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流浪汉和无赖的冒险事迹为题材的故事成为英语小说的主流：故事的主角是一位高大魁梧的年轻人，他往往品质恶劣，恶作剧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与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49年畅销作品《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A Foundling）中的同名主人公十分相像，他们四处游荡，到处留情，纵情玩乐。这些主人公有的参军入伍，有的自己做生意（通常不是常规的买卖），不过他们差不多都会干些违法的事，甚至和死神擦肩而过。他们在英国四处游走，搞大了几个女仆的肚子，跟当地人喝酒玩乐，最后终于安定下来，过上了体面的日子，就像汤姆·琼斯一样。
若是让18世纪的女性来写这样的故事，就算抛开女性的行为规范不谈，也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女性对自由的生活一无所知（对旅行、危险、商业经营、顽皮淘气和道德上模棱两可的事也是如此），因为和兄弟、丈夫以及父亲相比，她们生活的世界极为封闭。女性不能在乡野间漫无目的地游荡、探险，不能想睡在哪儿就睡在哪儿、想和谁一起就和谁一起，甚至都不能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踏出家门半步。当女性每天都把心思花在穿着打扮和无聊的琐事上，当她们日常说话的对象屈指可数，她们是无法参与到18世纪流行小说创作的现实背景中的，甚至对这种生活一无所知。女性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存在，渺小到几乎无法容忍，而又无力改变，用当时一位女作家的话来说就是“平淡而无趣”：“早上我们醒来，梳洗打扮，然后出门买东西或是拜访朋友，最后毫发无损地回来，接着做和前一天一样的活计或是消遣，而接下来的一天很可能也是如此。”[41]她们还能写出些什么？
对于18世纪的女性来说，有一件事是她们非常清楚的，所有人都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找到一位如意郎君，这是她们人生当中的重中之重，也是自她们出生以来就如影随形的任务。这同样是她们活着的唯一理由，因为如果不嫁得一位如意郎君，女性就永远不能达成完整的女性角色（温顺、逆来顺受、温和的母亲形象与正直的品行）。于是，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少女终日苦恼其追求者会不会邀请她跳舞，会不会向她求婚，而她又该不该接受求婚。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莫兰曾说过，“结了婚的夫妻永不分离，必须一起保持家庭完整”，出于这个原因，女性必须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来探明潜在伴侣的内在品质。[42]他生气的时候会不会变得粗野暴力？他是不是鲁莽冲动？他是个酒鬼吗？他是不是挥霍无度？他有足够的钱财维持自身以及未来家庭的开销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的爱慕之情是否仅仅因为垂涎她的嫁妆？
年轻女性选择如意郎君时，其母亲和朋友可以给些意见。经过宣誓步入婚姻后，年轻女性需要经过百般磨炼才能成为一名好妻子，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能帮上忙，不过若想要了解更为严苛的细节，年轻女性还是要查阅行为指南来获得一些最佳指导。起初无一例外，这些行为指南都是由男性出版的，其目的是向女性灌输适应日趋保守的社会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帮助她们为完成自己的“使命”——成为温柔、善良、讨人喜爱的妻子和母亲——做好准备。当时的社会期待她们成为理想的女性，处理起家庭事务得心应手。为了满足这样的期待，每个体面的家庭至少要有几本行为指南，这一点至关重要。詹姆斯·福代斯（James Fordyce）的《闺范训话》（Sermons to Young Women）和约翰·格雷戈里（John Gregory）的《父亲的赠女遗言》（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都是教育上流社会淑女的畅销行为指南（从其多次再版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还有托马斯·吉斯伯恩（Thomas Gisborne）的《论女性之职责》（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the Female Sex），书中认为“在智力深度和广度上与卓越的男性”相匹敌的女性是自然状态下的生物变异，“没有继续发展的必要”。[43]相反，根据当时的行为指南，一位优秀的女性应该投身于家庭事务和优雅的爱好，同时培养“敏锐的情感”和“主动的善心”这些能吸引（并随后取悦）相称夫君的品质。
想想在寻找如意郎君这件事上，18世纪和19世纪的女性受到了多少条条框框的束缚（书里、家里，还有学校教育中），就会明白当时的女作家不难选择创作主题：爱情，各种各样的爱情——从单方面掠夺性的吸引，到真正的、持久的、令人感到舒适的爱恋。很快，随着女作家的笔触悄悄靠近社会边缘，一种全新的文学传统应运而生。
范妮·伯尼1778年的作品《伊芙琳娜》标志着女性文学的兴起，随后不久，她在1782年和1796年分别出版了《塞西莉亚》（Cecilia）和《卡米拉》（Camilla）。接着，玛丽亚·埃奇沃思于1801年出版了《贝琳达》（Belinda），简·奥斯汀于1811年出版了其挚爱的作品《理智与情感》。这几部小说都以女主人公步入婚姻的历程为主要内容，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两难的选择和情感上的折磨。不过，在小说结尾，一旦女主人公决定让爱慕之情和尊重之意战胜对财富的追求，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但是，这位未婚夫往往已经十分富有。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主人公必须在爱情和赤贫间做出抉择[44]。）她心甘情愿、开开心心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迅速开始享受她所在阶级想象中最美好的生活状态：为人妻。
故事情节相当完美：一位英俊富有的男子突然出现，让女主人公的幻想变成了现实。每个人都有了称心如意的结局，没有哪个美好的灵魂遭受冷遇。善良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耻之徒一无所获。尽管这样的故事就像美妙（却不太可能实现）的幻想，但它还是出现在这些女性的笔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作家在创作这些作品时都是未婚状态。简·奥斯汀、范妮·伯尼和玛丽亚·埃奇沃思可能对浪漫的求爱过程非常了解（毕竟，通过各种行为指南和求爱小说，这些浪漫故事已经深深融入了她们的生活之中），但是除了二手描述外，她们丝毫没有为人妻的实际经验。（简和玛丽亚自始至终都没有。）因此，所有的故事都在婚礼的圣坛上戛然而止，因为这就是女作家认知的极限了。
