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读者，也为了使我的分析不至于受到干扰，下面所举出的三个人先略去他们的名字。又为了使大家对他们有所了解，我先把这三位先生的言行做一个最简要的介绍。
第一位，哲学家，男，生于1889年9月26日，死于1976年5月26日。对于一位哲学家最应该但也是最难于介绍的就是他的哲学。为了不至于陷入笔者的信口胡说，我还是把哲学家的原话摘录如下：
“人却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在存在之真理中的，从而如此这般地生存的人看护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显现出来。至于存在者是否显现以及如何显现，上帝和诸神，历史和自然是否进入存在之澄明以及如何进入存在之澄明中，是否在场与不在场，都不是人所决定的。存在者的到来是基于存在之命运。但就人来说，仍然有这么个问题，即他是否获得相应于存在之命运的他的本质的得体的东西；因为人作为生存着的人须得按照存在之命运看护存在之真理。人是存在的看护者。”（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163页）
好了，只这一段话已经够我们云里雾里地琢磨一辈子了。必须声明的是，这几句话绝不能代表哲学家的全部哲学，这不过是在通过一滴水想象一下大海。为了让我们这些不懂哲学的普通人，对这位哲学家的地位有一个大家都可以明白的了解，我再引述几句另外的评论：“他是当代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本体论学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629页）“对我来说，××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阅读××决定了我全部哲学的发展道路。”（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第116页）“另一方面是同样复合多样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不断引起争论、谜一般的、仍须不断被阅读的××的思想。……困难的严重性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就是××的‘思想’动摇了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根基。”（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第136、138页）为了更明确地说明这位哲学家的地位和业绩，我们不妨引用她——也是哲学家的情人的赞语：“思想帝国的无冕之王”。
这位哲学家到了晚年风采依然，我再把一个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做一下转录：“……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渊博学识，或深奥思想，而是他作为一个教授的个人风格。他是一个极其严格的导师，不能容忍哲学研究上的任何无知、浅薄、怠惰或谬误。他对此深恶痛绝、毫不留情，几乎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因为他对手里挥舞着的一篇教授论文极不满意，认为它简直与哲学研究毫无共同之处！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至少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把那篇论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批驳得体无完肤。所有坐在××周围的人：那些未来的博士和教授，再加上我，都噤若寒蝉。那是一种末日审判的景象：××仿佛用一双无形的手，把那篇有罪的论文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我们既不敢正视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敢旁顾惊恐不已的论文作者，只觉得那些亵渎过神明的纸片仿佛不断地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意念：‘谢天谢地，幸亏我不是他！如果我是他，又该怎么办？……’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听。我相信，除了××和那位可怜的、想当教授的博士之外，这就是那次讨论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萧瑟，《读书》1996年9期，第153页）
第二位，散文家，男，生于1885年，死于1968年。这位散文家的前面是可以加一个“大”字的，为了证明这一个字加得绝无夸大之嫌，我来摘引他的一篇日记，此日记写于庚子年三月十六日。庚子年是1900年，那一年他十五岁。
