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思潮中的文学及文学批评
陈国恩 等
陈国恩（主持人）：世俗化思潮最早产生于西方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其特点是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垄断，肯定人的合理欲望，高扬人的主体精神。严格地说，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神学，但中国的儒家思想长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影响到社会的广泛层面，在维持了社会秩序和生活稳定的同时，也起到了限制人的思想自由乃至否定人的合理欲望的作用，这一负面影响到封建统治的晚期越加严重。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叛传统，就是中国现代世俗化运动的发端。不过，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世俗化思潮，是指新时期以后兴起、逐渐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以此前极“左”的政治思潮为历史背景的。由于针对着极“左”政治的否定人性、人情和人的合理欲望，这一股世俗化思潮同样具有人性解放的意义，其特点是要从极“左”政治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人性的丰富性，反对把人强制纳入机械的教条中，赋予人以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当然，这种主体性地位同时也要求人具有自尊、自强的精神，对历史和未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思想领域的这一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转变最直接、最感性的形式，就是文学。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始，世俗化思潮在文学领域就开始显现。这首先是题材扩大到个人感情生活的领域，人的最隐秘的内心生活得到展现；其次，是其所依据的价值原则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评价正义和正当的标准与极左年代的以教条束缚人性的做法越来越拉开了距离；再次，人性在文学中得到越来越丰富多样的表现，人回归到了人自身。这给新时期的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呈现为一种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人道主义风景线。
但回归到人自身，有一个回归到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文革”刚刚过去那几年，人们所向往的是获得起码的尊重，具有人的尊严，但当这些要求随着社会进步而逐渐获得以后，关于人的想象或者说期待又开始发生了变化。变化的轨迹是从社会的人转向个体的人，降低对人的公共期待，越来越贴近个人本位和人的内心欲望。这在文学领域呈现为解构崇高、削平意义的虚无主义倾向。出现这样的文学现象绝非偶然，而是与进入90年代后经济领域里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变化相为表里的。市场经济讲究利益原则，放逐了以前理想主义时代的宏大观念，花样翻新的成功典型又让人眼花缭乱，因而一些人的思想和感情陷于迷惑。迷惑，是寻找出路的契机；寻找的结果之一，就是一部分人更多地关注平凡人生乃至个人的享乐。反映这种世俗心态的文学，就是一种典型的世俗化文学，用这种世俗化时代的处世原则和价值理想来思考文学的问题，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带有世俗化色彩的文学批评。很难对这样的世俗化文学和受世俗化思潮影响的文学批评做一个简单的评价，无论是世俗化的文学还是世俗化的文学批评，都曾起过推动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强化人的主体地位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必讳言，这一过程中发生过矫枉过正的问题，存在着以绝对个体的人对抗社会的人的倾向，造成了价值观的混乱。
评价世俗化的文学和受世俗化思潮影响的文学批评，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关系到对文学史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对未来中国的选择。这里发表的是一组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的笔谈，他们对世俗化时代的文学及文学批评发表了意见，各有侧重，并且有见地，我想可以作为大家进一步思考的参考，请识者批评。
（陈国恩，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世俗化的功与过
晓苏
追根溯源，那些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新思潮基本上都发源于西方。世俗化思潮当然也不例外。这股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风靡于我国的文化思潮，似乎至今也没有完全停息下来。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到处都还能看见它的余波，听到它的回响。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世俗化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可以说功不可没。
因为语境的不同，西方的世俗化传播到中国以后，它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方的世俗化是在反抗宗教控制的语境中滋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去宗教化。中国的世俗化则是为了摆脱政治束缚而兴起的，所以去政治化便成了它的主要诉求。尽管西方的世俗化与中国的世俗化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呼唤人性的回归。众所周知，人性对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人性开掘的深浅，直接关系到文学性的强弱。然而，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都曾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扼杀了人性，从而干扰和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世俗化思潮无疑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文学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作家的立场。或者说，文学的价值是否纯粹关键在于作家的立场是否纯正。回眸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作家的立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够纯正的。作家的立场总是受到政治的左右，紧贴政治甚至附属于政治，实际上就是政治立场。从“土改”到“反右”，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作家们几乎都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用文学为政治服务。虽然作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政治立场显然不是纯正的作家立场。纯正的作家立场是什么立场？我认为是人性立场。作家应该站在人性的高度，超越政治，从人性的视角，用人性的目光，去观察、发现、捕捉那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不易为一般人察觉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那往往是人性中最温柔的、最脆弱的、最潮湿的、最疼痛的、最神秘的、最美妙的、也是最有文学性的部分。一个作家，只有从纯正的人性立场出发，才可能创作出具有纯粹的文学价值的作品来。
