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钢铁侠能弥补托尼·史塔克的错误吗？
克里斯托弗·罗比肖
作为一位天才超级英雄、富有的实业家和高级政府官员——以及不要忘了，一个十分擅长享受生活的男人——托尼·史塔克被视为美国成就和卓越的典范。但他也有私人的一面，暴露了他的不安。[43]仔细审视便会发现，史塔克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他接近自毁性情。[44]他那技术宅的悟性让他更加擅长，也更加喜爱，建造仪器而不是维持人际关系——问问“小辣椒”波兹（还有其他人）就会知道。而他的职业生涯少说也是成败参半，无论穿不穿他的高科技盔甲。不管是追踪史塔克企业做成的见不得人的武器交易，控制钢铁侠技术落入反派之手造成的灾害，还是面对美国队长当着自己的面被谋杀的国家危机，托尼·史塔克发现自己总是需要努力纠正自己有意无意造成的灾害。[45]确实，他总是不断地解释当时的情境和自己对已知失误的愧疚，那大概是史塔克作为钢铁侠丰功伟业的主要动机了。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漫威宇宙中如此迷人的角色。那么，个人救赎和补偿公众对他来说能做到吗？还是说那对无敌钢铁侠来说是无可企及的？
有差异的区别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审视道德责任的问题。因果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是有区别的。当我们以某种方式帮助引发了某个事件，我们便对其负有因果责任，但那还不足以说我们对其负有道德责任。假设“铁霸王”奥巴代亚·斯坦尼不知怎的重新编写了钢铁侠盔甲的程序，一旦托尼穿上并激活它，那身盔甲就由他掌控。托尼不知道这个事实于是穿上了盔甲，然后在斯坦尼的控制下被迫攻击了神盾局的天空母舰。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托尼对攻击神盾局总部就负有至少一部分因果责任。毕竟盔甲内是他的身体，要是他不穿上盔甲，神盾局就不会受到攻击。但史塔克对他的行动并没有道德责任。他不知道斯坦尼捣鼓了钢铁侠盔甲，穿上它的时候，他的行动不由他自己掌控。因此，相应的责任也就落到了铁霸王身上。
请注意，这个案例有两个因素，哪一个都足以免除托尼攻击神盾局的道德责任。[46]其一是他不知道斯坦尼的行动。要是他知道铁霸王做了什么，但还是穿上了盔甲，那么即便斯坦尼在那以后没有控制托尼的行为，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托尼对这次攻击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故意将自己置于坏人的掌中。另一个免除他道德责任的因素便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对不是自愿做的事没有道德责任。如果我们发现史塔克可以重新掌控他的盔甲，却自己选择不那么做，那么我们依旧有理由得出结论，他对神盾局的攻击负有道德责任，即便他穿上盔甲时不知道斯坦尼做了什么。
作为还是不作为，这是一个问题
区分因果责任和道德责任打开了另一个重要区别的大门，那就是作为和疏漏。做某件事和不做某件事的区别十分明显，但两者都能是成因吗？哲学家们没有统一意见。如果一次街战中，钢铁侠揍了绯红机甲一拳，导致他撞向一幢大楼，那么显然，钢铁侠的行动是绯红机甲撞到大楼的成因。但假设是绯红机甲冲向钢铁侠；他攻击过头，驶过钢铁侠，撞上了一幢大楼。钢铁侠什么也没做，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钢铁侠的这种疏漏是绯红机甲撞上大楼的成因吗？一方面，要是钢铁侠阻止了绯红机甲，他就不会撞上大楼。这似乎足以说明钢铁侠的疏漏确实是一个成因。但另一方面而言，要是我们将此类疏漏也视为成因，那么我们便被迫卷入了许多之前觉得和自己没关系的事情。就这个例子，要说钢铁侠静静地站在一边，导致绯红机甲撞上了大楼，怎么讲都有些奇怪。
要谈道德责任，决定作为和疏漏是否都能成为成因是很重要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对疏漏负有道德责任。举个例子，要说钢铁侠能轻易地从一幢着火的大楼中救出一个孩子，但不知为何选择不这么做，那他对那个孩子的死便负有道德责任。但那孩子的死是他造成的吗？这个问题与我们有关，因为这样看来，人似乎只对自己负有直接因果责任的事负有道德责任。这一切都意味着，要是我们没有促成某件事的发生，那么我们对它就没有道德责任。但要是我们同意道德责任需要以因果责任为前提，那么钢铁侠对那孩子的死有没有道德责任便取决于那件事是不是他直接造成的，而那又取决于疏漏能不能算作成因。
让我们暂且同意道德责任需要因果责任作支撑，而疏漏能算作成因，令这些争议告一段落吧。显然这点上还有很多能说的，但我们早已作了足够的论证，能安心地说这些假设都不是荒谬没有道理的了，它们的替代选择也不更具吸引力。[47]
是时候声称负有责任了
目前为止，我们同意只有某人自由且有意地作为或疏漏，造成了某事件，那个人才对这件事负有道德责任。摆明这些条件非常重要，因为那让我们得以审视某些托尼·史塔克明显认为自己负有道德责任的事情，并探寻他到底需不需要负责。
我们先来看史塔克企业见不得人的交易到底是不是他的责任。我们在第一部《钢铁侠》电影中看到，托尼被绑架期间，经历了一场类似宗教的体验。在那里，在同为囚犯的寅森教授的帮助下，他得知自己非但不是真正的美国爱国者，而且管理着一家将危险的武器交到坏人手中的公司。他也了解到，在自己的国家外，他被视为一位屠杀了许多人的刽子手。托尼以钢铁侠的身份逃离，自此变了心意——真正换了心脏！——开始纠正史塔克企业协助造成的灾害，修正它的任务轨迹，也改善他的个人生活。托尼的动机是愧疚，因为他认为史塔克企业的武器散播全球所造成的痛苦和死亡是他的责任。
但他真有道德责任吗？我们的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将史塔克企业的武器售卖给激进边缘团体的是奥巴代亚·斯坦尼，不是托尼，因此道德责任该是他的。当然，托尼忙着酗酒、赌博、欢宴、在车库里玩耍，没有留意斯坦尼的行为，但他这方面的缺乏监管——这种疏漏——最多也只是让他和奥巴代亚一样，对史塔克企业武器的分销负有部分因果责任。但他并没有道德责任，因为他不知道斯坦尼做了什么，既然不知情，就不会有道德责任。托尼一发现奥巴代亚在做什么，就竭力想阻止他；但在发现之前，他的企业见不得人的交易并不能怪在他头上。
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对托尼有利，但仔细审视情况便会发现他脱不了干系。确实，要是不知情便不用负道德责任，但只有那种不知情是完全合理、没有过失的——而非有意或疏忽，这种说法才成立。假设有人预先知道，使用他那致命的戒指就会牺牲健全的精神，让他无力理解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如果真是那样，“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道德责任，因为他精神不健全，无法理解生命的价值”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由于他如今的不知情是刻意为之，他也就确实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