“晨坐船出东郭门，挽纤行十里，至绕门山，今称东湖，为陶心云先生所创修，堤计长二百丈，皆植千叶桃垂柳及女贞子各树，游人颇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桥过市行三里许，越岭，约千余级。山中映山红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数株，着花蔚蓝色，状如豆花，结实即刀豆也，可入药。路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于碗口而长仅二三寸，颇为可观。忽闻有声如鸡鸣，阁阁然，山谷皆响，问之轿夫，云系雉鸡叫也。又二里许过一溪，阔数丈，水没及骭，舁者乱流而渡，水中圆石颗颗，大如鹅卵，整洁可喜。行一二里至墓所，松柏夹道，颇称闳壮。方祭时，小雨簌簌落衣袂间，幸即晴霁。下山午餐，下午开船。将进城门，忽天色如墨，雷电并作，大雨倾注，至家不息。”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随手写下的日记真有柳宗元的神韵！可散文家在五十一岁时提起它来颇为漫不经心：“旧事重提，本来没有多大意思，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说明我春游的观念而已。”一个人十五岁时的闲笔就已经如此老成，如此了得，成年以后做了教授、做了散文家的文章就不必我再多置一言。当年郑振铎先生曾把他推崇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如果没有了他“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郑振铎文集》第3卷，第181页）。
第三位，诗人，男，生于1956年，死于1993年。诗人是世界上最容易接近的，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诗：“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再抄几句：“一瞬间——／崩塌停止了／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好了，已经很多了。篇幅所限，我不能再抄下去。对这位诗人有人评价说他是“令传统黯然失色的崛起的一代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想，对于诗人，有这样一句评价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是多余。这位六岁能诗的神童曾被人看作是“追求童话的诗人”和“拒绝成长的孩子”。
在做了这一番文抄公之后，我不能不亮出谜底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上述诸公的另一种行为和名气——
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当弗赖堡大学校长以辞职来反对纳粹的政策时，海德格尔公然以选举继任校长。他加入了纳粹党，每月按时交纳党费，并且直接参与了对犹太教授的迫害。战后，他曾被判处停止任教，禁止公开教学五年。从二战结束，一直到海德格尔去世，他对自己参与纳粹的行为从未做过公开的忏悔（见《读书》1996年1期，康正果著，《哲人之间的是非和私情》）。从此，这位以深刻思考全人类“存在”的合理性的大哲学家，不得不面对全人类的质问：你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道德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可以和最丑恶最残忍的行为并行不悖，那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什么坏事可以不做？
散文家，周作人，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做了汉奸，在中国人浴血抗战的时刻，他却出任汉奸政府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从此，这位从自信从容的极点而上升到了“平和冲淡，恬静闲适”的散文大家，不得不面对所有普通人的怀疑：难道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大雅士，非得要投敌叛国才能“平和冲淡，恬静闲适”么？
诗人，顾城，曾经在农场养过猪，做过搬运工、锯木工、文学编辑。1987年5月应邀出访欧美，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并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和妻子谢烨一起隐居“威赫克岛”（又译为激流岛。有关顾城的引文和资料，均出自黄黎方编著的《朦胧诗人顾城之死》一书）。1993年10月8日，“当代诗人顾城，怀疑婚姻触礁，在奥克兰市威赫克岛自家门口，用斧头砍死了与自己结婚十年的妻子谢烨，然后在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让读者难以接受的，让朋友难以相信的，让所有的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是诗人的杀人，是诗人以如此残忍血腥的手段杀死自己的妻子。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质问：这个世界上如果连诗人都要去杀人，那还有什么人可以不杀人，还有什么人可以不被杀？其实，在顾城杀人之后，他的“自杀”已经不是自杀，只可看作是“畏罪自杀”。所有自杀所可能达到的生命的追问，精神的历练，情感的尊严，都被杀人之举腐蚀殆尽。尽管有朋友以诗一样的方式把这称作“一次行为艺术”，但也还是觉得“无法让人原谅”。不错，是无法原谅。
