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对阿尔及利亚无法忘怀，然而对作为祖国的法国也难以割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让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加缪亲身经历了殖民地的贫穷和苦难，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有着强烈的同情之心，对法国殖民统治深恶痛绝。他始终为阿尔及利亚人的处境和命运牵肠挂肚，为阿尔及利亚的利益仗义执言，奔走呼号。作为记者，他对当地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和系统的报道，撰写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可谓呕心沥血。他反对法共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采取的民族沙文主义。当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战争爆发之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成了敌对的国家，水火不容，矛盾日趋尖锐。在维护阿尔及利亚的同时，加缪常常反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为争取民族独立而采取的恐怖主义活动。因而，他常常受到来自两个敌对阵营的指责和攻击。加缪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他立场不坚定，而是由复杂的文化身份所决定的。他支持的并不是哪一方的利益，他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人道主义。[1]加缪的人道主义哲学思想几乎贯穿了他的所有作品。
加缪的文化身份是值得思考的。荷兰学者瑞恩·塞格斯说过，文化身份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也就是说，文化身份既隐含了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意义，同时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意。[2]加缪曾说，地中海在他的心中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在有限的地域，记忆与姓名都保存得十分完好，另一个是在大片的土地上，风卷着沙土掩盖了人的任何痕迹。在一部未完成的自传小说《第一个人》中，加缪对祖国的概念通过主人公雅克·科尔梅利之口得到了体现：“祖国的概念对雅克来说没有意义，他知道他是法国人，应承担某些义务，但对于他来说，法国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人们依仗她，有时她也需要你，有点像他在外边听人谈论过的上帝，这上帝似乎是善与恶的最高掌管者，人们无法影响它，而它却左右着人类的命运。”[3]法国之于像加缪这样的“黑脚”而言，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祖屋，没有堆满信件与照片的阁楼的地方。跟殖民当局移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成了一个模糊国家的公民。
《第一个人》以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经历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讲述了从原始状态出来、孤独地走向文明的“第一个人”。小说的主人公雅克·科尔梅利是法国人的后裔，一岁的时候不幸成了战争的孤儿。有一天，已达不惑之年的他来到父亲的坟前，面对离世时比自己还年轻的父亲感慨万千。他下定决心要寻找父亲的足迹，寻回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身份。在《第一个人》中，加缪通过主人公雅克·科尔梅利追忆了充满阳光的童年生活。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没有困惑，也没有纷扰。没有人在意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可以无条件地享受自然，享受宠爱，不必遵循成人世界的繁文缛节，不用披星戴月，不用挣钱，不用与势利的朋友打交道。每天最烦恼的事也许只是被迫睡午觉而已。虽然身无分文，但他们总是被爱包围，享受家人、伙伴、老师带给他们的温暖。这些是被上帝遗忘的、也不知道上帝存在的孩子。他们快快乐乐，不需要设计未来。在他们的世界里，阳光、大海或者贫困才是真正的现实生活。加缪就是这样的孩子，阿尔及利亚才是他的精神家园。雅克的舅舅是个半聋哑人，对他疼爱有加。雅克母亲的沉默寡言，但母爱让他感到无比欣慰：“‘她（母亲）爱我，那么，她爱我。’他（雅克）在楼上自忖着，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狂热地爱着她，他全身心地希望被她所爱，却一直怀有疑虑，直到那一刻。”雅克网球技术高超，总是令同学们赞叹不已，贝尔纳老师更是公开表示对雅克的偏爱。那时的雅克似乎是命运的主人，统治着大海，接受着整个世界赋予的奢华，可以毫无节制地享用，就像自信的阔佬们享用那无法替代的财富一样。
雅克学习成绩优秀，顺利地考取了位于富人区的一所中学。“这一成功使他刚刚脱离了那个无辜而热情的穷人世界，这世界自我封闭，犹如大千世界中的一个小岛，在那里，贫困使众人一家，团结一致。而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不能相信那里的老师会比这个内心无所不知的老师更博学。”[4]雅克开始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必须学会自己成长，但是谈何容易。首先，贫富悬殊给雅克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开学报到的那一天，在登记册上母亲职业那一栏，他填写的“女佣”二字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羞耻。“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崇拜精英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羞辱。”[5]在那个遍布势利者的城区，孩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父母。正是通过其父母的社会地位，雅克开始为自己定位，确定在世人眼中的地位。雅克全家人都是基督徒，但宗教在这个家庭里一点也不重要，没有人去做弥撒，没有人遵循清规戒律，也没有人影射彼世的报应与处罚。外婆之所以坚持要雅克去领圣体，是因为他们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参加宗教活动是唯一能够显示他们与本地人身份不同的手段。雅克家里没有书籍，没有收音机，他不知道父亲的长相，母亲更是连自己的年龄也模棱不清。她无法回答“什么是祖国？”这样的问题。
尽管《第一个人》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加缪的死让读者扼腕叹息，但加缪面对死亡似乎早已十分淡然：给予他生存的理由同样给予他面对衰老、平静死去的理由。加缪以自然朴实的文字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内心的真实感受，成功地为读者献上了一次精神返乡之礼。从文化的角度看，加缪既没有以法国人的身份美化殖民当局，也没有站在阿尔及利亚人的角度来反映被殖民者生活的悲凉，而是以“第一个人”的口吻，即没有身份、没有过去、从零开始的心态阐释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第一个人》表面看是一个寻父的故事，但探讨的是文化身份问题。在阿尔及利亚，“黑脚”处境尴尬，根本无法在同类人的身上确认自己的身份，因为身处那片陌生的、光秃秃的荒漠，他们觉得被抛弃到世界的尽头。相反，倒是阿尔及利亚人会不时地提醒他们的祖国是法兰西。当手里有点宽裕的时候，他们会避开炎热的酷暑到气候比较温和的法国度假，只要一个地方的空气稍稍新鲜纯净点儿，便被冠以“法国的空气”。雅克小时候对法国没有太多的感情，直到他遇见中学同学乔治·迪迪埃之后才有所转变。这位从小深受天主教影响、因父亲工作调动而暂居阿尔及利亚的高干子弟从不说脏话，谈到法国的时候总是加上定语“我们的祖国”。在他家阁楼里，保存着整个家族的通信、纪念品和照片。他了解他祖父的故事，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而且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神甫。雅克从乔治·迪迪埃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鼓舞和鞭策，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对自己的祖先、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一个新的世界在他的内心深处逐渐勾勒出模模糊糊的轮廓。
暑期的酷热、烦躁、劳累向雅克揭示了生活的艰辛。愚蠢得让人心酸的工作、无休无止的单调生活使日子变得十分难熬，办公室职员的丑恶嘴脸更让他感到无法忍受。尽管暑期打工艰苦，但劳动的报酬却让他得到了自信，那是男人们感到自由、感到无所约束的体现。雅克觉得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被任命为校足球队正式守门员之后，他体验了爱情的乐趣。他认识到身世、种族、性别、年龄不再是通向成功的绊脚石。现今社会，不论一个人身世如何，生活里都充满了无限机遇。对于年轻的雅克来说，等待他的是机遇，但更多的是激烈的挑战，是一次次更为复杂的、更为冒险的旅程。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悬而未决的“根”的问题在返乡扫墓之时终于爆发。面对在这个世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父亲，温情与怜悯一下子溢满了雅克的胸膛。父亲的沉默使雅克开始想到他自己，或者说这个世界对父亲的一无所知使雅克隐约预感到自己未来的下场。他决定担负起寻找父亲的重任，与其说他需要一个父亲，倒不如说他希望通过寻找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在“寻父”的过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逃亡者加殖民者。为了躲避德国人的杀戮，雅克的祖先不远千山万水，一路逃到阿尔及利亚，成了一个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但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凶恶残忍，尤其是对待初来乍到的法国人。在加缪的笔下，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形象与史书上描写的迥然不同：“法国人混在人群中，全都一个模样，神情忧郁，前程渺茫，正如从前乘坐‘石岩号’来到此地或在其他同等条件的地带登陆的先辈们，有着同样的痛苦，为了远离贫穷和迫害，遇到的是痛苦和石头……四十年后，他也来到了这些地方，同样的神情忧郁而执拗，衷心地展望着未来，正像那些不喜欢他们的过去并否认过去的人一样，他也是一个移民，正如那些曾在这里生活，或生活过而未留痕迹的人一样，只有一块殖民者小墓地里那破损的、长着绿苔的墓碑了。”[6]
