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家一致认为，就外部而言，特拉克尔在童年受到很好的照管。他弟弟弗里茨也在一次采访中证实：“我们的境况不错；我们有一套宽敞的住宅，生活舒适自如，那种阔绰今天无法想象。”
童年对于特拉克尔本人意味着女性和母性的庇护：“……宁静的童年一度/栖居在蓝色的洞穴。”洞穴——栖居的洞穴是母亲的下腹和家庭的怀抱。（人类总是不自觉地把女人和洞穴联想在一起，因此母亲神通常被敬奉于洞穴或岩洞之中。）幼子弗里茨对母亲的评价如下：“我们当时非常依恋那位法国家庭女教师和我们的父亲。母亲关心她的古董收藏更甚于我们。她是一个矜持和内向的女人；她也尽力关怀我们，但是缺少温暖。她觉得自己既不被她的丈夫和孩子理解，也不被整个世界理解。只有当她独自与她的收藏在一起时，她才无比快乐，所以她成天关在自己的房间里。”
尽管家庭生活状况如此“阔绰”，可是敏感而警觉的小格奥尔格似乎很早就感觉到这种优裕的生活已经显露出危机的预兆，或者说值得怀疑，这一点至少可以从后来的一些忆旧诗篇中看出。诚然，在布施贝克1939年编辑的早年诗集中还收有一首题为《忆童年》的诗，其中不乏明快沉思的印象，在成熟岁月的抒情诗中，童年也不时被感受为“柔和的歌声、幽暗的寂静、开端金色的眼睛”，被感受为“水晶一般”或“圣洁的蓝光”。与此同时，阴郁、压抑的童年印象却比比皆是，在这些印象中，诗人抚今追昔，他难堪的生存境遇恐怕难免给那些遥远的往事投下一层阴影：“哦，这傍晚正步入童年阴暗的村庄”，这是《玫瑰花环歌》中的吟唱，即使在《童年》这样一首深深眠息于自身之中、回荡着温柔的声音的诗中，虽然心灵想起“暗金色的春日”，也同样会突然浮现“阴暗的小村庄”。在另一首诗中（《西方》），特拉克尔谈到“我们悲伤的童年”的甜蜜；在《梦魇与癫狂》这篇幻景般的散文中，他回忆“他的童年，充满病痛、惊悸和阴暗”；在《人间地狱》一诗中甚至可以读到这样的诗行：“……以嶙峋的手掌/不详的童年在蓝光之中/摸索童话”；在1914年的剧本断片中，诗人让约翰娜（格蕾特尔）说道：“你们——被糟蹋的童年之梦在我眦裂的双目中玩什么把戏。”
但是，淹没这一切的却是这个男童阴郁的哀怨：“没有人爱过他。”
1887年2月3日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出生于萨尔茨堡，他是托比亚斯和玛丽亚·特拉克尔夫妇的第四个孩子。在他前面的是古斯塔夫、玛丽亚和米娜（米亚）。
接生是在瓦克广场2号的住宅里，这幢房子被称为“管家楼”。五天之后，婴儿受洗于萨尔察赫-克魏旁边的福音新教教堂，即现在的“福音新教基督教堂”。受洗者按照他教母的丈夫、萨尔茨堡的奥匈帝国宫廷珠宝商格奥尔格·贝克的名字——也可能是按照他祖父的名字——取了格奥尔格这个单名。
父亲托比亚斯·特拉克尔是奥格斯堡教派的新教徒，母亲则是天主教徒，娘家姓哈利克（Halik——正确的书写：Halick）。根据目前唯一活着的家庭成员、格奥尔格的大姐玛丽亚·盖佩尔的说法，母亲“很可能”直到临终都信罗马天主教；1925年10月，她按天主教仪式葬于萨尔茨堡。与此相反，弗里德里希·特拉克尔少校在前面提到的采访中声称：“……我母亲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天主教家庭，结婚之后改信新教。”转教一事想必进行得极为隐秘，玛丽亚·盖佩尔太太补充了一句。在1897年填发的格奥尔格的第二份洗礼证书上，母亲仍然被登记为信仰罗马天主教，证明书由格奥尔格的宗教老师海因里希·G.奥米勒牧师签署；没有注明她在此期间改变了她的宗教信仰。