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盘缠
复习，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也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拿什么去复习呢？
家里要什么没有什么呀！
去年以来，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就没有下过地苦过一分工，只有奶奶一个人还在上工。庄上像她这把年纪的，早已不再下田干活了，生产队再也不要他们了。
但是，奶奶不行，她还得去，能多挣一工分就多挣一分。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就皱皱巴巴的。
但就是这样，任凭奶奶多么的苦，多么的累，家里还是“透支”，连平均口粮都吃不上，每年都要缺多少天的粮食，特别是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
现在虽然还没有到春天，但奶奶已经提前为春荒做准备了。她把没有下市的地瓜秧、菜园头的方瓜藤割回来，剁碎揉成糨糊状，手勒一勒，朝下淌绿汁，直到绿汁没有了，再与上了霉的地瓜粉，拌合在一起，推成糊子，烙成又苦又腥，又有一股青草味的所谓的“煎饼”。吃的肚子棒饱，发胀，身下是一个屁接着一个屁的。
这几天的晚上，我和奶奶总是坐在小桌子的两边，没有什么话说。特别是奶奶，更是没有话。我知道她是在为我复习的事情发愁，她不愿说出来，说出来了就怕我不去了。
我也没有话说。我是在为奶奶发愁，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了，但凡有一点点的办法，她也不会再让已经16岁了的，长成大青年的孙子，还同她睡在一张床上的呀！你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好办法呢？她上哪里去弄钱再置办张床给我呢？
突然，笆门被推开了，一轮长方形的月光，瞬间掼在了堂门地上。同时，送进来了一个人影。
“婶子，广宇要到城里去读书，也不说一声。我前天才知道的，我是听柏华说的。昨天，我专门推了点光是棒子的煎饼，你看黄黄的（实际什么也看不见）香喷喷的，给柏华10张，这10张给广宇。还有这两块钱，也给广宇带上，到了城里，可不比我们乡下，连喝口水都得要钱呢！”柏华的母亲说。
奶奶也不知是被这给惊了，还是激动的，或是不好意思的，怔怔的，似乎有点听不懂，好半天才醒过神来，赶忙把“洋油灯”给点上。已经着了的小油灯，奶奶还觉得不满意，拔出插在后脑勺盘着的鬓上的小针用力又把灯芯给挑了挑。有豆粒大的灯芯冒了几个火花，忽然间更亮了，把黑里黑窟的两间房子照得通亮通亮的，就跟大白天一样，不，比大白天还要亮。
“这不好，这不好……”奶奶真的激动了。激动的是柏华的母亲也能给她送东西，能给我们这样的人家送东西，而且还送来这么多的东西来，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了。
因为柏华的母亲是全庄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她是非常精明的，被吊挞支起来的眼睛看人总是向上的，一般人是不放在眼皮里的，今天突然给她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来，这让奶奶站不住，坐不下了，实实在在地受不了了，连话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
“秦婶，你这么一说，不是把我当成外人了吗？我们两家邻墙隔壁多少年了，处的跟一家人似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实际上奶奶怎么能不知道呢？自从戴了那顶帽子以后，多少年来，她连溜门子都不曾来过我们家。
“是的，是的。”奶奶一个劲地点头。
“秦婶，不瞒你说，这是柏华的意思。这个孩子，虽然年龄小，但考虑事情，就比我们大人周到的多了。打小就懂事，兄妹几个，就数她最知道好歹。”
“是的，是的，柏华是好孩子，柏华是个好孩子。”奶奶害怕回答的慢了。
“哎，广宇呀，”柏华的母亲转过头来，看着不好意思的白白净净很文弱的广宇说：“柏华也去城里学习。听说跟你在一起。你们一起走，也好有个照应。明天去公社汽车站，一起坐公共汽车去，也光鲜、光鲜一回，好，听婶子的话。”
我先是一惊，又是一喜，再后就有点失望，你说，那公共汽车，能是我广宇坐的吗？我能坐得起吗？
在柏华的母亲、冯二爷、吴老师等乡邻的关心下，我总算凑齐了盘缠。但这点盘缠，也只够一个月的生活，以后怎么办？奶奶用非常轻松的口气说：
“冯二爷说了，叫你放心去，家里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送了一段路，又送了一段路
有了冯二爷的话，广宇算是宽心了些。但冯二爷也很困难呀，他那点定量的供应粮，那点没有一星点来头的工资，今天接济东家，明天照顾西家，日子过的也是紧巴巴的，几乎是这个月巴不到那个月。你说他又能想出多少办法来呢？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唉。
为了省下那四毛五分钱的坐车费，我抄弯弯曲曲的小路去城里报到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城，也是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
奶奶不放心，送了一段路，又送了一段路程。路上她又把前两天交代过的事情又给她的孙子交代了一遍又一遍。一直送到了林阴县兵团农场北边的西岗岭。马上就要爬坡了，这个坡坎，可不是好爬的，有好几里路，得弯着腰才能爬上去。
再也不能让奶奶往前送了。奶奶看我那坚决的没有一点点余地的样子，也就作罢了。她到石子路的南边，一棵大榆树下的一个水果摊前，从怀里抠出几个钢镚来，买了四个铁木梨。
这些梨都是坏的，听两个女知青讲，好的都按计划调走了。
这梨也是会坏，有的坏在脸上，有的坏在腰部，有的坏在根上。每一个烂了的小窝点，都有铜钱那么大小，像个烂葡萄皮，成酱灰色地沤凹在梨的身上。
奶奶借着水果摊上的掉了尖、没了脖子的勾头镰刀，把这些坏的“烂葡萄”用刀给剜了下来，剜的梨汁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滴满了奶奶粗糙干瘦的手，那酸味，香味，真让人馋得慌。奶奶把剜好的梨，递一个给我让我压压渴。
我当时真的一口就想把那个坏梨给吞下去，但还是吃不下去，又送给了奶奶。
奶奶说她牙老了，啃不动。就这样在水果摊前递过来送过去的，推了好一阵，两个女知青看了，都在发笑。她们又拿了好几个梨送过来给我们，说：
“这些都是坏的，不要钱，你拿去吧。”
我和奶奶都愣在那里，想拿又不好意思拿，不拿又想拿。
她们可能看出我们的心事了，说：“放心吧，这都到收摊底了，我们有办法，把它打进损耗就是了。”奶奶这才放心，不知怎么道谢才好。
奶奶没办法，把三个好梨用手抹抹擦擦，塞到了我的笼布袋里，又交代了一遍，才算放心地顺着来时的山路往回走。
