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社会学认为，人的身体具有二重性，即物理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道格拉斯认为身体作为自然物是被社会力量所塑造的，所以她把物理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两者间的关系概括为，社会身体制约着我们对物理身体的理解。我们对身体的物理的经验总是支持某一特定的社会观点，它总是被社会范畴所修改，并通过它被了解。在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转换，这样，任何一种经验都强化着另外一种。在这两种身体的意义转换过程中，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相互凝结，互相融入对方而彼此不分。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成了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的凝结点。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个凝结的过程是怎样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在驱动这个凝结过程，这个凝结过程展现在社会实践中又是通过何种管理技术使得女性进行自我身体的规训的。
笔者首先通过对中国女性身体建构进行脉络化了解，从缠足时期到现今社会，女性身体形象经历了哪些变化，是本文第一章仅从现象进行描述的内容。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女性身体的建构历程进行一个现象描述，具体包括这样几个变化：缠足兴起，金莲盛行；劝禁缠足，提倡天足；天乳运动，胸衣变迁；劳动身体，女体性征淡化；性征觉醒，展露身姿；美容整形，人造美女。在中国女性身体脉络化的基础上，文章的第二章，对中国女性身体建构的时间性进行了分析，即不同社会背景下中国女性身体建构的四个时期，具体包括传统中国社会中女性身体建构、民国时期的女性身体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性身体建构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性身体建构。在第三章，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中国女性身体建构的历程中，是什么因素在驱动女性身体的建构，即中国女性身体建构背后的驱动因素分析，在这里，本研究提出了性欲化因素、政治化因素、消费化因素、全球化因素和技术化因素，这五个因素在中国女性身体建构的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驱动作用。接下来，我们进一步需要了解的是，这些驱动因素是怎样作用于女性身体的。文章的第四部分对中国女性身体管理和规训的技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这组管理的技术包括话语、婚恋市场、就业市场以及女性自身的自我规范和自我呈现。同样，在中国女性身体建构的不同时期，这些社会实践中身体管理的技术在不同时期下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最后，通过对中国女性身体建构的历程、驱动因素以及管理和自我规训的技术进行研究后，文章对未来中国女性身体建构的可能性进行了展望，提出了中国女性身体建构的个性化、多元化以及动态化的趋势。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身体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再现，也是个人经验与外在世界的沟通渠道（Douglas，1970）。身体作为连接个体和社会的结点，是巨型社会和具型个体集结在一起的共同表现。身体的性别差异，也出现在这样一个宏大结构和经验个体的集结点上。在性别层面上，女性身体无疑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文化，从历史中的三寸金莲，到今天的丰乳细腰，性感苗条，女性身体仿佛被放在普罗克鲁斯忒斯的床上，根据当时的社会要求来进行裁剪。正如布莱恩·特纳在其《身体与社会》中指出的，“对身体的控制本质上是对女性身体的控制”[1]，并提出了“肉身社会”的概念，意指一个社会的主要政治与个人问题都集中在社会个体的身体上，并通过身体得以表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建构更能够体现出所处时代的社会表意，社会的意旨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女性身体上，正如汪民安所写的，“身体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性事实，不再是纯粹的有机体……身体表面不仅仅是光滑的肌肤，而是复杂的社会印记”[2]。通过对女性身体的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等得以历史地再现，也可以让我们对正在变为历史的现在有所思考。
之所以以女性身体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当前对女性气质的话语建构中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又非常突出的媒体广告或者生活中的话语，比如“做女人挺好”“做让男人一手无法掌握的女人”“勾引男人”等，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些话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是何种因素使得三四十年前不能表露的女性身体在这个社会如此张扬，而且为什么女体美的线条又必须是丰乳细腰翘臀？在中国历史内，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沿革？几个世纪以前人们所崇尚的“三寸金莲”是如何走到今天的美容整形的？现代女性的身体美的标准，除了中国自身的历史沿革以外，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是如何作用于女性身体的？概括而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女性身体之间是如何聚结在一起并相互影响，是笔者想分析和解释的议题，在后面的分析中，笔者将对女性身体与社会交织的过程或网络进行探求和拆解。