两个孩子对母亲的宗教派别做出了不大确定的相互矛盾的陈述，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特拉克尔—哈利克夫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托比亚斯·特拉克尔，正如格奥尔格的洗礼证书上的记载：“欧登堡的商人”，籍贯肖普朗（或欧登堡），该城是匈牙利西部同名行政区的首府，最初迁往维也纳新城，以后移居萨尔茨堡。欧登堡也是他的出生地，他生于1837年7月11日。他的先辈是乌尔姆地区的多瑙河施瓦本人，大概随施瓦本移民大军来到匈牙利，最初在巴纳特，这些移民是由玛丽亚·特雷西亚为了向王室的领地殖民而征集入境的。特拉克尔（Trakl）并非典型的施瓦本姓氏；托比亚斯的父亲（生于1795年）还用Georg Trackel这个名字，诗人在其唐璜剧本的扉页上采用了这个名字更早的写法“Trackl”。后来的写法“Trakl”简化了发音，也可能把原姓奥地利化了，估计它出自托比亚斯，但是无疑已经合法化。
托比亚斯·特拉克尔继承他父亲的职业做了商人。他在肖普朗就结了婚，但随即更换了居住地。关于他的第一个妻子我们别无所知，只知道她在维也纳新城（下奥地利王室的世袭领地）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威廉。托比亚斯·特拉克尔早年丧妻，他在维也纳新城再次娶亲，儿子威廉跟随着他，以后会对格奥尔格及整个家庭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妻子即玛丽亚·哈利克，捷克血统，1852年5月17日出生在维也纳新城。她父亲来自布拉格，以工厂公务员为职业。托比亚斯·特拉克尔和玛丽亚·哈利克的婚姻缔结于七十年代末期。
这对夫妇移居萨尔茨堡。是什么原因促使父亲特拉克尔告别了晴朗的匈牙利西部，先是迁往下奥地利，然后来到萨尔茨堡州，已无记载可查，但做出这些决定的主要原因大概是职业上的考虑。他在萨尔茨堡商界很快赢得受人尊重的名声，并且创立了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富裕生活。
夫妇俩先住在施瓦茨街，临近莫扎特音乐学院，古斯塔夫（1880—1944）就出生在那里。一年后，他们迁入一套更宽敞的住宅，面对城市大桥靠近普拉茨尔的一幢拐角旧楼，那里是玛丽亚的出生地（1882）。1883年秋天，全家迁至已经提到过的“管家楼”，地处瓦克广场2号，应该是米娜（1884—1950）和格奥尔格出生的地方。
1893年，托比亚斯·特拉克尔买下了“管家楼”对面瓦克广场3号那幢楼房，在那里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铁器店。随后几年，商号生意兴隆，其商业信誉众口皆碑，它在那里一直维持到1913年。商店正面靠近莫扎特广场；当时的铺面如今已被辟为“钟乐”咖啡馆。房子的正门开在靠瓦克广场侧面的拐角处，里面是货栈。
特拉克尔一家住进了舒适的新居。他们占据了宽大的二楼，一排十多间正房，正房还另有套间；窗户对着美丽的城市广场：莫扎特广场、市府广场和瓦克广场。虽然格奥尔格与弟弟弗里茨住在一起，但他后来上文科中学时就有了一间自己的（单窗）小房间，可以避开他人。特拉克尔在这幢房子里与六个兄弟姐妹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他后面还有弗里茨（1889—1957）和格蕾特尔（1892—1917），他的同父异母哥哥威廉也住在这里。
