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波利赫罗纽：诺姆，您曾经说过，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社会整体上的分崩离析。您的这一推断究竟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诺姆·乔姆斯基：过去35年或者说更长一段时间以来，但凡在国家层面推行的项目对于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产生了极具破坏力的后果，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种恶性的停滞状态，人们的生活水准不断下降，最终造成人类整体的收入不均现象愈发激化，乃至彻底不可调和。这样的发展趋势造成了恐惧，使人们感到孤立无助。这些人最终成为强权势力的牺牲品，既无法理解当下的现状，也无力对其施加任何影响。事实上，造成美国社会分崩离析的原因并不是经济发展规律，而是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这些政策的本质是富人和权贵阶层以劳动大众包括穷苦阶级为靶子所发动的阶级斗争。这样的现状也表明，我们确实完全可以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个标签来界定当下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这都是非常恰当的。特朗普的诉求对象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并且切身体悟到，美国社会走上了分裂和崩塌的道路，他们心中积蓄着难以遏制的怒火、无边无际的恐惧、前路渺茫的彷徨和深入骨髓的失望。他们以及他们所处的群体正在目睹不断升高的人口死亡率，除了战争，这在以往是闻所未闻的。
阶级战争总是与常人难以想象的邪恶相关联，也从来都是单向的。过去30年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坐在总统宝座上管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观念都在加剧剥削和掠夺的进程，使得美国社会中的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地被拉大，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即便是前些年爆发了金融危机，且执掌白宫的是一位立场相对中立的民主党人，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新自由主义的阶级政治有任何偃旗息鼓的迹象。
真正掌控并且管理着这个国家的是商业阶级，他们对自己的阶级属性基本上心知肚明。把他们描述成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名不副实，只是其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所追求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悖。事实上，在30年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就曾经认识到并谴责过由商业世界发动的这场“单边的阶级战争”。这一战争确实成功地取得了您刚才提到的结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新自由主义政策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团糟的境地。它们甚至开始逐步地对那些最强大也拥有最多特权的群体（这一群体在一开始完全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有限度地接受了这样的政策）也造成伤害，以致新自由主义政策难以为继。
财富和权势阶层在考虑自身利益时所采纳的政策和他们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包括贫苦阶层推行的政策是截然相反的，一旦观察到这一点，你无法不感到震惊。因此，当印度尼西亚面临极为深重的金融危机之际，来自美国财政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名义）的指示是先偿付国债（当然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债务），其次是通过加息来给经济发展踩刹车，然后是彻底推行私有化制度（这样一来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就可以趁机收购它们的资产），再加上新自由主义的其他观念和做法。如果是我们国家自己面临同样的状况，那么所推行的政策则多半是先把债务彻底甩掉，降息，甚至推行零利息政策，推行国有化政策（当然不会公开使用这一说法），然后将大量的公共资金注入到那些金融机构中去，等等。而且，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如此截然相反的处理手段，竟然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同样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后一种做法与过去几百年经济发展史中司空见惯的做法并无二致，正是这些做法恰恰导致了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被两极化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
迄今为止，这样的阶级政治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的攻击和反抗。在针对工会组织的攻击方面，奥巴马政权所采取的态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奥巴马曾经间接地表明他支持针对工会组织进行的攻击，不过其支持方式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有一件事很值得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为了向大家展示一下他是和工人阶级（用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中产阶级”）心心相印的，他规划了一系列的视察活动，其中第一站就是位于伊利诺斯州的卡特彼勒工厂。这里之所以会成为他的首选，主要原因在于卡特彼勒在以色列占领地扮演了一个令人作呕的伤天害理的角色，成为摧毁那些所谓的“罪民”的土地和乡村家园的最有力工具，从而激发了教会和人权组织的极大不满，后者开始不断地给奥巴马施加压力。