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特有的形式之一。这种形式创始并流行于宋代，其后又由诗而扩展到其他文类。[1]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序》中说：“诗话于何时昉？赓歌纪于虞书，六艺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三代尚已。汉魏而降，作者渐多，遂成一家言，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也。”[2]按照这一说法，诗话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更为久远的年代，大凡“六经”、诸子中有关诗的言论。如《论语》中有许多孔子关于诗歌思想的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等。《尚书·尧典》中也记述了舜的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些应该是最早的有关诗歌的理论。后世人们也非常注重对诗歌理论的研究和记述。如南北朝钟嵘的《诗品》、唐代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品》等。到北宋时期，“诗话”一名正式出现。
诗话大盛于两宋，是一种谈诗论诗的杂著，内容大多以记录轶事、品评得失、考证用典出处、摘录佳句、阐发诗歌理论为主。欧阳修最早用诗话命名其书，写下了《六一诗话》。欧氏在卷首自题一行小字“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笑谈也”，表明其写作态度比较随便。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是继欧阳修之后的第二部以“诗话”命名的作品，这也是司马光在诗歌评论方面的重要著述。当前来看，司马光《续诗话》相对于欧阳修的《诗话》，在内容、理论、体制等方面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其诗话中虽未形成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但结合其诗文创作，我们可以相对完整地复原出这位集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学者于一身的北宋名臣的诗歌理论。
第一节 司马光诗学思想的渊源
司马光生活的早期，欧阳修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同为古文歌诗”，发起了诗歌复古运动，经过不断努力，结束了西昆体诗文风靡文坛的局面。他们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真正建立了宋诗的新风格，形成了宋诗的创作理论，“他们为革新宋初诗风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3]。稍后的司马光正是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一、钦慕梅尧臣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安徽省宣城县双溪人，以诗闻名于世，存诗两千八百多首。《宋史·梅尧臣传》云：“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梅尧臣的诗歌理论主要散见在其诗集之中，他学习杜甫《论诗六绝句》的做法，写了十余首论诗诗；另外，大量保留在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之中，还有一部分出现在以往不见诸家著录的《梅氏诗评》一卷和《续金针诗格》一卷中。从这些论述看，梅尧臣关于诗歌的创作提出了写实与兴寄的主张；他还注重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和重大的政治斗争，主张学习《诗》、《骚》的优良传统，反对借诗歌“嘲风月”、“弄花草”，倡导“平淡”的诗歌境界。由于他在艺术上追求“意新语工”，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4]，因此，他的诗歌达到了一种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宋诗的“开山祖师”[5]。
对梅圣俞，司马光是钦慕的；对梅圣俞的诗歌，司马光是喜爱有加的。司马光有九首诗表达了这种感情。
当司马光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士子时，梅圣俞已经在文坛上形成了“以钱数千求梅诗一篇”的影响[6]。对这样的文坛高才，司马光伺机拜见，但自觉才短，苦无机会。直到宝元元年（1038年），二十岁的司马光高中进士甲科，授华州判官，得以入秦。梅尧臣时知襄城县，司马光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求教的好机会，他长途跋涉，历尽艰难来到梅圣俞处，登门愿交。《投圣俞》一诗就表达了司马光当时求教的心情。
圣俞精为诗，坚重比白玉。至宝识之希，未必谐众目。应辰仰高风，跂从自西蜀。平生未相识，歉歉不自足。薄游困京师，旅食止脱粟。得官当入秦，行李未结束。先求圣俞门，执贽请所欲。九衢季冬月，风沙正惨黩。羸马惮远行，毛鬣寒瑟缩。旅拒不肯前，一步九刺蹙。饥童袖拥口，手足尽皲瘃。论诗久未出，窃骂怨满腹。归来面扬扬，气若饫粱肉。累累数十字，疏淡不满幅。自谓获至珍，呼儿谨藏蓄。长安十五驿，重复间川陆。置诗怀袖间，倦懑辄披读。高吟桑野阔，目瞑即投宿。自可忘羁愁，行瞻灞陵曲。[7]
司马光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去拜访梅圣俞。寒冬腊月，天气十分寒冷，在室外等待的书童饥饿难忍，手足冻得都皲瘃了，而与之相比，室内诗人与圣俞论诗热火朝天，久久“未出”。在受到圣俞指点后，诗人“面扬扬，气若饫粱肉”，如获至珍，如同求得心灵宁静的良药般，解除了精神上的疲劳。于是两人的来往即由此次拜访求诗而展开。
此时，司马光父亲司马池任同州知州，梅尧臣的同年石扬休，字昌言，正在同州任判官，二人虽然相差二十余岁，但志趣相投，畅谈甚欢。司马光邀梅尧臣往同州游玩，顺访石扬休。梅尧臣写下了《赋石昌言家五题》吟咏石扬休收藏的括苍石屏、白石寒树屏、白鹊屏、怀素草书和蜀虎图。同时司马光作《和圣俞咏昌言五物》酬之，二人诗歌均体现语质朴简洁，状物细致、描摹至精的特点。司马光还经常邀请朋友一起拜访梅尧臣。钱公辅（1021—1072），字君倚，同司马光是好朋友，两人经常相邀去拜访梅尧臣，司马光诗集中有一篇《同钱君倚过梅圣俞》即为拜梅的记录，“王畿天下枢，薄领日填积。自非奉朝请，九衢未尝识。今兹到东城，胥靡暂逃役。近指圣俞居，安能不往觌？”年轻的司马光拜访梅尧臣，心情极其崇敬与好奇，连梅尧臣的居室摆设也颇为关注：“一室静萧然，昏碑帖古壁。”梅尧臣对上进好学的司马光也很热情，写新诗赠予他，并给予人生以及诗歌创作方面的指点：“叩阶读新诗，迷暗得指擿。”司马光读诗受教，流连忘返，几乎忘记了时间：“笑言殊未足，黯然日将夕。呼马涉归途，灯火已历历。又知几何时，更有重来迹？”热切盼望着还有这样受教的好机会。