一般把托比亚斯·特拉克尔描述为性情平和，属于老好人，具有悠闲的生活情趣。“他本质忠厚善良”，这是一个熟人对他的评语，特奥多尔·施珀里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的评价不无道理：父亲特拉克尔对生活的要求，“除了职业上的成功之外，不外乎在咖啡馆玩玩杜洛克【10】或晚间饮上一杯葡萄酒”。托比亚斯·特拉克尔是一个小市民，他靠勤奋、能干和命运的垂青跨入了大资产者的圈子。他自己继续心满意足地过着小市民的生活，然而他的家人完全接受了大资产者的生活模式。一个商人和房产占有者有能力为后代招聘保姆、用人和家庭女教师，并且承担他们后来在国外上学的昂贵费用，他的夫人虽然管理家务，却对自己的收藏更为热心，这种人在世纪更替时的奥地利按照公众的观念应当属于大资产阶级。
家庭财政由父亲做主，似乎不曾发生明显的摩擦。几乎从未有过严重的经济危机，要么是给掩盖了。弗里茨·特拉克尔说，虽然父母“德高望重，具有无限权威”，但是家庭的气氛并不十分严肃。“我父亲是一个和蔼的人，他的好脾气在奥地利人身上难得见到。”那位前皇家步兵少校自豪地说，“我们的父亲是奥匈帝国人。家里以黑黄二色【11】居统治地位。”这个家庭家境富裕，享有名望，忠于皇帝，宗教观念温和（两种基督教信仰共处！），居住的城市是这个王朝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这些就是诗人特拉克尔成长的背景。
埃尔温·马尔霍尔德在其特拉克尔研究中把格奥尔格的父亲描写为诚实的施瓦本人，种族意识强烈，“富有德意志人的诚挚品质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从他的面容上就可以看出某种平和、善良、淡泊的性情”。沃尔夫冈·施内迪茨表达了类似的印象，他在打量托比亚斯·特拉克尔的一张照片时写道：“在一张老人的照片上，父亲的面容、那细眯眯的眼睛和一缕缕下垂的长髯不由令人联想起一位中国的智者。”特拉克尔父系的祖先带有马札尔血统，这并非没有可能，于是我们可以猜测，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其实是施瓦本人和马札尔人的混血儿。这一直觉不仅通过他的相貌，而且更多地通过他的整个个性、他独特的诗歌天赋以及他一生中躁动不安的总体情绪获得证实。只要观察一下他父系的先辈，就似乎可以说在他身上糅合了尤斯蒂努斯·克尔讷和尼古劳斯·莱瑙的气质。特拉克尔的抒情诗与这两位感伤诗人——一位施瓦本人和一位德意志族匈牙利人——那种本性和创作在病态的层面上有某些共同之处。
格奥尔格的情绪不稳定，火山爆发般摆动于极端之间，如果能够从中得出一幅统一的图像，他大概对父亲怀有一种外人难以觉察的强烈的敬意。他感到父亲对他的吸引力比母亲更大，他与父亲本性相近。正如母亲、姐妹、家人一再浮现在他的幻觉的朦胧镜像中，变为无名的梦幻人物或引起梦幻的人物，父亲也总是插入这个神奇的幻象世界。在特拉克尔的概念中，“寂静”和“坚硬”与父亲的“蜡像”相联系。“寂静”意味着儿子在父亲的家中受到保佑，“坚硬”则暗示父亲的男性气质、优越感和在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完全不同于卡夫卡的概念，在他的地狱中父亲是一个审判和惩罚的机构，可是在特拉克尔的诗中，父亲在亲切友好的柔光里神采奕奕，他是一个善良的神，一个守护神。对后者，父亲意味着公正和尺度；对前者则意味着审判权和过度。《梦中的塞巴斯蒂安》里提到“父亲的寂静”；其中还写道：“或者当他［男童］牵着父亲坚硬的手/默默爬上幽暗的各各他【12】。”在《梦魇与癫狂》的幻景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一个盲人，父亲严厉的声音铿然响起并召来恐惧……哦，当父亲隐入黑暗，家多么寂静呀。”