然而，由于极“左”思想的控制与打压，中国作家一直不敢正视人性，甚至还刻意回避人性，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对人性讳莫如深。这样一来，文学就完全变成了政治的说明书和宣传单，既无灵魂也无血肉，显得虚假、干瘪、枯燥、僵硬、乏味，毫无文学性可言。“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设。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萌芽也应运而生。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学似乎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它们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文坛一下子热闹起来。但是，无论是伤痕还是反思，无论是改革还是寻根，这些文学从本质上来说都还没有彻底摆脱政治的藩篱与阴影，说到底还是从政治立场出发，表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属于泛政治化的写作。
泛政治化的写作与人性无关。除了政治本身，它充其量还涉及与政治密不可分的道德与伦理。这些文学企图传达给读者的，要么是官方意志，要么是精英意识。它们选择的往往是宏大叙事，关注社会态势和时代风云，强调作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与教育性，长于表达诸如信仰、主义、价值、理想、彼岸、终极、乌托邦这类貌似重大的、深远的、崇高的主题。遗憾的是，无论是出于官方意志的写作还是出于精英意识的写作，它们都忽视了人性这个重要命题，要么用党性、要么用理性取代了人性观照，致使作品的文学性大打折扣，削弱了文学价值的纯粹性。
直到西方世俗化思潮袭来，中国作家长期以来压抑的、冻僵的、休眠的人性才得以真正被唤醒、复苏、激活。从此，一大批敏感的作家便积极投入了这股强劲的潮流，纷纷从政治立场转向人性立场，开始了文学世俗化的探索与实践，从而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让中国文坛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经过世俗化的洗礼，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最大变化，我认为是民间意味的凸显。民间意味是相对于官方意志和精英意识而言的，它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学动机、文学趣味及文学策略。代表官方意志的文学坚持的是党性原则，关注的是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命运，显得沉重、坚硬、宏大。当年流行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大都属于这类写作，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和张贤亮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家。代表精英意识的文学坚持的是理性原则，探讨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类人生课题，显得高深、遥远、玄虚。曾经备受瞩目的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基本上属于此类，代表性作家有韩少功、张炜、阿城和张承志等。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类文学都属于泛政治化或者泛道德化的写作。代表民间意味的文学则不同，它坚持的是人性原则，反映的是平头百姓、饮食男女、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男欢女爱、七情六欲等，一切世俗生活都可以作为写作对象，显得真实、鲜活、生动、丰富、亲切、有趣，具有明显的世俗性特点。
在世俗化思潮的催生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流派：一个是新历史小说，一个是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有汪曾祺、莫言、贾平凹、杨争光、苏童等。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莫言的《红高粱》、《高粱酒》，贾平凹的《五魁》、《美穴地》，杨争光的《赌徒》、《黑风景》，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等都是新历史小说的经典作品。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有余华、刘震云、方方、池莉等。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刘震云的《新兵连》、《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桃花灿烂》，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均是新写实小说的重要收获。无论是新历史派作家，还是新写实派作家，尽管他们所描写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内容不尽一样，但他们的小说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有意摆脱了官方意志的束缚和精英意识的笼罩，自觉地回到了文学的人性立场，凸显了文学的民间意味。
民间意味是文学世俗化的本质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取材的生活化。它让文学回到了世俗生活本身，包括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强调生活的客观性、生动性和丰富性，一方面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的题材领域，另一方面有效地拉近了文学与生活的距离。二是立意的人本化。它坚持以人为本，把人作为文学关注的焦点，超越政治和道德，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人、分析人、透视人，着力写人心、写人情、写人性，不仅强化了文学的人学内涵，而且深化了文学的人性主题。三是表达的感性化。它崇尚感性美学，注重感觉和体验，在形式上全面借鉴了民间文学的叙事策略，加强了文学的形象性、趣味性和可感性。正是因为民间意味的凸显，中国当代文学焕发出了令人欣喜的活力与魅力。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文学的世俗化也不例外。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文学世俗化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看到它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因为世俗化思潮的泛滥，中国20世纪末的文坛上曾一度出现了两种不好的创作倾向：一种是缺乏理性的社会化写作，另一种是缺乏美感的身体化写作。这两种写作都可以看作世俗化思潮对文学的负面冲击。
