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象，任何独特个体的生命历程，同步于他们相应的生理周期，都会属于“延续”与“断裂”的统一体。即使在中国文化的典型语境中，在一个人前、后两期的临界点上，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大家都知道，辛弃疾就曾写过一首相当流行的、借以抒发其“晚年心境”的小令：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18]
并由此而典型地表现出了“晚期心境”的问题。
不待言，这首词也复杂地揉进了抱负未酬的问题，政坛险恶的问题，枯淡格调的问题，和佛教影响的问题。而有意思的是，也正因为最后的这种因素，近来这种无欲无求、心如死灰的“佛性”，反而专属于某些号称“后现代”的青年人了，换句话说，他们年纪轻轻地就在体验“晚年心境”了。——不过，若是回到辛弃疾本人的语境中，我们却会发现他借此所表达的，其实是对“晚期心境”的微妙捕捉，和对“血气已衰”的慨然兴叹，要跟他的“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或者跟他的“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来对读。
此外，说到这种“晚年心境”，我们还可举出辛词之后的另一首宋词，来体验对于不同人生阶段的体验与吟哦：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19]
如果就作品的一般风格而言，这种“晚期感悟”最有可能表现在——当然不包括那位似乎太过神经质的、终其一生都在冥想死亡的奥地利作曲家马勒——既由于生活阅历的日益增加，也由于“生命大限”的逐渐逼近，作者到了这时就自然会表现得，既要更加宽阔地拥抱整个世界，也要更加专注地抓住当下瞬间，既更趋于沉湎于自己的内心听觉，而较少顾忌别人的物议腹诽，也要更加我行我素地打破法则，而较少理会市面上的流行品位。——比如，曹孟德到了晚年的一首诗中，尽管照样表现出慷慨多气，并未消极颓唐地萎靡下去，却显然也已意识到了“生命大限”：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2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莫扎特那首充满悲剧意识的《安魂曲》，也常被人说成这位作曲家“后期作品”——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完成它就英年早逝了。然而在我看来，一旦碰到了这类“天妒其才”的才子，既包括古代的贾谊、王勃、李贺，也包括现代的聂耳、张荫麟、刘天华，还包括国外的莫扎特、雪莱、济慈，我们大概还不能说，他们能算得上有过“后期生涯”，也说不上是体会过“后期心境”，盖因其生命毕竟是戛然而止的，未及从容地打开与完成。在这方面，胡适作过一首打油诗，虽说没有多少文采，却也可以演示此中的区别：“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21]——的确，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此中的心情和味道都大有不同。所以，一个人只有当真活到了“那个份上”，才能水到渠成地有所体悟，光靠去换位思考与臆测推断，肯定是挂一漏万和隔靴搔痒的。
再接着往下边发挥。——也还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稍有保留地赞成诗人王家新的下述说法：
……说来也是，不知从何时起，当我买到一部作家、诗人的作品全集或选集后，我总是越过其早期作品或“成名作”而从后面开始读起。这是因为墓碑比其他任何事物更能照亮一个人的一生？是的。如果一位作家有了一个更为深刻或伟大的晚年，他才是可信赖的；而那些名噪一时到后来却江河日下的人，在我看来终归不过是文学中的过客。的确，在历史上能构成“经典”意义的诗人，总是那些愈写愈好的人，或其后期作品比早期更耐读甚或更“晦涩”的人——正是从这样的作家、诗人那里，我感到了一个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文学中的“晚年”。……的确，这样的晚年不是时间的尽头，相反，它才是一个迟来的开始。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到这里，回到千百年来文学为我们创造的“晚年”“洞穴”或“黑暗”里，我们一生的写作才能获得更为根本的保证。“黑暗就在那里”，身在其中与身在其外的写作不可能是一回事，而那种看似已经“出来”，实质上仍在“里面”的写作更是一种不易达到的境界。[22]
在所谓“大器”只能“晚成”的意义上，王家新的确讲得相当到位。不过，我所以又说自己“有点保留”，则是因为这位多日不见的老友，到现在都还满心只有西方的案例，而且即使只是就西方的语境而言，也主要地只是针对来自希腊的传统，顺手就引出了柏拉图的那种“洞喻”。看起来，即使眼下国学已如此大热，可他仍未想到《论语》中“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述，仍未想到杜诗中“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描摹，——而如果允许我接着发挥，则他更未曾想到“臻入化境”的吴昌硕，未曾想到“衰年变法”的齐白石……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很难只基于他的列举，便去相信全体人类都会普遍如此；而且，我们也更难人云亦云地相信，人人到了晚年都会重返黑暗的“洞穴”，那毕竟只属于西方特有的掌故或预设。
与王家新讨论问题的方式相似，又联想到了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而且不出意料的是，这本论述别人晚期作品的“未竟之作”，也肯定是出自萨义德本人的“生命晚期”。再说一遍，研究“晚期写作”这样的题目，一般就是要轮到作者的“生命晚期”，如此才更倾向于留意这样的题目，也才更易于对别人产生“同情理解”。不过，值得在这里稍加辨别的是，这位曾以揭露“东方主义”而名世的作者，果真到了自己的“生命晚期”，至少是在他的这本书中，却只是沿着西方文化的逻辑，来对某些西方艺术家的“晚期风格”，进行了跨度相当不小的、恐怕很难避免“以偏概全”的发挥。唯其如此，他才不再把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只去归咎于西方的某个独特断代，而是推广为一种普遍的“衰年风格”。这难免会让我们恍然地醒悟到，不管萨义德的族群血统来自何处，其实他本人的文化与教育传统，恐怕主要地还是来自西方，而且是西方的学术重镇。——且来具体领教他的相关说法：
