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炮火的轰鸣，中华民族神圣的全民族抗战开始了。事变当晚，潘汉年电话通知夏衍，要他向各救亡团体传达国共合作、联合抗战的新精神。7月15日，在上海剧作者协会全体会议上，夏衍代表“文委”提议将上海剧作者协会扩大为全国性的中国剧作者协会，以团结更多的剧作家抗日，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协会还决定推举夏衍、张庚、于伶、洪深等十八人用集体创作的方式写作一部抗战戏剧《卢沟桥》，夏衍的任务是汇总，将每一场戏进行加工、润色和衔接。三天后，剧本完成了初稿，第五天便付印。剧本共三幕，总名为《保卫卢沟桥》，分为三个独幕剧：暴风雨的前夕、卢沟桥是我们的坟墓、全民的抗战。业余实验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四十年代剧社等演出团体争相演出，洪深、唐槐秋、金山等十九人被推举为导演团成员，上海各剧团、电影公司近千人承担演出及剧务工作。8月7日，《保卫卢沟桥》首演于南市蓬莱大戏院，抗战戏剧的序幕拉开了。
参与完《保卫卢沟桥》的创作，夏衍的心情依旧不能平静。恰于此时，二十九路军夺回丰台、克复廊坊，听到广播里传来的战场捷报，夏衍连夜创作了短剧《七二八的那一天》。这是个广播剧形式的作品，通过一个小纸烟店里发生的故事表达了人民大众同仇敌忾的情绪。小小的纸烟店，原本平平静静，突然间热闹非凡，因为广播里传出了东洋人被打败的消息。夏衍借播音员之口点明了该剧的主题：“东方的睡狮已经醒啦！我们已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我们已经准备用我们的血肉，来保障我们的国土。”剧作在播音员鼓动大家为抗战出力、出钱中结束，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部抗战报告剧，很具鼓动性，其素描勾勒的手法也很别致。自然，那是应时而做的作品，时过境迁后它便渐渐为人所淡忘。
《保卫卢沟桥》演出后，上海已经成为抗战的大战场。那时，宋之的、马彦祥、洪深等提出了一个建议：组织战时移动演剧队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倡议很快获得了戏剧界、电影界和音乐界的支持。在洪深、金山的积极努力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很快成立了，其他几个演剧队也先后组成奔赴各战区，夏衍与于伶等由始至终指导了这一工作。在此期间，郭沫若北伐时的旧友、国民党政府派驻上海前线的兵团总司令陈诚找到他，要求他组织三个战地服务队到部队进行宣传服务。郭沫若找来潘汉年、夏衍商讨方案，但夏衍却已无暇顾及此事，他被另一项工作缠住了，那便是创办《救亡日报》。
抗战刚刚爆发不久，夏衍便在潘汉年的引见下认识了周恩来。会面时周恩来指示：“文委”要解散，夏衍重点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因为夏衍曾经作过国民党驻日支部的常委，与国民党内部的人接触较多，适合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对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做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之后，郭沫若回国，担任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向他及夏衍二人传达了周恩来的口信，即创办《救亡日报》。由于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不能在上海出版，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便决定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出面，办一张有国民党人参加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经过与国民党方面负责上海宣传工作的潘公展谈判，决定双方各出五百元作为开办经费，由郭沫若任《救亡日报》社长，夏衍与樊仲云任总编辑。樊仲云是暨南大学的教授，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与《救亡日报》，但他只是挂名，实际的编辑权控制在夏衍手里。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面世，夏衍的办报生涯也便开始了。
《救亡日报》为四开小报，它以“团结、抗战、救亡”为办报方针，报纸不登国民党一手控制的中央社发的消息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不登广告，以发表特写、评论、实际采访和文艺作品为主，试图从各方面报道上海军民抗战事迹以鼓舞民志。与上海的其他大报纸相比，《救亡日报》的销路并不很广，但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报社只有两名专业记者，人员不支薪水，稿件多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成员供给，写稿亦不取稿费，何香凝、宋庆龄、邹韬奋、郑振铎等各界人士都踊跃献稿。总编辑夏衍更是义不容辞，《始信人间有铁军——张向华将军会见记》、《咱们要反攻》、《哀悼之辞》等文章纷纷问世，且形式各异，有特写，有播音剧，有独幕剧。尽管形式有别，其主题是一致的，即鼓励民心、服务抗战。11月上旬，上海被日军两面包围，沦陷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夏衍挥笔写下了《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以表达“人心不死，人们将在铁与火与血中不屈抗战”的信念：
枪炮声疏落了。人们耸着耳朵，静听着，这声音轰毁了瑰丽的大上海，夺去了上海人脸上的笑，但是，在今天，在今天，他们却对这声音感到留恋了！
啊，到明天，这声音不再能听见了！声音很低，很惨！
……
夜色浓起来，黑了，路上的人疏落了，上海，紧张了三个月的都市，此刻表面上像一个濒死的人，每分每秒钟地在减少他的活气。他的面目变了，但是他的心，他的脉，——在跳跃中冲击。
11月21日，上海沦陷。当天《救亡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宣布该报暂时撤离上海，不过他以诗人的激情预言道：“我们只是和你们暂别，上海克复之日，即本报和读者再见之日。”夏衍亦于这一天写了《告别上海读者书》的社论。郭沫若一行先期撤离上海，夏衍则留下做善后工作，就在这段时间，他帮助姜椿芳、梅益等人办了一张《译报》，该报专门翻译外国报纸和通讯社播发的有关中国抗战的消息，述而不作，是上海沦陷后唯一的一张中文报纸，但很快被工部局停刊。12月15日，夏衍也别妇抛雏，离开上海。他先与潘汉年同船抵达香港，同刚从武汉开会回来的廖承志接上头，了解周恩来对《救亡日报》复刊工作的指示。指示强调《救亡日报》必须争取公开合法，同时兼顾国内外抗日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及党员的上下联系、组织事宜。复刊得到了粤系将领余汉谋的支持并由他赞助了一笔经费，因而《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恢复出版。但是恰于此时，郭沫若接到陈诚的电报，邀他速去武汉，于是《救亡日报》的领导工作便压在了夏衍一个人的肩上。
