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正在读大学，同时开始学习写作。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在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现代派作品和后现代派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作家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作品。西方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共时性的，比如，我们同时阅读了乔伊斯、安德烈·纪德、托马斯·曼、福克纳、罗布·格里耶和马尔克斯的小说，同时阅读了易卜生、萨特和贝克特的戏剧，以及T.S.艾略特和金斯堡的诗歌。虽然这些作家的文化背景、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对他们的接受。
完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史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当时，我的老师和朋友当中，有一大批写小说的人。我们经常夜以继日地讨论这些作品。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记得讨论得最多的，是这些作品的艺术技巧。应该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1985年之前，中国的青年作家很少意识到文学的本土性问题。当时在青年作家中流传着一句名言：如果把中国的诗人杜甫和英国的T.S.艾略特相比，把中国的曹雪芹和美国的海明威相比，被认为是中国诗圣的杜甫和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好像成了外国人，而T.S.艾略特和海明威却成了中国人。
中国作家比较早地意识到文学的本土性问题，是因为受到了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的深刻刺激。按照毛泽东的划分，拉美与中国同属第三世界，一个同样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的成功，促使中国作家关注自己的小说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把随后出现的一批被称为寻根小说的作品，看成是对这种刺激的反应，这种反应即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话可以说得再明白一点：大量地阅读西方小说，使我们迅速掌握了西方现代派小说和后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它有助于我们用西方小说的技巧来表达我们的本土性。
或许有人认为，承认这一点会让人感到羞愧。我后来看到很多寻根小说作家的说法，他们举出各种例子试图证明，他们并没有受到西方作家，尤其是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的影响。似乎承认了影响，他们作品的原创性就大打折扣。有时候他们承认受到了一点点影响，但他们同时会指出，另外一些人受到的影响更大——意思是说，他们的原创性要大于另一批人。其实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马尔克斯等人之所以能够写出深刻反映拉美现实的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受到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刺激——马尔克斯本人就认为，正是因为他在十七岁的时候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他才知道了小说应该怎么写。马尔克斯小说里面的那个著名的猪尾巴，其实是卡夫卡小说里的那个甲虫的变形。马尔克斯当然也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大于福克纳对任何一个美国作家的影响。马尔克斯在谈到理想的写作环境的时候，引用的就是福克纳的说法：“作家最完美的写作场所是妓院，白天寂静无声，晚上欢声笑语。”卡夫卡和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削弱了马尔克斯小说的价值了吗？削弱了马尔克斯小说的本土性了吗？没有。同样，福克纳之所以成为福克纳，也是受到了外来文化刺激的结果——如果没有乔伊斯、伍尔夫的小说在前，哪有福克纳的小说在后啊！现在，我在此就乐于承认，我受到了托马斯·曼小说的深刻影响。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对“本土性”的强调，其实饱含着文化的自尊和对抗意识。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强调带有空间意义的“本土性”；而就在昨天，在不远的80年代，我们强调的还是带有时间意义的“现代性”。置身于我们今天的文化环境，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周围的很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深陷于“本土性”的焦虑之中。其实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脱离别的作品而存在。中国宋代诗人黄庭坚早就说过，老杜（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处，只是因为后人读书太少，就认为杜甫的诗都是原创。很多人都知道，《西方正典》一书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提出，诗的影响并不一定影响到诗人的独创性，相反诗的影响往往使诗人更加富有独创精神。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部西方现代诗歌史，就是一代又一代诗人不断对前人的诗歌进行有意地误读、曲解和修正的产物。布鲁姆认为，任何一首诗都是一首互指诗，并且对一首诗的任何解读都是互指性解读，而所谓的诗歌批评，就是摸清一首诗通往另一首诗的隐秘道路。他的话听上去很深奥，意思其实就是黄庭坚所说的那四个字：点铁成金。
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的认识，对我们从事的文学实践的认识，都因为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更加深刻。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使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差异性，看到了人性的丰富性，看到了时代性，只有深刻地感知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呈现本土经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本土性。也就是说，本土性不但不意味着保守，反而意味着开放；本土性不但不意味着要将传统和外来文化看成是“他者”（the other），反而要把它看成是主体性的“自我”（self）。本土性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不是互相取消的关系，而是互相发明的关系。
我当然能够意识到，我们今天强调“文学的本土性”的意义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种文化的趋同性对文化构成了伤害，给人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危机，“我是谁”这个现代性命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故步自封的理由。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进攻性的帝国主义，那么狭隘的本土性，则是一种更加可悲的防御性的帝国主义。对此，我们应该时刻充满警觉。在这里，我愿意引用美国艺术大师约瑟夫·科苏斯对美国文化的一段自省。约瑟夫·科苏斯说：“我们（美国）没有一种真正的国族个性，我们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来改变其他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我们出口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麦当劳、可口可乐、希尔顿酒店等等，由于各国族文化纷纷把地盘退让给我们，它们最终失去了对自己有意义生活的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这是一个美国艺术家对美国文化的反省。他忧虑的是美国文化只是输出，而没有引进。他错了，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输出，是因为它一直在引进，从“五月花时期”对欧洲文化的引进，到二战时期对犹太文化的引进，一直到今天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我想回到文章的开头。我曾经讲到，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西方文学的引进和接受，是共时性的。那种共时性的接受可能是囫囵吞枣的，但它却有可能培养出我们一个好的思维习惯，即可以共时性地吸收人类的各种文化，以此激发我们对文学或者文化的本土性的认识。而对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能够充分地认识到，杜甫确实是中国的诗圣，他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相比都毫不逊色；而T.S.艾略特确实既是美国人，又是英国人；同时我也意识到，曹雪芹确实是中国伟大的小说家，但在今天，只有最不像曹雪芹的那个人，才可能是现在意义上的曹雪芹。
2013年9月1日
本文系作者在“中德作家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