托比亚斯·特拉克尔的讣告上写着：商人，房产占有者和萨尔茨堡市民，短期患病后死于1910年7月18日。格奥尔格当时23岁。尸体两天后运往乌尔姆火化。父亲的死也许事前就被不安地预感到了，它使诗人心生震动；只要父亲活着，他就一直驱逐恐怖——如今，儿子发现在越来越孤立和可怕的生活中失去了最牢固的可尊敬的支柱。《启示与没落》中言道：“那一刻，我随父亲之死做了白色的儿子。”
前面讲过，特拉克尔的母亲玛丽亚·哈利克生于王室的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她的祖父和祖母还是“金色城市”布拉格的市民。玛丽亚的父亲由布拉格迁往下奥地利的维也纳新城，在那里接受了工厂公务员的职位；玛丽亚·哈利克在王朝的一个德语省的环境里长大，而且跟她将来的丈夫一样居住在首都附近。哈利克是一个捷克姓。玛丽亚·哈利克的母亲和祖母的娘家姓——肖特和奥特马尔表明哈利克家族曾经与德意志族波希米亚人通婚，这在布拉格的双民族传统中屡见不鲜。玛丽亚·哈利克的母亲安娜·哈利克，即那位娘家姓为肖特的女人长年住在萨尔茨堡特拉克尔家中，据说她因晚年中风变得迟钝。特拉克尔很少在诗中想起这位安静的老太太。“祖母点燃金色的蜡烛”（《途中》）和“两个月亮/僵硬的老妪目光如炬”（《诞生》）或许是老太太给他留下的记忆的痕迹。
考虑到格奥尔格的母亲的捷克—苏台德祖先和父亲的施瓦本—匈牙利祖先，诗人应该是一个混血儿，这种混血现象在多民族杂居的哈布斯堡帝国并不罕见。民族混杂带来了不和谐与普遍的紧张心理，二者确实在特拉克尔的精神和面目上有所反映，一旦政治时机来临，它们就会导致帝国的崩溃。此外还有环境的影响，即一个奢华的城市衰败时不堪回首的情绪。帝国的晚秋在环绕门希山那座美丽而又古老的城市的悲秋文化中找到了知音。
与她丈夫比较，玛丽亚·哈利克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人物，因为她更值得研究——自然是取否定的意义。可以理解，弗里茨·特拉克尔在回忆中出于孝敬而对母亲持保护态度，我们从中获悉，她很少关心她的六个孩子和继子，似乎她认为完成生育后自己已经尽到本分。她独自生活，很少与家人分享生活的乐趣，孩子们对此的感受远远深于专心经商、无暇旁顾的父亲。尤其是过度敏感的格奥尔格，他必定对家庭生活的阴影有着痛苦的体验。母亲丢弃了他和其他孩子，他在想象的母亲们身上，尤其在家庭女教师——一个阿尔萨斯女人身上，以及后来青春期时在女仆和妓女那里寻找母亲，家庭女教师对格奥尔格的影响不可低估。特拉克尔正是在那个时期与朋友结伙定期逛窑子，他挑选年纪最大的妓女（她和她在诗中的肖像我们还会谈到），按照施珀里的观点，这一举动同样“出于对母亲的渴慕，与此同时对母亲的贬低暴露无遗”。
玛丽亚·哈利克有着高雅的嗜好，前面已经提到，她收藏古董，干这一行颇有艺术鉴赏力，并培养了高度的悟性。她以自己的爱好消遣，她的房间里塞满了巴洛克家具、稀有的玻璃器皿和珍贵的瓷器。虽然她自己不会乐器，但她颇有音乐素养，非常严格地监督孩子们的音乐教育，除威廉之外，其他孩子都学习钢琴。她整天关在自己琳琅满目的小天地里，然后突然出现，以便维持与家人的正常交往。“我们大家对此有些不愉快，因为她的热情持续的时间越长久，不准我们进入的房间就越多。”（弗里茨·特拉克尔）