二、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研究在结合西方有关女性身体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基础上，探索从缠足开始的宋朝至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女性身体的社会学表征上的具体发展变化。其中，分别涉及缠足与放足、民国的放乳与天乳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劳动女性的象征、改革开放之后消费社会兴起给中国女性带来的全新的变化，以及这些女性身体变化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
（1）文献阅读法：在本研究内容中，中国女性身体建构的总结和分析部分，将查取和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中华妇女缠足考》、《申报》、档案资料、民族志资料等关于妇女身体的政治或文化参与的部分。
（2）个案访谈法：对于研究内容后面需要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性身体的建构部分，主要是整形美容手术的内容，采取的是半结构式个案深度访谈的方法，访谈女性进行美容整形手术所经历的心理、生理的感受，以及和社会经济文化的联接过程。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身体社会学理论
在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中，身体虽然是有血有肉的物质实体，但是作为社会性的有机体，身体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表征。玛丽·道格拉斯认为，社会身体制约着我们对物理身体的理解。我们对于身体的物理的经验总是支持某一特定的社会观点，它总是被社会范畴所修改，并通过它被了解。社会学理论的身体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行动两个层面上的研究，或者说宏观社会和个体实践是怎样互相作用的。一方面，身体是怎样作为社会的印记的；另一方面，个体是怎样进行身体的自我实践和生产的。在第二个层面上，本文更多地吸收了福柯的身体理论。
（二）福柯的规训与身体政治理论
从《规训与惩罚》开始，福柯就提出了一种治理（government），在古代社会中，是以公开的恐惧性惩罚作为社会治理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结果是让那些违背社会规范的人死去，而现代的规训社会学中的治理机制不是让人死，即消灭异常的个体，而是生产出更多的合乎社会标准的个体。而这种被生产出来的合乎社会规范的个体反过来又巩固了社会的价值与标准。
我们可以这样来借鉴福柯的规训社会学理论，女性，或者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女性是一种社会规训的产物，也就是说，女性是社会的产品。这样，被生产出来的女性自然也印证了该社会体制下的价值和规范的合法性。这种社会学特征，在今天，尤其表现在女性的身体上，而女性的身体被人为地镌刻上不同历史时代的痕迹，并因此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譬如小脚、隆胸、隆鼻等是在一定的社会范式作为一种价值被人为地刻画在女性身体上的表现。反过来，这些遗留在女性身体上的痕迹也是对一个时代社会价值和标准的确证。这是一种循环的范式，也就是说，一种社会的整体结构亦在诸多微观层面上对于具体个体产生作用，并遗留下痕迹，而这种痕迹也是对社会存在的肯定。
福柯的社会学范式是在法国结构主义理论之下成长起来的后结构主义社会理论范式的一种主要形态。这种结构主义社会学，相比关注社会的连续性，更关注社会结构的断裂性，而某一具体社会形态下在具体微观层面所产生的一切差异，直接构成了既定社会秩序下与其他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差异。问题在于，这种根本性差异不是以直接显性的方式显现出来，而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的象征和症候的表达中以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因此，对于一个宏观的历史结构，除了总体的数学统计层面的东西作为证据之外，亦需要对微观层面的症候和象征给予详细细致的分析。
本研究，正是在部分秉承福柯的这一社会思想的理路上进行。当我们去考察不同年代的社会状态，如晚清社会、民国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拥有多种可以切入这些社会结构的口，而我在这里研究的女性身体是一种重要的切入点，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每一种社会体制在女性身体上印上规训的痕迹，亦即，不同的社会形态会生产出何种不同的女性身体，并将这种女性的身体作为其社会的象征性显现。而对于一种社会的治理范式而言，女性身体的规训性生产，如当代的美容手术，是否为当今的女性突破这种限制提供了可能性。而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在女性身体方面，女性可能的抵抗在于何处。
（三）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
对于把女性身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在性别差异的二分体制下，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处于主宰地位的父权制话语与从属性话语之间的特殊二维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身体社会学和福柯的身体政治学的范式，将女性话语乃至女性本身全部看成社会关系所生产出来的社会产物，那么主导性话语是父权制话语，而我们所接触到的女性本身的话语并不是与父权制话语绝对差异的女性话语，而是其产物，亦即一种验证和巩固父权制话语的伪女性话语。