社会化写作的典型代表，应该是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那一批作家和作品，像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前年后》等。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快速反映社会现实，作品虽然具有可贵的社会勇气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但是他们往往照搬现实，堆砌生活，只注意到了对形而下的现实图景和生活状态作纪实性的描写，缺乏形而上的提炼与思考，给读者一种复制现实和展览生活的感觉，严重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身体化写作的代表人物，无疑首推那批倡导下半身写作的作家，如卫慧和棉棉，卫慧的《上海宝贝》、《像卫慧一样疯狂》和棉棉的《糖》、《盐酸情人》都是这方面的标志性作品。她们高举欲望的大旗，赤裸裸地写性，器官、上床、高潮、尖叫等是她们作品中的关键词。这种写作虽然大胆地冲破了人性的禁区，直面肉身，正视欲望，写出了许多与性有关的独特体验，但是，她们过度地痴迷于性本身，为写性而写性，缺乏节制，缺乏收敛，更缺乏审美观照，致使作品失去了文学应有的美感。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上述两种写作倾向的出现而全盘否定文学世俗化的成就。客观而论，它的功是主要的，过是次要的，功大于过。而且，令人欣喜的是，有一批敏锐的作家，他们及时发现了文学世俗化的种种弊端，在顺应文学世俗化的同时，也开始了世俗文学化的探索。比如鬼子和东西，他们也客观冷静地描写社会现实，努力展现原生态般的生活况味，如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和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他们不再是简单地纪实，而是将理性之光照进了现实之中，让作品走出了社会化写作的纪实泥淖，既有形而下的感性描写，又有形而上的理性提升，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交融，从而强化了作品的文学性。再如迟子建和铁凝，她们也把性和欲望作为重要的写作对象，如迟子建的《逆行精灵》和铁凝的《麦秸垛》，这些作品都坦然地、正面地写到了性和欲望，可她们却刻意回避了性所带来的感官刺激，注重的是性给人们带来的情感体验，极力发现性本能中所蕴藏的美感心理，从而让作品走出了身体化写作的欲望深渊，达到了情感与美感的交融，极大地彰显了文学的无限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
（晓苏，武汉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祛魅与返魅：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世俗化向度
戴海光
“世俗化”在中国是一个与“政治化”相对的概念，其关注点为个体世俗生活与个人欲望，而非带有“集体”性质的民族国家及社会秩序。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世俗化思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愈演愈烈，这导致理想主义时代文学书写力求内容“宏大”、精神“崇高”的美学规范“祛魅”，文学“返魅”到自然状态，作家转向对凡人世俗生活的叙写。
一、祛魅：解构“崇高”
早在春秋时，孔子就提出了“兴、观、群、怨”的观点，这是对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功用的经典阐释。孔子的观点影响了后世的文学价值建构，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文学都肩负着教化职能，然而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变革，各种西方文化趁机输入中国，形成与既有文化形态话语相抗衡的格局，这样原有“一元”文化价值体系的话语权被削弱，西方话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在价值观念的转型期，文学价值话语诉求向度发生了变化。从新时期以来小说的价值诉求看，它呈现出明显的“去‘集体话语’而趋‘个人话语’”、“远‘崇高’而近‘鄙俗’”的价值祛魅倾向。
一是去“集体话语”而趋“个人话语”。强调文学“集体话语”的表达，是作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如五四“启蒙文学”、“十七年”文学及80年代初的“启蒙”文学，都表现出明显的“集体话语”特征。可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世俗化导致了“集体话语”叙事的大撤退，而具有“个人话语”特征的文学叙事则成为发展主流。“集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转变，使文学的艺术审美、思想价值表现出了新特征：作家们不再考虑文学的价值重构与宏大意义阐释的功能，文学回归到自然本体而更重视对“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这与“集体话语”时代文学的价值诉求是相悖的。如果说表现个体生命是具有“个人话语”性质的文学表现的一个维度，那么将传统文学中的“英雄”拉下神坛并赋予他们“常人”特征则是“个人话语”体现的另一个维度。大家知道，在政治革命意识高扬的年代，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具有“高大全”形象，而在世俗化时代的小说中，如葛翎（《大墙下的红玉兰》）、彭其（《将军吟》）、王公伯（《神圣的使命》）等英雄人物在面对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时，既有个人理想与集体理想斗争的痛苦，又有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的困惑。这祛除了英雄人物的“传奇”品格，使之还原成世俗化的凡人，这是文学去“英雄”化的体现。