细心的读者很快发现，令雅克焦虑的因素从父亲的缺失上升到了文化冲突。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之间“人们互相尊重，却几乎从不互访，随时准备互相帮助，却几乎从无机遇”[7]。只有小孩子成了真正的朋友。而法国人与当地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关系则十分紧张，“一个法国人和一个阿拉伯人之间发生斗殴时，就能嗅到这种恐怖的气息。这时，居住点的阿拉伯人穿着褪色的蓝工装或破旧的带风帽长袍，慢慢地走近，来自四面八方，持续不断，直到渐渐汇集的人群不用暴力、仅以聚众的方式将几个过路旁观的法国人拦在厚厚的人圈外边，那个斗殴的法国人挣扎着、倒退着，突然独自面对着他的对手及面色阴沉而坚定的人群，如果他不是土生土长在这儿，就不知道唯有勇气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8]。
在这片荒漠上寻回父亲，只能是一则西西弗神话，但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经历让加缪幡然醒悟：“他曾试图摆脱那种无声无息、贫困无知的生活，摆脱将他禁锢其中的那种盲目的忍耐，无语言、无计划的现实生活。……他想到他刚刚离开的破旧的、长着绿苔的坟墓，以一种奇特的愉悦接受了这个事实：死亡将他带回了真正的祖国，也以无尽的遗忘掩住了那个怪异而平凡之人的记忆，他曾无助地成长、立业，在贫穷之中、在幸福的大海边、在世界的晨曦中，以便日后能独自地、没有回忆、没有信仰地去接触他那个时代众人的世界及可怕而振奋的历史。”[9]他属于那个部落，在年代的夜幕中走在遗忘的国度里，那里每个人都是第一个人。无尽的遗忘是他这一类人的最终的祖国，是无根无源地起始生命的地方。“无根的人逃脱不了被遗忘的命运。而贫穷、无知，再加上时局的动荡混乱，正是这种悲剧的根源。”[10]
加缪曾希望自己能够像托尔斯泰一样，写一部他自己的《战争与和平》，而这部鸿篇巨制就是《第一个人》。这位地中海之子在离开我们的时候，留给了全世界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这部自传性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故事很简单，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一种接近苍白的真实描写，叙事的效果如同一张张忠实记录的电影胶片。1913年，小说主人公雅克·科尔梅利刚刚诞生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雅克的父亲应征入伍，不久就在战场上断送了性命。不满一岁的雅克成了孤儿，母亲只好将他托付给外祖母。热心的舅舅和慈父般的小学老师给了雅克很大的精神安慰。雅克在贫困中长大，直到有一天，人到中年路过圣布里约第一次见到父亲墓碑的时候，他才惊讶地发现父亲死的时候比自己还年轻，面对如此荒诞的事实，雅克萌发了寻父的念头。加缪曾说，《第一个人》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他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展现在法国本土人的面前。为了搜集材料，还原真实的写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加缪探访了他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希望能从那里找到他们的痕迹，然而无功而返。
不可否认的是，《第一个人》的创作过程，就是加缪的寻根之旅。加缪曾设想小说的书名为《亚当》，书的开篇也几乎也是《圣经》中耶稣诞生的场面。这个新生儿其实就是加缪自己。1954年，加缪在接受采访时说：“因而我想到了第一人，他从零开始，他没有文化，没有道德观，没有宗教信仰。可以这么说，这是没有教育者的教育。”[11]作为遗作的《第一个人》，书名本身也包含多重含义，可以指第一代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可以指加缪的父亲（小说的主题之一为“寻父”，意为寻找第一个人），可以指加缪自己（他在文化的真空中长大，出生和成长完全脱离法国本土），甚至可以指“二战”后从战争的灾难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并长大，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就《第一个人》来说，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其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寻找自我和身份认同。加缪生长在阿尔及利亚，热爱那片土地，他对当地人民的苦难深为了解，坚决反对殖民当局的残酷统治，反对以武力解决冲突，认为镇压只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反叛；但作为法国人，他又要维护法国的利益，为了法国的尊严，他反对当地被压迫者的“过火斗争”。地中海的阳光和海水塑造了加缪特殊的文化身份，影响着这位文坛巨匠的创作倾向。在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加缪为他的随笔再版所写的前言是一种最理想化的说法：“首先，贫穷对我来说从不是一种痛苦……为纠正自然产生的麻木不仁，我把自己置于贫穷和阳光之间。贫穷使我看不到在阳光底下、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使我知道历史并非一切。”[12]
加缪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阳光和海水给了他快乐。对于童年，加缪有过多次描写，对阳光和海水的热爱，在其作品中也随处可见。他曾说过：“首先，世界不是我的敌人。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对于这个出身贫穷的小男孩来说，祖国的文化是陌生的。1930年，让·格勒尼埃从法国来到阿尔及利亚，这位哲学教师带来了新鲜的法国文化气息。在他的哲学论文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地中海的爱，这些文章也同样启发、激励了他的学生加缪。对于加缪和他的同班同学来说，这位普通教师就像一条沟通他们与书本、与阿尔及利亚以外世界的思想纽带，成为他们了解法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两种不同文化的摩擦和冲突给加缪和他的同学带来了全新的体验。作为在阿尔及利亚出生、成长的法国人，加缪至少被两个不同的民族包围着，在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成长，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固然形成了加缪特有的、多重的、杂糅的文化身份。身份认同源自对自我的叙述化，是与自我历程达成的妥协，而不再是所谓的寻根。[13]
萨义德在对加缪的作品进行分析后，认为加缪的作品是与法国殖民事业本身以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相关联的。至少《第一个人》让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人，一个为生命而挣扎的个体，但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殖民者的形象。通过寻根之旅，加缪成功地再现了现实中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充分流露了对现代社会中那些没有身份、流离失所者的悲悯之情。这部自传小说让读者感受到了作者对阿尔及利亚的深厚情谊。众所周知，加缪的祖籍是法国北部的阿尔萨斯，而他本人则出生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在加缪的心目中，阿尔及利亚成了他永远的精神故乡。毋庸置疑，《第一个人》中的主人公雅克就是加缪的代言人，说出了作者想要说的知心话：“一想到又要看到阿尔及尔，看到郊区那座简陋的小房子，他就感到幸福，……他每次离开巴黎去非洲时，心里就像打开了新的天地，感觉像一个越狱成功的犯人，……每当他乘汽车或坐火车，重回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一瞧见郊区的房子，心就揪得紧紧的。……他逃出来了，在大海宽广的脊背上贪婪地呼吸着。在颤动的阳光下，他终于能睡着了，又回到了难以割舍的童年时代，回到了童年那神秘的阳光里，回到了温馨的贫穷日子里。这一切给了他帮助，让他生存下来，并战胜了一切。”[14]在加缪的作品中，阿尔及尔多次成了故事的背景，“与一座城市分享的爱情往往是含而不露的。像巴黎、布拉格，甚至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是封闭的，因而限制了它自身的天地。……人们在阿尔及尔可能钟爱的东西，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东西：每个街道转弯处均可瞥见的一角大海，阳光的浓烈，种族的优美。像通常一样，在此类放肆和奉献中，总可以发现一种更为含蓄的芬芳”[15]。
其实，文化身份问题一直是加缪挥之不去的梦魇。《东道主》可以证明这一点。故事情节很简单，主人公小学教员达鲁执教于阿尔及利亚高原上的一所小学里，尽管大雪封山，但他仍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当地的阿拉伯学生则饥寒交迫，度日如年。达鲁负责给他们分发谷物。有一天，有个叫巴尔杜奇的老警察牵着一个阿拉伯罪犯来到他家，要他把后者带到警察局。达鲁签了字，但并没有立即遣送。他想行使主人的好客权利，热情地为那个犯人提供食宿。“达鲁将茶递给人犯，见他双手被缚，不禁迟疑起来：‘也许可以解开吧？’……他为巴尔杜奇续了茶水，稍稍迟疑之后，也照应了那阿拉伯人……达鲁看到他骨瘦如柴。”[16]强烈的道德观迫使达鲁必须平等对待眼前的阿拉伯人。但后者是个罪犯，达鲁在招待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迟疑又再现了其内心的矛盾：“动作间，他碰了一下深藏在大衣袋里的手枪。他放下碗，将手枪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17]这些对心理和举动的刻画都使一个摇摆不定、矛盾脆弱的小学教员活灵活现。但是，道德力量在达鲁内心深处占了上风，他最后想放阿拉伯人一条生路。第二天他给那个阿拉伯人塞了些面包和钱，而且给他两个选择：一是通往警察局的大路，另一个是通往可接济他的游牧民族的小路。出其不意的是，犯人没有选择逃跑。好心没有好报。犯人的同伙以为达鲁出卖了他，试图疯狂报复。在这部小说中，达鲁具有双重的形象，作为“东道主”的达鲁与作为“法国人”的达鲁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一个处于双面夹击的孤独者形象被巧妙地刻画了出来。
要理解“东道主”的立场和行为，了解一下阿尔及利亚被殖民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阿尔及利亚与法国隔海相望。1830年，阿尔及利亚开始遭遇法国入侵，1905年全国沦陷。法国在那里实行了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问题一直是很多文学家争论的焦点，加缪的许多作品就是以阿尔及利亚为背景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完成的。故事一开始，加缪就向读者昭显了主人公的“东道主”身份：“我想成为我自己家的主人，可以接待我想接待的人。我也可以接待一个不受欢迎的外人，一个潜在的敌人，而不管他有可能侵犯我的家、我的隐私、我的好客的权利、我的主人的地位。”[18]在加缪的笔下，达鲁完全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具有良好的正义感，是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理想代言人。