我又把挑子稍稍地前后调整一下，把冯二爷刚为我做的笆光床和那床破被子放在一头，把那叠煎饼和奶奶用干蒲编的草席、草垫搁在一头。这样可能比刚才要好一点，但还是一头大、一头小，一头沉、一头轻，担在肩上极不平衡，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晃来摇去的，就像个卖货郎。
走到一处杂树林中，我不放心地回过身来，看看山脚下的奶奶却还站在离那个水果摊的不远处，巴望着这边。她的身子更矮小、更干瘦了，站在那里隐隐晃晃的。这位出生在大户人家，读过私塾的大家闺秀，在她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几代都很光亮的大户人家，希望能过上一辈子的好日子，但是让他父母没有想到的是，自从她进了秦家几乎就没有安稳过……
我的五脏六腑都在翻腾，在心里发誓：
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了，绝不能再失去这第二次机会，宁可瘦下十斤肉，也要把这个残破苦重的家，从深陷的泥潭里给拖出来，把压在奶奶心头上多少年的那块深深的、沉沉的大石头给彻底搬掉。
大礼堂
在教师进修学校复习班，我被分在一班，柏华在二班。学校第一次摸底测试，我考了两个班的第六名，而柏华则考了两个班的倒数第二名。柏华大哭了一场。
实际上，依柏华的成绩，若是选择在向阳公社复习，她的成绩肯定不会太差的。而在这里就不一样了，教师进修学校集中了来自全县各公社最优秀的落榜考生。柏华在这里的成绩要想进入前列，将是件很难的事情，而她却又是个不服输的性格，这注定她要带着巨大的压力往前走，是祸是福都很难说。
在水库的西坡上。我只好让柏华一个人独自地流泪，不知道从哪里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一直陪着她，到月亮爬过东北边的水库大坝，才一前一后地走回学校。但两个人一句话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也许那个时候，我没有多说话却是最好的安慰。
黑板右前边的光荣板上，我的名字虽然还挂在前十名里，但自己却是非常的明白，这是在他们这些人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得以提前一年复习的缘故。而不是说我的基础就真正地好于他们，一旦他们这些真正的高中毕业生认起真来的话，我很快就有被甩下来的可能。特别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个没有父母、没有哥嫂的小李纬，他虽然爱玩、好动、不加班、不熬夜，但他的成绩却哧哧地往上蹿，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当时几个班的复习生还有其他几个班的学生都住在学校的大礼堂里。大礼堂东、西、南、北四个门，靠北头是用砖块泥沙砌起来的一个宽大的占据很大面积的主席台，一般都是作为开大会用的。南面是主门，主门的上方伸出一块有四米长、一米宽的滴水檐子。滴水檐子的上方，离滴水檐有两米高位置这样吧，有一个一米见方的“红五角星”，上面的红漆已经泛白了许多，但它的庄重和威武犹存。
住在大礼堂里，并没有严格的班级界限。从里往外床的排列方式是：大床让双人床（是学校提供的少有的几张，早就在暑假的时候就给老师占下来，留给亲戚朋友家的孩子用了），小床让大木床，笆光床让小木床。
我是四条笆光床，自然就被挤到门跟前了，而且是紧靠东门口。冬天，一阵东北风吹进来，浑身都在打寒颤。
整个大礼堂，冬天睡笆光床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因为笆光床不挡一点点的风，稍微有一点寒气就被穿透了。
什么叫笆光床呢？笆光床俗名又叫软床，是用两根一样长的有“蒜窝”粗的洋槐棍，或是本槐树棍，对齐地凿两个眼子，在两头安上两根更细一点的木棍，装上四条腿，长方形的框子中间，穿上有筷子粗的网状的绳子，在网绳上撂一张小柴席，这就叫笆光床。
别人我没有太多留心，但我的小蒲柴席上，是没有任何铺的东西的。冬天的夜里特别难熬，寒风削着头，通过蒲席的缝朝上钻，冻得人发抖。没有办法，我把身子缩的紧紧的，把奶奶那张不知用了多少块补丁才缝制起来的破被子的两个对角朝一起拉拉。既当被子盖，又当铺被用，两条腿紧紧地蜷起来，两只脚后跟紧紧地贴在屁股上，不敢把腿伸直了，因为，脚那头太冷，太冷了。
也许腿蜷的时间过长了，不知睡到了什么时候，腿突然猛地伸直了，伸的直直的，多舒服啊。
实际也并不是真正的舒服，只不过腿髋的时间太长了，髋让了，在梦中突然伸直的错觉造成的，实际上脚头冷的程度，不仅没有一点点降低，反而比头天晚上还厉害。
但就是这一猛一冲腿就真的伸直了，而且不知不觉睡着了。不过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脚还没有焐热，还是冰冷冰冷的。
我的笆光床的床头的“称子”上，挂一个灰乎乎的旧笼布兜。笼布兜里，是我数了多少遍的21张煎饼，一天三张。为了防止星期天接济不上，把礼拜天的也给算上了。床头底下的一块旧砖头上面，坐着一对碗口对碗口卡在一起的大白碗，上面放一双筷子。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棉袄的里层，抠出一个2分钱的、木质的青灰色的茶牌，端起那两个大白碗，到大礼堂的北边，有二十米远的茶炉房买了两碗水。
实际上，我完全可以多买一些，但政策不允许。烧茶炉的老张师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他说，一个茶牌只能用一次。一次可以买一碗水、二碗水，也可以是一壶水，只要你的两只手能端得过来就行。
因为我家没有水壶，只好用两只碗。说真的，在我的眼里，哪个同学若能用竹壳的，或者是带什么花的红色铁壳水壶，那可就是富有人家了。
一路上由于怕滚烫的热水烫着手，当战战兢兢地把两碗热开水端到宿舍里时，水已经抖出去一少半了。
我把已经冻的上雪彩的一张地瓜干煎饼，从笼布里小心地拿出来，撕成两截，一碗里泡一截，泡的稀烂稀烂的，泡成了稀饭糊只需要用筷子划一下，一口气就把两碗热稀饭喝的精光精光的了。肚里头有点鼓了，马上回到教室，原则上，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去上厕所的，因为用不着一泡尿，肚子里就空空的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那时真是每天都是吃了上顿，赶不上下顿，有时候饿的眼前一闪一闪的，也不敢多吃一小块煎饼。
因为那是计划好的，今天稍微多吃一口，明天就要少一口，多吃半张，明就更挨饿了。
这次比上次更可怕
已经连续两次出现了当时在电影场里的那种情况了。我有点恐慌，这次的情况，可不比那个时候。因为那次以后没几天就参加考试了，考完试大脑就彻底地轻松了，加之在家里边，东一口，西一口的，实在饿极了、虚脱了，会溜进生产队的地瓜沟里，装着解大便，抠个山芋头抵挡一下，或是偷偷地钻进大田的豌豆地里，慌忙地摘几个豌豆角，充充饥；也许会拱进棒子地的深处，装着没事割牛草，寻机会打一根甜秸咂咂。