二是远“崇高”而近“鄙俗”。优秀文学作品总能给人以震撼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源自文学“崇高”之美。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中，“崇高的特点不但是美，它的特点同样还是自己的特殊威力。崇高的范畴反映生活现象和艺术现象的这么一种内容，它使人感觉到高临在平庸和渺小之上，促使人去和卑鄙进行斗争”[1]。多少年来，正是作家们执着于对文学“崇高”之美的建构，才使作品在经历诸多风雨后，仍能给人以向上、向善的力量。然而，8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后，作家本应恪守的文学“崇高”传统，逐渐被抛弃，文学从整体上远离了“崇高”，滑入到“鄙俗”的艺术建构中。如在“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文学中，就呈现出很鲜明的解构“政治”神圣化倾向。如果说该倾向是解构“崇高”的个人尝试，那么“新写实”与王朔小说里表现出的消解“崇高”的实践则是作家们的“集体”行动。新写实小说没有将既有价值观念强加在人物之上，也无图解主流话语的意向，而以一种近乎“零度情感”的话语表达方式，对普通人的琐碎、庸俗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描绘。在王朔的小说中，作者在叙述中呈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狂欢姿态。可见，不管是新写实小说还是王朔的小说，它们都不再追求预设、虚妄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更强调活在现实的世俗人生，显然这与文学应坚守“崇高”的价值诉求是背道而驰的。而在新生代、新新人类的小说中，文学“崇高”之美更是被解构得体无完肤，文学不再关涉伦理、道德诉求，从而“叙事成为物质符号的堆砌……勾起消费欲望的商品……文本成了欲望无节制表演的场所”[2]。这些作品抹去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性、诗意性，以感官刺激、娱乐快感取代了文学的审美性、崇高性，表现出宣扬虚无、颓废的人生享乐思想的动机，这是作家解构“崇高”的极端表现。
二、返魅：回归日常
文学世俗化在当代中国经历了较长的演变过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世俗化作为一股思想潜流”[3]就初见端倪，作家们打破了“十七年”、“文革”文学的写作观念模式，开始重视凡人生活的描绘。这大致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作品表现出来。在《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中，作品叙写了卑微人物的悲剧人生，控诉了“左倾”错误给人造成的创伤。与“伤痕文学”相比，《李顺大造屋》、《人生》等“反思文学”作品虽然关注的仍是底层人物，但是已不再拘泥于对其苦难的呈现，而是从人性高度反思了苦难根源。《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些敢于担当的城乡改革者的形象，然而作者祛除了人物的“神性”光环，将他们视为有喜怒哀乐的凡人。如果说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作者们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回应的考虑而使世俗化表现程度欠深入，那么“寻根文学”和“市井小说”则代表了一种更深入的世俗化书写范式。在这些小说里，作者们刻画了一些底层农民、市民形象，描绘出一幅平淡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图景。
不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描绘出一幅幅个体生活图景，表达了个体世俗欲望的合法性，显示出从“集体”向“个体”之人转变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五四“人的文学”传统。然而这些作品是刚跳出政治藩篱的“新生儿”，其叙事话语还保留了政治意义指涉的痕迹。因此，还不能称它们为严格意义上的世俗化文学作品，只到新写实小说兴起，才标志着文学世俗化时代的真正到来。新写实小说是一种具有“艺术自觉”性质的小说形态。从视角看，新写实作家以“平视”视角与人物进行“对话”；从内容看，新写实小说热衷于描绘普通人的“原生态”生命形式和表达他们世俗的欲望。比如，池莉的小说“人生三部曲”再现了饱受酸甜苦辣又庸庸碌碌的底层市民生活，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叙写了售货员猫子、公交司机燕华等小市民的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诠释了“活在世俗当下”的人生主题。方方的《风景》里没有优美“风景”，只有一幅幅底层民众窘困不堪的生活“风景”。如果说池莉、方方的小说着眼于表现小市民的生活图景，那么刘震云的小说则将触角伸向了“单位”这个特殊场域，《单位》、《一地鸡毛》等小说描绘了单位复杂的权力生态及主人公小林不堪重负的生活镜像。
新写实小说再现了凡人的生活状态，叙述了小人物庸俗的人生体验。虽然这种表现方式解构了生活“诗意”，但是却迎合了欲望化社会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从而掀起了一股解构“崇高”、表现“世俗”的写作浪潮。这股浪潮也影响了其他作家的创作，王朔即是一个典型个案。其《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等小说，实现了“雅与俗、沉重与洒脱、愤世与玩世各种矛盾因素的有机融合”，使“一大批在现世生活的沉重而寻求解脱、玩得潇洒而渴望理解、玩世不恭却又满怀忧患的各色人等沉醉在他的文本世界中，在亵渎中寻求快乐”[4]，王朔以这种玩世不恭的写作态度用调侃、戏谑的语言展现了凡人的世俗生活，迎合了世俗文化消费心理，从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
不可否认，新写实小说与王朔的小说，都肯定了“世俗”的合理性。然而它们“没有为了肯定世俗而否定‘神圣’……对于世俗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对过去过于被强调的‘神圣’、‘终极’、‘净化’文学的一种矫枉过正而已”[5]。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介入，原有“一元”文化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式微，加之受“后现代”文化思潮蛊惑，新生代、新新人类作家改变了以往作家确立的文学“世俗化”的“路线图”，在小说中表现出去“世俗”而趋“鄙俗”的倾向，何顿的《生活无罪》、张旻的《情戒》、朱文的《我爱美元》、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及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棉棉的《啦啦啦》等小说即是这种倾向的体现。它们展示了底层普通市民卑琐的生活状态与异化的生命形式，特别是在卫慧、棉棉的小说中，满足或发泄欲望成了人物个体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从而“酒吧、迪厅、咖啡吧等成为他们纵情享乐的朝阳之地，浴缸、马桶、电话线旁等成为他们随时疯狂淫乱的温床”[6]。这种文学“鄙俗化”书写本已不堪入目，然而随着世俗化进程的推进，文学“鄙俗化”表达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诸如春树、木子美之流的“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的横空出世，则完全偏离了“身体写作”的初衷，致使文学滑入“鄙俗化”的深渊。
（戴海光，武汉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
“世俗化鲁迅”的得与失
