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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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平安时代“贵族”的范畴

贵族政治的形成、发展以及衰退是平安时代近400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8世纪初确立的日本律令制的位阶制度,从正一位至少初位下,共有30阶,其中三位以上者称为“贵”,四、五位者称为“通贵”,也就是说,五位以上皆被视为贵族。这些五位以上的贵族不仅在经济上、刑法上享有特权,而且依据他们各自的位阶,其子孙只要满21岁,就可以自动获得一定的位阶(即所谓的荫位制),由此确保贵族的子孙能够比较快地升至与父辈同等的地位,以便于贵族阶层的延续。此外,律令制下的位阶与官职之间基本遵循官位相当制,即官与位之间相对应的关系,例如,左右大臣之职对应的位阶是从二位,大纳言之职对应正三位,大宰帅(大宰府长官)之职对应从三位,八省卿(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各省的长官)之职对应正四位,八省辅(各省的次官)之职对应五位,等等。由此,五位以上的贵族占据了律令制国家机构的中枢要职。

桓武朝(781—805)以后,朝廷开始将氏姓授予外戚、皇子、近臣以及有才能的官人,与以往的氏姓多源于地名或者神话传说不同,新授予的氏姓大多是新造的氏姓,如滋野朝臣、滋善宿祢、源朝臣等,这意味着一个与天皇密切关联的、新的贵族集团的形成。

为了加强王族、贵族子孙的教育,大同元年(806),平城天皇发布敕令:

诸王及五位以上子孙,十岁以上,皆入大学,分业教习,依荫出身,犹合上寮,经一选□□□大舍人。但情愿者听之。

依据此令,王族以及五位以上的贵族的所有子孙,只要年龄在10岁以上,都必须进入大学学习。在大学学习的学生,被规定必修《孝经》、《论语》二经,选修《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等。每门课每10天一次考试(旬考),年终再接受一次考试(岁试)。因此,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在大学修得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嵯峨天皇于弘仁三年(812)发布的敕令中,就明言对王族、贵族的子孙在大学的学习状况表示失望,称他们是“朽木难琢,愚心不移,徒积多年,未成一业”。弘仁十二年(821),时任右大臣的藤原冬嗣为了帮助本氏族的人完成学业,设立了氏族的学舍——劝学院,以保证藤原氏的子孙能够顺利地出仕任官,从而延续藤原氏的贵族阶层。此后,其他有能力的各氏族也纷纷效仿藤原氏,设立本氏族的修学院,例如橘氏的学馆院,出自皇室的在原氏、平氏、源氏的奖学院等。与此相对,那些无法援助本氏族人修学的氏族,其氏人的子孙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在贵族之外。

9世纪中叶以后,五位以上的贵族集团渐渐解体。首先,能够进入政治核心层的贵族范围逐渐缩小。在律令官制的组织结构中,太政官是统辖国政的机构,由议政官、外记局(相当于议政官的秘书局)、左右弁官局(负责议政官与诸司、诸国之间的行政事务联络)等构成。其中,审议国政的议政官由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中纳言以及参议(参议的位阶皆为四位以上)构成。平安时代以后,议政官的官人总称为“公卿”,而公卿的候补者,基本上都出自藤原氏、嵯峨源氏等特定的氏,即太政官的官职趋向世袭化。另一方面,那些与上层官人逐渐无缘的贵族或下级氏族中,也有不少凭借明经、纪传、明法等诸道学问,或者医、阴阳、历、武艺等特殊技能,获得可以接近天皇或上流贵族的官职。11世纪以后,学问性或技能性的官职作为特定的氏的家业,也成为代代相袭的世袭性官职。在这种官职世袭化的趋势下,既非出自上流贵族,又不具有专门学问或技能的氏族的人,甚至是具有五位位阶的人,只能在朝廷的官司或上流贵族的家政机关中,担任中下层职员或从者。

其次,宇多朝(887—897)时期,朝廷的新的身份制度——升殿制成立。所谓的升殿,是指可以登入天皇居住的清凉殿的南厢的资格。清凉殿位于平安宫内里(禁中)内,原来只是天皇日常生活的空间,后兼为天皇问政的殿舍。具有升殿资格的官人被称为殿上人,是近侍天皇的官人。五位以上的官人中,只有一部分被赋予升殿资格,而且每当新旧天皇交替之际,新天皇都要重新任命殿上人,组成围绕在新天皇身旁的近侍官人集团。升殿资格的有否,乃是体现官人与天皇之间亲疏关系的标志,将五位以上的官人集团分为天皇的近臣集团以及非近臣集团。属于近臣集团的贵族,不仅自身具有升殿资格,而且其未成人的子孙也被允许升殿(“童殿上”)。

随着五位以上的贵族集团的形骸化,贵族的范畴也越来越倾向于公卿、殿上人等官人集团。平安时代,由于政治核心层的官职世袭化以及依存于天皇的近臣集团的形成,天皇君主地位的稳固及其政治上的统合作用,成为贵族政治延续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因此,表现君臣关系、上下关系的礼仪,尤为受到天皇与贵族的重视。即使天皇年纪尚幼,不问政事,但是在举行大尝祭等反映天皇统治正当性的礼仪时,幼年的天皇也必须出席,以强调其君主的地位以及君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