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凡专门到湘西凤凰县一游的人，都是为了沈从文先生而来的。沈先生是凤凰人。沈先生的故居和墓地都在凤凰县城。黄永玉先生手书的碑文静立在墓地入口旁：“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先生没有战死在沙场。其实，沈先生也没有回到故乡。他遥远地死在一个叫作北京的喧嚣的大都市里。当年，一个二十岁的士兵为旧生活所窒息，被新生活所感召，突然决定放下枪，拿起笔，要以文学闯天下的时候，他所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北京。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的文学梦中几乎冻饿而死。当初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传遍世界的文名。郁达夫先生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经感慨万端又大泼冷水地记述过这个青年身处绝境的惨状。最后，这个顽强的青年终于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一片美丽的森林。这个闯荡了世界的青年终于又死在北京。如此说来，沈先生虽然没有战死沙场，终究还是客死他乡。回到故乡的不过是先生的骨灰。或者像我们自我安慰的那样：沈先生终于魂归故里了。——一段迂回的山路，一片逼仄的台地，一块自然坠落的石头，石头略微凿磨的平面上是沈先生的笔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些话和这块石头面对着已经有些污浊了的沱江，一座旧石桥，和一些已经破旧不堪的吊脚楼。在这些话和这石头背后的山坡上，环绕着零乱却又茂密的草木。凤凰的朋友们当年参加过那个仪式，他们说，大部分骨灰撒进沱江了，只有几块骨头是由沈先生的孙子亲手埋在这石头下面的。
其实，一个游子，一个精神的游子是永无故乡可回的。就像一条从雪山之巅走下来的河，从它出走之日，就再没有回家的路了。
沈先生在凤凰城里长到十五岁，而后从军，又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五年。此后，湘西的山水就再也关不住一个年轻人的心了。可这二十年的人生成了沈先生文学创作的源泉，他那些最深沉最美好的文章，都是从湘西的江河里涌流出来的。这个有一位苗族祖母又有一位土家族母亲的乡下人，这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没有任何文凭、学位的湘西赤子，竟然做成了一件伟业：他用湘西的河水滋润了在一派酷烈的“西风”中枯萎断绝的中国诗魂。有了他的《从文自传》，有了他的《湘行散记》，有了他的《湘西》，有了他的《边城》和《长河》，中国人枯叶一般飘零的诗情，终于又有了一片水意深沉的沃土。再过一个世纪，两个世纪，再过许多个世纪，当人们回过头来打量中国传统文化分崩离析的过程，当人们辨别中国人的生命样式和别的人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沈先生留下的这一片美丽的森林，是会叫人惊奇和赞叹的。——“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至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至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在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人。每当人已杀过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茭。看那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茭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但革命在我印象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
（《沈从文散文选》：《辛亥革命的一课》，人民文学出版社）
看了这样的文字还要说沈先生是一个传统的田园诗人吗？还要说他用诗意涂抹了苦难吗？这个世界上可有一个摆满了人头和尸体的“世外桃源”吗？而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是所有那些潮湿的吊脚楼，雾气弥蒙的河水和夜幕上闪烁的星星的背景，所有那些妓女、船工、士兵和农民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种深重到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底色上描绘出来的。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人诗歌中的“悯农”和“田园”，体现的是一种封闭的人格，并在两千年的延续中最终变成了一种“慢性乡土病”（请参见拙文《中国文人的慢性乡土病》），那么走出湘西对于沈从文就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而是一种对新生活和新精神的追求。是一场再生。对此，沈先生曾十分恳切地说过：“我离开家乡去北京阅读那本‘大书’时，只不过是一个成年顽童，任何方面见不出什么才智过人。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秉承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湘西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乡时，就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片最深沉也最美丽的森林。中国诗歌所最为崇尚的“神韵”和“意境”之美，在这片森林中流变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整体呈现。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最为成功的转变。而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对此，沈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所谓“大音希声”，所谓“有大美而不言”。不像郁达夫、郭沫若们那般浅薄直露地“噫！噫！啊！啊！”未必就不懂得痛苦，未必就没有深刻。事实上，这正是沈从文先生不为潮流所动，独到而深沉的追求。——一个能和时代风格相抗衡而独立于世的作家必定是大家。在当时那一派峻急、坚硬、浮躁的白话“国语”的主流中，沈从文的从容沉静和优美大度尤其显得卓尔不群。看了沈先生1934年为《边城》所写的题记，就更会明白他的追求是出于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自觉（见《沈从文文集》第6卷）。
