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是爱谁，
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
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鲁迅
1
他最后看了看这祖居的熟识的破败的老屋。
它早该易主了！
鲁迅是昨天午后与族人一起，在出卖房产的公同议单上画押的。分得的这笔款子，再加向友人借的，共三千五百元，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院子，又花用近六百元稍事修整，购置一些家具，二弟作人夫妇先行搬入。这一切都安排停当了，1919年12月，鲁迅才回老家搬家。
再见了，我的故乡！再见了，我七年的幸福的独居生活！
船缓缓地移动了，故乡黑乎乎的街巷与瓦房无语地立于昏黄的暮色之中。他在心中默默地与它们话别——这一去，他就永远没有再回来过了。
他觉着痛楚，本来就不舒畅的心情越发地郁闷了——他甚至觉得这也许是个不好的兆头吧。
舱前灯笼薄而淡的红光出现在船首的江面上……
2
四十岁的胡妈在西直门“老妈作坊”【19】等候雇主，已经有半个月了。这一天，徐坤来替主人雇女仆，把胡妈带到了八道湾十一号院。来到这所宅院，徐坤向胡妈指点——
门道东边这两间是门房住房，我就住在这儿。
门道西边头三间是大先生的住室。
后三间还没有住人，只堆杂物与旧书。
这一排房子后是一堵大墙，墙当中有四扇油漆木门。
门后是中院，北边三间大屋，西边一间是太夫人鲁老太太的卧室，中间堂房用来洗脸、吃饭，东边一间是大太太朱氏的卧室。【20】
中院后是后院，它的后面也有一排九间的北屋，三间为一套：东三间为内客房，中间一套是三先生一家的住房，西边的一套是二先生一家的住房。
刚说到这，一位身着和服的东洋妇人从西屋里跑出来，手中拿着一盒精致的日本点心，手指与嘴唇上都扑了一层白粉末，斜倚着门框，叽叽咕咕向胡妈讲着日本话。
胡妈茫然了——她觉得这位太太有点咄咄逼人，又有点神经质。
徐坤满脸堆笑，不断地点头哈腰，待东洋妇人转身进去后，他不笑了，神情严厉地对胡妈说：“二太太吩咐你，好好干，勤快点，手脚麻利些，她以后多多地有赏。她的话管用——她不仅是这周家院子的内管家，还是日本人！真正的日本人！赶上有事啦，日本使馆还派人来看望啊！这老大的北京城几人有这么风光啊？”
胡妈有些厌烦，但一想已停工半月，就赶紧忍住了，而且把已到嘴边的一句问话也咽了回去，这句话是——
为什么大先生与大太太同住一院，却分居两室呢？
3
周家共雇两个女佣，王妈专门服侍老太太，胡妈负责买菜、煮饭、打扫。烧菜则是由大太太自己动手。他家还有一个特殊规矩，就是两个女佣除拿工钱，吃白饭之外，是不许吃菜的，每天由大太太发给她们每人四个铜板，叫她们自己另外去买菜吃，这在普通家庭是很少见的。
胡妈新到，没多久也感到了这个家庭的奇怪——
首先，她发现大先生与大太太之间，当面没有任何称呼，而背后是随周围人的称呼称对方的，如大太太称大先生为大先生，大先生则称大太太为大太太或大师母。
她又发现两人常年四季都无话可说，彼此间每天只有极简单的三句话。
早上，她还在打扫院子，就照例听见大太太到大先生窗前喊：“起床了！——”
“嗯……”里面照例应答一声。
吃饭时，大太太又是一声：“吃饭了！”
大先生自然又是一声：“嗯……”
晚上大先生睡觉迟，大太太睡觉早，她总要问院门关不关，他则简简单单地答“关”或者“不关”。
只有大太太向大先生要家用钱时，他讲的话里面才会多一两个词儿。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白天大先生去上班、讲课，或在自己的房中做自己的工作；大师母有时到太师母屋里坐坐，有时在厨房料理饭菜，有时就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吸水烟。晚上则各人到各人的屋里睡觉。
他俩平平静静，淡淡泊泊地过日子。但偶尔也有例外——
有一天，大先生回来很晚了，就直接到堂屋去吃饭。
大太太熬的稀粥早就盛好了，放在桌上，他端起来，鼻翼耸了耸，面有怒色，将桌子一拍：“我一闻这气味就想发呕！谁做的？”
大太太赶紧低下头，手指紧张地抠着桌面。
“谁做的？”他蓬乱的头发竖了起来。
“我做的！”太师母温和而威严地说。
他的脸上渐渐地有了笑意，埋下脑袋，一口接一口地喝着稀粥，完了，又要胡妈再给他盛一碗。
可当晚，他又大大地发作了一次。
像以往每夜临睡前那样，大太太蹑手蹑脚走进大先生的卧室，替他将被盖铺好，然后又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这件事她是从来不要女佣代劳的。
待到很晚，大家都已睡下时，突然听到大先生在喊：“这是谁铺的？”
院子中一片沉默。
“这是谁铺的？”随着这喊叫，只听见床板嘎吱嘎吱的破裂声。
“我！是我！”太师母披衣起来了，听见她在檐下苍凉地应答。
大先生屋里安静了下来。灯熄了。
这样的发作，很令胡妈害怕，只是次数极少，也就很快地过去了。
4
胡妈是一个心眼儿灵动的女仆，很讨太师母的喜欢，日子一久，老人家常将这院子里家长里短，明是暗非讲与她听，有一些则是她自己的亲历亲见。
这院里最苦最累的是大先生。整座院子是他奔波了几乎一年才找到的，紧接着便是修理房屋，办理手续。他又监修，又得向警署接洽，议价、收契、家具的购置、水管安装等事务，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房款不足，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除了卖绍兴祖屋所得的千余元之外，其余的全是这样筹来的。而当初卖祖屋的钱，二先生是主张分了用掉的，幸好大先生有眼光，坚持不肯，才又用来在北京买屋，使全家老小有个落脚之处。并且在立房契时，大先生不准备写自己的名字，而是准备写周作人的户主名，倒是教育部的一位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
大先生负担了全家绝大部分生活费用。每月发薪水，他都全交给内当家二太太信子，并按月向东京信子娘家寄款。信子兄弟重久三次到中国，大先生都有专款资助，甚至信子的妹妹福子的学费，也是大先生每月另行汇去的。