复刊后的《救亡日报》社址在长寿东路一幢三层单开间的楼房里，设有发行部、编辑部，报社增加了几个广东籍的人以便于开展工作，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等也充当了义务记者。为了工作，夏衍就居住在离报社不远的上九东路。不过，报上所发文章长文过多，又偏重于理论，新闻性也不够，内容上比之上海阶段也无大的变化，因而销路依然不广，经济只能勉强维持。待报社事务日渐走上正轨之后，夏衍于4月份有了武汉之行，那次旅行的见闻，便成为系列文章《粤汉途中》的材料。“沿线的村庄，大部分被炸毁了，触目的全是焦瓦和残垣，远远的裹在林子里的三五户的村落，无瞄准的炸弹是决不会光顾的，可是这一切平和的家屋，百姓，牲畜，全被无聊而残忍的轰炸所摧毁了。”夏衍此次去武汉，意在向周恩来、郭沫若汇报《救亡日报》在广州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在昙花林第三厅会见了夏衍。在会谈中周恩来重申《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与《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都不一样，要在团结、抗日的总方针下把它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都能接受的报纸，重要的是要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愿意讲而《新华日报》又不便讲的话。周恩来建议他学习邹韬奋办《大众生活》杂志的经验，可以把报纸办得通俗一些，力求精辟动人。会谈还涉及救亡演剧队的去向问题。作为上海文协的民间团体，救亡演剧队在国民党区域活动很不方便，有的队甚至有被解散的危险，因为郭沫若当时已经担任第三厅厅长，周恩来指示他可以把这些演剧队改组为第三厅直属的抗敌演剧队，让演剧队有一块政治部第三厅的招牌。会见结束后，夏衍又匆匆返回广州，不久，便发生了灾难性的“六·六”大轰炸，由于敌机是毫无目的的狂轰滥炸，广州民众死伤惨重，诸种惨状在其《广州在轰炸中》有详尽的描述：
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号哭着的失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运货汽车上的一列列的白木棺材，残砖碎瓦，倒坏了烧毁了的民房，炸弹片，一排排的用芦席盖着的尸首，和由红变褐、由褐变黑了的血迹！晚风吹过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气和血腥！
文章对日寇于1938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对广州实行的为时十多天的密集性轰炸进行了控诉，其中还引用了香港一家英文报纸记者所写的一段见闻，通篇的格调是沉痛的，愤怒的：
我是一向怕看死人，怕看人血的，可是现在，我能够在尸场慢慢地走，我能够踏过那涂满了街道的‘血路’了，不踏同胞的血，是不能通过罹灾区域的！残酷吗？不，这是感觉的麻痹，这是对于恐怖的感受的疲劳和饱和！
对于恐怖已经疲劳和饱和，那么剩下的便只是沉着战斗、不屈反抗，武器是笔、纸和文章，是不能遏止的言论。至于阵地，除了《救亡日报》之外，还有戏剧这个大舞台。1938年9月，夏衍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多幕戏《一年间》诞生。
关于《一年间》的写作缘起，有两个小插曲。一是1938年8月底，《救亡日报》举行了周年纪念招待读者的茶会，茶会上一个热爱戏剧的青年人说抗战时期大家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能写剧本的应该贡献剧本，期望夏衍能出新作。偏巧此时田汉从武汉发来电报说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决定以1938年的双十节为中国第一届戏剧节，要夏衍转告广州的戏剧界在这一天举行一次大的公演，当夏衍向戏剧界人士传达这一消息时，他们也便趁机要求他提供剧本，因戏剧节将至，所以规定他9月20日前完稿。
《一年间》描述了旧式爱国乡绅刘爱庐一家抗战爆发一年之间的遭遇及心态转变。戏剧开始于刘家独子空军飞行员瑞春的新婚大喜，突然部队紧急命令瑞春归队参战。此后的一年间刘家过着辗转流离的难民生活，对抗战不免失去了信心。但结尾时正是“八一三”抗战周年那一天，中国空军又飞临上空杀敌，新妇艾珍也产下一婴儿。主人公刘爱庐是一个受过旧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明的普通绅士，在爱国抗日这一点上，他绝不含糊：送子归队、怒斥汉奸侄子，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他不是英雄，却有着英雄的光辉。但夏衍并不因此便让他全身闪耀着神圣的光芒，而是赋予了他更多的人性色彩。在瑞春将走之时，他说：“我不留你！可是，你娶了亲了，你得跟你的新妇商量。今天是结婚的晚上，你不能太伤了她的心！”简短的话语中，一个明大义而又通情理的父亲形象便跃然纸上。与刘爱庐相映衬的是其女婿于明扬，一个来自东北沦陷区的忧郁的知识分子，对抗战持悲观与怀疑态度，不过后来有所改变。对于这些非英雄的人物，夏衍说：
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内，他们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但是，从他们祖先时代就束缚了他们的生活样式、思想方法，是如何的难以摆脱啊！
意识到这一点，夏衍并不急于将他们身上的弱点去除，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些人物放到一个可能改变、必须改变，但是一定要从苦难的现实生活中才能逐渐改变的环境里，用力去压抑、鞭挞他们，从而昭示：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考验着每一个人，人们在战争中丢弃旧我、走向新生。由此，该剧的主题便自然显示，即“提高抗战必胜心，抨击悲观主义，和从社会任何一角的现实事象，来描写旧时代的变质与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成长。”
《一年间》对抗战戏剧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扩大了题材的表现领域，正如当时人的评论所说“以往的抗战剧所犯的毛病都在宣传的色彩太浓郁。在强调和夸张之下，使人看了仿佛是远离现实生活——这样便不容易收到宣传的效果，《一年间》却比以往的抗战剧进化了，它能与现实生活更进一步地携着手。——戏剧题材的质的领域扩大了……本来抗战并不专描写打仗，打游击，它的题材应该越多样性越好。”在艺术表现上，《一年间》也独具特色，李健吾评价夏衍“依然慎重将事，他不夸张他的情绪，一切依据人情，不求过分，不作无益的呐喊。我们很少从对话发见几句演说，它们忠实于性格，忠实于环境，同时，语语恰切，属于生活，因而也就如出肺腑，属于我们寻常然而英勇的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健吾称《一年间》为“八一三”以来戏剧中最有光辉的剧本，而夏衍本人也由此树立起平静然而有为的现实主义风格。不过《一年间》终究是急就篇，它原本有可能被雕琢成精品，但终于没能够，因而只能是属于某个特定时期的“最有光辉的剧本”。