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边城》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那是关于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狗的童话。随着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画面从眼前消失，在你整个的身心都得到深沉的舒展之后——慈祥的祖父去世了，健壮如小牛的天保淹死了，美丽的白塔坍塌了，姑娘的情人出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善良天真的翠翠，在挣扎不脱的命运中再一次面临母亲的悲剧，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溪水依然在流，青山依然苍翠如烟，可是一个诗意的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在这一点上，身为洋人的金介甫先生反倒比我们有更敏锐的体验和论述。）
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声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示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如果说沈先生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种“世外”意味，那也是因为湘西这块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正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对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这里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如果不是“原始”的，也是一种“原本”的生命样态，它用不着和儒家的“入世”相对立而存在。（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们并不可以拿来对苗族、土家族人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境遇，做简单的“诗意化”诠释。）也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而这和那个浸透了中原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桃花源”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正因为这个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独特性，又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沈从文先生才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完成对于中国诗歌的承接和转化。在世界性的文化大潮的交汇和吞没中，在难以言说的沉沦和阵痛中，这是一次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这是一次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精神的成熟者，听懂了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咏叹；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纯美的寻觅者，读懂了一个悲悯的智者地久天长的书写。
站在沈先生的纪念碑前，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川端康成。这两位在某种意义上都有唯美倾向的作家，在各自的祖国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沈先生1902年出生，川端康成1899年出生，二人相差只有三岁。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他们都已经写出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二战之后，沈先生来到新中国，川端康成在日本战败的背景下“深深陷入凄凉与寂寞之中”，“把自己也当作已经死亡”。但是，来到新中国的沈先生从此也就落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的“自谴”当中。在一片“旧社会的渣子”“新时代的落伍者”“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自我谴责中，沈先生同大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名作家一样放下了手中的笔。在这个以残酷的政治权力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他们真的成了“废物”，成了“寄生城市里的‘蛀米虫’”，对于“起始当家做主的新人，如何当家做主，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05、406页）。但“把自己也当作已经死亡”的川端康成，却一部又一部地写出了《舞姬》《千只鹤》《睡美人旅馆》《古都》等作品，并且在1968年为日本赢得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而1968年，沈先生正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此之前，他的家被抄过八次，他本人曾被强迫打扫厕所达一年之久（见《沈从文传》，金介甫著）。或许这就叫作宿命，或许这就叫作古老传统所给定的轨迹，或许这就叫作在劫难逃吧。一个天才，一个拯救并承接了中国诗魂的湘西赤子，不得不夭折，不得不在阴暗的政治角落里窒息。我们口口声声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念念不忘中华民族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可我们却在许多年里对做成了如此伟业的作家视而不见。总算盼到有一天我们把他又“发掘”出来，又“发现”了他的时候，我们又禁不住如此“习惯”而“老到”地把他放进一个古典的“田园诗”的画框里。我们真是不可救药地病入膏肓！
站在沈先生这块天然未凿的石碑面前，我想，它纪念的或许应当是1950年以前的沈从文。沈先生微含笑意的脸从斑斓的石纹中显现出来，有谁能读懂困顿在那些苍老的皱纹里的创痛和沧桑？
行文至此，热泪横流。因为我们明白，沈先生自己的生命最终也未能逃脱得了那种无理性的冷酷的淹没。沈先生作为文学家的生命，最终也融进了那一片沉重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底色之中。和家乡那些成千累万在无奈中死于战火的青年人一样，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在四十八岁的壮年，也就是1950年，骤然夭折在“新时代”的风雨中。沈从文先生的后半生虽然又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巨著问世，但那已不是文学，那更是一种“四库全书”式的“学问”。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最终还是没能走到底，最终还是窒息在历史的沙场上。留在这里的这块石头，不过是一个跋涉者骤然止步的记录。
其实，沈从文先生又何须一块石，何须一座山，何须一条河来为自己的不朽做纪念呢？只要打开他的书，你就能走进他那一片无比深沉又无比美丽的森林。让我们向这片森林深深地鞠躬吧！
1997年11月8日傍晚，湘西归来，写于太原
11月2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