梅尧臣对二人的来访也有所记录，其《次韵和司马君实同钱君倚二学士见过》诗中说：“天京二贤佐，向晚忽来觌。……移榻近檐楹，谈诗俄至夕。”对年轻的朋友来家里共同探讨诗歌创作的问题十分欢迎，家中光线不明则移榻靠近窗户继续品读诗书，直至夕阳西下方罢。又《次韵和钱君倚同司马君实二学士见过》道：“何以延君子？唯有满床书。何以解君颐？淡句无足娱。何以留君久？灯烛已照途。……我老焉所羡，送子立踌躇。”[8]室中虽无更多观赏之物，但满床诗书已足以与热爱诗文的君子共赏。到了灯烛俱明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送别友人。
君子之交淡如水。从年龄上看，梅圣俞年长司马光十八岁，是长辈，是师友；从交往内容来看，二人谈诗论诗，又是诗友。考查二人交往这一段时期，正是司马光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其中恐怕与梅尧臣不无关联，前辈的勉励、切磋与指导，对司马光有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梅尧臣对司马光在诗歌思想上的影响，不可小觑。
梅圣俞病逝，司马光长歌当哭，作了《梅都官挽词二首》：
兵形穷胜负，史法贯兴衰。落落虽殊众，恂恂不忤时。位卑名自重，才大命须奇。世俗那能识，伤嗟止为诗。
漆灯无复曙，柏径不知春。南纪光华减，中朝俊秀贫。凄清千古韵，寂寞一邱尘。异日昭亭下，方多沥酒人。
诗人在无尽哀痛的心情下，对梅圣俞的人格魅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司马光又在《和吴冲卿三哀诗》和《和不疑送虏使还道中闻邻几圣俞长逝作诗哭之》中对梅尧臣等人的离去再次表示沉痛哀悼。
天生千万人，中有一俊杰。奈何丧三贤，前后缠期月。邻几任天资，浮饰耻澡刷。朝市等山林，衣冠同布褐。外无泾渭分，内有淄渑别。逢时敢危言，慷慨谁能夺。圣俞诗七千，历历尽精绝。初无追琢勤，气质禀清洁。负兹惊世才，未尝自标揭。鞠躬随众后，侧足畏蹉跌。钦圣渥洼驹，初生已汗备。虽有绝尘踪，不失和鸾节。宜为清庙器，俨雅应钟律。众论仍共然，非从友朋出。群材方大来，軮轧扶帝室。谁云指顾间，聊翩化异物。吊缞哭未已，病枕气已竭。同为地下游，携手不相失。绅绂顿萧条，相逢但嗟咄。诵君三哀诗，终篇涕如雪。眉目尚昭晰，笑言犹仿佛。肃然来悲风，四望气萧瑟。（《和吴冲卿三哀诗》）
昨夕邮吏来，叩门致书函。呼奴取以入，就火开其缄。不疑赋长篇，发自燕这南。痛伤江与梅，继踵良人歼。噫嗟知其二，尚未知其三。请从北辕后，覼缕为君谈。邻几虽久病，始不妨朝参。饮歠浸衰少，厥逆生虚痰。逮於易箦辰，皮骨余崆嵌。遗书属清俭，终始真无惭。圣俞食寒冰，外以风邪兼。愚医暴下之，结候愈添。惙惙气上走，不复容砭。自言从良友，地下心亦甘。钦圣体素强，药石性所谙。平居察举措，敢以不寿占。一朝暂归卧，簿领不废签。讣来众皆愕，未信犹规觇。兴言念三子，举袂涕已沾。英贤能几何，逝者迹相衔。君疑天上才，人得帝人贪。我疑人间美，多取神所嫌。茫茫幽明际，蓍蔡难穷探。忧来不可忘，终日心厌厌。（《和不疑送虏使还道中闻邻几圣俞长逝作诗哭之》）
诗人进一步表达了对梅尧臣等三人难以割舍的心情。为同一人写四首悼亡诗在司马光的诗集中仅梅圣俞一人。可见司马光对梅圣俞的钦慕程度。
对梅圣俞的诗歌创作，司马光更是极力称赞。在《圣俞惠诗复以二章为谢》中说：“我得圣俞诗，于身亦何有。名字讬文编，佗年知不朽。”“我得圣俞诗，于家果何如。留为子孙宝，胜有千金珠。”在《园中书事二绝》中说：“坐嗅白莲药，卧看青竹枝。闲斋不成寐，起读圣俞诗。”在《和吴冲卿三哀诗》中云：“圣俞诗七千，历历尽精绝。初无追琢勤，气质禀清洁。负兹惊世才，未尝自标揭。鞠躬随众后，侧足畏蹉跌。”
司马光把梅圣俞的诗视为至宝，视为千金难求的经典，可以流传不朽的宝贵财富；当自己“不成寐”时，起来诵读之，作为精神上一种愉悦的享受；同时把梅圣俞的自然天成、平淡闲雅的诗风奉为楷范，并有效仿学习之意，愿孜孜以求。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如此地钦慕梅圣俞和喜爱他的诗歌，一方面是由于梅圣俞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实践倾向于梅圣俞。
二、学习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天下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他以这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团结同道，奖掖后进。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中，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都是他的密友；司马光、苏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荐；而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由欧阳修来肩负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正是众望所归。
欧阳修十分赏识司马光，在《荐司马光劄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历述司马光的学问文章和人品作风。司马光对欧阳修十分敬佩，并自觉向欧阳修学习，其中“续诗话”就是学习的一种方式。
第一部以“诗话”命名之书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据《四库总目提要》记载，《温公续诗话》为续欧阳修《六一诗话》而作，司马光在《续诗话》前自作小引中也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之。”[9]从司马光《续诗话》小序可以看出，司马光创作诗话的目的是续欧阳修《六一诗话》之“尚有遗者”，而其主要承继的方面集中表现在“记事”一端，在诗话中更多侧重的是摘录佳句、记录逸事等内容。于是文学史上第二部以诗话命名的专著《续诗话》就产生了[10]。《温公续诗话》的篇幅比《六一诗话》略短，其所承续欧公者，首先是以“话”体谈诗的形式，闲散随便，自由灵活，短则数语，长不过二三百字，每条各自独立，各条之间无篇章联系。《温公续诗话》特以“续”字标题，在记录诗事方面，的确是有意接续《六一诗话》，其中有些条目直接承续《六一诗话》所录故事，郭绍虞《宋诗话考》已一一列出[11]；为“续”非重复，而是补充，比如关于九僧诗，《六一诗话》只记得惠崇一人，且云“九僧诗集已亡”，司马光则据亲眼所见隐士闵交如保存的《九僧诗集》，准确地写出九僧的名字和修行处，以及陈充收集九僧诗“集而序之”之事。对九僧诗的评价，欧阳修指出其佳句和题材局限，司马光也认为“其美者止于世人所称数联耳”[12]。
