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评价机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需要对多种因素进行考量，如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市场因素、审美因素等。就“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来说，文化权威的影响是主导性的。文化权威对这种评价机制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文化权威本身的示范创作、组建文学社团、掌握期刊报纸和出版机构、权威的文学批评，等等。
一、示范创作
“五四”前后的文化权威们都极为关注新文学的发展。他们大多还率先垂范，亲自参与新文学的创作，以实际的创作业绩来影响当时作家的创作，从而影响了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胡适文学创作的成就相当有限，但这并不意味他对新文学创作没有影响力。相反，在早期的白话诗创作上，胡适身体力行，敢“第一个吃螃蟹”，以自己勇敢的尝试影响了一代诗风。其“作诗如作文”和“诗体大解放”的主张甚至一度成为新诗的“金科玉律”，对早期白话诗的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利弊共存的，既是解放，又是束缚，不利于新诗的发展。文化权威中真正以创作对新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当数鲁迅。鲁迅以其天才的创造力，在现代小说、杂文和散文诗创作方面取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同时也成为现代作家纷纷仿效又难以超越的榜样，以至于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许多作家模仿鲁迅创作而形成的“鲁迅风”，著名的“乡土文学”小说流派和“鲁迅风”散文流派的出现就是明证。周作人的小品文创作不仅起到了示范作用，更是奠定了艺术性散文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同时影响并造就了一大批美文作家。作为新诗的奠基性作品，郭沫若的《女神》真正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它不仅从思想上引领了现代诗歌的创作，更从艺术和表达形式上展现了独创性，对现代新诗的发展以及作家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沉沦》一出版，立即在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受“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一代，从他的小说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相撞的东西，那些恪守封建道德的文人，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郁达夫。这种自传体小说以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充满了失意和颓伤的情感，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大胆直率，以散文手法进行小说创作。这种散文化的小说对当时乃至以后的作家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就兴起了一股浪漫派创作潮流，它还直接影响了现代抒情小说的诞生。
二、文学社团的运作
我们知道，文化权威常常掌握一定的文化资源。依靠这种资源他们才能对作家的创作及评价产生影响。在这些文化资源中，除了期刊、报纸和出版机构外，还有一种不太被注意的资源：文学社团。文学社团的蜂起也是“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多元共生现象的出现显然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专制权力的衰落、自由空间的拓展、启蒙的洗礼，共同促成了“五四”时期文学社团的繁荣。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化权威出现的背景是一致的。但随着“五四”的退潮，政治对文学的介入加深，文学社团的黄金期结束，并逐渐衰落。“五四”时期的文化权威们常常会组建文学社团，并通过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对作家施加影响。在现代中国文学社团的运作中，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和市场权威等都参与其中，但文化权威是其根本的支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绝大多数文学社团都是因为文化权威的作用而形成并顺利运作的。有些较为复杂的文学社团的形成是政治权威、市场权威和文化权威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文化权威。据说现代评论派曾接受过官方的津贴，这在当时的文学社团看来是非常没面子的事情，于是语丝社就提出“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这显然是对现代评论派的暗讽。[30]
在社团运作方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有一定的代表性。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是茅盾、周作人和郑振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也主要是通过这三人来表述的，其中茅盾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一文中，茅盾首倡文学为人生的主张：“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从这里研究得普遍的弱点，用文字描写出来，这才是表现人生。”[31]接着，他又提出“写实主义”的主张，并号召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努力实践。他说：“写实主义的文学，最近已见衰退之象，就新世界观只立点而言之，似已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而言，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32]周作人为文学研究会写了著名的成立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职业，正同劳农一样。”[33]郑振铎则认为文学是人生的反映、感情的产品：“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34]此外，文学研究会对会员的入会有明确的规定。其《简章》第二条规定：“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第三条规定：“凡赞成本会宗旨有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多数会员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35]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会不仅对作家的加入有严格的规定，对创作也有明确的要求。