同样，只有托尼不清楚史塔克企业武器销售状况不是刻意为之，也不是疏忽大意，他才可以用不知情当借口。我们要考虑，要是他在公司的运营管理上多花一丁点时间，在他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上少花一点时间，他是不是早就可以发现斯坦尼的计划了。托尼是个天才，我们可以认定斯坦尼的诡计就算聪明，也逃不过托尼的眼睛多久。托尼的不知情是疏忽大意，他也因而不能把它当成免除道德责任的借口。我们已经认定，他疏于监管导致那些武器销往恐怖分子手中，同时没有理由认为托尼没有自由选择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拥有负道德责任所必要的条件，因而无法免除道德责任。
责备与不当行为
这是否意味着托尼·史塔克应该为史塔克企业的武器受道德谴责呢？不一定。毕竟，我们还没有检视托尼的缺乏监管是不是真正的过错，如果是，我们才能谴责他。然而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情况比这复杂得多。有时候我们没有做错某件事，却依然要受道德谴责；也有时候我们做对了某事，却不配获得道德上的赞美。这听起来无疑怪极了，但请思考接下来的例子。假设控制者（Controller）一直想创造一支奴隶军队，企图用他的奴役磁盘控制某个人。但他不知道，那个人患有晚期脑癌。古怪的是，控制者控制那人的行为反倒治愈了他的脑癌，还让他对他的控制免疫。
控制者做了错事吗？或许没有。如果他没想奴役他，那人可能就要死于癌症了。但他失败了，治愈了他！这看起来不仅不像错事，反而像是正确的事。但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赞扬控制者，或者至少认定他不该受谴责吗？不，因为他行动背后的意图完全邪恶，而对道德责任而言意图才是重要的。这样，即便控制者做了正确的事，至少不是错事，他依旧要受谴责。如果这难以接受，或许应该指出，有时候一个人做了错事，却完全不该受到谴责，这点我们通常很容易承认。比如有人可能不情愿或不小心做了某事，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但即便一个人可能没有做错某件事，却依然要受道德谴责，在我们考虑的这个案例中，托尼·史塔克对他的公司缺乏监管似乎的确是错误的。那导致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因此，要是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我们可以断定，他因为错误的疏漏行为要受道德谴责。
有时候说“我很抱歉”真的不够
此时此刻，我们应该问一句：所以呢？该受道德谴责意味着什么？让我们请教当代哲学家T.M.斯坎伦（T.M.Scanlon），他详细地阐述了应当受责备与真正责备别人的情景。[48]对斯坎伦来说，觉得某人应当受责备与真正责备他们是有区别的，它们的适用条件并不相同。判定某人应该受到责备意味着认定那人的行为破坏了他在道德社群中必须保持的基本道德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认定让他采取行动的态度损害了他与我们之间的重要道德关系。不去责备他意味着认定他该受责备，因而调整自己的态度，反映出这种关系的受损。
不仅如此，斯坎伦还认为即便已认定一个人应受责备，每个人也不都有同样的理由责备他。判定有没有理由责备一个人，不仅取决于那人该不该受责备，而且取决于他的错误行为多大程度上损害了我们。如果我对你做了错事，只要有恰当的证据，每个人都有理由判定我该受责备。但你却更有理由责备我——对我采取那种特定的态度——比某个几乎不认识我们两人，也没有被我的行为影响到的人更有理由。
照这么说来，史塔克企业非法销售武器最直接影响到的人，就是最有理由责备托尼疏忽大意导致他们受灾的人。然而他们不是美国人，而是身在远方发展中国家的家庭。那么，托尼·史塔克又该做什么呢？对于对这些人造成的伤害，他已感到内疚。由于他们完全有理由责备他，似乎他该竭尽所能修复他与他们之间的道德关系。
显然，托尼必须采取行动请求原谅。然而问题是，他要怎么做才能获得那种原谅？感到内疚似乎不够。但真诚地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为此感到内疚，公开坦白并道歉也是不够的。众所周知，托尼不会那么做，但即便他会那么做，也是不足以让他获得原谅。为什么呢？或许因为有些错误的伤害太大，仅仅承认自己有罪根本不足以获得原谅。[49]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每日新闻详细地列出了某些企业经营人员所做的几乎无止境的错误行动，对许多人造成了伤害，他们也应当受到责备。我们许多人都有理由责备他们。对此，流行的观点是，这些经营人员诚挚的悔罪虽然受欢迎，但并不足以让他们获得原谅。那么还需要他们做什么呢？还需要托尼·史塔克做什么呢？他化身钢铁侠的决定是他获得原谅所必需的行为之一吗？
赎罪不容易
大多数人都不像托尼·史塔克那样天才而人脉广泛。除了表达悔悟，他们请求原谅的唯一方法就是服从司法系统，接受违法行为的责罚。确实，一些观点认为，惩罚的关键在于恢复：惩罚的目的在于促进犯错者在道德社群中地位的重建。[50]我们可能会认为托尼的特别不能让他免走司法路径弥补错过。作为史塔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的疏忽大意导致危险的武器落入坏人之手，不仅威胁世界另一边的人的安全，也威胁到了所有人。托尼似乎从未考虑过向当局自首，让司法系统判定他是否应该为他的疏忽大意负法律责任。当他公布自己钢铁侠的身份时，他也没有为自己过去的行为道歉。他最接近道歉的行为——至少在电影里——是在他从阿富汗回来后第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如此看来，即便托尼化身钢铁侠做了许多好事，他采取的行动依旧不像是想请求被他伤害的人原谅。
撇开这点不谈，值得探究的一点是，托尼作为钢铁侠的职业生涯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走上宽恕之路。托尼显然觉得他必须以某种方式“纠正”史塔克企业犯下的“错误”，而最佳方式就是做钢铁侠。但纠正错误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小的时候都被教育过，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做过的事。尽管钢铁侠盔甲能让托尼成就良多，它永远不能助他令寅森和他的家人起死回生——拉扎和他的恐怖组织企图统治那块地区，从而害死了他们；要是没有获得史塔克企业的武器，这就不会发生。如果犯下的罪行无法撤回，又该如何“纠正”它们呢？
托尼似乎觉得，他至少应该阻止情况恶化。他利用钢铁侠盔甲粉碎了拉扎的恐怖组织，开始了搜集流出武器的漫长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止血”足够了吗？很可能还不够。我们有理由认为，除了阻止造成的灾害，他还应该做许多好事。但我们得小心行事。赎罪不意味着化身钢铁侠的托尼做的好事一定要比之前犯下的罪行多，因为要求钢铁侠多做好事而不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基本是不可能的。
内疚感永远不会消失