《温公续诗话》中“科场程试诗”一条也是续《六一诗话》“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条。欧阳修认为国家科举的导向作用很大，以赋取人，诗就难得佳作了。司马光则认为应试之诗本来就难得佳作，不过他还是列举了五条较佳之作，但只是说这几则诗与作者入仕及成名有关，并不是说诗的艺术水平多么高超。另外，“魏野处士”条以较长篇幅评述魏野其人其诗，除评点名句外，还指出“其诗效白乐天体”，继欧阳修说“仁宗朝有数达官……常慕白乐天体”之后，又将隐逸诗人列入“白体”行列，后世文学史家接受了他的说法。这一点从诗学思想上看，《温公续诗话》又是《六一诗话》的继承。
综上所述，司马光的诗学思想与梅圣俞、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主张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续诗话》在记事中品藻佳作，语简言精，虽只有三十一则，“而品第诸诗，乃极精密”[13]。司马光的诗学思想受欧梅诗文革新的影响很大，《续诗话》在当时也对欧梅的诗学革新起到了扩大声势的作用。司马光言：“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观人文徒观其诗，斯知其才之远近矣。”[14]在这卷诗话中，司马光就明确地表现出了他对不同诗歌创作风格的好恶，反映出他评价诗人的标准，体现了他的诗学思想。
第二节 司马光诗学思想的内容
司马光不仅有论诗的专著《续诗话》存世，在他的诗文里，也散见许多论诗思想。在《温公续诗话》中除序之外共三十一条，从内容上看，多数是谈诗之本事，属“论诗及事”者，少数也有点评诗句水平者，属“论诗及辞”者。结合司马光诗歌创作，其诗学思想十分鲜明，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诗要有内容、有益于世，诗贵意在言外，诗要有趣味。后人对司马光的文论、诗论均有提及，如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一编“北宋诗文批评”中，第四章《王安石、司马光的实用文学观》，第三节专列一节讨论“司马光的实用文学观”[15]；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十六讲《北宋政治家的文论》亦称：“政治家的文论就和道学家的见解不一样；在当时，最足以代表的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意见尽管不一致，但是文论见解是一样的。……就反对雕锼无用的文辞这一点讲，政治家和道学家古文家是一致的，不过政治家更强调在‘用’的方面；就‘文’讲要重在用，就‘道’讲也一样重在用。这是政治家文论——也就是政治家学说——最突出的一点。”[16]司马光这种诗学思想的形成，除直接受到梅圣俞、欧阳修等人影响外，还和自己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以及时代风气等因素分不开。下面谈谈司马光主要的诗学思想。
一、诗贵有内容，有益于世
宋人论诗之为用，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即“为儒道立正理，为国是立公论，为贤士大夫立壮志，为山林立逸气”[17]。也就是说诗歌应当具有政治功能和道德见性功能。从宋代诗歌创作的发展阶段来看，大致经历了由政治层面渐向道德心理层面的倾斜。北宋诗歌的表现功能，体现为理学家的理学诗对道德规范和义理的阐发，江西诗派诗人对人格陶养和美学的追求；到南宋时期四灵、江湖诗派那里，就蜕变为“甜美”的愉悦。[18]北宋中叶，王安石等人也曾大力提倡诗应当“明道致用”、“有补于世”。梅尧臣也以教化讽谏为己任。理学家邵雍等更关心诗的纲纪人伦教化作用。
司马光一生致力于从政与治史，关注重心在于经邦和治民之术。从取士择才的角度出发，其认为科举应该以德为首，不应专主文辞，诗赋于施政治民是无所益用的。其力主科举改革，主张变试诗赋为试经义。在仁宗嘉祐六年的《论选举状》中就谓：
臣窃以为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辞，夫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以尽天下之士也，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皆取文辞而已。[19]
显然，以上观点是承续孔门四科德首文末以第门人的儒家观点而来的。同样，在仁宗嘉祐八年的《送胡完夫序》中亦谓：“近世取士不然，一决之以文辞。噫，文辞岂能尽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20]
这种思想被司马光一生所恪守，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多次上奏章，表达自己这一主张。司马光反对以诗赋取士而主张以经义取士，尚德行而末文学，其认为经义有利于施政治民，而诗赋则是浮华无用之文，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儒家诗学思想。这与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1]、扬雄的“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22]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司马光的诗文里“有益于世”的思想十分突出。
司马光一生推崇扬雄，认为扬雄“不专为文”，有道存之，是自己心中的文人典范。司马光在论文时就坚持“文以明道”的原则，认为那些徒发声响之文颠倒黑白、迷失方向，是有害的。他著有《迂书》，自称“迂叟”、“迂夫”。其《文害》一则云：
或曰：“庄子之文，人不能为也。”迂夫曰：“君子之学，为道乎？为文乎？夫唯文胜而道不至者，君子恶诸。……而子独嗜之乎？”或曰：“庄子之辩，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则债人也，尧之所畏，舜之所难，孔子之所恶，是青蝇之变白黑者也，而子独悦之乎？”[23]
