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1948年的最后一天是辞旧岁迎新年的夜晚，萧瑟的金陵古城干冷干冷的。随着国民党军事形式的一泻千里，四面楚歌的城内已是人心惶惶。南京失去了以往节日的喧闹，零星的鞭炮声把气氛衬托的分外凄凉。在这方老城里曾上演过多少王朝兴废与帝王更迭，雕栏玉砌今犹在，又将是朱颜改。
这个一年将尽的夜晚，胡适是与学生傅斯年一起度过，他俩面对着滚滚东逝的长江凄然对坐，凌乱的心绪平添了几分末世的哀婉，连发出一连串伤感往事的幽古之思。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心绪激荡地背诵着陶渊明《拟古》第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飘零情怀让他们泪流满面。胡适反复吟咏这首诗，并将这首诗抄在日记里。“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所有的一切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之人恐怕只得“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理，忠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也许胡适哀伤的不仅仅是国民党这个落幕的政权，还有他热切向往的渐进改良的变革之路，以及他所追求的自由主义的幻灭。在他整个后半生的日子里，这样穷途末路般的哀伤一直萦绕在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胡适这时来南京赋闲已多日，他在自己新年第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他是1948年12月15日乘机撤离北平的，之前蒋介石还派陶希圣北上请他回南京“临危受命”，蒋介石让他组阁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而前面的翁文灏内阁已于11月中旬垮台了。陶希圣赶到北平在东厂胡同找到胡适，胡适当时还正忙着《水经注》版本展览，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的各项工作。陶希圣与胡适缠磨了两天时间，胡适还是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但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没过多少日子，北平在共产党的大军压境下成了一座孤城，蒋介石焦急之下先后两次电报催促胡适南下，并派专机飞赴北平实施“抢救学人计划”，胡适正是他要“抢救”的首要人选。而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
北大一些同人听了，都有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12月14日胡适留下一纸短笺给北大同仁道：“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胡适临走时狼狈地连东西也来不及收拾，仓惶中只捡了父亲的遗稿和自己著作手稿。
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会筹备的“北大50校庆大会”，他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说话间情绪悲怆，感慨涌起，一时泣不成声，会场一片凄然。这天正是他58周岁生日，这次含泪的致辞竟成他在大陆最后一场告别式演讲。
胡适其实并非什么政治人物，官僚衙门本没有他的份，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能体味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个伟大的书生。从当年的中国公学到北京大学他都倾注了十分的情感，校长这个位置也是他最为留恋的。早年的胡适是反对搞政治的，这点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里旗帜鲜明的表达了，虽然他曾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话早就抛弃，不过“不入政界”话总算一直在坚持。其中抗战期间胡适也做过几年驻美大使，这可以理解为在民族危亡时机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命运出一己之力。抗战胜利后，胡适还是皈依自己内心，回到他所喜欢的学术生活中。胡适自己也认为和老乡陈独秀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在胡适的眼里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都是“政治”的牺牲品。
可是在胡适40年不衰的盛名之下，就像其弟子唐德刚先生形容的，政治终于变成胡适的儿子，弄成个“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局面。胡适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对国民党的诤言和闲话也不少，从来不畏惧当政者的高压，也不成心阿谀奉承地说顺耳话，作为自己晋身之阶以自肥。他追求温和地渐进式改良，对任何独裁政府都没有真正的好感，为民主自由而终身不懈努力。
蒋介石颇为倚重这位可贵的“过河卒子”，借助胡适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金字招牌，为自己的独裁政权涂上一抹民主的色彩。1月8日，即将宣布“下野”的蒋介石请胡适到官邸共进晚餐，平日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破格以示敬意。也许正是出于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此乃传统士人的知遇与感恩的情节，这也许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蒋介石席间劝胡适去美国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不过，蒋介石的话虽这么说，但弦外之音还是期望胡适这个“美国通”能够有所作为，国民党内部乃至美国方面希望胡适作大使的呼声一直很高，但胡适却连顾问性质的“国资委员”都无兴趣。果然不久之后，心存幻想的蒋介石还是写了封密信予胡适，明确表示目前急需要美国在精神与道义上支持，特别是注意对新生的中共政权的不承认，希望胡适能协助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展开外交工作。
乘桴浮于海的日子
1948年底，胡适也曾有过一闪而过的和平的幻想，还叫来在安徽芜湖的本家胡乐丰，准备将家属送往徽州绩溪老家，但很快清醒地认识到，其一贯主张“和比战难”是正确的。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他还是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说后不为所动，这样胡适名字自然从统战名单中被除去了。毛泽东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战犯，胡适的大名赫然列在“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之首。胡适明白自己在大陆是待不下去了，1949年1月21日，他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余大彩上了去往台湾的船。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兰夫总统号轮离开祖国，船缓缓驶离码头。车水马龙的外滩渐行渐远，悲从衷来的胡适眼眶湿润了，他不知道此去这辈子能不能回来了？胡适在当晚日记中淡淡记了句“此是第六次出国”。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思想苦闷的胡适在老乡陈独秀晚年文字里找到了共鸣，认为陈独秀在弥留之季迸发出的思想弥足珍贵，“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主旨。