我们集中分析了托尼的一处疏忽大意之处——他疏于管理史塔克企业——探究了他是否对此负有道德责任，那意味着什么，以及该如何为此赎罪。然而我们知道，托尼·史塔克会为许多事情感到内疚，觉得自己必须纠正错误。钢铁侠盔甲技术被偷也要他负道德责任吗？美国队长之死应该算在他头上吗？目前我们或许没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每当想评估托尼·史塔克纠结的诸多事情时，我们审视过的区别和做过的推理无疑会帮助我们。[51]他有时有充分的理由内疚，有时却不应该，而他赎罪的要求很可能取决于当时的情况。目前来看，或许我们应该感到宽慰，因为托尼·史塔克时常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背后的道德地位。钢铁侠盔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之一，这身盔甲里的人虽然不完美，却常常反思且乐于弥补自己的错误，知道这一点，我们应该高兴。那才是我们应该效仿的品质。
5 钢铁侠杀了美国队长吗？
马克·D.怀特
有时候做托尼·史塔克糟透了
这些日子，托尼·史塔克即“无敌”钢铁侠的票房或许一路走高，但在漫威漫画宇宙中，情景却非常不同。几年前，年轻而没有经验的英雄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造成一场灾难事故后，托尼加入了美国政府登记注册所有超级英雄的方案。此后，他成了这个方案的领导者。超级英雄群体由此一分为二，他的老朋友、战友和偶像美国队长成了反抗军的领袖，最终导致超级英雄“内战”爆发。这场冲突以美国队长投降结束，不久后他在拘留期间遇刺身亡（这与注册导致的纷争没有直接关系）。托尼当上了神盾局（一个国际间谍组织）局长和“五十州计划”（Fifty State Initiative）主管，掌管注册超级英雄在美国每个州内的分配。[52]
但好景不长。很快，浩克从托尼和别的超级英雄流放他的星球回来了。这个绿大个儿势不可挡地摧毁了还未从“内战”中完全恢复的纽约市，开启了“浩克世界大战”（World War Hulk）[53]。那场大事件结束后，有变形能力的斯克鲁人（Skrull），一个长期以来对人类心怀怨恨（尤其对托尼·史塔克心怀不满——怎么，很惊讶吗？）的帝国主义外星种族，被曝已在地球上潜伏多年，以其绑架的英雄和平民的形象隐藏在众人中间。当这场“秘密入侵”（Secret Invasion）再也不是秘密，英雄与反派团结一致共抗斯克鲁人，以复仇者创始人之一“黄蜂女”（Wasp）的牺牲达到高潮。[54]最后，托尼·史塔克承担了罪责，被免去神盾局长的职位——他的继任却是诺曼·奥斯本（Norman Osborn），从前的反派绿魔（Green Goblin），“雷霆特攻队”（Thunderbolts）的领导者。托尼杀了斯克鲁领袖——却很快成了“美国头号通缉犯”[55]。官方认定了：做托尼·史塔克糟透了。
在这一切事件中，不管在漫威宇宙中还是在粉丝群体中，钢铁侠都极不受欢迎。美国队长从前的小跟班（后来的继任者）巴基·巴恩斯（Bucky Barnes）为史蒂夫·罗杰斯（Steve Rogers）的死而责怪他；女浩克（She-Hulk）因将她表哥浩克放逐到另一个星球而怪罪他；汉克·皮姆（Hank Pym）（蚁人[Ant-Man]，巨人[Giant-Man]，黄衫侠[Yellowjacket]，那时的黄蜂侠[Wasp]）认为自己前妻（初代）黄蜂女的死是他的责任；哥利亚（Goliath）的侄子汤姆·福斯特（Tom Foster）因为自己叔叔死在了克隆雷神索尔（Thor）的手上而怪罪他；毫无疑问，索尔也责怪他偷窃了自己的DNA还克隆了自己；更别提所有反对注册英雄（比如内战之后的新复仇者[New Avenger]）都为逼迫他们转入地下而责怪他。许多直言不讳的粉丝将托尼·史塔克比作希特勒，等不及要看他自作自受了。（开心了吧？）
但这么多憎恨和责备都是他罪有应得吗？所有这些事件的结果都是托尼的责任吗？他到底为什么那么做？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我将聚焦于内战，因为关于托尼行为的理由，这个系列的讨论最为广泛，也因为注册法案能看作托尼一切问题的开始（至少上面提到的这堆问题！）
要是他坐视不管，待在家里擦盔甲呢？
在审视托尼·史塔克对内战之后所发生的一切的责任前，让我们先来回顾漫威历史。几年前在斯坦福德，一场年轻超级英雄团队“新勇士”（New Warriors）与反派硝化人（Nitro）的战斗导致上百人死亡（包括许多儿童）。不久以后，美国政府就推进了超级英雄注册法案（Superhuman Registration Act，简称《注册法案》）。由于此前与超级英雄相关的灾难（包括浩克肆虐拉斯维加斯，这也是他被放逐到别的星球的原因），这个法案早已进入准备阶段。起初托尼·史塔克还有所顾虑，试图说服国会和总统不要采取这种措施，但很快转而加入，成了这场运动的名誉领袖。有些英雄很快就登记注册了。而对那些不愿注册的英雄，他威胁将他们投入监狱，最后甚至征募超级反派来追捕他们。
托尼常常争辩道，《注册法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内战期间，他告诉队长：“不管怎样它都降临了。我一直觉得它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的确想推迟它。但斯坦福德事件后，就没有办法阻止了。”[56]队长遇刺身亡后，托尼望着他的尸体说，“我知道我将被置于管理者的位置。因为如果不是我，又会是谁？还会有谁在那里？没有人。所以我忍了下来。我做了你常做的事。我承担了义务”[57]。在《内战》系列完结篇，他告诉米里亚姆·夏普（Miriam Sharpe），一位在斯坦福德事件中失去儿子，因而强烈支持《注册法案》的母亲，说“超级英雄团体刚刚找到了他们最好的朋友。你真的以为我会让任何其他人守护我朋友们的秘密身份吗？”[58]事实上，起初他是反对《注册法案》的，不仅称其为“敌人”，还告诉国会英雄拯救的生命和财产比他们毁掉的多得多。当然，托尼还是托尼——他秘密地雇佣钛人挑起与蜘蛛侠的战斗，想要制造不利于《注册法案》的案例（可以想见结果如何了吧）。然而一旦他意识到《注册法案》无可避免，他便改变策略，企图亲自掌控它。[59]
我们当然可以说托尼只是在尽量处理糟糕的情况。毕竟正如他（经常）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是未来主义者；他能预测即将发生的事，并努力改变情况。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承认他拥有采取行动所必需的智慧和手段，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对他来说不采取一切行动保护民众是不负责任的；而在这个案例中，那便意味着掌控注册法案的执行进程，以免被其他人利用（腐败的政客、毁灭博士、诺曼·奥斯本——哎哟）。大多数道德理论都认为人有责任或义务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尤其当那人处在特别的地位上，或者拥有帮助他人的资源（比如，一位看见有人突发心脏病的医生）。在这种情况下，站在旁边无动于衷可被认作是不道德或错误的。不管你对托尼的行为看法如何，都不能说他站在旁边无动于衷。