由此看来，哈利克太太是一位特殊的女性，一位有主见、有城府的女人，缺少母性的光彩，但是艺术修养极深。精神病学的研究者会把她归入冲动—反复无常的性格类型。特奥多尔·施珀里强调指出以下事实，除了格蕾特尔，她没有给她的任何孩子哺乳。据说没有给孩子哺乳对格奥尔格和格蕾特尔毒瘾的形成颇有影响。倘若这一理由成立，那么格蕾特尔作为唯一由母亲喂养的孩子应该经得住吸毒的诱惑，然而她却没有抵制住这一恶习。
格奥尔格对母亲的感情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个词：恨爱交加。孩提时代他欣赏她。在美学、也许甚至在创造方面，她好像对他有重大影响；总之是她为这个家庭创造了文雅的艺术气氛。她深情地照料那些伟大的工艺美术时代的珍贵物品，以艺术行家的品味把它们陈列起来，最初的工业革命衍生了批量生产与空洞的形式，衍生了技术传奇范畴的标准，在这种氛围里，大概正是那些珍贵物品不仅培养了他的鉴赏力，而且激发了他对“规范”和“法则”的渴求，这种渴求后来督促他不厌其烦地修改他的作品。通过观赏那些华美、宁静的物品，那一种种和谐，那些往昔的形式——他可以连续几小时、几天地沉思往昔——他的本质逐渐定型，即自觉地倾慕一切宁静的事物，这是一个将要持续数年的发展过程，直到童年结束之后才变得明显。布施贝克为特拉克尔而作的挽歌（1917）有这样的诗句：“男童的心中有恨醒来……对可爱的宁静之物的不断变化。”格奥尔格在母亲那里没有找到的宁静和庇护，他在她的收藏中寻找并且找到了。
由渴望母性产生的异化在他那里转变为充满痛苦的寒冷画面和恐怖画面。小特拉克尔不害怕父亲，可是母亲的目光常常令他胆怯；是的，对于特拉克尔，母亲的形象仿佛等同于卡夫卡心目中父亲的“蜡像”。譬如，有两行诗把母亲身上透出的寒冷与坟地联系起来：“或者当他牵着母亲冰凉的手/夜里穿过圣彼得秋天的墓园。”《诞生》中“母亲的寂静”是一种可怕的寂静，它与《梦中的塞巴斯蒂安》所描写的“父亲的寂静”迥然不同。面对“母亲哀怨的形象”，他心惊胆战，自觉有罪，瑟缩地退避。唯有母亲知道他的情欲和罪孽：“但他在阴暗的洞穴里挨过他的白日，欺骗、逃避、隐藏自己，一只燃烧的狼，面对母亲白色的面孔。”在同一首诗中（《梦魇与癫狂》），浮现出一张同样可能在爱伦·坡的小说《厄舍一家的衰落》中浮现的面孔：“妇人的长裙发出蓝色的窸窣声，他随之凝固成石柱，门框里停立着母亲朦胧的身影。”一幅心中有鬼的幻景！他觉得他的罪孽如此不可饶恕，以至于“面包在母亲痛苦的手中变成石头”。
母亲在诗的哈哈镜中代表某种不可侵犯的超越个体的东西：良知；她（自己也作为受害者）是一个娜美西丝【13】，现身为复仇女神、鸟身女妖。当他以他的方式——残忍的攻击——抵抗复仇天使时，这完全符合我们不得不为这个身负罪孽的人绘制的肖像：他曾经向他的朋友路德维希·封·菲克尔承认，他有时对母亲刻骨仇恨，几欲亲手将她杀死。（见伊尔莎·德默尔关于特拉克尔的博士论文，1933）
但是也有这样的时候，他心中突然萌发出一种对母亲真挚的关切，比如在1913年1月，玛丽亚·哈利克已经孀居两年半时，他给布施贝克写过一封信，信中除了流露出极度的沮丧之外，还这样写道：“告诉我，亲爱的，是不是我母亲为我烦恼万分。”大概同年夏天（信中没有署日期），他告诉菲克尔：“已经发生的事情迫使我母亲关闭萨尔茨堡的商店，遣散家里的闲杂人员，在这种前景暗淡的困难时刻，我觉得离开母亲的家未免太轻率。”
这里，仿佛有一线微弱的光亮摸索着穿过一个失落的灵魂的晦暗云层。