禹权恒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世俗化思潮”在诸多社会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针对鲁迅研究而言，“世俗化思潮”堪称一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鲁迅研究的固有路径，鲁迅形象因此也遭遇了一种妖魔化改写。
1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刊登了王晓明等人对话形式的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正式开启了全国范围内“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论争序幕。《读书》、《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作家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或辟出专栏，或刊出连续性对话文章，围绕着“人文精神”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著名作家王蒙在1993年第1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极力支持王朔的“亵渎一切”、“躲避崇高”的文学主张，认为五四以来的作家都扮演了先知先觉的精英者形象，创作了一种神圣崇高的“救世文学”，而王朔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更是对“红卫兵精神”和“样板戏精神”的直接解构。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王蒙再次为王朔辩护，礼赞王朔小说痛恨那些“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用“佯狂”的方式“说出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道出了小人物的辛酸和不平之气”。王蒙认为，“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十分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7]这就直接引发了后来的“二王”（王蒙、王朔）和“二张”（张承志、张炜）之间围绕着“道德理想主义”的话题论争。
1998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刊发了由朱文发起、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一文。此时，朱文有意识地设计了“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在当代中国有无指导意义？”的问卷。针对上述问卷调查，新生代作家韩东、朱文、邱华栋、于坚、鲁羊、东西、刁斗等都一一进行了答复。最后，本次问卷统计结果显示：“98.2%的作家不以鲁迅为自己的写作楷模。91%的作家认为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无指导意义。3.6%认为有指导意义。5.4%不确定。”[8]可以看出，诸多新生代作家对鲁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挖苦和嘲讽。后来，人们把本次问卷调查称为“断裂事件”，并在中国当代文坛引起了热议。
1999年，葛红兵在《芙蓉》杂志上发表了酷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其根本意图在于从总体上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成就，史称“悼词事件”。“悼词”一一清算了鲁迅、郭沫若、巴金、冰心、丁玲、钱锺书等著名作家的精神人格，几乎全盘否定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巨大实绩，而鲁迅则成为葛红兵首先要扳倒的一块“大石头”。2000年第2期的《收获》杂志也重磅出击，开设“走进鲁迅”专栏，相继推出了林语堂写于60多年前的《悼鲁迅》、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等系列文章。其中，王朔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他在文中分别批评了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伤逝》、《一件小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等传统名作，认为鲁迅没有什么思想：“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晚年被苏联蒙了，以为那儿是王道乐土，向往了好一阵子，后来跟‘四条汉子’一接触，也发觉不是事儿。”[9]后来，文学史上把此次事件称为“收获风波”。2006年10月22日，网易网站的文学专栏上发表了朱大可的《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一文，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之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朱大可认为鲁迅在死前的七条遗言，展示了鲁迅极端的“仇恨政治学”观念，“毛语”和“鲁语”在后来的“胜利会师”，毛泽东和鲁迅的“仇恨政治学”同盟，成为极权主义与红卫兵话语的共同摇篮。当前，诸多民众之所以仍对鲁迅保持极度的忠诚和热爱，唯一的解释是，这个民族对于仇恨和暴力有着永无止境的热爱。这里，“倒鲁派”的许多过激言论得到部分文化人的随声附和，并在当代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们的笔下，鲁迅形象呈现出多副面孔，似乎变得越来越可憎，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和荣耀。
鲁迅形象在“世俗化思潮”的催生之下得以重构，即从“大鲁迅”向“小鲁迅”的趋势发展。换言之，在“世俗化思潮”的有效影响之下，鲁迅身上的各种政治迷信得以祛除，鲁迅研究正在从“集体化鲁迅”向“个体化鲁迅”的方向跨越。一言以蔽之，鲁迅之所以能够从“天上”回到“人间”，再逐渐向“鲁迅本体”靠拢，“世俗化思潮”自始至终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这明显是“世俗化思潮”对鲁迅研究的极大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玉石说：“反神圣的‘世俗化’的努力，‘解构’神圣的呐喊和抗争，为我们带来的渴望进一步破毁禁锢，要求思想解放这一点信息且不用说它，至少，它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声音里，即使不能让我们换一种视角和思维去看鲁迅、思考鲁迅，也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一些‘冷却剂’，让我们反思自己，以利前行。”[10]
