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两章主要涉及被忽略的托尔斯泰与更具现代倾向的小说的一致。第五章论及20世纪初《安娜·卡列尼娜》更具影响力的两个英语译本，重新对比对此作品分类时使用的小说“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模式。在英语文化中，这正是从康拉德到乔伊斯的现代主义运动崭露头角之际，这些词汇也还未理所当然地达到目前文学用语的那种严谨。同时，在俄国源文化中，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几十年后写了《什么是艺术？》，他在书中对当时存在于大陆的现实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进行了激烈评论。结果，这些先在托尔斯泰的俄语，后在英语翻译中运用的关键词表现了惊人的但具启蒙作用的流动性，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文化论战作为口号突出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抗中。
第六章通过突出他的生动描绘和与关键的所谓现代主义倾向的意象主义亲缘关系来深化对托尔斯泰所称的现实主义质问。这便是弗拉基米尔·纳巴科夫关于托尔斯泰的不同意见，建立在他自己的超国界接触和对20世纪早期文学参与的基础上。纳巴科夫在西欧住过，之后来到美国，用俄语写作后又有过短暂的法语写作，最后转向英语。他辩护说托尔斯泰与西方小说的创造性相关（与福楼拜紧密相连），这种创造性助长了生动具体的印象感，而取代了多种的抽像“思想”。
接下来的两章重温了对托尔斯泰文学现实主义者声誉必不可少的一个问题，即他的小说与同宗旨历史写作的重叠，但也将它引入了一个新领域。第七章对两部小说的看法是，虽然它们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西欧老一代或近一战时期的关键转折点，它们仍超前联系着法西斯与二战时期民族主义的危机。以当时的形势来看，《豹》中的朱塞佩·迪·兰佩杜萨和《阿尔腾堡的胡桃树》中的安德烈·马尔罗都回应着《巴马修道院》和《战争与和平》中的民族团结景观。结果是，这两部20世纪小说虽然与现代小说主流有些距离，却强调了托尔斯泰着重超国界意义的历史联系，而这正是《战争与和平》对于国土的强烈爱国感时期，这便提供了19世纪拿破仑和现代希特勒（Hitler）入侵的平行对照。
第八章继续探讨历史的压力是如何在小说作品中得以体验的，它不是以成熟的叙述形式，而是人体内心感受的经历和获取与作品外界材料相连时更广的参与。基于埃里克·奥尔巴赫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它审视了司汤达、福楼拜和托尔斯泰以及托马斯·曼作品中“感受的历史”的主题。然后本章谈论了这种联系历史的压力和人体紧张感的写作是如何在更神秘和怪异色彩的20世纪后期魔幻现实主义中出现的。这种转变在D.M.托马斯（D.M.Thomas）的《白旅馆》（The White Hotel，1981）中尤为惊人，他回顾第七章谈及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危机。然而相同主题的新扭曲发生在当时有名的20世纪50年代左右被理解为西方文学系统的边缘小说中，例如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1967）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夜半儿童》（Midnight’s Childrene，1981）。尽管他们与早期的主题形成直接关联，托尔斯泰和他之后的托马斯·曼也与后期的发展有关。
因与魔幻现实主义相连而拓宽了的文学天地展望了第三部分对托尔斯泰和世界文学实例的研究，着重于《哈吉·穆拉德》。为拓展第四章谈起的这世界文学开端的兴趣，第三部分先回顾了一个误解苏联解体后托尔斯泰超国界主义意义的批评辩论。第十章回放和细审了19世纪90年代托尔斯泰自己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两者均在《什么是艺术？》中勾勒了轮廓，并在他《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的小说中得以实行。第十一章接着讨论印度和埃及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对小说中托尔斯泰的一些反馈。第十二章对《哈吉·穆拉德》做了详解，集中于这部短篇小说中托尔斯泰对文化差异的处理，这或许被认作是他关于世界文学最自觉最充实的作品。