尽管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是话语一词，但话语并不纯粹指一种言语上的话语，也指涉身体话语，如身体语言，以及身体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性象征，身体不再作为简单的肉身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意义性的能指，也就是说，女性身体已经参与到整个社会的意义建构中去了。女性婀娜窈窕的身材，不是一种自然性，而是在一种话语霸权（这里显然指的是父权制的话语霸权）下的社会性，在这种父权制之下，女性的身体只是作为其产物出现。拉康精神分析的理论认为，女性身体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对应物出现的，即女性不可能的身体是男性不可能的欲望。而现代后女性主义的社会理论的代表，如朱迪丝·巴特勒就利用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一命题，即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塑造与男性父权制社会霸权的附着性。男性欲望着某种女性身体，这种女性身体变成了社会的一般性价值标准或者审美标准，那么最终的循环是，女性按照这个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来生产自己的身体。女性身体成为社会循环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这最后一个环节亦是新的循环的开始，即男性再一次根据自己的欲望标准重新提供一种指向性，而这种指向性会进一步作用于女性的身体。我们今天看到的女性的三围差异越来越悬殊正是这种循环作用的结果。当然，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标准具有显著的历史性，随着历史的演变，身体发生显著变化。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严格来说，近几年来，国内（主要是港台地区）关于女性身体的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关于女性身体塑形方面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在21世纪头几年，国内出现过身体研究的热潮，尤其是哲学、历史学和文学对身体的研究，历史学注重的是历史上的身体，而文学上的身体研究则是将身体上升到一个想象的层面，将身体看成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诸如汪民安、葛红兵等人，明确提出了身体研究的转向，但是，他们在具体研究上，更多执着的是一种话语的身体，而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体。
在身体社会学领域，王瑞鸿在2005年完成了当代社会学理论向身体社会学的转向，由于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人类学、哲学和医学对身体的关注唤醒了社会学家对身体的研究，而使其成为一门显学。文军在2008年的《身体意识的觉醒：西方身体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反思》中，论述了从身体在社会学理论的缺席到身体社会学的兴起，具体阐述了五种身体社会学的研究路线，并论述了西方身体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特征和研究困境及其反思，指出了未来身体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改观。郑震在2009年论述了身体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新视角，也有一些学者在此期间论述了身体社会学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2012年，赵方杜更进一步深化身体的研究，论述了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具有物质性与身体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统一的多元意蕴，并从结构与行动的两种路径来理解身体的社会表征与符号意义。
从历史角度来看，关于清末以及民国时期对身体的研究已经基本成型。这一类成果包括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从身体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形成的身体元素，尤其是中国近代成为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化在身体的具体体现，该研究史料翔实，从历史角度详细论证了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在身体上的具体变化，以及如何通过一系列规训之手段，实现这一变化，这包括民国初期对民国的标准服装中山装的规定，以及在新国民教育中，对学生身体的常规训练，还有通过体育运动，以提高全民体质来达到改进中国国民素质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又进一步服务于更高层次的强国强种的目的。与黄金麟类似的以历史为脉络的研究还包括吴昊的《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吴昊专门从服饰角度出发，对民国建立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着装上所引发的身体革命进行了描述，研究大量借用了史料和那个时期的图片，很生动地讲述了民国初年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女性身体通过着装发生的身体表现。游鉴明的《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从体育角度研究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体育运动对女性身体的塑造问题。而刘丰祥的《身体的现代转型：以近代中国城市休闲为中心（1840—1937）》把时间范围拉得更开，以上海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考察了在自清代到民国的大都市休闲活动中，人们的身体变化，其中谈到女性的购物、跳舞等活动对她们身体塑形方面的影响。
