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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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三月三日节

前已叙述,三月三日节也是律令制国家的法定节日。作为节日行事,曲水宴可以说是三月三日节的重要标志。所谓的曲水宴,是指宴会在水边举行,水中浮杯,参加者依水而坐,赋诗咏歌。《怀风藻》是成书于751年的汉诗集,其中收录了若干首颂咏三月三日曲水宴的诗。例如调忌寸老人所作的一首五言诗“三月三日应诏”:

玄览动春节,宸驾出离宫。

胜境既寂绝,雅趣亦无穷。

折花梅苑侧,酌醴碧澜中。

神仙非存意,广济是攸同。

鼓腹太平日,共咏太平风。

调忌寸老人是参与大宝律令撰定的人员之一,大宝元年(701)左右故去。因此,该诗是7世纪末8世纪初之作,“折花梅苑侧,酌醴碧澜中”可以说映射出当时的曲水宴的画面。

三月三日曲水宴源自于中国。《荆楚岁时记》即载:

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杯曲水之饮。

三月三日行事本是三月上巳日的修禊之俗,并未固定在三日。先秦时代,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人们于溱水、洧水“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之故也”。汉代时,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涂,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洁之矣”。曹魏之后,上巳行事固定在三日举行。西晋以后,三月三日曲水宴开始盛行。至唐代,三月三日成为重要的节日,各代皇帝或举行大射仪式,或赐群臣宴于曲江池,等等。值得留意的是,在唐代的三月三日行事中,依然保留着祓禊的性质。例如景龙四年(710)三月三日,唐中宗“幸临渭亭修禊饮,赐群官柳棬以辟恶”;又如,白居易作有《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都佐证了这一点。

再看古代日本的三月三日节,在引入曲水宴的同时,上巳禊祓的意识也随之传入。在《怀风藻》收录的汉诗中,有一首背奈王行文所作的五言诗《上巳禊饮应诏》:

皇慈被万国,帝道沾群生。

竹叶禊庭满,桃花曲浦轻。

云浮天里丽,树茂苑中荣。

自顾试庸短,何能继睿情。

这首诗的写作年代不明,但推测可能是神龟年间(724-728)。诗作者在应诏诗中使用“禊饮”、“禊庭”等用语,表明上巳禊祓因素已经存在于当时的三月三日节宴会中。延历十一年(792)三月三日,桓武天皇“幸南园,禊饮,命群臣赋诗,赐绵有差”;翌年(793)三月三日,桓武天皇“禊于南园,令文人赋诗,五位以上及文人赐禄有差”。这两年的三月三日恰与三月上巳日重合,由此推测,桓武天皇的禊宴是基于上巳禊祓意识而举行的。

平安时代以后,大同三年(808),平城天皇以三月是桓武天皇及其皇后的登遐之月为由,下令停废三月三日节会。其后,虽然嵯峨天皇恢复了三月三日节,但是文献史料上重见曲水宴却是宽平二年(890)。此后,作为三月三日节行事的曲水宴再次盛行。《西宫记》记载了平安时代的曲水宴的仪式,概要如下:

a天皇出御。王卿参上。

b置纸笔于文台。敕令献诗题。博士书题,通过上卿进献天皇。天皇阅览。诗题定后,重新誊写一份,奏进天皇,同时抄题给参加曲水宴的文人。

c给酒肴,三献。奏乐。

d文人进文献序。

e展读文人所作诗文。

f适当之时,天皇给出自己所作的诗文(“御制”)。由讲师读御制。

g赐禄。

《日本纪略》中记载了若干三月三日曲水宴的具体诗题,例如宽平三年(891)的“花时天似醉”、应和元年(961)的“花水落桃源”、应和二年(962)的“仙桃夹岸开”、康保三年(966)的“春水桃花浪”等。又,在天德三年(959)的三月三日曲水宴上,村上天皇作诗“水映红桃色”。从这些诗题可以看出,平安时代的曲水宴也兼有赏桃花的性质。《年中行事秘抄》所引的〈宇多天皇御记〉载:

宽平二年二月卅日丙戌,仰善曰:正月十五日七种粥,三月三日桃花饼,五月五日五色粽,七月七日索面,十月初亥饼等,俗间行来以为岁事。自今以后,每色弁调,宜供奉之。于时,善为后院别当,故有此仰。

即在民间有三月三日食桃花饼的习俗,而且宽平二年(890)以后,宫中也遵循此习俗。《年中行事秘抄》同时还记载了三月三日食草饼的行事。桃花饼与草饼是否是同一种食物不得而知。关于食草饼的习俗,《文徳天皇实录》有如下记载:

此间,田野有草,俗名母子草,二月始生,茎叶白脆。每属三月三日,妇女采之,蒸捣以为糕,传为岁事。

据此,草饼是使用俗名为母子草的植物做成的糕。关于食草饼习俗的渊源,《年中行事秘抄》追溯至周幽王时代:

昔周幽王淫乱,群臣愁苦。于时,设河上曲水宴,或人作草饼奉于王。王尝其味为美也。王曰:此饼珍物也,可献宗庙。周世大治遂致太平。后人相传以作草饼,三月三日进于祖灵,其心矣。心悦无咎,草饼之兴从此始。

即草饼原是祭祀祖先的食物。又,根据《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时,荆楚之地的习俗是“取黍麴菜汁作羹,以蜜和粉,谓之龙舌絆,以厌时气”。黍麴菜即鼠曲草,俗名茸母,也就是日本的母子草。因此,日本的草饼可能就是类似于荆楚的龙舌絆的食物。如若确是如此的话,日本的三月三日食草饼也是与“厌时气”(镇时节的恶气)有关的习俗。

摄关时代以后,三月三日时,不仅有宫廷的公的曲水宴,而且还有贵族家的私的曲水宴。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摄关家的曲水宴。宽弘四年(1007)三月三日,时任左大臣藤原道长在其私邸举行了盛大的曲水宴,参加者包括公卿、殿上人以及文人等,水边设座,辰时下大雨,无奈从水边撤座,但是申时天放晴,复又在水边设座,依照唐代之仪,酒杯浮水而流,人们取杯畅饮,作诗,诗题是“因流泛酒”;翌日(四日),诗文作成,开始讲诗,其后赐物。与宫廷的三月三日曲水宴相比,贵族家的曲水宴具有时间上的变通性,不仅藤原道长家的曲水宴持续两日,而且宽治五年(1091),时任内大臣的藤原师通家的曲水宴是在三月十六日举行的,显示出贵族家的曲水宴只是单纯的水边诗宴,并不具禊祓性质的因素。另外,贵族家的曲水宴也是遵循唐代之仪举行的,由此也可见唐文化对贵族社会的深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