而在这里呢，除了一顿一张煎饼，过了星期三就成了霉煎饼以外，什么都没有。你说这以后七八个月怎么熬呀！心里越想越害怕。
事情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现在每天都是昏昏沉沉，萎靡不振，一点点精神也没有。白天光想睡觉，有时候也跑到宿舍里去歪歪，但又歪不着。而夜里呢，却又非常地清醒，没有一丝困意，熬的两个眼睛通红通红的，上下眼皮发涩发火地疼，但还是睡不着。
睡不着怎么办呢，那就坐起来看书吧，但当拿起书时，头脑又开始发沉了，一点也看不进去，只好又躺下身子。好不容易熬到大半夜三四点钟才熬着了，却又开始做梦了。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什么梦都有，就像放电影一样，一撮一撮地朝外放，这比不睡觉还难受。就是这样的觉，一夜也就是个把两小时吧。
更糟糕的事，以后，眼睛一闭就滑精，把仅有的一条短裤弄得烂脏烂脏的，那时我感到无比的羞耻、下流甚至是卑鄙。一个身体细瘦细瘦的学生怎么能得这样的病呢？我看不起自己，又不敢跟别人讲，也不敢去看医生。
病魔就这样在自己的体内，不声不响地像蚂蚁嚼木头一样一点一点地啃食着我。手是黄的，脸是黄的，连眼睛都是黄的。那段时间我不敢照镜子（别人的镜子），害怕看清了自己。
我的心碎了，整个的人碎了，把我的家从苦海里拖出来的梦可能全都碎了。心里越来越急，越急病情越加重。反过来，病越重心就越急。但我又害怕离开学校。我想，一旦离开学校，就再也没有希望回到学校了。对于我，学校就是我的命，是改变我命运的唯一的命，是把我奶奶拖出那个苦难泥窝的命。
又过了一个多月，不仅病情没有好转，在我的身后，遮天蔽日的，黑压压灰蒙蒙的雪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向我压来。
那天，第三节课还没有上完，学校团总支书记来通知，叫我赶快去医院。
奶奶突然生病住院
躺在病床上的奶奶，身体更加瘦小，以至于窄小的病床被她映衬得很宽大。她的脸色如同黄纸，没有一点血色。额上爬满了皱纹。粗劣干枯的手似乎想抬起来，但抬了好几次也没有抬动。看来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实在是无法控制了，我一下子扑进了奶奶的怀里。趴在奶奶胸前浑身都在抽动，怎么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奶奶就一下子老到了这样的地步。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而我却又如此的不争气。
奶奶粗糙皴裂的手，就像秋天的榆树皮那样刮人，我轻轻地拿着他的手，让她摸摸我的头发，摸摸我的额头，摸摸我的脸。奶奶蜡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深陷的眼窝里，还有一点点精亮，那是奶奶想流，而没有力气流出来的眼泪。
医生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告诉我：奶奶患的是胰腺癌，已经是晚期了。
天塌了，我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
房子
奶奶来到这里已经好长时间了，住在县城西北角，离县城有二三里路的东西河堤上的一个破草棚里。那是秋天来放鸭的浙江人留下的，周围长满了膝盖深的杂草。草棚门前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河流。河水冻得硬邦邦的，离草棚几十步远的西边，是一个破烂市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伸到这里。草棚是用几根粗粗细细的臭椿树棍支撑起来的简单三脚架，三脚架上铺了一些柴笆，放了一层松松散散、乱乱糟糟的稻草。稻草上蒙了几块散不拉渣的破塑料布，撂几块碎石头，随随便便地压压，散乱的碎塑料布，风一吹跟鬼招手似的。
草棚的门是半边芦柴笆挡起来的，半掩着的芦柴笆门上还挂了一串晒干了的红辣椒和几个瘦棒头。里面靠东边打了一个地铺，地铺上铺一张开了花花边角的大柴席，席子上，堆了一堆灰粗粗的破棉絮。地铺旁边有一个小板凳，小板凳上搁一盏小油灯，灯芯快烧没了，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到什么。小板凳下的地面上，裂着有手指宽，横七竖八弯弯曲曲的裂麻缝，有的裂麻缝像冻干的死蛇，张着干裂的嘴爬进了地铺底下。小棚里到处都透着风，阴冷阴冷的，奶奶就住在这里。
我在门前站了好长时间，这就是六十多岁的，孤苦的奶奶的住处吗？内心的酸痛无法掩饰。我的嘴唇在抖索，心在纠痛，我是为自己在抖索、纠痛，我怨恨无能的、不争气的我。
都是为了我
知道了，在我离家的第三个月，家里就“断顿了”。连地瓜干煎饼都供应不起我了。奶奶向生产队请了假（生产队第二天才同意），说是到城里来看看我。实际不是这样，她是来城里要饭、捡破烂供我读书的。
白天，她从这条街挪到那条街，从这个垃圾堆移到那个垃圾堆，把一个个破纸箱片，碎酒瓶，破布条什么的，只要她认为能卖钱的东西都一一地捡起来，塞到她的蛇皮袋里。下傍晚，他把塞的满满的蛇皮袋，扛到破烂市场的收购站，卖掉，挣几毛钱（与生产队比较已经好很了），再换成煎饼。每个星期六下午按时送到学校的传达室，转给我。而我却并不知道这些。总认为，这些都是祥龙或庄上其他的人顺路带来的。
她每天都到擦擦黑才回到那个四处透着风的草棚里。烧一碗白开水啃几口干饼，打发一下就过去了。晚上，连衣裹坐在地铺里，一直坐到天亮，从来没躺着睡过。
春节快到了，她说，这是个极好的时候，城里的人，不像农村人，什么都不讲究。他们每逢春节的时候都要进行卫生大扫除。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平时舍不得扔掉，这个时候就会大大方方地撂了。奶奶当时想迟走两天，是想利用这当口，多捡一些，没有想到，天，突然地变了。
下雪了，大扫除也不搞了。不过东西还是比平时要多一些，而且能捡上一些值钱的货。如破烂的罐头盒，也能捡到零零碎碎吃的东西，像山芋头，弄脏了的碎馒头，带上荤气的镰刀鱼头。碰上好运气，还能捡到破鞋、破布条等缝缝补补就能将就用的东西。
她盘算着说，等过了春节，寒假开学了，用那些破布条什么的，为我缝补件汗衫，当内衣穿。说人一天一天大了，不能老穿直桶棉袄，不好洗，死生虱子。
我终于明白了，这些天来，煎饼的颜色有时候变白了，有的星期还多出张把两张的原因了。
离开学校
瞒着奶奶，我回到了学校，卷起那捆报到时带来的铺盖，留下一封信，给同学转给班主任，偷偷地走了。出了校门，连头也不敢回，就径直地离开了。
我把铺盖搬进了奶奶住过的草棚。外面胡拉乱扯的生了病的疾风，似乎对我没有一点点的怜悯，毫不留情地把草棚子上的茅草，一把把地扯了起来，草棚上的乱草就像蓬头散乱的农村“懒汉”妇女不常梳理的长头发，乱乱散散，被风吹过来、拉过去的。伸着尖尖的头，像鬼一样的寒风钻隙扒缝地往草棚里拱，此时草棚里边与草棚外面没有什么两样。
