Leaves Home”）一文，洋洋洒洒列出若干亚洲和欧洲学者新发表的与亚美文学相关的论文。她提到两位日本学者植木照代和小林富久子合编了一本附有日文注解的美国华裔女性作品选，还提到台湾“中研院”欧美所自1991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美国华人文学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而当日本学者发表研究美国华人文学论著时，台湾学者，例如黄素卿、李秀娟、陈淑、张琼惠、陈富仁等，也发表研究日裔美国作家的著作。虽然美国也许是第一波美国亚裔文学评论产生之地，现在许多相关研究都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进行，特别是在亚洲。这些地区的学者各自发展出独特的研究方法。
自1990年代初起，亚洲的学者便开始投身亚美文学研究，并发掘出新的课题。李达三（John Deeny）观察到当中国读者阅读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和黄哲伦（David Huang）的作品时，普遍会因作家对汉语和中国文化传统不熟悉而失望。此外，如黄秀玲所指出，这些作家因据实披露华人社区被殖民的经历和性别歧视等主题，而被视为“华埠文学洗衣工，将自身文化的污秽内里公之于世”。其作品被视为“中国国耻，甚至是对华人移民的人身攻击”。[24]其实相同的文本可以有大为不同的解读方式，既可被视为华人移民文学里令人难堪的一页，也可被看成大胆、有建树心的挪用，看成美国文学传统之延伸。汤亭亭的小说《猴行者》（Tripmaster Monkey：His Fake Story）主角惠特曼·阿辛同时涉及太平洋两岸的文化传统。这本小说究竟是简化了中国文学传统，还是开阔地拥抱了美国文学传统？或两者皆是？我在《猴行者》刚出版时访问了汤亭亭，她强调自己的美国作家身份，师承美国诗人惠特曼和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然而中国读者却视她为书写华人移民经历的作家。一个文本可以同时既为美国文学又是中国文学吗？当然可以。想象一下常见的视觉幻象。一个图案从一种角度看，仿佛一只酒杯，从另一角度看，则像两人轮廓剪影。尽管图案一样，我们却会以不同框架模式理解它。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亚美文学被置于亚洲或美国的脉络中被解读之时。举例来说，黄秀玲观察到“赵健秀的作品中常有一些看似和中华文化相关的细节，其实并非源自中华文化。光注意这些细节和中华文化关联的表象，反而模糊了作者背后的整体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也彻底曲解了这些细节的意义。一个居住在香港的华人在春节期间对朋友说‘恭喜发财’是一回事，当赵健秀的著名小说《唐老亚》（Donald Duck）的主角少年唐老亚，被迫在患有东方主义恋物癖的老师和一帮准备好嘲笑他的白人同学面前讲‘恭喜发财’，又是另一回事”（33）。文本在跨越国界时其定位也可能随之而变。王智明就提醒我们，“华美文学虽然身处美国社会文化边缘，只是美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但当它横跨太平洋来到中国，却获得主流地位。这些作品的内容被认为应该很‘中国化’，但是书写风格、语言和旨意毋庸置疑的相当‘美国化’”。类似的有趣议题将持续浮现在跨国美国研究和文本之中。
当跨国观点在美国研究中日趋重要，我们渐渐会注意到某些以往被边缘化的人物或文本，他们当初被忽略是因为他们跨越太多界限，难以分类。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出身于德州/墨西哥边界的作家帕雷德斯（Amerigo Paredes）。近年来他凭借出色创新的民间文学和小说，在墨裔美国人研究中，渐被视为经典作家。但是正如沙迪瓦（Ramon Saldivar）在今年将出版的著作《文化边界》（The Borderlands of Culture）中指出，正是帕雷德斯在亚洲担任记者的经历，形塑了他对公民权和归属感的概念。沙迪瓦表示，帕雷德斯在“东亚任职《太平洋星条旗报》记者和在美军驻守日本期间担任军职时发表的文章里”，讨论了日后影响其民间文学和小说创作的概念。随美军常驻日本的经历提供他“丰富的思考场域，让他发展出对文化、语言、族裔、种族、国家结盟相互关系的关照”。沙迪瓦接着说明，帕雷德斯眼见一个国家受到时代——日本人称之为“混乱年代”——的挑战，观察到美国人与日本人以前所未有、无从预测的方式互动。他见证并记录了不同文化间的相遇，这些都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框架，帮助他之后诠释伴随其成长的德/墨边界混合文化的多变性。[25]
沙迪瓦还提到：“帕德雷斯在居住日本期间所写的文章中，都尝试去捕捉战后疲困而又贫穷的日本人的绝望感，以特殊形式描绘他们愤怒、悔恨与新希望交织的情绪。依历史学家道尔（John Dower）的说法，随着战争结束，日本人经历了‘痛苦与死亡出乎意料的结束’，因而感到一种宽慰和喜悦。二次世界大战后接受美国驻军的亚洲会有何种新局面？会发展出怎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语言、媒体、艺术将如何发展？亚洲居民发现自己的家园突然涌进白人来操控他们国家时，有何感想？新时代的日本人会有何种形貌？身处驻日美军之中的帕德雷斯提出了以上问题。”
沙迪瓦的著作也是跨国美国研究的极佳范例。他在书里还试问帕德雷斯“以美国军人、记者和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的身份待在战后日本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他对美墨边界状况的了解”。沙迪瓦提出有力的论证，说明帕德雷斯所记录的日本是一个充满跨国互动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提供他“绝佳的场域去修正、重绘、增进对文化差异本质和战后跨国文化交汇边缘地的扎实了解”，而这将有助于日后他解读自身存在的美墨差异。
沙迪瓦即将出版的新书还指出，从事美国研究时，以另一个半球的观点取代美国中心论会有何乐趣。他在书里提到，帕德雷斯有一次听到一个艺妓“以日文演唱《吉普赛哀歌》（Lamento Gitano）”，一首原先是20世纪中期墨西哥作曲家葛贺维（Maria Grever）所创作的歌曲。[26]这名艺妓，连同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相信这首歌并非日本原创。“为了说服他们，帕德雷斯于是以西班牙语唱出这首歌。……数天后他回到东京，漫步在银座街头，在黑市摊位之间寻找一把吉他……偶然又听到同一首《吉普赛哀歌》的日文词被译为英文，当作美国歌谣销售。”沙迪瓦写道，“文化交流绝非单向通路”；“帕德雷斯点出了在日本开始美国化之时，号称为美国的形式和思维也开始被日本同化”。