但是，随着警察和阿拉伯“犯人”的到来，达鲁的“东道主”身份受到了挑战。按照老警察巴尔杜奇的说法，达鲁和警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因为他们是法国人，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对于警察来说，被绑的犯人是个“伊斯兰教徒”，是他们的敌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敌人。至于他叫什么名字，出于什么动机杀人，等等，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触犯了法国人的法律，是个叛乱者，送到警局是必须的。他命令达鲁签收犯人，并不是因为达鲁拥有法律赋予的押送权力，而是因为他是法国人，仅此身份而已。面对阿拉伯罪犯，他的身份只是法国人，他可以逾越任何职业，可以行使警察、法官等一切权力。然而达鲁对阿拉伯人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使达鲁对这名罪犯充满了不言而喻的敌意；另一方面，达鲁的道德观又使他不得不抛弃“殖民者”的形象，而对那帮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产生一种“兄弟情谊，同处一室，便产生特殊感情，好似解甲宽衣之余，便能超越你我，在梦幻与疲惫之中亲如一家”[19]。“在这片沙漠之地，沙漠及其主人都无足轻重”[20]，道德观把尊严赋予了这种卑微的生命。
显然，把阿拉伯人遣送至法国警局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是把阿拉伯人遣送给殖民当局，任由殖民者的法律判决，而不是由他自己的部族审判。对于一个不讲法语的阿拉伯人来说，在他自己的国土上，用法语书写成的法律条文给他定罪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把他交给他自己的部族，他又会受到那群嗜血成性的同胞的严厉处罚。这令达鲁骑虎难下，左右为难，因为在他的眼里，问题出在饥饿和贫穷，阿拉伯人杀死他的表兄只是因为后者抢夺了他的粮食。作为扮演上帝角色的“东道主”，达鲁首先要赋予这名阿拉伯人作为人的权利。
在文化身份问题面前，加缪始终表现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彷徨和不安。阿拉伯人与法国人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加缪笔下的“东道主”既没有勇气站在法国人这一边，也没有勇气走向阿拉伯人那一边。在这部小说的手稿中，作者写道：“在这片无法改变的土地上，人类、种族、宗教互相对峙，从来没有和解，从来无法承认共同的规矩，从来不向同一个上帝致敬。”[21]达鲁迷失在那片人迹罕至的荒漠上，期待并寻觅着在独立王国里能够行使绝对好客的片刻。可是，别人的误解让他陷入了新的痛苦，因为阿拉伯人与法国人之间的和睦生活好似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达鲁仰望长空与荒原，还有那通向大海的无垠大地。面对他一往情深的大海，这又是何等难耐的孤独啊！”[22]小说在此画上了句号。达鲁的身份问题悬而未决，或者说身份的获得在这样的历史、地理背景下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理解达鲁，没有人能认同达鲁的行为。达鲁成了另一个“局外人”。
在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的冲突中，加缪很痛苦，但是并没有绝望。在这样的矛盾和彷徨之中，加缪形成了面对荒诞的人生哲学。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23]在加缪的笔下，有关荒谬、反抗、自由的主题常常来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诸如西西弗、普罗米修斯等。这些神话中的人物其实都是加缪人文主义思想的理想化身，他们具有加缪式的激情和反抗精神，具有地中海式的阳光与热情。在加缪的内心深处，人及其“自由”问题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或绝对的理论问题，而是人性及其“自由”问题在实践中理解和体验的现象。人的命运的荒诞性是我们这个荒谬世界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上帝赋予的或与生俱来的东西。加缪主张通过对荒诞的反抗来根治西方文明的痼疾，让人获得自由和幸福。对于正义、道德的追求使加缪摆脱了西方的虚无主义，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他笔下的西西弗就是这种英雄的化身。“就个人来说，加缪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虚无主义，他严肃又严厉的沉思重建起已经被摧毁的东西，力图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有其实现的可能，这些都使他成为人本主义者。”[24]
在文化身份的困惑中，加缪认为人被异化了，世界是荒谬的。在《局外人》中，他向读者描述了一幅幅现代社会人被“异化”的机械生活画面，同一节奏，单调无聊，循环往复。这就是加缪笔下荒谬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或人的命运，表达了人在荒诞世界中的孤立无援和身不由己的痛苦。但是，应该如何直面这个荒谬的世界呢？是消极的归顺还是积极的反抗？加缪的答案显然是后者。在《反抗者》一书中，加缪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反抗，故我在”的命题，把反抗上升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既然世界是荒谬的，那么对人的要求的回应就应该是冷漠的。在加缪看来，如果人没有反抗又何以为人呢？那与卡夫卡的“甲壳虫”又有什么不同呢？他在强调反抗的理性的同时，进一步展现了现实人的行动。尽管人的生命具有很大程度的悲剧色彩，现实世界中的人就像西西弗那样，不断地将必然要滚落下山的石头一次又一次地推上山顶，但是加缪的结论是：“西西弗沉默的喜悦全在于此。他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他知道他是自己岁月的主人。……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远看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世。他也判定一切皆善。……攀登山顶的奋斗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25]西西弗是幸福的，人是幸福的，也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和西西弗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着现实的命运。不管最终人是否能够逃离悲剧性的结果，但在反抗的过程中，人的内心可以体验到作为人的尊严。加缪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斗士。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说他的创作题材都来自人类所遭受的困苦。的确，身处一个充满酷刑、极权主义、种族迫害、道德和理智沦丧的时代，加缪不断尝试着用自己的笔来为时代呐喊。
《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就是文化冲突、道德沦丧的牺牲品。基于他对自己的母亲和女友的冷淡，读者甚至怀疑他只是个血肉之躯。其实，加缪对于爱的思考贯穿于小说始终。对于情感，默尔索坦言道，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他的内心世界混乱不堪。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传统伦理和传统的行为模式，默尔索其实并没有什么不端的言行可以让我们加以指责。他心里是爱着母亲的，“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是这并不说明任何问题”[26]。在母亲的葬礼上，他没有哭泣，因为他觉得死亡是遵循自然规律，挂在嘴上的爱不足以说明什么，正如加缪所说：“男人的丈夫气概并不体现于言辞，而是体现于沉默。”[27]
如果把《局外人》的故事环境分成三部分：个人（默尔索）、自然世界和人为世界，那么加缪的态度显然是坚信前两部分具有一致性。因为在他的眼里，个人与自然世界是一体的，后者孕育了前者，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人为世界才是一切“不协调”的根源之所在，也是必须予以抨击和解构的唯一目标。人们通常所做的就是要磨去自己的棱角，与这个人为的社会相磨合并遵循其规则。默尔索远离人类文明，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面对阳光、大海、清凉的夏夜，他似乎如鱼得水，感到幸福。他是个对听觉、视觉和味觉都相当敏感的人：“一个卖冰的小贩吹响了喇叭，从街上穿过大厅和法庭传到我的耳畔……我曾经在那里发现了我最可怜最深刻最难忘的快乐：夏天的气味，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容和裙子。”[28]在这里，默尔索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可以说，他的激情来自回忆，回忆里的激情是真实的，不掺杂任何虚假感情的。加缪说：“他远非麻木不仁，有一种深沉的激情让他充满活力，因为这激情是一种长久的、基于绝对和真实之上的激情。”[29]
主人公默尔索的命运在没有他的参与下被决定了，自己却成了局外人。加缪曾强调说默尔索是“一个贫寒的、一无所有的、热爱阳光的人”[30]。其实加缪自己也是这样，在贫寒中出生，在贫寒中成长。“一无所有”对于加缪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指文化上的一无所有，完全脱离法国。他热爱地中海的阳光，热爱在那里的生活。但是，“局外人”默尔索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哲学。他满足于当下，他没有可回忆的过去，也没有对未来的憧憬和期盼，只享受现在生活所提供的一切。他从没有虚度时光的不安和内疚，一切远大的计划和崇高的理想对于他来说都不重要。他的生活正是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描述的一种生活方式——荒诞，以消耗人生、看中当下为主要特征，注重生活的量而非生活的质。[31]在小说的结尾，默尔索的死是以生命的代价换来对自己的真实，这是加缪笔下荒诞世界中荒诞人的典型，也是作者为之歌颂的正面形象。
在文化身份的冲突中，加缪热爱生活，追求英雄主义精神，以此来证明存在的意义。他通过默尔索表现了这种精神。那是一个为真实而死的人，尽管他没有一点英雄的态度。默尔索是否可以被称为英雄呢？让我们来对照《西西弗神话》的内容加以回答吧。西西弗嘲笑了诸神，默尔索嘲笑了整个社会；西西弗是个神，他只能被判处“绝望”，而默尔索是人，因此他被判处死刑。《西西弗神话》的最后一段写道：“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32]如此看来，默尔索也是幸福的，因为他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是他主动迎来了所有这一切，就像西西弗起身走向诸神的惩罚一样。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英雄之举的英雄。加缪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既然存在有意义，那么出生和死亡也就具有同等的意义。既然人一出生就无可奈何地被抛进世俗的染缸，那么也只有死亡才能摆脱染缸附着在人身上的色彩。默尔索最终选择了死亡。他曾经想尽一切办法对抗荒诞，但似乎所有办法都没有死亡那么彻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默尔索比西西弗更幸福，因为他主动迎来了死亡——最为彻底的反抗方式。