我笼着袖子，坐在冰冷的小板凳上，脚冻得发麻，手冻得发麻，浑身冻得发抖，可想而知，那么高的年纪，那么瘦弱的身子，忍受着那么沉重病痛的奶奶，每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呢？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她支撑下来的呢？
没有一点点星光的黑夜，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只有肆虐的狂风在无边无影地咆哮。在这漆黑沙沙作响可怖的河堤上，在这冰冷冰冷孤独的草棚里，我越来越感到害怕。我不能没有奶奶，没有了奶奶，我就没有了家。
怎么办呢？我手里只有吴老师临走时给我的五块钱。他是大前天来的，他说他已经“平反”了，准备回去了，不放心来看看我。希望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学下去。事实上，我已经让他失望了。
我手里捏着那五块钱，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对于奶奶的病情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那一夜，我没有睡觉，连夜赶回了大秦庄。已经是下半夜了，月亮好不容易爬了出来，我家的那又矮又瘦的两间土坯房，经过了多年的风雨摧打，今晚显得更加矮小了，矮的快要趴到地上去了。东山角已经裂开了两指宽的豁豁口子，豁豁口子的边沿上挂着一根枯死的干茅草，只有两根细细的须，还连着根挂在墙缝上，在寒冷的月光下，被风拽过来拽过去的，眼看就要挂不住了。两根快要朽透了的埝枣树棍吃力地支撑着弓着腰的后墙。屋里除了一把弯股铁叉，一个紫色的小水缸，一个破锅墙框什么都没有。四周的墙壁被烟熏的乌漆黑乌漆黑的。看来在家里想找到点什么值钱的东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能卖的，全给奶奶卖了。
在狭小的小屋里，小屋的门口，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的我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顶着迎面扑来的刺骨的寒风，又连夜往回赶。
快到县城了，天也快亮了。我抄了近路，想早点赶到县医院，不然会引起奶奶多想，露了馅，不仅帮不了她的忙，反而会加重她的病情，因为，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求她的孙子读书，读书。
我爬过东西横着的火车站站台，又叉过铁道，绕过检票小楼。那栋灰白色的查票的小楼，半死半活不像样的败气象，歪着头，走多远的了，还在看着我。据说，还是小日本临走时留下的，歪歪斜斜的，看起来也撑不了多久了。
西大门
沿着小楼向北，有一条深长的巷道。向里走了二百来米地，就到了县医院。
医院的西大门有许多人卖早点。有炸油条卖馓子的；有煮稀饭，卖糊糊的；还有家把两家烧馄饨卖水饺的。在不大的门口，唧唧喳喳，你挤我，我挤你的。我想给奶奶买碗热糊糊暖暖身子。就在问价的时候，一个聪灵熟悉的眼神，在诧异地，用力地看着我。
是她吗？是她，真的是她！
真的不敢相信，她会在这里，会在这里见到她。
过去两年多了，她还是那样的漂亮，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一对迷人的小酒窝，一副有红似白的脸盘。虽然穿的是一件洗了又洗、补了又补，衣袖都起毛边的浅灰色的旧衣服，但穿在她的身上一点也不影响她的漂亮，倒显得更素雅。
她掏出叠的方方正正柔柔软软的白色的手巾方，轻轻地掀开来，用它慢慢地掸去我头发上，肩膀上，已经结成了的冰渣渣霜雾，她叫我赶紧带她一起去。
糊糊她也不卖了，把正在烧的火旺火旺的煤球炉的风门也给封死了，抓了两双筷子，带上两个小白瓷碗，随手把一钢精锅的热糊糊，全部给端来了。
病房里的两个人
于大姐把碰的坑坑洼洼的小钢精锅，放到奶奶床头柜上，拿过一个用白漆漆的灰不拉叽的方凳坐到奶奶的床前，抓过奶奶的双手，送到自己的唇上，想要吸吮着什么，乌黑雪亮的眼睛，停留在奶奶的脸上好长好长时间，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两个人连一句话也没有。只有一老一少久别重逢凝重的眼神，在相互凝望着对方。此时房间里很静，静的连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的真真切切的。隔壁床上的病人，也被她们给怔住了，也都平静地等待着什么。
于大姐再也控制不住了，泪，像蓄了很久很久的倒了堤坝的河水倾泻而下。
这一哭，奶奶才算回过神来，好像刚从梦里醒来似的，嘴唇在哆嗦，手在哆嗦。她用力欠了欠身子，想坐起来，但欠了好几次也没有撑起来。
我把奶奶慢慢地扶起来，拿了两个枕头垫到她的后背上，让她能够斜躺着身子，半躺在床上，于大姐伏在奶奶的胸前，后背一耸一耸的。这不是在抽泣，而是在哭诉，哭诉她的悲惨，哭诉奶奶的苦难。
奶奶抚摸着她那浓密乌黑的头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过了那个坎就好，过了那个坎就好就好……”
听了这段话的于大姐哭的更伤心了，紧紧地抱着奶奶……
“奶奶我对不住您呀！”整个的身体都瘫痪在奶奶的怀里。
不是不想要你
于大姐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50多块钱，全部拿了出来，交给了医院。就这离手术费还差一大截。但手术不能拖了，再拖就没有一点指望了。
于大姐托亲告友，为我找了一份临时工，到火车站的货场拉煤，专门给化肥厂送碳。因为从山西、陕西、阳泉用火车发来的煤，一律卸到火车站的碳场，然后用平板车，一车一车，一趟一趟再倒到化肥厂，这就为那些卖苦力的人找到了一份养家糊口的饭碗了。
那个平板车队的队长，带个口信来，要看看我。早上，我特地整理了一下穿戴，很高兴地去了。
这不看罢了，一看完了，队长死活也不要，他说：“能吃这碗饭的人，都不是一般般的人，都是壮汉壮劳力。就连那些从农村偷偷跑出来的，想在这里混个城里人的名份，回家好找个媳妇的大汉子，没干几天都累跑了，更何况你这个干瘦，又矮，又没力气的小孩子呢？快，快去吧，不要在这里耽搁我的时间了。我还要干活呢！”说着就要朝外走。
一看急眼了，我赶忙给他跪下。
队长听说我是为奶奶治病来找活干的，刚才还挺硬挺硬的嘴，一下子软了下来。把我爆着青筋的细细的手脖子放在自己粗大的硬厚的手掌里掂量来掂量去，“唉！”叹气道：“等明天再说吧！”
说完了，拿起铁锨就走了！
于大姐听了很是发愁，又托人弄了两张特供的烟票，买了两包大前门香烟，叫我送过去，这才算办妥。但家具得自己备。
不又怎么办呢
拉碳，首先要有一辆平板车，还要有一把铁锨。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就得十七八块钱。这一分钱还没有苦到，就得朝里贴这么大的本钱，怎么能行呢？
想了好半天，但若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那这钱又从哪里来呢？找谁借呢？我又想到了于大姐，什么事都找她，这也不是个事啊！自己又矛盾了起来。