另一位很难被归类的跨界人物是石垣绫子，她跨越国界的方向和帕德雷斯正好相反。石垣是一位日本女性主义作家和社运人士，1940年出版回忆录《涛浪不息：我在两个世界中度过的人生》（Restless Wave：My Life in Two Worlds），是日本女性第一部以英文撰写的著作。这本书最近被林怡君（Yi-chun Tricia Lin）和罗宾森（Greg Robinson）重新发掘出版，并附上极具启发性的后记。石垣于1920年代移民美国，在20到30年代将日本文化引介给美国人。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她则介绍美国文化到日本。如果说长期浸融于美国民主思维驱使她曾在早期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当她在美国社会体察到民主理想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后，尤其是美国社会对种族主义的纵容，则激励她与日本同胞分享她对战后美国道德缺陷的强力批判。帕德雷斯和石垣绫子都是跨越国界的作家，他们往来于亚洲和美国之间的经历使他们对世界的关注别具洞见。当美国研究朝国际之路迈进之时，他们的论点值得学术界更多留意。
如果跨越国界的个别作家正日受瞩目，美国法律的跨国影响力也引起关注。举例来说，2005年9月号的《美国季刊》主题是“法律边缘地”，收录了一篇罗斯可拉（Teemu Ruskola）所写的出色论文——《广东不是波士顿：美国帝国主权的创立》（“Canton Is Not Boston：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 Sovereignty”）。作者提醒我们注意所谓的“美国治外法权帝国主义”。[27]美国人认定即便他们身处中国，也不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因此1906年成立了“美国的中国法庭”。在中国，任何被控伤害中国人的美国人“只能由美国法律授权的美国领事或官员”审判。这个法庭的上诉案直接交由旧金山的第九巡回法院处理。再上诉的话，则移送华盛顿特区的最高法院。[28]罗斯可拉披露了美国司法史中被淹没的这一章。“美国的中国法庭”管辖范围于中国领土之内。有一位美国法官将“美国的中国法庭”描述为“美国联邦司法庭系统最大的辖区”。
此外，有时美国法律制度对亚洲社会也会产生难以预期的间接影响。例如米达克-萨兹曼（Danika Medak-Saltzman）调查了美国对国内印第安原住民的立法，特别是1887年创设土地分配制度的《道斯法案》（Dawes Act），可能影响了日本政府对待国内原住民的方式。米达克-萨兹曼的博士论文《殖民者抵达、原住民灭绝：美国印第安原住民政策对日本在爱奴族土地与生活的权利扩张之影响，1854—1912》（Colonial Reaches，Indigenous Erasure：Indian Policy and Uncle Sam's Hand in Japan's “Expansion”into Ainu Lands and Lives，1854—1912）检视了“日本在决定要夺取原住民爱奴族的家园并统治北海道之前，参考过美国做法的假说”。她的论文力图呈现“美国如何将美国的原住民政策，特别是《道斯法案》外销到日本，协助了日本殖民扩张”。[29]
美国的军事行动——无论官兵是否仍在国外驻守——和法律系统对世界各地产生的影响，在跨国观点日受重视的学术圈中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30]当跨国观点被纳入美国研究，比较各国社会运动的研究也因而兴起。例如，栗原凉子比较美国和日本争取投票权的社会运动，与海恩（Laura Hein）比较日本和美国人民要求国家赔偿的运动。跨国观点还提醒我们以比较的途径检视美国过去跨国经验的集体记忆，如何透过祭典、纪念碑和历史叙事被建构。比方说，今年有不少专著探讨美国欲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日裔集中营事件所面临的困境。克里夫（Elena Tajima Creef）在《想象日裔美国：公民权、国家与身体的视觉建构》（Imaging Japanese America：The Visual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Nation，and the Body）里详论了这些困惑。相同的主题出现在斯特肯（Marita Sturken）的论文《缺席的记忆图像：回忆并重演日裔集中营事件》（“Absent Images of Memory：Remembering and Reenacting the Japanese Internment”）之中，这篇论文收录在谷基塔尼（T.Gujitani）、怀特（Geoffrey M.White）和米山（Lisa Yoneyama）合编的《危险的记忆》（Perilous Memories）一书中。《危险的记忆》一书点明了不知如何处理充满痛苦和冲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的国家不止美国一个。美国的困境具体呈现在华盛顿的美国历史博物馆所策划的“安诺拉·盖”（Enola Gay）轰炸机展览（“安诺拉·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和洛杉矶的日裔美国博物馆“美国境内的集中营”展览。[31]至于美日两国究竟谁有资格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这个议题牵涉范围更广，掀起的冲突更不断在两国的历史课堂中上演。日本历史教科书引发的争论从战后延至今天，类似的争议则最近才开始在美国出现。[32]
2005年华盛顿州的一所学校企图粉饰日裔美国集中营历史，并且有一位记者声称日裔美国人被集中拘留是好事一桩，压抑已久的族裔愤懑于是爆发。[33]到底历史教科书、纪念碑和博物馆应该怎么处理伤痛甚至是难堪的过去？[34]也许美国研究转向跨国观点能激发更多比较的观点来检视这些议题，探讨美日两国教科书应如何书写历史，诸如美国对菲律宾实施的帝国主义统治，日本在中国和韩国的军国主义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将12万日裔美国人移置于集中营内，或是日本逼迫韩国女性成为日军的“慰安妇”。比较美、日两个民主国家如何面对过去的恶行，提供赔偿与道歉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太平洋两岸的历史论战。[35]
当跨国观点在美国研究中日趋重要，我们乐见更多研究探讨多元文化交汇如何形塑具有跨国背景的作家、艺术家和跨越各地与国家传统的文化形式。一个文学上的例子是海斯（Ursula Heise）近来对山下凯伦（Karen Tei Yamashita）的研究。山下是一位日裔美国作家，曾在巴西住了将近十年。海斯探究山下的小说如何“创造环绕着美国、拉丁美洲和日本之间迁徙的故事情节，并且运用北美多元文化创作、以拉丁美洲魔幻写实并部分援引了1980年代以后在美、日兴起的科技后现代主义”（127）。[36]另一个例子是韩裔作家车学敬（Theresa Hak Kyung Cha）的小说《听写》（Dictee）引起的相关评论风潮。包括金惠经（Elaine Kim）、姜惠逸（Laura Kang）、小林富久子、李健钟等学者都有助我们了解这个语言多元、跨越国界的文本。《听写》中除了英文之外，还出现了中文、日语、法文、希腊语、拉丁文和韩语字母。据小林所言，这种语言的混杂归因于作者经历了“日本殖民主义、韩国军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干预韩国政治而导致的朝鲜战争和南北韩分裂、她自己随母亲移民夏威夷和加州的被同化过程，还有她在法国求学以及旅居韩国被视为文化他者的经历”（Kobayashi 76-77）。