但是，大家似乎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正是因为采纳了里根所主张的反劳工阶级的政策，卡特彼勒公司才能经过代代相传，发展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家肆无忌惮地违背国际劳工公约，并雇佣专业人士来破坏工人罢工运动的工业化企业。美国竟然能够容忍这种完全忽视工人阶级的权利和民主的做法存在，无怪乎在整个工业化世界中，它已经被彻底孤立在外了，其唯一的同伴是推行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而在我看来，时至今日，美国事实上在这一方面已经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说这样的选择并非美国所愿，而是出于偶然，这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现在有一个看法被广泛传播，至少是在一些声名显赫的政治策略家群体中广泛传播——这种看法认为，美国的选举与真正的政治问题并无关系，尽管宣传中说为了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选票，每个总统候选人都必须要深入理解公众的意见和想法，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媒体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看看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后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明白）不是提供完全虚假、毫无根据的信息，就是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说关于劳工问题）。但是，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美国民众事实上时刻在关注当今美国社会所面临着的那些重大的社会、经济和外交问题。举例说，根据明尼苏达大学几年前公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民众认为医疗保健政策是整个美国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同时也很清楚，绝大多数美国人是支持工会组织的。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所谓的“反恐战争”打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败仗。考虑到上述所有这一切，您觉得，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最佳方式来理解当今美国社会中媒体、政治和公众之间的确切关系呢？
美国的总统选举按照原本的设计就旨在将真正值得关心的问题边缘化，把关注点引到候选人的个性魅力、演讲风格、身体语言和类似的一些方面。之所以如此，也有很多正当的理由。各党派的管理者所做的主要工作无非是分析选票民调结果，他们深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两党的立场事实上都更靠拢那些倾向偏右的选民；这并不值得大家大惊小怪，因为归根到底，两党本质上都可以被称为商业党派。民调结果会显示绝大多数选民都持反对意见，但是在一个由商业机构暗中掌控的选举制度下，他们别无选择，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的多数都是竞选资金最充裕的候选人。
同样，消费者可能更喜欢体面的大众交通工具而不是在两辆汽车中作选择，但是这样的选择本质上并不是由广告商所提供的，事实上，也不是由市场所决定的。电视屏幕上不断滚动着的广告所传达的信息从来不聚焦于产品本身，恰恰相反，其所展示出来的往往是一些蛊惑人心的幻象和意象。公关公司一直在努力促使消费者在不掌握充分信息的情况下作出非理性的选择（这一点和抽象的经济理论完全相反），从而破坏市场的力量。同样是这些公关公司在用同样的手段来破坏民主的力量。公关行业的管理者对这一点心知肚明。该行业中那些呼风唤雨的领导者在商业媒体上吹嘘说，自从里根时代开始，他们就能够像营销商品一样营销候选人，对里根的营销是他们最大的成功案例，他们预计该案例是指引公司经理人和整个营销行业的楷模和经典。
您提到了明尼苏达大学关于医疗保健问题的民调结果。这一现象具有典型意义。几十年来，无论是哪种民调结果，都一致表明，医疗保健问题在公众关心的问题清单上向来都是排在前面，甚至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整个医疗保健体系的灾难性的失败后果，其人均花费双倍于其他一些可比国家，当然最糟糕的后果还不止这些。不同的民调结果一致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有一个国有化的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单一支付主体”，而不是现存的这种针对老年人所推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尽管这样的制度比私有化的制度或者奥巴马推行的医保制度更有效率。而当公众提到这些建议时，哪怕是偶尔提到，就会有人用“政治上不可行”或者是“缺乏政治上的支持”来搪塞——这说明这样的提议一定会遭到从现有制度中获利颇丰的保险和医药等行业的反对。从2008年的选举，我们对美国民主的运作有了一些有趣的了解，那就是，不同于4年前2004年的大选，在2008年，民主党候选人，首先是爱德华兹，其次是希拉里和奥巴马，纷纷在其政策提案中提到美国民众几十年来一直渴望的医保制度。为什么在短短的4年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背后的推动力事实上并不在于公众的态度，公众的态度几十年如一日，未曾发生过任何剧烈的变化。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代价高昂、效率低下的私有化医疗保健制度以及根据法律赋予医药行业的巨大特权让美国的制造业不堪重负。而某些计划一旦得到大资本的青睐，就变得“政治上可行了”，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这些事实及其启发非常明显，但往往不被关注。
对于许多其他问题，不管是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上述情形都一样适用。