首先，我认为，“世俗化鲁迅”使“文革”时期被扭曲、被利用、被异化的鲁迅形象逐渐显现出本来面目，神化的鲁迅被“祛魅”，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回到鲁迅那里去”。我们知道，在原来的许多文学史叙述中，为了突出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毛泽东等政治权威把鲁迅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阐释体系之中，无条件地对鲁迅形象加以政治改造。此时，鲁迅思想于中国革命有利的东西被大肆渲染，而对中国革命不利的方面却被任意肢解，甚至遭遇一种完全回避的态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体系框架之中，鲁迅被塑造成“左翼文艺运动的领袖”、“新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等光辉形象。所以，汪晖说：“鲁迅形象是被中国革命领袖作为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从基本的方面说，那以后鲁迅研究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完善和丰富这一新文化权威的形象，其结果是政治权威对于相应的意识形态权威的要求成为鲁迅研究的最高结论，鲁迅研究本身，不管他的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就具有了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11]实际上，这些神圣光环看似荣耀无限，实则正是鲁迅的可悲之处。在红色意识形态的压制之下，作为“个体化鲁迅”的鲜活形象被淹没在“集体化鲁迅”的洪流之中，以至于沦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一言以蔽之，“世俗化鲁迅”对于认识本真鲁迅、深化鲁迅研究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其次，“世俗化鲁迅”反映了新时期以来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趋向，预示着批评言论空间日益宽容和自由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形成。只有在不断的争鸣和对话过程中，才有可能澄清各种认识迷雾，“鲁迅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地得以提高和完善。因此，我们也要对“倒鲁派”的文章给予辩证地看待，而不是全盘否定。不可否认，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史甚至现代革命史上都是一个标志性人物，这是其他任何现代作家不可比拟的。但是，早期的政治化阐释模式已经使鲁迅研究偏离了正常发展轨道，这一学科的鲜活生机几乎丧失殆尽。倘若不及时打破现有的研究僵局，鲁迅研究注定是没有任何希望可言的。此时，“世俗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可谓恰逢其时，给鲁迅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作为鲁迅研究领域的力作，1985年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出版，标志着鲁迅研究实现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王富仁摆脱了早期“政治革命”的阐释框架，开始把鲁迅研究纳入到“思想革命”的逻辑体系之内，部分地扭转了鲁迅研究的固有路径。后来，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汪晖的《反抗绝望》、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等著作相继问世，预示着鲁迅研究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期。在“世俗化思潮”的传播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肆意颠覆或者妖魔化鲁迅的非理性倾向，但是作为对早期单一政治化阐释模式的一种反拨，“世俗化鲁迅”的现实价值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然而，一个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是：在“世俗化鲁迅”的塑造过程中，许多文学批评家出于不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诉求，他们对鲁迅进行了非理性的解读，严重亵渎了鲁迅的精神人格，极大地歪曲了鲁迅的本真形象。大致来讲，他们在评价鲁迅的过程中存在着下列弊病：
第一，完全凭借个人喜好对鲁迅妄加论断，缺乏一种基本科学的理论根据，学理性较差。比如，王朔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在《我看鲁迅》一文中，王朔认为鲁迅单靠许多杂文和短篇小说是不配称为作家的，因为他一生都没有能够创作出任何一部长篇小说，而长篇小说才是衡量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价值尺度。后来，冯骥才也基本持同种观点。不仅如此，他还认定鲁迅缺乏一种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没有值得人们过度推崇的哲学思想，根本够不上一个思想家的称谓。因此，在王朔看来，鲁迅既不是作家，也不是思想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愤世嫉俗者。这些观点可谓没有任何立论依据，其逻辑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二，故意制造文坛噱头，以博取虚名薄利。葛红兵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作。他主要分作家、作品、大结局三个维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了肆意解构，严重颠覆了许多主流作家在文坛上的突出贡献。为了达到自己预设的批评目的，葛红兵首先把鲁迅置于道德审判的制高点上，进行肆意谩骂和攻击。首先，他认为人们过度拔高了鲁迅早期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幻灯片事件”的历史意义。与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家的爱国行为相比，鲁迅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行为，就是一种懦弱和不爱国的表现；其次，葛红兵认为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原因在于鲁迅的医学成绩很差，而且医学笔记还经常被藤野先生改得面目全非。言外之意在于，鲁迅根本就不会做课堂笔记；再次，葛红兵还断定鲁迅表面上是“个人自由主义”者，实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压迫自己的正室妻子朱安，具有性压抑的明显倾向。这些观点完全是葛红兵的一种主观臆想，缺乏基本的历史思考，在文学批评界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