当跨国研究日显重要，当代视觉艺术里的越界题材也会引起我们更多关注。出现在“身处边缘：当代中国艺术家与西方的相遇”（“On the Edge：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s Encounter the West”）展览中的艺术家便是一例。这个展览2005年春由斯坦福大学视觉艺术中心举办。这一令人惊奇的展览为林似竹（Britta Erickson）策划，展出了包括1980与1990年代参加当代中国“政治普普艺术运动”的艺术家之创作。这些艺术家将“政治意象”与“美国普普艺术概念”融合，并借此解构强大的政治图像。他们受沃荷（Andy Warhol）、里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等人影响，解构“中国文化现状”（22）。“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普普作品就是以视觉形式解构毛泽东”；参与这一展览的艺术家包括余友涵、李山、刘大鸿、张宏图等。林似竹指出，“当代中国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有如西方热爱猫王（Elvis Presley）。这一解构毛泽东的活动正好与毛泽东崇拜风潮同时发生”，并且将毛泽东偶像移下崇拜的高台，揭示他与中国民众之间独特的关系。我们该怎样理解张宏图将毛泽东的肖像画在数个象征美国的辉格麦片纸盒上，并称此作品为“毛泽东万岁”（22）？[37]让国家象征与广告图像皆透过市场行销达成其政、商目标，这一作品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此外，我们又如何解读王光义在“大批判”系列作品中，将可口可乐、佳能、万宝路等著名品牌商标和社会现实主义文艺宣传艺术融合？王光义想向中国和美国的观众表达什么概念？
研究消费文化的美国学者往往将焦点局限在商品对欧、美两地消费者与使用者的意义。但是在“身处边缘”之展览中，中国艺术家邢丹文一系列名为“断裂”的精彩摄影作品，提醒我们注意到商品在废弃状态时的意义。邢丹文注意到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电子垃圾被运到中国乡村，回收这些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废弃电线、手机和电路板成了全村的经济来源。因此他在2002年和2003年拍下堆放在中国乡村的大批电子垃圾。邢丹文于1998年至2000年间在纽约学习摄影，后来回到中国，捕捉这些令人惊异又熟悉、挥之不去的画面，唤起我们注意以美国为首的消费文化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2002年跨界的中国艺术家张洹受纽约惠特尼美术馆所托展演的作品“我的纽约”也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张洹的表演有照片及录影记录。[38]他在身上挂满生牛肉，看似一身肌肉发达的“奥运健美先生”，表现出他肯定纽约居民在“9·11”事件后展现的力量。他以这身装扮行走于曼哈顿街头，一边放生鸽子，结合了力量来展现佛教“借放生而产慈悲”的思维。据张洹自己解释，他的表演反映出一种信念，认为“美国应该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以它强大的力量传递关怀”（Erikson 69）。然而，他大步行走在纽约街头时挂满生牛肉，活像剥去皮肤的身躯，不正点出美国强权的赤裸脆弱？斯坦福大学艺术中心的“身处边缘”、纽约惠特尼美术馆的“美国效应”（“The American Effect”）与其他类似的展览，都显示出视觉艺术家的跨国观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以何等复杂多元的态度回应美国文化与强权。
虽然与“身处边缘”展览中匠心独具的艺术家推出的、能激发出新批判角度之跨国视觉艺术相似，林玉玲2002年发表于《国际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上的一篇重要但同时引起争议的论文，却提醒我们注意跨国视觉文化剥削亚洲女性的倾向。在时尚、音乐、娱乐和广告媒体的推动下，许多女性一味追求不符实际的纤瘦体型，导致厌食症、暴食症、严重饮食失调等危害身体健康的症状。这些失调现象在美国早就不陌生，但直到最近才在亚洲普遍产生。林玉玲指出，“一百位日本女性中就有一位饮食失调，和美国的比例相近。……过度节食的现象在过去五年已散布到不同族裔和阶级的女性之中，包括新加坡、香港、首尔等地。目前也开始盛行于上海、台北、北京等城市和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28）。林玉玲还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亚洲女性和美国女性一样，接受危险且非必要的整形手术，以符合媒体所塑造的白种人体貌。这个现象不只因大规模的西化与现代化而产生，更显示出“隐含夫权思想的视觉文化开始全球化，女人的身体和外表被同化和物化，变得像孩童或流浪儿那样次等、弱势、易受宰制”（28—30）。她还指出，虽然另有多种特定文化因素强加于女性身上、摧残女性健康，但以美国媒体与广告为首的全球视觉意象逐渐成为罪魁祸首。她写道：“在亚裔社群和亚洲国家里，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因过度节食而死；这和西方社会的情形相似。此外，亚洲的女性还必须承受更多的压力，不只要拥有符合理想中美丽的外貌，还被迫服膺破坏其他国家、社群和个人认同的种族歧视规范”（31）。当跨国观点在美国研究中渐具分量，我期许大家能更加了解“全球商品化形象”对女性身体的影响。