当然，真实的生活远远比这些珍贵的浪漫事件广阔得多，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哪个女作家比命运多舛、痛苦不堪、承受巨大压力的夏洛特·特纳·史密斯理解得更透彻。夏洛特和所有上流社会的淑女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她一直都知道自己终将告别舒适的童年生活，走进一场利益主导的婚姻。她需要放弃家族在伦敦的住宅和广阔的庄园——比格诺庄园（Bignor Park），这里靠近今天西萨塞克斯郡的南唐斯国家公园。这不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损失，因为夏洛特出生在一个富足兴旺的家庭。但是在夏洛特看来，她的书和手稿才是最珍贵的东西。夏洛特自小就展现出过人的创作天分，其父尼古拉斯·特纳（Nicholas Turner）是一位诗人，他也鼓励夏洛特进行创作。年仅六岁时，她便写出了一组诗歌，并把这一处女作寄给了《女性杂志》（Lady's Magazine），尽管这组诗歌未能发表，但它们足以说明夏洛特超出常人的创作天赋。（想想今天六岁的孩子们，大多刚学会从二十开始倒数。）
夏洛特度过了愉快的少年时期，但很快她就坠入一片混乱之中：母亲死于分娩并发症，这促使父亲尼古拉斯·特纳离开英国，开始了长达数月挥霍无度的饮酒狂欢，耗尽了所有的钱财。在这段时间，夏洛特留在家中，由一位姑妈照顾，因此得以避免目睹父亲的落魄景象。不过父亲返回伦敦后，她还是感受到了父亲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影响。家财散尽后，尼古拉斯·特纳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重新填补自己的腰包。他出售了多处房产，并开始向新未婚妻——切尔西区的一位梅里顿（Meriton）小姐献殷勤，这位富有的小姐名下有两万英镑的财产，但这还是不够偿清他的债务。
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尼古拉斯·特纳回到家后发现，自从他无情地把夏洛特扔在比格诺庄园以来，女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夏洛特已出落成一位美丽动人、体态优雅的姑娘，她求知欲极强，又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恰恰契合父亲所挑选的追求者的要求。很快便有消息传出，尼古拉斯·特纳代其十五岁的女儿接受了本杰明·史密斯（Benjamin Smith）的求婚。史密斯是东印度公司一位联席董事的长子，家境优渥，想来前途一片光明。而夏洛特则要立即与之结婚。
多年以后在一封信中，夏洛特将父亲的这种行为比作组织合法卖淫，不过在那个时代，这种安排并不罕见。[45]当时，很多上流社会的少女未满十三岁时便已经定下婚约，而她们常常与自己的未婚夫毫无相似之处，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他们甚至素未谋面。这样的婚姻自然让新妇沉浸在痛苦和折磨之中，而她们唯一的指望，正如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在其1688年的行为指南《告女忠言》（Advice to a Daughter）中赤裸裸地指出，就是接受“你的性别劣势”[46]。因此，女性有时会尽可能推迟结婚时间，甚至选择终身不婚以避免成为豪门之间交易的筹码。[47]但是，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根本没有拒绝这种命运安排的自由。由于没有谋生的技能，女性只能任凭掌管钱财之人摆布：她们的父亲、兄弟，最后是她们的丈夫。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是彻底躲开为人妻命运的少数幸运儿之一，她曾向公众讨过说法：“假使婚姻真是一种愉悦的生活状态，那你说说，为什么幸福的婚姻少之又少？”[48]
夏洛特没有自己的收入，因此如果想要远离专制的父亲和他新婚的妻子，勉强过上像样的生活，她就必须嫁人。因此，在为这场包办婚姻做准备时[如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所描述，“每日都在为走向地狱做准备”[49]]，夏洛特疏通了和未来公公的关系，并竭尽全力让这场身份转变舒服些。就在夏洛特做出这些努力之时，她对自己所面临的真实情况毫不知情：二十三岁的本杰明·史密斯曾承诺接管家族事业，而实际上他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并且已经开始沉迷于酒精。她也不知道本杰明已有不少私生子，对他堆积如山的赌债更是一无所知。
在新婚的前几个月里，夏洛特确实非常快乐。[50]她沉浸在年少的纵欲生活中，对宽敞的公寓也非常满意。夏洛特和许多任性的少妇一样，也觉得婆婆非常讨厌，她还在一封信中向一位朋友发泄了自己的不满。这封大胆无礼的信件也是夏洛特为人所知的最早的文字：
我几乎每天都和这个病恹恹的老女人待在一起，但我一点儿也不受她待见。有人告诉过她我没受到过什么教育（家务训练）——我恐怕确实如此——她问了我一些问题，老实说，我确实不怎么答得上来。她说，没有女人比巴巴多斯（Barbados）的小姐们（的女佣）有资格做家族的女主人。她总是拿她们娴熟的家务技巧跟我的无知做比较，并且不幸的是，我所涉猎的内容在她那里没有半点优势……我一点都没觉得她们有什么优秀品质值得我羡慕。[51]
比起对家务一窍不通的夏洛特，女佣娴熟的家务技巧得到了婆婆的赞赏，这让夏洛特愤懑不已。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抱怨渐渐成为她最不值一提的烦心事。新婚的热情消散后，夏洛特发现本杰明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做任何事，而且每每感到焦躁或无聊，他就会表现出愠怒的小孩脾性。除此以外，他还是个懒惰之人，和工作相关的事一件也办不好，在财务方面也是粗枝大叶。
尽管本杰明比夏洛特年长八岁，但很快夏洛特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远远比丈夫成熟。孤立无援之感慢慢将她吞没，她渐渐明白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的严重性：
没有什么苦难能比得上我所遭受的一切；我的思想越开阔，就越清楚地意识到我所受到的奴役；我的理解越深刻透彻，与这个注定要共度一生之人就越疏离；在新获得的洞察力烛照之下我越来越真切地看出，我无意中跳进的这个深渊多么恐怖。[52]
还有孩子的事。结婚后没几个月，夏洛特就怀孕了，随后生下一个儿子——这再正常不过了。接着，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没多久，她又怀孕了，接着再次怀孕，此后五度怀孕——到二十五岁时，夏洛特已生下了八个孩子。夏洛特的第一个孩子因病夭折，后来她又先后生下本杰明、威廉（William）、夏洛特·玛丽（Charlotte Mary）、布雷思韦特（Braithwaite）、尼古拉斯（Nicholas）、查尔斯（Charles）和安娜·奥古斯塔（Anna Augusta）。（在那个时代，平均每位英国妇女一生会生下六到七个孩子——其中至少有一个未到成年便已夭折——不过许多女性生子的数量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甚至三倍之多。）夏洛特整日被孩子纠缠，苦恼不已，繁重的责任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心中慢慢酝酿出一股愤恨之意，这种情绪最终让她采取了行动。[53]
不过，当时她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就是接二连三的怀孕和分娩。简·奥斯汀向姐姐讲述女性生产时，曾提到一位女性一直“处在麻烦之中”[54]——先后分娩十三次；还有一位迪兹夫人（Mrs.Deeds）一生中总共生养了十九个孩子。对于可怜的迪兹夫人，奥斯汀给出的建议很简单——“分房睡”[55]，在那个没有生育控制的时代，这个办法非常明智。但是，鉴于衡量一场婚姻（不管是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生育子女的数量，顺理成章地，女性一生中将有一半的时间处于怀孕状态。怀孕和恢复（九个月的怀孕期加上一整月必不可少的卧床休息）这种无休止的循环几乎成了年复一年的常态。[56]