他这样做，全出于兄弟情谊，是在硬撑。以前他的收入还不错，但近来教育部欠薪太厉害，大先生有时参加同事向政府的请愿，半夜三更，饿着肚子回家。家里开销又大，没法子，他只好四处去向朋友借贷。刚一借到手，连忙坐黄包车赶回家来。
而二太太一家，一有钱就到向他们“包销”的日本商店去买东西，不管是否急需，吃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都买一大批；不管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有时满面灰尘的大先生坐着黄包车回来，正碰上从家里开出去的医生的汽车，他就会感叹一声：“我用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总管徐坤为人机灵，很能讨二先生夫妇的欢喜，连作人买双布底鞋子，做一件大衣，都由他从外边叫人来试样子，可见事无巨细，他是一手包揽的了。不仅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他常将食品从墙头往外送。大先生看见过几次，实在觉得不顺眼了，才向管家的信子讲这件事。她把徐坤叫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骂得最厉害最用劲的是：“你为什么偏给他看见？”还有一回，信子的小孩在纸糊的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大先生发觉了，认为应该训诫训诫。信子听了，仍用老话来骂孩子：“你为什么偏给他看见？”
二先生起初还要过问过问，他也曾经与信子吵过，但她脸色一白，身子一硬，就躺在地上装死——这一招由来已久，以前在绍兴她就试过，吓得家人束手无策，后来还是被她的兄弟重久拆穿，说是不要理她，她自己会起来的——二先生也就屈服了。他不得不屈服，因为夫人一到北京，就事事请教日本人，常和气焰正盛的日本使馆联系。
二先生这一辈子，由于大先生在前面替他遮风挡雨，受挫折的事自然经历得少，养成了一种恬淡闲散的脾气。他最向往的生活是读古书、看花、生病、问病、闲游、闲卧、闲适、约人闲谈、写楹联、买书、考古、印古色古香的信封信笺、刻印章、谈印泥、说梦、宴会、延僧诵经、搜集邮票、刻木版书、坐萧萧南窗下……整日捧着书本，认为其余一切事情都是浪费精力，完全不闻不问。院子西边有一棵大杏树，春时一树繁花，作人路过多少天也不知道已经开花了。他的孩子常常大哭于旁，而他无动于衷，依然看书如故，仿佛入定了的老僧。
“像这样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呀！”大先生感叹道。
……
胡妈打扫着静静的院子。
她隐隐闻到了一种火药味……
5
1921年12月4日，北京《晨报》副刊《开心话》专栏里，刊出了署名为“巴人”的小说《阿Q正传》，七天一次，共登了九期。
……
鲁迅正在外院南屋的窗下，孜孜不倦地埋头写作，一篇又一篇的小说、杂文、译作，源源不断地从笔下涌出，同时，他正在北京大学等校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但是在家庭生活中，他却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麻烦。
三先生在绍兴女子师范教书时候的学生许羡苏，到北京来报考大学，没有住处，找到了从前的先生帮忙。建人和二太太商量后，同意她搬到里院东边尽头的内客房里来住，吃饭呢？就与太师母、大太太一起在中间堂屋吃，而大先生就改在后面与二先生、三先生及他们的家人同桌吃。
这样一来，鲁迅在饭桌上见不到朱安黄瘦的脸了，却见到了信子那一张气呼呼的脸。
作人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鲁迅越发小心，一提笔写小说，人物不是自己就是老四。因为他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反正四弟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更使鲁迅心紧的是，教育部的欠薪越来越严重。2月的俸钱，拖到6月才分发了三成三，8月、9月又连续拖欠，部员与各校教员实在熬不下去，向北洋政府当局发起索薪斗争，闹到总理与财政部长都出来见代表。当时在场的人讲话最多的是林语堂。只有两个人没说话，一个是闻一多，另一个就是鲁迅——他不仅没有讲话，反而在那里睡觉。
欠薪一严重，鲁迅拿回家的钱自然减少，信子不但不体谅，却怪他蓄私，作人身在教育界，也不作解释，反而随声附和。他对他的贴心朋友讲，看来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了。
但鲁迅还在四处奔走借钱，维持全家生计。每当他走过宽阔的前院，看见侄儿们像开运动会一样地尽情奔跑时，他的心中总要泛起一种欣慰——
让别人过得舒服些吧，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
6
鲁迅与作人的挚友郁达夫曾认为——
在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热爱人类，立志改革社会方面，他们弟兄俩是一致的，但所主张的手段却又各不相同：鲁迅一味急进，宁为玉碎；作人则酷爱和平，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鲁迅性喜疑人，在冷冰冰的那张青脸皮层下，潮涌发酵着沸血和热情；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犹豫，斗争使他感到了一种困乏，于是想歇歇，喝一口苦茶润润喉舌，再到东篱下去采采幽菊闲花。
偏偏信子又插进两人中来作梗，有一日，她与妹妹芳子在窗下私议，有一句话冒了出来：
“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
鲁迅无意中听到了，很诧怪信子竟然这样，心中陡然像塞满了硬冰。