这是司马光对庄子之文的看法。在他看来，庄子之文离道甚远，虽然文采斐然，然而文胜而道不至，是颠倒黑白之文，不足贵。司马光对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说法笃信不疑，对于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思想深有感触，因而排斥辞藻富丽而不以道贯之的作品。像这类观点在《迂书》中尚有很多，如：“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发身。夫变白以为黑，辕南以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24]“言而无益，不若勿言。为而无益，不若勿为。”[25]“使庄为扬言，斯与之矣；扬为庄言，斯拒之矣，孰党焉。”[26]
那么“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什么呢？司马光认为以“利民”为主。他在《与薛子立秀才书》中这样说：
士之读书者，岂专为禄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国家所以求士者，岂徒用印绶粟帛富宠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顾其私，主于民而已矣。[27]
这里司马光有力地突出了儒家学说中民本思想的客观性、现实性、实践性，是对儒学传统的发展。所以，司马光的诗歌中有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司马光不但要求为文“适于用”，而且强调诗歌也应当“致用”。在《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中说：
终则见索恶诗，欲以示郡之贤守悴。……况近世之诗，大抵华而不实，虽壮丽如曹、刘、鲍、谢，亦无益于用。光忝与足下以经术相知，诚不敢以此为献，所可献者，在于相与讲明道义而已。……诗何为哉！诗何为哉！[28]
这里司马光特别强调作诗即使像曹植、刘琨、鲍照、谢灵运那样“壮丽”，“华而不实”，也是“无益于用”的。在司马光看来，诗歌的作用可以沟通人际关系、歌功颂德、讽上化下等。如有一次神宗皇帝设宴款待群臣，自作诗并命群臣和诗，于是司马光作了《瞻彼南山诗》七章，并为此作《进瞻彼南山诗表》，声赞皇帝恩德，其中说：
君不交臣则无以得其心。是以诗人歌颂其君之德，多称饮食饫燕之丰，钟鼓管磬之乐，车服旌旗之盛，币帛锡予之多。盖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际，舍此无以相交也。[29]
“舍此无以相交也”说明君臣宴饮唱和诗歌必不可少，甚至是密切君臣关系的重要方式。又在《颜太初杂文序》中云：
求天下国家政理风俗之得失，为诗歌洎文以宣畅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荡为事……太初恶其为大乱风俗之本，作《东州逸党诗》以刺之。诗遂上闻，天下亟治牧罪。又有郓州牧怒属令之清直与己异者，怜其冤死，作《哭友人诗》，牧亦坐是废。……观其《后车》诗，则不忘鉴戒矣；观其《逸党》诗，则礼义不坏矣；观其《哭友人》诗，则酷吏愧心矣。[30]
在司马光眼里，诗歌具有和君臣、颂圣德、讽政理、教吏民的作用，这些都是正统儒家的诗学观。司马光自己创作也是坚持这种思想的，如《读书堂》写道：“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表明自己不信邪说、独尊儒术的立场。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司马光的诗歌理论倾向：重内容，重有用；反对无病呻吟、形式华丽而空洞无物的作品，辞藻华丽空无一物的诗，可以说在司马光诗集中几乎找不到。那些有感而发之作也正是其重诗歌“有内容”、“有用”的具体实践。这一点后人评价比较恰当，苏轼在《司马温公形状》中说：“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意之文，未尝一语及之。”[31]顾栋高在《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年谱》序中说：“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32]
二、诗贵意在言外
宋人论诗，特别注重一个“意”字，这个“意”不是一般所说意志之意，它是观念性、精神性的东西，包括主体的感觉、情绪、意志、观念、认知等精神性内容，诗人于其中加入了较多的理性成分，“是经过理性澄汰而成为更凝敛坚实的感情”[33]。这是因为宋人注意到“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的弊病[34]，便开始寻求新的方向。如欧阳修在自己诗话里说：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35]
这里，欧阳修提出“意新语工”的主张，并进一步要求诗歌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要求诗歌语言不但新颖具有表现力，而且诗歌要有丰富的内涵——“含不尽之意”。司马光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这一说法，强调“意”的重要性，如：
诗云：“牂羊坟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36]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一句，出自《诗经》中的《小雅》之《苕之华》篇。《苕之华》全诗为：“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毛诗序》云：“《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37]朱熹亦云：“陈氏曰：‘周室将亡不可救矣。诗人伤之而已。’”可见此为诗人闵时之作，与司马光所引杜甫的《春望》一诗有着相似的思想主题。在这首《苕之华》中，司马光所引的“牂羊坟首，三星在罶”可谓该诗写得最精彩之处，正如王照圆《诗说》云：“然苕华芸黄尚未写得十分深痛，至牂羊坟首，三星在罶，真极为深痛矣，不忍卒读矣。”[38]“牂羊”指母羊；“坟首”指大头；“三星”即参星，有人说三是虚数，泛指星光，亦有人说三星指参宿、心宿、河鼓，均可通；罶指鱼篓。“牂羊坟首”指母羊因饥饿而身体瘦小，故显得头大；“三星在罶”指鱼篓中无鱼而水静，但见星光而已。从表面上看，它们写的都不过是牂羊、鱼篓一类的静物，但其中却包蕴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即揭示了西周末年饥馑的惨况。司马光所引杜甫《春望》一诗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则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司马光首列《诗经》、次举杜诗以树作诗的标准。