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重视文化分析学派的当代学术贡献近十余年来，在当代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的格局中，文化研究比例份额量逐渐增大，已形成超越形式主义美学和“新批评”的主要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潮。在今天文学研究和美学研究中，如果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缺乏应有的了解，那么，其研究成果与当代学术的前锋将很难产生应有的理论共识和成功的对话。作为一个具备当代学术视野的文学和美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及方法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按托尼·本尼特和格罗斯·伯格主编的《新关键词》：“New Key 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的说法，文化研究包括三个最重要的理论学派，一个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有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斯、弗洛姆等重要的文化研究学者，一个是由雷蒙德·威廉斯和霍加特开创，大师级学者有霍加特、霍尔、特里·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等等的理论学派，可以称之为伯明翰学派和文化研究的英国学派，第三个学派是以荷兰理论家米克·巴尔为代表的阿姆斯特丹学派，该学派虽然人数不多，在“理论之后”的时代，虽然他们的研究在学术界没有德里达和齐泽克那种“明星化学者”的理论效应，但是，在我看来，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文化研究领域，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英国学派的“物质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阿姆斯特丹学派在理论上的标识是“文化存在论”，该学派的学术定位是：不是简单的文化研究，不反对文学研究，明显区别于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的英国学派。在文化研究领域，阿姆斯特丹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克·巴尔的理论与方法都是不可忽视的，她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聚焦于文化存在意义的生产和社会生产。
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说，人与动物的关键区别是文化，文化使人类的活动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动物的行为和活动，而成为一种有思想，有明确目标的劳动，或者说“生产”。在社会劳动和社会“生产”的意义上，人类才在本质上“按照美的规律”去活动，从而具有了社会意义。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就说过的，没有社会意义的爱情仅仅是动物行为，那是一种异化和退化了的人类行为和活动，失去了区别于动物行为的最关键的理论规定：按照美的规律来“塑性”、生产和性行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
在当代文化研究和理论发展中，“文化研究的危机”的声音不断响起，究其实质，就在于“批判理论”和“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都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总体格局之内，虽然有效地批判和结构了从“文化产业”到“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异化实质以及非人性、非审美的核心内核，但是，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在理论研究的格局上，都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从人类学的意义上分析和研究人类的创造性活动，研究和阐释这种创造性活动的实质和意义。对于文学、艺术和“理论”的研究和阐释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从马克思的角度看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有限的阶段，它的不合理性是客观存在的，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并阐释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可能性及其途径。
米克·巴尔为代表的文化分析学派，着重研究和分析文化作为一种“会思考”的艺术与人类其它社会行为、与动物的宣布行为的区别和联系，这一派的文化研究将研究的重心聚焦于“文化相关性”，注重考察文化的“意义生成”和“文学生产”这两个层面上的文化意指关系，并由此以文本为研究平台，充分揭示不同意义和结构、主体意识与历史经验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阿姆斯特丹学派广泛吸收了当代人文学科和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积极成果，提出了一套有效的从文本分析进而进入意义分析和当代社会批判，特别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积极因素作出研究和阐释的理论方法，将“文化分析”、“文化表征机制”、“双重揭示”、“记忆分析”、“后置历史”等理论概念和方法成功运用于当代文化现象的理论阐释，是“理论之后”时代的成功的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
在文化经济时代，或者说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失忆”已经成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状态，文学艺术作品也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审美资本主义时代的高级消费品。例如这几天学术界和民间都在热议的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产品。表面上看，这是一部认真挖掘“历史记忆”的作品，通过一个特殊年代一群美丽少女在特殊环境中的“美艳”呈现，以虚假的历史真实，达到收获票房成功目的。冯小刚以“老炮儿”自居，老炮儿是管虎导演的电影《老炮儿》中的主角，由冯小刚导演，这是一个思想和行为方式停留在“文革”时代的老北京胡同里的混混，自命不凡但内心脆弱。作者注。其实很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中所说的那种“时代英雄”。在现实生活中，历史和“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文化工业和文化经济的生产资料，可以经过“艺术”加工成为貌似艺术作品的文化产品，因此，“记忆问题”成为当代理论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点。米克·巴尔的研究指出，在对“记忆”的文化产品进行文化分析的时候，要有效地分析和区分“习惯性记忆”、“叙事性记忆”、和“创伤性记忆”的区别，也就是说，仅仅描述和“呈现”某种历史记忆，并不一定就能够超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既定机制。例如冯小刚《芳华》，在我看来，就是简单地、符号化地“呈现”中国社会某个历史阶段的“创伤性记忆”，以此来激发观众的审美愉悦（悲剧作品的文化功能），然而，因为没有表达出“过去”以及“现在”的真实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没有表达出当代社会真正重要的“情感结构”，因此，只是一种大众消费性的文化产品，不是当代美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艺术。在理论上，对于《芳华》这样的文化现象，用本雅明的方法和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可以较为有效地分析当代文化现象，包括说明文化中的“记忆”在当代社会为什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原因。
从学术谱系上看，米克·巴尔不是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那个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我看来，在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机制中可能生产出来的指向未来的意义，通过对文化存在的意义生成和社会生产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在她的最深刻的思想内核上，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致的。
王进博士是一名优秀的青年学者，多年来一直深入研究荷兰理论家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思想和理论，曾经到荷兰莱顿大学跟随恩斯特·范安峰与米克·巴尔夫妇做过合作研究，这本《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思想研究》就是其研究成果的总结。在中国目前的文化研究和美学研究格局中，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研究工作的重要价值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某种程度上还处于基本不了解或者说了解不系统、不全面的状态，王进的这本专著弥补了这个空缺，因而应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我相信，读者会从中收获到诸多的教益和启示。
是为序。
王杰
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
2017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