在夏洛特的故事中，到1775年时，他们在伦敦的公寓已经无法容纳快速扩大的家庭。因此，一家人搬到汉普郡（Hampshire）一个名叫利斯农场（Lys Farm）的乡间小院，这让夏洛特兴奋不已。她和孩子们可以漫步田间地头，畅游水塘之中，而且现在夏洛特还有了一个花园。但是，本杰明对利斯农场风风火火的改建，按照玛丽·海斯（Mary Hays）在《英国公众人物》（British Public Characters）中的说法，“受到欲望而非理智的支配”[57]。土地买下来了；一无用处的改造完成了；珍贵花草买来也种下了；债台也筑起来了——就在这时夏洛特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
移居汉普郡一年后，女儿露西出生，随后夏洛特又生下儿子莱昂内尔。莱昂内尔是夏洛特生下的第十胎，此后五年内她都未曾受孕。这五年的断层可能是因为夏洛特年龄渐长导致受孕困难，但这也极有可能说明夏洛特对丈夫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在两人这段共居生活中，本杰明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火暴脾气也愈发肆无忌惮。他对夏洛特施以暴力，对她拳打脚踢。1804年，夏洛特曾向埃格雷蒙特伯爵（the Earl of Egremont）诉说自己的一次遭遇：本杰明“无端发怒”[58]，甚至把一大块硬面包砸在她头上。
尽管如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夏洛特仍然担负起了妻子的责任。1783年12月，本杰明最终没能逃过警察上门追债的命运，刚刚产下第十一个孩子哈丽雅特的夏洛特陪伴他来到伦敦萨瑟克区（Southwark）臭名昭著的王座法庭监狱（King's Bench Prison）。没有人能说清楚夏洛特为何要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丈夫要求她同行；或许是因为骄傲如她，不愿在这个最合适的时机抛弃本杰明；又或许是因为怜悯与担心交织在一起，让她不忍离开。[59]每场婚姻的内情都很难为外人所知，但是考虑到两人摩擦不断的过往，而且夏洛特也有充分的理由不必陪在本杰明身边——孩子们还寄养在弟弟的比格诺庄园中（父亲尼古拉斯·特纳去世后，其弟继承了此处房产）——夏洛特和本杰明之间的故事着实令人费解。不管怎样，出于某种原因，夏洛特还是来到王座法庭监狱和本杰明一起度过了这段寒冬岁月。
王座法庭监狱和当时的大多数监狱一样，里面污秽不堪，暴乱和打斗的声音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耳际。后来，夏洛特在小说《艾思林达；又名湖边隐士》（Ethelinde，or the Reduse of the Lake）中写到“监狱看守凶狠严厉的脸”常常入梦[60]，让她心神不宁。她躺在床上，万念俱灰，沉郁的重量一股脑儿全压在心头，这幅场景想想就让人心痛。孩子们，包括刚刚出生的哈丽雅特，都不在她身边，而春天的时候，她又一次怀孕了（庆幸的是，这是最后一次）。丈夫一点用处也没有；所有的钱财都已散尽。尽管夏洛特心生悲哀，或者说因为她心生悲哀，她在监狱的这段日子成了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身陷囹圄为夏洛特提供了正式从事创作的动力。
对于这位聪慧过人、胸怀抱负的女作家来说，离开王座法庭监狱重获自由的方法非常明确：她要开始写作，写出足够支付债务的好作品，而且她现在就要开始写。[61]于是，夏洛特在散发着恶臭的黑暗中开始了写作。1784年6月，仅在本杰明被捕六个月后，夏洛特就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诗集。
《哀挽十四行诗及其他随笔》（Elegiac Sonnets，and Other Essays）所代表的杰出成就不言而喻。一位毫无名气的女性，一位地址还写着王座法庭监狱的女性，竟然初试牛刀便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这着实令人惊奇，但夏洛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部诗集，难道不更让人吃惊吗？甚至现代人，了解了这部作品背后难以置信的着眼点和动机后，也会惊讶不已。夏洛特也很勇敢，她选择以真实姓名出版作品，不过为了掩盖自己当时的状况，她没有使用当下的地址，而是小心翼翼地在名字后面加上了儿时旧居的地址。这本新书的作者栏上印着“夏洛特·史密斯于萨塞克斯郡比格诺庄园”。当时，经济丑闻几乎等同于社会形象的坍塌，所以夏洛特需要暂时保守秘密，不让公众知道自己的现状，但是她内心深处的痛苦终得以释放：
银弓女王！——借着你的灰白之光，
我孤身沉思，欣喜游荡，
看着你的影子在溪流中荡漾，
或盯着浮云在你身旁徜徉。
我凝视你温和静谧的光芒
照温柔平静于我烦扰的心房；
我常想——夜空中皎洁的行星，
在你那里，可怜人可能已安息：
尘世间的受难者，因死解脱，
也会去到你仁慈的怀里；
还有悲伤又绝望的孩子
在这里，忘却，痛苦的记忆。
哦！我很快就会来到你这祥和之地，
疲惫的旅人——在这艰难的世界里！[62]
诗歌语言中流露的疼痛以及诗歌的浪漫情感，正是当时流行的文学风格，因此这本诗集大获成功实属意料之中。实际上，《哀挽十四行诗》出版后立刻大受欢迎，当年便加印，这部作品的收入也让夏洛特有能力支付本杰明欠下的债务，本杰明在接受判决仅七个月后就出狱了。夏洛特如释重负，她坐着马车奔向比格诺庄园，那里孩子们正等待着她，马车一路欢快地颠簸着，她写下了“夏日清晨轻柔纯净的空气，呼吸着带着露水的青草香”，这和过去七个月里“悲惨、罪恶甚至恐怖的场景”简直是天壤之别。眼前的一切让夏洛特应接不暇：
故乡的山终于又出现在我眼前。我又一次看见了那片我度过人生最美好时光的田野，某块田间铺满了散发着清香的草皮，置身其中，我欣喜地看到了那群阔别已久的挚爱之人，他们的命运始终是我不变的牵挂……历经千辛万苦后，我开始期盼，或许我可以安享生活，或者至少能在不幸的遭遇中稍事休息。[63]
遗憾的是，夏洛特获得的也仅是短暂的平静。她出书获得的收入足以支付本杰明欠下的大部分债务，让他离开监狱，却不能偿清所有债务，而且本杰明出狱后继续无所忌惮地挥霍，仅仅几个月之后，律师要求再次逮捕本杰明。这一次，本杰明用尽了所有的资源，托遍了各种关系，最终还是未能保住在英国的合法居住权，只得去法国寻求庇护。此时夏洛特还怀着身孕（第十二胎），她心中苦闷，愤恨不平，手指因长时间写作而酸痛，又有一大群不依不饶的追债人让她焦头烂额。为了挨过这段痛苦的日子，她带着孩子们来到法国。到法国后，事态更是每况愈下。
在夏洛特和孩子们出发之前，本杰明只身前往法国为一家人寻找容身之处，而他找到的地方却是一处破败不堪的庄园——经由一个在赌场刚认识没多久的牌友介绍[64]。这座颓败的庄园坐落在鲁昂和迪耶普之间道路旁的一片荒地上，由内而外散发着腐败的气息。本杰明甚至没想到要为妻子和孩子们预留出空间。经过劳顿的旅程，再加上晕船几乎要了她的性命，夏洛特抵达法国时已是精疲力竭，紧接着她发现自己和几个孩子竟然没有床铺和被褥，许多窗户甚至连玻璃都没有。这年恰逢这一地区最为寒冷的严冬，木材和食物供应严重短缺，更何况离庄园最近的市场远在十二英里之外。
夏洛特最终被逼到崩溃的边缘，这样的结果毫不意外（尽管在我们看来可能还出现得晚了些）。她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也成了每位谎话连篇、行为不端的丈夫梦寐以求的好妻子，而如今她却让孩子们陷入如此困难的境地。夏洛特所做的一切对于本杰明·史密斯来说似乎一点也不重要，哪怕她曾与他共守铁窗。本杰明依旧不停地挥霍，不停地赌博，也不停地陷入麻烦之中（现在他的罪状里又多了一条挪用公款）。两人的婚姻简直是一场闹剧，此时夏洛特骨子里的骄傲已经不允许她再蒙受任何屈辱，即使结束这一切意味着将所有的社会期待抛于脑后。尽管两年多以后，在1787年，两人之间的纠葛才尘埃落定，但此时此刻，夏洛特就已经明白，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65]