由于广州沦陷在即，《一年间》的排演便被耽搁了，直到1939年4月为了给《救亡日报》筹集资金，它才得以上演。当时由郭沫若、阳翰笙发起组织了“旅渝剧人为《救亡日报》筹募基金联合公演演出委员会”，重庆戏剧界的精英分子对这次公演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导演团成员包括宋之的、沈西苓、凌鹤、章泯和应云卫，沈西苓为执行导演，演员阵容更为强大，白杨、吴茵、秦怡、苏绣文、赵丹、施超等全部出动。公演于4月12日至14进行，轰动一时。在此期间，桂林文化界也因为《救亡日报》筹募基金而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义演，演出剧目也是《一年间》。桂林的演出由时任广西大学教授的焦菊隐任执行导演，夏衍与田汉、马彦祥、孙师毅为导演，演出用普通话、粤语、桂语三种语言进行，设有四个剧组，来自广西国防艺术剧社、抗敌演剧队及香港和报社内部的演员共达六十多人参加了演出，广西的军政要人李宗仁、白崇禧、梁寒操、程思远与苏联顾问都前去捧场，演出九场，观众达万余人。桂林、重庆两次义演《一年间》，所筹款额在一万七千元以上，创造了抗战期间的票房记录。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夏衍写下“忍着眼泪和广州的市民暂别”的告别词，带领《救亡日报》人员撤离了曾经留居过他们的广州，临行前他将一张大轰炸时一群童尸的照片贴在墙上，旁边用日文写道：“这是日本空军的战绩！你们也是有父母妻子的人，看了这张照片有什么感想？为着人道，打倒使中日人民陷于不幸的日本法西斯军阀！”此后，夏衍一行经肇庆、梧州、柳州，长途跋涉了半个月，于11月7日到达桂林，开始了新的办报、宣传救亡工作。
就在广州沦陷前的一个月，夏衍还曾创作了一部独幕戏《赎罪》。与夏衍其他的剧作相似，该剧仍然为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作，意在反映战时的社会现状，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剧作情节很简单：某县城的职员梁凌生，在县城即将沦陷、一片混乱之际席卷两万公款潜逃回家乡广州，买房、娶妻，靠发国难财过起了舒服的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旧日好友来家中作客，梁凌生怕面对过去的真相，因而举止大大反常。妻子再三追问，他吐露真情，二人全都陷入痛苦中。恰逢此时，读中学的小妹回来向二人宣传为抗战捐献，二人茅塞顿开，将所有钱财捐献出去，以赎心灵之罪。剧本的主题极鲜明：以民族的抗战洗刷心灵的污点，在民族的复兴中获得个人的再生。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它得以顺利复刊与桂林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相关。作为桂系军阀的大本营，桂林的地方实力派自然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他们并不甘心久居蒋介石之下，趁着抗战时局动荡，正有机会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他们摆出了开明、民主的姿态拉拢各界人士，因此当时桂林的文化氛围还是比较宽松的，加之大后方环境相对安稳，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文化名人，李四光、茅盾、胡愈之、廖沫沙、欧阳予倩、胡风等纷纷来此，使其成为一个战时的文化城。对于夏衍及《救亡日报》的到来，李宗仁、白崇禧也表现出了容纳的姿态，毕竟《救亡日报》打着国共两党合办的旗帜。当然，桂林并非净土一块，而是派系林立、群雄割据，各霸一方。就宣传、新闻舆论阵地而言，桂系控制着整体的局面，他们掌握的《广西日报》以中立姿态自居。这之外还有孙科的太子派、宋美龄的夫人派在活动，CC派掌握着中央社和新闻检查所，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扫荡报》分社则是臭名昭著的反动宣传阵地。《救亡日报》想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生存，不讲究点策略是不行的，为此，夏衍采取了“各个出击、分别对待”的方案。刚到桂林之初，他便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的建议下拜访了广西省省长黄旭初和广西文化教育界元老李任仁，取得当地政府的谅解并与当局控制下的《广西日报》理顺关系；《大公报》由爱国民主人士王文彬主持，相互间都比较坦诚相待。中央社分社和《扫荡报》分社虽是顽固的反动阵地，但其内部也有可利用的力量，比如《扫荡报》总编辑钟期森便一直对《救亡日报》持友善的态度。秉承周恩来抓好统战工作的指示，夏衍周旋于桂林的政治界、文化界、新闻界，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广西建设委员会”、记者公会、中苏文化协会，诸种组织中，都有他频繁活动的身影。
当然，夏衍更重要的任务是办好《救亡日报》，巩固好这个堡垒，为此他建立了“每日评报”的制度。当时在《救亡日报》任编辑工作的华嘉回忆说：“每天早晨，夏衍很早就起来，他手里拿着个陶瓷小茶壶，泡一壶龙井，放到嘴里撮一口，走几步，老是问：出报了没有？报纸送出了没有？那时候办报很重要的一条是抢早出版，使大家在上班前能看到报纸，这是关系到报纸的销售份数是否增加的关键。只要张骏华（交通——笔者注）的单车铃声一响，夏衍就赶快去拿一份报纸来坐下细看，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拿一支毛笔蘸着红墨水，勾勾画画，连一个错字也不放过，还在旁边批批点点，提出无数问题，然后贴在墙壁上让大家一起来评报。这种群众性的评报，在《救亡日报》是老传统，天天如是，月月如是，都是自动自觉的。”《救亡日报》在群众评报这项工作上是没有上下之分的，人人都习惯这样做。在报纸版面、栏目上，夏衍也做了相当的调整。报纸开辟了“当天大事简编”栏，夏衍本人坚持每天写一篇不超过一千二百字的社论，就国际大事、抗战形势，乃至于社会生活、民俗民风等发表见解。他们还在报上办了一个“资料室”，针对一些新闻稿中读者不熟悉的事件、人物、风俗等刊登“本报资料室特稿”，此外也利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关系约请桂林、香港等地的各界名流撰稿，以“本报特稿”的名义发出。针对此前报纸理论性文章多、篇幅长的弊端，夏衍革新文风，力求通俗、简洁，他甚至规定各类文章包括社论在内都不许超过一千二百字。“今日话题”栏目曾经登过这样一则消息：“香港政府规定马匹负重不得超过一五二磅，可是码头工人却未被规定。”篇幅如此之短，也不加任何评论，却胜似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可以说，夏衍日后在香港办《华商报》和在重庆办《新华日报》副刊，都承继着《救亡日报》时的风格。经过改革，《救亡日报》由单纯面向知识分子群体的报纸转变成为普通百姓也能接受的新闻读物，同时因报纸的发行、管理方面也都有了改进，因而销路大大增加。至1940年5-6月间，《救亡日报》从发行两千份增加到三、五千份，发行区域扩大到了湖南、江西、广东、四川，乃至香港、南洋一带，以后报纸发行数目又突破了八千份大关，被同业认为是战时报界的奇迹。《救亡日报》还办有一个印刷厂——建国印刷厂，厂址设在离桂林十余里的白面山，夏衍平日多在桂林城里，每隔十天去一次印刷厂，召开编辑部会议，检查编报情况，有时也在那里学习排字和拼版。继办印刷厂后，《救亡日报》社又开拓副业，基本做到了收支平衡，还略有盈余，长期困扰报社的经济问题终于解决了。报社还曾经计划在邵阳建一个造纸厂，那样就可以基本解决报社用纸紧张的问题，于经济收入上也会有一大笔进帐，但是“皖南事变”发生了，《救亡日报》再次遭遇劫难。