由此，对于“英雄”二字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定义：英雄是在怀有希望的精神遭到毁灭性的惩罚时，仍然能够平静地，甚至是满怀幸福地走向山顶的那个人。[33]如不断滚石上山的西西弗，如在死亡来临之前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心扉的默尔索：“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34]这是小说的结局，加缪此刻渲染出来的幸福让读者不由地对默尔索充满赞叹和敬意，他的幸福是一个英雄般的幸福。
加缪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受到了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少年时代在大海边的嬉戏、20世纪欧洲所遭受的战争和磨难以及他与好友萨特的彻底决裂，所有这些都让加缪无限怀念古代的希腊人。他对希腊人、希腊思想情有独钟，可以说，希腊精神对加缪人文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写作方式到思想倾向，从对生命的讴歌到对丑陋世界的批判，加缪常常将人生理想置于一种怀古的氛围之中。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思想是最大的优点，而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真理行事，听自然的话。加缪主张像希腊人那样回到自然，在自然之美中感受生命的伟力。同样，他认为艺术至少告诉我们，人不能仅仅归结为历史，人要在自然界的秩序中找到存在的理由。对他来说，伟大的农牧神并未死去。他最本能的反抗肯定了所有人共同的价值和尊严，同时为了满足对单一性的渴求，执着地要求享有真实中未受损伤的一部分，其名字就是美。可以看出，加缪在希腊悲剧中发现的核心词汇就是自由和美，推崇的是蕴含人类创造精神的生命力。[35]
20世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但是，社会财富的增长无法弥补内心的空虚，反而使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日益加剧。更为不幸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西方人的宗教信仰、道德准则、理性良知以及一切传统的价值观。精神上的困惑和危机迫使人们对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断进行探讨和追问，对死亡主题的“偏爱”在存在主义文学创作中得到了体现。直面死亡、向死而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主义作家创作无法回避的主题。加缪在死亡意识和悲剧感中发现“荒谬感是存在的规定性”[36]。从对死亡的思考出发，转向对生活真谛和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加缪的死亡观体现了海德格尔的生命观。这与他所接触到的从克尔凯郭尔、尼采到北欧哲学不无关联。存在主义者认为，“人只有真正领会和懂得了死，才能领会和懂得生，畏死使人反跳回来，获得生的动力，自死承担起自己的命运，开拓出自己的生命之路，获得自身本真的全体的存在，这就是本真的向死存在”[37]。加缪在人生的很早阶段就对死亡有了深切体察，一方面这使他意识到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认识死亡便是荒谬的人对自身的清醒把握；另一方面这又促使他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怀着清醒的荒谬感义无反顾地生活，直至穷尽自身。
在文化身份困惑中，加缪的选择蕴含着哲学归属和文化渊源问题。他多重文化身份的矛盾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加缪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为20世纪人文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加缪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让他与法国本土产生了情感上的隔阂，在《局外人》里，加缪借默尔索之口说道，“玛丽说她很愿意去见识见识巴黎。我告诉她我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她就问巴黎怎么样。我对她说：很脏。有不少鸽子，有些黑乎乎的院子。人们有白色的皮肤”[38]。他用如此冷漠而简洁的笔触描述了一个苍白的巴黎。《局外人》《鼠疫》和未完成的作品《第一个人》都是以阿尔及利亚为背景的。在这些故事中，他所反映的多半是法国人以及他们的境遇，几乎都与加缪本人的经历有关。“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的。”[39]英国学者阿雷恩·鲍尔德温等人所著的《文化研究导论》中将其定义为，身份就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是谁的问题，在文化研究中，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但是“一个人可以属于不止一个群体，而且是一般来说都是如此”[40]。加缪的文化身份是特殊的，他既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同时也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拥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身份”。在自我意识中，他时而偏向法国，时而偏向阿尔及利亚，不断在这两种文化、两种文明之间摇摆。
加缪从小饱尝人生的艰辛，他的母亲靠给富人当女仆来养家糊口。加缪靠自己的勤奋和一次次积累下来的奖学金读完了小学、中学，而后进入阿尔及利亚大学攻读哲学，并获得学士学位。1933年他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进入一些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组织。加缪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很早，1937年加缪出版了随笔集《反与正》，这本书里有很多是他在欧洲各国旅行途中的所思所想，主要表达的是人在被异化的现代世界里的孤独感、人面对自身的罪恶和死亡威胁时应该如何做出选择，等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曾这样评价：加缪是准无产阶级出身，因此，他发现必须依靠个人的力量，在生活中跋涉向前。就个人来说，加缪已经远远超越了虚无主义。他那严肃而又严厉的沉思试图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并且没有忘记在地中海岸蒂巴萨的夏日耀眼的阳光中呈现出的希腊美和均衡。
加缪的父亲在1914年的对德战役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时加缪才来到这个世界八个月。他随母亲和祖母生活在阿尔及尔东城贫民区。作为战争的孤儿，加缪享受了助学金和免费医疗。在所有的老师当中，他最喜欢热尔曼，因为后者就像另一个慈父，甚至可以说就像是“第一个人”。在热尔曼的帮助和鼓励下，加缪幸运地读了中学。热尔曼爱读《自由思想》杂志，虽不痛恨教士，但对教会抱有一定的戒心，在观点上有所保留。当“按照教学计划”提及上帝的时候，热尔曼的解释是“有些人相信，有些人则不相信”，而且总是强调说，要实现个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可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谈到宗教的时候，热尔曼还特意补充说，有人不相信任何宗教。[41]家庭环境也对加缪的宗教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他的祖母和母亲都信天主教，但很少去做弥撒，所有的宗教活动也只是参加洗礼和葬礼而已。上中学之前，在祖母的逼迫下，加缪勉强去教堂领了圣体。可以说，加缪正是在一种肤浅的天主教边缘文化中长大的。[42]儿时的成长环境决定了加缪日后宗教观的形成。再者，殖民地的宗教氛围十分恶劣。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加缪，显然对上帝的态度是怀疑的，是有所保留的。
文化冲突给人类带来灾难，受难人只能依靠自己，而不是靠什么救世主或上帝。他虽然不反对上帝，但质疑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的能力。在《局外人》中，作者的宗教观可以从主人公默尔索的行为中得到体现。后者在被判死刑之后，多次拒绝神甫的来访，因为他不信上帝，不愿意把所剩不多的时间浪费在上帝身上。又如，《鼠疫》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奥兰城遭遇了鼠疫之灾，帕纳卢神甫在广场上进行布道，教会也组织了一个星期的集体祈祷。神甫在布道中提到瘟疫是上帝爱人的方式，是激励人去思考和忏悔，“通过这条充满着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宁静和一切生命的本源”[43]。里厄则认为如果神甫为他管辖的教区里的教徒施行圣事，听见过垂死者的呼吸声，他就会首先去照顾受苦的人，然后才会想证明苦难是一件好事。每一次里厄发表自己对上帝、对宗教的看法时，其实就是加缪本人宗教观的流露。他也不会欣然接受上帝的安排，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阿尔及尔的成长过程中，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与冲突中，加缪是不信教的，但不信教并不意味着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在加缪看来，宗教信仰就等于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自杀。“这是精神领域里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正视荒诞，而是逃遁到并不存在的上帝那里去，期望来世与彼岸，以虚妄神秘的天国作为逃避荒诞的乐园，这是自我理性的窒息与自残。”[44]加缪对这种态度进行明确的否定，对历史上一切有神论、一切神秘主义的哲学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在他的眼里，宗教、迷信只能给人们提供虚幻的假象，让人们在不存在的世界里寻求不真实的慰藉，严重消磨了人们的意志和面对现实的勇气。默尔索不信仰上帝，即使临近死亡，也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与神甫见面，“神甫的任何确凿无疑，却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在默尔索心中，信仰上帝无异于自我意识的死亡，一个信仰上帝而不信仰自我、不信仰实实在在生活的人“连活着不活着都没有把握”，这样的人活着同死了根本没有什么两样。在个人的抗争中，默尔索感到自己是幸福的，因为是他主动迎来了那一切，就像西西弗欣然接受神的惩罚一样。由此，我们发现无论是默尔索还是西西弗，他们在精神遭遇毁灭性的惩罚时，不是听天由命而是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抗争。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是真正的“勇者”。