尽管本杰明脾气暴躁，对婚姻不忠，也未尽到父亲的责任，但让人沮丧的是，夏洛特能够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非常有限。唯一合法的离婚方式须经过提请教会法庭以及通过议会私人法案两大程序，而且在1700年至1857年间，这种离婚途径花费高昂，仅有三百人曾以这种方式要求离婚（这些人几乎全是男性）。[66]而另一种方式则是抛弃丈夫，谋杀丈夫，或者等待他自然死亡——这似乎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夏洛特选择了抛弃本杰明。1785年春天，夏洛特带着孩子们回到英国，把本杰明一人扔在法国。当时《泰晤士报》正大肆报道另一起离婚案的种种细节，在夏洛特做出这一重大人生抉择之时，这起案件引起了她（实际上还有整个英国公众）的极大关注。
1777年，故事的女主人公玛丽·埃莉诺·鲍斯（Mary Eleanor Bowes）嫁给了一位名叫安德鲁·鲁滨逊·斯托尼（Andrew Robinson Stoney）的英俊男子。斯托尼风度翩翩，自称上尉军衔，但玛丽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斯托尼只是一个小小的中尉，他还暗中写了一些诽谤玛丽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然后明面上和报刊编辑舌战，以博得玛丽的欢心。斯托尼发现自己行迹败露后，把玛丽囚禁在她家中，对她实施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斯托尼对玛丽脚踢、鞭打、掌掴；用火烧她的头发和脸；强暴她和家里的用人；当着她的面和妓女们鬼混；无数次威胁要她的命。但是，尽管斯托尼残暴的行为罄竹难书，玛丽仍然需要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从这段婚姻中解脱。仅仅是让法庭受理此案件，玛丽就需要找到目击证人（自己的仆人和雇来的帮佣，他们和玛丽一样遭到拘禁）证实所发生的一切。最后，一位律师同意无偿代理她的案件，玛丽才得以向法庭起诉斯托尼。
法庭对玛丽一方表示支持后，斯托尼又提出上诉。随后一天中午，斯托尼将玛丽从伦敦一条街上掠走，用枪指着她，对她进行恫吓，还不给她饭吃，一个多星期以后玛丽才被解救出来。不过，在斯托尼随后提出的两次上诉中，玛丽还是占据了上风（斯托尼一共提出了三次上诉，在其罪行昭昭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法庭竟然同意接受其上诉），最终，法庭判处两人离婚。玛丽的财产和孩子悉数归还与她，斯托尼被关进监狱（他在监狱里和另一个可怜的情妇又生了五个孩子）。
玛丽·埃莉诺·鲍斯的经历让夏洛特心中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但是因为没钱请律师，夏洛特明白抛弃本杰明是她唯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意味着她要放弃自己的写作所得、嫁妆以及所有的财产权利。即便如此，夏洛特还是愿意付出高昂代价以结束目前的生活。因此，尽管需要面对社会和经济上的后果，夏洛特还是在结婚二十余年后抛弃了本杰明。显然这是一种反简·奥斯汀的行事方式（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生活”，也没有美妙的幻想），这种行事方式自然催生了与简·奥斯汀风格不同的作品。
夏洛特在法国时百般无聊，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她曾翻译过两本书：小说《曼侬·莱斯科》（Manon Lescaut）和法庭判例合集《著名趣味案件》（Les causes célèbres et intéressantes）。对于这样的消遣，夏洛特非常感激：“在如此庞大的家庭中，受到打扰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可能没有足够的精力专注于自己的创作；而翻译别人的作品让我感到愉悦，又不至于觉得乏累，而且至少我是在做事情。”[67]但是回到伦敦后，夏洛特就意识到译作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一位刚刚恢复单身的女性养活自己和孩子。她若想以写作谋生——如果范妮·伯尼以及同时代的伊丽莎白·布洛尔（Elizabeth Blower）和伊莱扎·布罗姆利（Eliza Bromley）的成功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就必须创作小说。[68]
于是夏洛特立刻坐下创作了一本小说，这完全符合她的性格。这本小说写于夏洛特离开本杰明短短几个月之后，因而饱含一位女斗士非凡的勇气和犀利的风格。1788年，夏洛特以真名出版小说《古堡孤女埃米琳》（Emmeline，the Orphan of the Castle）。在书中，她严厉谴责了自己恣意妄为的前夫。小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一版发行一千五百册，半年内便被抢购一空。当时，夏洛特的出版商托马斯·卡德尔（九年后，其继任者儿子小托马斯·卡德尔拒绝了简·奥斯汀之父为简出版作品的请求，而这部作品后经简·奥斯汀修改，成为今日的《傲慢与偏见》）非常看好这本书，于是在原定稿酬基础上加价，以200几尼[69]的价格买下了《埃米琳》的手稿。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也对这本书赞不绝口，称之为“欢快的基调中融合着幽默，悲楚中蕴含着辛辣讽刺”。他坦言，书中的人物颇合自己心意，他们是“虚构故事创作的最高峰”[70]。
尽管《埃米琳》享有如此盛誉，但它与当时市场上的其他女性社会小说有很大不同，原因在于夏洛特跟其他女性也很不一样。她在政治和女权主义方面观点激进，也不避讳在作品中重现人们熟悉的场景，借此表达自己异乎传统的看法。比如，《埃米琳》中女主人公遭到绑架一事模仿了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作品《克拉丽莎》（Clarissa，塞缪尔将其包装成了行为小说）中的情景。不过，夏洛特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像克拉丽莎一样成为悲惨的受害者。相反，埃米琳成功说服了绑架者将自己释放，这一举动也反映了夏洛特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摒弃。[71]此外，夏洛特作品中的人物和《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也大不相同，她们并非自始至终都天真无邪、美丽动人，她们的命运也没有极端两极分化。同时，由于这些人物出自一位快被孩子累垮的女性笔下，她们的日常生活常常离不开养育子女这样的枯燥内容。虽然简·奥斯汀和夏洛特写作风格截然不同，但简却非常喜爱夏洛特的作品。简·奥斯汀曾在其少年作品中两度提到《埃米琳》（在简同时代的女作家中仅夏洛特一位）：第一次是在《英格兰历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中，第二次则是在其未完成的作品《凯瑟琳；又名凉亭》（Catharine，or the Bower）中。
小说同名女主人公埃米琳身世可疑，她生活在一座孤零零的古堡中，仅有一位管家相伴，如此度过了与世隔绝的少年时代。尽管埃米琳身世成谜，生活孤寂，她还是引起了堂弟德拉米尔的爱慕之情。德拉米尔“自襁褓时代起就习惯了无尽溺爱的滋味，他从未设想过自己会体味不到实现愿望的快意，如果愿望落空，他的暴脾气立刻就上来了，他可从没被教过克制这回事儿”[72]。
埃米琳根本没准备嫁给这个被宠坏了的花花公子，也没准备嫁给其他人。“我有自己的思想，”她说道，“在可以通过诚实劳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我的思想从不退缩，这比那种男人……能带给我的好处强太多了！”[73]因此，随着德拉米尔对埃米琳越来越虎视眈眈，埃米琳逃到了更友善的地方，处于好友斯塔福德夫人的保护之下。斯塔福德夫人完全是作者夏洛特的翻版，这一点恐怕只有最愚钝的批评家才看不出来。她的经历与夏洛特如出一辙。在书中夏洛特赤裸裸地再现了私人生活细节，尽管这种行为非常大胆（随后她也为自己直率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对于后人来说，这种揭露却是令人欣喜的，因为在这一时刻，夏洛特毫不掩饰地展现了自己的内心活动。