在桂林的两年中，夏衍依然笔耕不辍，尤其写作了大量的社论，这些社论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有的是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如《遵循中山先生遗教》、《民众的力量大于一切》、《完成蔡孑民先生遗志》等；有的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行为而作，如《加强团结争取胜利》、《敌人的政治进攻与我们的防范》、《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有的则是讨伐汪伪集团的阴谋，如《日寇汉奸的当头棒喝》、《汪政权的真相》、《粉碎汪逆和伪宪政》；另有许多剖析欧战及分析国际形势的，如《当心英国》、《战神在多瑙河上散步》等。这些文章直接表明了《救亡日报》的倾向性，对于引导公众舆论有着重要的作用。除去撰写论文，夏衍还多次到战地采访，加之他为《救亡日报》曾经几次往返奔波于桂林、武汉、香港之间，旅途见闻亦很丰富，这些活生生的材料便化作了一篇篇的报告文学、通讯等。
《长途》是一篇长达两万四千字的作品，它记述了夏衍于1938年12月离开桂林前往香港找廖承志为《救亡日报》筹款时一路上的观感。那次筹款可谓顺利，但年底返回时在越南的经历、见闻，令他感触颇多。越南当时被称为安南，是法属殖民地，夏衍欣赏到了海防、河内等地的异国情调，却也目睹了越南人民极端贫困的生活，但更令他记忆深刻的是海防和河内的侨胞为支持国内抗战而踊跃募捐的场景，因而他不由得感慨说：“我在这些在寡助无援的海外艰苦奋斗，而对祖国孤忠耿耿的同胞们面前低头。黄帝的子孙，不论住得如何远，不论受着如何的苦，他们是不会忘记他们是中国人的！”同时，深受欺凌的越南人民也以多样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持，这尤令人倍受鼓舞，“正义决不孤立，在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角落里，也都存在着我们最忠诚的友军的。”文章洋溢着高昂的奋进基调，从人民的身上作者感觉到“抗战产生了新的英雄，抗战锻炼了新的性格”，正因为如此，他欢呼“黎明的中国在黎明中锻炼，”以文字为中国军民打气、鼓劲。
战时所见并非全部如上述的那般明朗，《上海见闻别记》便充满了悒郁。1939年初夏，留守上海的蔡淑馨母子生活陷于困顿，女儿沈宁也生了重病，夏衍从桂林返回上海家中探望，前后虽只一个星期，却让他饱尝了“孤岛”的苦闷。文章描述了在日本所谓的“建设东亚新秩序”、“实行王道政治”的阴影下，上海所呈现出的畸形的、颓废的繁荣之景：屋子里挤满了人，街上挤满了人，旅馆里挤满了人，而大大小小的舞厅和赌场里也挤满了人，偌大的上海滩似乎沉醉了，五百万人似乎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不过，夏衍并不让悲观的情绪肆意蔓延，《上海见闻记》中依然表现了他对人心的信任，相信人们正以“沉潜的想和实际的干代替了焦躁的喊了。”
虽然写作取材于现实的纪实性文章，夏衍却也非干巴巴的笔录现状，而是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使其作品不仅具有新闻的客观真实性，也不乏文艺的抒情性、审美性。“从翁源到韶关，田野间的桃花已经谢了，但是在这被叫做‘小广州’的城市，却出现了另一种的‘桃李芬芳’！韶关集中了近千个从前线和后方服务归来的青年，——那就是广州沦陷前后由战区动员委员会召集到韶关来重新编制的。韶关变成了一个青年的都市了！满街上都是那些被南国的太阳映赪了颜面的壮健的青年，歌声，欢声，褴褛的衣服，灼亮的眼睛，胜利的心情！”这是通讯《粤北的春天》中的一段文字。1939年底，夏衍经湘粤边境到了粤北重镇韶关，为了感受张发奎、余汉谋司令部的真实氛围及前线战士们的生活，他在翁源附近一个村庄的牛栏里度过了新年，除夕夜则是在韶关的一条小船上度过。元旦之夜，他在一所寺庙参加了余汉谋将军的晚餐，归来后便写下了这篇《粤北的春天》。文章表现了作者对形象的敏感，由满街的青年联想到了田野的桃花，想到了春天，想到了胜利，激情的想象中还运用了象征、隐喻等多种文学手段，使得这段文字一扫战时的阴郁，也令纪实性作品的味道为之一新。
夏衍曾总结说：“对我个人来说，在桂林的两年，是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入门时期。从这时开始，我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锐利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在利用新闻记者这枝笔的同时，夏衍感觉到仅仅有新闻性与政治性的时评、社论及报告、通讯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运用更多的文学形式让富有时代特色的文章接近更广泛的大众，于是他想到了杂文这种文体，更进一步，他开始酝酿出版一个专门的杂文刊物。经过物色，年轻的杂文作家秦似及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等便成为这个刊物的主持者。1940年8月，以登载杂文为特色的刊物《野草》创刊，在这个杂志上夏衍发表了《谈自己》《我这样地写了《心防》》《走险记》等文章，最脍炙人口的，当属那篇《旧家的火葬》。1939年6月，抗日游击队打到杭州东郊，夏衍家的旧屋被毁于战火，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他写道：
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底的一种要将我托留在前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去，廉价的人道主义，犬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那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地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的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
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
当然，实际并非如夏衍所写的那样简单，那座满载了他旧时记忆的旧家象征了极丰富的蕴含：人道主义、知识分子的洁癖等等，然而作为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他又时时竭力割舍掉这些属于自我的东西，因而他于大火中感到了畅快。不过，这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在其剧作中露出了痕迹，比如《一年间》中刘爱庐离家之前的千般眷恋，在《心防》与《愁城记》这两部剧作中，依然可见个人愁绪的显露。
