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1925年8月最后一两天，艾青怀着在兴奋中又隐隐不安的心情，踏进了金华古城。在小贩们卖“冷逃”（凉粉）、“骨打酥”（甜脆饼）的嘈杂吆喝声中，他忽然滋生出与一年前客居该城全然不同的感觉。这倒不是因为常感自卑的“乡下口音”已经得到矫正，而分明是，自己由怯生生的“补习生”变成了今天的“正式学生”。这意味着，客居的羞辱感也将随着身份的重新确认一去不复返了。
与贩田蒋相比，金华应该算是繁华的市镇了。但在邻近的上海和杭州人眼里，金华还只是一个土气未脱的“乡下”。当时金华的街道比较狭窄，除个别街道外，多数不能通过汽车，倘遇上赶集，只好用水泄不通来形容了。街巷里铺的多是青石板与鹅卵石，古时有钱人骑着高头大马走过，马的铁掌在石板上留下“咯噔”、“咯噔”的声响，倒显得非常威风。夜深人静，家家掩门之后，若有人在其中行走，沙沙的脚步声，则又显得寂寥和深远。金华城里名声最大的老字号商肆，要推创办于道光年间的仁寿堂药店和同治年间的九德堂药店，两家均有养鹿场，能自制全鹿丸等名贵中药。由兰溪人祝湘岩办的祝裕隆泰记字号绸布染房，当时资本三十多万银元，雇员近百号人，不仅与相邻的义乌、遂昌、龙游、武义等县有频繁商业往来，生意还做到了杭州城里。艾青家傅村镇上的点心、酱油铺在这些老字号面前，多少是有些小家子气的。他说：“那时，我们家只是其中较小的一个地主。”[48]然而，他想的是：“我一句话不说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我要到外面去比他们见识得多些，／我要走得很远——梦里也没有见过的地方：／那里要比这里好得多好得多。”在几乎是一种“诀别”的悲慨情绪中，又多少夹杂着一丝对过去岁月的留恋：“再见呵，我的贫穷的村庄，／我的老母狗，也快回去吧！／双尖山保佑你们平安无恙，／等我也老了，我再回来和你们一起。”[49]
他“梦里也没有见过的地方”究竟怎样呢？
艾青一行人经东关进城，由孝街拐入石榴巷，穿过路口不远，便是省立第七中学所在的酒坊巷了。酒坊巷里最著名的建筑大概要数侍王府，省立七中就设在这里面。此府在唐宋时原为州治，元明时为官衙，清时又一度改做试士院，不过规模都不太大。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侍王李世贤率太平军攻下金华，把这里当作太平天国浙西指挥中心，并大加修葺，才有这般规模。建筑大体分为宫殿、住宅、林园、练兵场四个部分。宫殿建筑以大殿为中心，前为照壁，大门、二门，后为二殿和耐寒轩。殿宇高数丈，画栋雕梁，宏伟壮丽。学监及教员备课室，学生的教室，主要是在大殿及周围的建筑物内。大殿西为住宅建筑，称西院。西院共四进，每进九间房，一进与二进之间有长廊衔接，呈“工”字形。尤其有趣的是，每进都有庭院天井，一进门厅为卷栅式抱厦，称八字墙。西院除少量为教员住宅，多数是学生宿舍。王府大门前有大石狮一对，门柱上方赫然写着“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几个大字。这种气势令艾青惊讶不已。第七中学的校史也不简单。它的前身是始建于康熙六十一年的丽正书院，取丽泽、崇正两书院中的一字而得名，是清时金华最大的书院。清末废科举，丽正书院遂于1902年改为金华中学堂，十年后又改为现名。这所中学学风淳厚，声名甚佳，邵飘萍、陈望道、何炳松、吴晗均出自该校，其中吴晗与艾青还是前后届同学。学校设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音乐、体操等课程，比较注重学生的基础训练。白天，由学监巡视各教室，发现学生上课时走神，轻则训斥，重则叫出去，让其在走廊上罚站。晚上10点钟熄灯，铃声响过，各宿舍的油灯齐刷刷地一下全灭了。这种刻板得与军营无异的生活，使艾青很快感到厌倦。初来时对环境的新鲜感，渐渐也由习惯变为淡漠。用他的话说，“我不是它的好学生”。正因为对课程兴味索然，“我经常装着上厕所，偷偷溜出去画画。”[50]而且居然一次也没被学监发现。
这种情绪也影响到国文课的学习。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文言文、倡导白话文方面掀起了很大声势，然而在社会的中下阶层，复古主义的情绪仍十分炽热。艾青入学不久，即参加国文课的作文考试，题云：《自修室随笔》。这个题目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新派色彩，其实骨子里照样重蹈旧学堂的做法，让学生写八股式的文章。艾青不由产生出强烈的抵触情绪，他恶作剧地绕开老师出的题目，自己命题写了一篇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公然与老师唱起反调。问题还不在倡明“反对文言文”，要害乃是对学校的现状流露出拂逆的态度。语文教员对这位来自乡下却表现得桀骜不驯的新生颇不以为然，他借批语训斥道：“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金科玉律。”表面上敦实而骨子里孤傲的艾青，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事隔近六十年，艾青回忆起少年时的意气来颇为得意，他说：“老师的批语并没有错，我却在他的批语上打了个‘大八叉’！”[51]五四新文学运动绝不只是推翻了旧文学，它极力标榜的个性解放精神，所造就的乃是一代人的叛逆性格。在艾青易受外界影响的年岁，他是很容易成为一个告别旧偶像之后，立即又开始寻找新偶像的“少年叛徒”的，“胡适、鲁迅的话”岂止“金科玉律”，简直可以说是俘获了这个少年人全部的心！艾青曾谈到他那时的阅读情形：“念小学时，就读五四时期的作品，如蔡元培、梁启超、孙中山的文章。还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他写的白话诗，那时影响很大。……当时俞平伯、康白情也写诗。那时郭沫若的诗影响很大，我读他的《女神》、《凤凰涅浆》，我还读他的《瓶》，这是一首充满感情的诗……”[52]可以想象，从这些书中走出来的“盗火者”，对省立七中略显沉闷的学习空气大概不会产生好感，艾青对学院派教育的反感，可能就始于这个时期。