读者诸君现在怕是要笑话我的愚蠢了——把这么三块大石头放到一口锅里来煮，看你怎么煮得熟？我自己也觉得把海德格尔、周作人、顾城三个人放在一起，似乎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以我的浅薄和笨拙压根就不配谈这三位各自的本行。但我的出发点不在哲学，不在散文，也不在诗；而是出于这三个名人，这三个精神和思想的杰出者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犯下了如此骇人的罪行。这种事情不只在它的可怕，更在它的难以解释，更在它的令人尴尬。按惯例，我们都被劝告最好把学问和人分开，把艺术和人分开。可我们又都知道，无论怎样分开，也无法填满我们心里那道遗憾的鸿沟。在这种遗憾的背后，在他们共同的行为背后，我一再看到的是一种被我名之为精神撒娇者的病症。还有一点叫我难以启齿的，就是眼下这三位精神撒娇者都和我一样，都是男人。因此，所有对于他们的剖析，也都让我觉得难免和自己有关。我只能勉力为之，看能不能把它说清楚。
海德格尔可以看作是进攻型的精神撒娇者。我已经说过了，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我不配发言。对此，德里达说得很清楚，“如果这些人对海德格尔知之甚少，他们就没有资格谈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或‘海德格尔的哲学’”。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知之甚多，他为此而专门写过一本书：《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德里达并没有像大家惯常所做的那样，把人和学问分开，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从历史中一直延续而来的纳粹主义”，指出了纳粹主义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指出了“纳粹主义与欧洲的其余部分，与其他哲学家，与其他政治的宗教的语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见《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中“海德格尔，哲学家的地狱”一章）。但是，德里达谈的是哲学，他并没有能告诉我们上面那位目击者所看到的海德格尔，那个参加了纳粹行为的海德格尔，那个照样挥舞着讲稿为“真理”而咆哮的“思想帝国的无冕之王”。目击者萧瑟先生说那个海德格尔“更像一位普鲁士的将军”。有了这位目击者的描述，我相信，海德格尔的战后沉默和“不忏悔”，更是拒绝忏悔。想想吧，一个照旧以为是真理的宣喻者，一个内心身居“王位”的思想者，一个俯瞰本世纪所有人的“孤独者”，他怎么会忏悔呢？你倒叫他向哪一个平庸者忏悔呢？我们这些普通大众可配听他的“忏悔”么？我们有能够听得懂的智力吗？可是和海德格尔先生的纳粹行为一比较，我们就能看明白，他老先生在“真理”的秋千上荡得实在是太高了。他就像一个挂在秋千上拒绝回家吃午饭的孩子。在他那一套“真理”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毁灭了欧洲也几乎毁灭了人类以后，他照样“在纤绳上荡悠悠”，这不是活活的撒娇又是什么？尽管海德格尔在晚年已经又完成了他从“存在”向“大道”的哲学转向，走进了“说不可说之神秘”的超拔境界，但这超凡越俗的哲学境界的获得，并没有使他在宣喻真理的时候，放弃自己的“普鲁士将军”风格。海德格尔为什么不站在奥斯维辛的铁丝网前面，去宣喻他那份至高无上的“哲学”呢？如果一个“低贱”的犹太人听不懂，一群“低贱”的犹太人也听不懂，那么四百万犹太亡灵加在一起总能听懂他一两句深奥的“真理”吧？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德意志人对战争进行忏悔，但是我们有理由听一听德国哲学的反省，我们有理由听一听德国灵魂深刻的忏悔之声。可惜，这不是海德格尔这样的精神撒娇者所能做到的。海德格尔“不能容忍哲学研究上的任何无知、浅薄、怠惰或谬误。他对此深恶痛绝，毫不留情”；但是，他对于向整个人类犯罪却先是参加纵容，后又无动于衷。两相对照，你立刻就可以看到一个精神撒娇者的虚伪和丑陋。
