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４年初，叶公超创始主编了这个月刊，只出了三期，林徽因在这个刊物第一期上发表了她最放异彩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对于这篇小说，李健吾先生作出过极高的评价，他说：“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朴实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指《九十九度中》），最富有现代性；惟其这里包含着一个个别的特殊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
在这样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机体。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做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我简直要说透明。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出她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
林徽因写过意识流小说，这就是《九十九度中》。它写一天之内的处于“九十九度中”高温天气的北平各阶层人物，通过人物的内心世界来表现他们的思想意识，使各阶层人物构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在卞之琳看来，比起徐志摩的小说，“更显得有意学维吉妮亚·伍尔罕（按：即费吉尼亚·吴尔芙）而更为成功”。确实，我们不难发现，这篇小说除了意识流的艺术特征之外，叙述结构也类似费吉尼亚·吴尔芙的长篇名作《达罗卫夫人》，只不过《达罗卫夫人》把叙述视角分别限制在以并不相关的两个主人公为焦点，交替进行，平行发展，而《九十九度中》则是分别以一系列的人物为中心，类似于“散点透视”，当然，还有一点更为明显的相似之处：《达罗卫夫人》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伦敦，时间长度是一天，而《九十九度中》则是在中国的故都北平，时间长度也是一天。
林徽因虽然只写过６篇小说，但说来也许让人奇怪，她所受到的艺术影响，历历分明，反倒比徐志摩更容易看得清楚。其实，道理很简单，林徽因毕竟不是专门的小说家。以《模影零篇》为总题的那一组小说中，《文珍》和《绣绣》两篇，明显有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那种艺术风格。没有情节，片断化；人物的言行、瞬息即逝的情绪和普通的生活场景，都有潜在的意味。还有叙述，都是通过成人来回忆童年时代的关于别人的故事，叙述者显然有能力透视童年时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但叙述者在叙述到当年的故事时，完全又是让自己回到童年，叙述视角由成人转换到不明世事的儿童，这是典型的“含蓄叙述”一种类型，这些都是曼殊斐儿小说的明显艺术特征。
曼殊斐儿的名作《幸福》，叙述视角限制在以女主人公为视角焦点，但叙述者的透视限度控制得很节制，只限于表现女主人公的感受及微妙的心理变化。最后，当女主人公发现丈夫与别的女人交换的一个眼色，马上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直是被欺骗的。很显然，小说一开始所表现的女主人公对家庭、对生活的那种幸福感，从此将不复存在了，但小说也就到此结束了，点到为止，给读者回味，有一种和女主人公一样的恍然大悟式的“顿悟”。
那么《文珍》本该仍是灰暗的色彩，却代之以明亮。大户人家的吉公最终未能挣脱时代于他命运的左右，而出身卑贱的女佣文珍是把命运坚决攥在自己手中。作者不再满足表示同情于穷困者，进而挖掘他们身上至美的精神品格。作品没有点明文珍出走之后的结局，不排斥或将更惨，可是单这灿烂的人生一搏，足够振奋人心，有文珍们在，社会才有望。
另一篇名作《园会》，写一个富裕家庭的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筹办在花园中举行的聚会。恰恰此时他们家不远处的贫民区里，一个家庭的男人死了，留下妻子和几个幼小的孩子。此事给筹办聚会的孩子以很大的精神刺激，惶惑“人生是不是——”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不可能理解的问题，感到莫名的恐惧与不安。小说没有什么情节，仿佛是几件并不相干的普通小事串连在一起，却写得意味深长，令人回味。《吉公》的篇幅仅是《九十九度中》的一半，而其内容之丰富并不亚于后者，渗透着深沉的历史感。小说借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反射出时代画影，给读者诸多方面的启悟、思考，某些方面至今未必失去其现实意义。
若说《吉公》的色彩略显灰暗的话，至于《钟绿》中的钟绿，《绣绣》中的绣绣，皆是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它写美的幻灭，凄艳动人，诗意浓郁，不妨谓之小说诗，堪称中国现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这后四篇以主人公名字命题的小说，冠以“模影零篇”的总题，是都有其生活中的原型。
林徽因小说虽仅有六篇，但已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审视题材的深刻，结构内容的周密，表现手法理智而隽永，文体上的纯正、雅致，乃至语言简洁，描写精细，均见出作者所受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内在影响，形成一种兼有古典意味的现实主义风格，放置京派诸多名家之中，既反映京派的一般风貌，又卓然自成一家。那柔曼、温婉自是男性作家如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师陀所不备，即使与京派中同为女性的凌淑华亦大异其趣。论其艺术的精湛当在不少颇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上。
林徽因在《深笑》这首诗中，把笑喻为“细香无意”可真是传神致极了啊！她探问高塔：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的鸟雀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云天？”