为了逃避枯燥的课堂学习，艾青把兴趣转向绘画。庆幸的是，他在七中遇上了绘画生涯中的另一位恩师张书旗。张出自著名书画家吴昌硕门下，在国画和篆刻上有很高造诣，当时正巧是初中一年级的美术教员，他恰好又是一个乐意做学生伯乐的好先生，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位少年不俗的艺术秉赋。张书旗功底深厚，讲课深入浅出，十分生动，他不仅在课堂手把手地教学生，还经常带大家出去写生。艾青对这位先生怀有极大的敬意，在他的悉心指点下，画艺提高很快。把兴趣几乎全部投入到画画上，对其他功课就更加冷漠下来。刚开始还只是装模作样地听讲，在课桌下面画速写，后来，逐渐由零星的开溜，变成了经常性的逃课。这类行为尽管很刺激，毕竟带有极大的冒险性。所以，艾青只是在侍王府附近画速写，还不敢盘桓得太久，估计快到打下课铃的时间，立即奔突而归，然后趁老师在黑板上板书之机，蹑手蹑脚地溜回自己的座位。可能是艾青动作有些滑稽，有时引起同学的一阵窃笑，他马上装出一副俨然的样子。老师回过头，见教室并无异样迹象，随即又转过去抄他的板书去了。以十几岁的年纪，小小恶作剧重复几次，就索然无味了，于是，艾青对逃课也渐生厌倦。
在刻板的学习生活中，一周之内，艾青最盼望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这段时日里，他不仅有重获“自由”之感，更令其快慰的是，可以回到所喜爱的大自然中去，呼吸到远比人间社会自在畅快和清纯的空气。在金华求学的三年，古城一带的名胜，艾青几乎都曾逛过，有的地方还不止一次。出省立七中往南，不远处即是八咏楼。八咏楼原名玄畅楼、元畅楼，后因南齐诗人、东阳郡太守有名的“八咏”诗得名。宋时女词人李清照“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的诗句，更使后来的文人骚客心仪已久。艾青所以屡屡登临，一则因此楼距学校颇近，来往便利，兴致较高时，一上午可得速写数幅，还能从容地回校吃午饭；二则是楼的确气度不凡，它坐北朝南，面临婺江，楼高数十米，仅台基就高九米余，门楼高十一米，而这君临大江，似乎将于瞬息间飞起的形象，与他总是在朦胧中有所期待的少年心理形成了某种默契。显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所隐喻的并非文学本身，而是由学校及社会的那一代人特有的叛逆情绪，它同时也夹杂着“栏杆拍遍无人会”的深深寂寞。这种心理，自然使艾青在那一时期成了精神上的“漫游者”。除城内各处，他还与同学光顾城北的北山。北山并无什么异处，但是它大大小小的溶洞却又奇妙得很。大小各洞中最佳应推双龙洞。明代徐霞客曾说，“双龙洞外有二门，中垂重幄，水陆兼奇，幽明凑异者矣。”逛过此洞的郁达夫对“黄龙吐水”也甚欣赏，称其“温泉小瀑布”。双龙洞分内外两洞，外洞碑文石刻甚多，一泓清泉自内洞溢出，纵贯外洞；内洞四壁钟乳，奇岩怪石，形象各异，洞顶有青黄色岩纹凸起，仿佛卧龙一般，洞中有一道溪水，长七十余米，清可鉴影。双龙洞上方的冰壶洞也颇有趣，入洞几十步，就闻水声隆隆，飞沫溅面，水气迷蒙。再下十余步，洞身突变宽大，一条大瀑布悬空而下。瀑布上束下宽，终年不息，实为罕见。显然，这些“游历”给了正沉迷于绘画的艾青无尽的灵感，随着他的画在学校画展上出现，艾青这个名字也开始受到同学们的注意，甚至传到了别的学校。他曾得意地忆起一次去看妹妹的情景：“当时是男女分校。我妹妹在教会学校读书。有一次我去看她，当我离去时，她的两个同学在门口喊：‘下次给我们带画来。’我回头看，她们马上躲进去了。后来我问妹妹她们怎么知道我爱画茴。我妹妹说，她们是在美展里着到了我的画，一边看，一边说：‘这是蒋希华哥哥画的。’并说她们都喜欢我的画。”“初中三年期间，我的功课数绘画最好。”[53]
在艾青与异性接触的经验中，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受到女性的欣赏，它对因其他功课并非“最好”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无疑也是极大的心理补偿。对金华三年的学习，艾青几乎没有正面提起过，大概这一自卑心理始终是一种不能抹去的隐痛吧。
自然，周末的时间有时也用来下馆子。每逢周柬，本城学生便纷纷回家，宿舍顿时人走室空。家道稍宽裕的人，会约一两个同学往城西南热闹的地方游玩，择一干净的酒店坐下，要几个菜、半斤黄酒，慢慢品尝。手头紧的人，便夹了书到教室里，看书多少是可以挽回一些面子的，不过人虽坐在那里，心不一定真能静得下来。院墙外倘这时有迎亲的队伍走过，也会伸长脖子朝窗户外瞅一瞅的。艾青属于夹在这两类人中间的。他不会为吃酒而吃酒，但也不至于坐在教室里表示清高，即使外出打牙祭，也是要看什么地方可去。民国初年，金华有名的酒家和面食店多开设在城西的通济街一带。据说，最早的是江西人李欢澜的后人开设的李春林黍作店。该店工精料细，经营的喜庆点心、寿面、酥饼有二百种之多。这地方饮食业的兴旺或许与此家面食店的声名有关。奇怪的是，金华本地菜并不吃香，菜馆多以徽帮菜为主。徽菜擅长烧、蒸，用火慢慢炖，清淡少油，比较对当地人的口味。周末那天，艾青往通济街大抵是先步行到天宁寺，有一搭没一搭地在寺周围溜一圈儿，并不急于赶路，如天色不早，便雇车沿婺江路抵达。有时，如果食欲不旺，就在周义春点心店约略吃点酥饼，或是一点点汤包；如果忽发兴致，并与同学相邀而来，则一定选家门面讲究的酒馆，一边与人吃酒，一边打量着来往的行人。灯火初上，街市鼎沸，最宜坐在窗前，置身于凡夫俗子、市井气氛之中，把不相干的心事丢在一边。此等乐趣，若干年后艾青还回味无穷：