就乔伊斯和艾略特那样的艺术家而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时代，返回到了激发他们灵感的古代神话、史诗那样的古代形式或者古代宗教仪式之上，因而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本身，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晚期风格的现象。与其说现代主义最终悖论性地显得是一场新奇的运动，倒不如说是一场老化的和终结的运动，用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的话来说，是一种“伪装成年轻幼稚的时代”。因为那部小说中的裘德的儿子“时光小老爹”这个人物，看起来确实就像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寓言，并且是现代主义对于加速衰落的感受和它对于回顾与综合的补偿性姿态的寓言。[23]
只要是具备了宽阔的比较视野，其实人们很容易一眼就看穿，跟萨义德的这种“以偏概全”相左，所谓“晚期风格”或“晚期取向”的不确定性，会使它在那“连续”与“断裂”的两极之间，已经而且还将出现多种的变态形式，远不是只用“现代主义”一语便能概括的。进一步说，在所有这些因时、因地、因人的变化中，又由于这个时期已属于生命的落熟期，注定会渗进更丰富的经验内涵，所以，来自各个文明的不同价值暗示，就必会从中进行更深远的催化。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顺理成章地看到，在希腊精神与中国精神之间，在希腊精神与印度精神之间，也在中国精神与印度精神之间，竟全都存在着巨大的歧异或分野。——而在这些歧异或分野中，自然也包括到了一个人“生命晚期”，究竟该是钻进一个“黑暗”的“洞穴”，从而更相信对于整个生命的悲剧解释，还是以更宽大开敞的襟抱胸怀，去融入和探索那个虽已探索了一生、却仍觉得未能全都了解的大自然？比如，我们再举出一例来加强这种对比：
还可再来沉痛地体会一下，身为“近世儒学三宗”的马一浮，是如何在那个“文革”恶风乍起、神州一片涂炭的危急时刻，尽管也是自知已是不久于人世，却又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自挽：“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马一浮：《拟告别诸亲友》）由此，他便以直面虚空与神灭的勇气，把对于生死的悲喜与焦虑，化作了一片旷达、安然与适意，从而既保有了从容与蕴藉，又保有了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这不啻把“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学精神，化作了一种个人的尊严与抗争。而从这个意义上，他又无疑是在以最后的生命力，来为儒家所主张的“视死如归”增益了新的内容。[24]
当然，话又不可讲得绝对。尽管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乃至于各种其他类型的文化，都对人生的步调、节奏与韵律，进行了各不相同的设计与企划。可无论如何，一个相对积极、康健、从容的“生命晚期”，对于我们共同拥有的人生，总是有着相当关键的重要性，也总会释放出不可多得的创造性。这一点，仍可进入到文化传播的“大空间”中来，并上升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通则。——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终究还是要牢牢记住，如果歌德没有来得及在年过八旬之后，才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不朽的《浮士德》，或者，如果孔子也只享有梁启超的年岁，没能完成他“删诗书、定礼乐”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歌德和孔子，也就会大大地缩量或相当地逊色了，甚至，或许我们都不会知道在过往的岁月，还有过这等“毕生都在创造”的伟大人物了。
不过，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并不是所有的特殊文化设计，都足以进入那个普遍的“大空间”。比如，我在所有习俗中最不能认同的，就是今村昌平《楢山节考》中的那个故事——人们简直像处理垃圾那样，把到了晚景的生身父母背上了荒山，让他们倚在一群白骨中去等死！也许，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会向我辩解说，在以往长期贫困与匮乏的压力下，那位接近生命终点的阿玲婆，已经获得了文化的惯习，可以平静地乃至主动地等待甚至迎接这种“死法”了。可即使如此，此间的残酷还是让我想起了蚂蚁，——也就是说，在这个“小空间”中的特定习俗，顶多也只适于其他群居动物，而不适于具有个体尊严的人类：
当蚂蚁逐渐长大，它们会花更多时间在巢穴外侧的蚁房或通道里活动，并且更倾向于担任危险的捕食任务。它们也会首当其冲地迎击敌对的蚂蚁和其他入侵巢穴入口附近领地的敌人。这里也体现出了人类和蚂蚁的一大差异：人类将年轻男性送到战场，而蚂蚁则将年老的妇女送到战场。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道德价值，除非你想找一种更廉价的养老方式。
生病的蚂蚁和年迈的蚂蚁会移动到巢穴的边界或外部。那里没有蚂蚁医生，它们离开蚁穴也不是为了寻找蚂蚁诊所，只是想避免感染蚁群中的其他成员。[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