我们看到的斯塔福德夫人是一位忙碌的母亲，碰巧又是一位受过教育、有涵养的优雅女性。她的丈夫呢？斯塔福德先生是个虚伪的人：暴躁易怒、出言不逊又笨手笨脚；还“总是鼓捣些疯狂的计划”[74]。他和本杰明·史密斯一样，把大笔钱都花在了没有价值的琐事上：
斯塔福德先生也是个不幸之人，做生意需要的毅力和恒心他一样也没有，也别提追求高雅爱好的品位和天赋了。他总是在肤浅的小事和幼稚的消遣中寻求安慰，以解生活的烦闷。尽管他很早就步入婚姻，尽管他是一个大家庭的男性家长，斯塔福德先生却把本该投在家庭上的时间和金钱花在了收集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上。[75]
斯塔福德先生身上的弱点让他迷上了不少低俗的消遣活动，“恶习让妻子不得片刻安宁，诡计给家产带来了毁灭性破坏”[76]。而多年来，斯塔福德夫人一直默默忍受这一切。她不仅常常陷入忧郁之中，还时常“哀伤地望着（她的孩子们），直到两行泪沿着脸颊流下”[77]，这些表现清楚地说明，为人母的责任让斯塔福德夫人身心俱疲。她瘦小羸弱，又不知所措，总是试图期待美好的事物，却往往不能得偿所愿。她向埃米琳讲述了自己愁云惨雾般的经历：
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总是在想象以后要遭受的不幸，心中怨恨难平，因此浪费了许多本该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尽管大多数预感都不幸应验了，但在遍布荆棘的人生道路上，这些预感却从来没让我少受半点伤害。[78]
小说的副线中还有一个人物阿德利娜，这位放荡的姑娘因为和一个年轻人厮混而怀孕。写到这里，换作简·奥斯汀就会迅速略过，毕竟这是不体面的话题，她可能会把话题转移到新闻上，就像在《理智与情感》中，詹宁斯太太提到女儿产期临近时那样[79]，而夏洛特·特纳·史密斯则表现得相当勇敢。她以这个有污点、不洁身自好的人物为线索编织小说的次要情节，甚至还让这个堕落的女人成为埃米琳的朋友乃至知己。后来，埃米琳发现了自己清白的身世：原来她已故的父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因此她得到了家族的遗产，并和自己的真爱结婚。阿德利娜的运气更是好得不可思议：她最终和私生子的亲生父亲结婚（这一情节可以解读为一种讥讽，它赤裸裸地讽刺了关于女性合法地位的悲哀事实，即这种合法地位只能通过婚姻取得）。
读者们震惊了，“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这样的小说结局在18世纪的英国几乎闻所未闻。像阿德利娜这样的小说人物竟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读者纷纷表示不可思议。夏洛特·特纳·史密斯非凡的勇气也让他们目瞪口呆，不过尽管如此，读者们还是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埃米琳》，推动图书销量不断攀登高峰。与此同时产生的是源源不断的收入，夏洛特知道自己找到了一条合适的道路。次年，夏洛特出版了《艾思林达；又名湖边隐士》，随后又出版了《塞莱斯蒂娜》（Celestina），这本书供不应求，很快发行了第二版，250多英镑收入进了夏洛特的口袋（按今天的货币价值算，高达24000多英镑）。《哀挽十四行诗》自首次出版以来畅销不衰，先后再版四次，1789年，就在《埃米琳》出版后不久，《哀挽十四行诗》又发行了第五版，仅在当年就给夏洛特带来了180英镑收入。这笔收入是夏洛特的诗歌作品为她创造的最为丰厚的收益。[80]
1791年，夏洛特和孩子们搬到布莱顿，一来可能是为了寻找更便宜的住处，二来也是想结识“有趣的同好”。[81]当时这个南部海滨小镇刚刚建成一座奢华的皇家宫殿——英皇阁（the Royal Pavilion），因此吸引了众多时尚的社交名流以及他们的食客随从。威尔士亲王（后来的乔治四世）也常常来此与一位女子幽会，这位女子名叫玛丽亚·菲茨赫伯特（Maria Fitzherbert），后来成为其同居伴侣。（四年后，威尔士亲王将奉旨迎娶他人，那自然是一段彻底失败的婚姻。）此时，四十二岁的夏洛特·特纳·史密斯已小有名气，她一头扎进布莱顿自由的环境之中，政治、哲学以及咖啡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知性主义都是她的兴趣所在。
这些活动的乐趣一定让夏洛特难以抗拒。她的身边全是同好（甚至是激进分子），她也终于可以自由地阐述自己先进的观点，反对现行的社会体制。夏洛特历经种种折磨和压迫，而英国政府却始终维护男权社会体制，使她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夏洛特逐渐从心底产生了对英国政府的厌恶之情。英国的体制没能给她一纸离婚判决，所以本杰明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把夏洛特的财产占为己有。这个体制也不能顺畅地处理公公的遗产——甚至在当时，夏洛特的公公去世十五年之后，他留给夏洛特及其孩子的财产还卡在烦琐的程序中，最终达成协议时竟已耗时三十六年之久。[狄更斯《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詹狄士告詹狄士（Jarndyce and Jarndyce）——一个“法庭上旷日持久、希望渺茫”的诉讼案件，与夏洛特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因此许多学者指出，夏洛特的经历是《荒凉山庄》中故事的直接灵感来源。[82]]
夏洛特对英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忍无可忍，这时机缘巧合——适逢巴士底狱发生暴乱，贵族纷纷逃离法国，人们对于自由的热情日益高涨，汇集成了革命的力量。与此同时，这种对自由的热情也像野火一般在整个欧洲大陆蔓延开来。夏洛特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兴趣，很快她便“受到了感染”。就像妹妹凯瑟琳·安·多塞特（Catherine Ann Dorset，一位童书作家）后来所说的那样，夏洛特在布莱顿期间与“一些法国大革命激进倡导者”的交流，充实了她的头脑和想法。[83]因此，1791年，夏洛特动身前往法国，准备亲眼见证法国的事态发展。彼时，海伦·玛丽亚·威廉斯（参见第二章）、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威廉·华兹华斯以及许多作家已经身在法国。尽管有关夏洛特此行的记录很少，不过可以推测这趟法国之旅收获颇丰：夏洛特回国后，立刻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和热情创作了一部新小说，明显是受到了巴黎革命力量的深深鼓舞。
《德斯蒙德》（Desmond）于1792年出版，故事的女主角叫杰拉尔丁·弗尼，她和斯塔福德太太一样，和一个不般配的男人拴在了一起。在这个故事中，杰拉尔丁的丈夫是一个表面风光的保守派人士，他有厌女情结，认为女性“毫无用处，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84]故事的主要情节与法国大革命的发展交织在一起，杰拉尔丁和丈夫的斗争就如同法国人民与君主制度的斗争：他们都是战争的囚犯。奴隶制度、妇女权利、不平等以及政治代表问题都是小说讨论的主题，因此这本书堪称夏洛特女权主义色彩最浓重、煽动性最强的作品。夏洛特引以为傲的吉伦特派观点集中体现在小说的序言中，这篇序言语言辛辣，极富煽动性，以至于在1800年之后的版本中，出版商都将此段删去了：