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在世界上最独特的饭馆里吃饭（确实独一无二，那儿只有一张桌子）。”那家饭馆由皇家后裔经营。
这儿指的就是二十多年前在新开路的一家私营备寺小饭馆“康乐”。当时他曾说这是他在中国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其实当时的“康乐”有三张桌子。[54]
在什么地方、请什么人吃饭无关重要，关键是“吃饭”里所浸润的文人的气氛。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本离不开“吃食”，吃是一种文士风度，一种情趣，或者说是文人不同于一般人的存在方式。艾青除写诗，最快意的就是请朋友或被人请去吃酒了，可能是潜意识的心理作用，他在忆旧、忆友的文字里，对这些情形常常津津乐道：
今天在这儿举行该公司为了招待各国作家的宴会，宾主共三十桌，每桌四人。
宴会有钢琴伴奏。吃的是法国冷汤、生菜、小牛肉米饭、咖啡冰激凌、咖啡、红白葡萄酒。据熟识美国情况的人，这就是美国最好的宴会了。[55]
事实上，艾青在通济街吃得最多的是价廉物美的小吃，如汤包、肉饼之类。有时闲暇、饭后再到茶馆坐一坐，品品清香的茶。放开一点看，吃饭使他暂时“游离”了不喜欢的学堂，回到自我的世界中。
然而，在大革命的风暴中，金华省立七中不可能成为置身其外的世外桃源。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愈来愈明显地感觉到了它的降临。就在艾青入学前的6月，该校爆发了一场声援“五卅”运动的学潮。师范部学生钱兆鹏等人，获知上海发生工人顾正红被杀的惨案后，立即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召集各界人士，成立金华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群情激愤的学生还手执各色小旗，出现在金华主要街道，不断高喊反日口号，动员工人罢工，劝说商贾罢市，查禁美、英、日货，在南市街五百滩当众焚烧外烟三十多箱，之后，又组队分赴金华所属八县向民众宣传反帝主张。钱兆鹏（1907—1927），男，又名奚求、胜芝，仙桥乡下钱村人。1921年考入七中师范部，因领导同学抗议校方克扣伙食费，在学生中声望渐高，被推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金华学联代表，成为七中的学生领袖。他后来担任国民党金华县党部常务委员、中共金华独立支部书记，“四·一二”一政变后惨遭杀害。处在青年人易于偏激的群体氛围当中，艾青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他回忆说：“那时我和吴晗以及许多同学都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56]但从发现的资料看，艾青与学生领袖钱兆鹏并没有个人接触，因为他只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没有机会与高年级同学接触。按他喜欢独来独往的性格，即使有这种机会，他恐怕也不会主动与人结识。处在群体之中的艾青，对“挺身而出”的角色一向不太有兴趣。所以，在七中几起有浓厚反帝色彩的学运中，艾青的表现并不十分起眼。一次，学生到金华大桥附近的梅花门、船埠头等处清查英国货和日本货，在途中听到某些奸商因卖外货大发不义之财的传闻，一时怒起，立即赶到名声最坏的太谷公司和大元商店门前，乒乒乓乓地砸烂了它们的招牌、橱窗，又把仓库的存货弄到南街沙滩上一并烧毁。还有一次，艾青随同学到“县禁烟督察署”示威，抗议该署以“禁烟”为名行向商贩转销外烟之实。这时，围观的市民中有人说，督察署还偷偷做着鸦片的生意，听者不由群情激愤，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冲！”众人闻声而入。艾青在其中虽不是中坚分子，但无疑在这些事件中受到极大震动。
二 “黄埔”之梦的幻灭
1926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这年春，受到南方革命运动影响的北方军事将领冯玉祥转向革命，为阻止奉系军阀南下，冯军封锁了天津要塞大沽口。这事件引起日、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公然干涉。7月9日，国民革命军十万人从广州出师北伐。北伐军兵分三路，分别向盘踞两湖的吴佩孚部和福建、浙江的孙传芳部猛烈进击，一路势若破竹。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一场大决战势所难免。处在新旧势力激烈对峙之中的思想文化界，显出少见的活跃。许多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党派色彩的报刊，经由上海或杭州的渠道涌进地处偏僻的金华，在七中学生手中传播。《创造》、《洪水》、《向导》、《现代评论》和《赤光》等报刊上的各种言论与其说表现出思想界的活跃状态，毋宁说隐含着知识分子在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前夕的又一次分化组合和文化选择。比如，思想在时代漩涡中迅速左转的郭沫若，在刊于《洪水》的《文艺家的觉悟》一文中写道：