其认为《诗经》体现的正是古人作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的标准，而杜甫之诗正延续了这一传统。因此，司马光对杜甫评价很高，认为近代诗人中杜甫“最得诗人之体”。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光的诗学思想深受儒家《诗经》传统的影响，即政教精神与含蓄精神。《毛诗序》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39]以上所引“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正是承续《毛诗序》而来的。不同的是用“贵于意在言外”替换了“主文谲谏”。其实，“主文谲谏”意指“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40]，即用隐约的言词谏劝而不直言过失，与“贵于意在言外”的意思倒是相关的。
这里的“意在言外”还可以指诗歌的语言表达要含蓄，能引发人去想象和思索，写诗要能有“味外之旨”，要求内容应有深度，并使读者能从中把握住诗人的真实意图和情感。对于形式上的东西，则未重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此条“犹妙中理解，非他诗话所及”[41]。
司马光在《续诗话》里大量举例证明“言外之意”。在谈及陈亚药名诗时，司马光称举其美者如“风雨前湖夜，轩窗半凉夏”，认为其不失“诗家之体”[42]；同时举其鄙者如“不雨若令过半夏，定应晒作葫芦巴”及“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43]，也可见司马光贵意在言外，讲究含蓄的诗学思想。再如所引鲍当《孤雁诗》：“天寒稻粱少，万里孤难进。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44]便具有言外之意，这首诗以孤雁自比，表达了诗人希进之心。司马光称赞魏野诗有“规戒之风”，还以魏野贻王太尉诗“昔年宰相年年替，君在中书十一秋。西祀东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游”，以寇准诗句“好去上天辞将相，却来平地作神仙”、《啄木鸟》诗“千林蠹如尽，一腹馁何妨”为证，阐明自己对欧、梅“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理解。司马光还以其父《行色诗》为例进行形象直观的解释：“先公监安丰酒税，赴官，尝有《行色》诗云‘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犹赖丹青无处画，画成应遣一生愁’，岂非状难写之景也。”[45]从这首《行色》诗中的意象组合可以看出全诗白描勾勒，不加雕饰，毫无装绘造作，一派古朴清新的气息，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表现出一种恬淡安闲的情趣，正所谓“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司马光这种诗学思想在自己的诗歌里也有体现，在《谢始平公以近诗一卷赐示》说：
皇家骏命承苍穹，烝民之杰生维嵩。圣贤会合若符契，坐致四海登熙隆。三阶清平九鼎重，指麾拱揖安华戎。人情谁不乐将相，往往皓首忘疲癃。北平饮乳尚怀印，千秋乘车犹入宫。唯公致政年甫至，耳目明利志气充。幡然脱去万钟禄，羽仪高远如翔鸿。灵台不复尘务，至德恬淡含黄中。英华纯粹积不发，事业转为文字工。大篇短韵间金石，远追吉甫流清风。刻雕众物非用意，默与元化参神功。应刘鲍谢事奇巧，细琐岂足夸才雄。裸圭夷玉清庙器，肯与环玦争玲珑。绛账生徒东阁客，微官拘絷如樊笼。言诗何敢望商赐，幸得诵咏祛童蒙。昏花病目不自惜，服膺盥手书一通。千金之产不可易，子孙宝蓄传无穷。
这是一首答谢朋友赐诗的诗，诗中难免对朋友功业有过奖成分。既然人家把诗送给你看，自己当然要对其诗歌作出评价。“大篇短韵间金石，远追吉甫流清风”说明诗歌有内容，可以像《诗经》那样流芳百世了。但刻雕众物不要用意，即使是刘琨、鲍照和谢灵运这样讲究诗歌形式的高手，也要让读者自己去体味“言外之意”。
司马光自己作诗也十分注重“意在言外”。如他的一首《居洛初夏作》：“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后人评价颇多，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云：“‘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可见司马公之心。”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二也评价说：“温公居洛，当初夏，赋诗曰：‘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爱君忠义之志，概见于诗。”[46]这些话更准确明白地指出了诗人的作诗意图及诗中的“味外之旨”。诗中所记，为司马光在洛阳所见之初夏景色。有雨有晴，有山有树有花，写得恬静、形象。然而作者本意并非在写景，其真谛乃借景抒怀。借初夏之景色，含蓄、委婉地表达了他退居洛阳时，仍不改初衷，决不折节与政敌合流，忠贞之志愈坚的心迹。
三、诗贵有趣味
“趣”这一概念在文艺批评中出现甚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创造主体的审美情趣，包括其意识指向以及对艺术美的意识、欣赏、要求等。如《文心雕龙·章句》：“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旨归，文笔之同致也。”二是指艺术品的意旨或情味，它是创作主体审美情趣的物化。如《文心雕龙·体性》：“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后人论诗，多以指第二种含义。而这一层含义上，“趣”与“味”又有相通之处，都指作品包孕的能引起读者美感愉悦的审美特征。而“味”一词，本起于饮食，重在感官层面的意义。后逐渐延伸到对艺术美及自然美的品评上，如孔子在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滋味”，并最终演变为诗学与美学中的特定范围。大概晋宋之际，以“味”品诗、品文、品艺的风气就已形成，经齐梁间刘勰、钟嵘等人的发展，诗味说渐趋成熟，而后至唐末司空图“韵味”说，之后的宋代，诗味说更是大为流行，并提出了“至味”、“真味”、“道味”等概念，如梅尧臣《依韵和王平甫见寄》诗谓“今又获嘉辞，至味非咸酸”，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诗亦谓“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评价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诸人之诗时也说“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47]。