在跨国观点渐趋重要的今日，我们乐见针对美国文学在其他不同社会和国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所作的研究。例如，李欧梵指出林纾在1901年将《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译为中文，并将此译本当作警世故事一般呈献给中国读者，警告他们“最近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已移至黄种人身上”（77）。[39]当跨国观点渐渐成为美国研究的中心时，我们也乐见相关研究探索美国文学在美国本土之外如何引起回响，以了解其他地区的文化，同时也更加了解作品本身。石原刚在他最近出版的《马克·吐温在日本》（Mark Twain in Japan）一书中指出，从日本作家佐佐木在1921年翻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所做的变更与删减，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对黑人的歧视。石原指出，“原著中许多重要场景显示黑人吉姆的人性与尊严，但在译本里却遭到删除”（28）。同时佐佐木还误读或误译强调吉姆被迫与孩子别离而感到痛苦的段落。除此之外，佐佐木“漠视马克·吐温对种族歧视和奴隶制度的讽刺与批判”，删改“马克·吐温对南方蓄奴制度下种族主义盛行的详实记叙”，例如“哈克父亲对解放黑奴所发表的著名演说”（27）。石原在佐佐木译本中注意到的这些漏译或误译正好支持历史学家三好将夫对黑人歧视在日本发展的相关研究。三好认为日本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乃来自美国。石原的见解很有意义：他发现佐佐木虽然被誉为“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加开明和民主”（27），但仍与他的同胞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并将之传给下一代读者。石原也讨论了大仏次郎1939年改写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而发表的《花丸小鸟丸》，指出这部小说呈现出日本帝国时代严格的社会阶级和父权思想。在《马克·吐温在日本》的另一章里，石原则点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驻日期间，日本翻译《汤姆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所做的删改，反映出日本社会战后的道德焦虑与困惑（36—88）。[40]
如果说马克·吐温给予日本读者探讨阶级、自由、传统和道德议题的启示，惠特曼则成为著名中国作家郭沫若找到自身道家思想根源的媒介，并且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发展。[41]美国历史名人传记也跨越国界做出了文化上的贡献。黄玉智（K.Scott Wong）在探讨中国流行的乔治·华盛顿之传记时，运用他对中美文化的深刻了解，精辟解析了华盛顿的生平如何被借用来支助中国自1850年代到19世纪末的政治运动。
难波江仁美（Hitome Nabae）研究日本如何对待与翻译詹姆斯（Henry James）的情况时也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她观察到现在的日语词汇有部分源自于日本翻译詹姆斯等人的作品。第一位翻译詹姆斯的日本学者是一位教授兼文评家片上（真）天神（Tenjin[shin]Katagami），他于1909年在《早稻田文学》发表詹姆斯1896年的短篇小说《其来有自》（The Way It Came）的日译文。难波江写道：“当时英文的代名词很难被译为日语，因为日语里没有代名词。当今日语里的代名词事实上就是日本19世纪翻译西方作品时的产物。例如片上视情境和角色性别，将小说中的‘她（she）’译为‘那名女子’，‘那人’或‘那个人’。他明显试图创造一种概念，视女性为发生言语行动的主体。”翻译詹姆斯有助于把“女性视为发生言行之主体”的概念带进日文。难波江利用日本翻译詹姆斯之历史来检视日本看待文本诠释、教学方法和语言内涵观点的转变，同时探究日本学者对西方的认知。换言之，她让我们知道可以透过日本作家、教师和评论家对詹姆斯的理解，来了解20世纪以来的日本（251）。
我们必须探讨：起源于美国的文化形式在输入其他国家后造成何种影响，又如何被接受与重塑。而这样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深刻了解。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拉兹（Aviad Raz）在《黑船起航》（Riding the Black Ship）一书中研究日本如何将迪斯尼乐园“日本化”。（另一个例子是能登路雅子研究东京迪斯尼乐园的畅销著作。我一直想拜读此书，但目前尚无英译本。）乔许（Priya Joshi）最近得奖的著作是研究19世纪英国传入印度的书籍对20世纪印度文学带来的冲击，启发我们从事类似的研究，探讨美国文学在美国境外的流传如何影响其他地区的文化。[42]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像乔许那样系统化的研究来讨论美国文化对印度作家的影响，至少已有一篇触及此议题的论文，作者是海克（Kaiser Haq），他探究美国文学对“孟加拉与印度—盎格鲁诗歌”的影响。美国流行文化的海外传播，美国影视、网路、摇滚与流行乐等形式如何促成其他地区人民重塑他们的某些文化，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兴趣。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已显得太过简略。无法用来解读复杂的文化生产。我前面引述的这些论著便资证明。[43]
当跨国观点渐成美国研究的核心，我们要密切注意从多元视角探讨观光旅游、文化遗产商品化的学术成果，检视其中引起互动与铸成影响的元素。古斯（Christine Guth）在其新著《朗费罗的刺青：旅游业、收藏与日本》（Longfellow's Tattoos：Tourism，Collection and Japan）里探究视觉与物质文化，讨论1860年代与1870年代美国旅游者如何挪用日本商品来彰显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并且提供创新的观点来解读男性气概在美国和日本的建构。毕夏普（Ryan Bishop）和罗宾森（Lillian-Robinson）合著的《夜市：性文化与泰国经济奇迹》（Night Market：Sexual Culture and the Thai Economic Miracle），则探讨了20世纪末泰国的旅游和观光业。此书检视了“当泰国发展出国际性的性观光业，并使其成为泰国经济奇迹的核心时，美国于文化、历史、物质和文本上所扮演的角色”（Bishop，“Consuming States”，279）。另一个例子是有关亚洲游客到美国旅游而非美国旅客游历亚洲。那是最近由矢口祐人和吉原真里共同撰写的论文，讨论日本人的夏威夷旅游。
当跨国观点成为美国研究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学者探讨全球情景下各国的快餐消费，审视烹饪如何成为各种价值观相互协调的场域。[44]具体来说，朴相美（Sangmee Bak）讨论了首尔居民如何透过他们对麦当劳的反应来建立其韩国人的身份认同。古诺（Rudiger Kunow）则检视在美国的印度移民，研究食物在当代文学中的“双层意涵：一方面涉及当地的移民生活，另一方面意指远在他方无法回归的家乡”（173）。黄素卿也探讨了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的《野蛮人来了》（The Barbarians Are Coming）一书中，快餐饮食的流动性和弱势群体之论述。罗瑟特（Wilfried Raussert）和李蕾洁（Rachel Lee）等人研究伍梅（Mei Ng）的小说《赤裸裸吃中国菜》（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中的角色如何透过饮食来处理个人身份的认同。如罗瑟特所言，主角的“烹饪实验和多重文化饮食经验，包括中国快餐、美国华人快餐、犹太快餐、意大利菜、速食面等和她多彩多姿的异/同性恋情互相辉映”，反映出当她努力寻找真正自我、拥抱“对感官逸乐的渴望和对身份认同的渴求”时，必须面对的挑战（194）。