当今美国，尽管财富阶层和大企业的利润回报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回归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了，但美国经济整体上仍然面临着层出不穷的问题。而在绝大多数学术界和金融界分析师们看来，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债务问题。根据主流分析师们的判断，美国的债务问题显然已经走上了完全失控的轨道，以至于长期以来这些人坚持反对政府通过推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他们认为这样的措施只可能会将美国推向更深重的债务危机。面对有可能发生的新的金融危机，不断高涨的债务将对美国经济和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确切地说，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在美国的过往历史中，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债务比重曾经更高。当然，美国最终摆脱了那次债务困境，这归功于战时所推行的半计划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增长。我们从中也认识到一个道理，如果政府所推行的经济刺激手段最终能够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债务问题还是可控的。当然，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比如说通货膨胀。除此之外的措施，其效果如何只能凭猜测了。美国的主要债权国——尤其是中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很可能会为了获取更高利润而决定将资金向别的地方转移。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苗头，其发生概率并不高。考虑到本国的出口问题，这些债权方有相当大的动力来维系美国经济的发展势头。虽然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来作出准确的预测，但是很明显整个世界的状况至少是岌岌可危的。
您似乎更愿意相信，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尽管经历了最近的一些危机，但在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当然，我和您的感觉也很接近，而且，我甚至觉得，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仅还没有条件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且还需要美国来充当全球经济的救世主。在您看来，美国的资本主义相对于欧盟各经济体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究竟具备哪些竞争优势？
2007—2008年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肇始于美国，但最终的结果是，真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的，恰恰是其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欧洲和日本，而美国自己反倒成了所有投资者在深陷重大危机时寻求庇护和投资安全的避风港。美国的优势还是非常显著的。它本身就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部资源。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是，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爆发之际，“合众国”这个称呼仍然是复数的（这在当今欧洲各国的语言中仍然如此）。但是从内战结束之后，在更标准的英语用法中，这个称呼就变成单数了。所有的政策都通过国家权力制定，政令出得了华盛顿，资本也能集中起来，快速为整个国家所用。而对于欧洲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显然难上加难。最近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金融危机过去了几年之后，欧盟委员会领导的特别任务组就曾经发表过一份报告，其中写道：“欧洲需要打造一些全新的组织机构来监控系统性风险，协调对欧盟金融机构的监管。”可惜的是，尽管这个特别任务组是由前法国中央银行的银行家所领导的，但是“最终仍然半途而废了，根本无法建立一个能够覆盖整个欧盟的统一的监管”。而建立这样的机构对于美国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但用该特别任务组的领导人的话来说，这样的设想对于欧洲来说，是“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包括《金融时报》在内的（好几个）分析师都曾经一致断言，这样的目标在政治上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对于众多不愿意放弃这一领域权威的欧盟成员国来说，这一步走得实在太远了”。统一性实际上还意味着很多其他方面的优势。众多以欧洲为研究目标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其结论是：欧洲无法在面临危机时进行协同反应，其经济因此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差异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人们并不陌生。在欧洲，几个世纪的长期冲突最终导致了一种民族国家的制度，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也让欧洲人进一步坚信，他们必须彻底放弃漫长历史所延续下来的那种相互掠夺、自相残杀的传统政治，因为如果再来一次类似“二战”的巨大灾难，很有可能意味着彻底的毁灭。也因此，用政治学家们最心仪的概念来说，人们终于拥有了一个所谓的“民主式的和平”，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真正说得清楚民主在和平中间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相对而言，美国则是一个典型的定居者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在其相对短暂的国家塑造过程中，它屠杀了无以计数的土著居民，将幸存者赶入所谓的“保留地”，同时以武力侵占了大半个墨西哥，然后以此为基地，不断地向南扩张。美国境内的多样性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比欧洲严重得多。美国内战最终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同时也将统一性这一特征扩散到了其他一些领域：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化模式，工程巨大的政府性、商业性社会改造项目，比如整个社会的郊区化，通过研发、采购和其他措施对先进产业进行大规模的集中支持。