后来她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本来兄弟俩思想就如此分歧，彼此又如此执着地各自走着自己的路，这根“火柴”一划，“导火线”自然吱吱地响了起来。
1923年的7月14日，晚上天气很闷热，大先生的学生孙伏园来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胡妈等了很久，也不见大先生出来吃饭，就到南屋叫他。
门虚掩着一扇，昏黄的灯光遁出一束，抹在屋前的两株丁香树上。
大先生独坐灯下，桌上排着几个小茶碟：煮烂蚕豆，煮咸小花生，豆腐干——都是街口小酒摊上之物，他正一口口地喝着白干，黄黑的脸上泛着暗红的酒潮。
“大先生，到里屋吃饭吧。”
“用不着了。”大先生将一个蚕豆丢入口中，细细地嚼着，“从今以后，我自个儿在这里吃了——你做你的事去吧……”
“为什么？”胡妈很诧异。
“不为什么。”他又狠狠地喝了一大口。
“大先生，你要爱惜自己呀！”胡妈眼圈儿红了，她深知他一旦做出决定是任何人也无法劝阻的，“你看你喝起白干来了，你又刚拔了几颗牙……”
“我会爱惜自己的！”他平静地又端起了酒杯，“不过不是为了自己，多半是为了恨我的那些人……今天是值得我记下来的……”
胡妈赶紧退出来，走到台阶下，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十天前的那一幕——
那天大先生、二先生休假，兄弟俩相约一齐出门，去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书店逛了很久，然后又去山本照相馆买了十多张佛像照片……回家时兄弟俩是何等高兴，何等亲热呀……
7
7月19日。
天上密布着云彩，土地上蒸出一阵阵的潮气。闷，热，深而曲的胡同里有贩子在吆喝：“冰激凌咧雪花酪，又凉又甜来败心火！”
鲁迅心绪烦乱地坐在屋里，书、笔、纸都静卧在桌上，没有心思去动它们。
作人悄无声息地走进来。他生着团团的面孔，有些绅士模样，但好像又并不使人望而生畏，倒有几分忠厚相，一双近视眼透过眼镜所射到的地方常是很近的。除了身材的矮小外，很难再觅出他与兄长相同的地方了。
他手中捏着一封信，低首向瘦弱的、穿着油渍黑长衫的大哥急急走来，慌乱中在书桌的右角上撞了一下。
大哥亮得出奇的目光坦诚地迎着他。
他的头埋得更低了，将信往桌子上一掷，避开大哥的目光，转身，又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鲁迅先生”！
信封上这四个浓黑的字，猛地钻进了鲁迅的眼中，他小心地将它打开：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7月18日作人
周启孟！鲁迅在心里狂呼了一声，他被信中那些含含糊糊、不明不白的指摘激怒了，被那种“君子不记小人过”的绅士腔激怒了，脚步踉跄，走到庭中，呼来胡妈：“请你到后院去请二先生，就说我有话要问。”
胡妈匆匆地去了。
鲁迅在屋里烦躁地走来走去，呼吸沉重，胸口一阵阵发闷。
隔了好一会儿，胡妈回来，为难地摇了摇头：“二先生不肯来，他说，他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好——吧——”鲁迅点点头，“那就请你去干别的事吧。”
待胡妈一出屋门，他颓然瘫在椅子上。
午饭没吃。
下午，闷了很久的雨终于下起来了，鲁迅亲手种的那两株丁香树在密集狂乱的雨箭中挣扎着。
“大哥呀！——”
鲁迅一恍惚，好像听见风雨中传来了二弟的呼叫——不，那是多少年以前了，作人还不到八岁吧？两兄弟在小床上模仿演戏，有一回是演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形，两人在床上来回行走，边走边呼：“大哥呀！”“贤弟呀！”后来渐渐地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
他仿佛又回到东京那间只有六张席子宽的房子，懒懒的作人不想译书，他催促，弟弟沉默，他激愤，挥拳在作人的头上打了几下，许寿裳赶来，劝开两人……一想起几十年兄弟间的深情厚谊，他的心痛苦地紧缩起来，一种刻骨铭心的怆痛恼怒，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
唰唰唰！雨声变得更大了。
他明白，在这雨声中，他将再也找不回自己的“贤弟”了！
8
7月22日是星期天，已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许羡苏来看望太师母。
刚一坐下，老太太就红着眼睛告诉她：“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现在大先生决定要找房子搬出去。”
“哦！有这种事情？”许羡苏一听，很感意外，但一看老太太的焦虑相，不敢再多问，反而安慰她，“太师母，别急，我去找找俞芬。”
“也许俞小姐那里能成！”母亲满怀希望地说。
俞芬也是绍兴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附中读书，以前在绍兴女子师范上学时也是三先生的学生，与许羡苏是老同学和好朋友。她能说流利的北方话，也能说道地的绍兴话，并且善于买东西，炒好吃的绍兴菜，星期天常常伴了羡苏到八道湾来玩，深受人地两生的太师母与大太太的欢迎，成了两人的特约采购员。
她的母亲已故去，父亲俞英崖长期在外工作，剩下她带着妹妹俞芳、俞藻，住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房产是父亲的朋友纽先生的，眼下纽先生又刚刚把纽太太接到东北去，正好空出了三间北屋来。
鲁迅一听这消息，马上托孙伏园去找许钦文，请他叫他的四妹许羡苏立即来八道湾一趟。这样羡苏成了中间人，代表鲁迅去向“二房东”俞芬商量借住。
俞芬爽快地答应了。
7月26日上午，鲁迅到砖塔胡同来看屋了。这院子半旧不新，西边的一堵砖土墙，露在胡同的西头。墙上的石灰有几处已经剥落，两扇黑漆大门朝北，与斜对面溥仪本家的那座坐北朝南的高大轩昂的王府遥遥相对，不免显得有些寒碜。
门上有一黑底红字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鲁迅一见，苦笑着摇摇头，继续往里走。
