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的集中概括是这部影片的明显特色。作者以高度概括的能力和熟练的电影技巧，将抗战前后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浓缩到一个家庭范围，并通过张忠良这个轴心人物而广阔地展现出来。影片中写了爱情的矛盾，也写了民族的斗争，作者将爱情的矛盾贯穿于民族斗争过程之中，并以爱情为主线，展开一系列的戏剧冲突和生活场面。最后，张忠良对爱情的背叛，素芬对生活的绝望，达到了道德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统一。所以，这部影片决不是一般的家庭伦理片，它是一部史诗性的社会片。影片的故事曲折动人，结构缜密；情节发展起伏跌宕，又脉络清楚；叙事有头有尾，交待清晰，创造了一种极富于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
鲜明的对比手法、精彩的细节描写，是这部影片的又一明显特色。编导运用平行蒙太奇手段，构成情节场面和人物之间的鲜明对比，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效果。作者还善于精选运用典型的生活细节来表达主题、刻画人物和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写张忠良蜕化过程时运用的“理发”和“签到”，讽剌批判他对爱情的背叛时运用的摆在桌上的维纳斯塑像，在为素芬的苦难鸣不平时运用寂寞小巷中的盲翁幼女的“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求乞歌声，这些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深化了影片主题。影片反复六次出现月亮，也显示了编导的匠心。它在影片中起着时空转换的作用，通过它将两条情节线索联结起来。从素芬与忠良定情，到忠良投入王丽珍的怀抱，月亮的每次出现，造成情节上的对比和呼应，并表现出某种哀怨的情思，构成不同意境，揭示出人物此刻特定的心理情绪。它既表现了张忠良由怀念妻子到对爱情的背叛过程，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又强化了素芬的善良、温柔和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月亮又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者。
运用层层铺垫方法，将戏剧冲突推向顶点，并稳健有力的处理了高潮戏，不仅是影片的又一特色，更显示了编导者卓越的艺术才能。《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高潮戏是在离乱八年后素芬与张忠良的相会上，为此编导采取了循序铺垫的办法：日本投降后，素芬一家三代做着和忠良团圆的美梦；在久等忠良不归、生活无着的情况下，素芬受雇于何文艳家作女佣；一直到张母带儿媳、孙子前来“训子”，将错综复杂的关系、各方面人物，一古脑儿都集中到一个场面中来，将戏剧冲突推到了顶点--张母对儿子的训诫规劝，张忠良的矛盾心理，“抗战夫人”王丽珍对他的威逼扌扇打，“接收夫人”何文艳对他的幸灾乐祸，“沦陷夫人”素芬对他的痛恨、失望，通过这一犬牙交错的矛盾冲突，集中地揭示了张忠良最终抛弃妻儿老小，为国民党官僚统治阶级的金钱、权势和美色所腐蚀、所俘虏的下场；同时也引出了素芬投江自尽的结局。最后，张母追素芬出来，见她已被黄浦江怒涛卷走，对天嚎哭：“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呀！”随之音乐响起，激昂悲愤；字幕出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篇末点题，深刻有力。正如当年评论写的，“尤其是整个高潮部分，编导处理得极成功，顶点一过，从速收场，绝无拖泥带水的毛病”。
真切的生活化的表演是影片的又一突出成就。扮演素芬的白杨，表演真实、朴素，有着真挚的内心感受和体现，成功地刻画了这个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优美形象。陶金的表演也很成功，细腻、准确地体现了张忠良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重性格的特点，揭示了人物各个阶段矛盾的心理状态。扮演王丽珍的舒绣文较好地掌握了角色的泼辣大胆而又凶狠残忍的交际花的性格。其他演员也都有着出色的表演。