古人往往以“趣”与“味”组合成词，如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称“右丞（王维）苏州（韦应物）趣味澄夐，若清风之出岫”[48]。不过，在宋以前，以“趣”论诗并不多见，以“趣味”论诗，司马光应该是较早的。在《温公续诗话》中对寇准、魏野、林逋等人的诗评价较高。尤其在评价魏野诗句时说：“仲先诗有‘妻喜栽花活，童夸斗草赢’，真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务也。仲先诗有‘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仲先既没，集其诗者嫌‘烧叶’贫寒太甚，故改‘叶’为‘药’，不惟坏此一字，乃并一句亦无气味，所谓求益反损也。”[49]提出了“野人之趣”和“气味”两个颇为重要的诗歌审美理念。那么这趣味指什么呢？如《故枢密直学士薛公诗集序》云：
扬子《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之美者无如文，文之精者无如诗。诗者，志之所之也。然则观其诗，其人之心可见矣。今之亲没，则画像而事之，画像，外貌也，岂若诗之见其中心哉。[50]
又《冯亚诗集序》云：
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观人文者观其诗，斯知其才之远近矣。[51]
又《赵朝议文藁序》云：
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52]
这几句话表明，司马光对诗的言志抒情功能和美文品质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诗是表达人类情志的最美的文字，其主要功能在于怡养性情，以及记录作者之所历所感。从这个意义去爱诗的人，他认为是高雅脱俗之人。如在《故相国庞公〈清风集略〉后序》中说：
公性喜诗，虽相府机务之繁，边庭军旅之急，未尝一日置不为。凡所以怡神养志，及逢时值事，一寓之于诗。其高深闳远之趣，固非庸浅所可及。[53]
宋代文人特别崇尚文人意趣。司马光认为诗就是文人高雅意趣的主要表达方式。诗既然如此高雅，则必须率真任性，绝对不能虚浮夸饰。
司马光居洛十五年，诗就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他的大部分诗歌作于此时，他的诗歌观念和诗作都与当时的文士云集的洛下风会有很大关系。他组织参与了耆英会、真率会。这两个雅集基本上都有文酒诗会性质，虽然从形式上说是“尚齿不尚官”，依年龄排序，但其中潜含着的精神实质却是文人意趣、文化品位，参加者都是“染翰不停诗思健”的“时彦”[54]。官位的高下在这里让位给文化，诗歌唱和是这里最具标志性的活动内容。仅就诗歌而言，这种文酒诗会以诗会友，以酒助兴，在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切磋诗艺，交流心得，对前代诗歌、当代诗歌进行阅读和品评，并同时进行诗歌创作。这些活动也是司马光个人诗歌思想的展现和完善的过程。
可以说，司马光的诗学思想与当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文学思想是一脉相通的，他们在强调诗歌的“经世致用”方面，在追求“意在言外”的诗美和诗的意境方面，具有很多共同之处。以上分析表明，正是司马光的诗学思想决定了其诗歌的内容表达及表现手法，同样，他的诗歌创作也是其诗学思想的具体实践。
第三节 司马光《续诗话》的诗学价值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其“退居汝阴”后编撰的，当作于仁宗熙宁四年七月以后。司马光的《续诗话》是承续之作，当作于《六一诗话》之后，即熙宁四年以后，故《续诗话》当作于司马光熙宁四年闲居洛阳之时。又据《续诗话》中时间最晚的一则为神宗元丰初，司马光的《问景仁以正书所疑书》中亦提到前日留赠《续诗话》给范镇过目一事，该书信应大约作于神宗元丰初[55]。可见，司马光大约在神宗元丰初年已编撰成了《续诗话》。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之作，续之而作的司马光的《续诗话》则是第二部，他们首开宋代诗话风气，对后世影响颇大。
司马光的《续诗话》除序以外，共有三十一则，其承续了《六一诗话》以“话”体谈诗的模式，自由灵活，长短不拘，每则相对独立，时间跨度大且不按时间先后排序，是随笔而记。所记以宋为主，兼及唐代，内容涉及诗歌本事与诗作评点。
《续诗话》是“续”《六一诗话》而作的，就记载诗歌本事而言，确有不少是承《六一诗话》的条目而来，对其进行了续补。[56]另外，其还新增了不少《六一诗话》中所没有记载的诗人、诗作及本事，具体有：鲍当一则、林逋一则、魏野一则、丁谓一则、寇准一则、陈尧佐一则、庞籍一则、韩退一则、刘概一则、王之涣与畅诸（一云畅当）一则、陈亚一则、杨朴一则、刘子仪一又半则、韩琦一又半则、范镇一又半则、耿仙芝一则、韩惺一则。因此，《续诗话》于诗坛史料是多有补益的。
此外，《续诗话》亦因品诗极有见地而见称。后诸多名篇佳句相沿传诵凭借的是《续诗话》的记载和品评。如《四库全书总目·〈续诗话〉提要》谓：
光德行功业冠绝一代，非斤斤于词章之末者。而品第诸诗，乃极精密。如林逋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魏野之“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韩琦之“花去晓丛蝴蝶乱，雨余春圃桔槔闲”，耿仙芝之“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吹暖卖饧天”，寇准之《江南春》诗，陈尧佐之《吴江》诗，畅当、王之澳之《鹳雀楼》诗，及其父《行色》诗，相沿传诵，皆自光始表出之。其论魏野诗误改“药”字，及说杜甫“国破山河在”一首，尤妙中理解，非他诗话可及。[57]
其实，对魏野的“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诗、韩琦的“花去晓丛蝴蝶乱，雨余春圃桔槔闲”诗、耿仙芝的“浅水短芜调马地，淡云微雨养花天”诗、寇准的《江南春》诗及陈尧佐的《吴江》诗，司马光止于实录，最多仅记录当时其他人的评价，没有作任何自己的评价。而对畅诸、王之涣《鹳雀楼》诗、其父《行色》诗、魏野的“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诗、杜甫的《春望》诗，司马光都作了一番精彩评价。