恰如格奥尔格·特拉克尔亲眼目睹以及在他的诗中以丰富的形象所描绘的，萨尔茨堡是一座具有浪漫色彩的衰颓的城市，宁静、悠闲、虔诚，沉湎于对辉煌的过去的回忆。除了罗马天主教会，其世俗权力以庄严雄伟的教堂和宫殿引人注目，其他一切均属国家所有，这一点赋予该城以独特的韵味。穿着华丽的军官被人们善意地谑称为“漂亮的家伙”，他们聚会于市区的咖啡馆，每逢星期日，在托马塞利小亭和教堂广场之间的宽阔美丽的林荫大道上到处是他们的身影；当时在各家小歌剧院经常咏叹的军装的魅力也在萨尔察赫河畔令不少市民的闺女神魂颠倒，这固然使军官先生们飘飘然，但是，他们往往必须通过与上等市民阶层和商界显贵联姻，才有钱财挥霍，所以并不奇怪，该城的皇家—国家气氛后来同样促使特拉克尔家的一个成员即1889年出生的弗里茨选择了从军之路。
表面看来，处于黄金时代的社会——在奥匈帝国也称为“金黄色的烤仔鸡时代”——呈现出一派不可动摇的升平景象。在那个声名狼藉的黑色星期五（1873年3月9日），由于维也纳交易所里疯狂的投机导致股票行情无止境的暴跌，如今它不过作为昔日的创伤供人们饭后闲谈。当时的恐慌席卷了经济繁荣、似乎坚不可摧的王朝的整片国土，银行倒闭，商行破产，自杀，离婚，社会丑闻以及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这一切人们已经忘到九霄云外。生意兴旺，“好日子，大家过”这句费阿克的箴言不仅在萨尔察赫河畔，而且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听见。
可是天空阴云密布，尽管在币制改为克朗之后，国家财政收支顺差超过二千二百万古尔登，哈布斯堡王朝首席政论家莫里茨·贝内迪克特仍然在1892年12月24日《新自由报》（《维也纳交易所周刊》）为他保留的专栏中作出了下述社会政治预言：“人人都在不安地聆听，仿佛一场不可逆转的重大事变日益临近，这是对社会制度的最后审判，资本与工资之间的严重冲突。”
特拉克尔诞生于八十年代末期，与同龄人格奥尔格·海姆一样，他的诞辰头上罩着那颗昴宿星团最黑暗的灾星，从1880至1890这十年之间，突然，几乎袭击般地冒出不祥的一代。他们的威力像一束手榴弹爆炸。他们的母亲分娩时的阵痛犹如一个可怕的新时代来临时的阵痛。火山爆发，全球范围的火山爆发！
在这短短的十年中出世的有毕加索、乔伊斯、卡夫卡、魏宁格尔、布洛克、穆西尔、科柯施卡、温加雷蒂、艾略特、阿尔奇片科、斯门尼斯、奥尼尔、海德格尔、基里科、勒科比西耶、卢卡契、庞德、扎德基讷、维特根斯坦、卡瓦菲斯、贝克曼、塔特林、奥卡西、贝格、沙加尔、阿尔普、J.M.豪尔、布洛赫、韦伯恩、陶特、阿波利奈尔、莱热泰罗和韦切尔·林赛。几乎所有立体派画家都生于1880年以后的几年，随即那批灾难诗人——印象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像火山喷出的熔浆一样投身人世。从他们之中崛起了一对没落的预言家：奥地利的特拉克尔和西里西亚的海姆；有些人后来变为社会革命家和空想家，例如毕加索、鲁比讷、卢卡契、普费姆菲尔特、希勒、布洛赫、雷恩和莱昂哈特·弗兰克，还有人成为“临床的”虚无主义者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如庞德、约斯特、莱尔施、贝恩、绍韦克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吞噬了这一年代的精英，沃尔夫·普日戈德后来做过统计：特拉克尔、施塔德勒、利希滕施泰因、萨克、马克（德）、洛茨、马克（英）、黑林拉特、埃伦鲍姆—德格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再仅仅对旧的制度提出质疑，而是要推翻它；这是一场反抗统治阶级的暴乱，它把目标指向淫荡、冷漠以及腐败堕落的一族的“阔绰”，指向统治阶级。