但在这两眼一抹黑的地方，又能找谁呢？又有谁能找呢？愁了好半天，只有这条路，还得找于大姐，狠了狠心，我拖着不愿动的两条腿朝于大姐住的那个方向走去，要不是在这节骨眼上，我是实在不好再去找她的，她也太难了。
活了的死蛇
这个大大的院子是常住林阴县的一〇六车队。快要倒的两座青砖灰瓦的大门垛，撑着敞着怀、张着大口的院门。两扇锈迹斑斑的铁皮门，被推到门的两边，斜拉着两边的两个门垛，偏着脸，歪着脑袋，半支在那里，半死半活，有气无力的。看它那长相，谁都不太舒服。
于大姐就住在这个院子里。
看看院门的两边，除了两个老头子，在寒风中坑着头，缩着脖子，拢着破棉袄袖，蹲在两块破砖头上，眼睛紧紧地盯着面前准备卖的，两筐灰头土脸的，冻得大窟小洞的粗粗纳纳的坏地瓜，别的什么都没有，这让我放心了许多，因为这些地方毕竟是公家的，不能像在家里那样随便地进进出出。
我理了理一下衣服，又向大门前走了两步。前后左右看了看，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下我更放心了。壮壮胆子迈开步子，抬起右腿，便朝院门里头叉去。这一叉可好了：一根有大拇指粗的，灰乎乎的，毛碴碴的，像条死蛇的绳子，突然活了起来，一蹦有半人高，弯弯曲曲的身子一下子直得像钢条一样，横在大门的半空中，狠狠地挡住了去路。
“闷！”被吓呆了。我也笔直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了。不知是精神过于紧张，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家伙吓傻了。
原来如此
内墙西侧的传达室里，一个穿着工作服胖乎乎的大约二十四五岁的女人，坐在椅子上，脸绷得紧紧的，身子有点向后倚，一只手紧紧地拽着绳子，一只手指着我，没有好气地大声嚷道：
“唉！没长眼吗？眼睛给裤裆遮住啦，年纪轻轻的，这地方是随便进的吗？！”
给她这么一嚷，我这下真的放心了，明白了，这个看大门的胖妇，可能怕一起一坐，一关一放，来来回回开门关门麻烦人，不得以采取这种既省力又省事省心的守门办法。借着这条死蛇盘查进出的来往行人，并没有把我当坏人。她肯定不知道我的底细，更不知道我家的成分。
不过也难怪她这样做，她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简单了，你看那工作服穿在她的身上，就不像穿在别人的身上那么轻松、自然得体，到了她的身上就非常别扭。肩膀，后腰，屁股，大腿，胸部，小肚子，被勒的一团一垄的，那身衣服似乎有点困不住她的肉体了。肌肉一块一块、一团一团地向外拥挤，把衣服都挤得很明亮。胸前的一排纽扣，特别是两个奶子中间的那个纽扣，眼看就要挂不住了，咧着嘴，差一点就要被鼓鼓胖胖的两个大团圆给撑掉了。
憋了好半天脸的她，终于松了下来。拽了好半天的绳子，也终于被撂到了一边，她咯吱咯吱地从她那张坐着的破椅子上站了起来，挪着双腿，平推着向这边走来。
两条大腿之间一走叽咕叽咕地响，就像小孩子放屁，一个接着一个，这可能是因为她的裤子太瘦了，而她的两条大腿又太肥了，走起路来摩擦的结果吧。
既然是这样，这衣服她可以不穿的嘛，但她不能不穿，也不得不穿，穿了就不一样了。那不是一般的衣服，是戴肩牌，佩大盖帽的衣服，这叫制服。今天也有这样叫的，当时的警察还有阉小猪蛋的人都戴大盖帽。相互之间，除了衣服的颜色不一样，其他的都差不了多少，反正农村老百姓也辨不出来。见了，多少有些害怕。
不过，这个制服穿在她的身上，也看不出多大的威严来，大盖帽下面那张胖胖的脖子，缩在她耸起的肩膀上，就好像套了好几个橡皮圈似的。
她半挪着双腿还在叽叽咕咕地向我这边走来，我不敢抬头，直不愣当地站在那里，等着发落。
就在这时，扑哧一下，一个瓜子壳飞到了我的脚前，壳子还没有嗑碎，还很完整。奇怪，没有嗑碎的瓜子壳，粒子怎么能出来的呢？真是一嘴好功夫。还没等我醒过来，紧接着又是一个瓜子壳飞了过来，这时，我才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走神。
天生就是福
她能练就这样一套舌头上的硬功夫，看来得益于她的出生。她的家里肯定很殷实的，生下来就是享福的命，什么都不需要她去想，一到年龄就上班；一上班就能分到这样的好单位，干这样的好差事；夏天不挨太阳晒，冬天不挨寒风吹，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吃住都是公家的，连生的孩子都是公家的。她这辈子享福，下辈子还能享福，祖祖辈辈都享福！哪像农村人，赤脚、弓背、弯腰、面朝泥土背朝天，风吹雨打太阳烤，种点粮食除了交给他们，就所剩无几了；一年挣的，半年就光了，很多农民根本就填不饱肚子，一旦生病就麻烦了，小病扛着，大病看着，重病守着等死。
“我问你，你找谁？没听见吗？”只顾杂乱无章、胡思乱想的我根本就没有听清楚她的话。
“噢！我找于大姐。”
“找于大姐，谁叫于大姐？”
“我的姐姐。”
“于大姐？什么于大姐不于大姐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真的，她叫于大姐。”
当时有点发急，就不加多想地这样说了。不过，说实在话，我真的不知道于大姐叫什么名字。小时候是奶奶叫我管她叫于大姐的，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叫什么名字。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叫什么名字。
除了年龄比她大的人喊她小于外，庄上像我这样一般大的人，都叫她于大姐，叫习惯了，就认为她的名字就叫于大姐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广宇。”
“你姓秦，叫秦广宇，那你大姐怎么姓于呢？”
“是的，她姓于。”
胖妇又生气了，脸变得像冰冻的紫猪肝，她两手伸到身子的右边去，两个手掌相对搓了搓，拍了拍，想把瓜子壳弄在手掌上的脏灰，尽可能地给搓掉，又没好气地把头一歪，脸一甩，嘴一哧把嘴里剩下的最后一个瓜子壳扑哧一下给吐了出去，抛到了她的身后。转过身来盯着我，直住地看，看了好半天也没有一句话。又把脸转向门外那两个摆摊的老头，愣愣地看了好半天，没有一句话，也没有再去嗑瓜子。越是这样我越摸不着底，心里感到发慌，看来又要出事了。
“你是她的弟弟吗？……不是吧”她终于开口了。胖妇问话的声音拉的老长老长的，让人听起来就像半生不熟的烂葡萄酸叽叽的。
她的上眼皮朝上翻了翻，眉毛尖又朝我这边瞟了两下。
“你是她的男朋友吧”，说完嘴一撇，撇出了一道说不清、道不明的笑纹来，但，很快又消失了。
我的脸刷地红到了脖子根，如果地上要是有个裂麻缝的话，不管多宽，哪怕挤扁了头，我也立马钻了进去。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问这么多，这不是她管的呀。后来听说，这个人还是全省系统的学习典型。
“不……不……真的不是，她真的是我的姐姐。”
“你看你的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我只是随便地问一问，看把你吓的，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越紧张越说明你有鬼。”