即便同意托尼觉得自己必须行动的看法，我们依旧可以质问，为什么他觉得必须该由自己采取行动。（“你能想象某些来自冗余政府部门三线公共机构的傻瓜管束队长这样的人吗？”他曾这么问哈皮·霍根。[60]）其一，托尼觉得自己是唯一有资格这么做的人——你还认识别的未来主义者吗？他承认漫威宇宙里也有其他聪明（甚至比他更聪明）的人——比如里德·理查兹（Reed Richards）或者亨利·皮姆（Henry Pym，即前文汉克·皮姆）——但他们都是技术工，不是“顾全大局的思想家”。正如疯狂思想家（Mad Thinker）见过里德·理查兹预测内战结局的社会动力学方程后对他说的，“史塔克无法欣赏你的方程的微妙之处。但他的确拥有未来主义者的本能直觉和政治意识，明白他的行为将让自己在超级英雄群体的朋友当中饱受责骂。而他也够有男子气概，能做该做的事”。[61]此外，他也是唯一我们知晓的认为《注册法案》一定会通过的人，只有他是前国防部长和（那时的）复仇者领袖，与政府保持着那样密切的联系。他确实告诉了其他人（也就是光照会[Illuminati]），但在如何行动上，他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托尼认为必须采取行动，而正如他所告诉队长的，其他人都不愿站出来——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的人该做什么呢？他采取了行动。如果他不作为，情况还是恶化了，我们如今依旧会责备他。
悲剧性困境，超级英雄的惯用手法
基本上，托尼认为与政府合作推进《注册法案》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最不糟糕的选择。[62]史塔克把夜魔侠押进负区（Negative Zone）监狱的时候，告诉他“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禁止所有超级英雄存在”[63]。钢铁侠做了务实的决定，比较了各种替补方案（考虑了眼前的情境和他掌握的信息），决定最佳的行动方案是引导《注册法案》。在理想的世界中，英雄们永远负责可靠，民众永远不需要害怕他们，《超级英雄注册法案》没有必要存在。但托尼从个人经验中得知，英雄们即便怀有最好的意图，有时也会出错。
托尼自己也多次失去对他技术的掌控。他的技术曾被超级反派群体偷窃（“装甲战争”），被自己的政府挪用（“最佳捍卫者”），甚至盔甲本身也出现过自主意识（“钢铁侠的面具”）[64]。事实上，就在斯坦福德事件之前，寅森教授——他帮助托尼造了第一身钢铁侠盔甲——他的儿子控制了托尼的大脑（因而控制了他的盔甲），迫使他杀害了数百人。这场危机处理后，托尼的导师萨尔·肯尼迪（Sal Kennedy）对他说：“你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法律上不是，伦理上不是，道德上也不是。你自己说过——这身盔甲就像一把枪。是寅森的儿子瞄准了它，扣动了扳机。”托尼回答道：“每个超级英雄都是一把潜在的枪……而我上次检查的时候，枪是需要注册登记的。”[65]更重要的是，美国国防部长杰克·库宁（Jack Kooning）告诉托尼，由于寅森儿子的事件，要不是斯坦福德的悲剧，《超级英雄注册法案》宣传海报上的人就会是钢铁侠，而不是新武士。[66]
史塔克对美国队长辩解自己在《注册法案》中的职责时，也用他的酗酒打过比方：“你知道醉酒驾驶有多危险吧？想想一个醉汉驾驶世界上最复杂的战斗盔甲。”随后他指责队长太过理想化：“看吧？问题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你才没法从我的角度看问题。因为我的行动基于的假设是超级英雄也会犯错。而你是美国队长。你从不犯错……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我们就不需要注册了。但他们不是你。”[67]托尼身处独特地位，即便是最超人类的英雄，他也能看到他们犯错的可能和人性。正如哈皮告诉他：“你，我的朋友，是超级英雄中唯一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他们的人。还有谁能像你一样清楚两方的立场？又有谁能保证公平呢？”[68]虽然美国队长见证过人类能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他总选择看到别人最好的一面；而托尼虽然抱有同样的希望，却更加实际，因而选择做最坏的打算。
有些哲学家会说托尼面临着一个悲剧性困境，必须两权相害取其轻，“清白脱身是不可能的”[69]。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最多只能选择最不糟糕的那项；托尼就是这么做的，他不得不承受它的后果。即便托尼形象光鲜——拥有闪亮的汽车，昂贵的服饰，美丽的女人——从他制造第一身凑合穿的盔甲来维持性命的时候起，他的生活就是一连串悲剧性困境。不久以后，他便爱上了自己的助手“小辣椒”波兹，但惋惜吧——在几乎每个早期故事中——他都没法向她表白爱意，也不能允许她爱他，因为他过着危险的生活，心脏的状况也不稳定。[70]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终止钢铁侠生涯，要么否认他对“小辣椒”的爱，没有第三种选择。不管选择哪种，他、“小辣椒”或他发誓以钢铁侠的身份保卫的人民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一系列悲剧之后，他在复仇者解散时对他的复仇者队友说：“在我身处的情况下，无论做什么，都会有人失望。”[71]
对托尼来说，决定自己在《注册法案》引发的战斗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是另一个悲剧性困境。在美国队长的葬礼后，一个神秘的陌生人（想必是观察者乌塔[Uatu the Watcher]，漫威宇宙的偷窥狂）拜访了他，托尼向他重申了《注册法案》的不可避免，以及他“我们中必须有一个人身处内部。掌控局面。为什么史蒂夫就看不到呢？”那个陌生人回答道：“或许是因为，虽然史蒂夫·罗杰斯拥有很多美德……他从来不是一个实际的人。他不会安心于‘两害相权取其轻’，无论哪种邪恶选择，他都受不了。”托尼只是回答：“但那不是邪恶……那是负担。”[72]他心知肚明，背负这个负担会让他和其他人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后面再说），但另一种选择同样代价巨大：成为法外之徒，让其他人把控注册进程，知晓他朋友的身份，控制他们的命运。两种选择都不“好”，但托尼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了支持和引导《注册法案》。
至少，在美国队长牺牲前是如此。
所以，是托尼杀了队长吗？
巴基·巴恩斯和汉克·皮姆，可能还有许多超级英雄和平民（更别提漫画粉丝了），都将美国队长之死怪在托尼·史塔克头上。但这真是他的责任吗？让我们再来回顾一番。美国队长投降后内战结束，他被神盾局拘役，在传讯的途中遇刺身亡。最初看来射出致命一击的是一位狙击手（反派叉骨[Crossbones]），但真相很快揭露，他是被他长久的爱人莎伦·卡特（Sharon Carter）开枪射杀的，当时队长的敌人红骷髅和浮士德博士（Dr.Faustus）精神控制了她。[73]
虽然暗杀本身与内战和《注册法案》毫无关联，但确实，要是队长未被拘禁，他的敌人或许不会有机会刺杀他。也的确，要不是钢铁侠如此高效地推进注册进程，他或许不会被拘禁。从这种角度看来，托尼的行动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让队长恰好身处被精神控制的莎伦·卡特枪下。但真有那么简单吗？
不，有几个原因。首先，所有的“如果”“或许”和“可能”都不能算作责任，必须（至少）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才能算作责任。托尼做了什么直接导致队长死亡的事吗？他扣动了扳机吗？没有。他把队长推到了枪口下吗？没有。他控制莎伦向他开枪了吗？没有。他所做的只是导致一连串的事件发生，没有一件直接导致队长死亡。实际上，确实有许多别的直接原因导致了队长的死亡（也就是卡特开枪射击，浮士德博士操控莎伦·卡特，红骷髅命令浮士德博士那么做，等等）。