加缪对宗教所持的态度常常是中立的。1936年，他撰写了题为《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大学毕业论文，作为无神论者，加缪对宗教的关注和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学层面。当然，基督教对加缪也不是毫无影响。在目睹了在阿尔及利亚缺乏信仰、道德沦丧之后，加缪试图用宗教的力量控制层出不穷的暴力。《反抗者》中那个曾经抛弃上帝、对恶进行偶像崇拜的传教士最终回归到重建慈悲的城市，重拾基督教的信仰之路。所有这些其实能够反映加缪在宗教问题上的徘徊和犹豫心理。加缪不相信上帝，他不是基督徒，但他也并不反对宗教，他有他自己的宗教，那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古希腊精神中的理性与基督教义中的宽容和悲悯相结合，进而达到一种对世界的荒诞进行反抗的自我救赎。这种宗教观的迷茫和彷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加缪文化身份的多重性，代表了大多数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法国人的立场。
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立是不共戴天的。作为一个“黑脚”，加缪对自己的“肤色”也很迷茫，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不受欢迎的人。我们知道，“黑脚”指的是过去在阿尔及利亚打拼的法国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其中包括身上带有阿尔及利亚血统的混血儿。这些人与当地的阿拉伯人格格不入，常常发生冲突。他们远离法国本土，长时间生活在北非，因此对阿尔及利亚也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加缪的创作深刻反映了“黑脚”在文化身份上的困惑和迷惘。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英国文化研究专家斯图亚特·霍尔曾说过，我们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在加缪身上，读者发现他既与阿尔及利亚人共属同一个集体，又与法国人共属另一个集体，他的身上既有阿尔及利亚的烙印，也有法国的血脉。在加缪的成长过程中，天平的两端需要不断地平衡，然而要求得真正的平衡似乎是不可能的，游离在两种文化之间似乎成了加缪的宿命。
毋庸置疑，加缪的文化身份是多重的。他首先是个法国人。作为法国人，他对法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和热爱，而对阿拉伯人持有一定的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加缪儿时所受的教育不容忽视。1923年，他所在的教室墙上一直挂着巴黎圣母院、斯特拉斯堡和勃朗峰的照片，“历史、地理和公民常识教育课反复强化法兰西是祖国母亲的观念”。[45]老师们在介绍阿尔及利亚历史的时候，仿佛是罗马人和法国人两次殖民历史之间一段长达13个世纪的停顿，而且还有个自以为是的认识，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著”士兵的勇敢行动被视为是他们自发认同法国的一种爱国行为。[46]加缪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法国人，而阿拉伯人则多作为次要角色或者以一种被世俗固定了的身份出现。他们没有名字，通常被称作“一个阿拉伯人”或者“一群阿拉伯人”。对于阿拉伯人的固执、愚昧、偏执和残暴，加缪常常带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悲哀。在《局外人》中，莱蒙是一个靠女人生活的男人。他打自己的情妇，并且与这个情妇的弟弟——一个阿拉伯人打了一次架，但那个阿拉伯情妇在莱蒙心中毫无分量可言。为了表示感谢，莱蒙请默尔索和玛丽一起去海滨度假。出门的时候，他们“看见一帮阿拉伯人正靠着橱窗站着，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们，不过他们总是这样看我们的，正好像我们是那些石头或者枯树一样”[47]。其中左边第二个人就是那个情妇的弟弟，结果这些阿拉伯人一路跟着他们来到海滩，“那个人摆出一副不买账的样子”[48]，而这种不屑的表情则成为阿拉伯人的标签，一种固有的印象。他们随后又在沙滩上见到了那几个阿拉伯人，“他们似乎很平静，差不多也很高兴。我们来了，并未引起任何变化。用刀刺伤莱蒙的那个人一声不吭地望着他。另一个吹着一截小芦苇管，一边用眼角瞄着我们，一边不断地重复那东西发出的三个音”[49]。不难看出，在《局外人》中出现的阿拉伯人，没有名字也没有身份，只是一种符号，一种与白人相对应的或相对立的符号，他们的存在在白人看来没有什么价值。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信任和尊重，总是处在对立面，被彼此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从文化身份看，加缪是法国本土人眼中的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尔及利亚人的心目中则是外来者、殖民者。文化身份使加缪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既生活在“欧洲的边缘”[50]，也生活在非洲的边缘。显然，加缪“是个帝国时代接近崩溃时期的人物……不只是代表了像‘西方意识’这样比较无足轻重的东西，而是代表了西方对非欧洲世界统治时期的白人移民的话语”[51]。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加缪对阿尔及利亚逐渐产生了情感，不仅文化上开始慢慢融合，生活习惯也渐渐趋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尔及利亚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加缪对阿拉伯人的情感时常出现悖论。他有排他的情绪，但是他生在那里，了解并热爱着那片热土，对辛勤淳朴的阿拉伯人也时常怀有敬意。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阿尔及利亚的热爱和对阿拉伯人的好感。儿时在贝尔库的日子里，加缪与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一起成长，在他的同学、玩伴中不乏阿拉伯人，在相处中对他们也产生了兄弟般的情感。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孩子来说，他们的教科书并不是只有法国的风土人情，教科书也介绍令人心旷神怡的异国情调。在《不忠的女人》中，加缪这么描写过一个普通的阿拉伯小镇：“朝下看去，阿拉伯城区蓝白相间的平台错落有致，点缀着阳光下晒干的暗红色辣椒。极目所视不见人影，却可从庭院里辨出一些欢声笑语、不知何缘的脚步声，以及一家咖啡馆雀巢咖啡的香味和青烟。稍远处，棕榈林被土墙分割成不均等的方块，一阵凉风吹过，林子上方的树叶发出轻微的飒飒声……”[52]可见，加缪对阿尔及利亚那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长期的生活使他熟悉了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他无限深情地爱着那片热土。
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虚无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加缪创作《鼠疫》的时候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中不乏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战争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战争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极端情境，加缪在这部作品中隐射了欧洲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困境，同时也尝试性地给出一把走出这一困境的钥匙。他理想中的抗争开始变化，不再是单枪匹马的对抗，而是同仇敌忾。小说的灵感来源于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加缪不想通过搭建空中楼阁来阐释虚无主义，而是偏爱现实的厚度和强度。因此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可以读到一个个严密真实的细节，看到这些细节聚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末世图景：鼠疫泛滥，小城即将毁于一旦。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故事的影射意义不可小觑。德国法西斯势力在整个欧洲肆虐，大批居民因文化身份或民族身份而死于非命，“鼠疫”成了纳粹阴影下的西方文明的真实写照。里厄医生是《鼠疫》这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对生活不抱幻想，更不会用缥缈的愿景来粉饰或麻痹自己。面对灾难，他镇定自若，表现出了超凡的智慧和勇气。他坚定地站在受害者一边，希望跟他们坚定共同的信念，同舟共济，也就是说：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
在《鼠疫》中，有个不太起眼的小人物叫格朗，生活的不幸一直纠缠着他。对他而言，鼠疫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更加积极地加入了志愿卫生防疫组织。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总是不假思索地用“我来做”来回答一切。不仅如此，他的心中还怀揣着美好的梦想，也就是要写出一部令人称奇的伟大作品。显然，在抗拒荒谬的过程中，他收获了快乐和生命的意义。叙述者曾这样说道：“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在这部小说中，另一个角色是来自巴黎的记者朗贝尔。在瘟疫到来之时，他一直进行着个人的抗争，因为个人幸福就是他的信仰，他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只属于自己的成就。这个人物其实是个人主义盛行时期绝大多数欧洲人的缩影。朗贝尔因为公事被困在了鼠疫泛滥的城市，一开始他觉得自己是外乡人，那里的灾难与他无关，他千方百计想与远在巴黎的情人相会。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多方奔走，甚至想以偷渡的办法出城。他并不相信英雄主义，他希望越早离开越好。其次，令他感兴趣的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但是后来，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这座并非自己家乡的阿拉伯小城，因为他觉得不管他愿不愿意，自己就是这个城里的人，灾难一旦降临，就不再是个人的痛苦，而是集体的遭遇。他留了下来，选择面对鼠疫，与志愿卫生防疫组织一起战斗。
阿尔及利亚奥兰城在一场鼠疫来袭之时，平日里的散漫烟消云散。所有的人团结到了一起，同舟共济，因为所有的生命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危在旦夕。鼠疫结束之后，城门打开了，火车和轮船驶来了，久别的人们终于重逢。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他们重拾信心，笃信“人定胜天”，以为鼠疫永远不会再回来。他们忘却了所有痛苦，忘却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自己亲人的人。只有里厄医生还在思考，因为只有他明白这绝不是什么胜利，他们的解放只是因为瘟神的自动撤离罢了。瘟神疯狂地对城市发动突然袭击，把所有的人玩弄了一番又突然扬长而去。加缪把荒诞定义为一种对立或一种较量，一种永无休止的斗争。坚持这种斗争，就是不要用“希望”这样的麻醉剂来安慰自己。