创造社的核心人物主要是郭沫若和郁达夫。创造社虽是“五四”时期异军突起的文学社团，其主要人物却并不强调集团意识。尤其在前期，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在创造社作家的眼中，新文化运动后的文坛，只是“为一二偶像所垄断”，因此自己要做的便是冲破这“垄断”。[36]这里既有对充斥文坛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不满，也有对“五四”前后新文化权威的某种警惕。与文学研究会不同，创造社的成立没有明确的宣言和主张，也没有章程规则可循。但其创作倾向还是经历了从唯美求真到为革命的转变。组织的松散并不意味着创造社没有共同的倾向。实际上，创造社的集团意识有一个明显增强的过程，尤其反映在后期。其社团运作的力度不亚于文学研究会，从其在“五四”的影响来看，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其运作还是相当成功的。
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外，语丝社也是“五四”时期极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它的灵魂人物是周氏兄弟。虽然《语丝》的撰稿者态度并不相同，但其办刊宗旨是相当明确的。周作人代拟的《发刊辞》就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37]文化权威通过对文学社团的掌控和运作，一方面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对其他作家的创作进行了间接的指导，从而实现了对作家评价机制的成功介入。
三、期刊、报纸和出版
从晚清开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已艰难起步。这当中，现代传媒的作用不可小觑。早在维新变法时期，报刊传媒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了清末民初，这方面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到1921年的二十年里，报刊杂志的数量增加了十倍左右。1902年至1907年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有27种（含报纸1种）。[38]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895年至1898年，全国出版中文报刊120种，其中80%是中国人自办。[39]而1896年到1911年间，全国出版中文报刊多达1600种（包括海外华文报刊）。[40]
总之，从晚清到“五四”前夕，各种报纸期刊的创办明显呈递增趋势。
现代报刊业的迅猛发展对民众的启蒙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广民智振民气”[41]。同时，现代报刊对“五四”文化权威的早期成长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留日时期的鲁迅就是新报刊的爱好者。周作人对此做过介绍：“鲁迅更广泛的与新书报接触，乃是壬寅（1902）年二月到了日本以后的事情……1903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42]
与报刊同时发展的是现代出版业。最早出现在中国的现代出版机构是1843年由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中国人自己创办出版机构是从洋务派开始，如同文馆印刷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但都具有很强的官办性质，注重实用性，不太关注社会科学。直到1897年创办商务印书馆，现代民营出版业才开始崛起。不久，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民营出版机构纷纷出现，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者和官方把持中国传媒出版的局面被彻底改变。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04年起，出版业的重心开始向民营转移。[43]这些民营出版机构带有鲜明的平民立场和启蒙意识。从此，中国文人的言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传统的上书策论变成报刊上的自由论述，而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使传统文人的孤芳自赏变为广泛的读者接受。
“五四”时期是报刊出版发行的黄金期。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44]一书介绍，“五四”前后至少出现150种以上的刊物。现代传媒的发展往往呈多元交叉的特点。现代报刊常常与现代出版业相关，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要报刊有《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等，中华书局出版的著名刊物有《学衡》等。现代报刊和出版业的发展为文化权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
“五四”文化权威们掌握的文化资源一般都与现代传媒有关。陈独秀之所以成为“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人物，显然与其主编的《新青年》息息相关。胡适是《新青年》的核心成员，后来又成为《新月》的主要成员，同时还担任新月书店的董事长。周氏兄弟不仅是《新青年》的编委，同时又是《语丝》的代表人物。茅盾早年进入老牌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颇受器重，后主编《小说月报》。这种权威的两栖身份是不多见的，其对茅盾文化权威地位的形成是不言而喻的。作为老牌的编辑和评论家，郑振铎一直与出版机构和刊物打交道，先后担任《小说月报》和《文学季刊》的主编。巴金是“五四”的后起之秀，他最初的理想并不是当作家，实际上，巴金长期的真正职业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创造社的作家们不仅先后创办了大量刊物，也在出版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
四、权威评价
“五四”文化权威们不仅通过手中掌控的文化资源来影响作家的创作和评价，也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学批评，以权威的身份为新文学“立法”，直接对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权威的评价和指导。这些文化权威不仅参与文学批评，也直接参与新文学的创作，并且在创作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五四”时期的文化权威们常常具有多种权威身份，他们常常集文化资源、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于一体，从而确立了毫无争议的权威地位。