总之，《一江春水向东流》无疑是1947年度“国产片的最佳作”，所以，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受到广大观众空前的欢迎和进步舆论的赞扬。各报评论一致称道，说“它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的道路”，说它“概括了两个世界、两种人的生活”，使“我们为国产电影感到骄傲”。继《渔光曲》后，《一江春水向东流》再次创造了电影卖座的最高纪录。据上海《正言报》统计，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连映三个多月，观众达七十多万人次，为过去所未有。1982年，《一江春水向东流》参加了都灵“中国电影回顾展”，仍然受到好评。认为它是“中国第一部史诗式的电影，它的创作魄力，已替中国电影写下重要的一页”。
《万家灯火》（原名《新合家欢》）由阳翰笙、沈浮编剧，沈浮导演，朱今明摄影，蓝马、上官云珠主演。这是一部描写战后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影片。主人公胡智清是上海伟达贸易公司的职员，他与经理钱剑如是同乡同学。他勤恳工作，希冀重用；妻子又兰持家有方，不算高的月薪也能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后因农村破产，生活无计，母亲偕次子春生夫妇和孩子来到上海。由于人口增加，物价飞涨，使胡智清负担加重，生活拮据，难免引起婆媳之间的矛盾。胡智清因反对钱经理秘密经营美钞生意而被解雇，一直找不到工作。在生活逼迫下，又兰去求助钱剑如，而母亲则因钱剑如打伤春生找来问罪，为此婆媳俩又争吵起来。又兰负气出走并流产，婆母带春生一家也搬到侄女阿珍工厂宿舍去住。胡智清在公共汽车上碰巧拣到一个钱包，虽一时见财起意，但遭良心谴责，终将钱包交还原主，不料他被失主诬为小偷痛遭殴打。好不容易在小赵（被解雇的同事）帮助下逃开，又被汽车撞伤，在昏迷中送往医院。智清失踪后，妻子、母亲都不放心，两人返回故居探望，在相互理解中抱头痛哭。小赵、阿珍等帮助四处寻找，最后，智清从医院踉跄奔回，一家团聚，胡智清觉悟。
影片《万家灯火》通过胡智清一家的生活变化、人情冷暖，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农民破产、市民失业的社会现实，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此情境下的痛苦、挣扎以及他们的觉醒和成长。
《万家灯火》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描写了生动具体的生活场面，创造了活生生的人物，表现了一种朴素的写实风格。在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忠厚而又不幸的小职员形象。影片从胡智清的个人生活中表现了他软弱而又善良的性格，批评了他对钱剑如抱有幻想的错误，使这个人物更具有典型意义。对其他人物，也在现实矛盾中展现其个性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如胡妻又兰贤慧而精明；胡母善良又耿直，而她们婆媳之间的纠葛以至家庭的破裂，又与经济窘迫的社会因素相关联，正如剧中人说的，在这场家庭冲突中，并不是媳妇“不对”，也不是儿子“不对”，更不是婆婆“不对”，而是“这年头儿的不对”！这样，使胡智清一家的冲突及其不幸，就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
1948年冬，在全国胜利指日可待的形势鼓舞下，进步电影工作者陈白尘、沈浮、郑君里、赵丹、徐韬、王林谷等，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作为蒋家王朝崩溃的目击者，应该记下它的最后罪恶史，并以之迎接解放”。这样，由陈白尘执笔集体创作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1949年4月由昆仑公司拍摄。