梁从诫说：“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着痕迹。”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至于小说，问题恐怕复杂一些，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林徽因的小说，与其说受到徐志摩的影响，不如说受到徐志摩推崇并介绍的曼殊斐儿的影响，还有吴尔芙夫人的影响；并且，无论是曼殊斐儿还是吴尔芙夫人的艺术风格，比徐志摩来得更为纯正一些，也更有成就。
诗心将她的劳累诗化了，所以，她不停地劳动。１９４５年在重庆，美国胸外科专家里奥·埃娄塞尔博士发现她的双肺和一侧肾已被结核菌严重侵染，测其寿命不过５年。可她并不去探问这个检查结果，似乎都明白了。便悄悄地、匆匆地汇集一批又一批建筑资料，写论文，写诗，显得分外忙碌。此时她写了《人生》这首诗，诗中说：“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者。”
凡林徽因的朋友，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过她对戏剧的狂热。卞之琳说林徽因“酷爱戏剧”；费慰梅说“戏剧曾强烈地吸引过她”；梁从诫也说“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林徽因热衷于戏剧，是包括传统戏曲和新剧在内的兼容并蓄式的爱好，她“疯狂地喜欢梅兰芳”，“为能把传统戏曲带进２０世纪节奏的前景而喜欢”（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新剧的爱好，后者在当时尚属新生，林徽因也算开风气的实验者。
１９２５年，余上沉、闻一多、梁实秋等留美学生在美国组织“中华戏剧改进社”以倡导新剧，林徽因是主要成员。在留学的时候他们心比天高，满脑子都是艺术理想，林徽因也是其中一分子。他们发函邀请国内新月社成员参加，建议在北京大学开设“戏剧传习所”，并设想归国后由闻一多办一所大门户之见的艺术大学，“有梁思成君建筑校舍，有骆启荣君担任雕刻，有吾兄（按：指闻一多）儒写壁画，有余上玩、赵太悻君开办剧院，又有园亭池沼花卉草木以培郭沫若兄之诗思，以逗林徽因女士之清歌，而郁达夫兄年来之悲苦得借此消释”。
把为正统文化所排斥的戏剧视为艺术理想的一部分而心向往之，林徽因的这种心态，与家族的传统有关。林家虽为书香门第，却从不固守清高，拘于经史。从林徽因祖父林孝询起，就有务“旁门左道”的历史。林孝询身为光绪朝翰林，不仅自己习武好艺，研习医术，并让子侄个个学习，这在当时已属少见。到了父亲林长民，留学既早，眼界又宽，再加上从小的开明教育，见解更是远出同辈。他为林徽因的艺术天分而欣喜，平时对林徽因的艺术理想也多加鼓励甚至指导。
１９２４年泰戈尔访华，林长民以半百年纪登台与女儿同演泰氏名剧《奇特拉》，当时《晨报》连篇累犊介绍演出状况，称赞“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纵是“美谈”付诸实施也需要勇气与眼界，以娱耳目是一回事，身体力行又是另一回事。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出演爱情戏，林徽因的作为，就得不到梁启超夫人李莫仙的谅解。
所以，应该说，是林家的气氛、林家的空间鼓励了林徽因对戏剧的兴趣。１９２７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士学位后，林徽因随后就转往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足见心情之迫切、态度之严谨，她是认认真真把戏剧当做了艺术来对待。
回国后林徽因在研究古建筑之余，一直念念不忘对戏剧的尝试。她对戏剧的努力，主要体现在新剧的创作以及舞台美术设计两个方面。
１９３７年，林徽因创作的四幕剧《梅真同他们》发表于《文学杂志》，剧本描写一个大户人家的丫头梅真，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作用下的环境里，所经历的独特的人生际遇，以及由此带来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
虽然是头一部也是惟一一部剧本创作，林徽因在《梅真同他们》中表现出的技巧的纯熟却令人叹服，从情节对白，不难看出精彩一二；口语化的白话文运用收放自如，人物对白个性鲜明、动人逼真、剧情紧凑干练、高潮迭起。林徽因自己在附致编者的信中说明了自己的创作宗旨与创作意图：“我所见到的人生戏剧价值都是一些淡香清苦如茶的人生滋味，不过这些场合须有水一般的流动性……像梅真那样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在李家算是一个丫头，她的环境极可怜难处。在两点钟的时间限制下，她的行动，对己对人的种种处置，便是我所要人注意的，这便是我的戏。”
《梅真同他们》原计划写四幕，实际上只写出三幕。抗战的开始中断了林徽因的写作计划，不少热心的读者也曾追问林徽因：梅真后来怎样了？林徽因笑答：抗战去了。
作为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设计的第一人，林徽因还曾经为天津南开新剧团公演的话剧《财狂》担任舞美设计。《财狂》改编自１７世纪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吝啬人》。故事叙述一个富裕的守财奴韩伯康，即使对自己的儿女也一样吝啬，他因为不肯出嫁妆，便将女儿韩崎丽许给一个年老的商人陈南生，韩崎丽的情人梵籁为求爱情的圆满不得已去韩家做账房先生。韩伯康一心要娶儿子韩可扬钟爱的姑娘木兰为继室；儿女束手无策之际，他们的仆人费升将守财奴的大皮包——全部生命财产之所在——偷了去，结果是逼他答应不娶木兰。有情人终成眷属，却发现木兰与梵籁原来是陈南生的儿女。韩伯康得回股票，大喜过望，继之股票跌价，伏地不起，全剧结束。
应该说《财狂》的成功，是张彭春、曹禹、林徽因的成功。尤其是林徽因，她以舞台美术的专业素养，以不俗的眼界与功力，为舞台剧作美术设计，一生就只此一次，单只因这是惟一一次，就值得纪念，更毋宁说她的匠心独具获得了如潮的好评，《财狂》公演，林徽因成为报界关注的焦点。
此剧一出，好评如潮连篇累读，不惜笔墨赞叹，足见演出之盛况。林徽因出奇不意，一时在冷僻的学术圈外，获得了明星般的轰动效应，这是戏剧界的华彩所在，也是林徽因内在才艺，多年修炼一朝示人后必然的结果。