朋友们哟，和我表同情的朋友们哟！我们现在是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我们既要从事于文艺，那就应该把时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态度拿稳。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我在这儿敢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一句话。
几乎在同一时期，胡适除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一系列有关他的文化观的文章外，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讲演，鼓吹“学术救国”的思想。就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他在上海大同学院做了一次演讲。他说：“我今天主张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今天只就第一点略为说说。在世界混乱的时候，有少数的人不为时势所移，从根本上去做学问，不算什么羞耻的事。我在上海病中看了一本法人巴士特（Pasteur）的传记，有些地方看得我竟哭了。据传记所载，巴氏是1870年普法战争时法国的科学家。当时，法国为战败国，割地两省给德国，并赔款五十万。巴氏看到国之将亡的惨象，十分悲愤。他作文章说，法兰西为什么会打败仗呢？那是由于法国没有人才。为什么法国没有人才呢？那是由于法国科学不行。之后，巴氏埋头研究科学，搞实验，最后终于做出了三件大发明：第一，关于制酒的事。他研究发酵作用，将酒煮到五十五度，酒就不会坏，而且还能保存下来。这样法国南部生产的酒便可运往非洲去卖，于是避免了过去坏酒的现象，为法国每年增加收入几万万。第二，关于养蚕的事。法国蚕业，每年收入极大。但有一年蚕子忽然发生瘟病，损失甚大。巴氏研究的结果认为没有什么病，是由于作蛹变蛾时，染上了微生物的缘故。后来他想出一个简单办法，用显微镜来选蚕种，效果非常好。国家推广他的经验，蚕业得到发展，收入大增。第三，关于畜牧的事。法国向来重农，畜牧很盛。有一年，牛羊忽然得脾瘟病，不多几天便都出黑血而死。全国损失牛羊不计其数。巴氏认为这是一种病菌传入牲畜身上的缘故，于是便进行实验。经过四五年的研究，他把毒性小一点的病菌注入牲畜身上，之后这些牲畜遇着毒大的病菌也不会生病了，因为体内已经有了抵抗力。这个发明不仅治了牲畜的瘟病，而且使医学大为进步，给全世界人民都带来了好处。巴士待为法国争得了荣誉，成为近代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奠基人。后来有一英国人说，巴士特一人实验的成绩，足以为法国赔五十万而有余。”于是胡适总结说：“巴士特是我们的模范，这是救国。我们要知道既然在大学内做大学生，所做何事？希望我们的同学朋友注意，我们的责任是研究学术，以贡献于国家社会。没有科学，打仗、革命都是不行的！”
与胡适的改良主义比较，郭沫若的激进主义态度无疑更具“时代性”。在艾青这种容易冲动的年龄，时代感强烈的言论势必有更大吸引力。就在这难以平抑的心态中，一天，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传到了艾青手里，他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虽然对其中深奥的概念未必全懂，但它对世界的令人惊奇的解释，却叫他终生难忘。他说，它“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57]议论显然不能解决时代的“难题”，这一代人最热衷的是，怎样迅速地将思想转换为行动。
北伐军东路军一部在江西境内击溃军阀孙传芳主力之后，于12月抵金华。该部因力量单薄，不久即撤离。1927年1月21日，孙传芳所属孟昭月部复占金华、汤溪，并在汤溪、洋埠、游埠和诸葛一线构筑工事，准备与随后将至的北伐军主力决战。1月28日，北伐军东路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大军从衢县、龙游地区迸发，并力进击。29日，双方激战终日，次日孟部终于不敌，全线败溃，北伐军大获全胜并进入金华。北伐军受到市民和学生空前热烈的欢迎，在第七中学的操场上，北伐军首领发表了富有感召力的讲话。他说：“我们北伐军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打倒旧军阀，全军将士浴血奋战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消灭贫困、落后并建设新中华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父老乡亲，同样也有不能割舍的家乡故土，但我们更爱我们苦难深重的国家。军阀一天不打倒，我们就一天也不放弃为真理而战。同学们！老乡们！是热血的好儿男就快加入到北伐军的行列里来呀！”看到北伐军战士一张张英气勃发的面孔，尤其发现队伍中还有一支投笔从戎的学生军时，手持小旗的艾青的心激动地嘭嘭跳了起来。一个从未体验过的诱惑把他紧紧地攫住了。艾青回忆说，大会散后，“我和一个同学在操场上闲走，两个青年军官上前来和我们谈话，把我们带到他们营地玩，还请我们吃小笼包子。然后叫我们骑在他们的马上到城外转，实际上是叫我们带路了解地形。”[58]这次看似“偶然”的郊游，对艾青显然具有另一层特殊意义，或者说，它突发性地沟起了艾青那久蓄心底的个人隐秘——“出走”。这一行为又与时代的特有气候有着深刻的关联。从郊外回校后，艾青做出了也许是他一生中第一个重要抉择——弃学到广州黄埔军校当兵。