胡适痛定思痛，反思国民党政权一败涂地的原因。他开始与雷震等人筹办《自由中国》一事，并开始起草《的宗旨》一文，胡适在此宗旨里提出，这个杂志要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宣言里也毫不掩饰地攻击“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并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这作为《自由中国》的发刊词昭然印在每期杂志扉页，胡适还成为这个杂志的发行人。不过，正是这个杂志，日后给胡适晚年惹了不少麻烦。
4月27日，胡适经过长途颠簸来到了大都会纽约，住进东城81街104号这幢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胡适对灯红酒绿的纽约既熟悉又陌生，在这里他曾度过自己风华正茂的留学生涯，还有抗战时期当驻美大使时指点江山的风光岁月。如今年老落魄重新回来，开始他流亡的寓公生活。国民党犹如扶不起的阿斗，使得胡适抬不起头来，他在美国开展的民间外交在的大势之下徒劳无功，很多同情国民党政权的美国政要都表示无能为力。胡适此时心情可谓灰暗之极，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会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躲进小楼继续考证他的《水经注》，并一再声明从此不问政治。
把自己封闭起来暂时逃避现实可以，但随着日子推移，胡适不得不面对经济上的窘迫。一向不治家产的他，如今生活拮据地捉衬见肘。而这时夫人江冬秀也投奔胡适来到美国，江冬秀乃一乡村女子，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只会邀三喝四的拉几个寓居美国的流亡太太在屋打麻将。这下可苦了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胡适，被“逼上梁山”的他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亲自外出购买油盐酱醋日用杂货，干起抹桌洗碗的鸡毛蒜皮的家务。虽然生活落魄精神极度萎靡，但胡适显赫的名声还在，从国内来美过路客总想来一睹大师的风采，以至于胡适的寓所简直成了一个“熊猫馆”。一些远道而来朋友来看胡适，请不起客的他只好煮茶叶蛋来寒酸招待。他的学生唐德刚形容那时他“惶惶如丧家之犬”，足见其困顿与颓唐。
1950年5月，竟为五斗米折腰的胡适，终于在普林斯顿大学谋到在其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饭碗，虽美其名曰馆长，其实加胡适自己一共才两个人。在国内大名鼎鼎的胡适不得不屈于此职，做上一个清闲的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前后做了两年的图书清理工作，业务闲暇之余继续他的考据研究，扎进故纸堆里自娱自乐，聊以自慰。
胡适虽然远离大陆，也不大认同共产党的政权，但赤子的心从来没让他目光游离出祖国，他热切关注着彼岸的一切。在他来美国不久，香港报纸转发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给胡适的公开信。老朋友陈垣劝胡适要幡然悔悟，回头是岸。胡适读后顽固地认为此信是伪造的，并在台北《自由中国》上发文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
然而，最让胡适不放心和痛心地莫过于小儿子胡思杜的“背叛”。胡适给小儿子取名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个小儿子当年留在北大没有跟胡适走，后来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他没想到这个小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追求进步”得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知道后坚信是别人逼他干出的，并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没有沉默的自由》；另一面表达出得是知子莫若父式无尽的凄凉与无奈。
1952年11月，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飞抵台北讲学。听说胡适从美国归来，台湾各界人士蜂拥而至台北松山机场欢迎，大家对胡适寄托了极大的希望，都想争睹这个的知识界领袖风采，也想关心下美国对台政治与台湾的发展前途。
在台湾复任“总统”的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并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倒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便情绪激动地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番话暗指1927年蒋经国留学莫斯科时，曾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此举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尴尬地报之以苦笑。
胡适在台湾除了出入各个大学的讲坛，各种社会公开的演讲也不少，向来声音洪亮的他，由于频繁地演说使得喉咙嘶哑地不得不求助于大夫。胡适在台湾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使得胡适对台湾多了几分依恋，他面对台湾媒体问及返台感想时说，“大约一年左右，我还是要回来的；以后希望每年能回来一次，但我也希望当我下次回来时，大家能给我不说话的自由，让我胆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从这时开始，胡适开始频繁地往来台湾与美国之间。
1954年元月，胡适回到台湾参加“国民大会”，在开幕仪式上，胡适提出“扣足六年任期”的推算法，来解释一届“国大”为何能两次选举总统，为蒋介石的连任制造了绝好的舆论。并将“总统”的聘书亲手送给蒋介石，使得蒋介石心花怒放，摆出台湾随时欢迎胡适归来的姿态。
快进入古稀之年的胡适在台湾如此受追捧，使得生性喜欢热闹的他动起归去来兮的念头。一日胡适从普林斯顿讲学坐火车回家。这天美国的天气极冷，外面鹅毛般大雪纷飞，在轰隆隆的车厢里，他依稀想起了他少年时代从徽州绩溪的乡下乘船去杭州，再辗转去上海的日子。忽忽一少年，如今也进入暮霭沉沉的晚境。客居海外的他又患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胡适暗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还掉学术上所欠的债务，并计划趁早回到台湾安度晚年。胡适和在美国的朋友一一告别，赵元任一班朋友还给他搞了个告别晚会，可惜就在1957年2月17日，胡适因为胃出血病倒了，使得他归国计划暂时搁浅。医院给他做了胃切割手术。这次大病让一向乐观旷达的他也自感时日不多矣。
胡适在给友人赵元任的信中说：“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66岁了，应安定下来了，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未完的几本书写出来。”这里提到的这几本未完成书稿分别是：早在1919年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计划将此书下卷完成再改成《中国思想史》；还有他那本写成快30年前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到现在也是半部书的半拉子工程；最后要数那部被胡适自己反复琢磨的《水经注》，几年的心血也应该有个了断。
半个台湾人
胡适与台湾还真是比较有缘分，他自称“半个台湾人”，此话一点不假。胡适出生两个月后，他的父亲就被派到台湾去当“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后补授台东直隶州知州。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是安徽绩溪上庄人，他是胡家第一个读书做官的，曾授业于著名学者刘熙载的门下，以岁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先后在东北广东等地任职。胡铁花一生曾三次娶妻，但前两个都早逝，胡适母亲冯顺弟是其最后的续弦。胡适是他们婚后第三年——1891年(光绪十七年)出生，初名嗣穈，行名洪骍。