本书中出现的政治性片段，大多数都来自过去十二个月间我在英国和法国的见闻，当时我正在这两个国家从事写作，两国（尤其是后者）的政治形势成了双方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我借书中虚构人物之口表达的观点，均是我亲耳所闻的两方的看法。如果其中支持某一方的观点明显占据上风，并不是因为我在陈述上有失偏颇，而是因为事实和理性具有压倒性的力量，这是无法改变或掩饰的。[85]
《德斯蒙德》并非一家之言，而是准确的记述——至少夏洛特认为是这样。不过，在一本本来就存在两派对立的书中，夏洛特以如此自信的语言开场，注定让她自此与一些朋友分道扬镳。托马斯·洛（Thomas Lowe）是夏洛特在布莱顿的一位好友的丈夫，他知道夏洛特的观点后，不愿再与她同处一室。[86]而夏洛特的妹妹凯瑟琳却把这种傲慢的反应归结为嫉妒——她写到“一大群女文士齐刷刷地反对她”，因为这种大胆直白的语言让她们感到难堪，“嫉妒产生的恶意驱使她们与夏洛特针锋相对！”[87]《德斯蒙德》中初现的政治热情也让夏洛特丧失了大批忠实读者。即便如此，一个人放下了这本书，又有另一个人捡起阅读，因为《德斯蒙德》是为新型读者而创作的，他们不仅追求小说的娱乐价值，也看重其中的社会评论内容。
《德斯蒙德》清新脱俗、不落窠臼，同样吸引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海伦·玛丽亚·威廉斯等女性激进派的注意。当时这些女性也在创作自己的政治性作品。《德斯蒙德》的成功让夏洛特进一步融入变革家的圈子，这对她来说非常幸运。甚至在1792年11月，为法国军队祈祷鼓劲的一篇祝酒词也曾向夏洛特致意：“（为）大不列颠的女性干杯，尤其是那些在作品中支持法国大革命的杰出女性，为史密斯夫人以及海伦·玛丽亚·威廉斯小姐干杯！”[88][这两位女作家在法国相识并成为朋友，其中可能是通过两人的共同好友威廉·海利（William Hayley）牵线搭桥。[89]]
广泛的关注预示着重大变革的到来。小说正成为传播新思潮的媒介，它可以不再是不值一提的消遣读物，仅仅是为了诉说空无一物的相思之情。尽管远在数十年之后，女性才无须为创作小说抱有歉意，简·奥斯汀也无须为全家人辩白，称一家人都是“狂热的小说读者，而且不为此感到羞愧”[90]，但在当时，《德斯蒙德》已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它证明了女作家可以拥有更高的文学追求，涉猎除觅得良婿之外的话题，创作出富有女性特色、观点犀利、充满智慧的文学作品。再后来，乔治·艾略特和哈丽雅特·马蒂笔耕不辍，努力拓展“女性”小说的边界，力图摆脱其低俗的传统，不过夏洛特早已先人一步。《德斯蒙德》及下一部作品《老宅》（The Old Manor House）绝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故事，而是为那些有见地或者希望有见地之人创作的。
政治丰富了夏洛特的创作题材，但是她对自由的热情却没有持续下去。1792年8月，大批愤怒的人袭击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拘禁了皇室成员。成百上千人在袭击中丧生，朗巴尔王妃（Princesse de Lamballe）甚至被当众肢解。几周之后，又有约一千四百人遭到屠杀，这场杀戮后来被称作“九月屠杀”。当这些杀戮的新闻经由法国的自由之歌传播开来时，夏洛特在厌恶和反感中收敛了自己的激进思想。血腥的恐怖统治让她脑袋发蒙，更糟糕的是，也导致其下一部小说的创作历程步履维艰。
这部小说创作于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夏洛特受邀居住在老朋友也是其赞助人威廉·海利家里，在那里遇见了诗人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画家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等大批艺术天才。夏洛特与这些艺术天才的交流，孕育出了新的思想火花。在这段时间里，她专心写作，然后把写成的原稿拿给一群精明的观众品读，这数周时间也是她一生中少有的不被打扰的时光。在这里，夏洛特大受欢迎，她在这群艺术家中间的受欢迎程度从罗姆尼给儿子的信件中可见一斑：
近一个月来我都住在海利先生家，在这里我遇到了考珀先生和史密斯夫人……考珀先生是个顶优秀的人，他翻译了弥尔顿的拉丁文诗集，我觉得翻得非常好。海利正在写弥尔顿的生平故事，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们正在深入研究这位诗人；我们收集了与之相关的所有材料，而且每天都会阅读他的作品。史密斯夫人正在创作一部新小说，我认为就目前的内容而言，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我在海利先生家时，她就开始写这部小说了，已经完成了一卷。史密斯夫人每天写一章，当天晚上这一章就会在我们中间传阅，从来不需要进行任何修改。我认为她是一位有着惊人力量的女性。[91]
这部新的、“非常优秀”的作品就是《老宅》。故事围绕庄园——雷兰府（Rayland Hall）展开，庄园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生活具有宏大的隐喻意义，象征着当时的英国及英国人民的状况。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上层人物之间拙劣的尔虞我诈；仆人们低贱卑鄙，自由散漫；还有社会底层的走私者，他们蓬头垢面，四处逃窜。甚至这座摇摇欲坠的宅子也成了英国的象征，只不过这种象征不是一眼能看穿的。只有经过对雷兰府仔细的、不间断的观察，这种象征含义才会渐渐浮出水面，而直到这段话出现，两者才真正融为一体。奇怪的是，这段话出自仆人房中的一位住户，可如此睿智的言论通常与这些人沾不上边：
可她曾对我说过，她这样说道——“你做完那项工作后，雅各布，我希望你能看看窗户下面的护墙板……它已经如引火的木头般腐烂，总有老鼠不停地钻进来……”她说道。她还说：“我从没见过像这样的老房子——我觉得，它早晚有一天要散架，可夫人还总是想修理它……侧厅这头的护墙板已经翘起来一百多年了。我们可以修补一下，再修补一下，但是它却不会更服帖了。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在我有生之年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她说道。[92]
整个庄园正渐渐分崩离析，随意改建让它因受到重压而变形，而在其内部，居住者的威胁和欺骗又让它得以苟延残喘。雷兰太太和那群领主都属于贵族阶级，如果没有斗争，这群旧社会成员不会轻易搬出自己的城堡或者扔下精心维护的花园。尽管这些贵族拥护特权地位，固守礼节和传统，但他们下面的仆人却生活得很好——实际上，比他们生活得更好，因为仆人们的愿望要容易实现得多。（比如仆人贝齐安于做一个情妇，她不需要婚姻，对主人的恶意侮辱——叫她“笨女人”“蠢货”等——也毫不在意，因为世故的贝齐早已习以为常，她知道这些称呼与自己的实际价值没有半点关系。）庄园的更底层是地窖，里面住着真正的社会渣滓。这群人“知道自己不会得到同情，便放弃一切希望，一心想要折腾这个抛弃了他们的社会”，他们在庄园底层蠕动着，口袋里装着偷来的零星珍宝，过着高不成低不就的生活。[93]
身处这一片混乱之中，年轻的男主人公奥兰多与恋人莫尼米亚准备逃往国外，开启全新的生活。他们受够了社会的种种限制，在雷兰府里，“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受到长者的控制”[94]，这样的生活引发了两人接二连三的反抗。小说伊始，奥兰多与莫尼米亚对此的厌恶之情便显而易见。午夜时分，两人在莫尼米亚的房间（位于一座阴茎状的塔楼顶端，看起来令人发笑）偷食禁果，行为大胆鲁莽，露出不少马脚，实在算不上明智之举。这种公然违抗与法国大革命之初的反叛行为一样，给许多英国男女的内心带来了极大震撼。这种行为鲁莽而勇敢，甚至还带着些许傻气。
就在夏洛特将奥兰多和莫尼米亚的故事付诸笔端之时，英吉利海峡另一端的革命进行曲开始变调了。夏洛特和吉伦特派盟友知道法国发生的一切后，不得不修正其关于革命斗争的观点：他们仍然是改革的支持者，不过这些为实现改革目标而采取的骇人听闻的行动必须停止。