加缪的作品中不断散发出催人向上的力量。他把“反抗”视为从荒诞中取得的第一个战果。第二个战果就是“自由”，是“上帝已死”“一切都被允许”的嘉年华般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绝非为所欲为，而是一种苦涩的担当，而且伴随着道义和责任。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人知道死亡是最大的、最明显的荒诞之后，不得不学会重视“当下”，在自由的框框中生活得最好。第三个战果就是“激情”，激情是荒诞的伦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生活，最大限度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的反抗。
文化身份的问题不仅反映在加缪的小说里，也反映在他的戏剧创作之中。《误会》的写作计划始于1941年4月，加缪本来想以《布特约维斯》为标题，1942年改成了《流亡者》。1942年11月，当时的欧洲正处于“二战”的恐怖阴霾之下，加缪迫于战事滞留在法国中部山区，倍受寒冬之苦。剧本的题目反映了作家极度孤独下的精神状态。后来，他回忆道：“《误会》的调子确实忧郁低沉，它完成于1943年，正值德军入侵、国土沦丧的时期，我远离所爱的一切。剧本带着流亡色彩。”[53]但为了使作品开门见山，直奔正题，加缪选择了《误会》这一题目，更具有浓厚的隐喻和象征的意味。《误会》的故事在早先发表的《局外人》里出现过，主人公默尔索被囚禁在监狱里，在床板间偶然发现了一张旧报纸，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提及的就是这个故事：在捷克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母女俩人靠经营一家小旅社维持生计。为了能够到充满阳光的海边生活，母女俩起了歹心，在谋杀了最后一位住店旅客且准备金盆洗手的时候，发现最后一个受害者竟然是她们失散多年的亲人。原来这个母亲的儿子若望少小离家，外出谋生，二十年后才带着妻子衣锦还乡。可是，母亲和妹妹玛尔塔没有能够认出他。出于玩笑，若望把妻子玛丽亚留在别处，自己则假扮旅客住了下来。夜里，母女俩合谋将若望杀害，当看到他的护照的时候，他的妻子也找到了旅店。得知真相，母女俩双双自杀身亡。
死亡在加缪笔下成为主人公的一种解脱，是身临绝境、走投无路的主人公摆脱现状的唯一可能。但是，加缪提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54]。作家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坚定地反对自杀。他把自杀者比作“支付勒索金的赎罪牺牲品”，持这种畏缩逃避态度的人不仅不值得怜悯，而且是一个颇令人厌恶的角色。他主张人应该怀着清醒的荒诞感去“义无反顾地生活”，直到穷尽自身，否则就会为生活的荒诞所吞没。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长久。这并非一种逆来顺受的“量的哲学”，而是启示人们去勇敢地寻求一条精神自救之路。因此，荒诞者拒绝自杀，是因为他绝不回避荒诞，而是把生命的存在意义寓于对荒诞的否定与反叛之中。《误会》这个故事并非虚构，而是一则真实的新闻报道。加缪在《鼠疫》的开篇曾引用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话：“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事实，两者皆可取。”[55]显然，加缪的创作意图就是“用寓言的方式讲述一个绝非寓言的真实故事”[56]。如果说《误会》中的故事是荒诞人生的一个缩影，那么，它意味着这个世界本身就充满了误解、冷漠和隔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白人之间因思想隔阂、文化隔阂而进行的相互残杀则成了这一主题的最佳载体。
无论是“误会”还是“流放者”，二者都体现了人的自我失落和迷惘，是对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状态及冷漠关系的一种隐喻式嘲讽。《误会》的结局是戏剧性的，令人惊心动魄。读者不禁要问，假如若望在一开场就坦言自己的真实身份，直接与母亲和妹妹相认；假如妻子玛丽亚没有同意住在其他地方，而是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假如他没有向自己妹妹如痴如醉地描述春天的绚丽、沙滩的美景，从而坚定她离开小旅店的决心；假如母亲及时阻止他喝下那杯放了迷药的茶水；又或母女俩人发现了散落在地、被旅店老仆隐匿起来的护照……这一连串的误会让若望最终没能逃脱这始料未及的厄运。在玛丽亚看来，只要一句话，误会就能够避免，若望就能够获得一份渴望已久的亲情，给母亲和妹妹带来幸福，肩负起久违的责任。然而，岁月已经夺走家人的温暖和亲情，若望的努力无法唤醒她们冰封的记忆。妹妹玛尔塔对阴雨连绵的故乡深恶痛绝，她放弃了少女应有的柔情与欢笑，残忍地杀人越货，只想尽快到海边过上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可这唯一的幻想也被现实击得粉碎不堪。“每个人扮演自己的角色，直奔自己的命运而去。”[57]加缪称此剧是一出现代悲剧，剧本标题“误会”一词巧妙地暗示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误会就像一堵“荒谬的墙”，把人隔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人们在自己的家园里被放逐，丧失了幻想、热情和希望；他们终日忙碌奔波，认定生活目标并向之迈进，其实是他们生命的终点——死亡。一切努力仿佛都在向自身利益和愿望的反面转化，所有抗拒和挣扎都徒劳无益，人与现实生活之间脱了节。《误会》透射出“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相悖，动机与效果的相悖”[58]，加缪借母女俩之口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人世是不合理的，生活比我们要残酷。
面临突如其来的打击，妻子玛丽亚一夜之间失去了她的幸福和精神依托，陷入了绝望的深渊。她向上帝发出呼唤：“啊！我的上帝！我不能生活在这荒野之中！……可怜我吧，朝我转过身来吧，听见我说的话吧，把您的手伸给我吧！”然而，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能缓解“误会”给她带来的痛苦。只有那个从未开过口的、幽灵般的老仆应声道：“您叫我吗？”这似乎又是一个误会。他拒绝了玛丽亚的求助：“不！”全剧在老仆“平淡而坚决”的声音里落下帷幕。面对厄运和灾难，笃信上帝的人将目光投向他们的信仰，祈祷神灵的拯救。加缪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孤立无援的处境，提出“上帝不在场”这一尖锐的问题，不能不让观众对现代文明进行思考和反省。
加缪认为如果说上帝是存在的，那么它的“存在将意味着它是冷漠的、凶恶的、残暴的”[59]，因为人世间的苦难就是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明。上帝要么不在场，要么对人类的痛苦视而不见，对他们的呼唤置若罔闻，他甚至可能成为恶意的灾难制造者。既然上帝的存在无法提供一条根本的精神解脱之路，那么被抛入世界、为荒诞所包围的人们又应该何去何从？青少年时期的加缪亲眼看见阿尔及利亚孩子的苦难，强烈的死亡气息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手指大海和蓝天，对身边的朋友说：“你们看，他不说话！”十五年后，加缪在《鼠疫》中讲述了奥兰城遭到鼠疫侵袭的故事，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孩子的死亡。瘟疫伴随死神的恐怖阴影笼罩了城市，神父帕纳卢把这场灾难归咎于人类对上帝的亵渎，让人们沉默地领受上帝的惩罚。面对瘟疫的肆虐、孩子的夭折和神父的屈从，主人公里厄医生毅然说，他至死也不会去爱使孩子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与那吞噬千万无辜生命的病菌做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误会》中，妹妹玛尔塔成了“荒谬的英雄，对未来持冷漠态度，渴望穷尽现有的一切”[60]。她对悲痛欲绝的玛丽亚说：“祈求你的上帝，让他把你变成顽石一样，……对所有呼声都充耳不闻，要及时加入顽石的行列。”她自己的心也早已在生活的打磨下变成了顽石。甚至在知道误杀了自己的哥哥之后，她还能冷漠而残忍地说出：“即使我认出他来，事情也不会有丝毫改变。”“对于一个经历了人生的男人，死不过是件区区小事。”她对母亲的忏悔嗤之以鼻，对眼泪和任何代表人类柔情的东西不屑一顾，面对命运的捉弄，她声称“我不跪下”。在这种阴沉、冷漠、严峻的人生态度背后，是她对荒诞人生的透彻认识与极度厌弃。她怀着改变生活处境的强烈渴望，当若望在她面前描绘海边的美好景象时，她终于表现出少女的好奇和向往，对哥哥讲话也第一次带了点人情味。为了得到她梦寐以求的生活，她不惜踏碎路上碰到的一切。在历经了种种不幸之后，在强烈的死亡体验之中，玛尔塔对生命产生了悲剧感和幻灭感，想归于顽石一般的无生命和无情，以求得精神的解脱。加缪在玛尔塔这个人物身上寄予了深刻的哲理。这个人物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被逼无奈找到的这样一条精神解脱之路，而在于她与绝望和幻灭进行彻底抗争的精神。通过这种痛苦的追求和漫长的斗争，她对世界的荒诞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却并没有就此向厄运低头，放弃自己的斗争意志。她控诉命运的不公、生活的残酷，执着于一个失去并且再难找回的天堂的梦想。在玛尔塔身上，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的反抗者形象，当她清醒地意识到荒诞之后，她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把生命个体作为一种资本或赌注，去同不合理的黑暗现状做一番较量。她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以“恶”来回敬这个荒谬的世界。
戏剧《卡利古拉》与《误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加缪借古罗马暴君的形象来象征对荒谬进行“以恶抗恶”的斗争。执政初期的卡利古拉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君主。然而，在心爱的妹妹死去以后，他意识到这样一个可笑又伟大的真理：人都是要死的，他们并不幸福。为了让浑浑噩噩地生活在假象之中的世人醒来，卡利古拉把自己视为命运的扮演者和代言人，利用君王拥有的绝对权力施行暴政，任意杀戮，强迫人们正视不可逃脱的残酷命运。与玛尔塔的抗争相比，卡利古拉选择的毁灭性方式可谓惊世骇俗，而他本人也近乎疯狂，这位作恶多端的皇帝最终死在奋起反抗的臣民手里。加缪笔下的这两个主人公都清醒地直面荒诞，采取了恶的对抗，但他们既无法拯救自我，也不能改变荒诞的秩序，而只能使自己悲惨地走向毁灭。荒诞的世界依然存在，而他们则沦为真正的孤独者，在罪恶中孑然一身。作者否定了这种反抗的方式，当反抗超越了自由的限度，只能归于失败。加缪认为，人、世界与荒诞构成了“一出悲剧的三个人物”。加缪强调说：“在人类精神之外，不能有荒诞”，“这个世界之外，也不能有荒诞”。在他看来，“活着，就是使荒诞活着”[61]。作为一个荒谬的人所能做的不是绝望轻生，甘于沉沦，陷入命运的漩涡而无法自拔，因为这是对生命意义的彻底否定；也不应当为了回避荒诞而自绝于人世，因为那意味着走向另一种极端；更不应该在宗教信仰中自我麻醉，等待虚幻渺茫的神的救赎。他应当深刻地认识荒谬，坚决地反抗荒谬，通过抗争勇敢地进行自我拯救。然而，荒谬的人看不到抗争的出路，注定要承受悲剧性的结局，因为他知道最大的荒诞是死亡。因此，反抗使生命在直面死亡的绝境上放出夺目的光彩，“反抗赋予生命以价值”[62]。