第二，即便我们能证明托尼的行为的确无意中促成了刺杀队长的环境，他是故意那么做的吗？托尼能运用理智预测到他的行为会导致队长身亡吗？我们已经知道，他知道会有代价——毕竟他声称自己预测到了战争——但他没法预测到任何具体的死亡。如果我看见一辆卡车开来，把你推到了它面前，那么你身上发生的事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把你推开不让卡车撞到你，却无意间把你推到了一个没盖的检修井里，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我好心好意地帮助了你，没有意识到之后的灾难。[74]
第三，卡车的例子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要是本意是坏的，造成了不良后果，是我们的责任；但要是本意是好的，造成了不良后果，不是我们的责任，不管后果是不是我们意料中的。我把你推开不让卡车撞到你——一件好事——却无意间把你推到了检修井上，让你掉了下去：毫无疑问是坏事，但这却不是我的责任。偶尔我们都会以道德准则行事，后果却不甚理想，有些朋友就会说，“嘿，你做了正确的事”。或“你没有选择，只能那么做，这不是你的错”。但要是你做错了事，让别人受到伤害，你通常需要为此负责，即便结果不是你预料到的。假设“小辣椒”波兹发现史塔克企业的一个员工在挪用公司公款，付他母亲的手术费。如果她告诉托尼真相，导致他解雇了那位员工，“小辣椒”会为他感到难过——但不会感觉这是她的错，因为她告知了真相，做了正确的事（而那个员工做了错事）。但要是“小辣椒”对托尼撒了谎或掩盖了这起事件，导致另一位与此无关的员工因此被解雇，“小辣椒”会觉得这是她的错，这是理所应当的：要不是她的欺骗行为，这事本不会发生。
因此，要是我们想为美国队长的死责怪托尼，就要证明托尼做了错事，直接导致了队长的死。我们知道，许多人都认为托尼错在接管注册进程，但很难证明那直接导致了队长遇刺身亡，而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将他置于错误的地点。[75]要想把斯克鲁秘密入侵也怪在托尼头上，就更没有理由了，虽然内战导致英雄之间失去信任确实让斯克鲁人入侵更容易了。因黄蜂女之死怪罪托尼也同样。这些事件都与托尼直接的行为关系甚远，许多外部事件环环相扣导致了它们的发生，从而削弱了托尼要负的道德责任。
为什么，托尼，为什么？
我们回来讨论托尼支持注册到底是对是错吧。一些道德传统，比如康德的道义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认为动机才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真正晴雨表。[76]换句话说，做正确的事不足以让你成为有道德的人，你还必须出于正确的理由去做。同时，只要出于正确的理由，你的行动是否按计划进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想法”）。因此，托尼支持《注册法案》的行为是无私而英勇的牺牲，反映了他对法律和正义的忠诚吗？还是说那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控制狂征服世界的险恶用心呢？还是说这两者没有区别——总体而言，托尼想做的事是正确的事吗？
要想判断某人做某件事是不是出于正确的动机有一种好方式（虽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就是看他们有没有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不是道德动机的必要条件，但很有用！）在整个《内战》故事线里，人们不断提到托尼为支持注册而做的牺牲，最显著的就是许多英雄同伴的尊敬（就连疯狂思想家也承认这点）。有一次，米里亚姆·夏普感谢了托尼，感谢所有支持注册的英雄做出的努力，她说：“我很抱歉这让你付出了太多代价。要是我知道它会让你的生活这样分崩离析，我绝不会要你这么做的。”而托尼回答：“如果能让人们更安全，树敌也就不可耻。”[77]在一切结束后，就连并不欣赏托尼的记者萨利·弗洛伊德（Sally Floyd）也说：“你为这个国家更加伟大的利益，牺牲了自己作为朋友、同事和英雄的地位。只有你明白你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78]既然他为了（他所认为的）大众利益而不顾自己要付出的代价，托尼的动机似乎是完全道德的。
或许托尼最大的损失就是他的偶像、同事和朋友美国队长。正如托尼在队长的尸体旁所说的：“为了尽快赢得胜利，我做了必要的事——我知道那意味着我和你或许再也不会说话了。再也无法成为朋友。无法成为队友。我告诉自己我能接受，因为我知道那是正确的事，也知道——我知道那会拯救性命……为了完成这件事，我甚至愿意与我们鄙视的人上床。我也知道世界偏好处于弱势的一方，知道我会是坏人。这些我都知道，还告诉自己我能接受这样。”[79]说完这些后，他以一句话结束：“这不值得。”指队长的死。但从大局上看，我觉得可以说托尼依旧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虽然一些后果确实让他后悔。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托尼从《注册法案》中获得了什么个人利益吗？彼得·帕克一度在新闻中听说，为了建造负区监狱和《注册法案》需要的其他工程，史塔克企业（记忆神奇四侠有限公司）获得了多份非投标合同，之后见到托尼时，他直接质疑了他的动机（托尼灵巧地回避了他的问题）[80]。随后彼得与记者本·乌里克（Ben Urich）合作，黑进了托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计算机，发现《注册法案》公布两天前有巨额收益流入。[81]但托尼真的会仅仅为了赚钱而操控整个超级英雄社群进行一场自我毁灭的战斗吗？问问自己这个问题：要是没有潜在利益，他还会做同样的事吗？我们没法知道了（除非未来还有编剧愿意继续探索），但考虑到托尼一贯以来的英雄履历——以及从这场乱子中获利的不确定性——我认为是可以假定托尼的无罪的。[82]
更多有利于托尼的证据
我太宽容这老铁罐了吗？无论如何，托尼都不完美，但拜托——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认真地怀疑托尼的英雄行为。实际上那个时期，他的决定越来越大胆，他的威信不断增加，他也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为拯救性命做了更大的牺牲，他那穿戴盔甲的肩膀上承担的责任也更加沉重。比如在“执行程序”中，为了结束对自己大脑和各种盔甲的远程控制，托尼用十万伏特电击自己的心脏，杀了自己（也烧坏了控制自己盔甲的电路）。在他复活后，国防部长库宁——总是这么贴心——说道：“唯一让我难以置信的是，托尼·史塔克这么自恋的人居然会自杀以拯救别人。”[83]内战后，托尼击败了一个基因工程造出的巨大肿瘤，一场吞噬整架神盾局天空母舰的癌症，方法是脱下身上的盔甲，让肿瘤包裹自己，相信自己被绝境病毒改造过的免疫系统能消灭它。[84]最后，在斯克鲁人入侵后，诺曼·奥斯本接替他成了下一任神盾局长，托尼保护了记录有他朋友秘密身份的数据库——在他的头脑里——而成了一名逃犯，努力领先奥斯本一步，同时逐渐为自己切除脑叶，冒着牺牲自己智力、毁掉自己一生成就根源的风险保护了朋友们的性命。