虽然现今美国大部分的美国研究学者都抵制颂扬美国优越地位和民族主义的论述，并且认为相关论述的支持者眼光狭隘，思想愚昧。然而，目前却又有许多学者踌躇自得，他们所执守的学术地方主义，在后人的回顾中可能也会因此而落得愚昧不堪的评价。如果说之前具有民族与国家优越感的学者独尊美国为进步与智慧的象征，今天有许多人也以类似的态度，独尊美国本土学者的研究。如同罗欧（John Carlos Rowe）所言，“我们在诠释国际现象的时候，例如帝国主义、经贸关系、移民问题、离散经历等，仍然依赖美国本土的事例和研究学者”。从上述列举的丰富跨国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独尊美国本土之学术观点在立论上的缺陷；也可以看出，视美国学术界之外的事物为毫无价值的观念之失误。我最喜爱的一句意第绪语格言说道：“在辣根里的虫子自认生活很甜美。”[45]虫子怎么知道何谓甜美？同样道理，如果美国本土学者只在内部对话，他们怎能看清自己研究的题材？我并非以本土论的观点及研究者的出身所在来论断其学术成就。我只是想质疑美国研究学者和其著作在美国研究领域内的优势地位。
举例来说，美国本土之外有很多美国研究论文选集出版。例如2005年在北京出版，由周宝娣主编的《和平与战时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Times of War and Peace）英语论文集，其中有周振的论文《乔治·布什2001年与2005年就职演说之比较》、蔡翠红的《从朝鲜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面对多佛考验的变化》；王世静的《多元语言或单一语言？——回顾美国的语言政策》等精彩论文。[46]阿扎姆（Kousar J.Azam）主编的《再次发现美国新大陆》（Rediscovering America）2011年在新德里出版。其中一篇论文里，阿扎姆以印度的观点讨论美国研究的国际化。其他论文还有卡尔（Prafulla Kar）综观印度的美国研究；沙尔玛（R.S.Sharma）讨论世界哥伦比亚国际博览会的“世界宗教议会”对全球造成的冲击；辛格（Sukhbir Singh）检视印度教对后现代美国小说的影响；西奎埃拉（Issac Siqueira）解读美国橄榄球联盟总决赛的各种仪式，以及小桧山（Rui Kohiyama）研究女性基督徒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在中国、印度和日本设立女子大学的运动。此外，海恩（Laura Hein）和油井大三郎合编的《跨越的记忆：看“9·11”与美国霸权》（Crossed Memories：Perspectives on 9/11 and American Power）于2003年在东京出版，其中有杨玉圣检视毛泽东对美国的评论之论文；矢口祐人讨论日本对珍珠港“亚利桑那战舰纪念馆”的反应。[47]
还有为数不少的美国研究期刊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出版；这是出生在美国本土的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的。2005年研究马克·吐温的重要出版物之一就是当年10月在日本创刊的《马克·吐温研究》（Mark Twain Studies），由毕孝之主编。其中有一篇引人入胜的论文：奈顿（Mark Kninghton）的《“哈克是黑人/少数民族吗？”马克·吐温在亚太地区世界文学中的阅读与教学》[“‘Was Huck Burak（k）u’？Reading and Teaching Twain in Asian Pacific World Literature”]，讨论了大江健三郎如何在其中篇小说《饲养》（Prize Stock）中重铸《哈克历险记》，以探讨日本如何对待 “原住民”——一群以往受到主流社会歧视与隔离的低下阶层。同一期刊还收录了毕孝之的文章，讨论马克·吐温的小说《洋基佬大闹亚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对以越南战争为题材的日本“纪实小说”之影响。[48]另外，研究亚美小说最清晰可读的论述之一是小林富久子所写的《创造亚美空间》（“Producing Asian American Spaces”）。这篇论文2002年发表于《日本美国研究期刊》（Japane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目前美国研究学会之期刊《美国季刊》的网站和美国研究学会“国际交流项目”的网站分别载有一份广泛但尚不完整的国际美国研究期刊目录，包括来自孟加拉、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期刊，许多并附有网站链接。[49]美国研究学会计划在将来发展跨国学术连接，以方便全球美国研究学者取得其研究领域的刊物，包括越来越多在亚洲出版的相关期刊。）
跨国的学术对话与合作是使美国研究更具有跨国观点的关键。我们可以就现有的机制加以改进或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合作机制。现有的体系包括富布莱特奖学金、客座教授或交换学生制、远程教学、美国研究学会国际学术合作辅助基金、美国研究学会国际交流促进计划等。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如富布莱特奖学金一直是美国与国际学者极佳的资源。当大家越来越意识到美国本土以外的地区已有许多美国研究的重要成果，美国本土学者接受富布莱特奖学金出国交流时，应借机聆听并从其他国家的美国研究中学习，而不是因自己刚好来自美国便自诩为美国研究专家。在特定的主题上，其他地区的学者与学生可能比他们知道得更多。获得富布莱特奖来美国的国际学者也已持续由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其重要著作，例如竹谷悦子2003年出版的《美国女性作家与殖民主义论述，1825—1861》（U.S.Women Writers and the Discourses of Colonialism，1825—1861），或是石原刚2005年出版的《马克·吐温在日本》。其他交换学生和教授的体制也促进了学术交流。例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麦其林（Jay Mechling），在戴维斯分校和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开设的专题讨论同步课程“美国与日本的暴力与文化”，运用网络教学科技来授课。身处美日两国的学生还能在电子网络区发表文章，讨论研究心得。我们也尝试其他跨太平洋合作教学的简易模式。我和石原让各自的学生在同一周内阅读相同的文本，然后以电子邮件互传问题并回应。美国研究学会国际学术合作辅助基金创立之目的，也在于增进海内外美国研究计划的沟通和合作。[50]（国际学术合作辅助基金已用来连接美国本土研究计划与澳大利亚、中国、以色列、格鲁吉亚共和国、俄罗斯、西班牙、约旦河西岸等地的研究计划。但除中国之外，目前还未有连接其他亚洲国家的计划。今年新一轮的美国研究学会国际学术合作辅助基金名单即将公布，希望有些基金项目能用以连接美国与其他亚洲地区的研究计划。[51]）