为探讨托尔斯泰在西方之外的影响，第九章对20世纪90年代的北美文化论战提出了新见解。这论战起源于索尔·贝娄（Saul Bellow）提出的概念模糊而几近口号的“祖鲁托尔斯泰”，其纷争认为这一提法是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表征。以至这场辩论卷入了托尔斯泰，但也暴露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模糊概念，即他的作品在苏联之后早期跨越国界的世界内的归属。既强调托尔斯泰在西方“名著”作品中的经典地位，却又无视与后殖民或第三世界可能的联系，这便显示了批评家们讽刺性的盲目，因为他们的争论无非是为了更大的文化多样性。同时也透露了托尔斯泰作品的无知，它们表现的是他对自己所提及的世界文学并未充分地认真阅读。
第十章回顾一世纪前，估量托尔斯泰《哈吉·穆拉德》世界观众的范畴。在他动笔这部小说时，他也写完了专著《什么是艺术？》，其中他提出了“全球”或“全世界”文学的思想。这一论题的思想在他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意思？这篇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理想？托尔斯泰的理论与实践关系是很复杂的，现在更复杂，由于《什么是艺术？》批驳了他包括备受喜爱的《高加索的囚徒》在内的几乎所有小说。这部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短篇小说不同于体现托尔斯泰作品中主要冲突的《哈吉·穆拉德》。第十章也分析了为什么这部短篇小说与另外两篇短篇小说共同被认为体现或典型化了作者的创作，那两篇是长故事《主与仆》和《伊凡·伊里奇之死》，后者常出现在近年的世界文学选读中。
第十一章探讨了普列姆昌德［滕伯德·拉伊（Dhanpat Rai）的笔名］和纳吉布·马福慈的托尔斯泰时刻，提供了托尔斯泰在西方之外影响的实例研究。两位作家都阅读了托尔斯泰的英译本，然而他们的兴趣所在截然不同，一位欣赏他的后期作品，另一位则称赞《战争与和平》。由于他俩均未能以流畅的魔幻现实主义面对世界观众，他们在国外的知名度受到了相当长的延误。帝国历史上出现的后殖民观点，对农民生活的强烈关注以及甘地与托尔斯泰的联系均在普列姆昌德的《下棋者》（The Chess Players，1924）和《尸布》（The Shroud，1936）中有所表现。这两部小说都与作为托尔斯泰后期代表作的《哈吉·穆拉德》存在启示性交流，虽然普列姆昌德也许只认识他此期的短篇。对安德烈王爵在奥斯特里茨战场昏迷情形的回顾，马福慈《两宫间》（Palace Walk）末尾英军射杀反殖民示威的场景，反映了对托尔斯泰截然不同的反应。我也欣赏《战争与和平》对马福慈以家庭为背景历史小说的样板作用，这种赞扬也肯定了更早期的拿破仑入侵俄国与他在埃及早期运动的
比较。
第十二章通过阅读此书，深化了此前对《哈吉·穆拉德》的讨论。小说发生在传统的欧亚边界，以一个与托尔斯泰自身文化全然不同人物的眼光来加以描绘。这个穆斯林主角表现了一种游移于现在看来是伊斯兰圣战与俄国领土扩张间的信仰动摇。在这早期殖民主义的背景中，主角的情况常常—但不总是—唤起当前中东事件的联想。托尔斯泰以他典型的性格丰富性，使主角的宗教动机复杂化，他显示了前伊斯兰传统的存活，个人和种族敌视的作用，精神追求和长期的残酷战争之间的冲突。爱情与婚姻逆转了先决，在《战争与和平》中只占第二位，虽然也是在这一领域，作品力图消除文化偏见。同时，因为《哈吉·穆拉德》也折射了托尔斯泰后期的道德和宗教态度，它的客观表层便展开并揭示了权威的偏见。这一方面破坏，另一方面却活跃了叙述。结果，在它设置的特性和复杂明显的价值之外，《哈吉·穆拉
德》避免了世界文学能为交叉文化的理解作些什么贡献的轻易答案。然而像托尔斯泰其他的小说一样，它提出了一些探索性问题。
《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写于作者自1910年逝世一百周年，旨在尽可能更广地拓展我们从他作品中汲取的观点。即使此书对他创作的性质和意义或许能产生新的影响，但其宗旨仍力求说明比较文学对交叉文化探求的益处，以期对世界文学运动做出贡献。很显然，托尔斯泰在这双重领域里都是中枢人物。他先以一种强烈的，但并非无条件的西欧归属感写小说，这联系着老式的国际主义比较研究模式，之后他寻求代以一种预示和挑战我们今日全球视野更广阔的世界观。在我们当前的跨越国界时期，不仅文化内而且跨地理文化区域都发生着文化流动，托尔斯泰介于西方和世界的事业为这更广的文学空间的出现和发展特色提供了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