我把周作人姑且算作是自信型的精神撒娇者。如果说对海德格尔的纳粹行为，我们即便是反感，也大多出于理性和思想的判断，因为潜意识中总觉得他到底是个“外人”，可周作人的“附逆”，却叫中国的读书人“欲说还休”，真正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真正是在满桌的佳肴上看见一只死苍蝇。前面提到的那篇郑振铎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惜周作人》，开篇第一句就是“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文章的末尾又全都是惊叹号：“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之所以悼惜、爱惜、痛心再三，那是因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无光”。可是，眼前的事实是，两个巨石重镇就有一个投降了侵略者，当了汉奸。在中国这个最讲究人品和文品和谐统一的国度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一位最有学识最儒雅最淡远恬静的散文家，却干出了最下作最无耻的勾当。而这些“勾当”当初都曾经在他的如花妙笔之下，被三言两语地揶揄过，旁征博引地剖析过。比如他的《责任》，他的《谈文》，他的《吃烈士》，他的《我们的敌人》就都可归入这类文章。在中国新文化运动风雨交加的进程中，周作人以“人的文学”起步，以“平和冲淡，恬静闲适”自居。其实，苦茶庵主人，苦雨斋知堂先生，是以他的学贯中西而自信，是以他比别人更看透了世界而自傲的。看看下面这副悼念死难学生的对联：“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泽泻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有关周作人的引文均出自其《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等作品集）
请看，请愿学生、学界名流、新闻记者、革命政府、帝国主义，尽在周先生的笔下得到了应该得到的提醒、讽刺和抨击。对照一下鲁迅先生刻骨铭心的《记念刘和珍君》，你立刻就能体会到周作人那一份保持距离、节省感情的超然和自信。如果仔细看过了周作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所写的《弃文就武》《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这一类文章之后，你就会明白，他早就对战争形势、历史是非、道德人格这些问题有了非常透彻的见解，他对这些见解也照样是从容而自信的。他后来的选择正是这些见解的自然结果，而并非别人的逼迫。他从心里根本就看不起那些惶惶而逃的文友。郑振铎来劝他与大家一起走，他开口说的就是《弃文就武》里的见解：“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不能打，又不肯走，那留下来做什么呢？他早就想透了，他早已经把道德意义上的岳飞和秦桧用“历史事实”做了颠倒。他的附逆是一种世人皆愚我独智的自信至极的选择。那个虚惊一场的假刺杀，不过是粗鲁的日本军人打乱了周先生的从容。既然金人占领过这块土地，蒙古人占领过这块土地，满人占领过这块土地，现在，它为什么就不能被有海军的日本人占领一次呢？搅这种历史的浑水做什么？为这种无聊的事情“舍生取义”，岂不是“白死白死”？岂不是傻瓜才干的事情？和海德格尔一样，抗战结束后，这位最会写文章的散文大家，对自己的“失算”和附逆不置一词，一直到死也没有说一句忏悔的话。有人说这叫作“一说便俗”。自信而至此，真像一个捏了一张花糖纸的犟童，你就是说出天来我也不会松开手承认那是空纸一张。只可惜这一次撒娇的不是犟童，是一个过了天命之年的老头子，是一个学贯中西“恬静闲适”的教授和散文大家。一个白发苍苍者的撒娇是很不好看的。幸亏我们还有为抗战而死的郁达夫。幸亏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学贯中西，却至死不移其志的陈寅恪。不然的话，我们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后来者，可怎么才能洗清这文化餐桌上的汉奸气？
顾城可以说是典型的自恋型精神撒娇者，更准确一点说，在自恋前边还应该加上自私或是极端自私。顾城极有天赋，这天赋在他那儿先是变成了诗，渐渐地，膨胀成一种自我神话。看了我在上边提到的那本书，你能明显地闻到在顾城周围，在他那个小圈子里弥漫着的天才崇拜的味道。他做什么都应当被人理解为是奇特的，他做什么都应当被理解为是诗歌的延续。以至于他装神弄鬼也必须被理解成是真诚到了极端才会如此。至于什么是天才，什么是装疯，什么是真诚，什么是虚伪，我们不忙下结论，我们还是看看所能看到的事实。顾城当初为了追求谢烨，曾经弄了一只木头箱子睡在谢家门前，直到感动了“上帝”——谢家的父母。他成功了。妻子从此跟着他浪迹天涯，他要出国就出国，他要“隐居”就“隐居”。结了婚自然会有孩子，可顾城并不想当父亲，“儿子出世后，一度我们夫妻关系很紧张，最可笑的是顾城也像个孩子需要人照顾，他认为儿子抢走了我对他的爱。我们之间为这个孩子产生了不少摩擦。后来他企图自绝。在他和孩子之间，我必须做出选择，只好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他心情也慢慢好转”（《朦胧诗人顾城之死》，第118页）。顾城可以不要儿子，但是不能不要情人。