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艺事业全面迅速地复苏。而电影作为一门生产周期长，受制环节多，需要集体创作的综合艺术，其复苏和腾飞要比其它艺术门类迟缓和艰难得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提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新时期的文艺事业，包括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宽松的政治环境。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文艺创作春潮的推涌下，以向国庆30周年献礼为契机，出现了《从奴隶到将军》、《泪痕》、《吉鸿昌》、《归心似箭》、《啊，摇篮》、《苦恼人的笑》、《小花》、《生活的颤音》、《樱》、《傲雷·一兰》、《曙光》、《保密局的枪声》、《瞧这一家子》、《小字辈》、《她俩和他俩》等最早一批优秀影片，这标志着新时期电影终于结束徘徊，进入有声有色迅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因而成为与1959年遥相呼应的中国电影“复兴年”。
“文革”前生产故事片的有“长影”、“上影”、“北影”和“八一”四家老厂，而新时期曾先后成立了内蒙古、天山、广西、潇湘、青年、中国儿童、云南、福建等电影制片厂和深圳影业公司等遍及全国主要地区的十六家故事片生产基地，形成了大小制片厂相互竞赛、共同繁荣的局面。在这样前所未有的规模上，中国电影故事片年产量自1981年起突破一百部大关，从1979年至1989年生产故事片近一千四百部。新时期活跃的电影评论，特别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电影“百花奖”的恢复，和分别由政府与专家主持的“优秀影片奖”、电影“金鸡奖”的设立，对于扩大电影影响，评定优秀影片和提高电影艺术、指导电影发展，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新时期的历史前提是“文化大革命”。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实质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思索、行动的一个出发点。新时期电影的复苏，首先是作为人民心声的负载，以血泪的回顾和严肃的反思汇入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潮流。《曙光》、《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泪痕》、《枫》、《小街》、《巴山夜雨》、《法庭内外》、《第十个弹孔》、《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一批直接反映刚刚过去的那场令人惊心动魄的斗争的影片，揭示了十年浩劫的灾难和创伤。继之，《燕归来》、《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毋忘我》、《张铁匠的罗曼史》等影片中人物的悲剧命运被进一步回溯到“文革”前的几次“左”
的政治运动的背景中，上影厂著名导演谢晋率先投入新时期电影的反思潮流，“为图在刻画民族的悲剧中，给人以反思、警世的作用”。1980年《天云山传奇》第一次在银幕上展现出反右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历史悲剧，罗群和三位女性的故事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反响。1982年的《牧马人》以许灵均被放逐至祁连山牧马的遭遇再次触及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事实。
经过几年的酝酿准备，谢晋又以反映湖南小镇自反右至“文革”结束的政治风云以及在这其中人物的悲欢离合的《芙蓉镇》，表达了对历史的严峻沉思。加之1984年的《高山下的花环》，这些影片奠定了谢晋在新时期卓尔不群的艺术地位。
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因为恢复和再现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本来面目而获得强烈的现实意义。《北斗》、《元帅之死》、《陈毅市长》、《西安事变》、《南昌起义》、《风雨下钟山》、《四渡赤水》等影片表现了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彭德怀、陈毅等一大批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并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廖仲恺》以史料为基石，将廖仲恺与共产党合作、支持民众革命、忠心耿耿为中国民主革命献身的国民党“左”派形象生动感人地立于银幕上。与香港新昆仑公司合拍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拓展了电影的题材，表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到80年代的中后期，历史题材和革命题材的影片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新时期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