站在这一代人首位的阿尔贝特·爱因斯坦（1879年生）不啻是颠覆的象征。同年出生的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好十年之后的1889年，阿道夫·希特勒随后跟上。同他一道，我们真正踏上了末日世界的土地。在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诞生之年（1883）。比他早三年出生的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早就预言了暴君时代的来临。
人们大概不会相信这里是纯粹的巧合和数字游戏。赋予这些同一年代的同志——先知或妄想家？——的使命是进行彻底清除。他们进攻的目标是旧欧洲的制度，它最明显地体现在哈布斯堡帝国身上，他们以伦琴射线般的目光洞穿它，剥制它的骨骼，如特拉克尔、海姆、希勒和科柯施卡，或者让它在无与伦比的精神政治暴乱的聚光镜下化为灰烬。他们中最敏感的人早就以自己受伤的神经感受到金玉其表之下的病态、衰亡、僵化和腐烂。
特拉克尔教会最喜欢以超凡脱俗的圣光把诗人隔离并禁闭起来，移入一种“灵性的”空间，与此相反，我们恰恰发现他的生活与作品都毫无二致地打下了社会的烙印，完全是一种可以准确解释的革命的时代标志的个人表达。当时，不仅是经济上最虚弱、最无法承受打击的中产阶级的下层，甚至很大范围的大资产阶级都异乎寻常地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崩溃，并且为之震撼。由于那时缺少保障性的福利法，破产和重新陷入贫困的威胁咄咄逼人，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最早针对封建资本主义政权的政治和美学反叛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一切朽坏在特拉克尔身上有突出表现，他那些有时阴森恐怖、破败不堪的城市和自然风景同样是对精神领域的、尤其社会政治的变革的预感，这一变革伴随着1914年欧洲的灾难开始了。在特拉克尔的作品里，我们看见“被诅咒的种族”与特拉克尔家族在画面上融为一体，前者在虚幻的富裕中穷愁潦倒，无论精神或是道德上都日趋堕落，后者的“阔绰”则是特权阶层的这种富裕的不洁分泌物。《埃利昂》中写到“种族的没落令人震撼”，意思模糊，这里痛惜的不仅是没落中的特定的一代（即父辈），还是整个人类和人性的没落。【14】然而后来在《梦魇与癫狂》中出现了下面这样的忏悔——当然，哀怨和控诉在特拉克尔身上难分难离：“父亲傍晚变成了白发老人；母亲的面孔曾经在阴暗的室内化成石头，蜕化的种族诅咒沉沉压在男童的身上……”观照的范围在这里已经缩小，在集体灾难的反照中透露出最终关系到个人，即关系到家庭的没落，以及二者彼此无法分开。
托比亚斯·特拉克尔的去世使家庭名存实亡，也给家业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尽管威廉立刻接替了公司的领导），当父亲亡故时，王朝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也已经陷于动摇。日益逼近的厄运在那几年令人如此绝望，所以当世界大战的灾难果真到来时，许多人将其视为拯救而为之欢呼。卡尔·巴罗莫伊斯·海因里希——一位患有抑郁症的作家，是特拉克尔在因斯布鲁克时的志同道合者，在1913年复活节星期二致特拉克尔的信中，他写过一行预言般的文字：“是要战争，还是不要战争，严峻的时刻就要来临，人类将会寻求一位诗人。”