我之所以这么着急，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于大姐。真的，再也不能给她节外生枝了。
就在我六神无主、进退两难没有一点招数的时候，于大姐从外边走了过来。
她脚穿一双黑色的水靴，一只手拿着一把铁锨，一只手提着一个白皮铁桶，看到这种情景，笑了笑，把脸凑到胖妇跟前，不知说了些什么。
随着于大姐与之交流，胖妇脸上的密云，也在淡淡地退去了。
“哦，原来是乡下来的，也难怪，一看他长的白皮嫩肉的，也不像个什么坏人。”
“去，去，进去吧，以后不能这样了，要想进来要么找人带路，要么要有介绍信。”
我听了这句话，就想快点离开。但走起路来还是有点不自然，似乎一条腿变短了，一条腿拉长了，一脚高，一脚低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于大姐走的更快一点，能早点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
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向后望了望，那胖妇不见了，但那条死蛇还在，还原跟先前一样，弯弯曲曲地，干干巴巴地趴在那里装死，等待着下一个猎物。
润物细无声
这是一个坐落在墙南面，靠在大屋上，一檐坡拖下来的“小耳房”，这就是于大姐的家，我的脚就像生了根一样定格在那里，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耳房的门向东，青砖灰瓦，白石灰扣的墙。瓦楞上面落下几片卷卷皱皱、干干脆脆的枹桐树叶，被力度不大的旋风，吹的晃过来晃过去。一扇芦柴笆的小屋门上，挂着一把锁，没有锁死。
不过，也不需要锁死，在我们的大秦庄上也是这样，社员们下地干活，经常不锁门，因为没有贼，也没有东西给贼偷。
但关键还是没有贼，很少听说东家少这，西家少那的，若哪家的自留地的菜园头上，少个方瓜，那就算个大案子了，大队的治保主任、公社的公安员不知要来多少趟。
于大姐看出了我的心思，没有说什么。她从顶头房梁上挂着的竹篮里拿出两块厚厚的面饼，用笼布包了好几层，叫我带上。看她那认真的样子，我是没有推托的余地了。
第二天，我有了一辆半旧的平板车和一把比两个人脸还要宽、还要大的大铁皮卷起来的大铁锨，但于大姐手上那块珍贵的钟山表却再也不见了。
上坡下坡
从铁路的煤炭货场到化肥厂的路倒不算长，也就是四五里路吧，但有个一上一下的陡坡，实际坡也并不算很陡，也就是有18度角这样吧，但对于瘦弱的经不起风吹的我来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坡度啊！
早上第一趟车开始装煤了，我学着车队那些壮汉人的做法，把车装的满满溜溜的，又把满满溜溜的煤炭拍的尖尖发亮，丰满的一平板车煤，站在那里，让人看起来既漂亮又舒服。
那些大人看我做的那么认真，都挤眉弄眼地笑笑。开拔了，一声喊号，十几辆平板车，头一坑，腰一弯，车把子再一提，车子顺着路边的路牙石，一辆跟着一辆嗤嗤地跑了起来，他们的脚几乎没有着地，紧贴着路面跟飞了似的，沙沙作响地往前蹿。
挨到我了，我也学着他们，头一坑，弯一下腰，抬一下车把子，可车子就是原地不动。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左脚撑着，右脚脚尖抠着鞋底，鞋底扒着地面，一步一步想往前拉，但车轱辘就是死不动，在原地直崴窝，崴了大半天也没有向前挪出半步。
平板车被左拽右拽拽的吭哧吭哧地响。拍的尖尖光滑发亮的煤炭也被来回摇晃的给晃散了，哗哗地往下淌。
那个死不要我的尚队长又回来了，他抄起那把大卷脸铁锨，不由分说，一、二、三、四，把我车上的煤三下五除二给扯下去了一大半，一边扯一边骂：
“你他妈的这口饭不是谁都能吃的。叫你不来，你硬要来，你他妈的你连屁大点力气都没有，还到这里来丢人现眼的，给我……”
说着叫我滚到一边去，只见他把车攀朝肩上一挂，两手把两个把子一架，头一坑，左脚一用力，平板的轮胎就离了窝，跟在他后边乖乖的。
他把车拉到平整的柏油马路上，把我招呼过去，把车攀和平板车的两个把子气鼓鼓地塞到我的手里说：
“记住，上坡的时候，要步步得力。一步都不能松，要一步紧着一步，不然要出大事的呀！”
平整的柏油路上，拉着半车煤的我基本上能跟得上趟。
上坡了，尚队长他们弓着腰，肩、腰、臂几乎与平板车的两个把子在一个平行线上，满满的一车煤炭，盯在他的后腚上，就像老牛拉着载重的破车，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我开始还算能跟上，但越往上爬越吃力，我爬不动了，最后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车子就是不听话。我的左右两条腿来回地撑着，平板车又在原地打窝了。但我必须死死拽住，不然就要出大问题了。也就是说，一松手连人带车就有可能翻到山岭下去。
我头上的汗，就像下雨一样，顺着我坑着的头，从眉尖上、鼻尖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流，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我必须咬着牙，死死地拽着平板车的两个把子，千万不能松手，千万不能松手。
尚队长狠狠地夺过我手里的车把，头一坑，腰一弯，腿一撑，平板车老老实实地跟着他爬上了坡顶。
下坡了，尚队长千叮咛万嘱咐，两条腿要支起来，腰要直起来，后腚要抵着平板车，慢慢地往下游，千万不能认为下坡了，轻快了，不用费力了，就可以大胆地不要命地往下跑了，那样不仅会把车把给拍断了，还会把人给赶到车底下，给碾死了。
五花个子
车子终于拉进了地磅房。十几辆的平板车在那里一顺头地排着队，就像犯了罪的犯人，一个个在等着法官宣判。
那个长着五花个子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梳着三七开小分头的大青年，端坐在椅子上，脸长的白白嫩嫩的，一看就是个没下地干过活，没挨过太阳晒的人，他的嘴里含着烟，吐着烟雾，眯着眼睛（眼被烟熏的）看着磅秤。有时候，也好不容易地把腚撅起来，假打十七地伸着脖子瞅瞅秤砣，张开大拇指和二拇指，把秤砣朝两指之间一夹，朝一头猛的一打，就算称完了。再拿出小本子，在上面画些什么，可能是记数字的吧。也就在这个时候，被称的平板车夫，会乖乖地，非常殷勤地递上一支烟或是一包丽华烟，送到他的手中。他眼眉毛连抬也不抬，一句话都没有，毫不客气地接过那支烟夹在耳根上，若是一包就撂在椅子上，等人走了，他会把那包烟认认真真地装进他放在椅子右腿跟前的人造革黑皮包里。
就这样，这车煤就算过完了。然后他手一甩，示意下一辆赶紧拉上来。
挨到我了，我什么也没有准备，他狐疑地看着我，好像我不懂规矩，不知好歹似的。我也感到自己做的不对，很内疚，很对不起他。
他手一挥，示意我快点拉走，快点拉走！他连看都没有看。看来，我的这车煤就在他那笔下划一下也就算称过了。
大伙叽叽喳喳你一嘴我一言地围在一起议论着：
“看来还得想法打点打点，你说他过那个磅秤，连看都不让看，就凭他手一摸，笔一划，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重，唉！这年头就是这样，不想法送点不行。”