胡铁花一生饱经忧患，是笃信宋儒的清末正统一派文人，他在出任台湾营务总巡时遍查营务，在炎热瘴毒中走遍了台南台北。后任台东直隶州知州期间，那时愚昧无知的驻台清兵吸食鸦片风气横行，胡铁花在辖区内严禁吸食鸦片，对遏止陋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1893年春天(光绪十九年)，不到一岁半的小穈儿被母亲千里迢迢带到台湾去探亲。小穈儿作为一个台湾官员的儿子，过早的同台湾历史命运发生了联系。他们先在川沙住了一年，后搬到台南“道署”附近，就是现在台南市中区永福路北段。这时已年过52岁的胡传和年仅20岁的妻子冯顺弟，老夫少妻其乐融融，一起教呀呀学语的小穈儿学认字。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深切地回忆道：“我小时候很受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候，他就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我认的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揩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聚生活纪念。”
台湾这片土地不仅是其父亲撒过热血的地方，也是幼年胡适识字发蒙之地，最重要见证了他们一家三口的短暂的天伦之乐。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胡传为了安全起见，托人送走了娇妻少子，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小穈儿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做了台湾海峡上的游人，在1895年漂流回到徽州老家。
不久因为甲午兵败，没落的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胡铁花在内忧外患下含恨于厦门撒手人寰，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尚在襁褓的胡适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胡适母亲冯顺弟23岁的虚龄就开始守寡，拉扯着胡适长大成人，其中无尽的辛酸自不待言。而在台湾的这段短暂的时光，对胡适的母亲来说，是其一生和丈夫在一起最快乐的日子，也是她对爱情唯一的记忆。所以胡适对台湾饱蘸着深厚的感情，其间满载着是对父亲母亲和自己幼年的无尽回忆。
1952年在去台南演讲时，胡适曾到幼年时居住过的一处遗址，亲手植下一棵榕树，写下“维桑与梓，毕恭毕敬。六十年前曾随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游，蒙诸老兄弟姐妹欢迎，敬纪谢意。”并深情地题下“游子归来”四个字。在台南各界设的欢迎宴会上，胡适说，“今天回到第二故乡台南，愿以台南市民身份，将来再回来看看自己手植的榕树。”没过多久，胡适如他所言，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台湾。
胡适是1958年4月2日离开美国，在这个温暖的春日结束了漂泊的寓公生活的。胡适回来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是蒋介石一手圈定的，这是一个地位非常高，带领台湾科学与人文发展的重要职位。胡适到达台湾定居消息传出，台湾沸腾了。那天到机场迎接胡适的官盖云集，80高龄的于右任也拄着拐杖同“副总统”陈诚等大员前去迎接。胡适一下飞机，就被台湾的热情所包围。胡适自己戏称自己像做新娘子一样。
在台北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台湾老学者黄纯青骄傲地说：“台湾确是胡适博士之识字发祥地。”胡适听后感慨万千地说：“黄(纯青)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不过，胡适的话虽如此说，他自己恐怕做梦也没想到，他在晚年会回到这个面目全非故地重游。而且这“半个台湾人”最后还死在台湾，埋骨于离他桑梓之地徽州千里之外的孤岛台湾。
胡适到达台湾后，对他父亲的踪迹都一一探寻凭吊。可惜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很多遗迹已变成荒丘而不复存在，使得他不能获悉当年而感到遗憾！不过父以子贵，台东县府为了纪念胡适父亲莅县，把火车战前的光复路改为铁花路，并在1961年落成的台东“忠烈祠”中把胡铁花牌位也入祀其中。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如果地下有知，也应以自己的幼子为豪。
然而同样为人之父，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却没能让他父亲感到那么幸运。胡适在台湾后听到了小儿子胡思杜在去年大陆“反右”运动中自杀了。开始胡适还不相信，以为可能是一种恶意的谣言，年初还有友人说胡思杜被送到东北，所以他还打电话劝汪冬秀别轻信。很快噩耗被证实，胡思杜于1957年9月21日自杀身亡。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无疑是人晚年最大的悲哀。
这样打击下胡适的健康也逐渐恶化，本来就已有心脏病的他更加严重了。在台湾的几年几次都因为心脏病复发而住进了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树老生虫，人老多病，这是难免的自然规律。除了身体的衰退，胡适在台湾最后的几年人生的道路并不平坦，在热闹的背后，许多让他痛心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
胡适在台湾颇受蒋介石的重视，蒋介石其实希望借胡适这块牌子为自己政权多一个“民主自由”幌子。1958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的时候胡适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 科学 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这番论调其实是蒋介石常挂在嘴边的名言，总结陈词完本该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胡适书生意气地又跑上台去说了一通，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胡适说，“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他噼里啪啦地讲完后，就见蒋介石脸色青一块紫一块，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都为胡适捏了把汗，因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极少见的，还好蒋介石还是颇有风度，当场没发脾气。
蒋介石对胡适面子上的工夫一般是做足的。胡适主持“中央科学院”第三次会议时，蒋介石以“总统”之尊亲自到现场致辞，还特意拨专款在南港为胡适建造了在南港的院长住宅。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70大寿，祝寿的活动隆重而热闹，蒋亲手书写“寿”字，还在政府设宴为胡适祝寿。南港寓所很幽静，晚年的胡适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南港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中的书搜集很丰富，胡适终于可以有条件了却心愿把未完的工作完成。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胡适自己想在平静地著述中安度晚年，大陆和台湾的政权却为了各自需要，都先后发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自己被卷入了政治文化争斗的漩涡中心，被当作各取所需的靶子来批斗。站在历史的今天看来，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个曾经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对同一个人的兴师动众仍颇有意味。
清算胡适的幽灵