荒诞常常与死亡相关，这个生命最本质的规定性早早地闯入了加缪的生命意识，这与他面对死亡的个体经验和对生命的敏锐感受是息息相关的。加缪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阿尔及利亚，一个处于地中海南岸的阳光国度。然而，自从父亲作为一战的士兵战死疆场之后，母亲就带着他寄居在阿尔及尔的贫民区，贫困和疾病的阴影一直伴随他。加缪17岁时曾患过肺结核，在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当一个酷爱生活的人看着自己被莫名其妙地剥夺健康，当疾病企图从他手中夺走那眷恋着阳光与大海的年轻生命，加缪觉得命运给他上了沉重的一课——荒谬的最初表现之一。在早期的作品《婚礼》中，他写道：“若无生之绝望，便无对生活的爱。”[63]加缪对于生命的热爱就表现在他对疾病和命运的顽强抗争，这种从未枯竭的抗争激情直接推动着他的文学创作。柳鸣九说：“他总致力于表现一种哲理，这是他主要的压倒一切的目的。于是，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一种不事工巧、不重辞章、不披挂任何华丽的外表、不涂抹任何夺目的色彩，而一任思想的火星在冷峻的文体里闪现的风格；就像一块阴沉单调的色布，上面闪烁着无数的光点，构成一片发出某种信息，启示哲人们思想的灵光。”[64]加缪无疑是一个富有哲学头脑并紧张地进行哲学思考的文学家，他用艺术语言所表达的有关人类存在的焦虑及有关生命意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与哲学家们，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们通过理论所阐明的观点一样，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加缪笔下的荒诞感与直接的生活经验相关，是一种真实的普遍感受。但是，荒诞感不同于荒诞的概念。这种源于具体生活体验的感性认识只有上升为理性认识并达到哲学的高度之后，才能被赋予荒诞概念的内涵。荒诞感是从对一种行为状态和某种现实、一个行动和超越这个行动的世界所进行的比较中爆发出来的。加缪试图从理论上对荒诞的概念进行阐释并提出了荒诞的三位一体论，其中包括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对立。人类的理性要求我们明确认识和解释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追求幸福和世界的统一，而世界是一个封闭的、分裂的、非理性的世界。荒诞不存在于世界本身，也非孤立地伴随着人，荒诞产生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之中，离开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荒诞就无从谈起。[65]这就是荒诞的三位一体的首要特征，不能自我分解，破坏了其中的部分就破坏了概念的整体。荒诞成了连接人与世界的唯一纽带。除此之外，人不能在精神之外获得荒诞，荒诞和任何事物一样随着死亡而结束。荒诞本身就是矛盾，它本质上是一种分离、断裂，产生于进行比较的因素之间的对立。由此可见，荒诞源于人与世界的冲突，存在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之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人需要理解世界，而世界是矛盾的。人的理性对世界的认识始终存在局限。承认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也就等于承认了荒诞的存在。其次，人类的终极命运注定是死亡，认识到这一点就完全确立了人的意识中永恒与有限之间的对立。就本体论而言，死亡这一终极命运注定了人的生命的无意义，抹去了存在的价值差异。永恒和有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构成了荒诞。再者，在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的基本思想中，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分裂始终无法弥合。应该说人与世界的分裂是基础，它导致了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分裂，以致荒诞成为人类境况中一个统驭人与世界（包括他人）、肉体与灵魂的根本性的哲学命题。最后，尼采用“上帝死了”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伦理体系和价值观的崩溃，揭示了人类对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怀疑。面对逾越“常规”、不合“情理”的种种社会现象以及完全抛弃道德十字架的人，人们会感到困惑、焦虑，或主动或被动地对人类生存境况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反思，荒诞成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基本概括。
加缪的哲学思想及其文学创作，与其成长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地中海带给这位北非法国人的东西，不仅有阳光和海水，还有一种民族文化的碰撞与摩擦，就如同海水拍打着海岸，碰撞和摩擦的结果产生了新的思想火花，赋予了加缪特殊的文化身份。在《反抗者》一书中，加缪对笛卡儿的“我思”命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明确提出了“我反抗故我在”世界观，把反抗作为存在的标志和条件。他认为：“如果我们意识到虚无和无意义，如果我们觉得世界是荒谬的，人类的条件是无法忍受的，那么这并不是终了，我们不能停留于此，除了自杀，人的反应是本能的反抗……因此，从荒谬的感情中，我们看到出现某种超越它的东西。”[66]《反抗者》以长篇累牍的理论剖析形式揭示了他的人生哲学，但是不难发现的是，加缪的哲学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这部论著里，加缪明确指出了为什么反抗以及怎样反抗的问题。他研究了各个时代哲学的、政治的、艺术的所有反抗形式，从伊壁鸠鲁到尼采，从萨德到超现实主义者，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洛特雷亚蒙。在这部作品里，加缪对善与恶的形成进行了独特的思考。他认为，世界观产生于与恶的斗争，但怎么也无法摆脱恶的困扰。我们必须与恶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但我们究竟怎样才能避免它来自我们的正义行动？加缪主张在与荒诞进行斗争的时候，要以革命为目标，但是他并不十分赞成马克思主义，他宣扬的是一种“纯反抗”。在一些历史事件的影响下，特别是看到苏联的国家独裁与专政、法国右派的过激行为以及法国解放后的残酷局面，加缪的世界观不断演变，他最终认为恶有可能产生于对善的向往。[67]《反抗者》揭露了现代反抗所采取的种种形式。人心目中的反抗是神圣的，但历史却以悲剧的方式将之扭曲。现代人对新的世界秩序的重新组织，似乎最终都导致了国家恐怖主义。他们以建立一个美好的未来为借口，迫使我们接受一个极为血腥的文化冲突。
《反抗者》勾勒出了加缪后期的文化观和人生哲学，他反对任何文化冲突和以文化身份为借口的武力行动。作者谴责了许多宗教团体以历史的理由让人们忍受痛苦与不幸，他特别反对流血的革命和革命成功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可以说，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够像《反抗者》的最后一页那样，表现出那种“强度”和那种节奏。在加缪的笔下，由不同人物组成的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戏，就是对这种经历最为理想的表达。但是，加缪明显摇摆于笛卡儿与纪德之间，在严密的抽象性与无限的理解之间犹豫不决。加缪的立场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后者认为如果把人的行为限制到不产生任何恶的层面（理解和救助，用基督教的话说，就是宽容和仁慈），就有可能会导致“不干涉”思想的形成，救助、理解、“不带病菌”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消极思想。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说，如果这么做，不仅有可能会遭受个人的危险，而且还可能遭受人类灭绝的客观危险。[68]《反抗者》一出版，便在存在主义者内部引起轩然大波。面对荒诞的世界，加缪既没有陷入深深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也没有盲目乐观，这使得坚信“他人就是地狱”的萨特极为愤慨，并与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与萨特分道扬镳之后，加缪对死亡和命运的抗争始终没有停止，但显然跟萨特不在同一方向。在加缪的世界里，如果一个人已经意识到世界是荒诞的，同时还意识到把人从形而上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只是为了把他重新关进历史牢笼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也是荒诞的。加缪站到了萨特的对立面，也就意味着他站到了“他者”或“他者文化”的阵营。
在《堕落》里，作者对自己过去的世界观进行了批评，因而一种更加积极的思想在加缪的笔下出现了。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善良的人，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虚伪之举后，便开始自我谴责，变成了一个不断进行忏悔的“法官”。尽管善良和客观的价值理念在《堕落》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但这部作品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多少光明和希望，甚至比《局外人》还要消极悲观。因为这部作品产生于生活伦理被揭示之后，而当时的《局外人》并不知道这些客观价值。根据笛卡儿的方法，加缪采取了一种夸张的怀疑形式，以哲理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内心剖析。在美好的情感与自私或没有任何效果的自责之间，加缪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忏悔的“法官”做出了榜样。在恶的普遍胜利面前，加缪希望寻求一条艰难的伦理道路，来承受共同的犯罪，来与恶进行顽强的斗争。因而原先无辜的“局外人”分别被律师、医生所取代，因为后者认为自己是恶的牺牲品。他们与恶进行了斗争，但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谨慎的。忏悔的“法官”揭示了共同的犯罪，但这仅仅是个粗糙的外表，真正的人还需要从中走出来，从深深的犯罪感中走向无辜的心态。因为人类的正义不算什么，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69]在与恶斗争的同时，人们必须知道，恶其实就存在于他那个永不满足、永远抗争的过程中。