清末民初，由于中国屡屡败于西方列强的惨痛教训，尚武在许多知识分子中蔚成风气。梁启超在《论尚武》一文中坦言相陈，他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赖以维持者也。”他还引证俾斯麦的话说，国家的生存不依赖国际法律，靠的是铁和血。一个民族倘若缺乏尚武的国民和铁血精神，便无以自立。古代尚武国的典范是古希腊城邦斯巴达。近代尚武国的典型是俾斯麦铁血政策下的德意志，德国上升为军事强国只花了短短几十年时间。日本依靠武士道成为又一个军事强国。要在中国促进武力崇拜，中国人必须增强毅力和胆识，并提高身体素质。唯其如此，中国人才能克服他们的怯懦。1904年，梁氏为鼓吹尚武精神，特地写就《中国之武士道》一书，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体质弱、爱和平的民族，但他们原先并不缺少尚武精神。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尚武思想，只要时机成熟，是可以被激发起来的。这种风气，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一代代弃文从武的知识分子。艾青是这样理解关乎民族存亡的尚武之风的：“这战争不只是两国间军事的交锋，不只是为了仇恨的报复与耻辱的洗雪，也不只是为了国家的空洞的光荣的争取，这战争是为了：假如我们不坚决地击退敌人，我们即被敌人永远奴役，永远宰割”，所以，尚武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它“必须同时是政治、经济、文化……整个民族的全般生活。”[59]但他同时意识到，“战争的路给谁都是最艰苦的”。[60]因此，纯粹从每一个个体出发，在中国士大夫理想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于国势悬危中的这一选择，在深层次上显然又是“被动”的。徘徊在“文”与“武”之间，正像哈姆雷特在生与死之间难下决心一样，是一种时时被其撕扯着的深深的隐痛。以艾青当时的经验，他大抵还没有这般沉痛的体会，他显然把去黄埔军校当成了一次适合自己年龄特点的不乏想入非非的“漫游”。
艾青弃文从军的壮举在父亲那里“破灭”，完全在意料之中。冯兆基认为，尽管有“文武兼备”的说法，然而“中国人传统的一个主要弱点，就表现为对军人作用缺乏社会理解。中国传统社会鄙视军人有两个根源：中华帝国文明中的和平主义态度以及兵源来自无地劳动者和其他无业游民。他们一贫如洗，目不识丁，以至不被任何体面的社会层次接纳。”[61]这种传统观念对蒋忠樽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当年寒假，艾青从金华返回畈田蒋。一天，他对父亲说想去投考广州黄埔军校，“但是他却沉默着，两眼混浊，没有回答”。话显然很难再谈下去。父亲的冷漠，对艾青的刺激不小，他当然也明白，这个要求不止拂逆了父亲对自己的希望，而且也伤了父亲的心。对这场父子冲突，很多年后艾青还记忆犹新。可以说，由此也形成对父亲比较固定的看法：“他是一个最平庸的人，因为胆怯而能安分守己，在最动荡的时代里，度过了最平静的一生。像无数的中国地主一样，中庸，保守，吝啬，自满，把那穷僻的小村庄，当做永世不变的王国。”[62]因此，这种冲突在艾青和他父亲之间是不可避免的，在表面上，它以“稳定”和“漫游”的对立形式显露出来，而实质上它却反映的是两代人对大革命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态度。
开学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27年4月12日，刚刚在上海立足的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仅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甚至纵兵滥杀无辜百姓。轰轰烈烈持续不到一年的大革命，毁于旦夕之间。外界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严峻，据闻：转入殿塔村隐藏的七中学生领袖、中共县支部负责人钱兆鹏，于6月6日被捕，旋被处死。又听人说，七中藏有钱的同党，军警要进校搜查，校园里的空气骤然间紧张起来。艾青突然觉得自己生活在恐惧的世界里：白天在教室，他总见着有几位同学在窃窃私语，似乎躲着他似的；晚上即使夜已很深，还隐约听见有人在蚊帐里收拾着什么。几天后，艾青不祥的预感终于被证实了。一天早晨，紧急集合的哨声响了，待同学们乱纷纷从各宿舍跑到大操场，只见平索装得很革命的新任校长方豪站在台上，一脸的凶气。跟在同学身后的艾青见气氛不对，马上装着要小便的样子，急急折回宿舍，从窗户后面取出《唯物史观浅说》，将其丢到阴沟里，这才躲过了一场风险。