院子很小，只有三四丈宽，共有七间瓦房。俞家姐妹住两间西屋，东屋两间是厨房和下人住房。只有北屋的三间是空着的。但比起八道湾那三间来，显得又小又矮，门如开着，还有些亮光，关上门，光线则很暗淡。
但鲁迅还是决定搬过来——他实在不愿再见到八道湾那几张冷冷的脸了。
当天下午他开始收拾书籍入箱。
7月30日上午，他把装书籍、字帖的大小十二个箱子寄存在教育部——砖塔胡同的房子实在太小，你们还是暂时寄身于高衙大门吧！
当夜，他在庭院中徘徊了很久，听那棵高大的青杨在半空嗦嗦作响，听那两株丁香在暗地里寂寞地低语。
朱安屋里有微黄的灯光在摇曳。
应该找她谈谈——不知怎的，他突然下定了决心。
9
“哦？！”
正在灯下捧着白铜水烟袋默默地抽着的朱安，见神情肃然的大先生拖着重步走了进来，不禁大吃一惊——这是很少有的事——赶紧放下烟袋，去给他沏茶。
他仔细地看了看她，脸色依旧是那么黄瘦与寂寥，只是身上换了一件白夏布大襟短衣，下面穿了一条黑色绸裙，好像比其他季节穿着的色泽要明朗一些。
“请喝茶！”她的手在发颤。
“好的！”他恭谨地说。
两人又无话可讲了，沉默良久，灯光将他们的影子抹到壁上去，加以夸张放大，两人间的距离就显得更加疏阔了。
他终于打破了沉寂：“院里的事你全都知道了吧？”
“嗯，娘娘都告诉了我。”她很激动，因为他很少一句话用这么多词儿来和自己讲过。
他又继续讲下去，用更多的词儿组成更长的句子：“我自己决定搬到砖塔胡同去暂时住一段时间，请你自己决定，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娘家？”
朱安没回答，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黑乎乎的墙壁发愣。
“如果回绍兴的话，我将按月寄钱，供应你的生活，生计绝不会发生问题的。”他极认真负责地说。
她陷入了紧张的思考之中，又将纸捻子吹燃，点着水烟，呼呼地吸了好一阵子。
他静静地等待着她的回答。
她长喟了一声：“我这笨人也许想得不对头，八道湾我是不能住的，因为你搬出去，娘娘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小叔子、弟妹、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弟妹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好的！”他简单地答道。
他完全明白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拽着他不要松手——这希望是盲目的，所以只能延续这无爱的婚姻的痛与苦；这希望又是强大的，因为有流了四千年的血与泪来滋养它；这希望又是万不能让它亡失的，稍有道德的人怎么能让异性灭了在这世上“唯一”的一个愿望呢？
她好不容易才听清了他几乎耳语般的吩咐：“请准备一下吧……”
10
雨从昨晚一直下到午后，刚一收歇，鲁迅就带着他所不爱的妻子，告别了他所深爱的母亲，告别他所苦心经营过的八道湾院子，搬到了砖塔胡同。
当日的日记，他是这样记载的：“（8月）2日，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羡苏和俞家三姐妹嘻嘻哈哈地跑来帮忙，搬这安那，使鲁迅觉得这冷落的小院平添了一些活气。
三间北屋，他将朱安安排在西边靠近街门的那一间，这儿白天光线好，就放了一张三屉桌，白天的案头工作一般都在这儿做，朱安则常在厨房里张罗，不进屋去打扰他。
他自己则住在中间的那一间，约莫只有十四平方米，却作了他的会客室、餐室、卧室、夜间工作室，一张半旧的八仙桌既作饭桌又作书桌，一张木板床又睡觉又摊书，客人来得多椅子不够时，客也可坐，主也可坐。
东边的一间则是为母亲暂住准备的【21】。
胡妈则和俞家雇的齐妈合住在东屋的头一间，第二间是两家合用的厨房。
母亲很思念大儿子，再加之作人也不大成话，他虽有男女仆人一大群，但仍然叫老太太自炊自食，所以老太太经常白天来砖塔胡同，晚上才恋恋不舍地回八道湾。有时就干脆住上一两天。每次送别老母，鲁迅简直不忍看她伶仃的身影消失在胡同的深处。为了安慰她，使老人能跟来同住，他又急着四处去找屋子。
这一年的l0月底，他好不容易议定购买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一所旧宅，接着着手修缮，又不断地往返于工地，出入于警署、税务局，为领取房契等事奔波。
他忙得简直不可开交，既要到教育部去办公（他是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管图书馆、博物馆等），又要到北大、女师大讲《中国小说史略》，还要到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22】。
为了备课，他经常跑图书馆；夜间不断地有学生和友人来长谈；夜深客散，又开始写文章或者译书。
他的身体越来越坏。本来从6月开始，痔疮就开始发作，行走很不方便；接着就是牙痛，一连拔去了五颗；然后又是咳嗽，好像中寒一般，有时他到医院看病取药，有时就自己服阿司匹林，夜晚睡不着，浑身汗津津的。
他的体力越来越差，精神越来越疲困，情绪越来越恶劣，内心越来越苦闷。
“卖大本皇历！”
1924年2月4日，又到了旧历的除夕，外面的胡同里又响起了这一年一度的沉郁的叫卖声。
鲁迅独坐在偏狭的中屋，喝了特别多的酒。
初二夜晚，他整夜都睡不着，将满满的一瓶酒喝得干干净净……
11
他醉得有些迷糊，一腔血正在涌，眼中仿佛又出现了先前自己所写的寓言中的那只老螃蟹——
老螃蟹觉得不安了，觉得全身太硬了。他知道自己要蜕壳了。
他跑来跑去地寻。他想寻一个窟穴，躲了身子，用石子堵了穴口，然后才隐隐地蜕壳。他知道如在外面蜕壳是危险的，身子还软；要被别的螃蟹吃去的。这并非凭空害怕，他实在是亲眼见过的。
他慌慌张张地走。
旁边的螃蟹向他说：“老兄，你为何这般慌张？”
他说：“我要蜕壳了。”
“就在这里蜕不很好么？我还要帮你呢。”
“那可太怕人了。”
“你不怕窟穴里的别的东西，却怕我们同种么？”“我不是怕同种。”
“那还怕什么呢？”
“就怕你要吃掉我。”
12