当然，除非我们能彻底改变美国本土学者看待美国研究的态度，否则这些努力的成果可能仍极为有限。除了美国本土学者必须积极面对美国以外的学术成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应调整心态。我们还需要找机会和海外学者面对面互动。研讨会上的意见交换是将来研究合作计划、共同发表作品或开设课程的第一步。说不定某次谈话、通信或面谈有朝一日会开花结果。当我们致力于了解美国研究的跨国文化交汇点时，我们该做到的是心胸开放，等待柯洛妮（Annette Kolodny）所谓“学术研究上的意外之喜”之降临（1）。美国本土学者应该避免在学术上存有帝国野心，一如我们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政治策略。我们不应强加自己的观点于不同意见者身上，应该多听一点，少说一点。美国本土学者应该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与海外学者交流，无论是以文会友或是面谈交流。
我个人很希望这一切能够成真，因为长期以来我的研究一直受益于海外学者和作家。1994年我在美国研究学会的国际会员招待会上与东京大学教授能登路雅子的一番谈话使我的研究计划完全改向。能登那时正在研究美国主题公园和历史景点，她与我分享了六个美国历史景点的故事。这些都是她刚探访过的地点，其中一个是密苏里州的汉尼柏。我向她坦承我从未去过那里，她感到不可置信：“你没有去过汉尼柏？你不是研究马克·吐温吗？”她认为我应该去，她说：“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你‘必须’去。”我后来觉得她是对的，所以我去了那里。我早就知道汉尼柏的经济植基于马克·吐温所带来的旅游业，但直到我听取能登的建议亲自去了一趟，才发现这个城镇是如何“漂白”美国历史并忽视马克·吐温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专著《造访领地》（Lighting out for the Territory）就是这样写成的。书中有几篇重要章节出自我与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谈话。（他在《昭和新闻》专栏文章里对此书的讨论令我非常高兴。）这一专著也得益于我和中国、印度及日本学者的鱼雁往返。[52]亚洲的学者对我的研究工作持续有重大影响。2005年6月我到中国云南大学周宝娣教授所策划的研讨会发表演说，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应该提升国际学术界对马克·吐温《战时祈祷文》的关注。同一周内，我又在日本美国研究学会的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直到那时我才将意识化为行动。在研究学会的招待会上，我和庆应大学的毕孝之教授谈话，之后我们拟定了一个合作计划，并邀请亚洲、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学者共同参与。[53]1999年我赴京都和东京参加研讨会并访问大学，2004年我到首尔和上海，2005年前往昆明、京都、东京、首尔和台北访问。在美国，我也利用学术会议的机会接待来访的亚洲学者，其间不断地与亚洲学者通信或面晤，这使我更加了解美国研究与亚洲文化的交汇之处。本文以及我对美国研究中跨国观点重要性的看法，也来自于这些交流。
甘地受到梭罗的启发，发展出不合作运动。而甘地的思维策略接着又跨越太平洋回到美国激发了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我们再度在亚洲看到了美国典型和平抗议的模式，看到抗议者以自由女神像为象征。这里所谓“美国”的和平抗议现象，其实是跨国流动的产物。同样，美国本身的历史也是跨国流动之产物。
美国一直是各种文化的交汇之处。我们把“美国文化”定义于这些文化交汇之领域，而美国文化跨越美、亚的流动又产生了其他更多的文化交融。撰写此文时，我正在家中。这是一栋坐落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富有日本风格的房屋，是1950年代由一位受到瑞特（Frank Lloyd Wright）启迪的建筑师所设计并建造。而瑞特本人则受到世界哥伦比亚国际博览会及其随后的日本之旅所启发。[54]我希望跨国美国研究之观点有助于我们继续探究美国与亚洲的交汇，挖掘出其中丰富与复杂的内涵。
注释
[1]本章英文名为“Scholarship at the Crossroads of Cultures：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中文版原载于台湾《中外文学》，第35卷第6期，2006年6月，第87—119页；编者在此对原译文做了若干修订。
[2]见www.historyplace.com/unitedstates/revolution/teaparty.htm（May 2005）与www.pbs.org/ktca/liberty/chronicle_boston1774.html。澄田（Stephen Sumida）在美国研究学会年会的会长致词中，提醒我们“波士顿茶党”倒掉的茶叶来自亚洲。详见“Where in the World Is American Studies？”，第333页。
[3]有关Emerson、Thoreau、Alcott与东方宗教和哲学的接触，见www.vcu.edu/engweb/transcendentalism/roots/rootsintro.html（Nov.17，2005）及 west。
[4]见“From the Artist's Studio：Unknown Prints and Drawings by Mary Cassatt”，www.marcrosenfineart.com/pages/cassattpages/cassattexhcat.html（May 6，2005）；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026/is_3_159/ai_71578616（Oct.16，2005）。
[5]见费雪金，From Fact to Fiction。
[6]该曲原为日本军歌，后为音乐剧《天皇万岁》所用。有关《天皇万岁》的介绍，见 6，2005）。
[7]刘戴维（David Palumo-Liu）借其专著书名Asian/American呈现美国“不断在变动”的特质。他选择以斜线（/）而非连字号（-）将“Asian”与“American”两字相连，暗示亚洲与美国虽然是两个地区，彼此却不断在互斥和交融的关系中变化。我选择“Asian Crossroads”为本文题名，也是意图营造类似的开放与流动之感觉。