这一事件，给对改革社会抱有浪漫幻想的知识分子严重的教训。时在广州的鲁迅听到与自己向有来往的热血青年毕磊被惨杀的消息，而且还听说，毕磊是被装进麻袋扔进珠江的。9月4日，他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无比悲愤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在寓居产州的最后一个月里，他决定不再沉默，他说：“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63]已声明“闭门读书”的周作人，当他从报上得知，一些著名的知识界领袖竟联名支持“清党”，既吃惊又愤怒，他对这些所谓名流乃至对整个民族都感到了一种彻底的失望。这种极其复杂的心情，被他写进了《怎么说才好》中。他说：“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杀得很起劲”，“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杀人狂，而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胡，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嗜杀之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把杀人当作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不幸被周作人言中，大革命失败后，“五四”时期就隐约存在着的知识分子的分化趋向，应了这残酷的“血的游戏”，其进一步的加深和公开化已势所难免。
大捕杀的风潮过后，艾青突然有了一种彻底的幻灭感。这倒不是因广州之行未果引起的，这时的他甚至想：幸亏没成，即使去了能怎样？自己曾暗暗钦羡的钱兆鹏已成了刀下鬼，那么，下一个王兆鹏、刘兆鹏又能怎样呢？艾青发现，不知从何时起，自己开始怀疑起人生这出复杂难测的戏剧来了。在显然带有“总结”痕迹的长诗《我的父亲》里，他不无沉重地写道：
革命像暴风雨，来了又去了，
无数年轻英勇的人们，
都做了时代的莫祭品，
在看尽了恐怖与悲哀之后，
我的心像失去布帆的船只，
在不安与速茫的海洋上飘浮……
这时，艾青行为中多少有了些玩世的味道。据他说：“我在七中时，不算是守纪律的学生。毕业时我还把学校的灯泡砸坏了。学校把此事通知了我父亲，并警告说，不赔偿损失，不给毕业文凭。我父亲把我训了一顿。”[64]可能是在寻找解脱，或许还有其他原因，艾青忽然对写诗有了兴致。事情起因于一次旅行。1928年春，学校组织毕业班同学游览杭州。这是艾青第一次到本省省会，难免有一种隐隐的兴奋。当时金华未通火车，到杭州只有一条简易的公路，而且也是时坏时修的状况，因此，本属半天光景的路程，由于路途颠簸，到达目的地，差不多已是掌灯时分。与金华相比，杭州的不同倒不完全是因为它的繁华，也不只因其有名扬天下的西湖风光，而是由于暂时离开七中沉闷的环境。这使艾青大半年来头次感到了心灵的松懈。艾青发觉，无论是蒙在霏霏细雨里的三潭印月、白堤断桥，还是掩藏于绿树丛中的亭台楼榭，都让人感觉似乎还生活在南宋，与刚刚过去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毫无干系。他心中陡然生出一缕异常悲凉的隔世之感。“徘徊，徘徊在西子湖滨！／心极无聊呀，愁思绵绵！／忆起了以往的豪华，／如何能抑制心里的悲梗？”这首题名《伤怀“古来多少英雄骨，埋遍西湖南北山”》的小诗，渗透着当时诗坛正在流行的伤感的调子。与另一首口占的《湖心》一样，艾青合成《游痕（二首）》的处女作，实实在在地透露了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种茫然无助的心境。《游痕》后来刊予该校校刊《学蠡》上。艾青后来曾说：“最初写诗是在中学时代。用八十磅的光道林钉了一册横长的本子，结了丝绳。封面上用鲜艳的色彩画了蝴蝶或紫罗兰。至今想起来是很可笑的。最初被用铅字印出来的诗，是两首感叹西湖的、吊友的诗。在每个感伤的诗句后面，拖了一个疲乏的韵脚。那两首诗，一定是受了当时正在流行的浪漫主义的影响。”[65]然突如其来的“诗兴”正如那个时代许多突如其来的“革命”一样，是很难维持得久的。所以，自《游痕》后，艾青再没写诗，而是在聊无所寄中打发着所剩无几的时日。当然，八咏楼和城北的五洞十景，也很难重新燃起这位诗人的热情。艾青想，该是到卷铺盖回家的时候了。虽然刚到7月，偌大的省立第七中学的院子，荒草却在这时令人奇怪地疯长着，让人觉出一缕来得过早的秋凉。
三 短暂的西湖国立艺术院岁月
对自己为什么把铺盖卷拎到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而不是像他所说要拎回家，艾青在文字中没有详细交代。恐怕，在他求学的生涯中，羁留这里的日子实在太短，印象轻浅，究竟缺少“写”的兴味。
1928年秋，艾青考入西湖国立艺术院。在南方，初秋时的炎热仍未解除，穿一件薄长衫，尚有汗流浃背的感觉，更不用说手里还拎着行李。因国立艺术院远在孤山，距长途汽车站较远，出车站后，艾青雇一人力车穿过市区，然后又四处向人打听，才找到学校，颇是辛苦。学校春天刚刚创办，只有半年光景，条件看起来还比较简陋，新校舍不多，多半是旧房利用。教室设在三贤祠里，照胆台暂时辟为礼堂，将总办公室一齐安排在罗苑，另外的苏公祠、白公祠和莲花松舍，就只好委屈些，分别作为男、女学生的宿舍了。学校仅四十余亩，甚至还不如省立七中看起来气派，艾青感到有些失落。因学校刚开办，教学设施亦不够齐全，讲义多为教员临时写出，再油印若干发给学生。教学用的石膏、颜料之类，有些还是教师们七拼八凑来的。更不方便的是用水，虽说不上短缺，但要用木桶到山下水井里去拎，拎一桶管上一天，倘有人趁你不在挪用若干，就无法维持到晚上。有时，艾青写生回来，见水被人用完，又因累懒得去拎，这脚就干脆不洗。偶尔也听见有人私下骂娘的：“这叫他妈的什么大学！”但艾青颇感庆幸的是，西湖艺术院拥有一批留学归来或从国外聘来的著名教授，如林风眠、李风白、吴大羽、李骧、潘天寿、李金发、斋藤佳藏（日籍）、林文铮、蔡威廉（蔡元培女儿），讲师有李苦禅等人，可谓人才济济，几乎占去南方艺术院校的半壁江山。艾青虽是绘画系第一届第二期学生，却不是本科生，这个系在当时只相当于高中或中专程度，以初中毕业生为录取对象。全班有十几个学生，年纪都在十八岁上下，教油画的王月芝、教中国画的潘天寿和教水彩画的孙福熙等老师，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课堂上一脸严肃，课下倒没有什么先生的架子。孙福熙乃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之弟，为人谦和，颇有兄长之风，艾青与他最为亲近。