这是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院子极平常极平静的一天——
“阿娘，我出去了！”
清晨，鲁迅像往常一样，到母亲屋里转一转，向老人家道了别，早早地出门去了。
母亲一本接一本读儿子替她找来的旧小说。
媳妇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水烟。
下午，朱安打了一碗米，将它弄得碎碎的，烧成软乎乎的粥糊；然后又拿出一些钱来，请俞芬帮忙到“稻香村”熟食店去，买些大先生平素喜欢吃的糟鸡、熟火腿、肉松回来。
暮色冥冥，小院里又响起鲁迅的声音：“阿娘，我回来了。”
他先进了母亲屋里。今天北大发薪水，他按照老习惯，路过一个法国面包房时，买了两块钱的洋点心，上面用奶油堆成各种形状的花，大大小小地装满了两个厚纸盒。
“阿娘，请你先挑！”
“好，好！这点心中吃、化渣……”老太太喜笑颜开，大大小小，随便地拣了几块，放进自己的点心盒里，然后又去翻儿子刚买的那几本才子佳人小说。
鲁迅又走到西屋，一声不响地将纸盒推到朱安面前，揭开。
她很斯文，很小心地挑，拣小的、差的，要了两三块——认真、谦恭，像很古时的那个模范孩子——那个只有四岁就懂得让梨的孔融。
鲁迅又把薪水拿出来，交给朱安——佣人的工资每月两元，房租八元，朱安的每月零用钱十元，柴米油盐菜钱……全部由她去当家开支，鲁迅是非常信任她的。只有一笔钱例外，就是每月给母亲的二十元零花钱，照例是由鲁迅亲交的。
朱安仔细地点着银圆。
“我给你娘家寄了五十元去。”他平淡地交代了一句。
朱安的脸上溢出了一种感激的笑，好半天，才柔声低语地说：“娘家也托人给你带了些霉干菜、笋豆来……”
“好的。娘会喜欢的。”鲁迅边说，边往中屋走，将两人挑剩的点心，放到书架最下一格上那个福建漆的八角朝珠盒里。他在大方桌前的那张椅子上歇了一会儿，微闭双目，似养神一般，朱安轻手轻脚地从西屋出来，到厨房里去张罗。
鲁迅赶紧站起来，从自己的床下拖出一只柳条箱的箱底来，将身上那件满是灰尘的长衫脱下，大致叠了一叠，放进去，盖上一块白布，然后又推到床下去。
他又进了朱安的西屋，在右边的屋门后，放着那柳条箱的箱盖，只是盖子翻了过来，口朝上，他揭开上面盖着的白布，下面就整整齐齐放着朱安已替自己洗净的衣衫。
这是外人不易知晓而只有他们两人心中雪亮的秘密。
这是鲁迅想的办法。
目的只有一个——在这家庭中，实在不想多说话，那么就尽量减少有可能对话的机会吧。
到吃饭时，已是掌灯时分。母亲的兴致很高，说说笑笑，对朱家送的霉干菜更是赞不绝口：“好中吃的干菜，好久没这样的口福了……”
朱安很感动：婆婆褒扬菜，实际上也是在褒扬媳妇——她老人家多么心疼我啊！
见母亲如此健饭健谈，鲁迅十分欣慰，但一想到明天她将回八道湾自炊自食时，他的胸口就堵得发慌。
“安姑！”母亲眉飞色舞，“你把这霉干菜留上一些，待几天我来给你和老大做一次干菜蒸肉，用五花肉切成块子，在放味精和糖的酱油里浸一下，一层干菜一层肉，放到碗中，蒸上几次，那干菜呀，又黑又软，肉块呀，又红又亮——周家新台门里，就数我会做这种菜。好，待几天，叫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我会给阿婆好好留着的。”朱安特地搁下饭碗，郑重其事地说。
鲁迅煞有其事地耸耸鼻子：“哦？好香！阿娘只管做这么香的干菜蒸肉，香死了人也不负半点责任啊。”
母亲拊掌哈哈大笑。朱安微笑。鲁迅不笑，眼角却有笑意漾出。
“好了！我不吃了。”老太太拍拍肚子，站了起来。
朱安赶紧问：“阿婆不再吃一点？”
“不了！不了！”老太太神秘地眨眨眼睛。
“让她去吧……”鲁迅会心地一笑，“今天刚买了几本热闹的小说……”
母亲一去，饭桌上顿时冷清下来，两人埋着头，一口一口地往嘴里送，偶尔有几句交谈：
“你胃不好，这粥是专门给你熬的。”
“谢谢。”
“好喝吗？”
“好。”
……
“这些都是托俞芬去稻香村买的。”
“好。你也吃点吧！”
“我笨，不会吃。”
“不会吃？”鲁迅诧异了，摇摇头，想说什么，终于又没有说。
两人静静地各自吃饭。
晚上，几乎全院子的人都聚在太师母的屋里。老太太坐在床沿上，兴致勃勃地给站在床前脚踏板上的俞家姐妹，演讲大先生幼年逸事：“那时候呀，他长得又体面，又活泼，穿着小红棉袄，别人都叫他胡羊尾巴……”
姑娘们黑而亮的眼睛疑惑地眨动着。
躺在藤椅上的鲁迅，用在北大讲堂上为大学生答疑解惑的教授腔说：“誉其小而灵活也……”
姑娘们响亮地笑了起来。
“那时，有个叫和尚的木匠师傅，给他做了一把大关刀，他抡着……”这时老太太站了起来，像关公似的举手往下一砍，“跑到别人跟前，高声喊，给你看看！”
“哦！有这种事体？”鲁迅爽朗地大笑起来，又问俞家姐妹，“小姐们恐怕不会相信吧？”
“相信！相信！”姑娘们欢快地大叫起来。
朱安坐在床前的另一张木椅上，静静听着，有时也随大家笑笑。她很少说话，有时太师母问到她，她才说几句。只是她的话，远不如太师母说得有趣。
夜深了，他们各到各的屋里睡觉。
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院子，就这样结束了极平常极平静的一天，和北平城数不清的院子一起，隐入了沉沉的暗夜之中……
1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鲁迅的口令声在洒满晨光的小院中回荡着，他的手臂高扬起来，另外两双纤细的手臂也高扬起来——俞芳、俞藻跟着大先生学做体操，已经好几天了。
朱安站在厨房门口，怔怔地看着，等传出了一阵菜油焦味，才赶紧溜了进去。
“好了！”鲁迅擦了擦汗津津的头，叫着自己给两个姑娘取的绰号，吩咐道，“没事时就照这样练习练习，以后我要检查的。野牛、野猪，听明白了吗？”
“野蛇！”——她们给他也起有一个绰号——“我们明白了。”她们伸了伸粉红色的舌头，吃吃地笑。
早饭后，院里很安静，俞芳、俞藻扬臂，弯腰，踢腿，下蹲，起跳……一板一眼地复习着，口令则自然由姐姐来喊了——
“一、二、三、四……”
朱安从厨房里出来，并不忙着回自己屋里去，而是径自走到院中，站在两个小姑娘身后，瞪大眼睛，贪看着她们的一招一式。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她也跟着做了起来，腰笨拙地弯，腿僵直地踢，刚往下一蹲，颤巍巍的一双小脚，根本无法支撑，瘦小的身子晃荡起来，拼命往上一跃，竟差点儿跌个跟头。