在他有了情人英儿之后，解决的方式是由妻子谢烨出面办理一切麻烦的出国手续，把情人接到隐居的威赫克岛上，然后再叫妻子“让贤”，由着两位痴男恋女在岛上翻云覆雨。但是妻子只许让贤不许离开，情人只许“尽情”不许“扶正”，“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也相互爱慕”。这种态度倒是和海德格尔不谋而合。其实这种态度并无天才之处，它和天下无数庸夫俗子的贪婪也都不谋而合。可惜，英儿不打算就这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诗人。一年半以后，“她是跟一个教气功的洋老头一起失踪的”。于是，感情和自尊大大受挫的诗人，决定把这一切写成一本可以传世的书，书名就叫《英儿》。这种做法也无天才之处，大部分以文为生的男女，有了这种经历都是先下手为强，以先入为主夺取“话语权”。这本书的写作还是又回到了老方式当中：顾城口述，谢烨打字。所有的情爱和性交场面一一诗意化地重现、重温于“自传式纪实小说”之内。顾城自己说“主要是想反映一些又能解释又无法解释的事情”。有别人评论说，“这部小说主要写了主人公顾城与他的情人英儿及妻子雷在太平洋一个岛上的生活冲突与情爱冲突。书中的顾城不想建功立业，不想为夫为父。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也相互爱慕。生活中的顾城就是这样用文字构筑他的理想王国”。当有人在电话里问及谢烨，她为什么能在这种事情里付出如此的牺牲和献身的时候，谢烨回答说：“我相信不管顾城与哪个女人好，他都离不开我。他的生活能力很低，依赖我简直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步。”——真是天可怜见！一个被诗人狂热追求的恋人，竟然沦落到了要靠被人“依赖”才能存在。太阳底下老掉牙的故事，上演了一遍又一遍。可怜的是，总有人认为自己才是最好的主角。最后，这个理想王国里的第二个女人也终于要出走了——谢烨终于有了自己另外的恋人，他们已经开始商量离婚的种种事宜。自尊和情感都输光了的顾城惶惶不可终日。他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再写一本落套的《谢烨》了。于是，就有了最后的最后：这个“理想王国”最后在诗人的斧头下变成一片尸体的瓦砾。一个以先锋而傲世的诗人，死亡的方式和味道竟是如此的肮脏陈腐。
我真心地希望大家都去看看那本《朦胧诗人顾城之死》，看后大家就可以评判一下，我是不是因为反感而产生了偏见。
顾城在他最后的时间里经常谈到死。死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这倒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死，从来就是哲学和艺术的命题；死，也从来就是人所必须面对的命运。让我难以相信的是顾城在考虑怎样利用他的死，他希望用诗人之死来引起世界对《英儿》的关注，他希望用死来为自己做一次世界性的“聚焦”，换句话说，他盼望着用死来为自己做一次广告。
“他一直想的是自杀，但是从来没有想伤谢烨。”
“是这样。”（肯定语气）
“本来他就这样说他那本书完了以后说好就要自杀，本来就说这样就可以把这本书哄起来……”
可是他杀了谢烨。顾城是先杀了谢烨然后再杀了自己的。目击者是他的姐姐。
看到这里，我的眼前一片漆黑。真的是一片绝望的漆黑。——连杀人和自杀也要拿来按照广告方式操作了，这精神撒娇真真是撒到头了。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双黑色的眼睛感动过多少人呀！可如今连这双眼睛里所唯一看见的也不过是自己世俗的名声。这双寻找光明的眼睛，现在只希望看见自己死后的光荣。他在盼着“这本书哄起来”。帝王修了陵墓希望不朽。诗人写了一本书也希望不朽。大家对于不朽的贪心和迷信原来是一样的。有了这么一双前后不一的眼睛，有了这残忍的一斧，我不得不质疑顾城到底有多少真诚，他的去国离乡是一种精神流浪、自我流放的内在需要，还是一种昆德拉所说的“媚俗”？或者根本就是一种唯恐赶不上时髦？把国家国土的界线也当成精神的界线，这是一种误会，是一种无知，还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取消、自我殖民化？一个自称“我跟世界有强烈冲突”的隐居者，一次又一次地去欧洲、去美国、去大学、见记者是什么意思？一个隐居者“哄起来”要干什么？一个要当鲁滨孙、要当陶渊明式的自食其力的人，怎么又事事处处像个孩子一样需要人照顾？“没有谢烨，写信都找不到纸笔”，当初养猪、搬运、锯木头的时候并没有谢烨来照顾，不是照样长大成人了，而且成了诗人？是不会？是不做？还是装出一副儿童的面孔？这一切是不是都像他头上那顶永远不摘的裤腿式的帽子，原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原不过是一个“名牌”所需要的商标？自己所不想承担的就推给别人。自己想得到的就是死了也要一起带走，就是死了也一定要占有。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天才，怎么竟然还是放不下奴隶时代的殉葬行为？和前两位比起来，这第三位精神撒娇者只能说是更下作。