如果那还不够，让我们就托尼的遗言谈谈他作为英雄的动机，摘自他返回地球后，飞向极其愤怒的浩克前对整个世界说的话（也是在浩克碾碎他之前）[85]：
这里是托尼·史塔克。钢铁侠。神盾局长。是的，我把浩克发射进了太空。所以要是你想因为他的回归而责怪什么人……就怪我吧。但我做的一切……我今天做的一切……我做过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这个世界。有人告诉我，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当我穿上这身盔甲，我获得的能力比任何人类想要拥有的都大……我承担的责任或许也比我的心能承受的更大。但今天……我会做好我的工作。我会保护你们……不惜一切代价。[86]
英雄的责任
同样是准备应对浩克前，托尼自言自语道：“有些人回避艰难的抉择。作为CEO，作为复仇者，作为神盾局长，也作为正在戒酒的人，我每天都要做艰难抉择。有些日子，只是不喝一杯酒那么简单；另一些日子，上百万的生命悬于一线。我做我认为最好的事，我认为正确的事。为此我不会道歉。但我确实愿意保证：我会面对它的后果。我做出了抉择……为此我付出代价。”[87]
悲剧性困境的本质，就是你采取自己认为最好或正确的行动。或许你会遗憾自己必须做出这样的抉择，也会为它的后果感到遗憾，但你应该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吗？重点就在于你必须做出抉择，就像托尼努力说服哨兵（Sentry）帮他控制浩克时所说的：“每天我都要做可能影响上百万甚至数十亿人生命的抉择。风险那么高，我怎么敢决定？但这种时候，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作为。”[88]托尼这些话表明，他明白悲剧性困境的本质和随之而来的责任。毕竟，他身穿金色盔甲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那样的决定。托尼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决定，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只能这样了。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英雄的行为。
6 瓶底的命运：酒精与托尼·史塔克
罗恩·诺维
对托尼·史塔克来说，1979是悲惨的一年。钢铁侠在一次火车事故的现场造成了氯气泄漏，一辆会飞的坦克差点撞飞托尼的飞机，一束冲击波杀死了卡尼利亚（Carnelia）驻联合国大使。不仅如此，史塔克还遇到了“设计师的瓶颈”，美国队长代替钢铁侠成了复仇者领袖，一位实业家竞争对手远程控制了钢铁侠盔甲，贾维斯也辞职了。哦，托尼还失去了史塔克国际企业的控制股权。[89]就像他们说的一样，这些事情足够刺激一个超级英雄酗酒了。
在“瓶中魔鬼”故事中，托尼·史塔克与自己最私密的私人对峙：酗酒。[90]随着故事的进展，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看见平底杯、酒瓶和窄口酒杯。托尼的判断力开始受损：他的笨拙威胁无辜者的安全，他侮辱自己的朋友，向一夜情对象炫耀机密技术；他大闹一座会爆炸的岛屿，任暴风雪（Blizzard）、熔炼者（Melter）和鞭索（Whiplash）搅烂他与贝瑟尼·凯布（Bethany Cabe）的约会，与贾斯丁·汉默穿紧身衣的雇佣兵大打出手。这些便总结了他的大部分行动。最后，正如史塔克自己所说，他必须在“酗酒与梦想”[91]之间做出选择。但一位酗酒者真的能选择停止酗酒吗？（说起这个，开始酗酒也是他们的选择吗？）
要理解酒精依赖，有两种表面看来无法相容的模型。根据“选择模型”，一个人成瘾是由于人格缺陷让他做出了自我毁灭的决定。相比之下，“疾病模型”则认为酒精依赖是一种疾病，成瘾者不过是无辜的受害者。有些团体，比如匿名戒酒会，企图共用两种模型：酗酒者“对酒精无能为力”，却有责任“弥补”其造成的伤害。[92]但承认一种模型而不是另一种，就是对成瘾者处境的责任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选择模型下，成瘾者的处境是他的责任；而在疾病模型中，那人就像风中的风筝一样没有责任。我们不能两种都采用——所以是哪种呢？
聪明的家伙，糟糕的选择
在托尼·史塔克的案例中，我们要分析一位持续喝酒的酗酒者是否负有责任。我们应该知道，有许多证据表明有些人天生就有酗酒和成瘾的倾向。因此在考虑一个人酗酒的责任时，我们没兴趣讨论他最初开始喝酒是基因还是环境因素导致的，而想探讨那人在发现自己有问题后还继续酗酒的责任。
说一个人的酗酒行为是他的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至少，说是他的责任，就意味着他可以选择喝光手中的酒也可以选择不喝，没有人拿枪指着他脑袋命令他“喝！”而他选择了喝。既然他深陷如今的处境，喝那杯酒是必要又完全可以避免的一步，那么他这种行为就是他自己的责任，可以据此表扬或责备他。
在酗酒行为的选择模型下，每走出一步，史塔克都能做出别的选择——从把房子里所有的苏格兰威士忌都倒进下水道，到开始练太极，都是他能做的“其他选择”。史塔克明知其他选择和它们的反响，这点便足以认定他对自己的酗酒行为负有责任。但想想这些可能性：托尼可能继承了一种基因，由此特别容易酒精成瘾；也可能他专横的父母为他的童年蒙下了阴影，他至今未从那种问题中走出来；也可能他实在太过繁忙，没有时间出去慢跑或大哭一场来释放压力。这些状况确实让他难以做出别的选择；即便如此，难以做其他选择——比如放下酒瓶——并不能让他免于这种选择的责任。
当代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认为，“如果一个人在毫无选择的状况下做了一件事，他就不用对这件事负道德责任”[93]。如果真是这样，判断托尼要不要为自己的酗酒行为负责任就成了审视他采取行动的原因问题。假设我们看见史塔克在一场盛大活动上吮吸着一杯上好的西拉葡萄酒。要是托尼知道自己的酗酒问题，他不放弃这杯酒通常有三种解释。第一，他喝酒的原因可能与没上瘾的人相同（比如，因为他喜欢那种酒的味道）。第二，是托尼因为某种没上瘾的人没有的原因选择了喝那杯酒（比如，他知道要是自己一直想着去酒吧，他之后就没办法集中精力）。在这两种情况下，托尼选择喝酒的原因都不是“没有别的选择”，因此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与没上瘾的人一样要负责任。
然而也有可能托尼酗酒是被迫的，即便他更想戒酒。想象一下，托尼不知道，毁灭博士成功在他大脑的决策部位放置了一条微小的寄生虫，即便他不想喝酒，也会迫使他喝。显然，要是托尼自己选择喝酒，那条虫的存在便无关紧要，我们就会认为史塔克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另一方面，如果托尼选择节制，寄生虫便会覆盖他的指令，让托尼仍旧选择喝酒。要是这样，他的酗酒行为就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是毁灭博士在他脑中放的寄生虫所逼迫的。托尼便不用为这种行为负责。但由于毁灭博士从来没有在他脑子里放那种虫子，托尼的酗酒行为便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由此在选择模型下，托尼的酗酒完全是他的责任。