就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其内部始终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西方人对此所知甚少。和中国相比，印度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因此我们对它的了解也相应地多一些。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所统计的所有国家中，印度名列第130位（其展示的是印度在推行部分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之前的表现），如此靠后的排名背后的原因当然有很多；而中国则名列第90位，倘若我们对中国能多一些了解，那么它的排名我想应该会更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迄今为止也仅仅只能来源于其主动展现在世界面前的那些信息而已。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时的中国和印度就已经是整个世界的商业和工业中心了，它们拥有极为成熟的市场化制度，相比较而言更先进的医疗健康水平，以及其他先进之处。但是后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两国所大力推行的经济政策（从国家层面对富裕阶层的打击，其所推行的自由市场模式彻底扼住了穷苦阶层的喉咙，使得他们无力喘息）使得这两个国家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发展中国家中变成发达国家的其中之一是日本，日本从未沦为别国的殖民地。这里所呈现出来的相关性并不是偶然的。
在您看来，美国至今还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号施令吗？
这个还真说不清楚，但是照我个人的理解，IMF的经济学家们理应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治圈。就希腊的紧缩政策而言，经济学家们根据欧盟所提出的布鲁塞尔拯救方案撰写了大量的报告，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政治人物对这些人的意见似乎置若罔闻。
在外交政策方面，“反恐战争”看上去已经演化成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征程，而且更糟糕的是，当下的现状就如同那个传说中的九头蛇怪，砍掉其中一个蛇头，立马会长出两个新的蛇头。这种大规模的武力干预真的能够将诸如ISIS（有时候也被称为Daesh或者ISIL）“伊斯兰国”之类的恐怖组织彻底消灭吗？
奥巴马在刚刚入主白宫的时候就大大扩展了武力干预的规模，也大大提升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开展的反恐战争的级别，这些行动确实能让人感觉到他是言出必行的。事实上，并不是不存在相对和缓的解决方案，主流舆论圈，比如《外交事务》杂志也这样建议过。但是，很显然这些建议都被奥巴马置之脑后。时任阿富汗总统的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给奥巴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恳求他别再将平民视为轰炸的目标对象，但是很显然，这样的请求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卡尔扎伊还曾经告诉联合国派出的一个代表团，说他真正需要的是一张外国（这里当然主要指的就是美国）军事力量最终撤出其国土的时间表。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导致他瞬间变成了让华盛顿厌弃的对象，很自然地，他也不再是原先媒体们争相报道的宠儿了，反倒是被冠上了“不可信赖的”“腐败堕落分子”之类的标签。坦率地说，这就像当初他被大家尊奉为我们在喀布尔的“自己人”一样，与事实并不相符。奥巴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杜兰线，是由英国人为界定的一条边界线，将普什图人居住地区一分为二，事实上这一设定从来就未曾被该地区人民所接受——增派了大量的兵力，大大提升了对该地区的轰炸力度。自从被人为强加了这条边界线以来，阿富汗就一直试图将之彻底抹掉。
这才是这场“反恐战争”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做法当然会激发更多恐怖活动的回击，这和当年美国贸然入侵伊拉克所导致的后果是一样的，也和漫长历史长河中很多指望着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做法并无二致。当然，不能否认确实存在着利用武力手段来取得预想的成功的可能性。美国这个国家能够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实例。俄罗斯对车臣地区的掌控则是另外一个现实存在的例子。但是，但凡需要使用到武力手段，若想要获得预期的胜利，就必须确保拥有绝对压倒对方的武力优势。当今恐怖组织的恶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初里根及其同伙们共同制造出来的，后来又在别的力量的支持下发展壮大了。“伊斯兰国”只不过是最新出现的一个恶魔，比起当年的“基地”组织，是一个更无人性可言的组织。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前者公然提出的诉求中还涵盖了强烈的建国意图。你当然可以派出大量的地面部队将他们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但是就算这么做了，你也不可能彻底终止具有和“伊斯兰国”相同思维方式的新兴组织的兴起。暴力催生新的暴力。