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流毒早在建国初就开始，1949年五四当日《人民日报》即发表了《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指出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时的主张，是为了“阻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批判胡适是“反革命的辩护人，以至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进入1951年，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在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胡适的很多同事、学生，如俞平伯、朱光潜、汤用彤、杨振声等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批判胡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
这种小打小闹并不能令高层满意，毛泽东意欲在文艺界推行历史唯物主义，而身为“资产阶级唯一比较大的学者”的胡适，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靶子。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运动开展了，1951年11月，大陆发起对胡适了长期而密集的宣传攻势，对其学术思想和著作重新进行审查。一些学者纷纷著文与胡适划清界限，如沈尹默《胡适这个人》，顾颉刚《从我自己看胡适我和胡适学问关系》以及沪江大学教授蔡尚思写的《胡适发动思想批判》。
胡适自己却乐观地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在给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信中说：“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可惜胡适只估计对了一半，这种局面在1954年后，迅速的扩大全国的各个领域。
在1954年9月，时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的李希凡和中学语文教师的蓝翎合写了《关于及其他》、《评》两篇文章，发在《文史哲》上，文章从“政治与阶级的视角”对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提出批评，矛头直指俞的红学研究。俞是胡适的得意弟子，他的学术研究直接承继胡适，批俞的导火索直接会引爆胡适这个敏感的炸药包。正如当时中宣部大会上阐述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乃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
胡适这时流亡在美国当寓公，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来“隔岸观火”，以“欣赏”的态度审视大洋彼岸的那场关于自己的“闹剧”。开始他从朋友寄来的报纸里看到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他不觉得这些讨论有什么可怕的，以为这不过是指桑骂槐来隔靴搔痒。
没想到这年10月，毛泽东读到李、蓝的文章后，并得知了他们遭受的“打压”，认为这反映出以胡适为代表思想仍有很大影响，于是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主管文艺界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提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这封信被冠以《关于研究问题的信》的标题，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就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扩大开来。
对胡适的批判没局限在“红学”研究，而是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展开。在哲学思想领域，胡适被批判为“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有用就是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在政治思想领域，胡适被认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彻头彻尾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在历史领域，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是重点批判对象，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反历史、反科学的”。在文学领域，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考证都被批得一文不值。而胡适个人和人格也被批判的一文不值，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
胡适在给友人沈君怡信中说，当他读了王若水发在《人民日报》1954年11月《清算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的简报时，特别看到文中最后一段：“胡适的幽灵还附在俞平伯和其他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的身上。”读得不寒而栗，毛骨悚然！胡适意识到这几个字可以陷害多少人，可以清算多少人！
的确，这次运动几乎波及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都无一幸免地卷入其中。迫于巨大政治舆论压力，“胡适派文人”以及和胡适“沾亲带故”的人相继表态同胡适决裂，撰文痛骂胡适其人其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进行集中的批判。这个批评一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似乎由此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经过这场全民运动，胡适在大陆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其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当然，大陆在发动批判胡适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对他的争取。这时的统战与抗战胜利初期，毛泽东想通过董必武争取胡适道义和精神上支持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毛泽东与共产党人处于弱势，希望得到胡适作为一种道义力量的支持。胡适不仅没答应还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这让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如今的对胡适的争取，则是一个强大的政体对于一个流亡异国他乡的无聊寓公的宽怀。
1956年2月，中共高层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毛泽东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可见毛泽东本人对胡适也不是一概否定，这句话里也预示了胡适未来的历史命运。
虽身在异国他乡，胡适对于祖国的一切他都时刻关注，他知道大陆关于他的一举一动，并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估计即便是当时的大陆这些编著者们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煌煌巨著”。胡适还依据其中的周汝昌几处骂自己的《红楼梦新证》，写了《康熙朝的杭州织造》。有一次唐德刚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斩钉截铁地答复：“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看似心若止水，其实不然！试想曾身为中国学界领袖的他，眼睁睁看着奋斗大半生才奠定的自由主义基础顷刻间土崩瓦解，心头怎能不掠过一丝落寞与感伤？胡适又是一个重情义的人，目睹当初的师友如今反戈一击，朝他破口大骂，心里能是滋味吗？胡适在和客人的谈话中，说到气度和忧虑，沉吟了一会说：“我也不能完全做到。如果我没有忧虑，我不会有心脏病，也不会有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了。”