《乌鸦与麻雀》由郑君里导演，雷振华、苗振华摄影。影片写发生在上海一幢弄堂房子里的故事，刻画了一群市民形象。在这幢弄堂房子里，二楼住着伪国防部小官僚侯义伯和他的姘妇余小英，亭子间里住着中学教员华洁之及其太太、女儿，前客堂住着美货摊贩肖老板及其老婆和三个孩子，后客堂住着报馆校对孔有文。这幢房子的主人本是孔有文，战后为侯义伯霸占。1948年冬，侯义伯感到形势危急，想把房子尽快顶出去，好再捞一把溜之大吉。这引起同住此房的几户人家的不满和反对。可是，孔有文胆小怕事，不敢出面要回房子；华先生自恃清高，不肯出面；绰号小广播的肖老板，自动打头阵又碰了钉子。于是，大家只好各自为谋，但都没有成功。现实的种种教训，侯义伯的无耻行径，终于逼得大家联合起来跟侯义伯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这群嘁嘁喳喳的“麻雀”，再也不怕压在头上的“黑乌鸦”了。当侯义伯要打电话找警察来抓人时，他却接到要他赶快撤退的南京电话，于是他带上余小英狼狈逃跑，南京政权已分崩离析。1948年的除夕晚上，孔有文收回了自己的房产，大家高兴地集中在一起吃年夜饭。最后，孔有文将一副春联贴到大门上：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在鞭炮声中迎来了1949年元旦。
影片《乌鸦与麻雀》的创作是十分优秀的。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辛辣的笔触，表现了1948年冬国民党政权将灭亡时国统区黑暗、混乱的社会景象。当时，国民党的大小喽口罗们感到末日来临，对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敲榨，影片正是围绕着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伪国防部科长侯义伯强占民房又强迫房客搬出和住客们设法对付的事件，展开情节，发展矛盾，并穿插不少当时社会世态描写，如抢购大米，挤兑黄金，学生罢课，教员被捕等等，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横行霸道和日暮途穷，以及最后惊慌失措、狼狈逃窜的结局，增强了影片的时代感。更为有意义的，是影片生动地表现了以肖老板等为代表的市民群众在侯义伯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压榨下和胜利形势鼓舞下的觉醒和斗争。
作者通过精心选择的生活细节和人情世态，刻画出肖老板、肖太太、华先生、华太太、孔有文、小阿妹等一群不同类型的小市民形象，表现了他们对侯义伯的压迫、逼迁，由忍气吞声、回避矛盾到四处碰壁、奋起而斗争的过程。华先生由与世无争到拒绝校长的收买而被捕，以及出狱后一定程度的觉悟，很好地刻画了一个不问政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现实教育下的思想变化。肖老板的形象刻画得尤为生动，是影片中一个突出的成就。他有着善良的本性和扶危济贫的热心，对社会的丑恶和侯义伯的压迫，敢说敢骂，表现了不满和反抗；但他也有着强烈的发财欲望，梦想“轧金子，顶房子”，顶回房子，又轧金子等，结果受骗上当，连抵押品也被侯义伯侵吞。肖老板这种性格的两重性，结合他那爱说、爱吹的小广播特点，构成了小市民形象的典型，也揭示了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这个社会阶层的可悲命运。孔有文虽谨小慎微，但他内心愤慨，采用教孩子们唱儿歌的形式，表达了对侯义伯的不满和讽刺。其他人物如肖太太的泼辣，华太太的怯弱和小阿妹的善良等，也都各有特点。
总之，《乌鸦与麻雀》的成就是重大的，它有着强烈的战斗性和不朽的艺术生命。80年代展映该片时令外国电影专家“惊叹不已”，认为“是一部惊人的杰作”。法国杨·托平写道：
“这部解放前夕摄制的（解放后剪辑合成的）影片，雄辩地证明了40年代末期的中国电影，足以毫无困难地与欧洲电影相抗衡。”“影片在简明流畅的手法下包含了丰富而深奥的内在含义，它把不同的住户的个人问题与反对剥削他们的人的共同斗争，巧妙地揉合在一起。这样：喜剧和悲剧，戏剧性变化和日常生活，感人形象和社会论战，演员的精湛演技（我们认出了赵丹）和毫无矫饰的自然主义，都取得了完美的平衡。”
在解放战争时期，尽管国民党政府几乎垄断了全部电影企业，对进步电影工作者予以限制和迫害；但广大进步电影工作者仍不断占领和开辟新的阵地，拍摄进步电影，并取得空前优异的成绩。这时期，国统区电影人才辈出，创作繁荣，许多优秀影片就其思想的深刻和艺术的完善而言，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又一个高峰，使电影艺术在中国达到全面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