《心防》作成于1940年5月，该剧的产生要归因于1939年回上海探亲时的见闻、感受。那次夏衍除了处理家庭私事，还抽空会见了于伶、恽逸群等旧友，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坚守“孤岛”的文化斗士们的生活，尤其恽逸群这个新闻界的名人，对他讲述了许多新闻记者的壮举及遭遇到的困境，令夏衍深有感触。作为抗战剧，《心防》提出了同潜在的或公开的各种敌人斗争以守住大众的精神防线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新闻工作者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及牺牲。剧中主人公刘浩如是一个政治头脑敏锐、爱国立场坚定的新闻记者，他以“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恶鬼”的信念在上海与各种“老鼠”“苍蝇”苦斗，终于遭至敌人的枪击。女主角杨爱棠是一位演员出身的抗日救亡工作者，是刘浩如的得力助手，二人志同道合，可谓知音。但面对有妇之夫的刘浩如，杨爱棠克制助了个人情感，全心全意地帮助刘浩如守住精神防线，她以弹唱裴多菲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方式委婉地制止了刘浩如的情思，“带着笑，若无其事地清算了一种介于友爱和性爱之间的‘心底的纠结’”。夏衍对她充满了热爱，认为她具有“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一个特征，”因此在《心防》中杨爱棠是作为一个理想化的革命知识女性的形象出现的，她的选择也表现了夏衍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一贯立场：抛弃个人的小我（包括私人情感），顺应时代的需求，投身到民族的圣战中熔铸成一个新的大我。《愁城记》一剧延续了这一思路。
《愁城记》开始执笔于1940年春天，与《心防》几乎同时进行，但受上海新闻界、戏剧界壮举的激励，《心防》提前完成了，《愁城记》却拖延到这年冬季才脱稿。因为完成《心防》后，“世局如棋，惊涛骇浪”，有感于法国受德寇入侵而迅速崩溃，夏衍怀着“无边的愤怒与无底的悲怆”，写下两篇时论：《资产阶级无祖国》和《起来，法兰西的人民》。文章发表后，给《救亡日报》遭至了许多非难，抗辩与处理善后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其后夏衍才有精力重新《愁城记》的写作。在多雨而潮湿的桂林的冬季里，为了能使这一剧作顺利通过，执笔时夏衍又在布局上花了很大的心思。对此番过程，夏衍自己描述说是“中途搁置者二月，垂成复废者再三”，可见其创作并不轻松。
该剧从题材来看，同《一年间》《心防》一样，都取自上海沦陷区，不过在主题表现上又有了新的角度。剧作的背景为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投机商人赵福泉趁着老父亲在战争中遇炸身亡而千方百计的想独吞财产，把有财产继承权的侄女赵婉夫妇以欺骗和威胁的手段赶出了家门。此后，赵福泉大作投机生意，却终究在变幻莫测的生意场中败下阵来，破产自杀。而先前一度沉溺于个人小家庭幸福的赵婉夫妇，也在好友、革命者李彦云的帮助下，走出个人小圈子，奔往“别一个世界”。关于该剧的主题，夏衍明确概括为“有感于现代知识青年中的确还存在着‘小圈子’倾向”，而“想写一个文化青年由小圈子断然跳到大圈子”去经历风雨，见识世面。剧中的赵婉，自幼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姐生活，又有爱人林孟平的宠爱，因而她从来不知道外界的风雨是怎样的，当他们应得的财产被叔父霸占、生活陷于困顿时，她依然不考虑放弃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对于这个人物，夏衍表现了足够的耐性，他并不让赵婉迅速转变，而是将她置于一个无路可走的阴暗的环境中让她一再碰壁，置之死地而后生，赵婉终于突破了个人的小天地。如同《一年间》中的人物，他们都是在残酷的环境的逼迫下一点点转变的，这也是夏衍剧作的一个特色：环境制约着人物的行动，它像一个隐形人，虽不出场，却是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1941年春，夏衍从朋友处得知上海剧艺社已经在“孤岛”排演《愁城记》，计划于5月上演。1942年2月，桂林艺术馆也上演了此剧，由欧阳予倩导演，恰逢夏衍自香港脱险抵达桂林之时，演出那日桂林下了一场罕见的冰雹，通往剧院的路上，一片银白，狂风呼号，给剧作的“愁”更增添了氛围。《愁城记》在重庆上演后，《新华日报》曾经刊发了一篇张颍（当时担任周恩来的秘书）的评论，认为该剧故事过于平淡，找不到高潮，更像一篇小说或散文。这篇评论很恰当地把握了夏衍剧作的特质，但文章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他说夏衍同志的文章和创作有许多独到之处，还说到他创造人物的深刻性，时代特点的把握和色彩明快，似淡而深。”应该说周恩来对夏衍剧作的评价也是中肯的，只是他与张颍二人着眼的重心不同，一个看重剧作的时代、社会效应，而另一个则就剧论剧。
从《一年间》到《心防》和《愁城记》，夏衍抗战初期于广州、桂林创作的三个多幕剧作都取材于上海，可见他对这个生活、战斗了十几年的第二故乡的执拗的情感，这种情感一直持续到他写《法西斯细菌》时仍然没有断绝。
在桂林期间，夏衍还创作了两部独幕剧：《娼妇》和《冬夜》。《娼妇》一剧写于1939年夏，当时他回上海探视完女儿的病情，返回桂林时途经香港，用了一个晚上写下这部作品。剧作描写了发生在上海某个小弄堂里的故事。一个反汪伪的爱国知识分子遭逮捕，而亭子间的住户老李就是那个可恶的告密者，汉奸又在逼他出庭作伪证。邻里纷纷解囊救助被捕者的家属，甚至老李九岁的女儿也捐出了一毛钱，天真的她以为父亲也和这个被捕者是同样的人。老李良心受到谴责，决心抛家出走、重新做人。剧本重点塑造了妓女红媛的形象，她浓妆艳抹、卖弄风情，却比那些所谓的有尊严的人爱国立场更坚定，更具有同情心。她捐款给被捕者的家属，还叮嘱小女孩不要把父亲老李的身份告诉给其他人，她清楚社会的黑暗，只无力改变，且自身也是受损害者，但她依旧保持了黑暗底层下的洁净。这个人物同《中秋月》中的曼娜类似，都寄予着夏衍这样一个诘问：低微如此者，尚思国家民族，那些道貌岸然者，将何以然？低微如此者，尚思抗争，那么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人民的胜利呢？该剧依然只以一角现大千世界，从中可以追索夏衍独幕剧的思维特征。《冬夜》创作于1941年1月，桂林正是寒冷潮湿的冬季，而当时的政治气候也是阴云密布。此剧是为在华的“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们宣传之需而作，先以日文写成，后经过修改，夏衍又将其译为中文，刊登于1941年1月第一卷第三期的《戏剧春秋》上。作品描写了侵华日军士兵杉本良三的妻子静江与女儿住在东京郊外的贫民区，生活无着。后来杉本在中国被俘的消息传来，母女两更是倍受众人的歧视与欺侮。邻居志林谦二对静江心怀好感，便请求静江与他一同离开去过新的生活。正在此时一位救济会的同志带来消息说杉本在华已被教育、感化，还参加了反战组织。静江谢绝了志林谦二的好意，决定等待丈夫归来。剧本显然是宣传反战，同时也揭示出战争对中日两国普通百姓的深重创伤，因其内容独特故而值得为之记录一笔。