“哈哈哈……”俞藻拍着小手大笑起来。
俞芳赶紧去掩妹妹的口，但她自己脸上也堆满了笑。
朱安有些尴尬，但仍然用央求的语调说：“你们继续做呗！我也好捡捡样！”
俞芳毕竟是大孩子，忍不住说了一句：“大师母，做操累人，你又何苦呢？”
朱安神情严肃起来：“大先生说的做的都是对的，我想试着学学……”
俞芳使劲地点点头，平素她总觉得大师母少言寡语，面容呆板，不大敢和她接近，今天第一次有了一种亲近感。于是她认认真真地教起朱安来。
14
下午，鲁迅匆匆回来，躲进屋里赶写一篇文章。院子门楼外传来了一阵叫卖声：“玉米花来，粮炒豆儿！”俞藻一听，飞跑进自家屋里，将毽子寻了出来，拆开底子，抓出那枚小铜圆，又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那小贩挎着两个布口袋，接过铜圆，从一个口袋中抓了一把玉米花，从另一个口袋中抓了一把粮炒豆儿，塞到俞藻的手中。
她捧着刚一进院子，就被俞芳发现了，猛地一声大喝：“你哪儿来的钱？”
“我……”小妹开始发抖。
“你说不说？”二姐猛地扬起了巴掌，“不说……”
“哇”的一声，俞藻大哭起来。
朱安从屋里奔了出来，拖着一双小脚，将盛怒的俞芳和可怜巴巴的俞藻隔开，她的脸上全是惶恐与不安：“别吵，别吵！你们没看见吗？大先生刚回来……”
俞芳怒气渐渐平息，而小妹却气势汹汹地号啕大哭起来。朱安有些惊恐，将她一把搂在怀里，恳求她：“小宝贝，行行好！不要吵了大先生，让他安安静静地写文章，好吧？你答应我——”
俞藻依偎着她的胸，抽抽搭搭地点点头。
晚上，大姐俞芬回来审理这桩家庭大案，俞藻只是哭，俞芳只是沉默，惹得这位家长大人勃然大怒，当即把俞芳逐了出去，不准进屋睡觉。
小小的院子陷入了不安之中。
鲁迅屋里，响起了他的咳嗽声与喝水声。
朱安披衣起来，悄悄摸到俞家屋前。俞芳蹲在门前的黑地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朱安犹豫了一下，推门进屋。
俞芬怒气冲冲地坐在炕上，盯着小妹那张睡熟了的挂着泪痕的脸。
朱安依着炕头，轻言细语地说：“俞芬，天这么晚了，还是让二妹进屋睡觉吧！”
“我不许。”俞芬硬邦邦地顶她。
朱安一怔，停了停，又耐心地劝道：“你是姑娘，她也是姑娘，将心比心，你想想，黑天黑地，多怕人啊！”
“三妹也是姑娘。俞芳怎么对待她？”看来这位小家长是不会让步的了。
朱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没趣地退出屋来，踌躇了一阵，拉着俞芳的手说：“好妹妹，我陪你进屋去，向大姐认个错，事情不就完结了么？这样顶下去，不是办法啊！”
“认错？我没错。”俞芳寸步不让。
朱安手脚无措，默站了一会儿，到底想出主意来了，轻轻地勾住俞芳的肩：“好了，好了，到我屋里，和我一起睡吧！”
“我不！我不……”俞芳挣扎，脚步却跟着大师母移动。
进屋，上了朱安宽大的床，满腹委屈的俞芳鼻子一酸，嗡嗡地哭了。
朱安边替她脱鞋子，边安慰她：“好了，好了，明天还要上学，不要哭了。大先生还在隔壁写文章，不要吵着他了。”
俞芳收住了哭泣，蒙蒙眬眬地睡着了。
15
隔了一天，太师母又来了，俞芳激动地向她讲述了这一幕。老太太慈爱地抚摩着她的头：“姑娘，你知道么？是大先生叫大师母出面来劝解你们的。”
俞芳姑娘怔住了，眼里噙着晶莹的泪花——多好的大先生！多好的大师母啊！他俩对别人这么好，可自己又为什么很少说话呢！于是她冲口就问太师母：“大先生和大师母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住一间屋子呢？——他俩都是好人啊！好人应该喜欢好人呗！”
“不见得！不见得！”老太太望着姑娘那双明净的没被世事的阴云染过的眼睛，痛苦地摇着头，“就说大先生和大师母吧，他们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也没多余的话，就是互相喜欢不起来，两人各过各，不像夫妻……”
俞芳惊愕地注视着老太太那双被痛楚折磨得渐渐暗淡的眼睛。
“我也曾问过大先生，大师母有什么不好，他只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问他怎么谈不来，他说：和她说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比如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母亲沉重地叹息了一声，俞芳觉得好像被传染了似的，心里也沉甸甸地往下坠。
“就这样过了十几年，他们两人好像越来越疏远，精神上都很痛苦。看着他们这样，我也很苦恼，所以二先生、三先生的婚事，我就不管了……”
老太太将自己枯干的脸紧贴着姑娘圆润的脸，一滴浊黄的大泪珠在两睑间游移。
“我以后再不吵大先生、大师母了……”俞芳小声地嘟哝着。
老太太沉默不语，她蓦地想起了前几年的一幕，俞芳年岁小，是不便告诉她的——
那时，她问媳妇：你怎么没养上儿子呢？
媳妇答：大先生终年不和我说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这样的答一出，婆婆自然也就无话可问了。
16
一场大雨过后，整整出了好几天的大太阳，湿气与热气在院里流淌，折磨着南头废弃的花坛上的青草，耷拉着草尖，无精打采的。
下午，鲁迅边翻书边扇扇子，身上还一阵阵地流汗，忽然听见院中有人在问：“大先生在家吗？”
鲁迅连忙走出屋去，见是北大的学生常维钧，小伙子满头大汗，长衫子也湿透了一片。
“快进屋，快进屋！”鲁迅连忙招呼他。
一落座，鲁迅立即将扇子递给他，小伙子是常客，也不推辞，噗噗噗，一阵猛扇。
朱安进屋来，彬彬有礼地沏上两杯滚烫的热茶，然后退下。
常维钧一愣，转眼看鲁迅，鲁迅将头调往一边。
朱安又进来了，这次奉上的是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当她彬彬有礼地退下时，眼中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主妇的愉悦。
小伙子捧着烫乎乎的碗，笑也不是，哭也不是，怎么吃呢？额头上又爆出了几颗大汗珠。