对畅诸诗“迥临飞鸟上，高谢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王之涣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徹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关的《鹳雀楼》诗，司马光认为：“二人者，皆当时贤士所不数，如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尽管没有对二人诗作进行具体的解析，但由此亦可见司马光的诗歌趣向，即对唐中叶诗人诗作的喜爱。对林逋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司马光认为其“曲尽梅之体态”，这一评价亦被后来品评者广泛接受。
然而，正如上引《四库提要》中所说，《续诗话》中更加精妙理解而非他诗话可及之处在于论魏野诗误改“药”字和说杜甫“国破山河在”一首。对于杜甫，司马光认为其最得“诗人之体”，于此上文已有所论述，不再赘述。而在论魏野诗误改“药”字，司马光在《续诗话》中谓：
仲先诗有“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仲先既没，集其诗者嫌“烧叶”贫寒太甚，故改“叶”为“药”，不惟坏此一字，乃并一句亦无气味，所谓求益反损也。[58]
尽管是一字之异，但于整句诗却至为重要。“叶”是自然的废弃物，“烧叶”为生活中之常态，用来状贫寒人家之景况则自然真切，而“药”是疗疾治病之物，“烧药”乃富贵人家之所为，改“叶”为“药”，不但与“无宿火”不协调，而且破坏了整句诗歌统一的风格与情调。同时，“烧叶”可更好地突出处士魏野安贫好读书的品性，而换作“烧药”则影响这层意义的表达。所以，司马光认为改一字“不惟坏此一字，乃并一句亦无气味”，于此识微之论中可见其是谙于诗道的。“气”一词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本义是指自然云气，后逐渐引申为宇宙元气、人的生命体气乃至内在生命的精气。“气”一词应用于文学作品，当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其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气”是人的精神气质在文中的自然流露，是文学作品内在的生命活力。之后，刘勰、钟嵘、殷墦、王昌龄、皎然、杜甫、韩愈、司空图等人延续了“文气说”这一传统，并将其同作品内在层面的情、志、意、神诸要素联系起来。[59]如此看来，司马光对于古人文论也是颇有研究的。
总之，司马光《续诗话》中的诗歌理论虽散乱而不成系统，但对于欧阳公诗话内容上的补充、续写为诗坛史料、诗学资料的保存、整理大有补益，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同时司马光也不乏关于诗歌审美、意境、气味等方面的真知灼见，与他的诗文创作结合分析，能相对多侧面地探究到其诗歌理论的内核。可见《续诗话》在诗歌史上具有不小的价值。
注释
[1]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2]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4]欧阳修：《六一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7页。
[5]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6]江少虞辑：《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89页。
[7]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卷四九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6页。
[8]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3页。
[9]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4页。
[10]司马光自称此书为《续诗话》，后人称之为《温公续诗话》。
[11]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页。
[12]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0页。
[1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诗文评类·续诗话》，中华书局2008年版。
[14]吴文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页。
[15]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16]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版，第183—189页。
[17]曹彦约撰：《昌谷集》，卷十七，《跋壶山诗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8]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31页。
[1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五十四册，卷一一七九，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26页。
[2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五十六册，卷一二一六，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94页。
[2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学而第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22]扬雄：《法言·吾子》，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2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二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60页。
[2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二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55页。