1958年12月，胡适在台湾把十年前逃离北平时为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短序修改，并把这部尚未付梓的书印出。在大陆批评胡适的运动中，他的得意门生罗尔纲也写了《两个人生》，胡适虽然坚持认为这只是罗的无奈之作，但终究难以释怀，他后来把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先后两次郑重送给李敖，分明寄托了些什么……
万山不许一溪奔
或许以为胡适在大陆被批得体无完肤，在台湾真的就如前文所描述被蒋介石与国民党奉若上宾。其实蒋介石表面上尊重胡适，却阳奉阴违地极少采纳他的建议。蒋氏看中的只是胡适海内外的巨大声望，把他当作民主自由的“花瓶”来装门面，所以才虚与委蛇。胡适晚年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社会上牵扯到的风风雨雨的事情让他无法静心。如果说胡适在大陆的批胡运动中是被动的话，台湾的批胡运动多多少少跟他主动招惹来脱不开干系。
胡适在1949年逃离大陆时，主张和支持的政论性半月刊《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创刊辞正是胡适在太平洋上所撰写的。后来，远在美国的胡适一直是这个刊物的挂名“发行人”，他为之定下了“反共、鼓吹民主自由”的宗旨在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对国民党来说，“反共”自然是喜闻乐见的，但“鼓吹民主自由”却是不受欢迎的。
1951年6月，《自由中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文中对国民党当局有所非议，触及到了蒋介石的偏安小王朝痛处。台湾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编辑公文虽因故未执行，却给刊物同人以极大压力。后来作为权衡之计，不得不发表为政府讲好话的《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文字。
这次风波使胡适很生气，他写了一封信给《自由中国》主编雷震，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不过胡适没有吸取教训，不改其书生本色。1956年10月蒋介石70寿辰时，蒋事前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伪装作愿意“虚怀纳言”。胡适听说这样，作为“诤友”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鼓动雷震在《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当真专门给蒋介石提示问题。雷震亲自撰写社论《寿总统蒋公》，提出选拔人才、实行内阁制、军队国家化等建议。胡适作为发行人当然要亲自操刀以示忠心。
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与“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胡适在文章里提倡：“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这期“祝寿专号”乃“不识相”地言人所不敢言，发表了一些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在台湾连印七次而引起轰动，令蒋介石及其“军方”“党方”和“团方”十分不满。事实上，蒋介石老早就对《自由中国》怀恨在心，趁这个机会正好可以大做文章，他指使御用报刊展开对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中国》灵魂人物围剿，对胡适和《自由中国》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自由中国》就这样被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等等，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三无总统”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被说成企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胡适和《自由中国》被台湾当局批成了“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祸害台湾的“毒素思想”。
胡适自己却没有一点防范意识，1958年5月27日回台湾后在自由中国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胡适盛赞《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的贡献，说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主张“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还兴致勃勃地发表《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公开表示组成一个在野党。随后《自由中国》便大肆鼓吹“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做党魁出来领导，但胡适只答应做顾问。新党就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时，胡适却被卷入了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政治风波里，引发蒋介石对其更深的成见。
终于，1959年1月大事爆发了。为搞垮《自由中国》，台湾当局唆使人署名“陈怀琪”，撰文揭露国民党军内黑幕。雷震等人竟中计，来函照登。台湾当局以此为口实，宣称《自由中国》伪造文书、诽谤“国家元首”等等。胡适闻讯焦急万分，竭力斡旋，终于平息了风波。为此胡适曾置酒为受传讯的雷震压惊，还特意写了《容忍与自由》刊于杂志，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希冀当局对思想言论能多一点宽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底，台北启明书店董事、经理沈志明夫妇，因出版“非法”书籍被警备总司令部拘押。胡适感到这是“一件最可以损害国家声誉的大案子”，遂全力营救，迫使当局放人。事后沈志明向胡适表达谢意，胡适意味深长地说：“我不是对你一个人的问题，我是为人权说话。”
蒋介石为了打击雷震威慑胡适，1960年9月4日，趁胡适去华盛顿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年度会议时向《自由中国》下黑手了，他命令逮捕雷震等骨干分子，《自由中国》自此停刊。“雷震案”发生后，正在美国办事的胡适大吃一惊，赶忙拍电报称“政府此举甚不明智”。蒋介石担心胡适在美国发表不利台湾的言论或不返台，此时得罪了美国也不是蒋介石的愿望，让陈诚找任过《自由中国》总编辑的毛子水去封胡适的口。
胡适表示雷震“爱国反共”，一旦加以叛乱罪名，将腾笑世界。回台湾后更为雷震据理力争，让其案交司法公开审判。然而，在蒋介石授意下军事法庭坚持以“知匪不报”、“涉嫌叛乱”等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胡适闻讯忧心如焚，对记者表示“大失望、大失望”。
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台湾当局终于撕破脸皮，连“自由”的门面也不要了，胡适处于对自己安危考虑，没有去狱中探望雷震。报纸记者提示他：“您不去，雷震会失望的！”胡适万般无奈地说：“我相信他会知道我在想念他！
胡适在《自由中国》事件中的软弱遭到了台湾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他自己也对雷震抱着深深内疚。1961年适逢雷震65岁生日，郁闷难当的胡适在病中特为好友抄录杨万里诗《桂源铺》一首，算作是给朋友的“寿礼”：“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此后胡适对《自由中国》讳莫如深地避而不谈。
