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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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从红五军团到红五军(1)

从红五军团到红五军

郝成铭1937年1月红五军主力在高台县城与敌军血战九天八夜,最后遭到失败,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2000余指战员,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英勇献身。红五军的前身是红五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三大主力军团之一。回顾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辉历程,纪念革命先烈们的伟大业绩,不使后人忘记先辈们在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岁月为人民作出的无私奉献。

(一)宁都起义与红五军团的诞生

1931年12月14日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县城举行暴动,宣布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团诞生了。

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五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1930年春,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伐蒋介石,孙连仲奉冯命率第五路军参战。10月,冯阎反蒋战争失败,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改称第二十六路军,仍委孙连仲任总指挥,下编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七师。第二十五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旅,孙连仲兼任师长,后又任李松昆为师长;第二十七师辖七十九、八十、八十一旅,高树勋任师长。进步军官赵博生被任为该路军参谋长,董振堂被任为七十三旅旅长,季振同被任为七十四旅旅长。全路军共编12个团,号称2万人,实际不足1.9万人。

1931年夏,蒋介石迫令第二十六路军开往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受到红军打击后,退据宁都县城。该路军因系“杂牌”,受蒋系歧视,待遇很差,士气十分低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广大官兵纷纷上书,要求“回北方,打日本”。第二十六路军中早就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这时,地下党员乘势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先后发展赵博生等几十人入党。10月,秘密成立了特别支部,刘振亚任书记,袁血卒(又名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甘肃高台县人)任宣传委员。不久,又成立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特支分工刘振亚联系官长支部,袁血卒联系士兵支部,王铭五负责文件的起草与保管工作②见袁血卒:《忆宁都兵暴》,载《回忆宁都起义》文集第30页、3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对第二十六路军的歧视,引起了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广大官兵的不满。季振同和黄中岳曾多次公开表示“要当红军去”。12月初,赵博生和董振堂派地下党员袁血卒到中央苏区找刘伯坚联系起义事项。刘伯坚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到法国、比利时、苏联留学,大革命时期任过冯玉祥西北军的政治部副部长,曾利用合法身份对冯军进行革命启蒙教育,这时在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袁血卒几经周折,进入中央苏区,找到了老首长刘伯坚,又经刘伯坚引见,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

袁血卒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汇报了第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和起义的准备工作,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听了都很高兴。毛主席说:“二十六路军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你们过细的做工作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就搞局部暴动,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好的。”又说“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力量争取过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②。朱总司令鼓励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官兵搞好这次起义,为革命建功立业。叶剑英、刘伯坚还拟定了几条具体措施,主要内容是:用最大努力争取全部暴动,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起义后部队开到苏区;解决反动军官要坚决,行动要快;行动前一定要注意保密;万一起义不成功,暴露的同志要迅速离开宁都,到苏区来。见袁血卒《忆宁都兵暴》,载《回忆宁都起义》文集第36页。

起义前夕,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对起义的事又作了几次研究,决定乘孙连仲、高树勋都不在宁都的时机,举行起义,并派人到中央苏区向红军汇报、联络。赵博生派的是袁血卒,董振堂派的是地下党员郭如岳(甘肃临潭县人),季振同派的是营长卢寿椿。见苏进《回忆宁都起义》,载《解放军报》1981年12月12日第三版。这时,刘伯坚已进到宁都城南十多公里的固厚镇,就近支援二十六路军。他们在这里见到了刘伯坚,再次汇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刘伯坚代表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对二十六路军的义举表示热烈欢迎,明确告知了红军接应工作的部署。郭如岳等人从苏区回来,向赵、董、季作了汇报,大家都很兴奋,起义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起义的计划是周密的。12月14日下午7时许,赵博生在总指挥部驻地天主教堂二楼设下“鸿门宴”,邀请各旅长、团长赴宴。待这些人入席后,七十三旅和七十四旅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宁都全城各要点的岗哨,全部换成了七十四旅的人;三部电台全部关机,并分配可靠人员控制;通往城外的电话全部切断;全城戒严,城门关闭;地下党员直接控制的七十四旅一团一营,集合待命,准备包围二十五师李松昆的师部。八时整,正在一楼就餐的旅长、团长们的警卫员,被事先布设的伏兵(七十四旅二团三营)缴了械;在二楼的宴会上,赵博生立即向旅团长们说:“诸位,我有一件大事向大家宣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军人,不去打日本,却被蒋介石调来打自己的弟兄,算什么中国军人?现在我愿意带领众将领走一条光明的道路:暴动,参加红军,回北方,打日本。不同意的不要反对,我会发给路费,送你们安全出境”。参见孙毅《忆博生》,载《回忆宁都起义》第145~146页。赵博生这么一说,多数军官都同意,只有个别旅长、团长表示反对,当场被扣押起来。赵博生命令各旅长、团长留在原地,由指定的军官拿着他们的印章或手写命令,回去调动部队,到指定的地点集合待命。第七十三旅的部队即刻部署在总指挥部附近,待命行动。起义行动开始不久,李松昆已得到消息,跳墙脱逃,并拉走了驻在城外的一个团。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宁都起义成功了,除去李松昆带走的一个团外,第二十六路军包括一个总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计17000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参加了起义。见苏进《回忆宁都起义》,载《解放军报》1981年12月12日第三版。

