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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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年中行事的成立

所谓的年中行事,是指每年举行的时节恒例仪式。在平安时代的宫廷、贵族政治生活中,年中行事是仪式与时间的结合,具有维持国家秩序的重要意图。“年中行事”一词出现得比较晚,史料上始见于仁和元年(885)。这一年,太政大臣藤原基经献上了“年中行事障子”(屏风),并将之立在了内里的清凉殿中。依据现存的《年中行事御障子文》,藤原基经所献的“年中行事障子”上,写着一年中要举行的宫廷行事大约有近290项,显示出年中行事的成熟性。不过,年中行事的成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

根据《魏志》倭人传所引用的《魏略》记载,在3世纪以前,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并不知道“正岁四节”,只是依据“春耕秋收”的生产过程来计算一年的时间。6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历法通过百济传入了日本列岛。至推古朝(593—628)时,倭王权开始使用历日。在《日本书纪》所记载的推古十六年(608)的倭国致隋皇帝的国书中,就写有季节性的问候语——“季秋薄冷”。“季秋”一词指九月,是源自中国历的用语,由此也可以窥见中国历在推古王权的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应用。

7世纪以后,随着以大王(天皇)为顶点的中央集权体制一步一步地形成,与之相适应,中国的顺时行政的思想也逐渐运用至王权的统治之中。律令制国家成立后,规定每年的正月一日、正月七日、正月十六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一月大尝日为国家的节日。此外,令制还规定正月十五日进薪礼,正月中旬射礼、二月·八月释奠等礼仪。每至节日之时,原则上,朝廷都要举行相应的礼仪及宴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不举行节日行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因元明太上天皇于养老五年(721)的年末去世,翌年(722)正月元日,停止举行元日朝贺礼仪;延历十年(791)五月,因为“天下诸国频苦旱役”,桓武天皇诏令停止五月五日节宴,等等。节日行事的举行是以使用历日为前提的。根据令制规定,日本律令制国家的造历机构是阴阳寮,每年的十一月一日,阴阳寮将所造的翌年历送至中务省,由中务省向天皇奏上。上奏给天皇的历包括天皇用的御历和颁布用的颁历,其中,颁布用的颁历在上奏天皇以后,由太政官颁给中央官僚机构的诸官司,同时向地方的国司·郡司颁发颁历的抄本。十一月一日上奏给天皇的御历是具注历,即由历日和历注(列记历日的凶吉、禁忌等)构成的历。此外,天皇用的御历还有七曜历,是在每年的正月朔日上奏给天皇的。七曜历是记载日、月和土星、木星、火星、金星、水星运行的天文历。

阴阳寮造历时,所依据的历法是从中国传来的历法。推古十年(602),百济的僧侣观勒携带历书、天文地理书以及遁甲方术书至倭国,于是推古王权命令书生三、四人跟随观勒学习历法、天文、遁甲、方术。当时,观勒所教的历法极有可能是南朝刘宋的元嘉历。持统四年(690),持统天皇即位。其后不久,宣布并用元嘉历和唐朝的仪凤历(亦称麟德历)。文武元年(697),文武天皇即位后,元嘉历停用。天平宝字七年(763)八月,淳仁朝廷宣布“废仪凤历,始用大衍历”。大衍历是唐僧一行受唐玄宗之命编纂的历法,在唐开元十七年(729)至上元二年(761)期间,作为官历被唐王朝使用。显然,日本的天平宝字七年改历之时,唐王朝已经停用了大衍历。天安元年(857),历博士大春日真野麻吕向朝廷请求依据唐朝的五纪历造历。由此,五纪历开始与大衍历并用。五纪历是唐王朝在唐宝应元年(762)至建中四年(783)期间所使用的官历。贞观元年(859),渤海国使节给日本带来了当时唐王朝正在使用的《长庆宣明历经》。大春日真野麻吕试用唐的新历法之后,向朝廷奏请改历,建议使用宣明历。贞观三年(861),清和朝廷宣布停旧历,改用宣明历。宣明历一直沿用至江户时代的贞享元年(1684)。中国历法的长期使用,也就意味着在古代日本的时间意识中,存在中国因素的嵌入。

进入9世纪后,历注受到贵族社会的极其重视。大同二年(807),平城天皇以历注“并出堪舆杂志,非举正之典”为由,诏令删除历注。但是弘仁元年(810),公卿们上奏嵯峨天皇请求恢复历注,认为“历注之兴,历代行用,男女嘉会,人伦之大也;农夫稼穡,国家之基也”。由此可以看出,贵族社会把历注视为人们生活活动的原点,即历的时间观念已经深深地嵌入贵族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将礼秩序与时间秩序相结合的仪式编纂事业也被进一步推进。弘仁十二年(821),嵯峨天皇命令时任右大臣的藤原冬嗣等7人编纂仪式书,即《内里式》。在〈内里式序〉中,有如下叙述:

盖仪注之兴,其所由来久矣。所以指晓舆人纳于轨物者也。皇上虽以樽酌,节文未具。览之者多歧,行之者滋惑。(中略)於是,抄摭新式,采缀旧章,频要修缉,□斯朝宪,取捨之宜,断于天旨,起于元正,讫于季冬,所常履行,及临时军国诸大小事,以类区分,勒成三卷,庶其升降之序,隆杀之仪,披文即晓,临事靡滞,各修厥职,守而弗忘,众奂阅书,义近于此。

据此可知,在《内里式》编纂以前,早已存在有关诸仪式的规定(“仪注”);编纂者们对“旧章”“新式”进行整理、汇总及补正后,由嵯峨天皇决定内容的取舍;《内里式》由3卷构成,依照一年的时间顺序,记载自正月至十二月在宫中举行的恒常·临时行事的仪式。尽管《内里式》是弘仁十二年(821)以前的宫廷行事的集成,但是至淳和天皇时代(823—833),宫廷行事的仪式又有了新的变化,为此淳和天皇命令时任右大臣的清原夏野等4人对《内里式》进行修订。天长十年(833)二月,清原夏野等人呈上了修订版的《内里式》。《内里式》的现存本中所收录的恒例行事主要有正月的元正受群臣朝贺式、七日会式、八日赐女王禄式、上卯日献御杖式、十六日踏歌式、十七日观射式,四月的奏成选短册式、贺茂祭日警固式、奏铨拟郡领式,以及五月五日观马射式、五月六日观马射式、七月七日相扑式、七月八日相扑式、九月九日菊花宴式、十一月进御历式、十一月奏御宅田稻数事、十一月新尝会式、十二月进御药式、十二月大傩式等。根据学者的研究,《内里式》现存本的内容只是原本的部分抄录或残阙本,原本的篇目多于现存本。与前述的令制规定相比,《内里式》所记宫廷行事的数量、内容都有明显的增加,折射出9世纪初期的年中行事的发展。

贞观年间(859—877),《贞观仪式》编纂而成。一般认为,现存的《仪式》即是《贞观仪式》。《仪式》由10卷组成,内含有关祭祀、恒例·临时行事等仪式共77项,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比《内里式》更为丰富、详细。由此可以窥见宫廷行事逐渐扩充、细化的趋势。年中行事体系正是在这种趋势中被确立。

依据行事的内容,平安时代的年中行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政务系行事、节日系行事、神事·佛事系行事。限于篇幅的关系,以下选择节日系的若干行事为探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