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又是我国现代戏剧、电影运动的领导者。他原名欧阳继修，笔名华汉。1902年生于四川高县，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为明星公司写了他第一个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从此，阳翰笙转向电影、戏剧的创作及组织领导活动。这时期的电影剧作有《中国海的怒潮》（1933）、《逃亡》和《生之哀歌》（1934），均由艺华公司拍成影片，前两部是写武装抗日主题的，后者表现一个知识分子失业的悲剧。1936年他为明星公司创作了《生死同心》和《夜奔》两个电影剧本，前者暴露军阀政治的黑暗，颂扬不怕牺牲的革命者；《夜奔》则是一部写反汉奸、反走私的国防电影，由程步高导演。
《铁板红泪录》由洪深导演，董克毅摄影，完成于1933年11月，明星公司出品。
影片表现四川某农村姑娘小珠与同村青年农民周老七相爱，另一青年二蛮子因没得到小珠的爱，气愤之下投靠了恶霸孙团总。孙团总以“买枪防匪”为名，向农民勒索枪捐。周老七反对枪捐而遭迫害，被逼流亡外乡。这时，孙团总也企图霸占小珠，二蛮子竟帮助孙团总抢来小珠，打伤其父。后孙团总又进行收租收债，激起全村农民不满，并在已回乡的周老七带领下进行了抗租抗债的斗争。最后，二蛮子在小珠被孙团总鞭打致死后醒悟过来，他亲手枪杀了孙团总，他自己也中弹身亡。
影片有力地概括反映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表现了压迫与反压迫的阶级斗争。所描写的抗租抗债斗争和向地主恶霸射击的枪声，正是当时农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电影中的曲折反映，闪耀着浓烈的反封建的革命光焰。
洪深的导演是成功的。他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再现了剧本的思想主题。《铁板红泪录》是他导演的影片中最好的一部。
洪深是最早从影的新文艺工作者。到30年代，他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影响，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30年，在大光明大戏院看到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时，他当场起来抗议，登台演讲，为此被租界巡捕房逮捕。接着他加入“左翼剧联”，写了话剧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和《青龙潭》），表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在电影方面，作为当时最活跃的评论家之一，他写了许多有战斗性的文章；作为明星公司编剧委员会成员，他又组织编写和导演了《香草美人》、《压迫》和《铁板红泪录》，这些影片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与高度的艺术性。在左翼电影运动时期，特别是1933年，洪深对中国电影做出了重要贡献。
《香草美人》原为复旦大学学生马文源所写，后由洪深加工改编，成为他1933年左翼电影运动高涨时期的代表作。由陈铿然导演，周诗穆摄影。影片写农民王阿大一家，因农村破产来到上海，进了大中华卷烟厂当了工人，但因洋烟的倾销，使烟厂面临危机，资本家便实行裁员和降薪。这样，王妻及其女儿先后失业，王阿大和弟弟工资减少，一家生活日益困难。于是，弟弟王老二主张罢工，哥哥王阿大怕失业而反对罢工，为此兄弟两人闹翻。后老二以“鼓动罢工”罪名被捕判刑，烟厂也很快倒闭，老大失业，生活更为困苦。女儿被迫卖淫一事被他发现后，妻子留下小的孩子带女儿远走。两月后小孩病死，妻女不见归来，在残酷的现实打击下，王阿大像做恶梦一般奔跑在街头，砸毁摆放外国香烟的橱窗，因而也被捕判刑。
在狱中兄弟两人相见，这时哥哥觉悟了，认识到弟弟的主张是对的，可将来怎么办？弟弟自信地说：“外国也有穷人和苦人，只要大家齐了心，将来一定会有好日子的。”
通过王阿大一家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3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双重压迫下，过着贫困、失业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的觉醒过程和斗争要求。影片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农民因经济破产流入城市，城市工人因失业更加贫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家又把企业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造成工人的失业、贫困，以致不得不起来反抗斗争。这些现实生活的描写，在当时中国社会是有典型意义的。