[8]见Lauter与Fishkin，“American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A Usable Past”。
[9]见Saldivar，Border Matters。
[10]见费雪金在美国研究学会年会的会长致词：“Crossroads of Cultures”。
[11]此领域相关著作包括：（Viet Thanh Nguyen，Race and Resistance：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Asian America）；李磊伟，Imaging the Nation；凌津奇，Narrating Nationalisms；Elena Tajima Creef，Imaging Japanese America：The Visual Constructing of Citizenship，Nation，and the Body；Patricia Chu，Assimilating Asians，以及Moon-Ho Jung最近在《美国季刊》发表的文章 “Outlawing ‘Coolies’：Race，Nation，and Empire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这些著作都延伸了冲広（Gary Okihiro）在Margins and Mainstreams书中的相关评论。
[12]有些相关的研究已经出版，如Laura Hyun-Yi Kang的“Si（gh）ting Asian/American Women as Translational Labor”和Laura Ho，Catherine Powell，Leti Volpp合著的“（Dis）assembling Rights of Women Workers along the Global Assembly Line：Human Rights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等。另可见Andrew Ross编辑的No Sweat：Fashion，Free Trade，and the Rights of Garment Workers。
[13]此作品为马克·吐温于Galaxy分三期连载的 “Goldsmith's Friend Aboard Again”。每期连载之前，马克·吐温都附有以下文字：“注解——以下书信所展现的生活经历均非虚构。华人在美国漂泊的历史不需要以幻想加油添醋，单纯的事实呈现便足矣。”此系列书信于 Louis J.Budd编著的Mark Twain一书中再版，也可见以下网页：www.twainquotes.com/Galaxy/gindex.html。
[14]有关现存美国华人的中文史料，参见麦礼谦，A History Reclaimed。
[15]黄秀玲提到《苦学生》收录在阿英主编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60年出版。
[16]王智明指出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华人留学生文学”也是目前美国研究中还未被探索的部分，这些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亚美关系的另一方面。
[17]除尹晓煌之外，其他学者如陈勇、麦礼谦等都注意到中文书写的美国文学在美国研究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见陈勇，“In Their Own Words”；麦礼谦，“Musings of A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an”。
[18]薛尔和索勒斯编纂的文选都是Longfellow Institute出版的著作。虽然学者们致力于研究其他语言书写的美国文学，但致力于收藏这类作品的公共图书馆却遭到主张“独尊英文”的人士的批评。相关报道参见“Bilingual Material in Libraries Draws Some Criticism”，The New York Times，Sept.5，2005；文中还提到旧金山公共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中文作品。
[19]李健钟还介绍给我韩美小说家Kyung Sook Lee的韩文小说，目前同样无英译本。书名李健钟暂译为On Highway #475。另外，最近一本在美国出版的韩美文学选集Surfacing Sadness：A Centennial of Korean-American Literature，1903—2003，由Yearn Hong Choi和Haeng Ja Kim主编，收录近年以韩语书写之韩美作品英译版。
[20]见John Sederstrom，“Columbia Grad Yan Geling Wins Awards”，Columbia Chronicle Online，www.ccchronicle.com/back/1999_spring/99mar15/news2.html（Sept.30，2005）。另见“Yan Geling — Impact of Life Breakthroughs”，CCTV，May 22，2005；“Annie Wang's Interview with Ms.Yan Geling”，www.chineseculture.net/yangeling.html（Sept.30，2005）。
[21]中文版封面见www.bookswindow.com/Asianbook/BookImages/957081585x.jpg（Sept.30，2005）；英文版封面见
[22]台湾学者何文敬与张琼惠各自于1990年代将徐忠雄的《天堂树》（Homebase）和林玉玲的《月白的脸》（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译为中文。谭恩美的多部作品1990年代也在台湾翻译出版。
[23]冯品佳在其 “The Multicultural and Multiethnic Turn of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in Taiwan”一文中指出，华裔美国文学中文评论在台湾的出版，始自于1994年单德兴与何文敬合编的论文集《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收录了1993年同名研讨会的论文。第二部论文集为何、单合编的《再现政治与华裔美国文学》，于1996年出版。此外，《中外文学》于2001年出版了亚裔美国文学专号。冯品佳还提到，这类文集之外最重要的华美文学中文专论之一，是单德兴2000年出版的《铭刻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化论集》。此外，单德兴还主编了《中外文学》1994年9月号美国华文文学专刊。
[24]有关读者对汤亭亭小说的回应，见黄秀玲 “Whe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Leaves Home”，“Maxine Hong Kingston in a Global Frame”，及Sami Ludwig等。