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胡适为此遭到大半年的“围剿”，以后还多次为此受到国民党的批判。记得1932年5月，胡适创办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时，在《引言》中曾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回溯胡适一生的轨迹，他应该说基本秉持了这种精神。而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深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在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胡适四处碰壁遭受批判自然是无法避免的。晚年的胡适在台湾，这种火种般宝贵的精神在屡遭挫折中仍能依稀保存。
政治文化围剿的靶子
晚年的胡适和台湾当局的关系比较紧张。因为《自由中国》一再惹出麻烦，所以迫于台湾当局的压力，1958年4月他回台湾定居，一下飞机便表示：“我向来对于政治没有兴趣，如今老了，更加没有兴趣。”现实则是不感兴趣也要感兴趣。政治这个“儿子”，他愈老愈跟着他的步子愈紧。他积极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已成当局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怎能置身于事外呢？
胡适回台后，市面上出现了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滥用“学术研究”来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说胡适想当领袖——“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 无能 无为 外国大学生：胡适”。这本书的出现正好是胡适刚返回台湾时期，而且发行及后来被查禁都十分蹊跷，显然系当局炮制来警告胡适的。
1959年7月，胡适为了缓冲与蒋介石的矛盾，借口离开台北去夏威夷去避暑，在风光迷人的夏威夷，胡适接受了夏威夷大学赠送给他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获得荣誉学位的最后一个。并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宣读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在美国过了几个月的优哉生活，于11月回台湾，很快卷入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政治风波。
蒋介石1954年担任第二任总统时，胡适是鼎力支持，还亲手把“总统”的聘书交给了蒋介石。但1959年根据宪法规定不能连任三届，而且年过古稀的蒋介石已垂垂老矣。胡适根本不赞成的蒋介石连任。
胡适这年度假回来后就态度鲜明地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示，要面谏蒋介石放弃连任。张群不敢轻易为他约定时间，只表示会将胡适意见代为转达。陈诚来劝胡适要面对既成事实，胡适还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所以他一再推辞掉了担任“国大”主席的位子，勉强去了“国大”秘书处报到。
在“国大”会议期间，蒋介石在宴请国大主席团宴会上，胡适大讲“无记名投票”的历史优越性，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保障投票的自由，讲着讲着就激动地露出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他们说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黄季陆甚至竟说美国宪法也是记名投票的。受到这种无知而又蛮横的围攻，胡适很生气说：“我现在倒希望他们用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蒋介石脸色大变，这时他的学生罗家伦一再暗示他，不要讲了！
蒋介石为了扫清“宪法”对他的连任障碍，“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修改了《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其中新出台一条“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于是，蒋介石将连任第三届“总统”，且可任“终身总统”，是完全“合法”。报上公布为蒋介石连任三任“总统”办妥了法律手续消息后，胡适再次公开向舆论高调表明，他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连任“总统”。《公论报》在2月21日登出了《胡适坚决反对总统三度连任》的消息。但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在强权的政治流氓面前，犹如蚍蜉撼大树般不自量力。
在胡适对政治深深的绝望之时，他的身体也接近崩溃的边缘。1961年2月，胡适因心脏病发作，住了两个月医院。他逐渐脱离危险后，到4月才勉强出院；因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只好暂借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房屋，疗养了两个月。衰老不堪的胡适真是多灾多病，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
这年10月间，夫人江冬秀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美国麻将牌友，回来孤苦伶仃三年半的老胡适身边。少年夫妻老来伴，当年胡适对这个母亲自作主张为其定下终身的乡下小脚老太婆一百个不满意，处于爱惜名声才没离婚，老来却感情弥笃对她有了依赖。一个是名闻天下的新学术领袖，一个却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太太，两人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没什么浪漫的故事，两人却携手走完了一辈子。故而“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成了民国的著名佳话。
江冬秀的回来为多病的老胡适稍添些慰安，也为台湾稍带来一个关于胡适的笑话，即谓男人也有“三从四得”，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不过关于胡适的“惧内”是由来已旧，当年友人徐志摩就曾写诗，说胡适于江氏之外，不敢造次，是因“为恐东厢泼醋瓶”。
江冬秀的性格和胡适温文尔雅相反，时人曾盛传江冬秀泼辣如母老虎，为一点小事会吵闹不休。在他们白头偕老的背后，胡适的情感世界其实并非一池静水。关于胡适婚外情挖掘近年颇有新知，如胡适跟表妹曹诚英情到深处，以致一度拟与江冬秀离异；胡适与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长期的柏拉图式恋爱；胡适跟徐志摩的交际花太太陆小曼也有暧昧……这些略有耳闻的绯闻经常惹得江氏醋意大发，采用“非常手段”来整治“负心汉”。胡适怕老婆的是出了名的，在家中的地位也“颇低”。胡适有一张婚后的全家福照片很说明问题，江冬秀端坐于太师椅上，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而胡适和儿子则规规矩矩的垂手站在两边，胡适的目光中还透出几分惶恐，让人忍俊不禁。这张照片，可算是这个家庭权力配置最生动的写照了。
晚年的胡适对这一切淡然处之，也不在意别人讥笑他“惧内”了。胡适甚至开始收集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文学故事、笑话和漫画，然后得出了一个搞笑的“发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只有德国、日本、苏联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这种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或集权的国家。胡博士这样用“科学实证”来为自己“惧内”辩解，真让人哭笑不得。