[2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二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54页。
[26]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二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61页。
[27]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〇九，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39页。
[2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一一，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79页。
[29]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卷五〇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50页。
[3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一六，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47页。
[31]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六，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431页。
[32]马峦：《司马光年谱》，顾栋高编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页。
[33]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页。
[3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1页。
[35]欧阳修：《六一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7页。
[36]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7页。
[37]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2页。
[38]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41页。
[39]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40]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41]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诗文评类·续诗话》，中华书局2008年版。
[42]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8页。
[43]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8页。
[44]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5页。
[45]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5页。
[46]陶文鹏主编：《宋诗精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47]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243页。
[48]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321页。
[49]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6页。
[5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一七，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65页。
[5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一六，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49页。
[5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一七，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65页。
[5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八册，卷一二一七，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62页。
[54]文彦博，《耆老会》，见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8页。
[55]李之亮的《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将该书信编年为约熙宁末在洛阳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时，本人认为编年为元丰初年更佳。
[56]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和司马光的《续诗话》出现之后，不仅这种以“话”体谈诗的模式被后来者继承，而且直接以“诗话”命名的谈诗之作也大量出现。可参看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和《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
[57]永瑢撰：《四库全书总目》之《续诗话》，卷一九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81页。
[58]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6页。
[59]陈伯：《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