对历史的反思，对现代蒙昧主义的批判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张扬，使新时期的电影创作爆发出有史以来少见的思辩力量和情感力度。电影创作与四化建设相连接，使电影艺术形象获得新的激情与灵感，同期结伴而行的对现实主义的呼唤和发展，又使新时期的电影直面人生，以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于是，人性、人情、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回归电影艺术家的创作视野，推动电影贴近真实的生活，表现普通人的命运，深入人的内心世界。于是，有了描写历史灾难中的《生活的颤音》、《泪痕》和《苦恼人的笑》；有了将童心、母爱与阶级情、同志爱交融一起的《啊，摇篮》；有了突破爱情禁区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表现普通人爱情失落的《如意》；有了回忆故乡和童年风景的《城南旧事》；也有了描写普通中学教师无私奉献的《春晖》；即使是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为题材的《高山下的花环》，也不再有“高大全”的战斗英雄，出现了用鲜血浸染债单的梁三喜、爱发牢骚以致牺牲了几乎不能授奖的勒开来。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影片都程度不同地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显示了人心所向，显示了正义、良心和高尚情操的光彩，并由此显示了历史的必然。
人的发现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对知识分子的发现，新时期电影着意于表现知识分子的情感历程。1982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人到中年》，以质朴清新的电影镜头真挚感人地表现了陆文婷默默地超负荷地奉献心智的坚韧和终于身心交瘁的“断裂”，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承前启后的历史高度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社会问题-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的现状及与其历史使命的不协调，从而成为新时期影坛又一部形成全国舆论热点的优秀影片。
进入80年代，反映现实生活、触及时代脉搏、讴歌社会主义新人的影片约占故事片的半数，这是新时期电影创作的主流。越来越多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电影艺术家紧随时代的脚步，记录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表现改革时代的社会心态，塑造改革者的形象。改革影片既是艺术作品，又是社会变革的影像记录。最初的改革影片按照典型化的原则塑造出第一批改革者形象，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蔡明（《当代人》）在银幕上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并取得振奋人心的胜利。随着改革的深入，1983年以后改革影片进入高潮，《在被告后面》、《血，总是热的》、《最后的选择》以及1985年的《花园街五号》，都冷静地写出改革阻力的盘根错节，也因此加大了改革影片的力度，当李江川、罗心刚的改革前沿向人们呼唤“改革者的热血”时，影片呈现了悲剧色彩。《不该发生的故事》则严肃地描写一个农村党小组成员在分组联产承包时被群众冷落的困窘，以及如何振奋精神，发挥共产党员模范作用的故事。《赤橙黄绿青蓝紫》和《锅碗瓢盆交响曲》塑造了更加贴近生活的鲜明生动的改革时代的青年形象。
8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第五代”导演和探索电影的异军突起。1983年冬，张军钊导演的影片《一个和八个》在京试映震动影坛；1984年至1986年，一批被称作“第五代”的年轻导演诸如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吴子牛、张泽鸣等，相继推出《黄土地》、《喋血黑谷》、《猎场扎撒》、《黑炮事件》、《绝响》、《盗马贼》等影片，加之其他导演拍摄的《海滩》、《雾界》、《良家妇女》、《青春祭》、《湘女萧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影片，骤然在中国影坛上推涌起“探索电影”的浪潮。
探索电影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全新的银幕形象，它与当时文坛上的“文化热”、“寻根热”相承相联。一方面，影片的反思从社会学的层面渗透到文化层面，以“思前想后”、“纵横古今”的方式逼视人生，追溯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另一方面，电影语言突破单纯再现，执意创造一些不那么尊重表面真实，然而却更富有意蕴和艺术想像的镜头，以异常活跃的前卫姿态冲击传统的主流电影即现实主义电影模式。田壮壮把他导演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视作“当代中国人的自传”；陈凯歌在《黄土地》中要拍出“一个中国的故事”；黄建新紧扣民族现代的历史要求拍出《黑炮事件》，以变形对比的手法揭示嘲讽在这一进程中的种种羁绊，塑造出具有深刻自省意义的“赵书信性格”；黄建中的《良家妇女》寓千载于一瞬，以沉朴的画面凝聚了几千年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滕文骥在富有寓意的“海滩”上展示了工业文明时代小农经济的历史阵痛……
具有鲜明个性的探索电影显示着新时期电影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并展示了几代电影主创者各走其路而交相辉映的前景。探索电影的探索将新时期以来对电影本体的思考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它的进一步发展转寓在中国“西部片”上。1984年西影厂的《人生》获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时，钟惦提出“创立中国的西部片”的口号，将一种潜在的自发的追求明朗化。
西部片强调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发挥区域优势，表现西部风情、西部精神，融民族传统与现实色彩为一体。
探索电影的探索因为意念的艰深和艺术上的过于陌性化，而导致了“解读”电影的需要。急于创新的“第五代”在接受了许多赞誉的同时，也陷入了长期少有接受者的困窘。于是很快出现了在国外获银熊奖而在国内（获奖前）只卖出一个拷贝的“《晚钟》现象”。到1986年以后，探索电影便在观众的冷漠和舆论的批评中渐趋沉寂。然而优秀者在沉寂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