第三，企图矫枉过正，实则南辕北辙，严重地干扰了读者的认识判断能力。比如，许多新生代作家在回答朱文设计的问卷调查时，就切实体现了此种倾向。韩东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化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够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却无教育意义。”朱文说：“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有的作家甚至认为，“鲁迅对当代文学的指导意义多数是负面上的，是幌子和招牌的意义，鲁迅被人利用了来制造文学垃圾”[12]。倘若认真思考一下这些偏激之辞，其实并不是他们缺乏一种最基本的科学判断能力，而是在故意制造惊人之语，从而达到吸引人们眼球的批评目的。总之，在“世俗化思潮”的极大刺激之下，许多批评家对鲁迅形象的塑造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一方面，这可以看作“世俗化思潮”本身的内部病相之一，因为“世俗化鲁迅”是对“政治化鲁迅”的一种过度纠偏，在急于摆脱原来的政治阐释模式的过程中，许多批评家往往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也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会出现的一种乱象；另一方面，部分批评家在从事文学批评之时，由于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严重困扰，他们会故意制造文坛噱头，从而达到一种不可告人的批评目的，这也就丧失了一个职业批评家最宝贵的道德操守。
（禹权恒，武汉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
当下文学批评的世俗化倾向
任 毅
世俗化思潮不仅影响到创作，也影响了文学批评。世俗化文学思潮对批评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反对政治至上，拓展了批评者的个人权利意识，对“十七年”和“文革”文艺批评史具有反拨功能，对现实有一种追求朴实和平凡的冲动。在相对削弱批评家话语权力的同时，扩大了一般读者的主体性，体现了时代的民主精神，推动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文学批评的世俗化主要呈现为方法的多样化与批评群体分流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以批判的立场吸取和借鉴西方文论思想，不断凸显文学的审美性与主体性，纠正以往极“左”的文学思想。西方文学理论蜂拥而入，唯美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现代性理论、新历史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等，凡在西方曾经产生影响的批评流派无一例外地进入中国批评家的视野。这些理论促使理论界摆脱了僵化的理论体系，开阔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批评成果也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在短短20年时间里，中国批评界把西方百余年的理论成果演绎了一遍，迎来了继五四之后又一个方法论空前繁荣的文学自觉时代。
伴随着社会的逐步转型，文学批评群体开始分化为意识形态批评、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等。批评群体的分化表明当代文学批评正向批评的民主性和学术的自由性方向发展，突破了过去政党路线、主流意识、政治标准的批评模式，形成了相对繁荣的“百花争艳，百家争鸣”的文艺图景。在艺术市场化与批评边缘化的同时，却又恢复了文学批评的本真价值。这一时期，当代文学批评家基本捍卫了文学的艺术标准。
韦勒克和沃伦认为，文学批评是沟通文学理论、文学史的中介。“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13]负责任的批评家，担负着对批评对象进行价值评判的任务，这种判断应该建立在批评家的文艺理论素养和对中外文学史的认知基础之上。真正的艺术家对作家、作品、思潮做出的判断，绝不是基于人际关系的亲疏、名声功利的利弊，而是经过认真的理论分析和与文学史大量经典作品比较之后才做出的学理论断，应该是相对客观的、经得起创作实践检验的价值存在。然而，当下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很快迷失在20世纪末以来的市场化与世俗化浪潮中，引发了批评界出现大量的消极现象。
一是媚俗批评，哗众取宠。这种批评迎合部分市民的低级趣味，为了满足甚至鼓励低层次的读者追求感官刺激，把格调低下的网络写手捧为文学大师、先锋作家、民意代表、新锐作家、美女作家等，而对真正严肃的纯文学作家作品却少关注，甚至蔑视嘲讽，还要美其名曰遵从读者的意见，文艺批评实际沦为所谓的大众民意测验。这种批评由于放弃了纯正的文艺标准，往往变成“媚俗秀”，终将受到真正文学家的唾弃。正如钱锺书所指出的：“文学非政治选举，岂以感人之多寡为断，亦视能感之度，所感之人耳。”[14]
二是专门批判中国近百年来的大家名作，以挑刺的眼光开列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钱锺书、王蒙、贾平凹等名家的毛病，批评知名作家博取大众的惊奇与关注。90年代中期“非鲁运动”中，葛红兵等人以诙谐的语言嘲讽鲁迅，王朔更是戏称其为“这块老石头”，鲁迅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甚至叫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鲁迅不是“正经作家”，“仅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脚的，没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15]。郭沫若、茅盾、老舍、金庸等人也先后成了他们戏谑贬损的对象。这引起了许多有良知的严肃作家、批评家的反击。回顾这股思潮可以看出，这种哗众取宠的文学批评以主观臆断颠覆经典名家，其实都是为了达到自我炒作的目的，学理价值极少。
三是追名逐利，“捧评”、“棒杀”。这类批评放弃文艺批评的艺术标准，顺从私人利益，盲目推高作家地位，对其作品无原则地吹捧，把“精品”、“巨作”、“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杰作”等桂冠廉价奉上。甚至拉帮结伙，搞小圈子，江湖习气，党同伐异，互相抚摩，相互鼓吹，为商业利润摇旗呐喊，也有作家、出版商操纵媒体，甚至勾结不良媒体，制造世俗卖点，欺骗广大读者。当然，受众的消遣娱乐、文化消费性的阅读需求也直接影响到图书市场的销量，文学创作的“媚俗化”、对作家作品过度包装、利用传媒大肆炒作，日渐成为作家、出版商、广告商赢得读者、谋求最大利润而普遍采用的策略。例如对“后现代主义”、“后新时期文学”、“新写实”、“新状态”、“新官场小说”等诸如此类的文学命名，很大程度上是文学“从业者”们为争夺市场空间或试图重获“话语权”的手段和途径。尽管这种做法被斥为“乱贴标签”，是不甘寂寞的批评家为“制造出新的舆论热点”而向社会发出的“古怪的信号”，但事实上，经由文学“命名”的包装，一些作家作品确实吸引了读者的“点击量”和学者的“眼球”，于是作家“火了”，作品也就跻身于“畅销书”排行榜。如1998年前后《小说界》和《作家》杂志对卫慧、棉棉、朱文颖等“70年代出生”的“美女作家”的包装、炒作[16]，还有近年来“韩寒神话”、“新红颜写作”现象，都是极为典型的市场运作案例。
四是自命精英，话语狂欢。这类批评者往往假借“创造”一种新的批评理论方法等方式，使自己如愿获得批评家或学者专家的身份认同，又以专家访谈、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和作品研讨会的形式巩固其学术威权。他们的批评文本不是为了最终有助于批评对象，而是为了验证自命的或西方的某种学术命题或学理框架，忽略了文学批评与评论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文学批评不过是一次西方理论的东方验证，或者是一场自说自话的饶舌游戏。尤其在当前市场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加入到国际性文学批评话语的游戏之中，极易成为文坛批评的时髦话题。但它忽视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现象的真实关系，忽略了本土文化的接受能力，因此也就引起了作家的反感与拒绝。正如韩东所说，“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17]，因而它对推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