与激进的盟友相比，进行这样的调整对夏洛特来说简直轻而易举，但是当她坐在书桌前，情况就变得复杂多了。随着法国战争局势急转直下，夏洛特开始怀疑自己在《老宅》中对贵族阶层的蔑视态度是否过于激进。[95]现在看来，奥兰多和莫尼米亚已经显得鲁莽大意又自以为是，就像引发了法国暴乱的激进雅各宾改革派一样。另外，暂且不论夏洛特本人的想法，她不可能对人们的反战情绪置若罔闻——这种做法会让她失去大批读者，对于一个需要赚钱养活子女的女性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后果。最大的两个儿子威廉和尼古拉斯要去印度担任公职，夏洛特需要给他们出路费；查尔斯参了军，这个职业花销倒是少了些（但是危险系数更高）。莱昂内尔是夏洛特的老大难，他常常在学校里惹出些代价高昂的麻烦。最终，莱昂内尔因为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据其曾孙记述，一场“不得不召集军队”镇压的起义）而被学校开除。那天，莱昂内尔回到家中，对夏洛特说 “不用担心……离开学校不过是会让他成为一位将军，而不是一名主教”[96]。这番话让夏洛特震惊不已，同时也感到如释重负——她再也不用为莱昂内尔支付学费了。后来莱昂内尔果真成了一位中将。
保险起见，夏洛特决定将小说背景设置在过去，并把具体背景事件从法国大革命改成美国独立战争，而男主人公则在此期间作为英国士兵赴美服役。在当时，这种迂回的写法更加安全，也让夏洛特的作品避开了仔细审查的麻烦。《老宅》与《德斯蒙德》不同，这次夏洛特没有描写当下的故事，所以她可以就冲突、暴政以及政治代表制度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必担心被指责过于乐观。如果《德斯蒙德》的麻烦不再上演，她也可以留住更多的朋友，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读者群。[97]除此之外，为了保护自己，夏洛特还调整了书中主要人物的观点态度以反映更为微妙的思想内容，这种调整不露痕迹、浑然天成，充分显示了夏洛特高超的写作才能。
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奥兰多和莫尼米亚开始怀疑他们逃亡国外、追求恣意妄为的生活的计划是否过于异想天开。如果他们循规蹈矩，会不会更幸福呢？比如，中规中矩地求婚，然后成家，继承家业，或者就像奥兰多需要去参军一样立业？于是，两人的夜夜幽会也陷入僵局，慢慢演变成了一次次索然无味的对话，语气也越来越像优雅的英国淑女和绅士了。但是，夏洛特别出心裁地将两人的幽会地点安排在雷兰府旁，那里的基石“半隐在矮灌木丛间……在茂密的常春藤掩护下，很难有人发现他们”[98]。我们无法知道这对年轻恋人周围的建筑是状况良好还是摇摇欲坠——一切都被掩盖住了。
在小说后面的情节中，随着奥兰多开始质疑尊崇传统是否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对于正统亦步亦趋的服从态度发生了动摇。奥兰多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准备离开，不过大自然却让他放慢了脚步，最后一次思考这个问题：
他在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时，几乎已经无路可走了。一小股水流渗过乱石丛生的河岸，漫上路面，形成了一层薄冰，他的马走在冰上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99]
他不得不下马步行，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反叛计划走向了终点。然后他踏上了一条更合适的道路，最终结果表明，对奥兰多来说选择这条道路是值得的：小说结尾他与莫尼米亚结婚并继承了雷兰府。奥兰多将庄园修葺一新，又重新添置家具和摆设，“急切地想要给所爱之人安静祥和的生活”，报复的念头在他心中荡然无存，这种想法只会“让他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此刻的幸福”。[100]奥兰多不再具有革命精神，因而他的结局是幸福的。
夏洛特用隐晦的手法，将英国描绘成一座摇摇欲坠、孤立无援的怪房子，活像一根直立的阴茎，要靠发霉腐烂的墙壁才能支撑起来。抛开这种写法不谈，光是小说中规中矩的结局已经饱受其激进派同侪的诟病，他们认为结局给读者制造了一种挫败感，这种因顺从现实而获得的好运荒谬可笑，完全与激进派想要看到的背道而驰。但是，还有许多读者渴望法国战争平息，也有一些人并不认同夏洛特在《德斯蒙德》中狂热的政治观点，对于这些人来说，夏洛特在《老宅》中使用的策略收效甚佳。这部小说被现代评论家称作夏洛特最杰出的作品。
不过对于夏洛特的许多赞助人来说，其先前政治立场带来的损失是不可逆转的。1797年，尽管夏洛特的小说及《哀挽十四行诗》持续带来不错的收益，新的挑战还是出现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夏洛特的名气急剧滑落。她的作品差评如潮，销量不断下降。在新闻界，夏洛特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遭到保守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的双重批判。除此之外，二十多年来，夏洛特每年都有新作发行，市场渐趋饱和；她对社会的批判一刻也没有停歇过；人们认为其作品的质量已经下降（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但也不是完全错误）。这些因素进一步导致了其读者群的大量流失。[101]更糟糕的是，夏洛特在作品序言中坦言自己所处的困境，而且愈发肆无忌惮，更加剧了其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这篇序言摘自《哀挽十四行诗》第六版，极为悲观的言辞导致其人气急剧下滑：
我不开心，所以下笔尽是哀伤的文字……你们知道我现在的艰难处境。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能长期与这种环境做斗争的女性寥寥无几。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家庭事务以及痛苦的经历，所以我现在不会拿它们来打扰公众。但是身处这密不透风的困境中，宅心仁厚的公众必须接受我“无止无休的悲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写出来的东西了！[102]
夏洛特意识到了市场的反复无常，她对差评也已司空见惯。一位批评家曾致信《晨邮报》，表达自己对夏洛特处女作小说的看法：“夏洛特，我亲爱的！我真的伤了心/看到你的胡言乱语/你如此不遗余力/侮辱中伤你的友邻。”[103]另一位批评家赞扬了“夏洛特·史密斯夫人、英奇博尔德夫人（Mrs.Inchbald）、玛丽·鲁滨逊夫人及＆c.＆c.夫人”的写作才能，不过又接着指出，虽然夏洛特才能出众，但她“在小说中常常不是满腹牢骚就是纵情声色，让小说中的女孩们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冒险”。[104]同为诗人的安娜·苏厄德（Anna Seward）也对夏洛特进行了抨击。此前有评论称赞夏洛特的诗歌比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还要更胜一筹，而这些在苏厄德眼中却都是抄袭之作。她尖酸地讽刺道：
你说史密斯夫人的十四行诗非常优美——我也这么说——“优美”这个词正合适：从无数诗人的作品中拼凑而成的优美诗歌，音韵和谐却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所有没有借鉴他人诗歌的诗行读来都疲软无力、平淡无奇。竟然有独断专行的批评家认为，这些开在树篱间的花朵，比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笔下的玫瑰和不凋花还要美丽！——真让人难过。[105]