艾青对杭州似乎没有多少好感。日子一久，他发现杭州人的秉性并非如想的本分实在，“人们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情感在过着日子，一种近似伪饰的安闲浮泛在各处”，在一种普遍戴着人格面具却偏偏装着很亲热的气氛里，艾青有种“沉闷”和“难于呼吸”的窒息感。[66]杭州人的市井气也与金华不同：金华人是浙东人的脾气，虽有精明的一面，然而“硬气”和“诙谐”却构成其民性的底色，加上爱打抱不平，即是市井小儿，倒也透出几分原色的憨愣来。如艾青浙江同乡周作人所说，“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67]这种所谓的“浙东性”，在艾青性格里分明是浸透得很深的，故当他以如此的眼光打量杭州时，自然容易生出一丝厌恶来。有回他有事路过丰乐巷，见几位烫着摩登卷发的妇人在路旁神情怪异的正谈着什么，其中一位还抽抽搭搭的，周围有一群人围着看热闹，出于一时好奇，便也拢了上去。渐渐才弄明白，几个妇人津津乐道的，无非先生夜宿不归，公公扒灰未遂之类不便于拿到街上的话题，然四周围听众居然乐不思蜀，像是完全沉浸在这极无聊的故事中了。对杭州人这般平庸的享乐主义，艾青曾深恶痛绝，他在《忆杭州》中以讥讽的口气说道：“我的画学生时代的教师们，多数仍在杭州，他们都买了地皮造了洋房。成了当地的名流，有的简直不再画画了。”[68]其实，说到底是身上“乡下人”自尊心在作祟。与其说金华县城浓厚的城乡相混意味，所透出的几分随和的土气，还能给这位农民之子留出一点生存的空间，毋宁说这一空间在十分摩登的杭州几乎是不存在的。沈从文的小说《棉鞋》，曾入木三分地写到主人公村弟在都市生活中的困窘处境，美籍学者金介甫认为，这个“村弟”其实就是当时的沈从文自己。在谈到二三十年代进入都市的中国“乡村籍”作家时，金氏说：“在都市，即使是混得不错的乡下人，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他们同这个城市的价值情趣是格格不入的。很多人，很可能大多数人，会自以为他们比城里人在道德上要高明，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得保持乡下人的格局。”[69]在内心深处，很难说艾青就没有相类似的“棉鞋情结”……
即使这不是主要的，恐怕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在西湖艺术院，他迅速转向了孤独。在这种很不愉快的处境中，艾青有过一次朦胧的“单恋”，“我曾凝视过一个少女的侧影，但那侧影却不曾在我的画册上留下真实的笔触之前就消隐了”。这位少女是艺术院学生，还是写生时偶遇的，或许出于自尊，在文章里艾青仅留下一点相当吝啬的笔墨。有幸的是，孤山所处的地理位置，为这位心怀不遇的画家提供了难得的安放孤独魂灵的小小空间。沿着古树遮蔽的山道直达孤山山顶，极目四望，周围简直就是一面不断展开和延伸着的画板。近处乃跨虹桥、玉带桥，稍远则是山峦起伏、翠竹苍松的三竺。左面隔湖可及湖心亭、阮公墩和三潭印月；向北远眺，保菽塔尽收眼底；再往东看，就是星星点点的白堤、平湖秋月和锦带桥了。不用离开孤山半步，这空潆的山光水色仿佛就是一幅天然神妙的泼墨，只需三勾两画，即可出手成画。艾青喜欢在早晨作画，往往天刚蒙蒙亮，同屋的人还在酣睡，他已在孤山露水打湿的山道上了。他喜欢独自在寂无一人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仿佛在畈田蒋，想到羊乔山去拾几片枫叶，或放学路上，倘有些疲倦，索性往禅定寺前的河滩上这么一躺，是极随意的。人生就像笔直向前的路，是不可能重新开始的，它没有“第二次”，而这绝无返回的处境，正是艾青一次次陷入孤独的最深刻的根源。他说：“那时的我，当是一个勤苦的学画的学生，对于自然，有农人的固执的爱心；对于社会，取着羞涩韵嫌避的态度……因为自己处境的孤独，那种飘忽与迷蒙，清晨与黄昏的，浮动着水蒸气的野景，和那种为近海地带所常有的，随气候在幻变的天色，也常为我所爱。”[70]奇怪的是，对于杭州，艾青除为了完成作业画若干速写之外，并不曾特别留心，自然，也不会留下关于杭州的作品。正像后来，他虽长期待在都市，频频出现在诗歌中的却多是北方乡村和故乡的意象一样。这一世俗生活与艺术生活之间的背离，只能解释为活动在他富有想象力的世界里的，从来都是他的“乡下人”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而非其他。他参加学校画展的作品《桥》，即是这种心理的微妙反映。画的构图并无特别新颖之处，画面的中央是一座孤零零的桥，围绕着桥的则是飘忽与迷漫的雾。作品使熟悉艾青的同学立刻联想到作者本人，借助迷雾中的桥则想到他茫然悲凉的心境。艾青画的就是他自己。据说，钟敬文看了这幅画后感慨地说，画里的东西比它的技巧更令人难忘。艾青本人也承认，他总是“用自己喜爱的灰暗的调子，诚挚的心，去描画自己所喜爱的景色。”[71]