“哦，被诅咒的种族，”《梦魇与癫狂》继续写道，“果实和器皿腐烂在惊恐的种族凝固的手掌之中，”这个种族瞪视着不可阻挡的灾难降临头上，“一只狼撕碎第一个孩子，姐妹们逃入阴暗的花园，逃向瘦骨嶙峋的白发老人。一位癫狂的先知，那人在坍塌的墙边歌吟，上帝之风吞噬了他的歌声。哦，死亡的快感。哦，你们，阴暗的种族的后代。血统的恶之花在那人的太阳穴泛着银光，冰冷的月光映在他眦裂的眼睛里。哦，夜族；哦，被诅咒的一族。”末日的景象直到结尾才以这一句话告终，“黑夜吞噬了被诅咒的种族。”晚期的《傍晚》一诗深受荷尔德林的影响，诗中写道：“淡蓝的月光/照临都市/那里寄居着腐朽的一族/冷漠而阴险。”
诗人在这里比别处更接近先知，他总感到自己是最后一枝嫩芽，长在一个注定没落的伪基督徒种族那棵长满青苔、行将摧折的树干上，是孙子，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负荷，承受人类世世代代的沉重遗产：“哦，我们的种族多么苍老。”（《途中》）“紫色的痛楚，一个伟大种族的哀怨/它如今随孤独的孙子逝去，多么虔诚。”（《逝者之歌》）从一个堕落的时代回顾历史，特拉克尔受过的新教教育使他觉得西方即基督教的欧洲伟大、纯洁、灿烂辉煌；他以淡定的悲哀歌咏它的没落，痛惜它现在的（末日的）衰颓，将其视为类似于路西法【15】的悲剧，即因背离本初的伟大而坠落，这种伟大在特拉克尔的作品中不能被看作海市蜃楼。尽管《西方之歌》一开始就出现了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情调的诗行：“哦，灵魂之翼夜里的拍击”，却续之以一种完好的神话般的存在的画面：
我们牧人曾经走过暮沉沉的树林，
身后紧随着红兽，绿花和潺潺的流泉
无比谦卑……
傍晚的花园，远古虔诚的信徒走过的地方，
而今兵士从创痛和星星的梦中醒来。
哦，黑夜温馨的矢车菊花束。
哦，你们，寂静和金秋的岁月，
那时，我们和平的僧侣酿榨紫色的葡萄……
那时，人在自己的斗室思索正义，
以默默的祈祷求见上帝活生生的头颅。
诗的结尾痛苦地呼唤“严酷的沉沦的时辰，/我们在黑暗的水中窥见一张僵硬的面孔”。全诗以当代大洪水中浮现的新的乐园幻景告终，第一章已经摘录过：
但恋人欣喜地撩起银色的眼睑：
单性。从蔷薇色的衾枕涌出香烟
和复活者甜美的歌声。
性（性欲）一直被视为诅咒和上帝的惩罚，但尤其被感受为乱伦罪，它在这里从物质中脱离出来——一种愿望和救赎的想象，并且与未来的、重新处于肉体的无罪状况的性（属性）融合为一个概念，对后者而言，再也不存在性别的冲突、两性的分裂和异性恋的异化。特拉克尔可能在德国神秘教徒那里获得了伊甸园中单性的印象，单性的想象有时也出现在雅各布·波默和弗朗茨·封·巴德尔的文章中；从布施贝克1913年7月29日致诗人的信中我们获悉，特拉克尔贪婪地阅读这些文章。（与此相反，天主教教义谴责下述猜测：亚当受造为雌雄同体，即两性人，并且以《圣经》和传说为根据；这一看法同样受到奥古斯丁的反对。）返归太古、返归史前时代人类的纯洁状态的想法（达拉戈）还在另外一个闪耀着崇高光芒的场景中表述出来：“石灰墙里悄悄探出一张难言的面孔——正在死去的少年——还乡族的美人。”（《启示与没落》）
正在死去的少年即欧洲战场上被杀戮的一代，这一幅预先绘制的画面从此再也无法摆脱。当它再现于《西方》一诗时，它化为发自形而上学战线两军对垒的无人地带的一声撕裂人心的呼唤：“你们，正在死去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