“我看不易，谁看得起你那两瓶酒，两包烟呢？你没看到吗？你给人家的烟，那么好的，丽华牌的，人家爱理不理的，朝耳朵根上一夹，朝椅子上一撂，就跟没看见似的，挑不起人家的眼皮也！”
“哎，听说他也是农村来的？”
“那你就不懂了，农村的跟农村来的大不一样了。你没看人家干那活吗？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吃香喝辣的吗？人家生来就比我们长三倍？他大爷是这里的一把手。”
“对，要不然上千人口能轮到他在这里当会计吗？人家就是享福的命，这叫人比人比死人，你看看人家那脸长的，雪白雪白的，比女人的腚还要白。”
“你还不懂呢？他们这些人，等到老了，家里的孩子不管孬好，还要给他们顶职，也就说他们这些人，天生就富贵的命，哪像我们这些两条腿插在山沟的打庄夫的啊，祖祖辈辈就是受罪的命。”
“这个不好比，我们的祖坟上，没长那棵蒿子。”
这样的人
煤全都过完了，轮到下一个来指挥了，这个人有三十七八岁，长的五短三粗的，穿的黑衣、黑裤、黑褂子，脸黑黑的，胖的像肥猪似的。听说他是煤炭连的连长，只要他看不顺眼的，三不对点，抡起腿来就给你一脚。听说，上面派他来，就是专门用他这个特长的，怕别人管不了这些农村来的乱七八糟的人。
他像赶猪一样，把我们这十几个拉煤的人吆喝到卸煤的地方。那个地方真的壮观。一座座煤堆像一个个小山头，错乱地坐落在那里。按照那黑胖子的比划，大家把煤拉到指定的地方，在他的指挥下，每个人都把煤炭卸下来，再攒着劲，一锨一锨将煤甩到顶上。有时候，一阵旋风扫来，整个煤场都笼罩在黑压压呛死人的煤尘当中。
等风吹过去了，此时的人已经不像人了，但也不是鬼，没有了耳朵、没有了鼻子、没有了脸，但还能吧啦吧啦地说话。
大伙使着力气，朝堆顶上甩煤。哪一个干的稍不投他的意，他就会“你奶奶个×，你奶奶个×的……”骂上一大通。
但那些拉煤的人没有一个敢回顶他一句的，因为他是正式，是有特权的，是专门来管我们这些在他眼里看起来都是不像样的下三烂的人。
我的力气实在是太弱了，真的不是吃这碗饭的料，只能甩米把高，有时候费了好大的力气，也只能甩到半山腰。甩到半山腰的煤，对我来说也就是锨把两锨的。可是，就这两锨把的煤，就惹出了大事情了。
那甩到半山腰的两锨煤，在那里砸了一个大坑，这大坑一坠，把上面的煤全拖了下来，足足有一卡车。那个大胖子，对我的屁股上就是狠的一脚，我一个踉跄，趴到了煤堆上，满脸、满嘴、满身都是煤。
“你他妈妈个×的，你的饭都给我吃哪里去了，瘦的三根骨头挑着筋呀。快给我甩上去，赶快堆上去，少一点，我非把你妈的头揪下来带屎肚子不可……”那黑大胖子还在发狠地骂。
大伙都埋怨尚队长收了一个“丧门星”，祸害一车队的人。
因为塌下来的一大堆煤，还必须原封不动地、一点一点、一锨一锨地再给弄上去，我不干了，一个车队的人，就必须一起帮着干，否则那个大胖子就不让车队走，这样就得干好长时间。一天下来，就得少拉一两趟，少苦不少钱，大家个个都不高兴。
这时的尚队长，少不了要出来打个圆场说：
“小秦也不容易，是个孝顺孩子，为了他奶奶治病，连书都不念了。大家能照顾就照顾点，谁还能没有个难处啊，等他长大了，有了力气就好了……”
话是这么说，但这些拉平板车的人，个个都是穷人，各家的日子都难过，多想多跑两趟多苦两毛钱啊！不过听了尚队长的话有的同情，也有的叹气，我也恨自己，烂铁不成钢。
一天下来我就累倒了。连腿、膀子都抬不起来，一点力气也没有，拉着空空的平板车都觉得很费劲。裤子，小褂子都湿透了，恨不得一时就能躺下来。
真的没想到
还不错，化肥厂每天晚上供大家洗一个热水澡，但必须在那里排队。等正式工人全部洗完了，才轮到临时工洗。等到临时工进入澡堂，里边的水就变成了泔水，汗味，臊味，臭味，夹杂在一起实在难闻。但就是这样的水，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冬天能洗上澡，这是非常奢侈的生活。在这个季节，我是从来没有洗过澡的，所以，一到冬天浑身都生些虾皮虱子，衣缝里，针线下，到处都给虱子下些白渣渣的虮子。到了晚上少不了要把衣服脱下来逮虱子。那些虱子鬼精的很，一旦见到光和冷风，会立马钻到缝线的背旮旯里藏起来。我就把衣服的线缝拎起来，送到嘴里，使足了劲的牙，沿着缝隙一路咬下去。一咬，咯吱咯吱地响，若咬到一个“老母猪”，会发出扑哧的声音。
在洗澡中，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平板车队的人，几乎天天都来，唯独没有见到尚队长。他不来洗澡，他那身有铜钱厚的炭灰是怎么弄的呢？
三花两绕，我就把身上湿漉漉的破衣服脱的精光。一丝不挂的身子，一哧溜滑进了澡堂里。哎呀，真好呀！温乎乎，热乎乎，什么臭味，臊味，汗味都没有了。此时，僵硬了的四肢，就像久旱后的干土坷垃，突然遇到了一场大水，被很快地泡舒开来了。
我把头搭在澡堂的水泥池沿上，双手撑在水泥池底，身子漂浮在水里，眯着眼睛想静静地、轻轻松松地享受着这一次难得的幸福。
但不能，得快点洗，抄两把就得走，回去做饭，早点赶到医院去。
小棚里，我用于大姐给我的钢精锅，煮了大半锅山芋。滚热滚热，细软细软的山芋，给我一口气吃的精光精光。可以说从来也没有这样吃过，吃的那么的多，那么的痛快，饱饱的，放开了，真的彻底地放开了。
晚上九点多钟了才到奶奶那里。奶奶的脸色又好看多了。她不想让我来，他想要我留在学校多看点书，我说已经下晚自习了，这样她才算勉强答应了。
我半趴在奶奶的病床上，头蒙在奶奶的怀里，让奶奶枯枝的手，慢慢地摸着我刚刚洗过的头发。奶奶不时地把我细软的头发拢一拢，她此时的心情一定很幸福。
她所希望的孙子，很快就要长成大人了，很快就会考上大学了，秦家又要有出息了，那么多年，她的苦日子总算要熬到头了……
夜里，我两手抱着奶奶的身体，借着房间里温暖的热气，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一觉睡到天亮。
梦里，我挣到了大把大把的钱。医生很快给奶奶做了手术，刚一出手术室，奶奶就能走了，而且走的很轻快。这下奶奶的身体真的彻底地好了……我看到了爷爷，但我没有看清爷爷。这些，我都没有告诉给奶奶，我害怕她多想，影响她的病情。
一晃过去了十多天，我基本上适应了平板车队的生活了。虽然碳拉得比别人少，但能跟得上腿。每天晚上都能到奶奶那里去，每天都趴在奶奶的床边呼呼大睡。不知哪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什么，我变了，真的变了。不像在学校里那样，没有了昏昏沉沉的感觉了，没有了夜里睡不着觉乱七八糟胡做梦的煎熬了，没有了夜夜滑精的恐怖了。唯一有的是太瓤、太瓤了，觉得觉不够睡的，倒头就着了。
真的是谢天谢地，不吃药，不打针，就靠拉平板车，把我的重度精神衰弱症给拉好了，我在想，通过我身体前后的变化推断，奶奶的身体也一定会好的。于大姐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她怕自己不行了
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上奶奶是唯一的亲人。奶奶就是天，没有奶奶就没有了天。每天晚上，不管怎么累，不管忙到什么时候，哪怕是下雨，下雪，下刀子，我也要赶到医院去陪奶奶，除了那个草棚，医院就是我的家。