托尼知道自己不该喝酒，但有时候他还是会喝。如果这与毁灭博士式的控制选择的寄生虫无关，我们又该怎样理解他的行为呢？可以假定，托尼相信不喝酒是比喝酒要好的选择，他也想遵照这种选择行事，但还是选择了糟糕的行为。在《普罗泰戈拉》中，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没有人愿意追求罪恶或他认为是罪恶的事物，当他被迫从两种罪恶中选择一种，没有人会选择更大而不是更小的那种”[94]。要是这样，有几种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个人会做与自己利益相反的决策。有可能那人推理的过程没有瑕疵，但他的决定却建立在愚昧无知或错误信息的基础上。“垃圾进，垃圾出，”正如他们所说，即便你的推理过程是完美的。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想象有个人希望自己的身体质量指数和惊奇女士一样，但每天只吃冰激凌喝麦芽酒，因为她严重误解了一篇健康类文章。或者，就像“瓶中魔鬼”中的那样，托尼错过了一次午餐约会，因为他看反了餐馆地址数字的位置。
另一种可能是，那人没有按照自己深思熟虑的判断行事，而是出自一些其他不那么理智的动机，比如履行过去的承诺或受到强烈感情的驱使。正是这种违背最大利益的行为击垮了许多反派，或许也正是这种行为使托尼失败。比如，有一次托尼被贾斯丁·汉默带到了他的浮动岛屿“汉默”上囚禁了起来——汉默遵循自负的邦德式反派的传统——忍不住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控制史塔克的钢铁侠盔甲，以及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没有直接把托尼扔进满是鲨鱼的海里，继续进行自己的大计划，而是给予了史塔克做出反应必要的信息和时间。同样平常的是，超级英雄会利用坏蛋的自负或愤怒将他引入陷阱（超级反派好像特别容易受“哟妈妈”笑话的影响）。同样，或许托尼酗酒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小喝几杯后感到的极度兴奋，没有意识到酗酒常常让他陷入一大堆麻烦。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糟糕的行为而不是良好的，还有最后一种解释，那就是我们缺乏坚持最佳选择的决心。哲学家们称之为意志力薄弱，或缺乏自制力。[95]因此，或许托尼意识到自己不该喝酒，也确实不准备喝酒，但他就是抵御不了酒瓶的诱惑。三种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那人最终的选择到底是不是他自由做出的——他真有别的选择吗？正如柏拉图所写的，没有人会自愿做出糟糕的选择，所以或许史塔克确实受到了逼迫，逼迫者却不是毁灭博士的寄生虫，而是他自己的头脑。那就把我们引到了成瘾行为的疾病模型上，它认为酗酒者至少有一些行为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因而也不是他的责任。
“原因”——那就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将酗酒理解为一种疾病而不是一种选择，那我们就把成瘾者视为一连串他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受害者。就像患有舞蹈症或痴呆的人，酗酒的人不用为他们酒精成瘾负责，也不用为酗酒时所做的选择负责。举个例子，烂醉如泥的钢铁侠撞向一扇关闭的窗户，导致碎玻璃如雨一般落到下方川流不息的街道上，我们就不会责怪托尼造成了这些损害；他只是受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疾病的影响。
这种阐释符合因果决定论，这种常识想法认为一切事件都是由此前发生过的事件引起。当然，因果决定论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我们依靠自己的行动对我们生活的世界产生影响。如果贾维斯在熟睡中闻到了烟味而醒来，他不会认为那种气味是莫名其妙产生的；他会把它归结为某种原因，前去寻找制造烟味的东西。就算贾维斯没有找到忽明忽暗的蜡烛，壁炉里的灰烬，或者托尼（又）在做烤芝士三明治，他也不会认为烟味是“奇迹般”产生的，而会认为有一个他还没发现的原因。要是我们不接受因果关系的这种基本图景，我们甚至没法开始解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解释”这个概念和科学事业本身就会变得条理不清。
虽然我们很容易接受用因果决定论来解释台球和煎鸡蛋——物质世界中容易观察到的因果关系例子——但要说我们更内在的部分，比如我们的想法、判断和有目的的行为也都是因果决定的，很多人就会感到不舒服。如果是，就会将我们置于许多牵线木偶的境地：托尼·史塔克的行动，滕川留美子的感受，“小辣椒”波兹对待哈皮·霍根的方式，都成了那根线拽得更紧的问题。
不仅如此，要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行为都是因果决定的，我们的行为就不可能与现在不同。史塔克就不可能成为实业家、钢铁侠和酗酒者之外的人；这些身份对他而言是“既定”的，他只是自认为那是他的自由选择。在因果决定论的宇宙里，我们所做的选择既是之前原因的结果，也是之后事件的原因。如果因果决定论是对的，那么责怪托尼·史塔克的酗酒行为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是对他身份和本质的误解。
责怪这种疾病
然而，即便接受酗酒行为的疾病模型，我们不该对酗酒者的行为做出价值判断吗？美国精神病协会将物质滥用定义为“物质使用不良模式”导致的“明显的障碍或损伤”[96]。如果在12个月内出现以下一种情况，就是具有这种模式：
（1）反复的物质使用导致不能履行工作、学校或家庭中的主要职责；（2）反复使用物质引起身体处于危险状况（例如，当受物质使用损伤时，仍驾驶汽车）；（3）反复使用物质引发的法律问题；（4）尽管该物质的作用可造成或加重持续不断的社会或人际关系问题，仍然继续使用该物质。[97]
根据定义，酗酒行为涉及个体失控及这种失控如何危害到酗酒者和他身边的人。正如当代哲学家麦克·马丁（Mike Martin）所说：“酗酒这种疾病本身是一种无序行为，由外显行为和失败的意图所定义。”[98]这样说来，酗酒者就是一个自由意志受损的人：托尼的判断力和自我反思能力即便不是完全被剥夺，也是被酒瘾削弱的。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有责任不伤害他人；因此，我们对自己和他人都负有一定责任，需要我们谨慎做决定。这样，酗酒者至少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毕竟他造成了灾害——身体、情感和心理上的——由于他的行为。很难想象理解一种疾病，却不用“健康”或“痛苦”，“有益”或“有害”这样的描述性词汇：与行为直接相关的词汇。判断力受损的钢铁侠对一场火车事故的后果判断失误，造成一大箱氯气燃烧，威胁到在场人员的安全，还不得不疏散整个地区，这似乎是酗酒者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典型例子了。如果酗酒是一种疾病，我们就不能责怪钢铁侠采取了他的行动——然而我们确实责怪他，矛盾就在这里。
选择与责任