与世俗化的批评乱象伴生的，是当下文学批评的“价值迷失”。这种价值迷失首先是学术价值的迷失，其次是“文学价值的迷失”，当然还包括“批评价值的迷失”[18]。正是这三重价值的迷失，最终导致了批评的功利化与世俗化倾向。世俗化思潮对学术的冲击，与社会价值判断的功利化、实用化相互关联，学术在一些批评家手中变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最终导致了学术批评的势利与世俗。所谓“文学价值的迷失”是指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深入赏析判断能力的缺乏。批评家需要有自己的批评标准和审美趣味，但这种审美趣味必须建立在“文学内涵与艺术性”基础上；同时，还要有大量经典作品的阅读体验和丰富的中外文学史认知。批评家一旦对某部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那就意味着这部作品经过了批评家认真的分析审视，经过了与他阅读过的大量经典作品的比较考量，而非主观臆断、信口雌黄。当下文艺批评界恰恰在这两方面都陷入了误区：一方面，食洋不化的“方法论”频繁更迭使他们的文学标准“时尚化”；另一方面，批评家在阅读经典、文学史知识方面存在严重欠缺。文学价值观的游离和中外文学史认知的缺乏最终导致了文学批评标准的迷失。“批评价值的迷失”则侧重于文学批评标准的混乱，文学评价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非坚持文学评判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判断。批评的价值尺度因为大众媒体、出版发行商、传播途径、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加入，日益世俗化、多元化、模糊化。
当代文学批评中，“捧评”、“棒杀”现象十分严重。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批评方式，都与世俗化的批评心态有关。“捧评”者碍于学缘、团伙、局部利益，尽说好话；“棒杀”者则激情武断，放弃了学理标准。两者都可能是对文学的“过度阐释”，或者“世俗化误读”。他们关注的不是“文学”，而是批评家个人的利害得失。当代文坛每年都要召开成百的作家作品研讨会，大多数是由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司、作家所在省市地方文联或作协，甚至作家个人组织举办的。这种讨论会上的发言多变质为“红包批评”或“关系批评”，批评家在这样的场合中碍于人情往往不愿或不敢讲出真话。非常重要的是，批评家要养成独立健全的学术人格，不依从于研究对象外的社会利益关系，自觉抵制大众媒体、商业炒作、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诱惑和压力。真正的批评家，不应该在乎自己的批评是否合乎世俗人情私利、能否公开发表、是否会引发掌声共鸣，他们关注的只应是作品的“文学性”和创新价值。自己的评判应该有助于文学史对文学批评的检视与建构。
当下文学批评界有足够的理由抱怨形成上述问题的客观条件，如学术制度、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等等，这些的确是制约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批评家们更应该反思自身的悖论：一方面想担负起学术研究与文学评判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又拒绝付出讲真话求真理的代价，这种代价仅仅关系到个人名利。由此，批评家自身的学术道义和价值标准成为关注的要点，这其中弥漫着一种迎合世俗趣味和功利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他们从事文学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仅仅为了文学之外的个人或团伙名利。这种旗帜和实践的背离，成为钳制当下文学批评良性发展的根本原因。
新时期以来，批评家们开展了无数次的文学命名：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生代、新写实小说、新状态文学、新都市文学、新体验文学、新新人类、现实主义冲击波、下半身写作、70后写作、80后写作……“新”的未必是好的，它需要批评家按照文学价值标准去判断，而不是对每每出现的“新”现象给予及时的喝彩。这种现象背后隐含着批评价值的迷失：在短短几年内，同一批评家刚高呼“改革文学”，转身又倡导起“先锋派小说”，几年后又成了“新体验文学”的吹鼓手，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惊奇，可是同一批评家在这么短时间内先后倡导的这三种文学在审美特征上并不具备内在的统一性和发展关联性，有些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种批评家秉持的文学价值和批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真是什么时尚喊什么，完全没有自己的学术坚持和批评准则。
文学批评家要切实履行文学话语与意义生产的“督察”职责，应避免因为利益关系而使批评沦为令人作呕的“软广告”，要敢于“向那些俗不可耐的煽情之作出示黄牌”[19]。文学读者也要提高文艺审美品位，自觉抵制文学的庸俗趣味；作家更要恪守灵魂艺术铸造师的创作操守，自觉践行“积极的写作”，“帮助人把自己从兽性的桎梏和野蛮的深渊中解放出来，教会人懂得优雅、得体、高贵和尊严的意义，而不是蛊惑、纵容人沉溺于极度自私的道德放纵和精神堕落”[20]。
韦勒克和沃伦说过，文学理论、文学史对文学批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学批评必须超越单凭个人好恶的最主观的判断。一个批评家倘若满足于无视所有文学史上的关系，便会常常发生判断的错误。他将会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创新的，哪些是师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历史上的情况，他将常常误解许多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批评家缺乏或全然不懂文学史知识，便很可能马马虎虎，瞎蒙乱猜，或者沾沾自喜于描述自己‘在名著中的历险记’”[21]。文学批评既不是为了判断而判断，也不是为了验证某种理论而发生，而是需要在文本细读基础上发现新的文学创新特质，就像巴赫金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等形成独特的现代叙事学的“复调理论”一样，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这就要求文学批评家必须坚守文学批评标准，在充分消化前人理论方法的同时，融合古今中外的文学遗产，最终形成富有独创性的中国式文学批评方法。社会在进步，随着批评家的学术自觉，学术环境净化，批评理性回归，学术评价机制、匿名审稿制度的完善，当代文艺批评定会取得新的价值认可。
（任毅，武汉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