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理由，也是最后的理由可以为顾城开脱，就是说他精神崩溃了，他疯了。疯子是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又保护了天才，又谴责了犯罪。这样我们就可以又赞美诗人，又赞美无辜的生命奉献。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勇气面对那个付出了全部的爱，付出了全部的牺牲，最后也付出了生命的女人吗？当我们大言不惭地说诗人顾城以生命宣布了这个世界的荒谬的时候，我们敢说那个叫谢烨的女人也同意我们的诗句吗？我们心里明白，为这个荒谬的世界而自杀的艺术家太多太多，可只有我们这一位是先杀别人再杀自己的。我们再来做一个假设，如果这个事件中的位置做一下颠倒，如果是女人杀了男人，如果是女诗人谢烨以自己的行为艺术宣布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我们可还愿意把这么多的赞美和托词给予这个女人吗？恐怕我们早已经抑制不住满脸的义愤和悲哀了——我们这些可怜而又可鄙的男人！
这样说顾城，这样毫不留情地批评顾城，这样赤裸裸地把一个同时代人，把一个曾经的“知心者”“代言人”放在精神撒娇者的病床上解剖，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艰难和困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惭愧和羞耻。这惭愧和羞耻不是为顾城而是为自己。在对别人的剖析中我也清楚地看见自己精神年轮上，一片又一片相同的黑斑。其实，我们这些搞文学搞艺术的常常会在老路上情不自禁地撒起娇来。比如那动不动就被呼唤来呼唤去的“史诗”，比如动不动就要讴歌起来的“土地”“人民”，比如颠过来倒过去都打算先锋的“先锋”，等等，等等，一句话，我们总是希望有个一劳永逸的依靠，我们总是觉得无论什么沉疴重病，都可以被一剂“诗意化”的良药彻底治疗。或者像韩少功说的那样，我们总是渴望“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如此这般也大体都是精神撒娇症的种种表现。我的所谓“病例分析”不过是一个借来好讲话的由头。（我何德何能居然也妄想来开一间“精神诊所”吗？）它或者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更为流行的话题：病态知识分子角色分析。其实，在欧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知识分子早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名词，而且是一个过时的贬义词。在有了这么多的丑陋的撒娇的知识分子以后，在理性至上的支柱在知识的殿堂里倒塌之后，在福柯指出了知识的权力特质以后，已经没有人再愿意以知识分子自居，以知识分子为荣了。福柯说：“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总算对那是个什么东西有点印象了。这并不困难——他是相当人格化的。他对差不多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无论是说话，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做，或者什么都做……简言之，知识分子是判决、课刑、谴责、放逐的原料。我并不觉得知识分子谈得太多，因为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但是我确实发现谈论知识分子的倒是越来越多，我对此深感不安。”福柯虽然这样说了，可我们又明白，在他们那儿不大再有知识分子这回事的时候，在我们这儿，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要完成的历史责任还远远地没有完成。这可真是一件两难的事情。也许德里达也感到了类似的两难，所以他才争辩说“我正尝试把解构定义为一种肯定性的思考”。我们必须割断秋千上那根用来撒娇的绳索，可我们又必须用这架子支起自己的历史重负。在没有了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奖赏之后，也就一切全都只能依靠自己了。当“上帝救自救者”这句话再次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明白，上帝早已经缺席，我们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声。歧途漫漫，没有谁来为我们指路；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沉着和冷静了。我们沉着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退路。我们冷静是因为我们已经把理想的火把远远地留在了身后。因为那火把太多次地烫伤过我们的眼睛。一切只有好自为之。一切也只能好自为之。别再糊涂，也别再撒娇了，走吧。
1997年11月27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