还有一类专门的历史研究，如专以缠足为主的研究，缠足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一种特有的身体塑形方式，不仅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有研究价值，而且西方的学者也对中国女性缠足产生研究兴趣。美籍华裔学者高彦颐的《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就是这一类研究的佼楚。高彦颐的研究价值在于，她并不是纯粹站在现代的角度对风行中国近千年的缠足习俗大加批判，将其简单斥责为一种陋习，或者对女性的残害，用深刻的话来说：“缠足的终结并不是一个‘从缠到解’的直线进程，相反的，缠足既是一种普遍而且复杂多样的现象，其消逝必然经历漫长而反复的过程，也必然纠缠在时间性错乱步调之中。”[3]也就是说，对缠足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对过去的不痛不痒的斥责之上，更应聆听过去的声音，通过历史资料的反复查证和探寻，找到缠足的文化是如何在现代社会被污名化的，同时探寻缠足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真实样态，要明白，缠足在那个时代所体现的“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权”[4]。苗彦威的《从视觉科技看清末缠足》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以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缠足问题。西方人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他者的存在，对于中国女性的缠足，他们也是以看待落后文明的人类学和人种志的方式来建构中国女性的缠足，他们借用相机甚至是新发明的X光机来看中国缠足，从医学和人道主义角度对中国妇女的缠足进行了审视，这种他者目光的审视加剧了中国本身对缠足的污名化过程。汪萍的《为美而痛：中国的缠足》则从中国古代情欲化角度看待缠足的问题，提出了三寸金莲与中国古代女性的身体魅力构建的相互关系。在对缠足的研究中，更多的研究将视野放在了放足、反缠足和妇女解放的角度，如徐海燕的《悠悠千载一金莲》，就是将三寸金莲之美看成中国古代社会男性对女性的变态的爱好所导致的残害女性身体的行为，她将缠足直接斥责为“陋习”，并将走出缠足看成女性的解放。杨兴梅的《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努力和成效述略》从历史学的角度，考证了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大量反缠足的史料，并从史料中描述出中国反缠足运动的主线。而吴梦的论文《从缠足看中国女性身体的社会建构》也认为男性以缠足为标准建构女性的身体，并赋予了缠足更深层的社会含义，迫使女性无条件接受缠足所带来的痛苦，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束缚及夫权制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建构，而这种身体建构又逐渐被女性自身所认同、内化，成为当时女性身体的惯用语，进而使女性主动、自觉地接受缠足行为。由于女性认可、主动并无条件接受缠足，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外界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建构，强化了这种社会规范。这一类研究，仅仅是从现代的社会生活结构来看待一个过去曾经具有合理性的存在，并对之进行批评，这样的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且对历史上的缠足事实存在的真正理由视而不见。
另外，对现代女性身体的建构，尤其是对美容手术的研究，在今天已经逐步深入人心。比较典型的研究包括台湾学者张锦华的《女为悦己者瘦？》，张锦华利用布尔迪厄的秀异理论，探讨了当代女性身体构建中的消费层次和文化拜物教层次，将包括美容手术在内的一系列对女性身体的改造看成一种男权的目光，尤其是从瘦身和塑身的广告来谈这种带有资本和男权痕迹的话语如何作用于女性身体，在这里，张锦华承袭了西方女性主义主流的批评意见，将当代女性瘦身和塑身的广告斥责为一种“父系社会偷窥女体的私欲”。而同为台湾学者的宁应斌和何春蕤，则与张锦华的立场针锋相对，将其批评为一种老化的女性主义媒体批评，宁应斌和何春蕤则吸收了福柯晚期和唐娜·哈拉维的思想，将美容手术之类的塑身行为看成个体寻求解放的可能性，即真正的“做自己”的运动，可以寻求真正的“自主”。张锦华与以宁应斌和何春蕤为代表的争论正好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对待当代女性身体建构的两种不同立场。两种立场各有千秋，但是，大陆真正缺乏的正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美容手术的真实状况进行切实的研究，同时对当代中国女性身体建构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的驱动力和方式也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
（二）国外研究现状
相比国内，国外对身体的研究起步比较早，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身体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学术潮流，与此同时，也诞生了一门以“身体社会学”命名的学科。1995年，美国的Sage出版社专门创立了以身体为基础的社会学杂志《身体与社会》（Body & Society），也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关于身体研究的名著，如布莱恩·特纳在1984年出版的《身体与社会》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当代对身体的兴趣和理解是西方工业社会长期深刻转变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形象在通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突出地位及其无所不在就是身体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相分离所产生的文化后果。”[5]这种对身体的界定，很明确地将身体建基在社会与政治的结构上，并将身体看成这种社会结构的文化结构。布莱恩·特纳的著作基本上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天进行女性身体的社会建构的研究，也不得不回溯到以布莱恩·特纳为代表的社会学研究中去。