世界上所有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到底是不是某个之前原因的结果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对道德判断有严重影响。只有假设我们判断的人采取行动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或者说他也可以选择别的行动，对他谈责任、赞扬、责备和过失才有意义。但如果他的选择和行动只是一连串原因的结果——如果他实际并没有真正的选择——那么责备和赞扬这种概念便毫无意义了。要是一个人采取行动并无选择，那我们就不能让他为此负责，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木偶操控者的动作而责怪木偶一样。
尽管因果决定论在理论上拥有很强的地位，实际操作中，我们显然认为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是自己做的，因而我们应该为其负责。如果我们认为超级反派的选择和行动不真是他们的责任，那我们也不会惩罚他们了。谈责任就不得不谈自由意志，由此打开哲学家的潘多拉魔盒。注意了，这里的“自由”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诸如言论、行动和结社自由，或者仅仅是不被神盾局关押。相反，自由意志意味着一个人真正自己做决定，不受其他力量或原因的机械影响。[99]
一个按自由意志行事的人会仔细考虑各种方案，然后选择一种。这样的人“也可以选择别的行动”，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也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因此虽然蚁人确实选择潜入赖克岛（Ryker's Island）审问鞭索，从而帮助史塔克，他也可以做许多其他事，从完全置之不顾而去打保龄球，到去狱中正式拜访鞭索，再到去打几手桥牌。[100]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蚁人就确实有选择，他享有自由意志——因而也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到底该不该负责？
马丁认为，我们对酗酒的认识“因道德与治疗的对立而无法建立；我们似乎缺乏连贯的理论框架，没法说酗酒既是道德堕落又是一种疾病”——也就是说，既是选择又是疾病。[101]酗酒的选择模型“采用正直与谎言、正确与错误、过失与责备这类概念”，而疾病模型却“采用疾病与症状、健康与痛苦、诊断与治疗这类概念”。[102]所以，没错，托尼·史塔克必须为自己成了酗酒者而负责；但是并不，他不需要为自己酗酒时采取的行动负责，因为他患上的疾病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说得通吗？
我们知道，有些疾病可以追溯到患者的主观行为，这样便将酗酒与性传播疾病或吸烟导致的肺气肿相提并论了；一些疾病模型的拥护者认为成瘾是一种特殊的疾病，其患者只需负有限的责任。根据这种观点，托尼要为他开始喝酒负责，但无需为疾病本身负责，也就是说，打开“酒精的闸门”是他的责任，而他无力关上却不是他的责任。同时他也要为自己每天是否喝下第一杯酒负责。他可以采取许多行动来避免喝第一杯酒，比如采取戒酒十二步法——可一旦喝下第一杯，一切都白费了。正如他们在戒酒项目中所说的，“让酗酒者醉酒的是第一杯”。并不是说是那第一杯酒让酗酒者烂醉如泥，而是说那杯酒大大削弱了他的意志力。一旦喝下第一杯，他们就再也无法抵抗喝第二杯、第三杯的冲动，即便早已预料到负面后果。托尼最近也在沉思中这样想道：“但绝不仅仅只是一瓶香槟。在那之后便是与杰克、吉姆、约翰尼单独度过的长夜，最后甚至是老祖父和止咳糖浆。”[103]
在现代治疗酗酒的方法中，酗酒者既该受责备又是受害者这种观点十分突出，但马丁表示怀疑。他认为，这种试图兼并的观点具有将“酒精成瘾的症状——也就是重度饮酒、酒精依赖、身体机能受损和需要帮助等饮酒问题”与“酗酒造成的危害”[104]严格区分开来的特征。尽管将前者视为疾病、后者视为选择的区分或许符合实际医疗和公共政策的利益，但我们无需仔细审视便会发现，这种区分是站不住脚的。
在解决酗酒问题不断恶化的本质时，疾病模型和选择模型的矛盾问题便更加突出了。一旦酗酒恶化到第一阶段后，个体的选择能力便严重下降；酒精损害了他的大脑，腐蚀了他的“自由意志”。简单说来，在酗酒的早期阶段，史塔克更加能控制自己是否喝下第一杯酒。但随着他酗酒病情的恶化，他的大脑中调解冲动控制，排出各种环境刺激因素的优先级和掌管决策的各个区域开始难以互相弥补。最终结果便是，他会悲哀地逐渐丧失自己做出决定的能力，也无法自由选择是否喝下第一杯酒。[105]
精神病学家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建议我们将“自由意志”想象成一种人体器官，像其他器官一样能被疾病、创伤和药物损害。[106]一旦损害，该器官便无法正常工作。想想托尼的心脏；钢铁侠盔甲最初诞生不只是为了帮助他逃离劫持者，也是为了在他的心脏在越南受损后维持他的生命。没有胸甲，托尼受损的心脏便会对他的身体功能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让他呼吸越来越困难。同样，受损的自由意志无法正常工作，无法在正常情况下选择对人最有利的举动。酗酒对托尼身体和大脑的损伤不断加重，自由意志的运作也会相应受到负面影响。不管是选择模型还是疾病模型，似乎都不能单独解决酗酒问题随着时间不断恶化的临床症状。
戒酒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自由意志视为理所应当，要不然便无法在这世界上行事。我们虽然承认自己的选择受到了生活环境的限制，却表现得像是应该为其负责。生活环境可能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对待酗酒问题的方式和效果。在“瓶中魔鬼”的结尾，史塔克区区几页就摆脱了困境，但其图像却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看到，托尼面对震颤性谵妄（DTs）时有着无私爱人的陪伴，他拥有放下工作（作为史塔克和钢铁侠）与其他私人责任而专心戒酒的奢侈与资源，还有这极其吸引人的东西等待着他的康复——令人满足、富有意义、受人欣赏的工作。[107]叙述者还提醒了我们岌岌可危的东西：一方面，托尼“知道仁慈的逃脱不过一杯之隔”，另一方面，史塔克“一生的梦想就是帮助他人……是饮酒还是追梦？两种选择都会将他引向一条一生的道路”。[108]
在“瓶中魔鬼”的尾声中，托尼·史塔克提醒我们，保持清醒十分困难：“我很疲惫——却是好的疲倦。我感觉我刚刚经受了生命中最大的考验，还仍然站着。而且不知怎的，我的其他问题似乎不再那么难解决了。”[109]虽然他现在觉得——也会一直觉得——自己与酒瘾的战斗十分艰难，他掌握的丰富资源依然让他在战斗中占据了有利位置。但只要迅速瞟一眼超市小广告就能知道，像史塔克那样拥有财富与权力的人尤其难以保持清醒。正如扮演钢铁侠的明星小罗伯特·唐尼所展示出的，社会名流确实有可能沉迷酒精，无法自拔。匿名戒酒会认为，酗酒者即便不再喝酒，他也依旧是酗酒者。这样的人被视作“正在康复的”酗酒者，不是“已康复”而是“正在康复”，因为他们认为酒精成瘾无法治愈，只能持续治疗。不管酗酒究竟是个人选择还是一种疾病，抑或是两者的结合，对大多数正在康复的酗酒者和成瘾者来说，保持清醒的关键是长期参与康复治疗，“一天天地努力”。[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