[25]这里所引述的帕德雷斯与日本之相关资料来自沙迪瓦的新书《文化边界》（Borderlands of Culture）手稿第十章，由作者本人经电子邮件提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混血儿的评论，参见Takeshi Matsuda。
[26]根据沙迪瓦手稿，葛贺维（Maria Grever，1885—1951）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包括Cuando Vuelva a Tu Lado，Jurame，Te Quiero Dijiste，Ya No Me Quieres等。《吉普赛哀歌》被爵士乐手Perez Prado和Stan Getz于1950年代录制为曼波版。
[27]引言来自Ruskola的手稿（2004年9月），“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America’ in the ‘District of China’”，发表于《美国季刊》2005年9月号，Legal Borderlands专刊中。
[28]见Christian Fritz。
[29]相关资料源于我与米达克-萨兹曼的三次个人联系。我们分别于2005年10月5日、7日与10日讨论她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族裔研究系的博士论文。
[30]有关美国驻亚洲军事基地与当地居民关系的研究，包括Ji-Yeon Yuh的Beyond the Shadow of Campton；及Sandra Pollock Sturdevant与Brenda Stolzfus合著的Let the Good Times Roll：Prostitution and the U.S.Military in Asia等。
[31]见Lisa Yoneyama，“For Transformative Knowledge and Postnationalist Public Spheres：The Smithsonian Enola GayControversy”，收录于Fujitami，White和Yoneyama合编的Perilous Memories；及Elena Tajima Creef的 “Museums，Memory and Manzanar：Contesting Our National Japanese American Past Through Politics of Visibility”，收录于Imaging Japanese America。
[32]见Fujitami，White和Yoneyama合编的Perilous Memories，同上。
[33]见Michele Malkin，Eric Muller，及Richard Leiby。
[34]有关公共记忆与纪念碑比较研究，见James Young，The Texture of Memory和At Memory's Edge；及Sanford Levinson，Written in Stone：Public Monuments in Changing Societies。
[35]相关讨论参见Clair Kwon。
[36]亦参见Shu-ching Chen。
[37]这些作品均收录于《On the Edge》展览目录中；“毛主席万岁”为图22，88页。
[38]张洹，“我的纽约#1”，见展览目录封面和第76页，图70；“我的纽约#4”，见68页；作品讨论则参见第66—69页。
[39]林纾在译者序中阐明，他译此书目的在于“警告近亲欧洲白人的中国读者，不该误以为他们会善待奴仆”（Vassals 77）。
[40]另可参见石原刚的博士论文Mark Twain in Japan。
[41]见Ed Folsom和黄贵友。
[42]类似研究计划见毕孝之的论文 “Full Metal Apeche — Shinya Tsukamoto's Tetsuo Diptych”和即将出版的新书Full Metal Apeche。
[43]关于“帝国主义模式”论点之不足，参见Secongcheol Kim，Rob Wilson，Arjun Appadurai，Michael Griffin，Chaude-Jean Bertrand，John Tomlinson等。
[44]Heike Paul在其专著Tasting America中指出，“在饮食行业的背后，烹饪快餐提供了一个文化接触的场域，披露各种族裔的态度与特质，也展现出美国民主思想下各种价值观的协商”（129）。
[45]在此引述的是我父亲常用的版本，我在成长过程中时常听到。
[46]此书是由云南大学举办、美中教育基金共同赞助出版的美国研究研讨会论文集，其中收录了我的演讲稿 “War of Words：American Writers and War”（1-26）。
[47]有些重要的美国研究参考书目是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区出版的，例如德国出版的“Japaner in der Neuen Welt”，堪称研究日裔美国人的参考书目中最丰富的一部。
[48]毕孝之引述Nalai Assko，说Kaiko Takeshi写的一篇重要的散文《进入黑暗的太阳》中，叙事者于 “被战火摧残的越南森林”中无意发现的《洋基佬大闹亚瑟王朝》带来怎样重大的影响：“这个不寻常的发现促使叙事者将马克·吐温的小说视为新帝国主义拓展西方文明努力的一步棋。”毕孝之还写道：“战后重建使日本人同情哈克这个角色，但是越南战争时期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却让我们转而认同《洋基佬大闹亚瑟王朝》的主角汉克·摩根。”
[49]见www.americanquarterly.org/index.php/resources/country/C8（Oct.1，2005），及www.theasa.net。
[50]历年资助名单和申请说明，参见美国研究学会网站www.theasa.net。
[51]美国研究学会国际合作基金赞助各种学术活动，包括书籍、影片与课程资料共享、师生交流、联合学位、共同研究。细节见georgetown.edu/crossroads/American（Nov.13，2005）。
[52]我在写作期间通信的学者包括中国的吴冰和梅仁毅，印度的Prafulla Kar，日本的Makoto Nagawara、Hiroshi Okubo、Hiroyoshi Ichikawa。
[53]我们合编的《战时祈祷文》国际学者论坛将载于下期的Mark Twain Studies。
[54]在此向赞助我1999—2005年间赴亚洲参加研讨会与访问的相关基金会和机构致谢，其中包括富尔布特基金会、日本京都美国研究夏季研讨会、美日友好委员会、立命馆大学、东京美国研究中心、日本美国研究学会、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庆应大学、京都光华女子大学、早稻田大学、关西马克·吐温学会、韩国美国研究学会、韩国大学、韩国英语语文学会、韩国外国语大学、美国中美教育信托基金、复旦大学、云南大学、驻东京、首尔和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