尽管夏洛特对这些无足轻重的批评习以为常，但18世纪90年代后期，其作品在市场上的热度已明显呈现下降趋势，这让她不得不开始创作争议性较小的作品。夏洛特第一次尝试剧本创作，写下了《她是什么？》（What Is She？），其儿童文学作品《乡间漫步》（Rural Walks）和续集《再漫步》（Rambles Further）——青少年读者的英国历史，以及《青少年鸟类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Birds，Intended Chiefly for Young Persons）也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她还创作了充满浪漫气息的童话集《孤独流浪者的信件》（The Letters of a Solitary Wanderer），突出简单质朴和自然世界的重要性，最后夏洛特又重拾诗歌创作，去世后诗歌作品《比奇角》（Beachy Head）得以出版。
夏洛特·特纳·史密斯不幸的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养育子女的责任，是影响其文学创作的两大关键因素，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她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女作家，更是一位职业作家。夏洛特从事写作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达欲，而是为了养家糊口，因此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她不得不在表面上做出让步（通过隐晦的语言或明显的态度转变），以维持公众的好感。夏洛特的妹妹曾写道，她“值得钦佩”，因为她“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能量，好像（本杰明的）所作所为无可指摘似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摧毁了自己的生活：“对于像她这样率真的人来说，因为责任的重担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才华，可能是一种更为痛苦的体验。”[106]到头来，夏洛特生活穷困潦倒，苦不堪言。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她不得不变卖自己大部分的财产。
尽管历经坎坷，夏洛特仍然拥有不少值得骄傲的事迹。仅凭自己的才智，她独自将儿女抚养长大，儿女们成年后都很有作为。1806年夏洛特去世，可能是死于子宫癌。虽然夏洛特逝世时仅有几个子女尚在人世，但他们都将经历精彩的人生。[107]威廉和尼古拉斯在印度事业有成；哈丽雅特和一个名叫威廉·吉尔里（William Geary）的先生结了婚，过上了舒适幸福的生活；夏洛特·玛丽虽终身未婚，却生活得心满意足；至于莱昂内尔，那个因引发暴乱而被开除的儿子，则成了牙买加的总督，并因此被授予准男爵爵位。第一代准男爵莱昂内尔·史密斯爵士对奴隶制度深恶痛绝，因此，1833年《废奴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颁布后，他身体力行，为终结牙买加奴隶制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夏洛特一定会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
然而，不是所有的子女都像莱昂内尔一样幸运或发达——查尔斯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露西离开丈夫，带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回到娘家，安娜·奥古斯塔和乔治英年早逝。夏洛特上了年纪后，和孩子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与其分居的丈夫本杰明则不然。他隐姓埋名，偷渡到苏格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觉自己与家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夏洛特拒绝与他见面，而且理由很正当：他曾不止一次企图利用严苛的离婚法，窃取夏洛特的收入（偶有得手）。因此，夏洛特对本杰明任何一点隐藏的爱怜——不管是不是因为同情其惨状——都早已荡然无存。后来本杰明因为欠债（再次）入狱，在监狱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他先于夏洛特八个月去世，在刊登于《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的讣告上，本杰明仅被称作“著名的夏洛特·史密斯夫人的丈夫”。[108]
夏洛特在18世纪最重要的作家间的关键性地位一直未得到正名，这可能与她小说和诗歌的留存状况不佳有关。[109]即便如此，夏洛特的文学成就依然得到了英国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她甚至获得了杰出诗人罗伯特·骚塞罕见的赞赏：
她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已经胜于其他女作家，而写作还不是她的全部工作——她从事写作不是为了获得赞美，发表观点也不是为了炫耀才识。人们身上最常见的嫉妒这种低劣的品质，我在她身上一点都没见到。她所喜欢的东西，她的喜爱都建立在自身的判断力和鉴赏力之上，并且她会热情地称赞它们。[110]
后来骚塞曾试图阻止夏洛蒂·勃朗特走上创作道路——“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女性人生中的事业”[111]——这样看来，他对夏洛特如此热烈的赞扬实在非比寻常。除此之外，夏洛特还有许多成就为我们所忽略。她在诗歌、小说及儿童文学等多种体裁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不同体裁的创作中，她自成风格，给浪漫主义时代的后继者们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夏洛特在诗歌领域的新尝试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创造了超越已有形式和传统审美的机会，让他们获益良多。他们也从夏洛特独有的风格（将激烈的感情精心包装在复杂的结构之中）中深受启发，并践行其诗歌创作理念，即认为最上乘的诗歌源于灵光一现的独自沉思，离不开自然吞吐万方的雄伟壮丽。
实际上，对于夏洛特·特纳·史密斯来说，自然界就是艺术，而其有名望的同行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曾说，夏洛特“笔下的风景中保留了画家的真实和精细”[112]。[他还在其《威弗利》（Waverly）系列中借用了夏洛特颇具开创性的创作手法。]威廉·华兹华斯对夏洛特的创作能力大加赞赏，认为她在创作时“怀有对乡土自然真切的情感，而当时的英国诗人普遍对自然不以为意”[113]。
简·奥斯汀同样认可夏洛特所做出的贡献，并深表感激。《凯瑟琳；又名凉亭》一书里，简在一场围绕书籍的对话中，巧妙融入了对夏洛特的喜爱之情，并直抒胸臆：女主人公基蒂认为《埃米琳》“比任何书都要好”，并声称夏洛特·特纳·史密斯的小说让自己“兴奋不已”。“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她这样说道。[114]
帕尔默太太笑了，说自己没什么大碍。
‘她二月就要分娩了。’詹宁斯太太接着说道。
米德尔顿夫人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谈话，她硬着头皮问帕尔默先生报纸上有没有什么新闻。
‘没有，一点也没有。’帕尔默先生答道，然后接着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