影片的成就还在于它相当含蓄地刻画了中国工人的先进形象，描写了工人的斗争与生活。王老二作为一个觉悟的工人形象，不仅敢于反抗，而且具有明确的革命思想，对敌人不存在幻想，对工人阶级解放的前景充满信心。这样的工人形象，在以前的电影中还从来没有见过。
对王阿大的觉醒过程，也表现得非常真实、可信。所以，《香草美人》是一部表现工人斗争和生活的优秀影片。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左翼电影运动的推动，郑正秋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在其发表的《如何走上前进之路》一文中，认识到“电影是负着时代前驱的责任”，希望电影界叫出“反帝、反资、反封”的口号来。这时期他编导了具有进步意义的《自由之花》、《春水秋波》和《姊妹花》等影片，其中1933年摄制的《姊妹花》，成绩最佳，标志着他思想、艺术发展的高峰，成为他后期的代表作。《姊妹花》是郑正秋根据自己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加以改编和导演的。董克毅摄影，胡蝶主演。故事主要讲生长在贫富不同家庭的一对孪生姊妹的不同命运和遭遇。胡蝶兼饰姊、妹两角。跟父亲在外的妹妹二宝长大后，做了军阀钱督办的七姨太，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留在乡村母亲身边的姐姐大宝，嫁给一个一起长大的农民陶哥，过着辛劳贫困的生活。不久，因为天灾战祸，老少一家流落到城市。
迫于生计，大宝放下自己的孩子应招当了二宝儿子的奶妈。三天后，母亲来告知陶哥摔伤，需钱求医。大宝向女主人二宝预支工钱，反招来一记耳光。为救丈夫，在情急无奈中，大宝偷摘了小主人的银锁。不巧，此事被督办的妹妹发现，大宝害怕欲逃，在撕扭中失手将对方推倒。不料，督办的妹妹被撞落的花瓶砸在头上，并当场死亡，于是大宝成为杀人犯被关进监狱。母亲闻讯赶来探监，碰见的军法处长原来是其丈夫赵大。这时，她向丈夫说明真情，并迫使他让母女三人相见一面。最后，赵大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场面，母亲说明真相，证明大宝、二宝是同胞姊妹，并要二宝设法救出姐姐。大宝当场对黑暗的现实、不平的人生进行揭露和批判。于是二宝有了转变，答应救出大宝。可是赵大怕丢官职，不让二宝这样做。结尾是母女三人离开赵大，乘车去找督办。……
《姊妹花》虽然也是讲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写的也是妇女题材，但与作者过去的创作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首先，郑正秋的创作视野扩大了，由婚姻、爱情、家庭、伦理，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它反映了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城市黑暗的时代特点。其次，影片不再是那些抽象的善与恶的说教，而是以生动对比的画面，展示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生活现实。而在艺术表现上仍保持了他一贯的特长：情节曲折，故事动人，风格平易，手法细致，为雅俗观众所共赏。另外，电影的蒙太奇手法灵活、顺畅，结构上打破了时空顺序，并运用了“闪回”、“联想”和“回忆”等技巧，对刻画人物心理、推动剧情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在镜头运用上多是机位固定，适应戏剧性场面调度；空间处理上有某些文明戏的程式化风格，这主要表现在景浅、光平。这些如果从电影观念来研究，它仍属于20年代影戏电影审美要求的特征。因而《姊妹花》既是一个时代电影形式的高峰，又是这一时代电影观念的基本终结。当时有人写道：“如果说，张石川更多是以商人身份来经营电影的话，那么，郑正秋更多是以艺术家的身份来从事这门艺术的。”他是一位真正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既精于戏曲，又从事新剧（文明戏）活动。他是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造诣和长期的戏剧实践经验步入影坛的。“教化社会”是他一贯的艺术主张，“取材上的营业主义加一点良心”，可以说是比较完满的概括了他的郑氏电影美学。
首创“分身术”（即遮片特技摄影）、善拍各种特技镜头的摄影师董克毅，在《姊妹花》中成功地运用了“分身术”摄影。特别在最后一场戏，一家四口大团圆，拍得不露痕迹，镜头转换自然。演员胡蝶兼饰两角，其表演也达到了高峰，极富艺术感染力。影片《姊妹花》在新光戏院放映时，创连映六十天的最高纪录。1935年3月，该片参加了（前）苏联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周剑云和胡蝶携片前往，受到（前）苏联电影界和观众的热烈欢迎，明星公司与胡蝶分别获得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