在这个看起来不算家的家中有一种温暖感。这种温暖来自奶奶双手的抚摸和无限的寄托。奶奶也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懂事了。这段时间，她跟我讲了很多事情，大多是关于爷爷、冯二爷、于大姐他们的。
柏华来看奶奶，一下子掏出了20多块钱，我和奶奶死活不要，因为那太多了，我们无法想象，她一个正在上学的姑娘是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钱的呢？
钱在我和她之间夺来夺去，急的柏华，眼里汪着泪，差一点就要滚出来了。她怨我太不了解她了，她恳切地望着我说：
“这不是我妈妈的，她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小姨寄给我的零花钱，是我几年来省吃俭用慢慢攒下来的。今天奶奶的病情这么重，急需要花钱，就请你原谅一下，给我这次机会吧，帮帮老人吧！就当是暂时借给你的，等你将来有钱了，再还给我还不好吗？！”
我没有言语，默默地把柏华送到医院的西大门。柏华抬起头来，看了我好一阵：
“你真的就放弃了吗？……等奶奶好了，你还是应该回去，依你的成绩你完全来得及，你一定会成功的。”
我坑着头，没有什么话。
开会
春节快要到了，化肥厂煤炭连的连长来给平板车队开会了，他粗声粗气地说：
“大家要抓革命，要促生产。要与天斗，要与地斗……我一句假话也不讲，信不信由你们，春节不放假。凡是春节能坚持上班的，每天补助一斤大米，一次性发给你们。”
这可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事呀，这前后半个多月的时间，能补15斤大米那，这还了得。我首先举了手。
“还是年轻人的思想觉悟高”，那个连长富有成效地表扬了我一番，又转过脸看看大家。
实际上，他不知道我的情况，不要说还补助15斤大米，就是一斤不补助，我也不会走的。我更害怕的是平板车队放假了，没活干了，没钱苦了。
其他人都叽叽咕咕的。我是听得懂他们的意思的：
“……平时你拿我们不当人看待当狗唤，当牛使，当骡用。这个时候厂里没有碳烧了，你又想到我们了，我们要回家，回家看看老娘，搂搂媳妇，抱抱孩子，一年到头，打真格的要钱不要命了，拿命掼吗……”
这些下苦力的人说的也是真话。那些正式工干的活比他们要轻松十倍也不止，但每个月大米白面不管春夏秋冬一两不少，按时按刻发到位，而且每个月还要发一身劳动布工作服，还有毛巾，还有香皂，还有白色的尼龙手套，一到冬天还要另外发一副翻毛的牛皮手套。而他们呢？除了拉煤卖苦力什么都没有。
最后，就剩下我和尚队长留了下来，其他的都回家过年去了。
过新年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很晚才从医院回来——医院有了新的规定，说春节期间，重病区不准家人陪护。刚要崴进地铺里的我，突然哐的一声，丁头炮的篱笆门被一脚踢开了，紧接着一个驼背高大的影子站了进来。
扑通一声，“这些都给你。”
我赶紧点上煤油灯。是队长，他的面前站着高高的一个大麻袋，里面鼓鼓囊囊地装了一些东西，看来，他刚才是背着麻袋挤进来的。
“小子，这些山芋都给你，加上你那15斤大米，还有我的15斤大米，年就过的好样的了。”
队长从半掩的怀里，掏出一瓶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地瓜干酒说：
“来，起来，我们弄两杯，也算是过大年了。”
我就两个碗，正好一人一个，一人倒一小半碗。一人手里捏一根咸萝卜干，害怕那点咸萝卜干，一口下了肚，就没有菜了。两人都小心翼翼地嚼，嚼的蜜口香甜的。
“小子，你他妈的，确实是个好东西，是个大孝子。看着好好大学不考，下来卖苦力，给奶奶治病，这是对的。”他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人嘛，就该这样，孔夫子讲的好：孝子为天，孝子为大。”实际孔夫子原话到底是不是这样说的呢？他也不知道。
“哎，别看你小，我就佩服你这样的人！我呀，没用，想做个孝顺的龟孙（酒基本上给他一个人喝下去了，已经多了），但没办法。我从小两岁就没有了父亲，六岁的时候又死了母亲。”说到这里，他有点哽咽：“我是个孤儿，是靠要饭、睡草堆根长大的，共产党来了，还不错，有地种了，后来又把地给收回去了。我不怕（他拍拍胸脯），我有力气，可是他妈个×的一年苦到头，累死累活的，还糊不上我的一张嘴，连个媳妇都找不到，眼看就要不行了，再在家里呆下去，找媳妇的事真的就没指望了。还不错，我那个生产队长，叫我一个月交6块钱，就允许出来鬼混。你别看我今天穿的破破烂烂的，但我有专门回家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也是人模狗样的。我就想给那些小大姐、小媳妇们看看。我孬好也是半个城里人，是拿工资的，比你们强！”说到这里，他把瓶里还剩下的一点酒，举起来，一下子全给送进了肚子里。
“但还是不行，没有姑娘愿意嫁给我的，就连那些给人睡过多少次的小寡妇都不愿意跟我，我今年已经40多岁了，唉！”他又叹了口气。
“这也难怪她们不要我，谁愿意跟我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呢？”
他把头上的狗皮帽子气狠狠地朝地上一摔。
这让我一惊，原来他是个秃子。他秃的跟别人的不一样，别人只是头上不长毛，明晃晃的亮，而他呢，不长毛也就罢了，却长了许多癞子，让人看了既害怕又恶心。
尚队长虽然长得难看，但他心眼好，很善良。
他一昂头，把我碗里的酒，也给全灌进了肚里。
“我走了，”他指指地上的那麻袋山芋，“那是我偷来的，谁要是问你，你就说是我送的，不过，你这个地方连鬼都不来，哪还有人来找你呢？”
他刚走出草舍门，又转过身来：
“这七块钱也给你，五块钱算是给你奶奶治病的。那两块钱是给你那个好心的小于大姐的。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收过人家一分钱的礼，打收了你那个漂亮大姐的礼后，心里就一直犯嘀咕，连睡觉都不踏实。这下好了，代我向你奶奶问好……”
他的身子消失在大年三十的黑夜里，我明白了他之所以不回去，愿意同我留下来拉煤的原因了。
这大年三十的晚上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家的他，又能到哪里去呢？
大年初一的早上，与往常一样，我准时去货场拉煤。但没有见到尚队长，货场上冰冷冰冷的，除了我没有一个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让我一直内疚的是，与他相处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帮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
即便是做了千万般的努力，我终究没有挽留住奶奶，三月的一个晚上死神还是夺走了她悲苦的生命。
奶奶走的那天，于大姐伏在奶奶的胸前，悲痛欲绝。医院里的人，都一直认为她们是母女俩，实际她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而今，她们却都超越了血缘联系，是谁孕育了她们的这一厚重的浓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