鲁迅无可奈何地苦笑：“既然拿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没事！这有扇子……”小伙子猛扇数下，心一横，以慷慨赴国难般的气势，端起碗来。食尽，汗狂出不已。
鲁迅没动给自己的那碗，呆呆地望着它散出的一缕又一缕的热气。
“大先生，我有一句话，早就想说了，不知当讲不当讲？”常维钧心痛地凝视着自己万分敬重的鲁迅先生。
鲁迅微微地点了点头。
小伙子的声音很低，却很清晰：“伏园、川岛，还有我，都是这种看法——”他顿了一顿，好像是在斟酌言词，但最终还是直言不讳了，“既然大先生和朱氏没有感情，如此南辕北辙，干脆就送她回娘家好了，负担她的生活费，这是很客气也很合理的办法，何必为此苦恼自己，和她一起做旧式婚姻的牺牲品呢？”
鲁迅沉默了很久，夹在竹枝般的手指中的纸烟，拖着老长的一截白灰，然后若有所悟地弹了弹：“我也这样想过，真正要做，难！很难！——你不知道绍兴习俗有多么可怕，一个嫁出去的女人，如果退回娘家，别人就会认为这是被夫家休回去的，那时家人的白眼，舆论的痛斥，会无情袭来，从此她的处境将不堪设想；连累到她家庭的社会地位，也会一落千丈。性格软弱的女人，一般说是抵挡不住这种遭遇的，有的竟会弄到自杀的地步，了此一生……”
“先生太过虑了。”常维钧恳切地说。
“生于斯世斯国，再过虑也不为过啊！”鲁迅沉痛地摇摇头。
“先生是为别人想得太多，为自己想得太少——或者简直不想。”
“我有时也想多为自己想想，但简直没办法不为别人着想。”
“不，先生是太苦了自己，是背了旧道德的包袱。”小伙子激动得站了起来，“这甚至是与先生自己的主张也是矛盾的。”
“这倒不失为重大发现，我倒想听听，我的手如何打我的脸。”
“先生在《我的节烈观》里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这好像是我说过的话……其实常先生也大可不必将我的这类昏话记得这么牢靠，我的那些东西最好让它旋生旋灭为好！”鲁迅悲凉地笑了笑，端起了那碗藕粉。
“你不该吃这！”小伙子叫起来。
17
1924年5月25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清晨，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没过多久，他就把母亲从八道湾接来同住。
这原来是一所旧独院，鲁迅向许寿裳、齐寿山各借款四百元买下后，亲自设计，进行改修，它才显得焕然一新，整齐小巧，清幽雅观。
这是鲁迅平生第一次独立购置房产，不受他人的羁绊，使得他有条件对布局进行精心的斟酌。
东厢房是女工住处，西厢房是厨房。
南屋三间，分作两室。靠东两间一室，用作客厅；靠西一间备有一副铺板，是准备留客住宿用的。
三间北屋是全院的重心。东面的一间母亲居住，西面的一间朱安居住。中间的一间，靠东有吃饭用的方桌和椅子，西边靠门放着那口柳条箱的箱底，里边自然放的是鲁迅的换洗衣物；向北又延伸出去加了一间平顶的棚屋，突出地伸向后院，像条“老虎尾巴”，这就是鲁迅的卧室与工作室了。
“老虎尾巴”内摆设很简单：东墙下有一张三屉长桌，桌上除墨盒、毛笔和笔架等文具用品之外，还有一只带盖的茶碗，一个烟灰缸，一座闹钟和一盏高脚带罩的油灯。因为这儿是贫民窟——电灯光明不照之区，所以鲁迅只好在油灯下写作。桌前有一把带扶手的藤椅，写倦了可以靠在椅背上歇息一会儿。西壁下，有一张茶几，两张木椅。北窗下，则是鲁迅那十分简易的床铺，由两条长凳和一副单人铺板搭成。虽然不宽，却占去了室内四分之一的地方。床上铺着不过一指厚的褥子，布被子是极素朴的一种。床下有一个竹编的网篮，如有风吹草动，可以立即用它装上简单的衣物离家而去——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云游和尚的钵盂；这小房子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寺孤僧那清净的僧寮。“老虎尾巴”的建造，比正式的房屋，可以省一半多的钱。虽然房顶低矮，形似斗室，但因北墙上部全是玻璃窗，既可看到大片碧蓝的天空，又可以射进充足的光线，所以并不给人闷促的感觉。
它的窗外是小小的后园，园子正中有一口井，沿着周围三面的墙根，鲁迅亲手栽了几株青杨、花椒、刺梅和碧桃等。
再向园外望去，就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18
一针又一针，一线又一线……朱安正在给大先生赶做棉裤。
“你看，老大的裤子还是去东洋留学时做的，已经补过多少回了，他还在穿，实在看不过眼了，安姑！你给他另做一条吧……”——她的耳边又响起了婆婆的吩咐，稍一分心，针将指头扎出几滴深红的血珠来。
她伸进嘴里吮了吮，将油灯挑亮了一些，又连忙赶起工来。
夜雪密集，整整地落了一宿。
第二天，大先生上班去了，朱安悄悄走进他屋里，偷偷把新棉裤放在他的床上——
也许他不留神中就会换上吧？……好厚实的棉花……好软和的料子……
念着这些，朱安的嘴角漾出了欢喜的笑意。
下午，新棉裤却被掷了出来。
朱安惊愕得张大了嘴，费力地弯下身子，拾起来，拍着灰，轻轻地……
“你去劝劝大先生！”老太太难过地对孙伏园说，“你的话，他有时还听。”
学生的恳劝，并不能使鲁迅改变主意，他模糊地答道：“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的确，他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在他看来，自己好像命定要永远行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敢梦想什么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难怪他要把在北京的冬天穿一条棉裤，也说成是“安逸”！当时就有人看出了这中间的沉重与沉痛，郁达夫的一个学生，曾和郁谈起鲁迅，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夫人是不要好的。
19
他又看到了自己亲手栽种的那棵青杨——
离别它几乎快一年了，它依然是这么笔挺地耸立在八道湾的前院中，枝繁叶茂，俯瞰众芳，萧萧长响。