正当夏衍专心办报、创作之时，时局又发生了剧变。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军委会发布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的消息，要求全国各大报社必须刊登这则消息。对于此则消息，夏衍决定《救亡日报》坚决不登，他利用报纸送审和出版之间的时间差使那天的报纸得以顺利地盖上了“新闻审讫”章，而在最后付排时抽下了中央社的那则消息，让报纸开了天窗。此举激怒了当局，他们将1月18日的《救亡日报》全部扣发并向报社提出了严重警告。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救亡日报》继续在桂林生存，它必须再一次的撤离。1941年1月27日，旧历除夕，夏衍只身登上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小飞机，离开桂林，飞往香港。赴难而来，赴难而去，又是一个亡命者了，“当时心情的黯淡是可以想见的。在桂林有着尊敬的战友和先辈，有着无数诚朴而热血的青年，更有着三年来筚路蓝缕，好容易才奠定了基础的一个文化堡垒，——我们有一张可以免竭弩钝，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量的报纸，一个很小规模的印刷所，一个通讯社，一个出版部，两种有近万读者的期刊，和一所预期能在今春开工的纸厂……而这一切，都在一只无形的黑手的威胁下，在应该是‘友人’的人们敌视下，俨然地宣告：这一切文化的力量，再也不准为国家服务了！”一番辛苦，毁于一旦，国家、民族的命运又抹上了黯淡的一笔，“愁城”带给他一股深深的愁绪。不过，想到又将奔赴另一个战场，夏衍自勉道：“夜尚未央，路还辽远，但值得自慰的是我们也正还年轻。没法避开崎岖，我们就不辞一再的挫败，不能跨过黑夜，我们为什么会怕在黑暗中捱磨，尽管风雨如晦，尽管甚至于听不到鸡鸣，可是地球在转，地球在转！有谁比企图阻挠这回转的人更可怜？有谁比清楚地知道这些人之可怜的更值得自傲！”就在这激情的自傲中，飞机穿过云层，在香港降落了。
香港依然是个灯红酒绿的繁华世界，似乎从来不知道战争这回事，报纸所登不外跑马玩狗之类的消息，即便偶尔涉及一点时事，也以中央社的消息居多，夏衍看了大感失望。他赶到皇后大道中十八号的粤华公司，这里表面是经营茶叶的普通商业网点，实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在这里负责。二人接上头后，廖承志转达了周恩来对夏衍在香港工作的指示，即联络到港的文化人，尽快办一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和一些文化、文艺刊物。香港当时的情形极为复杂，重庆的国民党和南京的汪伪集团都通过各自的新闻媒体，大肆散步反动言论，国际上德日意法西斯势力也正猖獗。原本香港与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华侨联系密切，但从1941年1月到4月，包括桂林《救亡日报》在内的数十种进步报刊被迫停刊，重庆的《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又层层受阻，并且昆明、成都、桂林的生活书店、读书书店、新知书店均遭查封，宣传抗战的喉舌被厄住了，如此香港同胞和广大华侨便很难了解中国的实情，因此，有必要尽快建立新的宣传阵地。
2月中旬，由廖承志主持召开了商讨办报事宜的会议，夏衍、乔冠华、杨潮等参加了会议，其时范长江、邹韬奋等也已先后抵港。在香港办报或出刊物都需要先向香港政府注册，而向英国当局申请注册一定要有一个在港有声望的法人出面才可，同时需要交纳港币两千元的保证金。关于法人，廖承志已请其表兄、香港华比银行的华人帮办邓文田出面担当，具体事项则由其弟邓文钊代为解决。会议商定报纸取名为《华商报》，由范长江主持报纸的编委会，以要求团结、进步、民主，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并揭批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为办报方针，采取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原则。之所以取《华商报》这个名字，一方面由于注册法人邓文田确实是华商，另外用这个比较温和的名字也免得一般市民和工商界人士望而却步。
《华商报》为对开的晚报，于1941年4月8日创刊，夏衍的主要任务是写社论、时评并兼管一个文艺性的副刊。不久，原来由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救亡刊物《大众生活》也于5月17日在香港复刊，夏衍也是编委之一，其任务是撰写“周末笔谈”和散文随笔。比之在桂林主持《救亡日报》，夏衍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但他的心情并不因此而轻松，在《别桂林——《愁城记》代序》中，他写道：“世界正在战争的坩埚中鼎沸，同胞被追迫到黑暗的角落里焦伤；因与果倒置，黒与白混淆，是与非颠倒，为着爱，为着憎，我禁不住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呼号，可是被窒息了的地上，哪儿有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方？在绵绵春雨中，我在郊外痴望着一个及时地耕播着的农妇，我感到冲击，我又陷于无底的忧伤，我已经是一个失却了土地的农民，尽管生平习惯于勤谨，可是现在，已经是欲耕耘而无地了。”这是因《救亡日报》的被毁而产生的焦躁与愤怒，愤怒之后便是更加的发奋，正是带着这种情绪夏衍投入了《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的工作。
夏衍当时刊发在《大众生活》上的文章有许多是抨击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以揭穿妥协附逆者的内幕、呼唤欧洲的觉醒为己任。“欧战真的沉默了吗？有光荣传统的欧洲人民真的被征服了吗？不，在极度残酷的法西斯高压和新闻统治下面，我们也已经清楚地听出了‘产妇欧罗巴’的痛苦的呻吟。新的欧洲，已经胎动了”，因为近些天来，罗马尼亚发生过武装暴动，丹麦出现了普遍的个人怠工，挪威的反奎斯宁运动日益高涨，而德国前线的士兵则大批逃脱或投降，从中夏衍感到“细细的潜流在汇合，星星的野火在燎原，新欧洲的诞生，已经近了。”对于国内的荒谬现象，夏衍也进行了大力抨击，尤其对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文化人的暴行表示了极大愤怒。当局一面打击迫害进步文化人，一面又指责他们的出走是犯了极大的错误，要求他们赶快回都。为此，夏衍道：“与其召唤文化人回都，还不如先启封几家书店，几家报馆，把防空洞里的文化青年‘疏散’一下，或者让未曾入党的中小学教员有了教书的机会”，一语击碎当局伪装的面具。
至于《华商报》，夏衍主持的文艺副刊“灯塔”是颇具特色的。“灯塔”位于《华商报》的第三版，夏衍不仅负责该副刊的编辑，更是副刊的重要撰稿人，自《华商报》创刊到1941年12月12日停刊，他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杂感、时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4月8日的发刊词中，夏衍以编者的身份写道：“‘灯塔’又是一张晚报的‘文艺化的综合副刊’，所以我们这里一方面不愿意嬉皮笑脸，打诨插科，但他方面也并不打算扯长了面孔说教。灯塔是我们读者在一天工作疲乏之后，可以不费气力地在灯下披诵的读物，像一杯浓茶，像一种小夜曲的唱片，要做到的是尽管不一定能够滋养和振奋，但也未始不足以爽气清心。”同时夏衍声明“灯塔是读者大众的园地”，其态度以《华商报》社旨的四个字为准，即真实、公道，“不讲假话，没有偏心，对于社会印象，文化情形，我们想从爱国家，爱真理，争独立，争民主的立场，披沥一点真诚的意见”。“灯塔”副刊每周出五期（星期三为新美术专号，星期六为舞台与银幕专号），设置了两个固定栏目“灯下谈”和“东拉西扯”，同时还刊登一些长篇连载、文坛信息、文艺创作和译作、通讯、杂感，特殊的日期会配合刊发各种专号。