在文化身份的探寻过程中，加缪竭力反对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也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暴力与反抗。他拒绝杀戮，尊重生命，倡导不同肤色的人和谐共处。在加缪的精神世界里，个人和他人应该团结一致。他认为只有共同的力量才能把人类团结在一起，反抗应该是一种共同的努力。其实，加缪的人道主义哲学来自他个人的成长经历。这个地中海的儿子深深地爱着那片土地，爱着那里的阳光和海水。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发现他在欣赏大海、太阳、河流时所产生的感觉，同时也包括来自女人们友谊的温柔情感。加缪希望以自己的一切行为同世界相联结，用感激的态度同人类结合。正是这种地中海的生活态度激发了加缪对生活的激情，塑造了他独特的人格和意识。就像加缪自己所说：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一生中就不会一事无成。不管处在何种境地，遇到何种不幸与失望，我的所有努力便是重新去寻找接触。在我亲身体验到的这种悲哀之中，爱，是难以表达的意愿。即使看到的仅仅是夜幕中的一座丘陵，那又是何等陶醉的感觉。他沐浴在地中海的阳光下，用一种反抗精神面对这个荒谬的世界，诠释着生命的意义。[70]
从文化身份的角度看，没有阿尔及利亚的经历，没有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没有人种之间的鸿沟以及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与生俱来的民族对立，就没有加缪，更确切地说，就没有加缪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加缪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困惑和追寻几乎在他所有作品里都得到了体现，复杂的文化身份使他的思考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包括死亡和荒诞主题。他的思想是积极的、闪光的，催人向上。他在寻找自我文化身份的同时，也让读者与他一道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洗礼。
注释
[1]柳鸣九：《加缪全集·小说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总序。
[2]瑞恩·塞格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身份建构》，《跨文化对话》1999年第2期。
[3]瑞恩·塞格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身份建构》，《跨文化对话》1999年第2期。
[4]柳鸣九、沈志明：《加缪全集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4页。
[5]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6]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2页。
[7]同上，第477页。
[8]同上，第509页。
[9]同上，第474页。
[10]周小珊：《走近加缪——读〈第一个人〉》，《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4期。
[11]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陈良明、钱培鑫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2]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陈良明、钱培鑫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13]胡园园：《地中海之子——从地中海情结看加缪的文化身份》，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汉语摘要。
[14]加缪：《第一个人》，袁莉、周小珊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15]柳鸣九：《加缪全集·散文卷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55页。
[16]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
[17]同上，第336页。
[18]雅克·德里达：《论好客》，贾江鸿译，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19]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8页。
[20]同上，第336页。
[21]Albert Camus：Théatre，Récits，Nouvelles，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Gaillimard，1962，p.1621.
[22]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
[23]柳鸣九：《加缪全集·散文卷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24]转引李元：《加缪新人本主义哲学探要》，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25]柳鸣九：《加缪全集·散文卷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
[26]加缪：《局外人》，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27]郭宏安：《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读书》1986年第10期。
[28]加缪：《局外人》，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29]袁筱一：《文字·传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30]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31]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32]袁筱一：《文字·传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33]同上，第62页。
[34]加缪：《局外人》，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35]转引王洪琛：《荒诞的人——加缪文学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2页。
[36]转引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
[37]柳鸣九：《“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
[38]柳鸣九：《加缪全集·小说卷·局外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39]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8页。
[40]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豪斯特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41]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页。
[42]同上，第27页。
[43]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0页。
[44]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45]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2页。
[46]同上，第24页。
[47]加缪：《加缪文集》，郭宏安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06页。
[48]同上，第509页
[49]加缪：《加缪文集》，郭宏安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10页
[50]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6页。
[51]同上，第245—247页。
[52]柳九鸣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丁世中、沈志明等译，河北教育出版，2002年，第306页。
[53]R.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顾嘉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54]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55]转引张彤：《法国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56]加缪：《加缪文集》，郭宏安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35页。
[57]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顾嘉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5页。
[58]刘明厚：《20世纪法国戏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59]转引郭宏安：《从蒙田到加缪：重建法国的阅读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06页。
[60]R.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顾嘉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61]转引郭宏安：《从蒙田到加缪：重建法国的阅读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0页。
[62]同上，第84页。
[63]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顾嘉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0页。
[64]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65]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66]R.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顾嘉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67]Ga?tan Picon：Panorama de la nouvelle littérature fran?aise， Gallimard.1976，p.126.
[68]刘成富：《加缪：一位不断寻求生命伦理的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69]刘成富：《加缪：一位不断寻求生命伦理的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70]刘成富：《加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阳光的生活方式》，《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