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今究竟发展成了什么状态，确实让人难以捉摸，无法理清。据您的预期，美中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究竟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会有所改善还是逐步恶化？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一直可以用爱恨交加来形容。中国存在着很多独特之处，比如说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低，工作条件差，缺乏严格的环保措施。这一切，首先大大有利于那些已经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制造企业；其次，对于规模巨大的零售企业来说，中国也是个采购廉价商品的好地方。如今的美国需要依靠中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才能确保本国的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但是，中国的存在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当然，它还没有能力立即发展到让美国感到恐慌的程度。在美国冲着欧洲各国挥舞铁拳，警告欧洲人不要再跟伊朗“勾勾搭搭”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更多地表达了顺从的态度。只有中国对美国的警告置若罔闻。这一点让人想起来有一种冷气直冒、如坐针毡的感觉。实际上，长久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构建想象中的“中国威胁论”，至今没有停止。
那么，您觉得中国会很快发展到能够真正“威胁”到美国全球利益的地步吗？
在地球上这么多有影响力的国家中，中国在利用军事力量解决各种问题这一点上可以称得上是最内敛、最保守的，即便是从军事力量的储备方面来看也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几年以前，中国的和平态度吸引了颇有名望的美国战略分析师（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ner]和南希·加拉格尔[Nancy Gallagher]曾经在颇受世人尊重的《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杂志上撰文）呼吁中国主动站出来，牵个头，和一批以和平解决各种国际事端为宗旨的国家组成联合力量，一起直面美国推行的激进的军事干预主义，因为在这些分析师看来，这种军事干预主义最终会让整个世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至今我似乎还看不到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任何明显的改变。但是，中国可不是那种愿意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主儿，其正在采取措施获取世界各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而这确实具有一定的“威胁性”。
在所有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主要的挑战。这样的情形在您看来是美国能够真正掌控的吗？
某些程度上也许可以。当下的形势是高度不稳定的。克什米尔地区就是一个炸药库，暴力的阴影从来就没有消散过，其中包括印度推行的国家层面的恐怖举动，当然还有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一些恐怖分子趁机在其中搅局。而刚刚发生的孟买恐怖爆炸事件也充分表明这个地区的暴力倾向在加剧。要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倒不是没有可行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规划、修建一条从伊朗经由巴基斯坦最终到达印度，为印度输送能源的天然气管道。华盛顿不惜破坏《防止核扩散条约》来向印度输送核技术，其背后的部分动因在于希望借助这一管道输送计划来让印度加入华盛顿对抗伊朗的队列。这一计划同样也和阿富汗相关，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印度一直在多方协调，希望能够建立一条从土库曼斯坦经由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最终到达印度的输油管道（TAPI）。这也许还算不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显性话题，但很可能是一个背景性话题。19世纪的“大博弈”并没有烟消云散，仍然在风起云涌。
在众多政治圈中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认知，认为涉及中东问题时，真正在背后掌控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力量是那些来自以色列的政治游说团体。在您看来，以色列的政治游说真的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能够凌驾于一个超级大国之上吗？
我的老朋友吉尔伯特·阿奇卡（Gilbert Achcar）是一位在中东问题和国际事务方面享有盛名的学者，他曾经将这种想法定义为“编造出来的幻想”。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以色列的游说力量并不能让美国众多高科技企业产生危机意识，从而加大对以色列的投资，也并不能影响美国政府将大量军事设施提前布防到以色列，以便于日后采取军事活动，进一步加深以美两国之间本来就很紧密的军事和情报合作关系。
当这些政治游说组织冀望达到的目标在美国看来完全契合其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利益的时候，那么前者的路通常会走得通：比如，打击巴勒斯坦对美国政界和商界来说就不足挂齿。而当双方的目标不一致的时候——这种情况司空见惯——那些游说组织就会消失，毕竟直接对抗美国权力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对于您的分析，我没有任何疑议，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您应该会认同以色列的游说组织确实拥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撇开其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谈，对以色列的批评指责在今天依然能在美国本土引发人们歇斯底里般的反应。就您本人而言，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是右翼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攻击对象。请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以色列的游说组织能够对美国公众舆论施加无形的影响呢？