旧物无恙，使给了它以生命的鲁迅倍感凄凉，他抚摩了一阵那银灰色的树干，摇摇头，一股火气从心里升腾起来，大步走进前院的小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勺，从水缸中舀起满满一勺凉水。
“大先生，别喝！”川岛从以前鲁迅住过的那间房里跳出来——小伙子此时正寄住于八道湾——慌忙去阻拦他，“请进屋来喝茶吧！”
“覅【23】惹祸，管自己！”鲁迅脸色阴沉地说，吓得小伙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咕嘟嘟！他仰头将一勺凉水喝得干干净净，牵起袖子擦了擦嘴唇，径直往里院去了。
川岛不敢尾随，只是耸着耳朵细听。过了一会，传出了一声周作人的嚷声来，他不敢犹豫，急忙奔进里院西厢房。
呀！小伙子不禁心里暗暗叫苦，只见鲁迅不慌不忙地在专心捡书，而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
“二先生！”川岛跳过去，抱住他。
鲁迅手指尖点着作人：“你——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那点钱哪够开支，我便回国做事来帮助你们，帮助你们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
作人将手一挥：“以前的事不算！”
川岛连忙又拖住作人：“二先生！二先生！你少说一句，到后院去吧！到后院去吧！”
作人好像悟到自己也有些失态了，就倚着川岛，叽叽咕咕地回后院去【24】。
川岛回来时，听见信子正在忙着打电话，向她的弟弟重久，朋友张凤举、徐耀辰求助。
鲁迅依然埋头捡书。
不一会，北大的张、徐两人赶来，正要开腔，鲁迅乜了乜他俩，从从容容地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无须外宾费心。”
两人一听，无话可说，悻悻然依来路退了。
鲁迅终于取了一部分书籍与器物，离开了八道湾。
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详尽地记下了这令人寒心的兄弟相煎的一幕。
第二天，许寿裳问：“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
“未必。”他答道。
“《越缦堂日记》【25】拿出来了吗？”——这是许寿裳赠送给他的。
“不，被没收了。”鲁迅答。
而周作人则写了一篇挖苦兄长的短文《破脚骨》【26】拿到《晨报副刊》去发表……
像天上的参星和商星，兄弟俩的距离越来越阔远，以致天海茫茫，终生难度了！
20
我梦见我在长途上跋涉——
我的样子是够吓人的，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玄色短衣短裤都破碎了，赤足穿着一双破鞋，胁下挂着一个口袋，拄着一根和身材一样高的竹杖。
黄昏了，日落了，我得赶紧问路。
几株杂树和一堆瓦砾出现在东面，一片荒凉破败的丛葬出现在西面，其间有一抹似路非路的痕迹，一间小土屋向这痕迹开着一扇门，门侧有一段枯树根，上坐一白须黑袍的老翁，一位紫发、乌眼珠、穿白地黑方格长衫的女孩，正要将他搀起来。
我从东面的杂树间踉跄着跑出来，踌躇一阵，慢慢地走近老翁：“老丈，你晚上好？”
老人慢条斯理地答道：“啊，好！托福。你好！客官，你请坐。你是怎么称呼的？”
称呼？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只得如实告诉他：“我不知道我的称呼，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
“哈哈。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不知道。”我略略有些迟疑，“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
“对了。那么，我可以问你到哪里去么？”
“当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只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我指了指西面，“就是那前面！”
老翁说：“你莫怪我多嘴，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往前去也料不准能不能走完。”
“料不准能不能走完？……那不行！我只得走。如回去，就只有驱逐和牢笼，只有皮面的笑容，只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那么，你，”老翁摇起头来，“你只得走了。”
“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
老翁有些厌烦了：“太阳下去了，我想，你还不如休息一会儿的好，像我似的。”
“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在叫我走。”
“我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那声音么？”
“是的。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
“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
“那我可不知道。它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记不清楚了。”
“唉，不理他……”我沉思，忽然吃了一惊，因为我听到了前头有一种声音，“不行！我还是走的好。我息不下。”
“那么，再见了，祝你平安。”老翁站起，向女孩说，“孩子，扶我进去吧。你看，太阳早已下去了。”他们转身向门走去。
多谢你们。祝你们平安！我徘徊深思，忽然吃惊，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我奋然向西面野地踉跄闯进，夜跟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