在这方面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茅盾、鲁迅、周作人和郁达夫。
（一）茅盾的作家论
真正成为作家之前，茅盾主要是以文学编辑和评论家的身份为人所熟知。其文学评论的第一个活跃期是“五四”时期。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大量有关“为人生”和提倡“写实”的文章[45]，成为文学研究会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是茅盾文学评论的第二个活跃期，尽管这一时期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滋养，同时也开始适应那个激进的时代。茅盾这一时期所写的主要是作家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首开作家论。茅盾的作家论共有8篇，分别涉及鲁迅、叶圣陶、王鲁彦、徐志摩、丁玲、庐隐、冰心和落华生（许地山）。最早的一篇是《鲁迅论》，写于1927年11月，最后一篇是《落华生论》，写于1934年10月。8篇作家论是茅盾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总结。
也许出于对鲁迅的景仰，茅盾在《鲁迅论》中并未直接对鲁迅进行过多的评价，而是大量引用别人的评论和鲁迅的作品，使整篇文章更像随感。正如茅盾自己所说：
鲁迅的小说对于我的印象，拉杂地写下来，就是如此。我当然不是文艺批评家，所以“批评”我是不在行的，我只顾写我的印象感想，惭愧的是太会抄书，未免见笑于大雅，并且我自以为感想者，当然也是“舐评论骨”而已。[46]
对于冰心的创作，茅盾好像找到了足够的自信。茅盾的《冰心论》是一篇较为成功的作家论。这篇作家论不仅抓住了冰心创作的主旨及发展轨迹，还探讨了冰心创作风格形成的家庭和教育背景。茅盾并没有因为冰心的成就而掩饰其创作上的不足：
世间也有专一讴歌“理想的”底作家，他们那“乐观”，我们也佩服，然而他们也有毛病：只遥想着天边的彩霞，忘记了身旁的棘刺。所谓“理想”，结果将成为“空想”。譬犹对饥饿的人夸说山珍海味之腴美，在你是一片好心的慰安，而在他，饿肚子的人，只更增加了痛苦。这原是非常浅显的事理，然而肚子饱的“理想主义者”却不大弄得明白。我们的“现实世界”充满了矛盾和丑恶，可是也胚胎着合理的和美的光明的幼芽；真正的“乐观”，真正的慰安，乃在昭示那矛盾和丑恶之必不可免的末日，以及那合理的美的光明的幼芽之必然成长。真正的“理想”是从“现实”升华，从“现实”出发。撇开了“现实”而侈谈“理想”，则所谓“讴歌”将只是欺诓，所谓“慰安”将只是揶揄了！[47]
1935年，茅盾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并为其中的《小说一集》写了导言。他延续了他早期擅长的作家论，不过范围有所限定，主要评论的是文学研究会作家。应该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茅盾已摆脱了“幻灭”和“动摇”的情绪，正以积极努力的心态向组织靠拢。尽管茅盾在30年代为配合政治写了大量作品，甚至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成为政治权威。实际上从1927年后，其政治身份就相当尴尬。这种尴尬长期困扰着他，虽然他在1949年后走上中国作家组织的领导岗位，但仍无法改变这种长期困扰着他的尴尬。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茅盾在遗嘱中请求党中央追认他党籍的做法。茅盾虽没有成为政治权威，但其文化权威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茅盾作家论的水平并不均衡，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对于茅盾的作家论，学界一直给予较高的评价，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撰文指出其中的不足。[48]不管是褒是贬，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茅盾作为“五四”时期文化权威的身份不容置疑。正因为这种权威性，茅盾的作家论在客观上对“五四”时期这些重要作家的创作及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之后的主流文学史中，茅盾的权威评价仍然随处可见。
（二）鲁迅对“五四”作家的点评
作为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文化权威的身份也是无可非议的。鲁迅在文学批评上并没有太多的成果，更没有茅盾那样的作家论。但在其作品（包括书信和日记）中，对现代作家的点评比比皆是。鲁迅对“五四”作家的评价最集中地体现在他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的导言中。在这篇近万言的导言中，鲁迅以文学社团的流变为线索，结合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知人论世，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概貌。鲁迅评价作家主要是以社团为单位，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把握作家的创作特点。对于新青年社的作家，他主要谈的是自己。其评价公正，态度公允，既不夸大，也不过分自谦。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小说创作：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49]
对于自己的小说创作，鲁迅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对于自己的文学地位，鲁迅显然较为自信。他认为“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作家”。
而对于“新潮作家”“弥洒社”作家、“狂飙社”作家，鲁迅的评价不是太高。对“新潮作家”的小说创作，鲁迅显然是不满意的：
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50]
在这个作家群体中，鲁迅还对每个作家进行了中肯的点评。例如，罗家伦的作品“虽然稍显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汪敬熙“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杨振声“用人工来制作理想的人物”从而导致创作的衰竭。鲁迅对叶绍钧极为推崇，认为他“却有更远大的发展”[51]。
对于“弥洒社”作家的创作，他是这样评价的：“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52]在这个作家群体中，鲁迅最认可的是胡山源：“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53]
对于“狂飙社”作家，鲁迅总体评价不高。这固然与其创作成就有关，但也与个人恩怨有一定的关系。尤其对领军人物高长虹，鲁迅很有看法：
但不久为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54]