您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当然最近几年来，这种情况似乎比过去有所减弱了。事实上，权力压倒公众舆论的看法并不准确。单以人数为标准来衡量，支持以色列的最大力量并不是那些游说组织，而是基督教基要主义者。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形成要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推动的运动早得多，其所秉持的理念基础是借用天意或者神助对《圣经》预言所进行的解释。对于巴以两国制的设想，绝大部分的民众都是持支持态度的，事实上也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在竭力阻碍这一方案的实现，而民众无疑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受过教育的民众中，包括犹太知识分子群体，在1967年以色列出乎意料地赢得战争胜利之前，对建立以色列国有兴趣的人并不多。而正是那场载入史册的胜利最终真正建立起了美以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逐步让美国一部分受教育人群爱上了以色列，几十年来这一恋爱关系激情不减。以色列在军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强势和美以之间的联盟关系为这些人提供了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力，他们把对华盛顿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对强权的无限崇拜情绪以及所谓人道主义原则的借口结合在了一起。但是，从长远来看，一旦有任何人开始谴责美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社会上的反应就会与上述情绪一样激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我现在统计一下过去这些年我曾经收到过的死亡威胁，或者说是各大杂志上对我的口诛笔伐，其中关于以色列的并不是主要的原因。这一现象绝对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土。从本质上说，西欧和美国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尽管前者似乎总是沉浸在自我创造的幻觉世界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欧洲对那些针对美国行动的谴责抱着相对开放的态度。通常人们对他人所犯下的罪行总是更欢迎一些，因为这可以给人带来更多机会来展示自己令人骄傲的道德高度。
在埃尔多安（Erdogan）的领导下，土耳其在对待中东和中亚的战略方面正在走一条新奥斯曼帝国的道路。面对土耳其这一宏大战略的不断推进，美国的态度是协作还是反对？
土耳其毫无疑问是美国举足轻重的盟友之一，也是基于此，在克林顿时代，土耳其就已经发展成美国军事武器的重要买家（在有些领域，可能会落后于以色列和埃及）。克林顿时代，来自美国的大量武器潮水般地涌入土耳其，帮助后者针对境内库尔德少数族裔群体展开了大量谋杀、破坏和恐怖活动。从1958年开始，在美国的庇护下，土耳其一直是以色列最主要的盟友之一，也是非阿拉伯国家大联盟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通过保护专制统治者不受“激进民族主义”（针对老百姓使用的委婉说法）影响，从而确保对这个地球上最主要的能源资源的掌控。很多时候，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十分顺畅的，一直存在着一些张力。在美国计划入侵伊拉克的准备过程中，这一张力彻底浮到了表面，变成了现实。当时土耳其政府顺应了国内95%民众的民意，拒绝加入这一作战计划。这一决定让美国大光其火。华盛顿立即派出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前往土耳其，敦请这个竟敢违抗美国命令的政府赶紧悬崖勒马，真诚地向美国道歉，让土耳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就是为美国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虽然这一事件最终被曝露于公众，但是对于沃尔福威茨这个被自由派媒体尊称为布什政府的“首席理想主义者”，对于这个为了推广民主制度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的政客来说，其政治声望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反而增加了其光环。时至今日，尽管美土两国之间的联盟始终还存续，并没有结束的迹象，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土耳其和伊朗以及中亚各国之间有着很自然的潜在关系，所以它从本能上会更倾向于和这些地区建立更深远的关系，这一点也就很可能会使其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再度形成冲突，产生张力，不过，至少就当下来看，这种情况似乎尚未真正成为事实。
让我们回到西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从比尔·克林顿在任期间就开始的东扩行动，还在继续进行吗？
在我看来，克林顿犯下的罪行不胜枚举，其中一个重大的罪行就是推动NATO不断东扩，彻底违背了他的前任对戈尔巴乔夫曾经作出的承诺，那是在戈尔巴乔夫作出了一个令全世界大跌眼镜的让步，允许统一后的德国加入这一对俄罗斯充满极大恶意的军事联盟组织之后作出的承诺。继任的小布什总统则不仅将这些在我看来属于极为恶劣的挑衅行为继续往前推进，而且还公然呈现出一种极富侵略性的军事主义扩张姿态，这样的做法不出意料地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弹。即便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强烈反对，美国的战争红线如今还是推进到了俄罗斯的边境。
对于欧盟，您有什么看法？至今为止，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贯彻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开路机吗？它无法成为阻止美国扩张政策的保障力量吗？那么，您觉得欧盟未来会崛起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富有建设性和影响力的角色吗？
也许吧。这应该是由全体欧洲人作出的决定。有些人更倾向于欧洲采取一种独立的立场，这其中最著名的应该算是戴高乐。但是总体而言，欧洲的精英群体似乎更喜欢不出头，宁可跟在华盛顿的背后亦步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