在这个时期，约翰·奥尼尔所著的《身体五态》是另一本身体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奥尼尔不仅从身体社会学上研究了身体，而且比较细致地考察了身体存在的不同样态，从而提出了五种不同状态的身体，即世界态身体、社会态身体、政治态身体、消费态身体、医疗态身体。从对身体产生影响的五种不同的角度切入进行身体研究，从而更为细致地谈到了身体的不同侧面，奥尼尔的研究甚至对后来的身体社会学研究学者克里斯·希林产生了重要影响，克里斯·希林的两部关于身体社会学的重要著作《身体与社会理论》和《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都毫无例外地参照了约翰·奥尼尔的研究，并将之扩展。在《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中，克里斯·希林提出了身体的更多影响因素，如工作态的身体、运动态的身体、音乐态的身体、社交态的身体、技术态的身体，在一定意义上，希林的研究丰富了奥尼尔的理论，同时，也结合了当代网络技术和虚拟社区的发展，提出了未来身体的存在样态与网络和虚拟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克里斯·希林看到了身体技术发展的一种全新方向，即研究与探讨了“在网络空间和网络身体的这些幻想与梦魇背后，这类发展趋势渗透范围如何，未来潜力怎样”。[6]
安东尼·辛诺特（Anthony Synnott）的研究代表了身体社会学研究的第三个潮流，在《身体的社会性：象征、自我和社会》一书中，辛诺特考察的重点不在于身体在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影响，而更关注身体的各个部分所具有的社会性，正如辛诺特指出：“身体，因此其所有各个部分，属性、功能、状态和感觉，都不是生物学上的既定物，而是一种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性的造物。”[7]在《身体的社会性》一书中，他不仅分章节考察了身体的各个部分，如脸庞、头发、四肢等，也详尽考察了身体的五感所具有的社会性意义。这样的研究摆脱了特纳、奥尼尔和希林将身体各个部分笼统合为一谈的研究方法，但是其缺点也是明显的，他的研究显然把身体的各个部分割裂开来。辛诺特的研究对后来一些女性主义的身体研究产生了示范效应，如苏珊·布朗米勒的《女性特质》和戴斯蒙德·莫里斯的《裸女：女性身体的美丽和哀愁》，两者都是从身体的各个部位所受到的社会学的影响来进行研究的。
正如克里斯·希林在《身体与社会理论》中指出的那样，尽管身体社会学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但是在身体社会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是由女性主义者来完成的。这样，身体社会学更多地是从女性的身体来进行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身体研究为女性主义对父权社会的批判提供了新的基础，对于女性主义研究者来说，女性的身体是灾难重重的场地，正是通过女性的身体，男性建立起对女性的霸权。事实上，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从女性身体角度出发的批判就已经开始了，如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就从女性的生殖系统中来寻找为女性正名的身体证据；另一个在法国享有盛誉的女性主义者伊利格瑞的《此性非一》，也是从女性身体同男性身体的异质性上来谈女性存在的独特性，从而拒绝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对女性的解释。不过，波伏娃和伊利格瑞的研究均是从哲学上来追溯女性身体的独特存在，从而证明女性不依附于男性的存在论。
在这个潮流中，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家伊利斯·马利翁·杨的《像女孩一样去丢球》第一次借用了梅洛-庞蒂的知觉的身体，提出了女性的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指的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脉络中行动、经验的肉体，它是一种处境中的身体”[8]。马利翁·杨的研究代表着大陆生命哲学与女性身体研究的结合，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法国的新尼采主义的生命意志论在女性主义研究中通过身体研究得到了复兴，亦即，福柯、德勒兹、迦塔里、德里达、拉康、让-吕克·南希等人的研究同女性主义身体研究进行了一次接驳，而在这种接驳中，诞生了女性主义生命身体研究的繁荣景象。这一类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莫瑞拉·加登斯的《想象的身体：伦理、权力和肉身性》，托里·莫娃的《性、性别与身体》（中译本书名被改为《何为女性》），利兹·弗罗斯特（Liz Frost）的《年轻女人与身体》，艾米丽·马丁的《身体中的女人》，简妮·亚瑟（Jane Arthurs）与让·格林秀（Jean Grimshow）的《女人的身体：规训与侵犯》，罗萨琳·迪普洛斯（Rosalyn Diprose）的《女人的身体：伦理、具现化与性差异》，等等。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借助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将女性的身体看成一种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无论是女性的着装打扮、上班工作、下班购物，还是美容手术，甚至性关系，女性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被男性霸权的目光所侵蚀着。这一类研究，完全从消极的侧面去看待女性身体的建构，她们仅仅只是将女性身体的建构看成一种被迫的建构物，女性完全没有自主性可言，此外，女性摆脱唯一的父权社会的霸权的方式就是脱离现实社会的规训，去拥抱自我，去拥抱女性最自然的存在，她们都无一例外地提出，女性不要为了取悦男性而去牺牲自己的身体，相反，应当对自己的身体保持足够的尊重和欣赏。