鲁迅较为欣赏的主要有“浅草沉钟社”作家、乡土作家和“未名社”作家。对于“浅草社”作家，鲁迅是极为欣赏的：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55]
在这个群体中，鲁迅最推崇的作家是冯至。鲁迅称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此外，他还提到了冯文炳（废名）和冯沅君的创作。对于20世纪30年代已蜚声文坛的作家废名，鲁迅认为其创作并不成功：
后来以“废名”而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56]
至于冯沅君，鲁迅对其《旅行》较为看重，认为其创作“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57]。
“未名社”是鲁迅支持并很看重的文学社团。对于其中的主要作家，鲁迅评价甚高：韦素园“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李霁野“以敏锐的感觉创伤，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58]对于台静农，他更是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59]
（三）周作人与郁达夫的《沉沦》
《沉沦》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第一部小说集，包括《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它虽只包括三篇小说，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比鲁迅的《呐喊》早一年），它的出版正式确立了郁达夫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鲜为人知的是，郁达夫及其《沉沦》真正被接受与现代作家周作人有很大的关系。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沉沦》出版以后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强烈震动，它别具一格的取材、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以及大胆真实的人性描写受到许多读者，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当时，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股“郁达夫热”。与此同时，社会上对这部书的抨击和讥嘲也如冰雹一般从四面八方袭来，人们称郁达夫是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骂他是“诲淫”，诬他的作品是不道德的小说。不少批评家都认为《沉沦》的出版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是文学史上的耻辱。可周作人却写文章公开支持郁达夫：“我是十分尊重他，觉得他是中国新文学界唯一的作者。”[60]周作人写的有关《沉沦》的评论文章表现了对郁达夫其人其文相当深刻的理解。他在写给《晨报副刊》的一篇文章中说：
《沉沦》是一件艺术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鸦片去当饭吃的。[61]
周作人对《沉沦》的态度，一方面表现了他对文学艺术作品有一种宽容的评判标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这位“五四”文化权威的真知灼见和慧眼。由于周作人的地位和影响，当时的文坛很快就接受了郁达夫，并给予他客观公正的评价。
对于周作人公允而中肯的评价，郁达夫当然心怀感激。在后来出版的《达夫代表作》一书的扉页上，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题辞：“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62]
（四）郁达夫对“五四”作家的点评
作为创造社的代表作家，郁达夫在“五四”时期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其权威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文学批评虽然不是郁达夫的强项，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五四”作家评价的权威性。不同于茅盾等人的作家论，郁达夫对“五四”作家的评价主要采用点评的方式。这些点评主要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赵家璧在编选人员的安排上可谓煞费苦心。从编选人员的名单来看，他们均为“五四”时期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郁达夫能入选这个名单，显然说明了当时文化界对其权威地位的认可。由于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浸染，郁达夫的点评简练传神，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概括一个作家的整体风格。在点评的作家中，他最为看重的是周氏兄弟和冰心。郁达夫与周氏兄弟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下关系，同时自己也是成就颇高的散文家，因此，由他来评价周氏兄弟的散文最适合不过了。对于二人的散文，他并不做全面介绍，而是将二者的独特风格进行比较：
鲁迅的文体简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63]
应该说，对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概括之准确、评价之高，郁达夫堪称第一人。这段评点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评，不断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所借鉴。
除周氏兄弟外，郁达夫最为看重的就是冰心女士了。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女作家，冰心在小说、散文和诗歌方面均成就斐然。正因此，冰心得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认可，尽管也不乏批评之音。[64]同时期的作家茅盾与朱自清都给予冰心较高的评价，但都是褒中有贬。而郁达夫对冰心几乎是毫不吝啬地赞美：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65]
可以肯定，冰心在现代散文界的地位之高与郁达夫的高度评价是分不开的。而对于同是文学研究会的散文家朱自清，他只是一笔带过：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章来者，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66]
从此，文学研究会的两大散文家的文学地位基本确定。受此影响，后来的现代文学史也常常把冰心和朱自清并称，对二位作家的评价也往往借鉴了郁达夫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