擅长表现俄罗斯农村衰败现象的屠格涅夫，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艾青的视野的。屠氏最先吸引他的作品是《猎人日记》。别林斯基认为这部作品的成功是因为“他以他从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72]而在艾青，可能是作品中所散发的浓郁的乡村原野的气息，以及其中对农民的深刻理解和同情，强烈地唤起了他对故乡的回忆。这种回忆，恰恰是他得以摆脱孤独和自卑的重要因素。据他说，那时他“对于社会，取着羞涩的嫌避的态度；而对于贫苦的人群，则是人道主义的，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些小贩，那些划子，那些车夫，以及那些乡间的茅屋与它们的贫穷的主人和污秽的儿女们，成了我作画的最惯用的对象。”[73]正是在这里，《猎人日记》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唤起了艾青心中似乎与生俱来的感情共鸣。他记得，短篇小说《里郭甫》写苏绰克（俄语即树杈的意思）和土地被主人转卖七次，换了七个主人。主人们完全把他当牲畜用，毫无人身自由可言，一会儿当厨师，一会儿当马车夫，当小厮、咖啡师、园丁和猎犬师等。最后，女主人出于恶作剧心理，竟让他到一个连一条鱼也没有，且永远也不再会有鱼的鱼塘去当渔夫。他活到六十多岁，却始终没有正式的名字，主人随意赐他一个污辱性的名字，村里人则喊他为“树杈”。艾青对屠格涅夫笔下霍尔和卡里内卡这两个稍有觉醒的农民，也颇为赞赏。卡里内卡属于俄国乡村社会里的浪漫主义者，他热爱自然，乐天知命地过着穷苦的独身生活。他擅长养蜂，但也精于养马和治病，假如没有他，“波鲁特金先生一步也走不动”。他伺候主人，然而“毫无卑屈的态度”。他会弹琴，爱唱歌，且“很悦耳”。他注视朋友霍尔的神情，使有教养的“猎人”也感到吃惊：“我实在料不到农人也有这种温情。”屠氏对农民如此深刻的观察大概当年使艾青很受震动，以致在后来谈到大堰河时尤有触及，他说：“我的保姆为了穷得不能生活的缘故，把自己刚生下的一个女孩，投到尿桶里溺死，再拿乳液来喂养一个‘地主的儿子’——我。自从听了这件事之后，我的内心里常常引起一种深沉的愧疚：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从另外的一个生命那里抢夺来的。这种愧疚，促使我长久地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74]除上述之外，屠格涅夫对19世纪处在俄国社会急剧变革中知识分子的深刻认识，也令艾青吃惊。灯下披览，他甚至觉得这是屠氏在与自己对话，仿佛自己心灵的虚无和惶乱，也被他显微镜般的眼睛看穿了。在《父与子》中，当阿尔卡狄向他父亲介绍巴扎洛夫时说：“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作者是这样写的：
“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尼古拉·彼得洛维奇说，“依我看，那是从拉丁文字来的，那么这个字眼一定是说一个……一个什么都不承认的人吧？”
“不如说是，一个什么都不尊敬的人。”巴威尔插嘴说。
又如巴扎洛夫与阿金左娃在一起谈到爱情：
阿金左娃说：“我的理想是：不完全则宁无，一个生命换一个生命。拿我的去，给你的来，没有后悔，没有回头。否则不如不要。”
“唔，”巴扎洛夫说，“那倒是公平的条件，我很奇怪您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您要求的东西。”
“您以为把自己交给某一样东西是容易的事吗？”
“倘使一个人考虑起来，等待起来，而且给你自己定了价，我是说，把自己看得很高，那就不容易了；可是不用考虑就把自己交出去却是非常容易的事。”
“人不能不把自己看得很高呢！倘使我没有一点儿价值的话，谁还用得着我的忠诚呢？”
“那不是我的事，要找出来我值多少，那是别人的事情。主要的是能够献出自己。”
阿金左娃抓住这句话问：“可是您能献出自己吗？”
“我不知道。我不喜欢吹牛。”他答道。
似乎，阿金左娃和巴扎洛夫道出的正是自己内心里的磉刻疑惑，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呢？”还是视为很低？在把自己“交出去”与“不交出去”之间，是否用得着“考虑”？这使艾青想到，大概任何时代都有属于自己价值观的“潮流”。问题在于，自己是随潮流而走，还是留下来，看看“再说”更为妥当？有意思的是，艾青并没有以这玄奥不解的人生问题就教于本校教授，也是当时声名火炽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甚至未曾读过他的诗。在回忆杭州求学的经历时，艾青说：“西湖，是我艺术的摇篮，但它对于我是暧昧的，痛苦的。它所给我的，是最初我能意识的人生的寂寞与悲凉。”[75]由此可见，他是在最初这一阶段获得了人生的自觉意识，才可能如此地痛苦辗转。这种认识，使他的“故乡”的概念和情感，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此前故乡是他飘浮的羁旅生涯中的固定的因素，而现在，一种更加宽泛的人类之爱替换了相对狭隘的故乡之爱。故乡演变成更超脱的一种文化精神。这种变化对艾青以后的发展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但它也意味着这是对杭州时期的一种告别，因为，它对艾青精神的成长，毕竟空间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