这种女性主义研究的态度进一步渗入从20世纪开始的美容手术的有关研究中，和这种女性主义思潮一样，这种研究也将美容手术看成一种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最新的侵害的代表，将这种侵害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父权社会的罪行。因此，从女性主义第一次涉足美容手术研究开始，她们就火力十足，将攻击的炮火对准了美容手术。20世纪90年代，美容手术刚刚在美国时兴起来的时候，娜奥米·伍尔芙（Naomi Wolf）就在《美貌的神话》中将美容手术斥责为一种恐怖，父权制社会以自己的目光建构了女性的美容神话，这个神话的核心是以年轻为基础的，相反，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女性甚至被剥夺了女性存在的意义。因此，伍尔芙说：“只要父权社会继续存在，就一定有某种形式的‘美貌神话’。”[9]然而，更可悲的是，在伍尔芙看来，这种父权制的美貌神话将限制和禁忌强加在解放后的妇女的身体上，结果，“没完没了的不恒久的美容工作取代了没完没了的且不恒久的家务事。当经济政策、法律、宗教、性的风采、教育及文化，强力地主张女性应该更漂亮时，一种看不见的威胁便占据了女性的意识，它借着‘美貌’重建出另一个女性世界，有新的法律、经济政策、宗教信仰、性欲法则、教育方式及文化，而每一项都像过去那些束缚一样地压抑女人”[10]。而另一位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卡萨林·摩根，在《女人与手术刀》中对美容手术进行了更严格的挞伐：“美貌文化越来越受到各色各样的专家和年轻的消费者的支配，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美貌不仅仅受制于美容手术医生，而且也受制于麻醉师、护士、美学专家、修指甲的技工、营养专家、发型师、美容师、按摩师、香料SPA按摩师、体型教练、修脚师傅、电离子美容师、药理师、皮肤病专家等人。所有这些专家都提供了需要我们进行消费的东西，我们也认为这些专家可以处置和转变我们的身体，让其逐渐变得更加完美。”[11]此外，苏珊·波尔多的《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也带有女性主义对美容手术的批判性态度。
过于激进的女性主义的批判态度也致使一些研究者重新以相对中立的态度来研究美容手术，他们通过社会学上定性和定量的方法，采用访谈和田野研究的方式，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美容手术的样貌，从而避免了从单一的女性主义批判性视角来研究美容手术，避免让美容手术研究堕入一种片面性之中。比如凯茜·戴维的著作《重塑女体：美容手术的两难》更关心在美容手术中，女性的能动作用，“在女性美貌的体制当中，少不了女性能动的这个要素。如果女人没有能动，文本就不可能驱使女人去进行美化身体的活动。让女人觉得外形有缺失，同时给她一个改善后的前景，从而把不满转化为积极的能动。外形的缺失并未让女人坐以待毙，反而给她行动的机会。女人把自己的身体视为对象——不是别人的性对象——而是她个人劳动的对象，是她必须去改善、修正或转变的对象。倘若女人只是无奈地修饰自己美丽的外表，消极地等候男性主体来发现她们的美，这种美貌就只是自欺欺人。但事实上，女人是能动者，虽然她们是秘密的能动者。”[12]而《身体的塑造——美国文化中的美丽和自我想象》的作者黛布拉·吉姆林，就深入到美国的一家美容手术机构进行实地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她访谈了29位前来做美容手术的女性，在访谈之后，她并没有简单地从批判性角度来对美容手术进行全面的拒绝，而是考虑到“把我所访谈的女性看作文化的受愚弄者，认为她们被动地向美丽的要求屈服，只会歪曲她们的本意。这样来形容她们也许更为恰当，即她们能够机智地与文化达成协议，力争在其文化许可的范围内做到最好。”[13]和吉姆林一样，瑞恩·帕克（Rhian Packer）的《女人、医生和美容手术：关于“正常”身体的协商》，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读出作者的谨慎性，她将美容手术看成女性与美容手术医生协商的结果，而不是男性医生不顾女性的要求，恣意地将自己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刻画在女性身上。维多利亚·彼得斯（Victoria Pitts）的《在肉之中——身体塑形的文化政治学》也提出了从消费社会，而不是从女权主义来重新审视美容手术。这一类研究，相比之前从激进的女性主义来进行的研究，显得更为平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和理想的美容手术形象。
从以上国内外对身体的研究来看，社会学领域更多关注的是宏观的身体研究，在中国范围内属于引入和开创的时期，但从女性身体的角度来进行的研究，寥寥无几。从文化和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关于女性身体的研究繁多，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和欧美社会，他们更多的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和论述。这里引起笔者思考的是，从身体社会学出发并结合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结构和女性身体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结的，尤其是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缠足，以及新中国成立时兴起的性征淡化的身体，这些与中国的社会体制的变化是怎样的联系。本书旨在研究中国女性身体的建构历程，以及背后的驱动力量和自我生产的因素，或者说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