暂时的生活平静很快被打破，这年11月胡适又因为台北一次演讲，引发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文化围剿。这次演讲是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而作，胡适是在洋人的纠缠下作了一个不过25分钟的英文讲演，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内容其实依旧是他的老调重谈：颂扬西方的现代文明，攻击中国的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责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
胡适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认为“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胡适否认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引发了一场思想社会的震荡。旋即遭到有“预谋”、有组织的猛烈围攻。
在论争中，徐复观教授一马当先，指责胡适论调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胡秋原也在《文星》上发表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文章重点批评西化派和胡适。此言既出，立即在港台的一些报刊上引起了关于中西文化的一场论战，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及《文星》杂志等，很多文章都对胡适进行火药味十足的攻击。
这时力挺胡适的学者也出来应战，李敖就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他长文《播种者胡适》在《文星》刊出，杂志还以胡适照片作为封面。李敖批评那些乱骂胡适的人和乱捧的人一样，“通通抓不到痒处”。李敖极力推崇胡适，认为他是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播种者”，称颂胡适对于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贡献。
针对李敖的言论，叶青(任卓宣)和郑学稼分别参战，分别写了《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和《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他们否定或贬低胡适，说他“未曾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不是什么“播种者”，而他侮蔑中国文化则“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
一时“反胡派”气焰嚣张，而胡适本人在各方夹攻中已心力交瘁，垂垂老矣的他因此心脏病骤发，于11月26日最后一次又住进了台大医院。但并没有因为胡适的倒下，中西文化的论战就停止了。胡适进了医院之后，论战反而愈演愈烈的不可开交，双方都互不相让。
12月17日，胡适在病床上度过71岁的生日，于次年1月10日出院。胡适以风烛残年经受着残冬的暴风雨的袭击，经常难抑心头的愤懑与烦忧。虽然胡适素来号称修养好，但毕竟也具七情六欲，经常翻看杂志满目都是关于他的论战，让他无法视而不见。有次杨树人去拜访他，胡适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翻开来给杨看，并且拿起圆珠笔指着那篇文章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胡适对捧他的文章并不领情，他之前谈到李敖赞扬他的文字说：“在我的年纪看起来，总感觉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他不对科学会不够了解，何必谈它。”胡适和杨树人一面说，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不断的说，不住的画，心情激愤难平。最后他指着这文章骂道：“真是下流！”
1月15日，胡适看到《中央日报》上几种杂志目录几篇都是围剿自己的文章，他不理解地说：“这里糊涂人还是那么多，我30年前的老话，还是值得重说一遍的。”这样心境下的胡适晚年真是不易，可谓“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啊！
一代大师在欢会中陨落
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胡适：“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这句话一语中的的点破了胡适晚年的心境，自各方的攻讦与喧闹，已令胡适倍感孤寂。胡适性格温文尔雅，大家都把“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里。他在弥留的晚年还跟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交上朋友，并一直同小贩保持着融洽的友谊。小贩开始来信向胡适询问英美政治制度的区别，诉说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思考。胡适在1959年10月25日为小贩回封信作鼓励，充分体现了大师应有的平易近人的风范。
深受民主自由理念的熏沐的胡适，想起几十前康有为的论调——“中国民智未开，不宜民主”，他在回信中指出民主是“幼稚园大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袁瓞的来信无疑让胡适感到，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并不悲观。胡适回信说很高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
然而间隔两个月不到，在12月14日胡适回第二封信时就替袁瓞担忧起来。胡适虽希望民间多一些袁瓞式的思考者，但明白作为有一定声誉的《自由中国》与雷震命运尚且如此，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谈政治，弄不好不会让当局像掐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担心他们终会野草般悄无声息地被连根拔除。从乐观滑向劝小贩莫做“大煞风景的事”，告诫袁瓞“不要在信上多谈政事”，无疑为胡适个人的温和与努力增添了悲剧色彩。
晚年胡适的寂寞在台湾路人皆知，1961年2月1日的《联合报》刊发了于衡《胡博士的寂寞》特写。徐复观曾形象地说：“胡先生在五四运动时代，有兵有将，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今日在台湾，则既无兵，又无将，即是既无青年，又无真正地朋友。自由民主，是要面对现实的；因此，这便削弱了他对现实发言的力量，更增加他内心的苦闷乃至痛苦。”
这时唯一比较能平和胡适先生心态的也许莫过于吴健雄女士。吴健雄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胡适治学有门户之见，所以对吴健雄的评价也就特别高。1962年2月21日，胡适对客人谈起吴健雄的成就，说1958年李政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金时，国内许多人，为了吴健雄博士在这份荣誉中没有份，感觉十分不公平。感觉十分不公平的国人里，胡适先生肯定有份。
1962年2月22日，吴健雄从美国飞抵台湾拜访胡适，顺便友情参加24日的院士会议。这次院士会议，胡适抱的依然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大谈十几年来在这个孤岛上，虽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和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然后他继续骄傲地说：
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话刚一结束，“平时喜作青白眼”的副院长李济不以为然，就与胡适乐观态度唱反调。这个考古派领袖表示经过50年提倡，科学思想还是在中国生根不成。今天一切科学设备还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还比不上日本。这时吴大猷站起来说了一些折中的话。胡适显然在李济悲观主义话语中受到了刺激，于是又拿回话语权，直接从科学说到民主自由：