“灯下谈”刊登几百字的短文，以议论性的杂感为主，是这个副刊的言论重地，主要针对当时的时局展开，它所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言论自由。11月9日夏衍发表了他的《论晦暗》，文章开门便引了一句民谚“打开天窗说亮话”，随即一转说时致今日开天窗容易说亮话却难，无奈只好隐讳点，而一般绅士又说太晦暗了，由此他想到了鲁迅先生的“戴着镣铐跳舞”，内中“凄凉和寂寞”尽悉感悟。但夏衍是不容易消沉的。戴着镣铐跳舞至少证明还活着，亮话说不得还可以说“暗话”，而做了亏心事的人一听到“暗话”就要跳的，这一跳，揭露的目的便达到了。他“相信这一方‘膏药’的力量，比当面骂他一句王八蛋，大的多了”，由此显示出一种“韧”的战斗精神。言论的不自由源于专制与独裁，夏衍亦对此进行了辛辣的抨击。10月5日夏衍的《如此断言》发表，他运用“拟态”手法模拟了一位老爷“气烘烘的把惊堂木一拍，喝道：那我们就敢断言，他们的立场决不是中国人的立场！”“断言”加上一个“决”字，再加上一个惊叹号，青筋暴跳的气烘烘之态毕现，小民实在不寒而栗，但老爷们凭什么断言呢？反复追寻，结果是没有。无条件、无逻辑，纯粹的“莫须有”，在这种老爷治下的民众，其境况可想而知。独裁者除了武断、暴力外，还有欺骗，他们的武器不仅只警察和监狱，还有新闻媒介。9月7日“灯下谈”刊登了夏衍的《“是，是”报》，文章将这类报纸比喻为文明戏中的跟班和听差，是“奴才型”报纸。长期的新闻工作使夏衍清楚传媒播发的消息对大众的影响，责任的重大要求他们发扬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不仅应竭力将真相传达给人民，还需表明鲜明的立场，有真，还当有“识”。因此，在“真实与公道”这一社旨的指引下，他揭穿当局、媒体的层层伪饰，直指真相以维护民众的利益。
在表达上述有关国家、民族的宏大主题时，夏衍很注重选择风格灵活多样的稿件，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一本正经地说教，4月11日刊登的《复活》和5月25日刊登的《民主与吃糕》便极富特色。前文运用传奇笔法，描述耶稣诞生日的奇闻：孙中山先生的灵魂来到人间，想查看一下他的信徒们在做些什么。先生来到□□营，发现自己的画像与希特勒的画像并排而立，《三民主义》挂在《我的奋斗》之下；先生又来到□□学校，见其所为恰与总理遗著相反；先生最后来到一处丛山，只见罂粟区中有人手执《上李鸿章书》实行总理遗教。文章将中国传统的离魂故事与耶稣复活联系到一起，“蒙太奇”式的时空组接，产生怪世奇谈的效果。同时，一群道貌岸然的“伪教徒”形象频频闪现，虽不明言，大家却也都知道蒋统帅是处处以虔诚的教徒自称的。《民主与吃糕》讲述罗马尼亚一个年幼的国王初登基时问他的保姆自己是否可以发布命令，回答是肯定的，小国王于是向保姆发布命令：“给我糕吃”！作者由此譬喻抗战时期的政治是“我命令你，任何人不准再吃这块糕，让我一个人吃！”它借用阿拉伯故事的外型勾勒出中国社会的景观，于活泼的表述中寓严正的主题，读之，先有快感，而后令人深思，切实体现了灯塔的宗旨。当然，“灯下谈”也不尽是这种嬉笑怒骂的风格，也有比较严正的说理，如6月22日刊登的茅盾的《谈自杀者盛妆新衣之心理》便是此类风格。此外还有深切的抒情，如夏衍于11月28日所写的《人民记起了他》，文章从“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引起，思绪幽幽，自然地引向鲁迅先生，接着夏衍写道：“他们的苦痛和鲜血不会落空，他们的痛苦和鲜血在整个文明世界里灌溉着社会变革的新芽……只要人心没有死，总有人会记起他，总有人会再说起他的。”殷殷怀念之情，蕴育其中。
夏衍在“灯下谈”中所写的杂感，继承了鲁迅杂文“匕首和投枪”的精神实质。对于“大”汉奸汪精卫，夏衍已不屑于称其名字而戏称之为“三点水”（见于《失望或含羞之后》），令人忆起鲁迅先生那个著名的“△”，由人而沦落为符号，可见其为人之失败；《狗亦不易为》则将其代码换为“白面无须者”，并奉劝那些尚未做走狗者以此君之狼狈为戒，切勿覆蹈被烹之旧辙。11月4日《也是譬喻》先引用冯玉祥将官民关系比作主仆的演讲词，说明这一比喻尽管不错，但中国却是“奴欺主”由来已久，“现在有A把自己比为建屋的工程师了”，这比冯玉祥又升了一级——变成宾主关系了，而主人是应该尊敬客人的，岂不是民众应该尊敬当局吗？中国人虽然素来宽大，但也有“逼上梁山”的壮举，由此作者警告那些以“工程师”自居的人们：“千百年来荣华不替的豪奴，一切裨官小说中似乎不曾有过。”这可以说是对卖国者极恰当的“祝福”！
夏衍办副刊很注重连载这一传统，“灯塔”副刊的连载栏目内有文艺作品、杂记、陪都文话等。文艺作品如巴人的长篇小说《沉潭》、艾芜的长篇小说《故乡》和鲁迅的小说《孔乙己》（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特刊的一部分，配有图画）；杂记如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北村的《南行杂记》等，这些文章以介绍广大中国社会的情形为内容，对读者了解抗战形势很有帮助。陪都文话是一组文坛信息，既有爱国作家血雨腥风中的战斗，也不乏花边趣事：5月5日的文话之一介绍《新蜀报》招待陪都文艺界人士，老舍恰巧与女演员凤子相对而坐，艾青一时兴起，吟出一上联“老舍老向凤子”，老向为王长向的笔名，此联既和老舍开了个小玩笑，又将文艺界三个知名人士排列一体，颇引大家笑谈。5月8日的文话之二讲述国民党政治部长张治中召集“文委”人员训话，言有人称“文委”为“文化租界”且表示了不满，言外之意劝大家入党，郭沫若便回敬说既然如此政府可以将“租界”收回，张不得不带笑打圆场。这些花边文学，恰似“浓茶”和“小夜曲”，舒展、熨贴，很受读者的欢迎。
“灯塔”副刊还开设有诸多专辑，主要是对各界知名人士的纪念：6月18日是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特辑，10月17日、19日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特刊，11月16日、17日“灯塔”连续为郭沫若五十寿辰祝贺。此外，“灯塔”还向国捐躯的战士们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纪念品，即7月29日发起的“一碗饭运动特辑”。“一碗饭运动”是为救助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家属而发起的一次募捐活动，夏衍还为这次运动写了《为了良心的安适》一文。文章并不把这次运动仅仅看作是慈善事业，更将其理解为对英勇的战士们的敬重，对饱受苦难的民众的爱护和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支持。“灯塔”的这些特辑，犹如无形的引力，将民心凝聚成一道洪流汇入全国的抗战事业中，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的大部分报刊停办，《华商报》的编委们也做好了停刊的准备，11日夏衍在“灯塔”上发表《沉着应变，粉碎敌寇谣言》，这是他留给“灯塔”的最后一笔。文章指出香港居民应该为着自身的安全“沉着应变，粉碎敌寇谣言”，仍然是夏衍一贯的作风：沉着、热情、机敏，他并不因为即将停刊而忽视这最后一班岗，依旧为香港居民作战时动员。《华商报》于12日停刊，此后夏衍与大批文化人撤出香港，辗转桂林、重庆，几年后他才有机会与《华商报》再续前缘，那已是后话了。