起义后,部队开往中央苏区的石城县进行整编。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治委员,赵博生为参谋长,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部队分别编为第十三军、十四军、十五军,董振堂兼任第十三军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赵博生兼任第十四军军长,黄火青任政治委员;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左权任政治委员。中革军委从红一、三军团抽调了一批政工干部到五军团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五军团成立后,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观念得到大大提高,又在基层干部和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组织很快得到巩固。

(二)为保卫中央苏区而战

1932年2月上旬,红五军团整编刚刚结束,就参加了赣州战役,作为预备队,积极配合了主攻部队的作战。3月,中革军委调整红军编制,红五军团的第十四军编入红三军团,第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将红一军团的第三军编入红五军团;调周子昆任军团参谋长,赵博生任副总指挥。部队调整后,军委即组织东路军,攻打福建漳州,董振堂、赵博生率领红五军团配合红一军团东下,于4月20日攻占漳州,歼敌张贞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2000余人,缴获枪2000余支、炮数十门、飞机两架。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第10页,王清魁编蓍,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

6月,季振同被撤职,董振堂接任总指挥。7月,协同红一军团进行粤北南雄水口战役,与粤军六个团大战。作战中红五军团与敌发生肉搏战,用大刀砍杀敌千余人。此战,红五军团的“大刀队”杀出了威风,予粤军以沉重打击。8月,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红一、三、五军团协同作战,奋战半个月,歼敌三个旅,仅俘虏就抓了5000人。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第12页。10月中旬至11月初,红五军团又参加建(宁)黎(川)泰(宁)战役,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占领了黎川、建宁、泰宁三县的广大地区。

红五军团成立以来的一年中,先后参加大的战役四次,部队英勇作战,歼灭大量敌军,自身也付出沉重代价,伤亡近万人,加上外调部分,剩余部队已不满6000人。在纪念宁都起义一周年的时候,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董振堂和赵博生红旗勋章。

此后,红五军团领导班子多次变动,董振堂由总指挥改称军团长,朱瑞接替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赵博生任副军团长,陈伯钧、郭如岳、曹里槐先后任参谋长。由于部队伤亡较大,所辖部队多次整编。1933年1月,第十三军缩编为第三十八师,第十四军归建五军团后缩编为第三十九师。同年6月,第十五军归建,和第三十八师、三十九师合编为第十三师,下辖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由红十九军缩编的第三十四师划归本军团建制,下辖第一〇〇团和第一〇一团、一〇二团。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第74页、85页。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接着,红五军团又参加保卫中央苏区的多次重要战役。1933年1月参加金溪、资溪战役,协同三军团在金溪以南之黄狮渡消灭敌军一个旅,俘虏敌军1000余人。在战斗中副军团长赵博生牺牲。二三月间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本军团在宜黄以南之黄陂打伏击,协同一、三军团歼敌两个师,按着又在草台岗歼敌一个师大部,取得重大战果。在此次战役中,第三十九师受到重创,师长王树亚(甘肃甘谷县人)壮烈牺牲。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第47~48页。红一方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出版。

1933年10月,红五军团参加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0月22日,第十三师奉命强攻敌军设防坚固的资溪桥,连攻四天不下,部队损失很大,奉命撤出战斗整补。1934年3月在金溪、资溪、黎川等地作战,在资黎交界处之下梧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王铭五壮烈牺牲。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第52~53页。4月,协同一、三军团进行广昌战役,指战员同敌军英勇拼杀,予敌重创,但红五军团自身也损失很大。

(三)长征途中改称红五军

1934年10月,红五军团参加中央红军长征时董振堂仍任军团长,陈云为中央驻军团代表,李卓然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下辖第十三师(陈伯钧任师长,罗华民任政委)和三十四师(陈树湘任师长,程翠林任政委)。全军共六个大团,12100余人。长征途中,红五军团担任全军最艰苦的后卫任务。一路上,同追击的敌军英勇作战,掩护大部队前进,打退了敌军的无数次攻击,被称为“铁流后卫”。因为长征初期部队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动缓慢,给打后卫的五军团增加了作战难度。特别是渡湘江时,待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其他部队过了江,大批敌军已围攻上来,把第三十四师切割在湘江以东,全师5000余人绝大部分战死,只有少数人突围出来。湘江战役,红五军团折兵一半。12月中旬,红八军团撤销,所余1000余人全数补入红五军团。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再次整编,红五军团撤销师级机关,军团直辖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全军团不足6000人。2月,红一、三军团重占娄山关、遵义,消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红五军团成功牵制敌军九个团达七昼夜之久,为一、三军团歼敌,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5月初,红军强渡金沙江,红五军团在金沙江以南英勇阻击尾追的敌军六个团,顽强扼守阵地九天九夜,保证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李达、孙毅等《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见《回忆宁都起义》文集第4页。5月底,从泸定桥渡过大渡河,随后翻越大雪山,6月同红四方面军部队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