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8年抗战，10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的想迎头赶上。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从科学讲到台湾的自由民主，特别是是提到了他受到围剿挨骂的事，使胡适情绪多了一层阴霾。少年时代就受过演讲训练的胡适，确实是越来越激动而不能自已。实际上，科学也好，民主也罢，都是胡适的心病。在胡适那一代五四时代文化英雄看来，民主科学都是国运昌盛的良药。当年他与朋友陈独秀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只手打倒孔家店是何其风光？
而此时此刻，杨柳已成伤心之树，桃李亦为断肠之花。故国早已不堪回首。科学也好，民主也好，在这个孤岛上依然被雨打风吹而去，这是不能不让胡适先生为之动容的，问君能有几多愁，真乃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所以，李济的那番话，一下挠到了胡适先生心底最疼的伤疤。科学乎，民主乎，都在胡适先生最后那一大声疾呼中演绎成临终绝唱。
于是，很快看到了这样一幕：胡适含着笑容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移步走到会场中部正要转身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医生接连为他注入三针强心剂均告无济于事。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国科学民主呐喊、操劳一生的自由主义领袖，45年来大名声震海内的胡适博士，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胡适死于心脏病突发，如果没有李济发言时那临门一脚，内外交困的胡适也许不会那么激动。当然，李济并不了解这么多，早知如此，他是断不会和胡适唱对台戏的。正因为胡适背后的心事太多，实在很难向外人道也，而他那一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面孔也难免颠倒众生。
微笑的异端
胡适逝世在台湾无疑成了轰动一时的重磅新闻，一时间各种悼念胡适的诗文布满了台湾报刊。台湾政府也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一番反共宣传，为胡适思想荒谬地“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这时“倒胡派”的言论也销声匿迹，胡适获得了极大的哀荣。
胡适几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遗嘱，并请毛子水作遗嘱执行人：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愿意把留在北平的一百零二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儿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们有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但清点胡适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仅是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胡适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3月1日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悬挂灵堂中央：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介石这副挽联恰好确切地概括了胡适一生复杂思想和经历，终其一生乃不旧不新又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新旧的矛盾在胡适身上时刻体现并冲突着，又以本质上的存旧去新和形式上的除旧布新为归宿。是一个“矛盾的人物”，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反对三民主义，他崇尚的是美国的民主。胡适一辈子没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但反对国民党的文章他倒写过不少。
晚年的胡适正如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之晚年洗尽铅华，恢复他原来儒生的真面目。”唐德刚和他老师在异域朝夕相处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对这一点是深有体验的。长期以来胡适是被作为自由主义大师来看，忽视他“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真实身份。
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对胡适的批评，胡氏在“全盘西化”上还太保守，去搞什么整理国故那样“开倒车的学术”。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把文史学风带到了迂腐不堪的境地。也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魅力在胡适身上的闪光点。胡适一生待人处事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深得儒家的宽恕之道。
胡适晚年在台湾的学术工作也主要在整理国学方面，虽没有完成他自己所谓“完成个人多年来计划之著作”，也没有什么取得令人瞩目得成绩。但这一时期还是留下大约300万字的文稿，内容主要在佛教和禅宗史研究，对《红楼梦》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判断其价值，突破了狭义的“红学”研究，打破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某种迷信。其学术绝笔1962年2月20日致作明的信，也是谈《红楼梦》问题。
台湾的老百姓并不因为时过境迁而忘记对这位启蒙大师的敬意。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胡适治丧委员会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其中如：“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胡适一生遭遇的谩骂可谓夥矣，正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这挽联把胡适一生四处碰壁的悲剧性命运惟妙惟肖描摹出。
在3月1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人士近三万多人，上至国民党党政大员，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适博士遗容。10月15日，胡适遗体入殓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启灵出殡时，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
胡适从年轻时就负的大名，尔后四十多年他始终维护清望而不坠，死在“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上也算所得其所。他身后享受的哀荣比在这个时期先后死去的任何一个“党国要人”都要大，因为胡适赢得了民心，胡适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抗战的有对民族有功，父亲又是台湾“忠烈”之士。在台湾又为发展台湾科学教育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一直又以非党派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自然赢得台湾人民近乎盲目的崇拜。所以胡适的葬礼隆重的空前，百姓都自发的参加送葬。
台湾当局把胡适生前住所辟为“胡适纪念馆”，并相应成立管理委员会和“胡适遗著编辑委员会”。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胡适虽然没能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美丽的徽州故里，但长眠在他的第二故乡的泥土里也算无憾。
在胡适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胡适的墓志铭这样无限诗意写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