在香港的这段时间，夏衍的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他将精力多投入了时评、社论和杂文的写作，而纯文学性的作品，最重要的当属小说《春寒》了。《春寒》的创作依然带有被“逼”的味道。1941年秋，《大众生活》连载完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腐蚀》后，便无连载所用之稿，因此邹韬奋便请求夏衍创作一部。虽感为难，夏衍还是迎难而上了。《春寒》写作的时期，正是国际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时候，而国内时局亦不容乐观，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企图越发明显，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人用春寒加以形容，《春寒》这篇小说正是对此情形的一种描述。小说的女主人公吴佩兰是从上海沦陷区来的青年学生，男主人公徐璞则是归国的日本留学生，二人都奔赴广州参加救亡活动，因而相遇。后来徐璞对吴佩兰产生了好感，但因吴佩兰在武汉已有恋人，因而对徐璞一直保持着同志关系。时局继续恶化，两位主人公的处境也在恶化，因为他们是一心为国的热心青年，为着救亡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但他们越是如此，越会遭受到猜疑，甚至被列入了黑名单。小说结尾时，吴佩兰出走，徐璞则被逮捕，寒冷仍在，春天尚很遥远，而此时的背景正是国共两党关系严重恶化的1940年春天。吴佩兰是一位抗战时期涌现的新型知识女性形象，对救亡充满了信念，对爱情则忠贞不渝，是位极富人格力量的女性。相比之下，徐璞调和的姿态更明显一点，但仍然不脱爱国知识分子的本色。小说以二人的遭遇揭露了当局假抗战的骗局及国民党要人的骄奢淫逸、纵情声色，不过夏衍并未对国民党人士一概否定，他以钟敏先这个坚持抗战而又能伸张正义的军人形象说明了这一点。
《春寒》自1941年10月4日起在《大众生活》上连载，香港人间书屋1947年创办时还将它列为《人间文丛》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后又多次重印。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还于1948年举行过《春寒》的讨论会，讨论会认为作品基本是成功的：“1.成功地揭开了真伪抗战之谜，打击了所谓的领导抗战的骗人伎俩，粉碎了有些人对所谓‘民族英雄’的盲目崇拜，在教育意义上获得了成功。2.新写实主义手法，使读者有真实亲切之感。3.文字洗练、优美。”这样的评论很显然受到那个时代气氛的影响。客观而言，《春寒》这部小说的人物性格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示，并且叙事的成分多于描写，全文重事而轻人，带有诸多的时文特色，纪录痕迹鲜明，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作。
在港期间夏衍虽未有剧作问世，但戏剧与剧运依然是他所关注的。1941年夏秋之际，大批的剧人从重庆、桂林或上海进入香港，当中有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章泯、凤子等人。这写剧界精英，多是夏衍的新朋旧友，因而在一次的聚餐会上，廖承志、夏衍给他们下达了任务：尽快组建一个剧团，在香港开展救亡演剧。不久，“旅港剧人协会”成立，先后演出了《雾重庆》《马门教授》《北京人》等剧目。《马门教授》为德国作家沃尔夫的作品，演出时更名为《希特勒的杰作》，内容是揭露纳粹分子对犹太医生的迫害，该剧由章泯导演，金山饰演马门教授，演出在香港最大的剧场“利舞台”进行，在当时很有影响，《雾重庆》更是创造了一个剧目连演十四场的记录，为沉寂的香港剧坛带来了生机。
香港的避难生涯并未持续很久，战争正在逼进。1941年12月8日清晨，夏衍还未起床，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冲进门来大叫：“War（战争）！”战争爆发了！当天上午，廖承志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华商报》《大众生活》做好停刊准备，同时与东江游击队联系，请求支援疏散在港的各界进步人士。12月25日，港督向日军投降，此时夏衍、金山、司徒慧敏等人的名字已经在日军司令部挂了号，日军甚至在电影院放幻灯片要求他们到“大日本报到部”报到并与皇军合作。至12月底，滞留在港的大部分人士已经撤离，夏衍等最后撤离的一批人的逃亡也便开始了。那时经东江游击队转向大后方的路线已经不太安全了，于是他们只得走水路，偷渡著名的伶仃洋，取道澳门、柳州，再转回桂林。1942年1月9日清晨，夏衍一行十六人聚集于香港仔码头，乘坐一条长不足三丈、宽不过三尺的小船出发了。夏衍化名黄坤，蓄两撇胡须，手拿一把雨伞，身穿一件及膝的长衫，扮作小商贩模样。在接受日军巡逻战的盘查时，几位化妆的女士引起了日军的怀疑，夏衍不得不操日语与日军交涉，声称一行人都是商人和家属，要疏散到长州去的。侥幸地，日军听信了他的辩词，放行了。翌日，逃亡者抵达澳门，在那里耽搁了十多天之久才联系好船只、人员，再次冒险偷渡并于第二天到达台山。正当夏衍他们辗转流离时，夏衍遇难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消息传得活灵活现，一家晚报还用大字号登出了“留港作家夏衍等殉难”的消息。桂林文化界的人士们都信以为真，老友田汉不禁热泪滚滚，而此时夏衍他们正向着桂林的方向艰难地跋涉着。1942年2月5日，逃亡者们终于回到了桂林！田汉、洪深等人闻讯赶到车站迎接，大难不死，老友重逢，其喜悦可想而知。无数次的热烈拥抱后，夏衍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原来洪深巨人般的拥抱把夏衍口袋中的自来水笔折断了，后经医生诊断为左肋筋肉扭伤，给劫后重生的夏衍留下了一份甜蜜的伤痛。一周后，欧阳予倩为夏衍一行接风。席间，欧阳予倩乘兴而歌，其风采不减当年，浪漫诗人田汉亦忍不住赋诗一首：“高歌一曲动华筵，老凤新声似昔年。碎玉正悲香岛远，衔杯何幸桂江边。割须不作行商状，抵足曾同海盗眠。且把犁锄收拾好，故乡犹有未耕田。”欢宴之后，田汉又到夏衍的处所看望，见到蔡楚生所绘的“黄坤逃难图”极为生动：日色沉沉，星月黯淡，疲惫的一批逃亡之人。夏衍以阳伞挑着楚生的和自己的行囊，西装裤脚高高卷起，神态狼狈。田汉又是按捺不住，作一题画诗：“风云香岛恶，游子只顾返。昨过蛟龙窟，今遇铁门坎。疾趋都斛镇，途远日已晚。衫如孔乙己，须如加拉罕。更如张伯伦，肩挑破洋伞。眼昏路不熟，心急脚愈懒。四海正蜩螗，一身尽肝胆。仆仆道路间，惟恐文明斩。幻作流民图，聊以寄有产。”
在桂林小住待命期间，夏衍与田汉、洪深合作了多幕话剧《再会吧，香港》，具体分工为夏衍写第一幕，洪深作第二、第三幕，田汉写最后一幕。剧作以香港战事为背景，抨击了达官贵人的丑态，对文化战士的矢志坚守进行了歌颂。该剧由洪深执导，新中国剧社于3月初上演。但是，刚刚演完第一幕，演出便遭到了当局的野蛮禁止，导演洪深高举着当局颁发的“准演证”，带领全体演职员出现在舞台上，他向观众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并请大家前去票房退票。义愤的观众有的当场撕碎了戏票，有的还跑到后台向剧组表示慰问。再后，新中国剧社将此剧更名为《风雨同舟》在桂林上演。
1942年3月，夏衍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他前往重庆接受新的任务，但由于交通不便，夏衍在桂林一直滞留到4月9日才飞赴重庆。田汉冒雨前去送行，还为夏衍折了许多山茶花供他路上把玩。带着友人的殷殷祝愿，夏衍再一次踏上征途，去雾都开辟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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